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实验的记述中，墨家已经明确地区分了"球心"
和"焦点"，把后者称为"中燧"；而且还知道了物体和它的像在球心处重合，这种准确的描述是与当时所进行的多次周密的实验分不开的。当然，凹面镜成像还有第3 种情形，即物体在球心与焦点之间时在球心之外所产生的比物体大而倒立的像。墨家在作实验时可能还没有让像成于屏幕上，而是观察者面对凹面镜直接观察自身（物）所成之像，所以对在自己背后（球心之外）所成之像未能观察到，这是容易理解的。在科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2400多年前，墨家能对凹面镜成像作出如此正确的概括，这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关于凸面镜成像，墨家也进行了实验研究。《墨经》第125 条记载："鉴团，景一"；"鉴：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亓（其）远，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景过正，故招。"
"团"，圆也，指球体；"鉴团"即凸面反射镜。物体在凸面镜前被反射，无论和镜面距离远近如何，都在镜面后产生缩小的正立虚像，只有这一种成像情况（"景一"）。物体离镜近些，则所照显得大些，所成之像也大些；物体离镜远些，则所照显得小些，所成之像也小一些。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像必定都是正立的。物体过远，像就模糊不清了（"故招"）。
墨家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文中用"所鉴大"、"所鉴小"来说明像的大小，则是不准确的。因为凸面镜成像的大小决定于（虚）焦点对物体首尾二端所张的视角，而不是决定于物体对镜面二端所张的视角。
前述《墨经》中关于光的直进性以及各种面镜成像原理的叙述，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关于几何光学问题的实验记录和理论说明。首先以光的直线传播的性质为立论的基础，对光、物和影三者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作出了详细而准确的分析说明；进而又以精确的实验为依据，对平面镜和各种球面镜成像的现象和规律作了描述。墨家在光学上这些出色的研究，和近代光学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墨家的成果，在世界光学史上应当占有崇高的地位。
十、结语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奠基时期；形成后世中国古代科技体系的许多知识内容和学说，大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找到它的初始形态和萌芽思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最具特色和最为发达的天、算、农、医，在这一时期均有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天文学和医学，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概括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冶铁术的发明，特别是生铁冶铸、铸铁柔化和块炼铁渗碳钢技术的出现，加快了铁器工具的普遍推广，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作用。
（2）战国初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殷商时期的"神治"
被"人治"所代替，由此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各诸侯国为了消除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发展自己的霸业，也需要借助于各种新学说、新思想的支持，所以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出现了诸子百家自由探讨、相互争辩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对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中国封建时期所以能在科学技术、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不无关系。（3）以孔子私人讲学为肇始而产生的"士"这个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一大批来自"国人"的知识分子的出现，打破了少数统治阶级人员垄断文化知识的局面。"士"来自各方，与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是文化知识的主要掌握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既把已有的文化知识传播到国人中，又把国人中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搜集起来加以总结概括，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无庸置疑，农民和工匠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基础力量，尤其是实用技术的直接创造者。但是由于文化素养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力将在生产实践中摸索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巧作系统的总结、记载和进行更广泛的传播，更没有条件去实现知识的理论化。这些工作只能由受过系统文化教育训练的"士"去完成。
（4）和古代世界各个民族的科学发展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出来的理论性自然知识是较薄弱的，特别是比古希腊逊色。但在实用科学方面，我国在相当长时期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天、算、农、医四大学科，大部分也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这个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政裕民"的政治主张，使他们急功近利，主要关心科学技术中那些能够直接转化为实用的内容。这也影响到"士"只能在"从政"过程中，从对"天地万物""善用其材"中来关心科学技术，而不去深究其"所以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况就明确说："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①就是说对"天地万物"只求"善用其材"而不求明白其"所以然"，即不必深究其中的科学道理；对"百官之事、技艺之人"，只需"善用其功"而"不与之争能"，即对其中的技术原理不必了解。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具有以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特点，又具有偏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的明显局限。
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个状况，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逐渐形成了重人事的传统，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心社会伦理比对关心自然本身更受到重视。开始时显得很有生气的自然哲学学说，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它的发展方向。这又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缺乏理论性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缺少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重要的社会条件。但是，中国科学技术极强的实用性传统，也是阻碍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5）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丰硕成果，通过多种渠道，在世界各地陆续得到传播，对后世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天文学上的"四象"、"二十八宿"，数学上的十进位制，手工业中的炼钢术、蚕丝织绸和提花技术、漆器的制造等，先后都传播到国外。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方面，更有不少超前于西方的重要成就。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曾公正地评价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这当然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科技成果在内。一些国外学者曾说，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果似乎是从印度、阿拉伯乃至西方传入的，这种论点大都被考古的发现和史料的挖掘所否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古代，中国给予世界各国的东西，远比世界各国给予中国的要多。
① 《荀子·君道》。
-------------------------
《中国全史》 018 春秋战国教育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书中从回顾西周教育的一般情况入手，探讨了处于政治大变革时代的春秋战国教育发生变革的原因，并系统介绍了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以及当时的著名教育家和他们的教育主张，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教育的总体情况。本书广泛吸收、融汇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注重史实与史论的有机联系；适于各级教育行政人员、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及各类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和师范院校学生阅读、参考。
一、春秋战国教育概述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由诸侯分裂割据趋向全国大统一的时期。春秋开始，周王室还能作为140 多个诸侯国家的"共主"。以后，各诸侯国相互不断兼并，周王室反沦为大国的"附庸"。到战国初期，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十几个国家；及至战国末期，余下的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相继被秦灭亡，全国才真正统于秦。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情况，处于长期分裂、战事频繁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往往要受到巨大破坏，社会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文化教育尤其受到严重的影响。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却奇迹般地推动着一场全面的大变革。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促使奴隶制社会崩溃而过渡到封建社会。
教育的大变革，直接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首先是由于各诸侯国国策的改变。奴隶社会中，国家大事唯戎与祀。西周时期，贵族子弟在学校中除了学习射、御以外，其他科目多与祭祀有关。到了春秋时期，宗族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已失去它的控制能力，诸侯纷纷立国，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治理政事、培植军事力量，以增强实力、盛大国势。他们的"大事"已不在戎与祀，而在戎与治，特别要求能适应新形势的新一代的管理人才。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正是最早广纳贤才破格用士的国君。他委任管仲以相仕，使齐桓公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称霸，并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像管仲这样能在新形势下大显身手的人才，决不是在继承西周教育传统的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事实上，春秋初期，官学中僵化的学制和陈旧的课程，早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各诸侯国的政治变革，逼使教育必须改革，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这场变革，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延续了五百多年。其特点是贯穿着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着人才需求这个中心发展的。官学和私学并不是对立的，相互并不排斥，官学和私学的兴衰过程，恰恰是彼此替代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替代方式，这决定于各国所制订的教育政策和政治改革的深度。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春秋初期至中期。各国开始改变西周的学制，并制订各自的教育政策。第二阶段，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诸侯国为了争霸或保持霸主地位而重用人才，器用人才，私学兴起，"师"的地位确立。第三阶段，约在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诸侯国间的分裂和兼并日益剧烈，私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不同学派，统治者逐渐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官学开始恢复。第四阶段，约在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向统一，分散的私学已不能发挥作用。官学的地位已超过私学，师资力量多向官学集中。执政者通过官学扶植统治力量，官学扩大，最后，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四个阶段的教育变革，构成本书编写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教育史，实质上是一部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制教育的变革史。基于这个观点，本书从回顾西周教育情况入手，采取对比和分析的方法，使读者基本上掌握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进程。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虽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但有关史料却很缺乏，而且分散在一些古文献里，每每夹叙在历史人物的政治见解、伦理德行等言论之中。长期以来，有些教育史著作受史料的限制，对教育思想论述较多，史实较少。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史，史料更少。例如百家争鸣，联系到教育，即各个教育学派之争，就不如哲学思想争鸣的史料充实和广泛。因此，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分析和争辩，由于资料不足，又嫌记载简略，只能作一般推测。建国40 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成果丰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遗址、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出土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诸如铜器铭文、简牍、帛书之类，直接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种种活动，其中不乏与教育有关的资料。如韩非在教育改革中，提出"以法为教"，过去根据古文献资料，对"法"往往讲得很笼统，仅指法令政策而已，不能进一步具体化。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的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其中有许多是与"以法为教"密切联系的教材资料，这些都是具体说明学吏制度的宝贵记录。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就是力求将考古学资料和历史学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教育史，以期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教育的实际。
二、春秋战国教育变革前的教育传统西周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约有300 年光景，这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较之殷商已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在教育方面，建立起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官学制度。这套教育制度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因而它只允许也只有贵族子弟能享受到学校教育的权利。尽管当时的教育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但是，在为奴隶主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方面，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成为维护西周王朝统治的有效工具。直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在变革教育的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周教育制度的影响。
教育有着它自身独特的继承性。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实际是从奴隶制教育过渡到封建教育，把教育权从奴隶主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教育变革是从西周教育的基础上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即使到了战国后期，在教学内容上，还有《诗》、《书》、《礼》、《易》等课程。所以，概括地对西周教育作些回顾，有助于加深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意义。
（一） 学校由国家兴办学校由国家兴办，体现了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受教育权的绝对控制，这是奴隶社会教育的一大特点。所谓绝对控制，即不但在学校类别上，而且在入学年龄上，必须严格按照学生本人身份，区别对待。由于尊卑贵贱和地位高低，其差别十分明显。上层贵族的子弟不能与下层贵族子弟在同一等级的学校学习；即便是在同一等级学校学习的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年龄也有种种限制。
西周王室和诸侯各国，都建立了学校，可以分为两个等级，或称为两类：一类称为国学，办在王室京畿和诸侯国都。另一类称为乡学，办在郊区乡里。
《礼纪·学记》指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州）有序，国有学。"①塾、庠、序，都属于乡学，是地方学校；学即国学，是京都学校，也即是中央学校。
1. 国学国学是专供上层贵族子弟入学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
王室和诸侯各国所办的小学，其名称和规模大小，都差不多；而所办的大学，不但名称各不相同，而且规模大小也相差很多。首先，在名称上，王室京畿的大学，是天子之学，由王室直接管理，叫做辟雍；诸侯国都的大学，是诸侯之学，由国君直接管理，称为泮宫（或頖宫）。其次，在建筑规模上，辟雍修建在形似圆璧的土台上，四周有水，如同在一个小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修建在形似半壁的土台上，东、西、南三面有水，如同在一处半岛上建起一座学校。泮宫的规模只有辟雍的一半。吕思勉曾说："这是表明辟雍乃
① "术学序"，郑玄注："术当为遂之误。"毛奇龄在《学校问》中认为"术是州字之误"。本书采用后者意见。
天子独家拥有的学校"，"诸侯得杀其制"，"以其半以示诎于天子"①。国学招收的学生，自元士以上的贵族子弟都可以入学。《礼记·王制》说："凡入学以齿。"郑玄注释："皆以长幼受学，不用尊卑。"粗粗一看，好像西周的国学，凡是贵族子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能入学，毋需再分尊卑等级。其实，这条"入学以齿"中的"齿"字，却很有讲究。恰恰是在这一"齿"字上，严格区分出尊卑贵贱，维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西周王室的宗族，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此外还有迁宗（分支）的规定。在臣属之间，又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层层严格的等级关系。这些人的子弟虽然都有资格进入国学，但是"子随父贵"，在入学的年龄上，也得按照等级差别，有早有晚。最低的元士一级，其嫡子和余子（妾所生之子）上小学的年龄，也要相差两岁。这是奴隶制教育的特殊现象，也正是"齿"字的实际含义。贵族子弟入学年龄，分为三种情况：王太子，8 岁进入小学。7 年读完小学，15 岁升入大学。
公、卿的长子，大夫、元士的嫡子，13 岁进入小学。7 年读完小学，20岁升入大学。
嫡子以外的诸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即余子，也称众子，15岁始进小学，7 年读完小学，23 岁升入大学①。
从入学年龄的差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王太子15 岁进入大学时，同年龄的嫡子以外的诸子还刚刚进入小学。这种悬殊的差别，显示了王太子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客观上必然造成的效果是，使等级较低贵族的子弟，从小在思想上就深深留下奴隶主贵族内部存在着森严等级制度的烙印，并确认这是无法转移和变更的，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宗族观念和制度，从而使他们终身维护着奴隶社会的尊尊之法。
周代国学的设立，除了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在西周早期的一些青铜礼器铭文上，也已见刻铸。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周康王（钊）时期的青铜礼器"盂鼎"和"麦尊"的铭文中，分别记载了王太子要进小学学习的事实和康王在大学与诸侯合射的情况。这是西周早期确实建立了国学的最有力证据。
盂鼎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相传清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这件重器为康王时期一位名叫盂的大臣所铸，为了感谢康王对他的授封（册命），颂扬王的美德，铸作了用以祭祀盂的祖先南公的宝鼎。这件铜鼎，世称盂鼎，因为当年同出的还有一件小盂鼎，所以此鼎又称大盂鼎。鼎腹内壁有铭文19 行，计291 字。铭文记录了康王给盂讲述周代立国的历史和殷商丧国的教训，其中有"女妹（昧）辰又大服，余佳即朕小学，。。"等字句。据郭沫若对这段铭文的考释，"昧辰"即童年，是康王说王太子（昭王）幼年曾进小学学习，表明西周王室的王太子是要进小学学习的。①盂鼎铸造年代在康王23 年（公元前1056 年）。
①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古学制"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尚书大传·略说》："（余子）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按西周学制，小学7 年学成，15 岁入小学，则应23 岁升入大学。
① 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 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作者称："《大盂鼎》乃康王二十三年之器，当非王自就小学，余疑乃昭王幼年时事，说见《大系》"。《大系》即郭沫若所著《两周文辞大系图录专释》。
著名的青铜礼器麦尊，有长篇铭文166 字，其中有一段记载："■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禽，侯乘于赤旗舟从，。。"。②王即康王。铭文记他在宗周会见诸侯，在丰京与诸侯举行酒祀。第二天，在辟雍，王又同诸侯泛舟合射，王射中水上的大鸿雁。辟雍环水，水域也称灵池、大池，可以泛舟，可以射猎。铭文所记情况都和文献记载相吻合。西周成王、康王之际，政局安宁。《史记·周本纪》称那一段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人们安居乐业，奴隶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教育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康王时代的青铜铭文中，出现了小学和辟雍（大学）记载。可以相信，当时的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铭文中还能见到有关国学的记载：宣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九代）的师■簋，记有小学："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事。。。"
共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两代）的趞曹鼎，记有射庐："共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
共王时期的■敦，记有宣榭："丁亥，王格（在）宣榭。。。"
懿王时期（与康王已相隔三代）的匡卣，记有射庐："懿王在射庐，作象舞。。。"
需要说明的是，从成王到厉王时期，在一些铜器铭文中，除了记有辟雍和泮宫外，还见到"学宫"①、"射庐"、"宣榭"等名称。这些地方都在大学范围之内，射庐、宣榭是大学的一部分建筑，因此，铭文中提到的这些地方，指的就是在大学。
西周的学校，既是从事教育的场所，也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往往要在国学中举行。遇有朝见、祭祀献俘等典礼，周天子要到大学来主持仪式或宴会，并举办一些娱乐活动，或合射，或乐舞。可见周代的学校机构，常用于官事，所以说官学设于官府之中。西周的铜器铭文，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
国学学生读完大学，谓之"大成"。经过官方考核而成绩优秀的，由国家任命为中、高级官员。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学则三代（夏、商、周）共之。"学，指南60）。显然，国学之分为大学和小学的体制，西周是沿袭于殷商，说明教育制度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继承性。
2. 乡学乡学，是招收郊区6 乡国人子弟入学的地方学校。根据《周礼》6 乡6遂的建制，周代王城和诸侯国都的近郊为乡，设家、比、闾、族、党、州等6 乡；远郊为野，设家、邻、里、酂、■、县等6 遂。居住在6 乡的平民，叫做国人，他们多为士或庶人，他们的子弟有进入乡学受教育的权利。居住在6 遂的都是奴隶，叫做野人。6 遂不设学校，因此，奴隶的子弟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
② 郭沫若：《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载《金文丛考》1952 年改编本，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
① 见静簋铭文："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学射。"据郭沫若考释："史称宣王名静，本铭殆宣王为太子时习艺于学宫时事"。杨树达在《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中称："学宫者，所谓天子之大学，曰辟雍者是也。"
国人子弟所进的乡学，相当于国学中的小学程度，其学习年限是否规定7 年，尚不清楚。至于家塾、党庠、州序怎样衔接，更无史料可查。除了散见于一些古文献的记载外，不如国学那样较有系统。目前，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也没有文字资料与之印证。陈梦家曾经根据两片甲骨（《乙》2803和4299）的卜辞，识读其中的"■"字可借读作"庠"，并且认为其意近于"殷曰序"、"周曰庠"的庠①。不过，有些学者对此字的确认尚有不同意见，还待今后的继续考定。与国学比较，能不能说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没有发现乡学的记载，就可以断定西周时期不曾设过乡学呢？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孟子·滕文公上》所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国学的设立，已在铜器铭文中见到，并且证实了周代的上层贵族学校确有两级：小学和大学。既然孟子所提到的"学"已为铭文所印证，那么，"周曰庠"，当也不是虚有其事，我们应该相信当时设有乡学。至于铭文中没有见到记载，这是符合周代铸造青铜礼器的实际情况的。在奴隶社会，青铜礼器多为王室贵族铸作。平民没有特殊的军功，不会得到君王赏赐，也根本不可能自铸重器。据目前著录的金文内容，凡是有长篇铭文的，内容多半记载朝廷大事或诸侯的受策命、赏赐等等。铸造者除了君主本人，便是贵族大臣，属于低级官吏或平民者未见一器。而朝见、册命、祭祀的活动，常在辟雍或泮宫中进行，很自然的，铭文中就会提到这些场所。上层贵族子弟不在乡学学习，他们有所活动，也往往在都城并不在乡州。天子或诸侯到学校巡学，也都在国学。凡此种种，铭文中不见有乡学记载，便容易理解了。
在乡学学习的国人子弟学成后，如果德行道艺都很优秀，经过乡里大夫的考察，可以向负责六乡教化的民政官员司徒荐举，称为"选士"。司徒再从选士中考定更为优秀者荐举给天子或诸侯，经过认可以后，便能升入大学（辟雍或泮宫），称为"俊士"。西周虽然建立了荐举制度，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真正能进入大学的国人子弟，毕竟是少数。
乡学学成的学生，经过地方官员的考查，成绩优秀的，将担任地方政府的低级官吏。
（二） 教育内容由国家规定在奴隶社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引刘子语），将祭祀活动和军事战争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所掌握的学校教育，其讲授的知识和技能，就得紧紧围绕"祀"与"戎"这两件大事，选定有关的内容。祭祀一事在周代，是以祭祀祖先为主，不同于商代的"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以事神而佑天下；周室祭祖，求祖先降福，实质上是利用血缘关系把同一宗族及有关氏族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宗法制度。这说明，到了周代，单纯依靠天（神灵）的保佑来强化统治是不易维持的，还得重视人事，加强周人内部的团结，才能巩固政权。当然，周代的祭祀，更加强调仪礼，就在行祭的过程中，形成一套特定的程式，建立一定的秩序，并且逐渐固定下来，而称之为祭礼。祭祀的对象很多，内容繁复。例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
如讨伐出征，军队出发，要举行祭祀；凯旋归来，要举行祭祀；甚至献俘、庆功也要举行祭祀。在这类祭祀中，往往配有乐舞，仪礼十分隆重。国学子弟通常要参加仪式，接受祭礼教育。在周代，祭礼教育被认为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戎"，这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周代，对外既要有足够的力量防御异族入侵，也要有力量向外扩展；对内则要能够驯服奴隶，制止他们的叛乱。因此，就得有强大而精锐的军事武装力量。国人是主要的兵源，国人的子弟进乡学学习，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战斗技能。至于上层贵族子弟也必须到军队服务，他们不是充当一般的兵卒，至少要担任中、下级军官，也同样要在国学中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六艺课程，其中的"射"、"御"，便是传授射击和驾驶兵车，包括进攻和防御的军事知识技能的主要学科。非常清楚，这些学科都是根据"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要求制定的。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奴隶社会文武兼备的统治人才。
在西周的国学和乡学中，都设置"文"、"武"两方面的教育学科，只不过国学中门类较多，而乡学中门类极少；在内容上，也还有繁简之别。1. 国学的教育科目在国学中传授的科目，总共分为五大门类，计有：德行、六艺、六仪、三乐和小舞等。①这些科目，在小学和大学的课程中怎样安排，缺乏史料记载，其具体要求也无法得知。不过，国学对学生隔年定期的成绩考查和考查内容，却规定得很具体（请参阅下述《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中《学习考查》一节），可供我们大致了解不同年度对学生学习的不同要求。
（1）德行德行，即道德品行。具体内容包括三德和三行，合称德行。
三德，即"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其实，概括起来只用一句话便能说明：处处事事都做到不违背奴隶主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就体现了最高尚的道德。
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这是要求学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上，在不同的人际关系能够妥善相处，不产生种种矛盾，便是最完美的品行。
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需要有一整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以维护宗族秩序，保持和巩固团结。德行这一科，正是要求学生从小立德立行的主要课程。（2）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六项训练的技能科目，内容繁杂而具体，要求却很高。
礼有五礼，即吉、凶、宾、军、嘉等五礼。
吉礼，是指有关祭祀的典礼，主要有祭宗庙、祭社稷、祭天地等。在这些不同的祭典上，有着不同的仪式和活动，学生要学会参加种种不同的仪式和活动的本领。
凶礼，是指有关丧葬哀悼的典礼。大致分为"复"（为死者招魂）、"敛"（裹尸以后将尸体放入棺材，也叫入敛）、"殡"（即暂时将棺材停放在家中择日待葬）、"葬"（将棺椁运至坟地埋入地下，称出殡下葬）、最后是"服"（为死者服丧，表示哀悼）。学生要懂得凶礼的全过程，也能参与其
① 五大门类的科目，是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和《周礼·春官·宗伯》有关内容综合的。事。当然，服丧情况，需要根据死者与学生的关系，并遵守服丧的有关规定。军礼，是指有关军事活动的典礼，包括校阅、用兵、田猎等活动。校阅、用兵与军事有关，容易理解。而田猎，即是郊野行猎，与军事训练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古代利用四时田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训练军队作战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仲春时节进行田猎，叫做春蒐，主要用鼓，金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坐作、进退、疾除、疏数"等阵法和战术。在仲夏时节进行田猎，叫做夏苗，主要训练军队露宿，模拟夜间守备和作战。学生参加军礼，也是实习军事活动。
宾礼，是指诸侯朝见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节。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和礼仪，正是对未来官员的准备课程。周代诸侯朝见天子时，都要携带珍贵的礼物，如玉帛、兽皮等，贡献给天子，所以又称"朝贡"。天子也要用玉帛、珠宝等物回赠诸侯。除此，诸侯还得根据自己的爵位穿戴相应的服饰，手中拿的表明自己身分的礼器，一点都不能错乱。如公执的九寸桓縠，侯执的七寸信珪，伯执的七寸躬珪，子执的五寸縠璧，男执的五寸蒲璧。就连朝见时所站的位置也有区别，公立于东面，侯立于西面，伯、子、男从侯而立。这种种礼节，都要在国学中学会。
嘉礼，是指王位承袭、宴请宾朋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仪，大体上可分为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把社稷宗庙的祭肉，分赐给同姓之国，表示同享福禄）、贺庆等礼。其中以婚礼、冠礼、射礼、飨礼、宴礼、贺庆礼最为重要。嘉礼仪式十分繁复，以冠礼为例，加冠的仪式就很复杂。古代男子年满20 岁，要由他的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冠礼的日子是由父亲占卜（筮）确定的。行礼的日期确定后，要通知为儿子加冠的来宾。到了这天，行冠礼的席位安置在宗庙阼阶（堂前东阶）北端，将加冠的儿子从东堂领出就席，宾客们为他梳头、挽髻、加簪、著■（用于束发的黑帛）。然后，在父亲的主持下，再由已请定的那位宾客十分庄重地为加冠者加冠。开始，戴上缁布冠，表示今后能够治人、治家；再戴上皮弁（一种用白鹿皮缝制成的帽子），表示今后要尽服兵役的义务；最后戴上爵弁（一种形状像冕而无旒的帽子），表示今后有权参加祭礼活动。经过这三加，才完成冠礼。
五礼为六艺之首，内容繁缛，涉及面很广，几乎包括了整个奴隶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这些礼节制度，如果不在学校学习并且 进行实习，是不容易掌握的。
乐有六乐，即《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又称大舞。
其实，六乐既是舞曲，也包括乐舞的歌词，分别歌颂黄帝、唐尧、虞舜、禹、汤和文武六代历史人物的功德，乃是史诗性的舞蹈音乐。如《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中的《我将》和《臣工之什》中的《武》，便是《大武》舞曲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歌词。前者叙述武王在征伐殷商纣王前，祭祀上帝和文王，祈求他们的保佑。后者叙述武王征伐纣王取得了胜利，继承了文王并为其子孙开创了基业。西周时期，每举行重大的庆典，都要有大舞，这也是进入官场需要掌握的一门技能。贵族官员不一定参加舞列，但至少要能够歌唱，或懂得歌词内容及其意义。
射有五射。射，指射箭的技术。五射，即指五项射箭的技术，即白矢、参连、剡（Yǎn 音眼，锐利）注、襄尺、井仪，每项技术要求都很高。
白矢，要求射出的箭能够穿透箭靶，在靶的背后见到箭镞，这需要有强劲的臂力。
参连，要求接连射出飞箭，即通常所说连珠箭法。这种快捷发箭，使得敌人难以躲避。
剡注，要求离弦的箭，向着目标水平飞行，速度快，冲力大。这种射法容易射中目标。
襄尺，要求射箭时姿态正确，拉弦时，肘必须保持平稳，在肘上能够放一杯水。这样射出的箭不会偏离方向，保证射中目标。①井仪，要求四箭连射，射中靶时，箭头分布呈井字，即射在四方形的四角，这样，杀伤力大。
这五项射艺教学要求很高，训练也很艰苦。周代铜器铭文中曾多次提到在大学内训练射术，周天子也十分重视这项技艺的训练。著名的《静簋》铭文中有两段记述了某年周天子到学宫去亲自监督国学子弟训练射术的情况。第一次在6 月，王命静（即周宣王）领导贵族子弟习射，并且察看他们学射的技能。第二次是在8 月，王又到学宫，主持大家在大池中习射，成绩不错，天子给予奖励。②这些记事虽然简单，但证实了西周学校中确有"射"的学科，并且是一门重要的技能训练学科。
军事训练的习射与平时在某些仪礼活动中进行的射礼是不相同的。作为射礼，并不要求达到五射的标准。孔子曾提出，在礼乐活动时的射，不要求箭镞都得穿过靶子。所谓"礼射不主皮"，即在于能不能射中目标，不同于军中的武射。
御有五御。御是驾驶兵车（战车）。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骑兵，御都是指的驾车。五御，就是五项驾车技术，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据《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贾公彦疏，能达到这五项技能要求，也很不容易。
鸣和鸾：要求车辆起动时，装在车辕前端衡上的铃（称为鸾）和装在车箱前边轼上的铃（称为和），同时发出锵锵响声，说明起步非常平稳。
逐水曲：水曲就是水势，水流的方向。要求车辆过河或在溪流中行走，驾车的人能够掌握水流情况，顺着河水流势前进，既快又稳，避免翻车。过君表：要求在驾车途中遇到路障，能够不碰撞障碍物，迅速安全通过。平时训练，多半在辕门设障，教练学生驾车。
舞交衢：衢是大路，交衢是十字路。要求车辆到十字路口，遇到车多拥挤时，能够像舞蹈动作一样，从车流中轻快地穿插而过。
逐禽左：在驾车出猎时，要求驾车人善于运用车辆协助围猎或阻挡猎物，利于射获。
西周时期，两军作战，以车战为主。所以，要求在种种复杂的环境中，能熟练地驾驶兵车。
书有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和谐声。西周的识字教学，是将汉字的构成分为六书进行的。
目前，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已经出土的文字实物资料，有
① 五射解释，参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疏及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二章，第106 页。"襄尺"，《周礼》疏为："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射艺不同射礼，本书不取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