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铭文解释，参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甲骨文、金文、陶文、帛书、简牍、印玺等，说明当时已广泛使用书面文字。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据统计已见到5000 多个单字。到了周代，单字增加更多，写法也繁复起来，有的字笔画多到20 多笔。识读和书写这些单字，应该是学校教学中一项必修的课程。在国学和乡学中都有六艺，也都列有"书"的科目。但究竟当时有没有这项教学内容，目前尚有不同说法。其理由之一，就是在青铜铭文中没有习书学书的记载。但是我们从铭文本身演进的情况，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以铜器铭文出现时间来说，根据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最早见于殷商后期。开始不过作为一种标明器之氏族的标志，以后逐渐从标志性质转为记人记事，词汇不断丰富，铭文字数也逐渐增加。到了西周，长篇巨著已成常例。如武王时期的大丰簠，铸铭76 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铸铭122 字。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铸铭291 字，小盂鼎铸铭近400 字。三代之际，记事文字发展很快，文体也有很大变化，一般多为策命、赏赐记录，次为训、诰等。1976 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的过程，并赏赐利（人名）的情况。这是一篇简短而耐读的记事文，全文22 字。其中所记灭商的最后战斗过程，只写"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意思是说：在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这天晚上就取得了灭商的胜利。实在是一篇难得的精短的文章。1975 年，陕西歧山董家村出土的训匜（Yí音移，舀水或盛酒的器具），铸字157 字，记载了周王重臣伯杨父处理一件诬告的案子，实际上是一篇最后审理的判决书。这篇判决书，讲事由，叙经过，最后提出处理办法，是一篇叙述有条理的应用文。这些不同的文体，虽然不需贵族王公自己动笔撰写，但是，由臣隶写成以后，王公应该能够全篇识读。因此，子弟们在学校中便不可缺少地要学好"书"这一门艺了。可以推知，国学中，小学以识字为主，大学就要学习读写文章了。史书载，"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是可信的。周太史籀（
hòu 音咒，人名）著大篆15 篇，史称《史籀篇》，很可能是当时在小学中使用的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育学童书也。"从铜器铭文的演进情况分析，周代出现识字课本，也当是可信的。
数有九数。数，包括算术和数学，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勾股等九种运算方法①。这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运算方法，如丈量土地，计算重量，修建防御工程的材料配置等。有的内容，如方程、盈不足、勾股的运算，与现代数学的代数、几何相似。
西周规定，六岁儿童就要学习简单的数数。《礼记·内则》记载："6年教之以数与方名。。。9 年教之数日。10 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计即筹算，小学便开始学习简单运算。传说，《周髀算经》已作为学校教材，这虽难以断定，但计算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应早在西周以前便进行了。甲骨文的"学"字，简单的写法为爻。爻最初表示算筹交错，意作数目概念。这可以理解为，由于最初的学习是从记数入手，所以把爻转意为学。周时儿童入学要学"数"，这是可信的。至于数有九数，甚至包括方程、勾股，目前尚缺乏证实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六仪
①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到东汉时，才有人给九数注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 ... ... "等九项。
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种种规定和内容，演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六仪，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和车马之容。
西周的贵族官员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参加祭祀、宴会、朝聘、出征等活动时，他们的举止行动都要符合规定的一套进退礼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不允许有一点差错，不然就是有失仪态，有失身份，就是无礼。这方面真是繁文缛节，十分复杂。春秋时期，鲁国是周礼保存最完善的国家。连孔子到周公庙，遇到每件事情都要发问，以免有所差错。有人不理解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很懂得礼呢？他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一一向别人请教。"孔子听到了这话，解释道："我这样做，正是有礼呀！"鲁国太庙的仪礼如此繁杂，周室之六仪，条条框框更是可想而知。这是国学中一门繁重的科目。
（4）三乐三乐，指乐德、乐语和乐舞。乐在西周学校中是一门主科。
乐德之教，在于运用艺术的感染力量，陶冶性情，修养情操，这是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乐语之教，在于要求学生能够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飨饮酒礼、庆功贺节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歌曲。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
乐舞之教，在于训练学生能与乐曲配合，既能歌又能舞，培养学生的多种艺术才能。
礼与乐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礼记·文王世子》说得很中肯："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将礼教寓于乐教之中，学生容易接受，对提高修养，懂得礼节都有积极效果。《礼记·乐记》说得更深一层，进行三乐教育，就是要"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从乐舞和歌曲声中，使人们很自然接受奴隶社会的种种礼尚和道德。因此，这也可以称为形象的教育。
（5）小舞小舞，有6 种舞蹈，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
旄舞、羽舞和皇舞，舞者要执羽毛而舞，或者用羽毛装饰而舞。
旄舞，舞者要抡■牛的尾而舞。
干舞，舞者要执兵器而舞，也叫兵舞。
人舞，舞者不执道具，以手袖舞动。
据《周礼·春官·宗伯》郑玄注，这些舞蹈，用于祭社稷、宗庙、四方、辟雍（天地）、兵事和星辰。小舞是向年幼学生传授的舞蹈，20 岁以后才学大舞。前者只训练舞蹈步伐动作和队列，后者要求掌握歌词乐曲。
综括上述的五大门类学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西周国学很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这也是周室百年来遵循的立国国策，进而成为周代的教育传统。当然，所以形成教育上的传统，是因为接受了历史上血的教训。周武王灭商后，将殷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为殷君，仍旧建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武王死时，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武庚公开叛周。待平定武庚和东征以后，周初分封诸侯时，成王就将商奄（今山东省曲阜）故墟，赐给周公旦长子伯禽，并封他为鲁公。据《说苑·君道》记载，伯禽受封时，成王告诫他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武王的这番话，说明王室的巩固，一定要重视文武俱行，这是立国之本。进而，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文武和德威逐渐形成传统，成为后备贵族官僚培养的目标。
2. 乡学的教育科目乡学中传授的学科，只有德行和六艺两门，学习的内容也比国学简单得多。（1）德行乡学中讲授的德行，其教育目的与国学相同，要求学生立德立行，符合贵族内部的道德品行和行为规范。
德有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
知，在于教育学生明事达理，不轻举妄动。
仁，在于教育学生能够爱人，内善于心而外及于物。
圣，在于教育学生善于观察事物，分析情况，并且有预见性。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在事先能及早掌握。
义，在于教育学生处理种种事物，能够把握适度，当机立断，抓住最佳的时机。
忠，在于教育学生能够表里一致，忠诚老实，对国君顺从，这是奴隶社会要求国人最基本的做人态度。
和，在于教育学生为人不刚不柔，既不倔强固执，盛气凌人；也不优柔寡断，无所适从。
行有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这是作为六德的行为补充。六德偏重于思想教育，着力于认识；六行则偏重于行为教育，着力于实践。六行的具体要求是：孝敬父母，兄弟友好，和睦九族（直系亲属为：曾、祖、父、己、子、孙、曾、玄之九代；旁系亲属为：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善结外亲，朋友信任和恤赈忧贫。（2）六艺六艺的内容与要求基本上和国学所传授的相同，也为礼、乐、射、御、书、数。不过，在学习的范围和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如"礼"，国学所教为"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而乡学所教的名为"六礼"，却是冠、婚、丧、祭、飨、相见六个方面，多半着重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
乡学中所传授的两门学科，一门重于品德培养，一门重于技能训练，似乎不强调乐舞。这是因为乡学学生，都是国人（即平民）子弟，不能跻身于上层社会，毋需学习在一些隆重典礼上施行的种种仪礼。他们学成后，将是国家的兵源，因而在各种技能中，军事技能的训练，才是最为重视的。
附带要提出的是，西周时期，纵令是贵族的女子，也没有入学资格，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据《周礼·内则》记载，女子到了10 岁，就得留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如学习说话，和气顺从，会修饰美容，善于听命依嘱等。并且她们还要学习执麻枲（Xǐ音喜，大麻的雄株），治丝茧，能够用丝、麻、毛等编织绦和绶带，能纺织缝纫，制作衣裳等。这些所谓女事，古时称为妇功。妇功的好坏，也是作为女子有否家教的一个衡量标准。
（三） 教师都是国家官吏西周的学校，全由国家开办，教师也都由国家政府官吏担任，官师合一。所以，学校称为官学，教师称为官师。官师担任的教学职务，一般都与其所任命的官职相符。例如乐师，他们在宫廷祭典活动需要配合乐舞时，负责组织、排练、指挥乐队，因此，他们在国学中担任小舞教学。但是，也有例外，如师氏，他是带兵守卫国门的武官，却负有"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诏告于王"的任务，①在国学中执教德行，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在国学中担任教学的官师，都是兼任的现任官吏，没有专任教师。在乡学中任教的官师，有兼任也有专职的。兼任的是现任的地方官吏，专职的是由曾经做过低级官吏现已退休回乡的大夫和士担任。
1. 国学和乡学的教师根据《周礼》中的《地官司徒》和《春官宗伯》记载，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中的教师情况，大致如下：国学教师，在古文献中没有将他们清楚地区分为大学和小学职别，统称之"教国子"。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成均是古代大学又一名称），管理大学的学政，他也担任三乐的教学。遇到国家重大事件，按照惯例，如需要举行大型舞蹈，他还负责从国子中挑选优秀者去演出乐舞。
师氏，除以三德教国子外，因为他还"掌国中、失之事"。所以，在国学中，他讲解国事，将历史上曾经在礼仪方面做得好的经验（即中礼）和做得差的教训（即失礼）教给国子。
保氏，负责向国子传授六艺和六仪。保氏和师氏一样同是武官，负责守卫王闱，即宫内巷门的警戒。
乐师，负责教国子小舞。凡遇到国之小事①，要用乐舞时，则由乐师负责组织。周天子祭祀宗庙后，撤去祭品、祭器时，叫做"彻"。此时乐师要带领国子唱《雍》的乐歌，叫做"歌彻"。《诗经·周颂·臣工之什》中载有《雍》一首，是"彻"的唱词。
大胥，掌国子之版，以待致诸子，就是管理国子的学籍簿册。如登记学习乐舞优秀的学生，必要时，便召集他们参加盛会演出。他是大司乐的教学助手，负责训练国子在大舞中的步调和安排出入程序等。遇到宗庙之祭，大胥要击鼓召集国子，从中挑选优秀者去表演乐舞。
小胥，掌国子之征令而比之，觵（gōng，音公）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就是每当大胥召集国子练习乐舞时，小胥负责察看国子集合和学习态度。发现有人迟到时，要给以处罚；练习乐舞时发现有人怠慢，也会被小胥抽上几鞭，督促学生认真练习。
乡学教师的教学职务，没有国学教师那样分工明确。
大司徒，掌施十二教，范围广泛。如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等等。并且"以三物教万民"。三物即六德、六行和六艺。因为大司徒是六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负责教育乡民的同时，也担任乡学教学。
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
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① 参见《周礼·地官司徒·师氏》贾公彦疏。
① "国之小事"，见《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党正，掌其党之政令教治。
父师，70 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大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少师，70 岁退休归于乡里的士，担任乡学的专职教师。
《礼记·学记》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庠、序都属于乡学。州长、党正都是地方官吏，很可能在乡学中也担任教学，这是根据各人担负的行政职务比照国家教师情况推知的。至于其他如籥师，教国子舞羽吹籥等，因过于细琐，没有列入。
2. 西周学官世代相袭奴隶社会，推行世袭官制。学官由官吏兼任，自然也是世代相袭的。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印证。
1974 年12 月，在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有西周中、晚两个时期的器物7 件。其中的师■鼎、即簋和师丞钟三件礼器，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与晚清以来著录的师望鼎属于同一家族。它们的辈分排列是：师■鼎、师望鼎、即簋和师丞钟。师■、师望、即和师丞是相继连续的四世。李学勤认为师■一家世代为"师"。①■、望、丞三人的名字前面都冠有师字，说明他们的职务相当于《周礼》中的师氏。即的名字前面，虽然没有出现"师"字，但是在铭文中记录周王赏赐他的物品和师■鼎所记相同，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同样是师。师■这个人曾经引导穆王改正他犯过的错误，使穆王乐德。因为穆王没有任何理由便远征犬戎，这在当时被认为不对的，穆王成了一个失德的君主。师■劝告他要善道。在西周，对王的劝谏正是师氏的职责，所谓"掌以媺（Měi 音美，使物美善）诏王"。师氏在国学中，也以三德、三行教国子。文献所载与鼎铭相符。
师■自称为"伯大师"的"小子"，师望也自称为"大师小子师望"。
李学勤根据两器的铭文，考定师■所称的"伯大师"，是他的父亲虢季；师望所称的"大师"，是他的父亲■。伯大师也就是大师，相当于通掌国学的大司乐，是学政方面师氏的上级。
虢季是昭王时人，■是穆王、共王（孝王）时人，望是懿王、孝王时人。按年代推知，当虢季担任掌管国学的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师氏；以后，当■升任大师时，他的儿子望担任了师氏。祖孙三代，逐代递升，由此可以证明西周时期，学官一职，也是代代相继的世袭的职务。
（四）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西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制定了一套具体的管理办法，以保证培养学生成为奴隶社会合格的统治阶级后备人才。这些办法，分为学习考查和奖励惩罚两大部分。
1. 对学生的学习考查西周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考查，都是隔年举行的。据文献记载，考查的内容偏重在道德品行方面，而且规定得很为具体。
学习一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离经辨志"能力。离经，指对于经文能顺句读断，又能分析文理辞意；辨志，则要求学习经文后，能够总结对经文
①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及《师■鼎剩义》，两文均载《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
的哪些内容体会深刻，感到兴趣。
学习三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敬业乐群"情况。敬业，指十分重视学业，学习态度端正，能够专心致志努力钻研。乐群，指能够适应集体学习生活，能够主动积极地与同伴们切磋学问，共同进步。学生在校切实做到敬业乐群，这是取得良好学习成绩的保证。
学习五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博习亲师"情况，博习，要求学生在学业上能够广博多闻，这是衡量学生自学能力强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不能经常主动向老师请教，与老师亲近，接受老师的教导。这也是检验学生的虚心向学，争取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习七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论学取友"情况。这是要求学生在研讨学业的基础上，能够善于选择志同道合的学友。论学，即能够与同学一起相互学习，辩论是非。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说明在学习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察看他所选择的学友，是不是能够从品德才学上去考虑。
学完七年，也就完成了小学学习阶段，谓之"小成"。通过考查，学业符合要求，便升入大学。
学习九年，学校要考查学生的"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知类通达，指在学习上能够熟练地掌握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并且会举一反三，运用自如。强立而不反，指已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再违反师长们的教诲。
学完大学，谓之"大成"。
乡学的考查情况，文献没有记载，推测可能与国学的小学阶段考查要求差不多，从党、州长到大司徒官员的设置，以及"选士""俊士"等推荐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肯定，乡学的学习考查也是相当严格的。有了考查，在乡学学习的学生，才能评出成绩优秀者；经过乡大夫荐举给大司徒，再经大司徒挑选上报给天子或诸侯，便可升入大学。
2. 学习奖惩西周学校的考查，是同奖惩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考查得到通过，国家给以奖励；考查没有通过，则要给以适当教育。经过教育而仍不见效果，甚至不服管教，便要给以严厉的惩罚。
奖励有两种：一是升级升学，一是授官受禄。
在小学学习，通过隔年考查，学满七年，成绩优秀者，便能直接升入大学。乡学学生，经过推荐，也能升入大学。
在大学深造后，由天子或诸侯任命为官，颁发官禄。乡学学成后，由地方政府授以官吏。不过，后者还是以服兵役为多数。
惩罚也有两种：轻者体罚，重者开除。
学生在校，不能很好学习或者犯了错误，如习舞时，怠慢涣散，教师可随时进行体罚，所谓"扑作教刑。"扑是戒尺、鞭棒之类，用以鞭挞学生，作为管理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
如果学生不服管教，经过一再教育，还是不改正错误，那么，不论在乡学或在国学，最后都要开除，并且遣送远方，"终身不齿"，即永远不再录用他们了。
在乡学，遇有不服管教的学生，先由乡大夫提名上报，由上级选定一个合适的日子，把乡里的耆老请到学校来，为不服管教的学生举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这是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射礼以尚武精神教人守纪服德；乡饮酒礼要饮"元酒"，教人不忘古人先世创业之艰辛。进行这种活动时，还特地邀请学习优秀并已被荐举为选士的学友，回到学校为射礼和乡饮酒礼的活动充当服务生。通常，能够参加这些礼仪的服务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荣誉。选士们的行为示范，可以激励那些不服管教的学生改过奋进，成为遵守纪律，服从和尊敬长者的好学生。经过感化教育，仍不见效果，便要改变其学习环境，将原来在右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左乡的乡学去，原来在左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右乡的乡学去。然后，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再进行一次感化教育。如果依旧不见效果，便要把犯错误的学生转送到郊外，同样再举行射礼和乡饮酒礼进行感化教育。如果学生还是不服管教，就得送到郊野奴隶居住的地区，由遂大夫主持再进行一次射礼和乡饮酒礼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感化教育了。如果学生还是顽固不化，继续坚持错误，学校只有开除他们，由政府将他们遣送远方，而且"终身不齿"。
在国学，遇到不服管教的学生，其处理过程，较之乡学要慎重得多。国子在大学学成毕业之际，由小胥、大胥和小乐正将学生中不服管教者，上报给大乐正（即大司正），再由大乐正上报给天子。于是，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到学校去，一方面重新审查这些不服管教的学生，同时也要给他们习礼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经过教育，如果不见效果，周天子就得亲自过问，到学校去考察学生情况。同样，再给学生一次习礼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最后感化改造他们。若是学生仍旧无动于衷，继续不服管教，周天子便要三天"不举"，即三天内停止杀牲并不设盛馔，表示对不服管教的学生感到不满和遗憾。然后开除学生，将他们遣送到遥远的西方或东方，也是"终身不齿"，永远不能再返回家乡了。
这种奖励和惩罚的做法，非常清楚地体现出奴隶社会的国家教育宗旨：凡是能够接受学校教育，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就有机会被国家选用，成为中央或地方官吏；如果学习成绩不佳，还不服管教，没有培养前途者，不但取消将来被任命为官的资格，而且还开除学籍并迁送远方，永远不再录用。西周时期的这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和管理奖惩办法，是适应奴隶制度的需要的，它为奴隶制国家政权培养大批各级管理人材，为西周奴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确立，西周奴隶制的教育制度，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需要。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阶级为了富国强兵和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培养出新型的人材，对西周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我们之所以在这一章重点对西周的教育进行介绍，就是为了使读者在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为什么要变革；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以及哪些方面对西周教育行之有效的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时，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模式。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原因西周是奴隶制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始终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宗族制度为宗旨，以传授宣扬等级森严、尊贵卑贱的礼乐为中心。总之，是为培养奴隶主统治阶级各级管理人才服务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之间不仅兼并争霸，而且对王室也越来越分庭抗礼。原来由周天子强行建立的一套唯天子独尊的礼乐制度，随着控制力量的削弱，也逐渐出现礼崩乐衰的局面，这也必然影响到西周的教育实施。最明显的是奴隶制官学的衰落。春秋初期，周室政权软弱，财力枯竭，与宗周时期已非同日而语。因此学校不易维持，造成学官四散，导致学术下移，而私学兴起。春秋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政权，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及至战国晚期，周代教育的种种措施，从制度到内容都作了彻底的变革，逐渐完成向封建制教育的过渡。这种变革，既与奴隶社会的解体有关，也同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教育提出新的相应的要求有关。
（一） 王室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代官学衰落的最直接原因，自然是王室的不支，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西周时期，天子控制着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是各国贵族子弟游学的地方，集中了大量图籍和人才，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但自东周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四散，图籍流失，最高学府徒负其名，甚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重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周平王迁都洛邑，表面上还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诸侯贵族并不顺从，还向王室争权夺利。如东周初，天子还占有土地约600 里。可是为了拉拢诸侯，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往往要拿土地赐给立功诸侯，或封给王族、公卿、大夫作为采邑。有时，一些诸侯借着某种理由威胁王室，侵夺、强索王室土地，就连外方民族，如戎族也乘机占领王室土地。东周王室土地被侵占，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和庶民被一同转移，人口相应也减少了。这些，严重地影响了谷物农产品的收入和劳动力的征召，周天子的财源一再枯竭。
其次，各诸侯国既然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他们也就不再严格遵守朝聘的义务，这又是王室收入的另一重大损失。
"朝"，是指诸侯按规定的期限进京拜见天子的一种礼节。"聘"，是指诸侯不能亲自朝见天子，派遣使者入朝。商代规定诸侯五年一朝。周代则根据各诸侯国都城距天子京都的远近，规定朝聘期限。凡距京都1500 里以内的国家，每年朝见一次；1500 里以外的，每远500 里，便延长一年期限。到了朝见的年限，如果诸侯不进京朝聘，便认为"大不敬"，要受到天子和其他诸侯国的讨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的不按期朝聘，是作为周天子对诸侯国征伐的一项重要理由。朝聘天子时，诸侯除了述职外，还要携带玉帛、兽皮、珍玩以及本地区的土特产等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朝贡"。春秋初期，诸侯逐渐强大，对于日见衰弱的周王室表现出藐视不敬和傲慢态度，最明显的就是经常不按期限朝见天子，甚至数年不进京一次。到后来，不但诸侯自己不愿去朝见天子，连派遣使节也不再敷衍了。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为亲近。在春秋时期，鲁君朝见天子也不过3 次，鲁大夫聘周也不过4 次，其他国家的朝贡就可想而知了。
周天子在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的同时，又严重地短少了"朝贡"，因此国库匮乏，无力支撑庞大的政府机构，养不活大大小小众多的官员，不少人因此而丧失官职，只得离开王室分散到各诸侯国去谋生。天子因此失官，周官外流。
王室统治集团的内讧，也是失官的另一个原因。内讧主要是争夺王位。
如周景王死后，周敬王立，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带着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和一批丧失官职的人逃到了楚国。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祖先司马氏，原是世代掌管国史的，因为周惠王与王子颓，周襄王与大叔带先后两次发生王位之争，为了逃避京城内的乱动，太史司马氏便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天子失官，为什么会连带出现"学在四夷"呢？
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以文官居多，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他们的出走，也随身带走了自身学得的文化学术。如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 年）记载，王子朝失败以后，一批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仅此一举，便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楚国，推动了楚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再如司马迁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是在周室掌握周史的。他到了晋国，必然将有关的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晋人。何况，司马氏到晋国以后，他的子弟又再分散卫国、赵国和秦国，文化学术的传播就远远超出了晋国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子失官，就是周王室失去了人才。《论语·微子》记录孔子的一段话，说明东周时期，天子连身边的乐师也留不住，而分散到各国。孔子曾说，周王室的"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室走出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在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此处指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海边。这些人的走出，同样会将周乐传到各诸侯国。1978 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其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之乐相媲美。曾侯如此，其他大国更当过之了。天子失官，文化学术随之下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的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曾建议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即所谓掌握"五官技"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①他说，懂诗的人，可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有了这五种有技艺的官，便能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如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以免出现差错。懂"时"的官，提前说明情况，以免错过时机。懂"春秋"的官，远占得失，作为前车之鉴。懂"出行"的官，指点道路，免得弄错方向。懂"易"的官，预测祸福吉凶，以免发生错乱。吕思勉认为管仲提出的建议，正是"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②。这说明周代官学中的某些课程内容，春秋初期已经散传到民间了。
到了春秋中期（公元前525 年），郯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27岁，他曾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即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少皞氏"？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道："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只有王室的史官才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这使我确实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了。"
学已散在四夷，王室自然不能再垄断文化教育。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私学得以兴起。
（二） 各诸侯国不再维护王室官学春秋开始，奴隶社会的体制逐渐向封建社会的体制转变，作为奴隶制国家基础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步瓦解，陈旧的宗法制度失去了控制力量。各诸侯国之间，强侵弱，大欺小，兼并日益剧烈。"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记·太史公自序》），各国诸侯早置周天子的礼制于不顾，王室的那套官学教育，更不被他们所重视了。春秋以后的各诸侯国，真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教了。
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周代的学制体系。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天子京都和诸侯国都，乡学设在城郊六乡。到了春秋时期的楚国、秦国等，每占领扩大了新地区以后，他们不再依照西周原来行政建制管理，废除了国野、都鄙之制，不再分封子弟功臣，而是设县治理，以县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这样，原奴隶主国家管理体制动摇了以后，必然影响到学校的设置。事实上，土地的大量兼并，原来划分的乡遂难以按照原样维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庶人和奴隶，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状况，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
春秋初期，管仲帮助齐桓公治政，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划定士农工商的住区，不允许他们随便迁徙和杂处，而要求他们教育好自己子弟。如对于士，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① 管仲的建议，见《管子·山权数》。
②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六艺》。
其幼者言弟"，能做到这样，"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对于农、工、商的子弟，也都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内容，由其父兄负责。这也是为了"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使专业手艺后继有人，保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其次，变更了人才需求的渠道。
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是培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的主要渠道。虽然当时执行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官制，但是公卿大夫的子弟仍需要进官学学习，以取得官学考查认可，因为，在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都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需。这种培养方式，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已不合乎时代潮流，他们不再需要只会依靠森严等级制度作为管理手段的旧式人才了，他们要求能适应新形式的新一代管理人才。这些人才自然不是周代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家几乎都撇开了官学，而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求人才，这也迫使教育必须变革。
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霸主，正是他不拘泥于官学教育，不拘泥于世袭制度，善于启用人才。他重用管仲，不嫌管仲出身低微，曾替人家做过买卖，甚至不考虑管仲曾经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而任命他为相。齐桓公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对西周官学的一种否定，对西周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立，执政无常。齐国大夫鲍叔牙感到国家要乱，便怂恿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逃到莒国，管仲则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鲁国的公孙无知杀死襄公，齐人又杀了无知。本来，准备迎接公子纠回国为君，可是鲁国不放。于是，公子小白从莒国抢先一步回到齐国，立为齐桓公。公元前685 年，鲁国伐齐，与齐桓公战于乾时（今山东临淄东南）。管仲也参加了战斗，他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国打胜了，公子纠被齐国押回杀死，管仲则被囚在鲁国。管仲小时候同鲍叔牙是好朋友，他家贫母老，常常得到鲍叔牙的济助。鲍叔牙为了振兴齐国，特意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开始，齐桓公忌恨管仲替公子纠出力，还险些要了自己的性命，但终因人才难得，被鲍叔牙说服。但是，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鲁国大夫施伯是一位善谋家，如果他知道齐桓公要重用管仲，一定不肯交还。鲍叔牙想出了一个办法，对齐桓公说："我们可以派人向鲁庄公疏通。就说齐国国君的叛臣管仲现在囚在鲁国，齐桓公要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以为儆戒。讲明了原因，鲁国会把管仲交给我们的。"齐桓公便依鲍叔牙之计，派人到鲁国去，嘱咐他一定要按鲍叔牙所说的向鲁庄公交涉。使者到了鲁国，庄公把齐桓公要求押回管仲的事告诉施伯大夫。施伯说："我想齐国不会这么傻，他们一定是要器用管仲的！管仲是天下最有才干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也能逞强于天下。如果我们把管仲放回齐国，那么，鲁国便要长期受到威胁了。"庄公听完施伯的话，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施伯主张先将管仲杀了，再把管仲的尸体还给齐国。齐国的使者得知这一信息，赶忙向庄公要求说："我国国君就是要把管仲亲自杀戮，以报一箭之仇。如果交还的是管仲的尸体，还要派我来干什么呢？无论如何，请把活的管仲交给我押回齐国。"结果，庄公没有坚持施伯杀死管仲的建议，却将管仲捆绑以后交给使者带回。管仲一到齐国，齐桓公亲自赶到郊外迎接，以礼遇相待。齐桓公如此诚意纳贤，是因为他看中了管仲的五大才能：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fú音浮，鼓槌）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史记·管晏列传》所记管仲"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这样的才能，西周官学是培养不出来的。从齐桓公求得管仲的事例可以看出，诸侯们已放弃了西周时期培养人才的选士、俊士、造士等做法。随着旧的政治的变革，影响到新时代人才的需求；这类人才的谋求，必然要突破旧时代的教育传统，这就有春秋战国时期广纳贤才的风尚，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
第三，摒弃了官学僵化的教材，采用实用学科。
西周官学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官学中传授的学科内容已脱离实际，僵化无用。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到了春秋时期，宗族制度已难以维持，宗法制度已毫无约束力。宗族也好，宗法也好，都要依靠种种"祭祀"繁杂的礼仪加以维系。西周宗室所利用的血缘关系，到了东周时期已逐渐松弛，甚至破坏。因此，用以维系宗族制度的教育和教学内容，就随之要加以改变，这也是促使教育变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