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对西周传统的国学，已不感兴趣。原来公、卿的子弟都应该进国学学习。但是，从春秋初期起，一些国家的国君和贵族，不将自己的公子送进国学，而是聘请师傅，在宫廷中给公子传授知识。诸侯称王以后，便将公子改称太子。有时国君还要询问师傅们的教学情况。如春秋中期，楚庄王请士亹为太子箴傅，另外还向申叔时请教有关教学的内容。申叔时提出的科目内容，已与西周国学所教的三德三行，六仪三乐完全不同了。
申叔时提出的教学内容，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择，内容切合实际，共列为九门：《春秋》，当时各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楚也有《楚国春秋》，记录楚国的历史，教之使人从善而厌恶，并懂得约束自己。
《世》，这是楚国先王的世系，教之使人知道哪些先祖明德，哪些先祖愚昧，使之明白应该精励图治，警惕昏乱废世。
《诗》，在孔子重订后和《诗经》里，没有明确标出楚国的诗篇，但这不等于说楚国没有"诗"，没有民间歌谣。其实，《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都是南方的作品。《召南》所采集的诗的地域，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一带。这个地域内，就包括有楚国。楚国在春秋以后，文化迅速发展，应该有诗。《召南》中有歌颂功臣的诗，有讽刺国君的诗，有咒骂官吏残害人民的诗，也有民间欢舞娱乐的诗，教之使人导广显德，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人做事。当然，《诗》也包括西周时期人们歌颂成汤、文武功绩的一些赞美诗篇，以励其志。《礼》，这时的《礼》已不完全是周礼。春秋初期，各诸侯国逐渐都不服从周室的朝聘制度，再侈谈周礼，已失去了现实意义。礼，当有楚国自己制订并遵守的礼，教之使人知道"上下之则"。则，即是法，守礼与守法联系起来，有着强制性质。把守法的观念融合到守礼的行为中去，已不是西周那样单纯的"尊尊之礼"了。
《乐》，西周的乐，偏重于祭祀和国事。春秋时期，周乐渐衰。楚国之乐，已从内容和形式上注意到移风易俗，荡涤邪秽的作用。教之使人趋向风雅，避开邪秽，陶冶情操，行为谨慎。
《令》，令指先王颁布的法令，如同现时的法规条例。周有天子之法，各国也有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的法令。教之《令》，使人掌握国家的法禁，监督百官的事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语》，指先王治国时讲过的精语警词。这些语词，总结了过去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西周国学中所传授的"乐语"。
《故志》，记载西周包括其他诸侯国家的成败之书，不限于楚国历史上的成败。读这样的书，使人了解国家之所以兴废的原因，从中警醒自己，不犯错误。
《训典》，五帝先王之书，内容多为典章制度。《左传·文公三年》："告之训典，教之防利"。知道了国家的典章制度，能守本份，不贪多求。这些就是楚国太子学习的内容。把《春秋》、《世》列于《诗》、《礼》之前，非常实用。既扩大视野，又能深知历史的演进，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培养治国能力。春秋时期，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制度的痕迹还不可能完全清除，虽然诸侯各自为教，也不是完全创新，诸侯不再强调西周的立德立行教育，但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意识仍在起着一定的影响，有时各诸侯还加以利用。如齐桓公称霸，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所尊的是周天子，但却又连续灭掉了西周分封的谭、遂等小国。齐桓公的做法，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再如，鲁僖公（公元前659-前627 年）的"修泮宫"；公元前542 年，郑相子产的"不毁乡学"，也是继续维持旧的学校教育制度。可见，旧的教育传统在较短的时期，是难以完全改变的。一直到战国时代，由于私学盛行，西周旧的学校教育残痕才得到彻底清除。
（三） 士的崛起增强了变革的实力士在西周，虽然也列在贵族行列，但是属于下层，地位很低。所谓人有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僚、仆、台。士是贵族等级最低的一级，在士的下边，便是庶人和奴隶了。士作为一个固定的等级是无法变更的，可是，这个等级成员的来源却很复杂，陆续加入的人数愈来愈多，有些是从上层贵族子弟中"分离"出来下降为士。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如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都没有资格继承父辈爵位，除非因为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否则，只能降到士这一等级。士的嫡长子可以继承为士，其庶子别支则下降为庶人。而庶人中的优秀分子，又能通过选士和贡士，晋升为士，这是由庶人上升的士。
士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禄田的微薄收入。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①士所赖以为生的小块禄田，不易维持生活，多数人以充当武士为业。即使在官府干点差使，无非是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一些职事官。春秋开始被齐桓王重用为相的管仲，原系姬姓贵族后裔。《史记·管晏列传》说他少时贫困，由于周室衰落，没落为士。孔子年轻时也是一个士，就曾经在季氏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往往要依附于比他高一级的大夫，作为大夫采邑的管理人员，有时还被人歧视。
春秋时期，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变化中，王室土地一再被诸侯强索，小国相继被大国吞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一再遭到破坏。士所得到的一小块禄田越来越靠不住。他们所充当的职事官，也因局势变幻，常遭丧职，唯有依靠
① 《国语·晋语四》。
自己的知识技能另谋生路。士的本身因此不断分化，活动范围却越来越广，有的士交王侯，有的士结氓隶，在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成为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养士之风渐起，社会上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士们也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管仲帮助齐桓公治国取得成效后，诸侯各国从中认识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利害关系，争相养士用士，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西周青铜器中，几乎没有见到记载"士"的活动，更不见有"庶人"参与宴会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士"与"庶人"，并且很得公卿的看重，足证士这一阶层的地位，确实有了提高。
《邾公钟》记："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自作龢钟。。以匽（宴）大夫，以喜诸士。。。"
《邾公华钟》记："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用铸龢钟。。。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①邾国的贵族选用最好的铜质铸造乐器，在宴会上演奏，"以喜诸士"，"以宴士、庶子"，这在西周铜器铭文上实难见到，而在春秋时期，竟也在礼器铭文中占一位置。这不能不承认，士们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里，起到了一定作用。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度的观念还没有被彻底冲破，即便养士用士，初起也还受到"举不失亲"传统影响。齐桓公开始用士，虽然公开宣称"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但是，他使用"三选法"所选中的"匹夫"，只限于乡人，实际上仍是过去的国人，而国人原是属支系较远的贵族。如齐桓公所养游士80 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其中有隰明、宾胥无、戚宁等，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西周时期，国人以上才有受教育权。而春秋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来不及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只得从奴隶主贵族子弟中选用人才。
随着郡县制的推广，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各国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一般都不能世袭了。机构的改变，职务的更动，需要补充新的人员，除了使用旧日的士，还必须着手育士，培养新生力量。教育变革便应运而起。官学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利用官学毕竟"育士"有限。私学的兴起，承担了这方面的历史任务。因此，当私学一经出现，立即得到支持并迅速发展。这时四处寻求谋生之路的士们，成了促使教育制度变革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保证了创办私学的师资力量。
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人数总达三千。在这些弟子中，不少人"贫且贱"，没有社会地位。如子思，住的是狭小的茅屋，门扇用蓬蒿编成，门枢用桑树的枝干做成，窗口用破瓮堵塞，屋内用挂着的粗布帘隔成两间；雨天，房屋漏，地下湿，简直不能住人。再如曾参，家里也很穷，冬天御寒的衣服破破烂烂，几乎十年不曾添制过新衣。他面色虚肿，常常三天两头掀不开锅盖。也就是这些学生，学成以后，很多人被公室或私门所用所养，进入了新兴士人的行列。
私学兴起，在造就人才方面，确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担任私学的老师，也发表了种种尚贤、举贤的见解，推动了诸侯重视和选用人才，使教
① 郭沫若：《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育直接为社会变革服务。因此，西周那一套过时的奴隶主贵族的教育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孔子提出"举贤才"的主张，是对尚贤、举贤时仍不放弃"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旧传统的批判。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勇敢地坚持"有教无类"，正是对旧教育传统的有力抨击。战国初期，墨子讲得更为透彻，即国家有了贤良之士，就能强国富民。在《墨子·尚贤上》中，他颇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古者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能够富强。可是，在一些国家中，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其原因就在于"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墨子说，能够召纳大量贤良之士的国家，政权必定巩固。贤良之士较少的国家，政权一定不稳。可见国家的强弱，与善于发挥贤良人士的才能有直接关系。墨子也同孔子一样，反对旧时的用人传统，主张对那些虽然处在农与工肆的人，只要他们真有才干，应当加以器用。
孔子和墨子，在私学兴起之时，是两门显学。他们的闻名，不仅仅在于学术和教学，也在于他们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培养了有用的人才。
以后，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更加清楚地要求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并要为士人开辟广阔的仕途。在客观上，也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发展道路。因为大量的人才，还得依靠私学的教育和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士最初分文士与武士。战国时期，文士情况复杂起来，有所谓"游说之士"、"法术之士"、"有方之士"、"智能之士"等等。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士是以做大官、取富贵为目的，如苏秦、张仪。他们替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却不兴教育，无助于学术下移，对教育改革没有起什么作用。另一类是有志于传道的文士，他们多数人也不免谋求仕途，但总的说来，这类文士是属于学者或教育家，如儒家、墨家。他们一方面将文化学术传播到民间，著书立说，培养了许多庶人学者；另一方面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封建社会教育学的基础。
士的崛起，增强了教育变革的实力。而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大批文士，成了这时期教育变革的主力。
（四） 社会生产发展推动了变革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密切联系着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考古学资料，铁已见于商代。西周时已能使用锻铁，但是数量很少，不能普遍应用，属于一种珍贵的金属。到了春秋时代，冶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已能大量生产铸铁，并且开始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他说，如果美金（铜）多了，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多了，铸锄斧，"试诸壤土"。当时，齐国也有了专门监制、推销铁器的官员，叫做铁官，他们讲解使用铁器的效益，推销由官家作坊制成的铁器，为国家增加收入。管仲又向齐桓公介绍了铁官十分精明的理财办法。他很有启发地列举了一段理财之道，从侧面说明了铁器使用确很普遍：每一女必须有一枚鍼（针）和一把剪刀，才能做她的妇功；每一个耕者总得有一张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才能完成他的耕作；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工匠总得有一把斧，一把锯，一把锥和一柄凿，才能完成他的作业。如果缺少这些工具而能完成各人要做的事情，天下决无此理。铁官在推销这些工具的时候，把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个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就等于一个人交纳的人口税，别的铁器价格都照这样的标准加价，那么只要人们都能动手干活，增加的这点税收就没有负担不了的。①管仲所说的是理财之道，其中提到的耕者要备犁、备铧、备大锄，据此可以认为当时已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推广，使耕地面积加速扩大。私田的大量增加，意味着私人所有的财富不断增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井田制受到严重破坏，贵族地主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豪富起来。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易于取得，民间出现了私营的铸造手工业和个体工匠。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实用工具方面，几乎替代了铜器。从战国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制遗物来看，品种很多。"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器等，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鍤、铲、锸、镰、锄、耙和掐刀（爪镰）；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锛、凿、刀、削、锉、锤、锥、钻、针；武器和装备有剑、戟、矛、镞、匕首、甲胄；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炭盆、杯、环、杖和带钩，此外，还有用作棺钉和刑具的，等等。铁器，到战国时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了②。生产工具的大量供应，促进了制作业的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交换更加活跃，又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兴起。如郑国商人的足迹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越国的大夫范蠡，协助勾践复国后，不愿担任勾践加封的高官而去经商。他游于江湖，三致千金，成为殷富商人，号称"陶朱公"。经商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在物资交流的同时，人才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并且促成了城市的繁荣。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的国都方圆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的才三百丈，小的仅百把丈。邑中居民，一般最多是千家上下，普遍是百家，最少才十家。战国时代，却出现了许多"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郡县制度逐渐确立，郡下设县，小郡十几县，大郡三十多县，集中了很可观的人口。当时最大的城市是齐国国都临淄，有7 万户居民，可以出兵21 万。①城市拥挤热闹，街道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史记·苏秦列传》）这些都市既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聚居的地方。都市客观上也为官府、豪门、富商所好的养士之风，提供了生活和物质条件。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秦吕不韦等，都养士达数千人。著名学者也往往带着弟子到那里去著书立说，讲学辩论。如荀子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公孙龙带门人依附于平原君。所以，养士之家，对于繁荣学术，发展教育也有所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正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变革。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铜、铁之类的金属容易购得，使得一些小手工业
① 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关于征收人口税的一段话，见《管子·海王》。
② 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
①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第46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发达起来。他们制作的日常用品中也包括一些文具用品，如刀削等，这对私学的兴办，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生所学习的教材不少是训典经籍，或由国家发给书册，或由教师口头传授，或命学生各自传抄记录。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用竹片木片制成的简牍。学生的传抄记录，都写在简牍上，然后编连成册。训典经籍，都收藏在官府，还设专门管理的官吏负责收藏，不能轻易流传，民间更难见到。加上当时制作简牍和书写工具都不易取得，即使有人口授，也无法记录。文具用品的不普及，也阻碍了文化教育的传播。
东周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走出国门，图籍流散民间。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墓葬中，多次出土"文具箱"，箱内盛放着成套的制作简牍的文具。这些制简小型铜质文（工）具可能是墓主生前用物，足以说明制简文具已易备置。因而学习文化，书写传抄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
不论官学或私学，在讲授知识时没有书籍而光凭口授，这样的教学活动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学生学习没有书籍，又不能传抄，光凭记忆也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何况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记录老师的讲解，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呢？尤其是习字作文，更少不了书写材料。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制作工具也较复杂，有用于锯竹段、劈竹片、削光面等等用途的工具。过去我们对制作简版需要使用哪些工具，是不很清楚的。现在见到了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文具箱内保存的铜锯、铜锛、铜刀、铜锥和铜削等，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知道简牍制作的几道工序了。由于铁制的小型工具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的都是铜器。
竹简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竹子锯成一段段的竹筒，再破开劈成竹片，打磨光滑，便成了一根根简。字就写在篾青以里的部分，即篾黄，也叫篾白。刚劈成的竹简很湿，无法写字，要用火烤干。烤制的过程称为"汗青"，也叫"汗简"、"杀青"。因为湿的竹片，受到火烤，要渗出水珠，像出汗一样。后来，人们便把"汗青"特指史册。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正是指的史册。简有长短之分，战国的竹简，一般长23～27 厘米，即当时所谓尺简。1965年，在湖北江陵纪南城望山一号、二号墓出土了一批楚简。一号墓楚简的内容似为论述《祭仪》的文稿，二号墓楚简的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遣策》。整简长64 厘米左右，宽0.6 厘米，厚0.2 厘米，这可称为长简了。解放初长沙杨家湾所出竹简，仅长13.5 厘米，则是比较特殊的短简了。单独的一片竹片叫做简（或称牒），许多简编连起来叫做策（通册）。单独的一片木片叫做版（或称札），正方形的版叫做方，一尺长的版叫做牍，①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许多版牍捆扎在一起叫做函，等等。
上述简牍的这些名称，有的在春秋以前已经采用，有的则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古代它们的称法就不统一。比如，《礼记·中庸》中提到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于方策。"方，指的木版。策，指竹片编连的简册，合起来，指的典籍。孔子告诉哀公，周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经验，都写在典籍上。《庄子·列御寇》里则有"小
① 有人认为要在木片（版或札）上写了字以后才叫牍，还有人认为，单片方版叫方，单片长版叫牍，更有人以为数块版编成篇章始称牍。
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的话。古时赠人礼物需要包裹，苞苴指包裹礼物的材料，借用为馈赠礼物的别称。竿牍，就是简牍。这里指的是"苞苴以遗，竿牍以问"。《墨子》里的《尚贤》、《兼爱》、《明鬼》、《非命》、《贵义》等篇，都说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便"书于竹帛"，此处的"竹"，就是经过加工的竹简。由上可知，古代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都要使用竹简或木牍。春秋以后，文化下移，学术下移，因而读书写文章的人以及官府的文牍也多起来了，竹简的需要量增多，使制作竹牍的工具，便成为必备的日常用具。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多次发现书写用品，而且盛放在"文具箱"内。特别是竹牍的制作工具，门类多，也很完整。其中有的锯、锛、刀、锥，装有木柄，便于使用。这些工具虽然与鼎、簋、簠、壶等礼器同出，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自难相比的。但是从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同样是较为珍贵的发现。
1957 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楚墓左室内，随葬一只盛放文具的小木箱（发掘者称之为书写工具箱），长35.9 厘米，宽16.1 厘米，高14.7厘米，大小与现在的鞋盒差不多。箱内放了12 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制作简牍的，计有铜锯（截断竹片），铜锛（劈开竹筒，铲平竹片），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剃除茸毛，刮光简面，并在简边刻出固定简册编绳的缺口），铜锥（钻孔编册）；另一类用于书写的，有毛笔、笔管（装笔用）和铜削（刊削笔误。同墓出土多枚有字竹简，个别简上有刀削痕，被削去三、四字）。这些今天看来感到十分特殊的文具，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确是制作简牍经常使用的"文具"。
1965 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望山一号楚墓的前室，也出土了一只小型文具木箱。箱内只放了制作简牍的工具，没有书写用的毛笔之类。除了铜锛、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使用锛、刀刮削的时间长了，刃钝不利，需要砺石修磨。该砺石经过加工，方整见棱，比一般磨刀石精细小巧。1981 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发掘的战国墓南壁壁龛土台上，发现一件长方形文具盒，外面涂漆，可惜已朽成碎片。盒内有铜刀、铜刻刀、铜削、砺石，还有陶线锤两件。线锤是编制长册（策）时用的。制作简册时，竹简按简文顺序编妥，然后用线（丝线或麻绳），将各枚简夹住编连，这时，两头要用线锤拉紧编绳，把简夹牢。在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盛放在精致的特制漆盒内，表明人们对这些用品的爱惜和珍视。
文具箱内所放的"文具"，门类齐全，推知在战国时期，制作简牍和书写的用具已相当完备。这些用品既然可以作为随葬物埋入墓内，说明当时的文具用品已易于取得，可以满足墓主人的生前爱好。而在其死后随葬墓中，也反映文化、学术确已下移，开启了以文具入葬之习俗。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贵族显宦和殷实富商，他们所用的书写文具，并不必由自己动手制作，完全可以命侍臣家奴代劳。因此，这些人所使用的文具盒内，不需要再放置一套齐全的制作竹牍的工具。1954 年，在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木椁墓的头箱内，出土一件放置文具的竹筐，内有毛笔一枝，套在小竹管内，另有铜削一把和小竹筒一个（推测是贮放墨块的）。此外，还放了表面光滑的竹片25 片，这是尚未使用的竹简，如同今天的空白纸张。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笔墨和竹简，说明当时的书写用品基本上齐备了。
春秋战国使用的简牍制作工具，形制小巧，便于携带。直到两汉，其形制都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铁制品越来越多。砚，则由石砚（磨成薄薄的石板，又称研石）改进为厚实的台砚，有石制也有砖制、陶制，形状也不限方形。墨由碎块改进为胶墨。变化较大的是毛笔的制作，经过秦时的改型，到汉代就已定型，一直保持到今天的样子。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早期的毛笔，距今已有2400多年。1957 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文具箱内，发现一支毛笔。这支毛笔，杆为竹质，杆径0.9 厘米，毛笔通长23.4 厘米，笔毫系用绳捆缚在杆的四周，笔锋长2.5 厘米，出土时，笔头还套在一支竹管内。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 号秦墓内，出土了3 支毛笔。笔杆都是竹质的，上端削光，下端略粗，并镂空而成毛腔，用以插入笔毛。其中一支较长，杆长21.5 厘米，径0.4 厘米，毛腔里的笔毛长约2.5 厘米。出土时，笔杆全部放在竹管制的笔套里。
很清楚，到了秦代，毛笔的笔毛已由原来围在笔杆四周改为插入杆腔。
这一改型，基本上与现代毛笔的制法相同了。也许，这就是秦笔专称的由来，以与过去的毛笔相区别。晋崔豹撰《古今注》说，自有书契，便应有笔。而蒙括所造之笔，实是秦笔。过去，人们对这句话，解释不甚清楚，有了战国墓和秦墓出土毛笔的实物比较，就十分明白了。原来秦笔是将笔毛插入杆腔，完全改变了将笔毛围在杆四周的旧型。
1975 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内，出土一支毛笔。杆是竹质，上端削尖，径0.3 厘米；下端略粗，径0.5 厘米。下端有毛腔，笔毛已朽。毛笔通长24.8 厘米。出土时，笔杆插在笔套内。此墓是西汉初期的墓葬，这时的毛笔完全依照秦笔制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毛笔制作，在汉初已趋向定型。1973 年，地处西陲的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中期的毛笔，也与秦笔制法一样。说明我国的毛笔制作，就连边陲地区，在汉代也和中原地区一样趋向定型了。
毛笔的改型，适应了当时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将笔毛插入杆腔，能使笔头多贮墨汁，有效地提高了书写数量和速度，从而大大方便信息量的传递和知识量的积累。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的易于取得和文具本身的不断改进，为文化下移提供了物质条件，并有力地推动文化的传播和私学迅速发展。也可以说，书写工具的普及和改进也是教育大变革的成果之一。
教育变革的四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并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条主线是：官学由衰而兴，私学由兴而衰；这个中心是：对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官学由衰而兴，并不是指官学衰落以后，再度"兴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而是指其所衰的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官学，其所兴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官僚建立的官学。这两者的教育宗旨是绝然不相同的。
教育变革的进程，开始于春秋初期，结束于战国晚期，可分成四个阶段。整个过程从西周旧官学衰落到秦统一全国确立"以吏为师"的新官学兴起，初步完成了从奴隶制教育到封建制教育的过渡。
第一阶段，从春秋初期到中期。这时期，周王室的官学趋于衰落，列侯诸国为适应自身的发展需要，着手改变西周传统的教育制度，并制定自己的教育政策。这时的教育变革是初步的，各诸侯国虽然各自为教，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西周教育的某些传统。私学的兴起尚在萌芽之中。
第二阶段，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此时各诸侯国间的以强侵弱，以大欺小，兼并剧烈。为了争夺霸主和保持霸主的地位，各国都十分重视、重用人才。这时的新"官学"制度不健全，无法解决人才培养的任务。私学应运而起，逐渐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受到诸侯国家的支持。私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被确认，"夫子"受到尊重。
第三阶段，从战国初期至中期。春秋时期的五国称霸，逐渐转成七国争雄，列国间的兼并斗争日益剧烈。这时，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更为复杂，对于治国、治军、立法、理财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尤显迫切。士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生存。私学教师以士为主，私学成为育士的学校，推动了广泛的从师风尚。不同的学派，培养出了不同学派的人才，各自游说纷纭，形成了在教育学说上的百家争鸣。
第四阶段，从战国中期至晚期。七雄相争的过程，正是全国逐渐趋向统一的过程，由秦统一天下的趋势逐渐明朗化。私学的人才培养，已不能适应战国后期政局变化的形势，不能满足在完成中央集权大业的过程中统治者的要求。齐国的稷下学宫开创了封建社会官办学校的先例。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确立法治，以吏为师，"官学"取代了私学。
官学和私学，在教育变革时期并不是对立的，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春秋私学是在周室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以一种替补的性质兴办起来，正是表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教育。官学复起，则是在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和私学的彼此兴衰，完全是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因此，这个时期所建立的私学和官学，都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一） 各诸侯国开始各自为教西周奴隶主贵族官学的衰落，自有其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当时官学本身的僵化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教学内容，也是决定因素之一。
发生在郑国的两次废学和毁校的事件，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在郑国国学学习的学生自己放弃学业；另一次是郑国乡人不愿维持乡校。这种公开抵制和反对官学的行为，都发生在郑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战乱不止，学校失修，学校教育本身暴露出来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迫使诸侯必须着手整顿学校教育，各自制订教育政策，这是教育变革的基本情况。《诗经·郑风·子衿》是一首讥讽郑国国学废弛的诗篇。《子衿》中分析所以产生废学的原因，在于"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所谓"不修"，是由于郑国处于乱世，国家官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学校，更谈不上对学校学习环境的改善了。其实，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官家自顾不暇，官师常遭丧职，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学校涣散废弛是可以想象的。《子衿》反映了国学学生学习情绪低落，学校秩序混乱，听任教师和学生随便去留。留在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抱怨离去的同学轻易放弃了学业，唱出的《子衿》表达了对旧时友谊的怀念。其诗第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流露出郑国学生的忧伤心情。学校不修，必然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学生不安心学习，学校便等于虚设。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传统西周式的国学，就势在必改了。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 年）记载，郑国人游于乡校，大家议论起国家当前的政局。有位叫然明的人主张不如毁掉乡校，并认为毋需再建立这样的教育场所。后来被郑国正卿子产（公孙桥）劝阻，才没有毁坏。孔子为了这件事，还赞许子产一番。孔子的原意是，不毁乡校，能够保留东周的文化传统。可是，他却没有觉察到，这正说明人们对乡校这种教育形式已不再感兴趣。
诸侯国家对于国学教育如此消极，京畿的学校教育则更是不景气。最典型的例子是，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认为不学亦可，这种厌学的情绪，也影响到官员。《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 年）记载，这年秋天，周大夫原伯鲁到曹国去参加曹平王的葬礼。鲁国有人遇见他，在同他谈话中，发现周大夫对学习的事情很不重视。鲁国人从曹国回来后，告诉鲁大夫闵子马。闵子马听了，感到这将是周王室衰乱的预兆。因为他判断，如今在东周一定有许多人都不爱好学习了。厌学情绪不断往上反映，王室的官员们听多了，竟也认为学习并不重要。周大夫所说的，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表明政府官员对待办学的态度。因此闵子马认为，在东周可以听到"不需要学习，不学习无害处"的奇谈怪论，说明官员们对学校教育发生怀疑，官员们如此，周室还能不乱吗？闵子马已经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没有道出问题的要害。周大夫所说"不悦学"的原因，首先要从学习内容方面去分析。西周学校所传授的，除了射、御等一些军事知识和技能外，其他所谓的"学问"，都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即使学得优秀，成绩斐然，却不能与社会需要接轨，学了又有什么用途？学生们肚子里全是一套颂扬奴隶社会的德行、礼乐，却根本不受诸侯各国统治者的欢迎。所学的东西虽优，但不能为仕，而且被拒于千里之外，反而成了谋生的障碍，学子们怎么能对学习感到兴趣呢？周大夫原伯鲁提出的"不悦学"，实际上是"读书无用论"的反映。所学知识不能实用，当然"可以无学，无学不害"。
官学废弛和衰落，不等于社会上就可以没有教育，学校就可以停办了。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统治者不感兴趣的，只是周王室所实施的那套陈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制度。而他们自己还是重视国内的教育，着力于改革旧的教育，以适应富国强兵政治需要。他们一方面制定了基本的对国人大众进行教育的政策，另方面则积极改进学校教育。
周代的教育实施，立脚点是在"祀"与"戎"上，即培养学生的宗族观念和战斗能力。春秋以后，奴隶制的宗法和氏族系统渐被破坏，"祀"已不能成为维系天子与诸侯的宗法血缘和等级关系纽带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王卿根本不再理会这一套，周"祀"几乎被废除。他们重视的是现实，关心的是国家威力。因此，国之大事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治"与"戎"上。不过，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多少还受到西周传统观念束缚，尚没有完全提高到"法治"的高度，而是着重于建立新兴地主阶级新的行为规范，以"礼治"为主，要求人们以礼来约束自己并注意到守法。当然，春秋各国所守的礼，除了鲁国保存较多的"周礼"外，其他国家同周王室所制定的"礼"是不完全一样的。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礼"，严格区分尊卑贵贱，深受宗法制度牵制管束，即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出上下等级和必须遵守的一定秩序。如有违背，便是失礼，失掉身份。而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虽然也用礼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秩序，毕竟这个"礼"，已不用来严格区分贵贱尊卑，而是要与道德人品相联系了。社会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都形成某种反映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内容，应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自有它自己确定的道德标准和规范。德作为内在修养，礼便成为外表形式。封建初期的所谓守礼讲德，实质上是遵守国君的旨意。秦汉以后，便是顺从帝王的旨意。这种封建式的德治，奠定了人治的基础。到战国中期以后，法家立法，才公开要求法治。最明显的是秦国。秦国的教育政策，重点便放在教育大众知法守法上了。
各诸侯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即使是相邻近的两个国家，由于当地民情风俗各异，受到周代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再因统治者主观意识的差别，所施行的教育政策也不一样。齐鲁两国是相邻的大国，属地同样是殷人的发祥地，曾有过高度发展的东夷文化。姜尚和伯禽分别受封于齐鲁以后，施政情况有别。到了春秋时期进行教育变革以后，两国的教育政策就很不一样了。
西周成王时，姜尚因助武王伐纣有功，被尊为师尚父，受封于齐。他到了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尊重当地习俗，仅仅简化了一些当地的礼制，也没有完全搬用周礼，因此思想比较开放。齐桓公时器用管仲为相，采纳管仲积极改革的建议，允许采取不同旧日传统的一些做法，就是例证。管仲非常重视教育，他提出的教育政策，强调以礼、义、廉、耻作为治理国家的四维来教育国人。如果这四维都不能积极推行，那么，国家就很危险，甚至要灭亡了。礼为四维之首，以守礼带动奉公守法，防止越出本份。因此，要求士能够"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工能够"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商能够"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车，以周四方"。农能够"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冬日备耕，春天耕种，"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鎍，以旦暮从事于田野"。①即各行各业都能勤于职守，安居乐业，便是高度的知礼和守礼，达到了国家教育的要求。因为齐国提倡寓教于武，齐人因之好勇，而这又是与礼、义、廉、耻联系起来的。勇如果灌以爱国主义教育，便能知耻，英勇捍卫国家。所以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齐有霸迹者，武政（教）也。"对齐国的教育非常称许。
① 见《国语·齐语》。此处所说的士，不同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从管仲规定的"士乡十五"定居编制分析，应是指披甲执锐的武士，是国家军队的一支后备力量。
齐国为发展教育选拔人才，还对乡大夫、属大夫执行"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制度。如果在乡里有人"为义好学、慈孝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明。如果在乡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蔽贤。如果在乡里"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合上令者，有则以告"，如果知情不告，便是"下比"，即同这些坏家伙沆瀣一气。凡是犯有"蔽明"、"蔽贤"和"下比"的过失者，都要治罪。这样一来，对乡里大众也是很好的教育，使得大家都明白"有善而得举"，"不善而得诛"。当然，齐国也不仅仅停留在"蔽明"、"蔽贤"和"下比"的治罪水平上，国家还行使更加积极的手段，提出如果乡里"匹夫为善者不多"，肯定是乡大夫、属大夫的教育不善。政府还规定："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齐语》）这种把教育效果直接同国家政局安宁相结合，对教育实施不得力者加以惩处的作法，加强了乡、属大夫在乡里进行教育的责任感，保证了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应该指出，虽然西周时期，六乡六遂也设置了不少教育乡民遂人的官吏，职责分明，权力不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考察他们教育效果的办法，更没有颁布他们失职后的惩处办法。因此，越到后来，政府对乡遂越是不易管教，政局也越加不能安宁。而齐桓公能成为春秋初期的第一位霸主，是同他制定的教育政策和实施办法分不开的。西周武王时，周公旦封于鲁，是为鲁公。但是周公旦没有到鲁国去，仍留在武王身边，帮助武王治政。周公死后，子伯禽才去鲁国。他到鲁地，"变其俗，革其礼"，做法完全与齐国不同。这是因为伯禽恪守他父亲制订的"周礼"，也因成王为褒扬周公之德，给了鲁国特别优待，准许这个侯国拥有天子之乐，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为完整的国家。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夫韩宣子到鲁国访问，见到鲁国收藏的丰富文物典籍，惊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这里说的"礼"，是指奴隶主贵族的全部文化。刘向在《说苑·政理》中不提鲁国霸迹，却说"鲁有王者迹，仁厚也"。所谓仁厚，无非是指鲁国能够长期把周礼奉为圭臬。因此，鲁国统治者思想上比较保守，这也是产生儒教的历史渊源。鲁国的教育，自然要把重点放在"六艺而训于礼"之上，以周礼为教诲。孔子首倡仁学，强调立礼、复礼，这同他从小受到鲁国奉行周礼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