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说："导渭自鸟鼠同穴。"这里说的"鸟鼠同穴"是山名，是说渭水流域有鸟鼠同穴的山区。《五藏山经·西山经》也有："（■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尔雅·释鸟》篇解释说："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鼷。"这是最早指出的同穴共居的鸟鼠的名称。这一现象是否真的存在，历史上有过长期争论，因为这个现象多出现在我国西北边远地区，人们知之不多，所以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后来不少人，如后魏时前往取经的和尚惠生，公元607 年隋炀帝杨广和文人牛弘，明代充军甘肃的岳正，清代文人宋琬和方观承等，都亲眼看到过这一现象。刘宋时的段国在《沙州记》里说："寒岭去大阳川三十里，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少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虺，无尾，。。。"方观承1733 年随军出征蒙古时所写《从军杂记》写道："鸟鼠同穴，科布多河以东遍地有之。方午鼠蹲穴口，鸟之鼠背，。。鼠名鄂克托奈，译曰野鼠，色黄。雀名达兰克勒，译曰长胫雀。"
在《庄子·山林》篇中记载了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获得食物而存在的激烈斗争现象。说一天庄周来到雕陵栗园，看到一只翅膀宽广、眼睛圆大的异鹊停在栗林中，庄周执弹欲射，忽见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被藏在树叶后的螳螂捉得；螳螂也因获得猎物而忘其形，不知已被异鹊发现而为异鹊利之；异鹊见利而忘其身，不知自身已陷于被庄周弹杀的危险之中。庄周见此情景而感叹说："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遂弃弹而走，不想被管林的虞人当作偷栗者"逐而谇之"。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人窥人、人弹鹊、鹊食螳螂、螳螂捕蝉等激烈竞争的关系，即"虞人--庄周--异鹊--螳螂--蝉"之间的相互制约的链锁关系，也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之间"相累-相召"的关系，实际上蕴含着"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萌芽认识。在动物的生存斗争中，为了适应环境、躲避敌害或迷惑对方，不少动物还逐渐形成了与环境相似的保护色，甚至可以随环境而变化其体色。《晏子春秋》外篇中记有"尺蠖食黄则黄，食苍则苍。"
（五）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我国古人很早就懂得了保护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先秦古籍中，就有不少有关这一论述和政策的记载。
如关于开发山林资源的问题，《周礼·地官》中说："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管子·立政》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修火宪（制订禁烧山林的法令），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说明保护山林与富国生财的关系。《管子·法禁》说："工尹伐材用，无于三时，群材乃植。"《管子·八观》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伐必有时。"《管子·轻重》甚至戒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就是说不能保护自然生态的人，是没有资格当一国之王的。
《孟子》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况更进一步阐述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杀生时，则草木殖"；"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①这就全面地论述了禁止乱砍乱捕，保护和有计划地以时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对于富国富民的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具体记载了保护植物资源的政策："制四时之禁，山（非时）不敢伐材下木"；"正月禁止伐木"；"二月无焚山林"；"三月命野虞无伐桑柘"；"四月无伐大木"；"五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十一月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这些记载包括了不得违时砍伐山林，伐薪烧炭；不得烧山；不得在树木正长时兴土功；还包括了要派人巡山护林等多种法规和措施。
《管子·度地》篇还记载了在河堤上"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以柏杨，以备决水"的造林护堤的措施。
在动物资源方面，秦汉以前就认识到了乱捕、乱猎的危害，制订了依时
① 皆见于《荀子·王制》。
开发的法令。《荀子·王制》称："养长时，则六畜育"；《吕氏春秋·孟春纪》称："是月也，无覆巢，无杀孩虫、胎犬、飞鸟，无■（鹿子曰■）、无卵。"这是说初春这个月，不要翻鸟巢，不要捕杀动物幼崽和怀胎的狗，不要捕捉飞鸟、幼鹿，不要掏鸟卵，这样才能使鸟兽繁殖成长。《礼记·月令》规定初夏不得大事捕猎，初冬才可撤网捕鱼。这些认识和法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八、中医理论的初步创立（一）经验医学知识的积累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是我国"巫医结合"的时期。随着医学经验知识的积累，逐渐发展形成了一门具有我国自己的思想特色和理论体系的传统医学科学。
1. 巫、医的斗争在疾患的治疗上，西周时期巫医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到春秋时代后期，由于周天子威望扫地，出现了对"帝"和"天帝"迷信的动摇，巫医的影响也日渐衰落。在关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等问题上，逐渐出现了用自然界的物质原因作出说明的思想。如公元前541 年晋平公患病，郑国的子产就认为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与焉？"齐国大夫晏婴也说齐景公的病是"纵欲厌私"所致，祈祷是无用的。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更决断地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据《吕氏春秋·知接》篇记载，管仲说过："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吕氏春秋·尽数》称："近世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意思是说用卜筮治病，疾病就愈发猖獗了。
这种时代的气氛，在巫的身上也反映了出来。《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说明巫咸、巫彭等虽然"索隐行怪"弄神弄鬼，但也不得不"采访百药"和用"不死之药"来医治病患。
2. 对疾病的认识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医学著作，只是在一些典籍中零散地记载了一些对疾病的认识和药物知识。
《诗经》中已出现了40 余种古代疾病的名称，并说明了不少疾病的证候。如■（人疲不能行走）、闵（伤痛）、狂（精神分裂症）、■（忧伤）、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病）、瘼（瘵，结核病）、癫（癫狂）、朦（视物不明）、瞽（盲）等。《易经》中记有"妇孕不育"（流产）、"妇三岁不孕"（不孕症）、"往得疑疾"（精神病）等。尤其是《山海经》中记载了38 种疾病，大都根据疾病的特点给出了固定的病名。如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和疫疾等23 种；明确记载症状的有腑（腑肿）、■（大腹）、腹痛、呕、嗌痛、聋等12 种；另有3 种如肿病、腹病、心腹之疾，病名较笼统。《周礼》中还记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黑而上偻"）、秃头、胼胁等疾患。这些记载反映了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3. 人体结构知识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对人体结构的认识的简单知识。如《管子·水地》篇有关于五脏（脾、肺、肾、肝、心）、五肉（膈、骨、脑、革、肉）、九窍（鼻、目、耳、窍）的记载。《吕氏春秋·达郁》篇称凡人有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血脉、筋骨。《韩诗外传》释六腑曰："何谓六腑？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谷之府，小肠转输之府，小肠受盛之府，胆积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①《内经》明确提倡对人体进行解剖。《灵枢·经水》说："若夫八尺之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中记载，人的大小肠的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与现代解剖所得比例37∶1 基本相符，说明当时确实已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内脏的结构了。由上述记载可以知道，战国时代对人体的宏观构造如皮肤、骨胳、肌肉、血脉、肌腱、关节、五脏、六腑、九窍等，都已有了大体上正确的认识，为进一步探讨人的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4. 药物知识的积累春秋时期，治病所用药物的品种增多起来，用药的经验也日益丰富。《周礼·天官》所称的"五药"，指草、木、虫、石、谷，这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文中还记载有用"五毒"（胆矾、丹砂、雄黄、■石、磁石）炼制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是我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
《诗经》中记载的大量动植物，有100 余种都作为药物收入后世有关本草著作之中，如■■（车前）、■（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夷）、■（益母草）、壶（葫芦）、木瓜、枣等。对其中一些植物的食用作用也有说明，如说■■"食其子，宜子孙"，即有利于妇女生育。
《山海经》中记载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物最为丰富，并明确说明了它们的功效。种类达120 多种，包括动物药67 种，植物药52 种，矿物药3 种，水类药1 种，还有几种类属不明的；按其功能又分为补药、毒药、解毒药、醒神药、杀虫药、预防药、避孕药、美容药、兽药等。除此之外，还记有如桂、杞、桔梗、麝、雄黄、芍药、■■、术、门冬等60 余种药名，只是没有关于它们的功效的说明。特别可贵的是，《山海经》还对植物药的根、茎、叶、花、实，动物药的喙、翼、足、尾等不同部位在疗效和使用方法上的差异作了详细说明。如《西山经》中说浮山有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关于用药的方法，《山海经》记述有食、服、浴、佩、带、涂、抹等，如说"食之无疾疫"，"食之可御疫"，"食之不蛊"，"服之不狂"等。
5. 早期的预防保健思想在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渐产生了预防疾病、保持个人卫生的思想。
夏商时代，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礼记》中已有了人们定期洗澡、洗头的记载，还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治疗意义。《礼记》中提出了对病者要"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即更换内外衣；《易经·■卦》中还提出了在疫病流行时应远离回避，以防传染。
① 见《太平御览·人文部》第四。
在饮食和养生方面，《易经》中说，"能协于天地之性，虽得疾病，常可不死"。春秋末期的老子把"恬淡虚无，少思寡欲"作为养生的基本宗旨；孔子也强调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和保持恬静的心态。他在回答鲁哀公如何长寿的问题时说："人有三死，非其命也，已取也。"第一种便是"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孔子还指出不同年龄的人要注意不同的问题："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①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物腐败、变色、臭恶、失饪、不时等皆"不食"；还讲究用姜、酱、醋之类的调味品。
《礼记》主张饮食要与季节变化相适应，"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吕氏春秋·尽数》篇指出："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指出过甘、过酸等皆害形，过喜、过怒等皆害神，过寒、过热等皆害精。所以"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所谓"知本"，就是要懂得致病之因而加以预防。文中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为立论的根据，指出"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则引起头、目、耳、鼻、腹、足等多种疾病，所以人们要经常活动形体；同时，"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庄子·刻意》篇也宣扬"道引之士，养形之人"的"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颈鸟申"的养生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称："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即以舞蹈使民防疾健身。
在婚姻制度上，当时也有了一些合理的主张。《礼记》称："三十曰壮，有室"；《周礼》称："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还说"礼不娶同姓"。《左传》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语》有："同姓不婚，恶不殖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这些晚婚优生的认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在环境卫生上，《周礼》、《诗经》中记载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等。《周易》中有"井者法也"的记载，说明当时为保护井水的清洁，甚至要采用法律的手段。《管子·禁藏》中还有"易水"的记载，说"春三月，。。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说春季要清挖井中的积垢淤泥，排除积水，换以新水。另外，《诗经》、《左传》、《周礼》中还有不少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应用的记载。在古代建筑遗址中，也发现了春秋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这么高水平的卫生保健措施，在世界医学史上是罕见的。
（二）中医理论的形成在医学实践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疾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系统探索，医学理论开始萌芽。到战国末期，以生理学说、病理学说和诊断治疗为基本内容的中医理论，大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1. 精、气、神的生理学说中医的生理学说，与对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现象的本质的理解是密切联系着的。古人认为，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由无形的东西"气"变化而来的，人也是由"气"生成的。《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
① 《论语·季氏》。
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管子·内业》说："气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即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气"，甚至人的思维也是由气的活动实现的。
"气"也被称为"精气"。《管子·内业》说人的精气来源于天气，人的形体来源于地气。《管子·水地》篇具体说明人经十月长成出生的过程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这是说男女的精气合成水样的流体，经3 个月形成包含五味的"咀"，再形成五脏，生出"五肉"、九窍，5 个月形成完整的人体，十月长成生出。这个过程虽有臆造的成份，但表明当时已试图以统一的"精气"来探讨人体的生成这个重大问题了。《管子·内业》还指出，这种精气充满人体，人就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肢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说明人的内脏、四肢、九窍的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泉源的。
此外还存在所谓"神"。《易经·系辞上》称："阴阳不测谓之神。"
《吕氏春秋·下贤》篇曰："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荀子·天论》说："列星随旋，明暗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这些论述说明，"神"和精气一样充溢宇宙，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没有内部结构，以其不可测知的作用支配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管子·内业》还进一步指出："神"也是一种特殊的气或气的属性，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内在的、能动的作用；在人，则表现为人的精神作用。
气、精气和神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对生命现象的总理解。《管子·内业》强调"气"通和"精"存；《吕氏春秋·尽数》强调形、神、精、气的充实和正常活动，并说："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在《吕氏春秋·先己》篇中又说："用其新，去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这是说精气新陈代谢活动的正常进行，腠理肌脉遂通利不闭，就会保证正常的生命活动。
2. 气血、经络、心志学说《吕氏春秋·达郁》篇一开头就对人体的生理结构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这段话虽很简短，却是中医生理学说的中心内容。
上文指出，人的机体是由肢节、肌肤、筋骨、官窍、五脏、六腑等固形器官和组织构成其基本构架的。"比"为依附，所有的器官组织都要通过肌肤紧密联结起来，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血脉"包括血液和血管，对它的作用强调一个"通"字，这里隐含有对血液循环的初步认识。对"精气"，强调它的运行，因为人的肢体活动、血液流通、脏腑器官的作用等都是靠精气的运行来激活的。"气血"说也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机体的少、壮、衰老，都是由气血决定的。《论语·季氏》讲到了人在少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时期气血的兴衰变化，《国语》则称："若血气强固，将寿。"
气血运动的结合，可能是产生"经络学说"的基础。"经络"的概念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记载，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不过当时还未得到普遍的流行。至于经络学说体系具体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在战国末期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内突然出现并达到那么完善的地步，至今尚未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经络学说一经提出，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之于"心"。所谓"心志"，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和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所谓心志的"和"，是指各种不同的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活动与其他生理机能之间，都要平衡协调。《管子·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也者，智之舍也"；《管子·内业》又说："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这都强调了"心志"对人体一切器官活动的支配作用。所以《管子·内业》中主张："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平正擅匈，论治在心，以此长寿。"这也是中医在病因学说上强调精神状态和情绪变化的重要性的根据，这可以说是对高级神经活动与内脏机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朴素认识。
3. 脏器机能与"五行"关系的学说"五行"说在医学上的应用，主要是五行配五脏说。前文已提及《管子·水地》篇中关于五味、五脏和五肉的关系的论述。《管子·幼官》篇又把四时与五方（中、东、南、西、北、）、五色（黄、青、赤、白、黑）、五味（甘、酸、苦、辛、咸）、五音（宫、商、角、羽、征）、五气（和、燥、阳、湿、阴）、五类（倮、羽、毛、介、鳞）等联系起来。《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则把春夏秋冬四季和角征商羽、酸苦辛咸、脾肺肝肾、青赤白黑、木火金水等联系起来。这里因为是以四时立论的，所以各种事物都只谈到"四"，实际上所反映的也是五行与五音、五味、五脏、五色之间的联系。《周礼·天官》也讲到了酸、辛、咸、苦、甘、滑与骨、筋、脉、气、肉、窍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讲五味和机体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人们把身体内的五脏、官窍、组织与五色、五味、五气、五液、五音、五行、四时等相互关连配合起来，这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色。不过，在当时的各种典籍中，这种配合并不一致，大约有四、五种不同的配置方法。如《周礼·天官》是酸骨、辛筋、咸脉、苦气、甘肉；而《管子·水地》则是酸膈鼻、咸骨窍、辛脑耳、苦革目、甘肉舌。心脏今文属"火"，《管子》等书则把心归属于"土"、"水"或"木"。这种不统一，正说明它尚处于创立阶段，其中包含着种种臆造成份更是必然的了。
4. 病理学说·医和疾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开始从气候变化、自然环境、饮食起居、情欲哀乐等方面来进行探讨了。
公元前541 年晋侯平公患病，时郑国大夫公孙侨（子产）至晋，卜人说晋侯之病是由山川星辰之神"实沈"、"台骀"作祟引起的，子产则说是由饮食哀乐不节招致的，与鬼神无关；并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因晋侯甚至把同族女子也收为内官淫乐鬼混。当时秦国良医医和被聘赴晋为平公治病。《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这件事曰："晋侯有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指房事），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得此乎？"这里医和除具体指出晋侯之病是过度沉溺于女色、情欲不节所致之外，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六气致病说"。他将四时不正、六气太过看作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这里已包含了以四时、五节、六气等气候变化为主要病因的概念，是后世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说法，即后世"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变学说的先导。从医和的话中还可看出，当时阴阳、五行学说已渗入医学基础理论之中；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给后来的诊断、药理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之间有一定关系的认识，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周礼·天官》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这是指四季的多发病。《礼记》中还有四时气候异常引起疾病流行的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以及气候变化致病的认识，包含了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天人相应"的观念。古人认为人和天地自然都来源于气，都受阴阳、五行规律的支配，所以人和天地自然是息息相通的。《礼记·礼运》称："人者其大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管子·五行》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淮南子·天文训》更明确地说："■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这些具体数字当然有牵强臆造之处，不过"天人相应"的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生活起居、水土环境致病的记载也多有出现。《庄子·齐物论》有："民湿寝则腰疾偏死。"《吕氏春秋·重己》称："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多阳则痿。"
春秋时期，人们还认识到喜、怒、忧、思、悲、惊、恐等情志异常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吕氏春秋·情欲》称"百病怒起"。《管子·内业》称"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中医非常重视精气血脉的流通和运行，一旦精气血脉的流通发生障碍，人当然就要患病了。《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为聋，处目则为■为盲，处鼻则为孰为窒，处腹则为胀为■，处足则为痿为蹶。"说明"气郁"会引起头、足、内腹的多种疾患。《吕氏春秋》其他篇中也多有强调"气不达"和"血脉壅塞"是致病和不得长生的原因。
5.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扁鹊随着医疗知识的增长和巫医的衰落，专门以治疗疾病为职业的医生就出现了，如《左传》里记载的医和、医缓，就是当时秦国的良医。
《尸子》记载医■也是秦国的良医，约为公元前5～4 世纪的人，他曾"为宣王割痤，为惠王割痔，皆愈"；还给张子治"背肿"，也治好了。医■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齐■王疾病，使人请宋国医生文挚治疗，文挚用激怒的办法"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齐王的病治好了，文挚却被齐王"以鼎生烹"而死。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扁鹊。《史记》中为他专门立传，《战国策》、《韩非子》、《列子》、《韩诗外传》中也有他的片断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勃海郡■人"（今河北任丘■州镇人。又有说为齐国卢邑即山东济南长清县人），活动于公元前4 世纪。年轻时曾跟长桑君学医，后长期在民间行医，是一个周游列国的专业医生，足迹遍及齐、赵、卫、郑、秦等国。他医术高超，技艺精湛，遭到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妒忌而被谋杀。扁鹊医术全面，兼通各科，"随俗为变"。在赵为"带下医"（妇科），在周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在秦为"小儿医"（儿科）。在诊断上，扁鹊精通望色、闻声、问病、切脉，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他几次见到齐桓侯时，都曾根据他的气血变化判断他病在腠理，在血脉，在脏腑，直至发展到在骨髓，忠告他及时治疗，齐侯不以为然，延误了治疗，终于不救而亡。又记载赵简子病重"五日不知人"，众人以为无可救治，扁鹊切脉后说："血脉治也，而何怪？"认为脉象正常因而可愈，后赵简子果然痊愈。司马迁慨叹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在治疗方法上，扁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汤剂以及砭石、针灸、按摩、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按病情进行综合治疗。如为虢国太子治疗"尸■"（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使用了针灸、熨贴、汤液等多种方法而获显效，被传为"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列子·汤问》篇甚至说他还做过给公扈和齐婴二人互换心脏的手术，这就把扁鹊神化了。扁鹊还提出了"病有六不治"的原则，其中有"信巫不信医不治"，这也反映了当时医与巫的激烈斗争。传说扁鹊曾著有《扁鹊内经》九卷和《扁鹊外经》十二卷。王叔和《脉经》中有"扁鹊论脉"的引文。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说过他从老师那里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话，可见扁鹊不但是个医生，而且也是一个医学著作家。司马迁说他为"方者宗"，扁鹊发明方剂和诊脉方法是有可能的，而他在这些方面的重大贡献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扁鹊的医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诊断与治疗的总体水平。
当时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诊断经验，形成了一定的诊断方法。《礼记·曲礼》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病人要向经验丰富的医师求医问药。《周礼·天官》说明诊病的方法是以"五气、五声、五色"的变化为主要征象，以"九窍"之变为辅助，以"九脏"之动为参考，进行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这可以说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到扁鹊的诊病方法是："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后世所谓"四诊"法这时已基本形成了，特别是诊脉方法，对我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在临证治疗方面，食养、药疗、酒剂和针刺火灸等，都已广泛应用。《周礼·天官》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已采用了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对外科疾患，"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对外科疾患除用药物外敷外，还用内服药物和食补进行调理；药物中不但有普遍可食的五谷和"养"病的普通药，而且还有攻病的毒药；药物依据其酸、辛、咸、苦、甘、滑等性味，分别调养筋骨、血脉、气血、肌肉和九窍。这是一套攻、养、疗、节的"攻补兼施"的治疗方法。使用毒药治病，是春秋时期用药方面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药物，大部分是"汤液"、"醪醴"等比较平和无毒之药；这类药物虽然作用范围较广，但对某些疾病疗效不大。春秋时期则发现了一些作用专、效果显、能攻病的带有毒性的"毒药"。《尚书·说命》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疗"，可能就是指要使用一些带有毒性和副作用的、能使人晕眩的药，如附子、乌头一类毒药。《周礼·天官》有"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这是药学方面的一个进步。另外，也开始以"五气"、"五味"来推论药物的作用，这表明在药物使用上已开始向理论认识飞跃。
汤液即水药的普遍使用，也是个重大进步。因为在商代以前，人们的用药主要是单味药，且用重剂，疗效差，副作用大，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汤液发明之后，可用多种生药加水煎煮成药剂，就可以根据病情选用多种药味相互配伍混合煎煮，即由单味药转向复味药，既减小了药物的毒性，又提高了医疗效果；这样便促使了"方剂"的出现。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越人之为方也"，"以八减之齐"、"和者煮之"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关于针灸，《黄帝内经》中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用针灸治疗之法，记载的穴位达300 多个，已经有巨刺、谬刺、补泻等不同手法。外科疗法中有用砭石破痈脓的记载，如《战国策》记载扁鹊要以砭石给秦武王割除疾病，《韩非子》记载扁鹊治病有"以刀刺骨"的方法；前面已说过的医■给宣王割痤、给惠王疗痔的故事，也是外科手术方法。其他还有按摩、导引、汤熨、毒熨、熏蒸、洗浴等外治法。文挚为齐王治病的方法是采用情绪变化来治病的精神疗法。《内经》在说明这些治疗方法的起源时说："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摩从中央来"。说明当时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是综合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而且已经开始由经验向理论方面飞跃了。
（三）马王堆出土医籍战国时期，已有不少零散的医学著作，西汉初年淳于意从他老师那里接受的书目中，就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赅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黄帝内经》的引书中有《针经》、《上经》、《下经》、《脉经上下篇》、《刺法》、《奇恒阴阳》等。不过，这些医籍都没有保留下来。
1973 年冬至1974 年春，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的汉文帝初元12 年（公元前168 年）的葬品里，出土了大批医学帛书与简牍，内容包括4 个方面：一是关于十一脉和脉法的记述，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二是52 种疾病的医方《五十二病方》；三是关于导引养生的论述，有《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四是一些杂类，如专论胎产宜忌的《胎产书》，咒禁方术方面的《杂禁方》、《杂疗方》，以及《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属于"神仙"、"房中"类的著作。
关于这些医书的著作年代，据考证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最晚的则是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作品。从它们的内容来看，都较成书于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更为原始古朴，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已佚的医著。这批医籍为研究我国传统医学从经验医学向理论医学的过渡、早期经络学说体系的建立、针灸药物疗法的演变等，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足臂十一脉灸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关于经脉学的著作，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书中以先足经、后手经的顺序，简明地论述了全身11 条脉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下肢"足"脉6 条：足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太阴脉、足厥阴脉；上肢"臂"脉5 条：臂太阴脉、臂少阴脉、臂太阳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各脉在体表循行的路线，都是从四肢末端 到胸腹或头面部。"足臂十一脉"主疾候78 种，在各病症之后皆有"诸疾此物者，皆灸××脉"的说明，即只有灸法的治疗方法。《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种文体内容基本相同，成书时间较《足臂十一脉灸经》稍晚，按先阳经、后阴经的顺序叙述了足巨（太）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肩脉、耳脉、齿脉、足巨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臂巨阴脉、臂少阴脉。各脉都叙述了其循行路线及所主共147 种疾病。《阴阳十一脉灸经》不仅以"阴阳"的抽象概念取代了"足臂"这样具体的部位性描述，而且对各种疾病只是指出了治疗的总原则，不再局限于灸法或其他一些具体的治疗手段，标志着经脉学说向更加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进展。不过，这几种"十一脉"的著作，均未有"经络"字样，只有11 脉而没有12 经，11 脉也没有互相衔接的说明，因而还未形成经络全身、"如环无端"的循环概念，恰恰说明它们是经络学说形成之前的过渡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