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博奕活动中，为了进行筹划，"运筹"的思想有所发展。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他所著《孙子兵法》中就提出过以弱敌强要以"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的策略。这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分散敌人的兵力，用集中的兵力攻击分散之敌，形成局部"我众而敌寡"的形势，以取得以少胜多的结局。这个策略后来也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膑所运用。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战国初齐国大将田忌与齐威王以千金（1000 斤铜）为赌注进行赛马的事。各人都有上、中、下马各一匹，而田忌的三匹马都稍逊于齐威王的三匹马。孙膑向田忌提出对策：以己之下马对人之上马，以己之上马对人之中马，以己之中马对人之下马；结果田忌输了第一场而赢了后两场，以一场的失败换取了全盘的胜利，这是对策论中争取总体最优的一个范例。
（四）墨家和名家的数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实用数学知识丰富积累的基础上，人们也开始探讨一些抽象的数学理论问题，这种探讨在墨家和名家的著作中有较多的反映。墨家学派的成员大都参加实际的生产活动，从生产技术活动中提炼出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在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传本中，有《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四篇，合称《墨经》，是墨翟和他的门人弟子所著，大约写于公元前5 世纪到公元前3 世纪之间，其中包含了有关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一些论题。在文字叙述上，［经］提出论题，［说］则对相对应的经文作出解释。
在《经上》和《经说上》中，记载了墨家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形学）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包括以下有关的定义和说明："平"（同高）；"直"（"参也"，即三点共线）；"体"（"分于兼也"，即部分之和）；"同长"（"正相尽也"）；"中"（对称性形体中心）；"圜"（"一中同长也"）；"方"（"框隅四观"）；"倍"（"为二也"）；"厚"（立体）；"端"（点）；"间"和"■"（"间虚也"）；"盈"（重合、涵容）；"撄"（相交）；"仳"（比邻、连接）；"次"（二相等形的迭合
① 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译文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 年第3、4 期，1982 年第2期。
或二形体相次）；空间的"有穷"、"无穷"和时间的"始"等。这些论述虽然主要是关于数学名词的界说和定义的文字，但却包含有丰富的数理科学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有不少内容与古希腊大约同时期的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极相符合。
在《经下》和《经说下》中，有关于"十进位值制"和用两种方法（"进前取"和"前后取"）分割线而得到"不可■"的"端"的说明。
在《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名家惠施和公孙龙等辩者所提出的一些与数学思想有关的论题，这些论题是：①"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③"矩不方"；④"规不可以为圆"；⑤"飞鸟之影未尝动也"；⑥"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⑦"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第1 条中的"大一"和"小一"，从物理学的角度可理解为"宇宙"和"原子"；而从数学角度来说，"大一"可理解为空间、时间的整体，"小一"可理解为空间的"点"和时间的"瞬时"。第2 条中的"无厚"可理解为几何学里的线和面，它们都"无厚"而"有所大"。惠施断言，积累线不能成面，积累面不能成体，这种认识比《墨经》更为深刻。第3、4 条中所说的"矩"和"规"是画方和画圆的工具，但用工具画出来的方和圆与它们的几何定义是不会严格相符的。
第5 条说鸟在天空飞翔的过程中，每一瞬时都会在地面上特定的位置形成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是没有移动的，这和第6 条所说的"飞矢"的情况一样。射出的箭每一瞬时都占有空间的一个特定位置，因而在该瞬时可以说是静止在这个位置上的，但它同时又正在离开这个位置，这就是"不行不止"的状态。公元前5 世纪，古希腊学者芝诺也提出过"飞矢不动"的辩题，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否定运动的真实性，以论证一切存在都是静止。而名家的这两个论题却没有否定运动的真实存在，只是深刻地揭示了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即动中有静，静不抑动。
第7 条中的"棰"同"■"，是古代一种策马杖。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其所剩下的长度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是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物质是连续的和可以无限分割的。从纯数学上说，这个命题相当于■虽然L 可以无限地趋近于零，但无论n 为多么大的数，L 却永远也不会等于零。
六、地理学的初步创立殷商时代的控制范围已由原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长江以南，北面到达内蒙古的河套以北地区。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势力影响的范围又向北、向西、向南扩充。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由于疆域的扩大，生产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商贸的繁荣和列国争霸，诸侯之间的战争和联盟以及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地理眼界大为开阔，对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积累了大量的地理资料，地理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地理"这个名词，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周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迄今所知我国古代"地理"一词的最早应用。据唐代孔颖达解释："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表明"地理"一词是指山河大地的地表形态。至于研究地理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管子·形势解》中强调，人们的活动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即不能违反天时，破坏地利，不然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礼记·礼器》篇也指出："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孔颖达解释后一句话说："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麦稻是也"，指出了地形条件与农作物种植的密切关系。可见，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一）地理著作为了对积累起来的地理资料进行初步的综合整理，以服务于生产和政治、军事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管子·地员》和《五藏山经》等。虽然这些著作都不以"地理"命名，但都从不同方面对区域地理作了有意义的论述。其他如《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孙子兵法》、《考工记》等古代典籍，也都记述了一些属于地理知识的内容。
1. 《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概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禹本人或禹时代（约公元前21 世纪）关于禹治水过程的一部记录，同时穿插说明了与治水有关的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以及把贡品送往当时的帝都所在地冀州的贡道。经近人研究确认，《禹贡》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 世纪前后，即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基本上是依据孔子时期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知识编写而成的。
《禹贡》中所谈到的中国当时的地理疆土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以及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平原和山东半岛，西面达到渭水和汉水的上游，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中南部。《禹贡》全篇只有1200 字左右，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个部分组成。"九州"部分主要依据自然条件中的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描述的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如把山西、陕西交界的黄河以东、河南黄河以北、河北黄河以西的地区划为冀州；把山东济水与河北黄河之间的地区划为兖州；把湖北荆山与河南黄河之间的地区划为豫州等。这种区分具有明显的地理学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只以少数山川表明九州之间的分界，其山只限于岱（泰山）、华、荆、衡，水只限于河（黄河）、济、淮、黑水和海，岱、华只有定点的作用，黑水本身部位不明，所以九州的区界不很明确，只是提供了一个约略的范围。
按照禹治水途经的路线，《禹贡》对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特产、田赋和运输路线等自然条件，都作了描述，较真实地反映了各个地区的地理特色。如对冀州和兖州的描述，指出了冀州是一种松散的白色土壤，岁收属于上等，有些地方较差，田地属于中等，当地人都衣皮服（皮服可能为贡品）。兖州经过禹的治理，黄河的九条支流都流进自己的河道，雷夏这个地方变成沼泽，■河和沮河在此会合；此州以桑田养蚕，土壤是黑色的肥土，草木茂盛，树木高大，田地属于中等；贡品是漆和蚕丝，在贡品的篮子里有各种花纹和颜色的织品。
对其他各州的描写也都比较真实，如由兖州南下至徐州，此地已呈"草木渐包"的面貌。南方的扬州更是草木繁茂，正确反映了淮河下游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自然景观的变化。
关于水系，说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即沿济河、漯河，可入黄河；徐州则"浮于淮泗，达于河"，即从淮河下游的徐州，可由淮河航行到泗水（古泗水南入淮河），再入荷水（古荷水入泗水）。由于漯河是黄河下游的一个支流，古时济、漯相通，荷水又与济水相通，因而当时兖州、徐州和冀州的水系是相互贯通的。《禹贡》还讲到其他各州与冀州通过水路或某段海路、陆路相互衔接的多条贡道，如青州"浮于汶，达于济"；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扬州"浮于江海，达于淮泗"等。这就把以黄河为中心，主要利用水道通向帝都的水陆交通网络清晰地描绘出来。当然有些贡道的描述既不准确，也不实际。如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就是无法通航的。
《禹贡》根据土壤的颜色和性状，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这是有一定分类价值的。
《禹贡》中专论山岳和河流的"导山"与"导水"两部分内容，是纯粹地理的内容，它们开创了我国关于区域地形的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导"字被认为是"治理"的意思，以与禹治水的史迹相联系。
"导山"按照从北向南的顺序，采取列举山名的方式，把我国的山系分为由西向东延伸的四列。首先把渭水以北和潼关以东的黄河北部的诸山列为一条，从陕西西部的岍山、歧山开始，向东过壶口、雷首、霍山（太岳）、砥柱、王屋、太行、恒山到靠近渤海的碣石山，共12 山。这第一列在冀州境内最长，且多转折。第二列大部分相当于秦岭山脉，从青海的西倾山，经鸟鼠同穴之山、太华、熊耳、外方到桐柏，终于至今无法判定的"陪尾"山，共8 山。第三列从汉水流域的陕西■冢山到湖北的荆山、内方山，终于湖北、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共4 山。第四列由长江流域的岷山、衡山到敷浅原（可能在今江西德安县境内）共3 山组成。这四列山都是由西向东延伸，而且西部集中，东部分散，正确反映了我国西部多高山，东部多平原的地形特点。四列可再细分为九段，即"导九山"。因当时平地为洪水所淹，故要在山地循行，"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形成沿大山行走的九条大道。一道沿岍、歧至荆山到黄河为止；一道从壶口、雷首到太岳；一道由砥柱、析成至王屋山；一道经太行、恒山、碣石山入海；一道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一道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道■冢至荆山；一道岷山至衡山；一道内方山到大别山。后来马融将它分为三条，即导岍为北条，西倾为中条，■冢为南条。这就是反映我国古人对山地地形认识的"三条、四列、九山"学说。汉代以后学者关于"山脉"的"三条四列"思想，概源于《禹贡》。
"导水"部分被认为是《禹贡》地理的精华。它按照先北后南、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顺序，对九州向靠近黄河的帝都贡赋所经过的水道中的九条河流的水源、流向、流经地、支流和入河口等作了描述，开我国水文地理的先声。
《禹贡》首先讲到的是雍州的弱水和黑水。弱水是甘肃张掖西部的一条内陆河。"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说明了它北经合黎山，流入巴丹吉林沙漠，这大致是正确的，也符合干燥地区内流水道的特点。但所说"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则是不真实的。从《禹贡》原文看，黑水似乎是从雍州西部南流经过梁州而流入南海的，这很难找到实地根据；文中提到的"三危"山也只是传说中的山名。所以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根据传闻写成的。接着讲到黄河、汉水和长江。关于江、河的发源地，文中说到"导河积石"和"岷山导江"。积石即青海的积石山，说明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已知黄河源在青海境内了。但由于对积石山以远地区的情况尚不了解，所以对黄河的了解未能达到最上源。至于"岷山导江"一句，本意是说禹治理长江时曾到达岷山，但包含有长江发源于岷山之意。由于金沙江源远流长，加之山高水急的阻隔，当时人们对它的状况还不了解，所以未把它看作长江的主源，而把远在东边、水量颇大的岷江看成为长江的正源，这是对长江之源认识过程中一个可以理解的历史曲折。关于汉水，由于了解较多，所以写的也较详细。对于当时独流入海的济水和淮河，《禹贡》指出前者"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被认为在冀州境，入于河的济，又从地下潜流到荣而为泽，再伏潜而出于陶丘北，这才是真正的济水。《禹贡》对济水与汶水以及淮水与泗、沂二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叙述。《禹贡》最后讲到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水和洛水，对于它们的发源和它们入黄河所汇的支流，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它不受诸侯割据形势的局限，把广大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以帝都为中心，向外扩展。500 里之内的地带为"甸服"，即王畿；再向外500 里之内为"侯服"，即诸侯领地；再次为"绥服"（已绥靖地区，即中国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区）。这表明了赋制和政治文化影响随距离帝都的远近而不同的事实。但由于所言的范围远超过当时实际了解的地域，对四周边缘地带只能作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的粗略交代，不过还是正确地指出了我国东临大海、西北为沙丘移动的沙漠的事实。以上这些内容，充分体现出《禹贡》在我国地理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我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而且它关于九州区划、山岳关联、水道体系、交通网络以及土壤、物产、景色的描述，都体现出明确的地理观念，所以它对我国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管子》《管子》一书传说是春秋前期齐国的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 年）
所著，但实际上内容庞杂，绝大部分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的情况。《管子》一书中的《地图》、《地数》、《地员》和《度地》等篇，都涉及到不少自然地理学的内容。这些篇章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有关地图、植物地理、植物生态、找矿等内容，将分别在他处叙述，这里仅就《地员》篇和《度地》篇中一些地理内容略作说明。
《管子·地员》按照农业生产的情况，对地形类型作了分类。由于当时不少地方是在山南向阳坡地进行开垦，整平高地和低地，引灌泉水进行耕种，所以《地员》篇把丘陵地分为15 种，山地分为5 种。《地员》后半部分专论土壤，即"九州之土"。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特性，结合地貌、高度、坡面、水文和植被等条件，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等级，每一等级再分为六"物"，每一物又以赤、青、黄、白、黑分为5 种。如上土包括五粟、五沃、五位、五■、五壤、五浮；关于五粟再分说其土区所长的许多草木、渔牧的发展以及人和泉。这种区分方法当然带有形式主义和烦琐的弊病；对任何一"物"也未讲清土质本身的特征以及不同土色有何本质的差异。不过，这种分类还是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的，大体上符合土壤性质的实际情况。如所谓"群土之长"的"息土"，就指出了它具有排水良好、蓄水力强的特点。而被列为"下土"之一的"植土"，则是一种重黏土，遇水而散，干燥即裂，当是一种贫瘠劣土。
《管子·度地》篇提出了治水的重要性，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包括水、旱、风雾雹霜、疠和虫，而"五害之属，水为最大"。接着又根据水的大小远近、来源去路，将水分为"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进而还指明了各种水道的特点，并提出"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以及"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的治水思想。关于"扼水"的方法，提出"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这反映了当时筑堤土功的经验。
《度地》篇还包括有由于河水与河床的相互作用而使河道发生演变的论述。说水之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杜"意"冲"，说明在河床弯曲处河水会冲击河岸使之崩塌，河水本身也会由于受激而跃动，因而流向偏斜，产生环流和旋涡，冲刷河床而挟容泥沙，泥沙在缓流处沉淀堆积，则会阻塞河道，使水道迁移；迁移中由于不断受到新的阻碍而继续变动，河水就不循旧道而妄行了。《度地》对于河道演变的复杂作用和变动过程的这种规律性的概括与论述，实在是令人敬佩的。
3. 《五藏山经》《五藏山经》是《山海经》中最古老、地理学价值最大的部分。西汉末年才通行于世的《山海经》，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而山经大约是战国后期写成的，包括五篇。在其结尾处有"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居地也，言其五藏"，因此早期以《五藏山经》之名通行。所谓"五藏"，可能兼有书分五篇，地分五区之意。今本《山经》之末有一段类似于"跋"的文字，说《山经》编写的目的是为"国用"；又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之所起也。"这段文字被认为是汉代添加的，但所举"出铁之山"远多于"出铜之山"，正是反映了继青铜文化之后，铁器盛行时代的特征即战国中后期的情况。
《五藏山经》全文15000 多字，山名347 个，它把我国的山地分为南、西、北、东、中五个走向系统，每个系统中的许多山又被分成若干行列，即若干次经，依次分别叙述它们的起首、走向、相距里数和结尾。"山经"含有今天所说的"山脉"之意，不过当时还只有把山隔成行列的概念，而缺乏山势连绵的意义。《五藏山经》中有些山名今天仍在使用，但由于原著对五大系统中各个山列的方位、距离的说明不够准确，加上一些虚构、夸张的内容，造成后人的许多误解和争论。不过，山经中有关地形的描述，基本上遍及我国各地，还是反映了战国时代已经认识到的"天下"形势。
《东山经》论述的范围大致在今山东省至苏北、皖北，东至于海。①其中
① 《山经》论述的范围，参看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包括46 座山，由西而东分成四次经，大致都呈由北而南的走向。
《北山经》论述的范围在今内蒙以南、贺兰山以东、河套以北，南起山西中条山，东至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部），北至内蒙阴山以北，不包括内蒙和辽、吉、黑等省，也不包括河北省中、东部。有山87 座，由西而东分成三次经。其中不少山名今仍可考，不过夸大了各山之间的距离。文中所说的管涔山、漳水、滹沱、洹水、滏水、沁河等名，至今沿用。
《西山经》论述的范围在今秦岭以北，甘肃、青海湖一线，新疆东南角，包括河西走廊，不包括罗布泊。北至宁夏盐池西北、陕西榆林东北一线，东至陕西黄河界。有山77 座，由南而北分为四次经，大致分布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大峡谷以西。
《中山经》论述的范围大致在巴、蜀和以东的湘、鄂、豫部分地区，不包括今滇、黔、桂等省，叙述最为详细，可能是作者最熟悉的地区。包括97座山，分为十二次经，基本上都为东西走向。
《南山经》论述的范围为今浙、闽、赣、粤、湘等省，不包括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有山40 座，由北而南排为二次经，皆为东西走向。
《五藏山经》通过这五大地区，基本上对遍及我国各地的地形作出了记述。在各个山列的记述中，又详略不一地论述了各地的水文、地貌、动植物、矿物、特产以及神话传说等，记载了许多非常宝贵的自然地理知识。
关于水系，《五藏山经》首先记述了作者最熟悉的现今晋、豫两省交界地区的水系分布，然后又相继说明了其他地区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山列的叙述中，都联系到了发源的河流，说明它们的流向、归宿、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以及有关的湖泊、沼泽等。《五藏山经》共记述358 条河流和湖泊，粗略地勾划出了北自黄河、海河流域，南至长江中下游的水系分布状况。
关于黄河之源，《北山经》称："敦薨之水，流入■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又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这似乎是想突破"导河积石"的传统说法，把黄河之源推向积石山以远地区，以夸大河源遥远，但又无把握说得太确切，因而把昆仑山以北很远的罗布泊水系与昆仑山之东的黄河水系不切实际地混连起来，把前者当作黄河的上源。这当然反映了当时地理考察的局限性，不过这个错误的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是颇大的。
关于长江之源，《中山经》的中次九经把"岷山之首"称为女凡之山，其水是"东注于江"的支流，"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这是沿袭"岷山导江"的说法。
《五藏山经》关于其他地貌的描述也十分丰富。如南次三经所说南方岩溶洞穴："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辄入，夏乃出，冬则闭。"南禺之山指粤北英德一带石山，属峰林石山地形，石山脚下多有落水洞穴，春季雨水注入，夏季多雨使地下水位升高而由洞穴流出，冬季干旱无水。关于河水潜流现象，如"白沙之山。。鲔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灌山。。郁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关于北方河水的季节变化，如"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关于东部地区的涌泉现象，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关于流沙，有"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南望昆仑"。这是指塔里木盆地内版社1982 年版。
的沙漠地形。《五藏山经》还有关于火山的记述，如《西山经》中称："南望昆仑，其光熊熊"。这是讲昆仑山的火山现象，昆仑山至今仍有活火山存在。
《五藏山经》对不同地带动植物的记述，也很符合实际。如对西部高山地区的描写："申首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南山经》中记有"多桂"、"多象"、"多白猿"等，反映了热带和亚热带的特点；《中山经》则有"多桑"、"多竹箭"、"多漆"等，反映了黄河以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特点；《北山经》有"多马"、"多橐驼"的描述；《西山经》有"多松"、"多犀兕熊罴"等；《东山经》写东部沿海地区"多茈鱼"、"多文贝"等。《五藏山经》还记载金属矿产地点170 多处和许多玉石的产地。
秦汉以后，人们又将《海经》九篇和《大荒经》四篇与《五藏山经》一起编成《山海经》。这两部分虽然提到一些地理学方面的内容（如《海内北经》和《海内经》讲到朝鲜），但大都不准确。文中反而包含过多的神话传闻和离奇怪诞的内容，所以地理学价值不大。
4. 其他著作中的地理知识《穆天子传》是一部神话式的、但却具有一定地理学价值的著作。此书是晋太康二年（公元281 年）河南汲县民不准（人名）盗发古冢所得，皆竹简素丝编。汲县是战国时魏地，此书出自魏惠王子令（魏襄王）之冢，当为公元前299 年魏襄王去世时的陪葬品，所以它应写成于此前，即公元前4 世纪。
《穆天子传》系小说体裁，追述西周时代的第五位君王周穆王满（公元前1001-前952 年在位）三次出游的经历。全书共六卷，前四卷叙述主要转向西方的远游，后二卷叙述两次向东的出游，三次都以南郑为归宿或出发点。这些叙述明显带有神话性质，特别是前四卷所述西游的故事。如说穆天子的"八骏之乘"由造父等四人为御，一日走千里。另如卷二"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卷三"天子宾于西王母，。。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等，显然都是神话。不过，结合着天子的饮宴、射猎、钓鱼、短途旅行等活动，大量叙述了这位天子所游历的高山、江河、沙漠、特殊氏族等，反映了我国大西北山川的形势，其中不少都大致可考。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已达到的地理视野。
极可能是战国后期编成的文字训诂类书《尔雅》，其中的《释天》、《释地》、《释丘》、《释山》和《释水》诸篇，都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与地理有关的内容。《释地》篇的"九州"条略去了《禹贡》中的梁州，而增加了"燕曰幽州"，将《禹贡》中的青州改为"齐曰营州"；各州的分界不再用山或海，而统用河、江、汉、济四水。关于城市四周远近不同的地带的称谓，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城市发展的状况及城野差异的扩大。关于不同地形的区分，文中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湿"。原、坂（阪）、陵、阜等名称至今在我国西北地方仍沿用。《释丘》篇中把丘按外形分为4种，即"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地理地貌条件，把丘又分为更多种。《释山》篇中称一重的山为"坯"；"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岭"；"大山恒"，"独山蜀"。今天不少山仍用这些名称，如"大坯山"、"恒山"、"嵩山"、山东南四湖区的"蜀山"等。此篇的末尾，提出五岳说："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霍山即天柱山，到汉初尚被称为南岳。《释水》篇中有关于大水与支水的分级："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关于河流在河床中的堆积地形或河谷地貌，称"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小■曰■，小■曰坻，人所为为■"。
于公元前240 年前后成书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述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它采用战国早期的九国作为九州的标记，并把以周为标志的豫州列于第一位，其他有冀州（晋）、兖州（卫）、青州（齐）、徐州（鲁）、扬州（越）、荆州（楚）、雍州（秦）、幽州（燕）。这里把九州的划分作为地理分区的概念，是地理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其他在《周易》、《诗经》、《周礼》、《左传》、《孙子兵法》、《考工记》等早期著作中，都有不少属于地理学方面的内容。
（二）大地水陆分布及域外地理的认识春秋时期，华夏民族主要活动的地区仍在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河、汉之间的地区，地理视野还是狭小的。所以当时人们把对东方的"海隅"和"海表"的认识加以扩大，产生了四方皆为海的设想，把"海"看作是世界四周的边际。
战国时期，由于四周诸侯的疆土日益拓展，各个民族接触频繁，地理视野空前扩大，于是就产生了"九州"、"四极"的概念。《禹贡》、《吕氏春秋》、《周礼》和《尔雅》中各自都有关于"九州"的说法，相互并不一致，不过还都属于对已认识的地理区域的划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国的邹衍提出的一种"大九州"的猜想，说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是一种以盖天说为基础而对世界大地水陆分布的大胆猜想。
"四极"之说更能反映当时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这是在对东方海域、西北方大沙漠认识的基础上，对北方（朔）和南方的一种类推性猜测，即北方亦至于流沙，南方亦至于海。《楚辞·大招》进一步描述"四极"说："东有大海，溺水■■只"，"南有炎火千里"，"西方流沙，漭洋洋只"，"北有寒山，■龙■只"。《山海经》还记载了许多国名以及怪异的动植物和种族，多数属于神话传说和想象，但也包括一些实际的地理知识①，如黑齿国、■题国，可能是南方的一些部族；钉灵之国，可能指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端玺■国可能就是敦煌。英国学者李约瑟也讲到有人考证《山海经》中提到的文身国可能是千岛群岛有文身风俗的部落；白民国和毛人可能是指阿伊努族（Ainu）；郁夷国则是西伯利亚"有恶臭的未开化部落"。
战国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还产生了"三神山"的传说。《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
① 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写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60 页。
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三神山"之说，也反映了人们对东方远海地理知识的追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 年派方土徐福（徐市）率庞大的航海船队和童男童女数千人，由山东半岛出发，入海求"不死之药"，船队经过朝鲜而最终到达日本。（三）地 图地图以简明形象的特点，表示出地表的地貌和各种地理形象，是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有效手段。相传我国在夏朝就铸造过九尊大鼎（夏鼎），将九州的川泽山林、草木、禽兽等皆绘铸其上，以使人们了解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不致远行时遭受意外的伤害。这个传说虽然无从考证，但我国在夏代或更早时候就出现了绘有表示山川分布的原始地图，是完全可能的。
从古书中有关地图的记载，可知地图的绘制多是由于政治、军事和生产等多方面的需要。
《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初年成王即位后，先后派周、召二公在洛河流域建新城。他们通过对洛河的两个支流涧水、■水附近的考察和占卜，"■来以图及献卜"。"■"即使者，将部位图和卜辞一并献给成王，后来就在这里建成王城和成周两座新城。
《论语·乡党》谈到孔子的行为时，有"式负版者"一语。"式"指表示敬意，"版"是刻在木版上的一国封疆图版。这大概是后来表示国家疆域的"版图"一词的来源。这种地图，常有专人背负运送，说明春秋末年这种"版"已普遍使用。
大约于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也有认为是西汉末年的伪托之作）中，有关使用地图的论述特别多，所载地图的种类至少在7 种以上。如有关于户籍的；有关于全国行政区域的"天下之图"；有关于山川林泽分布的；有关于矿产分布的；有关于道路交通的；有关于墓域的；甚至还有用地图作为打官司的凭据的。《周礼·地官司徒》称："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这里不仅说明当时已设有专门保管地图的官职"大司徒"，而且还说明了地图的用途和主要内容。
《管子·地图》突出说明了战国时期地图在军事上的主要作用，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这段精彩的论述，说明当时的地图对地形地物的表示已很完备，内容也很丰富复杂；而且可以想到，这种地图的绘制，必定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尺并使用多种符号和说明方式作出的。《战国策·赵策》记载，苏秦以合纵游说赵王时说："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能从地图上看出地域大小的倍数，肯定这种地图是按一定比例尺缩绘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