十二次的名称依次是星纪 玄枵 诹訾 降娄 大梁 实沈鹑首 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这些名称大都与星象有关。星纪的中央在牵牛宿的初位，相当于冬至点。玄枵相当于二十八宿的虚宿和危宿，虚宿的星象本有废墟之状，即空虚的意思，故称玄枵。诹訾亦称豕韦，与分野的分配有关。降娄的中央中娄4°，相当于春分点，和奎娄同音，本是星名。大梁和实沈的名称来自分野的分配。鹑首、鹑火、鹑尾是由于与朱鸟类似的星象而得名；鹑首的中央中井31°为夏至点。寿星相当于二十八宿的角、亢二宿，其中央中角10°为秋分点。大火即心宿二（天蝎座α），本为星名。析木的意义不明。
陈遵妫先生认为，十二次的制定既然与确定岁星十二年周天运行有关，它的创立当在熟知五星运行的时代，即在战国中期。考虑到十二次和分野是同时代制定的，因而十二次大约是在公元前400 年前后制定的。由于二十八宿的划分是不规则的，十二次则是等分度的，所以十二次的创制应在二十八宿之后。
二十八宿的制定主要是历数家用来表示日月的位置的，十二次的制定固然也可用于观测日月的位置，但主要是占星家用来表示五星的位置的。中国古代的占星术认为，天上某一部分星宿与地上某一区域相应；该部分星宿中发生的某种星象变异，会使与它相应的地上区域发生某种事件或灾祸。这种把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区域相互对应的分配法，就是所谓"分野"概念。至于天象与地面的具体对应关系，各种史籍不尽相同。分野说以星象占卜相应地区的吉凶，当然是一种伪科学。但这种占星术很能引起当时人们对星象观测的重视，从而促进了天文学精密化和定量化的进程。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家，都擅长这种占卜，所以被人们称为星占家。因此，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对分野说的作用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3. 五行星运动（1）五星运行周期我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水、金、火、木、土这五颗行星了，它们在天空中移动的路线总在黄道附近，而且很明亮。但在早期的典籍中，提到五星的不多。《尚书·尧典》中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七政"即指日、月、五星共七个天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中有"明星有烂"，都是指金星。
到了甘德、石申的时代，对五星运行现象已有了初步的描述。1974 年初，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葬于公元前168 年）出土的帛书中，用6000 多字的巨幅，记述了关于五行星的运动。这部帛书被称为《五星占》，它保留了甘、石二氏天文书的一部分内容，并在最后三章中列出了从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到公元前177 年汉文帝三年共70 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和五大行星的会合情况。《五星占》充分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到秦汉初期关于五星运行的研究成果。
我国古代关于五大行星有另一组专有名称，分别称为岁星、荧惑、填星（镇星）、太白和辰星。五星又称五纬。《谷梁传序疏》称："五星者即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是也。"《汉书·律历志》称："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所以在五行说盛行之后，才用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属性与五星搭配，以岁星为木之精，荧惑为火之精，填星为土之精，太白为金之精，辰星为水之精。帛书中也称："东方木，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西方金，其神上为太白，是司日行"；"南方火，其神上为荧惑"；"中央土，其神上为填星，宾镇州星"；"北方水，其神上为辰星，主正四时"。这是后来形成现在的五星名称的由来。
五星中最先被清楚认识的是木星。这可能与它在一年中被人们看到的时间很长而且比较明亮有关。大约在公元前20 世纪以前，古人就知道木星是颗行星了，并知道它12 年绕天一周。周初时期已用推算岁星的位置来占卜吉凶了。由于岁星大体上12 年绕天一周，按12 次的星象之分，它每一年在一次，所以被用来纪岁。杨泉《物理论》说它"岁行一次，谓之岁星"。不过到公元前400 年前后，大约已知它绕行一周天不是整12 年了。到了汉代的《太初历》中，就以11.92 年作为岁星的周期。《后汉书》又以11.87 年为其周期，与现代精确值11.86 年已极接近了。岁星又名摄提、重华、应星、纪星。《史记·天官书》云："义失者，罚出岁星。"
古人称火星为荧惑。它有火红的颜色，荧荧似火而且光亮常有变化，运行轨迹也进退不定，错综复杂，令人迷惑，故名"荧惑"。《淮南子·天文训》说荧惑司刑罚："荧惑。。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辩变其色，时见时匿。"《史记·天官书》也云："礼失，罚出荧惑。"据《开元占经》所引可知，甘德、石申已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 年（现代值为1.88 年）。
古人测知土星28 年绕全天一周，一年走二十八宿的一宿，好像巡行镇压二十八宿一样，故称镇星，又叫填星。《五星占》载土星在恒星天球上运行的周期为30 年，比现代的值29.46 年只差0.54 年。《淮南子》和《史记》为了符合土星一年镇一宿，所以说它28 年行一周天。
金星古称太白，也叫启明、长庚。它光色银白，耀眼夺目，是全天最亮的星，所以很早就记载于古籍中了。《诗经》中说的"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就是把晨前现于东方的金星称为启明，把夕暮现于西方的金星称为长庚。金星在恒星天球上运行的周期为224.7 天，战国时期尚未记载它的周期，直到汉代《太初历》中才说它的周期为一年。
水星离太阳最近，不超过一辰（30°），并附随于太阳左右巡行十二辰，故被称为辰星。水星在恒星天球运行一周的时间为88 天，《太初历》说是一年，这可能是因为它紧随太阳一起运行之故。在没有"日心说"思想的古代，对于金星、水星这些极靠近太阳的内行星的运行周期，是很容易和太阳的视运动周期混为一谈的。
（2）五星运行的会合周期古人观测五星是与占星术密切相关的，即以五星的运行占卜吉凶。《五星占》中有："大白与荧惑遇，金、火也，命曰乐（铄），不可用兵。荧惑与辰星遇，水、火［也，命曰■，不可用兵］，举事大败。"就是说象征金神与火神的二星相遇为"铄"，火神与水神的二星相遇为"■"，都不可用兵，用兵则败。五星的所在位置以及它们的合离变化，都预示着吉凶祸福，所以古人对五星的行度和会合十分重视。在甘石星经和《五星占》中，都有五星会合周期的观测结果。
现在知道，五大行星和地球都在围绕太阳运动。对于水星和金星这些内行星来说，它们仿佛总在太阳两边摆动。当它们离地球最远，正好和地球分处于太阳两边，三者成一条直线方向时，就叫作上合；当它们离地球最近，正好走到太阳与地球中间而成一直线方向时，叫作下合。无论上合或下合，行星都会被太阳强烈的光芒所掩没，这时的行星是无法看到的。对于火星、木星、土星这些外行星来说，走到离地球最远时，正好和地球分处太阳两边，从地球上来看它们正好与太阳在同一直线方向，这叫合；当它们离地球最近、亮度最大、地球正处在太阳与外行星之间时，叫作冲。
内行星从上合到下一次上合，或从下合到下一次下合；外行星从合到下一次合或从冲到下一次冲的时间，就叫作行星的一个会合周期。
甘、石测得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26 日，《太初历》给出为115.91 日，现今测定值为115.88 日。由《开元占经》的引文还知，甘、石测定的金星的会合周期为620 日和732 日，而帛书《五星占》记为584.4 日，与现今测定值583.92 日极为相近。帛书中还提到了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恰好等于八年。《五星占》根据这一结果列出了金星70 年的动态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关于木星的会合周期，《开元占经》引甘氏数值为400 天；帛书记为395.44日。《太初历》则记为398.71 日。《汉书·律历志》记为399 日。这与现代值398.88 日很接近。
火星的会合周期约为780 日，这个"晨始见"之间的日期在《汉书·律历志》中已有记载。
土星的会合周朗，帛书记载为377 日，比《淮南子》和《史记》都准确，现今测定值为378.09 日。
（3）行星的顺行和逆行五星的真实运动，都是和地球一样自西向东绕太阳公转的，它们的运行轨道都是以太阳为一焦点的椭圆轨道，而不是环绕地球运转。我们从地球上观察五大行星在星座间的巡天运动，实际上是它们在恒星天球上的投影的变化，称为视运动。行星的视运动，不仅有自西向东的移动，叫作顺行，而且还有自东向西的移行，叫作逆行。在从顺行改为逆行或者由逆行改为顺行的时候，看起来它们在这段时间好像停留不动，这叫作留或守。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已经观测到这种逆行现象。《史记·天官书》说："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返逆行。"《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无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隋书·天文志》则说："古历五星并顺行，秦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并时，自有差异。汉初测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这些说法虽不完全相同，但看来都说到甘、石已发现行星的逆行，而且知道外行星（火星）和内行星（金星）都有逆行，这还是可信的。《开元占经》引，"甘氏曰：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石氏曰：东西为勾，南北为巳"。甘氏将顺行转逆行称为勾，将逆行再转顺行称为巳；石氏将东西向的拐弯称为勾，将南北向的拐弯称为巳。他们所用的术语意义虽不尽同，但都用了"勾"、"巳"，而且用"巳"字描绘行星逆行弧线的形状，是很形象的。
帛书《五星占》第二章中有"其逆留，留所不利"，第三章中有"其出东方，反行一舍"等说法。第九章最末一段，还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这样几个阶段，而且说明第一次顺行是先缓后急，第二次顺行呈先急、益徐、有益徐等不同的运动状态。这说明当时对一个内行星的顺行、逆行、留和疾徐变化等情况已有了全面细致的观测，其结论基本是符合事实的。行星的顺行、逆行和留的现象，虽然十分复杂，当时也难以解释其原因，但我国古代由于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观测资料，因而有利于对行星的未来运动和位置作出基本准确的预告，这也是我国古代天文观测上的一个重要成就。4. 异常天象的观察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日月食一类异常天象的发生，特别是因为统治者把日月食的发生看作是"上天示警"的征兆。所以我国也就有了世界上最早而且最完整的日食记载。
中国最早的日食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事）见于《书经·胤征》篇："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当时尚无"日食"的说法，"辰弗集于房"一语按《通鉴纲目》云："辰日月之会；房，所舍之次；集，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食可知。"所以，这里说的是一次日食。据考证，这次日食大概发生在夏代仲康年代，约公元前2137 年前后。当时的天文官羲和由于酗酒未能准确预报这次日食而被杀头。这似乎说明《书经》成书时代（公元前8-前5 世纪），即春秋时代，已经能够预报日食了。所以春秋以后的日食记录应当是较准确的。
春秋以后的242 年中，有史可考的日食记录就有37 次，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日食记录。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记载日食36 次，《谷梁传》记载37 次，《左传》记载37 次；其中未写干支的3 次，干支不符的2 次。经考证，共有33 次是可靠的。春秋以后的日食纪事，都有史可考，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其中战国时期的共有14 次。这些日食记录的数量之多和准确程度，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无与伦比的。
关于日食的成因，史载石申已经知道日食与月亮有关，日食必发生在朔或晦。现在我们知道，日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太阳和地球之间遮蔽了太阳光所致，所以它必然发生在朔时。
《左传》记载："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公元前687 年3 月16 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也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据考证，世界上第二次天琴座流星雨（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15 年）的记载，也是中国作出的。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史书上关于流星雨的记载，至少有180 多次，这是关于流星雨研究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关于流星坠地为陨石的事迹，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记载。《春秋》记载鲁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左传》明确指出为"陨星也"，说明已认识到陨石是天上的星陨落而来的。《史记·天官书》更准确地说："星坠至地，则石也。"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不少关于一些明亮彗星的记载。《春秋·文公十四年》记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公元前613 年的事。《晋志》称："孛亦彗属，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据考证，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有秦厉共公十年（即周贞定王二年）冬，"客星见七十五日"。这可能是公元前467 年哈雷彗星再现。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的平均周期约为76 年，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 年）起，到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 年），哈雷彗星共出现29 次，我国每次都有详细记载。西方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是公元66 年。
我国历史上关于各种彗星的记录共约500 余次，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约15 次，如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 年）"六月甲戌，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指出彗尾向西延伸达到银河。我国古人虽把彗孛视为灾异之兆，用于占验，但观测之勤，记录之详，为现代关于彗星轨道和周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到战国时代，我国对于彗星的观测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关于彗星形态的不少知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就绘有29 幅彗星图。据考证，这些图形大概是楚人汇集的观测结果。这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文献。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彗星有多种形态，彗尾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弯有直，条数有多有少；而彗星的头部，有圆圈、圆点，还有在圆圈中套有小圆的。这看来不是随意画出的，因为现代将彗头分为N、C、E 三类，帛书中所画圆形头部中还有一小圆的，可归于E 类彗星；只有一个圆形彗头的，属于C 类；画为一个大黑点的，当为N 类彗头。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天文家们对彗星观察的精细程度，他们已注意到了彗头还可分为彗核和彗发两部分。帛书中的这些图下，都有名称和占卜文字。在29 幅彗图中，有名称18 种，其中一半都是在其他古籍中未见到过的。所以，帛书彗星图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历法春秋战国时期，在历法的制定上，我国取得了以《四分历》为代表的阴阳合历的重大进步。
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出"钦若昊天，敬授民时"，说明当时观测天象的重要目的，是根据自然变化确定一年的季节，编制历法，以指导农事活动，安排日常生活。所谓历法，就是根据天象变化规律，连续计数时日，判断气候变化，预知季节更替的法则。历法的内容包括回归年长度的确定，每月日数的分配，大、小月的安排，节气的排布，调和节气的闰月的插置等。我国古代的历法还包含有更丰富的内容，如五星运行与日、月食的推算等。
1. 四分历春秋后期，产生了一种取回归年长度为365■日，采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周的历法--"四分历"。在欧洲，罗马人从公元前43 年采用的儒略历所确定的回归年长度与此相同，但要比我国晚500 年。而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古希腊的默顿也是在公元前433 年才发现的，也比我国晚100 年左右。这说明，我国的四分历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十分先进的，也标志着我国的历法制定已走上成熟。
作为阴阳历基础的天文常数，是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所以，制定历法的第一步，即岁实（回归年）和策朔（朔望月）。
年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运动周期为基础的时间单位。由于古人认为地球是静止的，所以就以太阳在天球上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为一年。所谓回归年，就是太阳在天球上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或冬至点的时间间隔。我国古代天文家把冬至作为一年的起算点，因此，只要准确地连续测定两个冬至点的时间，就可以定出回归年的长度。春秋时期把冬至叫作"日南至"，因为冬至那天日中太阳的高度最低，被认为是太阳处在最南端的位置，所以叫作"日南至"。据《左传》记载，我国最早的冬至时刻的测定，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 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 年）二月己丑两次，这是用圭表测定的。
据被认为是在战国后期或秦朝初年成书的《周髀算经》记载，我国从西周时代，就开始使用一种最简单的观测工具--周髀。《周髀算经》卷上之二载："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髀算经》赵注："伸圆之周而为勾，展方之匝而为股。"又据《晋书》："表，竿也。盖天之术曰周髀。髀，股也。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这说明，周髀即圭表，直立于平地上的标竿（或石柱）为股或表，正南北方向平放于地上的尺为勾或圭，二者互相垂直而组成圭表。从《考工记》可知，战国以前人们已知道使用铅垂线来校正表的垂直，用水平面来校正圭的水平。每天正午时刻，日影恰在正北的方向（太阳在正南中天）；但每天正午时刻日影的长度并不一样，夏至时太阳在北回归线，午时的日影最短（当时记为一尺六寸），冬至时，太阳在南回归线，午时的日影最长（当时记为一丈三尺五寸）。这样，根据正午时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定节气，从正午时表影长度的周期性变化，就可以确定出一个回归年的日数。具体地说，周髀就是以八尺长的标竿直立地上，用"立竿见影"之法，昼观日中之影（晷），以定出节气推移和一年的日数。所以，我国在西周初期，已知道了回归年的长度。但是，周初数百年还处于"观象授时"的阶段，离制定历法还有相当长时间。不过，周髀的发明，虽然十分简单，而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上，其作用和意义决不在后来的天文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之下。
由于每次太阳到达冬至的时刻并不一定正好在中午，所以为了测得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古人采用了连续测量若干个冬至日正午的影长的方法，取其间隔日数的平均值，得出回归年的日数（岁实）。春秋末年，我国把岁实定为365■日，这个日数与现代值365.2422 日相比，只长了0.0078 日，即11分钟，说明当时对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运动的观测，已达到很精确的程度。月是以月球绕地球的公转运动为基础定出的时间单位。朔望月（策朔）
即月相变化的周期，是根据月亮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即根据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来确定的。所谓"朔"，是月球和太阳在黄道上的经度相同，即处于同一方向，二者同时出没的日子，又称"合朔"，这时的月亮叫作"新月"，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月黑天"。所谓"望"，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差180°，二者遥遥相对的时候，这时的月亮叫作"望月"或"满月"。月球连续两次朔或连续两次望之间的时间，就是一个朔望月。月球运行一周天大约需要29 日多。春秋时期朔望月的平均日数定为29.5306 日，用朔望月的平均日数推算的每月的朔日，叫作平朔。由于朔望月的长度不是整日数，而在实际应用中每个月都以整日数计，所以就安排大月为三十日，小月为二十九日，通常大月小月交替排列。即使如此，平均仍小于朔望月的长度，时间长了也会产生明显误差，所以每相隔大约17 个月或15 个月，还得安排连续两个大月，称为频大月。
以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为依据制定的历法叫作阳历，或叫太阳历，这种历法与月亮的朔望变化无关；而以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为依据制定的历法叫作阴历，或叫太阴历，这种历法与太阳的运动无关。二者同时并用的，为阴阳合历，这种历法以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为回归年，以月亮的朔望变化周期（朔望月）为月。我国古代的历法就是这种阴阳历。
实行阴阳合历，就会遇到一个安置闰月的特殊问题。因为一个回归年是365 日多，一个朔望月是29 天多，两个周期都不是整数，这就出现了阳历和阴历无法协调整齐的困难。即使安排了大月30 日，小月29 日，12 个朔望月也只有354 或355 日，每年要差10 至11 天，三年就差一个来月。因此就必须用置闰月的方法来加以调整。不过，如果每隔三年插入一个闰月，每年平均日数就比阳历年少几日；如果每隔八年插入三个闰月，则每年的平均日数又比阳历年多了几日。古人从长年的经验中逐渐发现，十九年七个闰月（共235 年月）与十九个阳历年的日数（6939.69 日）几乎相等。我国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开始采用十九年七闰月的方法。因为根据前述《左传》所载的两次"日南至"（冬至）的测定，表明当时已知这两次冬至之间相隔133年，鲁僖公五年那次冬至在正月，昭公二十年的那次冬至在二月，显然前一年少置了一个闰月；这其间应有49 个闰月，可以推得，正好是19 年有7 个闰月。所以可以断言，公元前500 年左右，鲁国天文家已发现了19 年7 闰之法。古希腊到公元前433 年才采用这种置闰法，比我国晚了100 来年。
这种安排连大月和19 年7 闰的方法，在阴阳合历中是一种极巧妙的设计。在春秋中叶，即鲁文公、宣公时代，我国已开始有规则地使用连大月和置闰月，表明春秋时期我国在历法制定上已处于逐步走上确定的准备阶段。不过，若以一年为365.25 日，用19 年7 闰的方法在日数上仍然带有一个小数（6939.69 日）。它的4 倍（76 年）极接近于27759 日，所以又采用了76年的周期，使大小月的安排以及闰月的插入都以76 年为周期。这个方法，在公元前360 年的战国中期的颛顼历中已经实行了。希腊的卡利巴斯在公元前334 年发现了76 年插入28 个闰月的方法，比我国晚了20 多年。
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创立起有规则的制历法，但已实行1 年12 个月的历日制度，每隔2 年或3 年插入一个闰月来调节寒暖季节。在一个朔望月内，以日月合朔的那天为"初一"或"朔日"，最后一天叫"晦日"。春秋初期，闰月一般都安排在冬12 月后，为第13 个月。到春秋后期，闰月则随意安插，不一定在12 月之后。
我国历法确定制定的时期，当在战国中期。由于它以365■日为一个回归年，故称为"四分历"。《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古六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都属于"四分历"。由于战国时期有关天文历法的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后都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汉书》和其他古籍中了解其大概。可以确言，这个时期的四分历，岁实为365■日，用19 年7 闰的闰周，以冬至之日为一年之始，以平朔为一月之始，以夜半为一日之始，以此前某一个平朔、冬至恰在同一个夜半的日子为历元，从历元这一天开始推算此后各月的朔望和各年的节气日期。当时由于对日月合朔和冬夏二至日期的测定不很精确，所以各诸侯国的历法家采用的历元日期就不相同，这便形成了古六历的不同。
战国以后，各诸侯国虽然都实行相同的历法，但由于采用的"岁首"不同，于是就出现了所谓"三正"。岁首即一年开始的月份，大约黄河下游的周室及其同姓诸侯国，采用东周王室颁行的历书，规定新年从子月开始，即包含冬至的那个月（相当于现在的农历11 月）为岁首，称为周正；南方及东方殷民族所建诸侯国，如郑、宋、齐等国，以季冬之月，即丑月（冬至后一月，相当于现在的农历12 月）为岁首，称为殷正；黄河中游地区的晋国、秦国等古代夏民族后裔居住的区域，以孟春之月即寅月（冬至后二月，相当于现在的农历正月）为岁首，称为夏正。因此，我们现行的农历，被称为夏历。2. 干支纪法在历法上，我国古代创造了干支纪法这一独特的方法。
所谓干支就是天干、地支的总称，它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顺序。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王、癸，也称十干天，古称十日；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称十二地支，古称十二辰；东汉以后，才有了"干支"这个名称。十干和十二支顺序各取一字相配，正好组成60 个序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六十甲子"或"六十花甲子"。六十甲子的顺序见下页之表。
我国古代常用干支纪法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不过这些纪法开始使用的年代各不相同。
在干支纪年法以前，我国曾经采用过岁星纪年法，后改为太岁纪年法。
古人认为12 年木星行天一周，所以把它叫作岁星，并且把它的运行轨道分为12 份，即12 次，岁星一年移过一次，以次纪年。最初的岁星纪年法，开始于公元前365 年；郭沫若认为，在殷周时代或其以前就有了岁星纪年法。由于岁星的运行方向是自西向东的，与实际观测的星象的运行方向正好相反，又因为1 甲子／2 乙丑／3 丙寅／4 丁卯／5 戊辰／6 己巳／7 庚午／8 辛末／9 壬申／10癸酉11 甲戌／12 乙亥／13 丙子／14 丁丑／15 戊寅／16 己卯／17 庚辰／18 辛巳／19壬午／20 癸未21 甲申／22 乙酉／23 丙戌／24 丁亥／25 戊子／26 己丑／27 庚寅／28 辛卯／29壬辰／30 癸巳31 甲午／32 乙未／33 丙申／34 丁酉／35 戊戌／36 己亥／37 庚子／38 辛丑／39壬寅／40 癸卯41 甲辰／42 乙巳／43 丙午／44 丁未／45 戊申／46 己酉／47 庚戌／48 辛亥／49壬子／50 癸丑51 甲寅／52 乙卯／53 丙辰／54 丁巳／55 戊午／56 己未／57 庚申／58 辛酉／59壬戌／60 癸亥岁星的运行并不均匀，有时还有逆行，所以用它来纪年有不少不方便之处。于是古人就假想了一个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太岁"（岁阴、太阴），它每十二年在天球背景上自东向西均匀地运行一周，这就可以用每年太岁所在的轨道部分来称呼该年，这就是太岁纪年法。《开元占经》所引甘氏岁星法以及《汉书·天文志》所载甘、石岁星纪年法，表明战国时期普遍使用这种纪年法，并一直使用到秦和汉初，它是干支纪年法的前身。后因发现木星运行的周期并不严格为12 年，而是11.86 年，因而再用太岁纪年就与实际的天象不相符合了，所以从东汉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以后，就废止了太岁纪年法而只用干支纪年法。
干支纪月法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使用了。春秋开始以十二支纪月，叫作月建。由于地支之数正好为十二，所以各月纪月的地支是固定的。当时人们把"日南至"即冬至的十一月定为子月，所以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其后顺次为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亥月。在各月固定地支的情况下，再配上天干，就是干支纪月法，这可能是唐代才开始使用的。干支纪月五年为一周期，农历的闰月不加干支。
干支纪日法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发掘出的殷代甲骨片上已发现了完整的干支表。可能在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 年）之前，已经采用干支纪日了。不过这种纪日法是否有过间断和错乱，现在还不能肯定。但从春秋以来，这种纪日法已被证明没有间断和错乱。《春秋》所记第一次日食发生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 年）二月己巳日，经现代计算证明，这个日期确实发生了一次日食，因此这个日期的记载是准确的，表明从那时以来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 年）止，其间历经2600 余年，我国一直有条不紊地使用干支连续纪日，未发生一日差错，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纪日史料，也是世界上极为珍贵的一份科学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使用过多种时段制度。春秋战国时期曾用过十时制，即把昼夜各分为5 个时段，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共10 个时段。这种时段的划分是不等长的，因为一年四季中昼夜的长短是不相同的。到秦汉以后，十时制就废止了。至于干支纪时，它是什么时代产生和运用的，已经无从查考了。不过它当是在古代十二辰制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古代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并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表示，子时的正中为夜半。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二辰大概是在二十八宿之前创立的；到了唐代，才将十二支配上十干，成为干支纪时。
3. 二十四节气使用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历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与协调阴阳合历不无关系。因为一个回归年并不等于12 个整朔望月，使得四季寒温节气的变化与月份之间无法固定出一种对应关系。所以我国古人就逐渐创立了二十四节气，以弥补这一缺陷。
所谓二十四节气，即从冬至日开始，将一回归年等分为二十四分，大约15 天多设置一个节气，以反映太阳在黄道上视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从而反映出气候变化的情况。所以，二十四节气完全是根据太阳的回归年周期性变化而确定的，它与阴历的朔望月周期毫无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纯阳历系统。古代世界上实行阴阳合历的国家为数不少，但只有我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杰出的创造。
我国古代在发明用圭表测量日影之前，就利用昏旦中星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了；而在发明了圭表测日影的方法之后，就首先相当准确地确定了二分和二至。《尧典》所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说明从殷代至周初时期，已经分别以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四词来分别表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气了，并指出这四气分别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这四个月份中。到了春秋时期，就有了"日南至"和"日北至"的名称，这是用圭表实测冬至和夏至日影的长短所用的专有名词。《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始有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八个月中分别安插的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这八个节气，即"二至"、"二分"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其中春分和秋分用"日夜分"的名称，夏至和冬至用"日长至"和"日短至"的名称，其他皆与现代一致，这八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其间平均间隔46 天。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最早见于成书于公元前139 年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文称："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后文所列举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和现今所用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顺序完全相同，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说明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完善，当在西汉初年。
不过，古人是用"恒气"法定节气的，即不考虑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快慢不均的情况，把岁周平均分配为二十四等分，每一节气平均间隔15 日多，这又叫作"平气"。现在用"定气"法，以太阳所在实际位置为根据，因而各节气间的日数并不相等，冬至前后太阳移动快，各节气之间只有14 日多，夏至前后太阳移动慢，各节气之间可有16 日多。
二十四节气的含义，包括有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
《周髀算经》概括"八节二十四气"说："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节三气，三而八之，故为二十四。"二十四节气中，在月头的如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叫作十二节气；其余十二个在月中的，叫作十二中气，二分二至都处于月中。每个中气规定要在一定的月份里。由于一个回归年不等于十二个朔望月，即阴历的月份与真正的季节不相吻合，所以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某个月份中没有中气。因此从汉代的《太初历》之后，就明确规定闰月要安排在没有中气的月份，这就保证了真正的季节和月份的安排合理地对应起来。这是我国古代阴阳合历的一个极科学和巧妙的创造。（三）宇 宙 论我国古人在天象观测等长期的天文学实践中，不断把积累起来的天文知识系统化并加以提炼概括，逐渐形成了关于宇宙结构、天地关系、天体运动和演化等方面的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在天论体系的诸多方面，都有不少进展和成就。后世的许多天论思想，都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找到它们的思想渊源。
1. 盖天说我国古代关于天地结构的思想，主要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其中盖天说的产生最为古老并最早形成体系，这个学说基本上是在战国时期走向成熟的。在《周髀算经》中，记载和保留了这一学说。
远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根据直观感觉，认为天在上旋转不已，地在下静止不动，由此逐渐产生了"天圆地方"的思想。到了商代后期或西周初期，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次盖天说"。
《周髀算经》卷上之一的开头，记载了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和周朝大夫商高的对话，其中商高谈到"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但是对于"天圆地方"的含义，后人却有不同的理解。据《晋书·天文志》所载"周髀家"的观点，"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把天看作平面圆形，如张开的车盖，就如一张伞面一样；把地看作正方形的平面，就如棋盘一样。这种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大戴礼记·曾子·天员》篇就记述了曾子（公元前505 年以后）的批评："单居离问曾子曰：天员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员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员，地道曰方。"这里"员"同"圆"，"■"即"掩"，曾参指出圆形的天遮盖不住方形大地的四角；所以他根据孔子的看法，把"天圆地方"解释成为天道圆，地道方。《吕氏春秋·圆道》篇进一步阐释道："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这里认为"圆"是指天体的循环运动，"方"是指地上万物特性各异，不能改变和替代。所以"圆"和"方"并非指天和地的形状。为《周髀算经》作注的东汉后期人赵爽注称："物有圆方，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岂能定其方圆乎？"这又把"天圆地方"说成是"天动地静"之意了。
正是在对"天圆地方"说的否定过程中，产生了"第二次盖天说"。《周髀算经》卷下中把"天圆地方"改述为"天象盖笠，地法覆■"。《晋书·天文志》进一步阐述曰："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这是说地和天一样都是拱形的。天穹有如一个扣在上面的斗笠，大地像一个倒扣于下的盘子；北极为最高的天地之中央，四面倾斜下垂；日月星辰在天穹上交替出没形成大地上的昼夜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