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成王立，封姬虞于唐，是为唐侯。古时，唐是尧的居地，原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叔虞之子姬燮以尧墟南面有晋水，改称晋侯，又称为晋国。春秋时期，晋的四周，东有齐，西有秦，北有燕，南有楚，都是一些大国强国。晋人要立足于强国之间，必须在思想上要敢于进取，行动上要勇于竞争。因此晋国统治者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同齐鲁两国的教育政策就有所差别。
晋地受周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较之齐鲁为少。因此，晋国受周礼条条框框影响也没齐鲁两国那么繁多。晋文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34 年），他准备出征，被子犯劝阻。文公接受了子犯的意见，首先要以义、信、礼教育好老百姓，才能培训出优良的军队，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使民知义，在于教育他们能尊重国君；使民知信，在于教育他们能服从国君；使民知礼，在于教育他们遵守纪律；对于战士则加强军事训练，这也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必须指出的是，晋国的教育不再以礼为先了，义、信既重于礼，又偏重于法。因此，公元前513 年，晋才有铸刑鼎之举，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铁鼎上，称为刑鼎，着重于向国人进行法制教育。到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纵横家、名家中有不少人出于三晋，是有一定原因的。
楚地在周时被看作荆蛮边境地区。周成王时，封高阳后裔熊绎于楚蛮。
楚国最初迁到江汉地区时，还是"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中原国家总是认为楚国文化教育落后，不开化，好利而不好义，往往以蛮地蛮人相对待。春秋初期，原来常因周人侵伐而被迫局限在汉水之南的楚国，减轻了来自周王室的军事压力，迅速强大起来。先后使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族的部落或小国臣服，北面多是周王室建立的姬姓国或周的与国，有的被楚所灭，有的被楚屈服。到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2年-626 年）时，楚的势力已逼近中原。楚国因距离中原较远，所受周文化影响也不大。但是，他们并不拒绝周人文化。楚庄王为他的儿子聘请教师（傅），教材中就有《礼》、《乐》、《诗》、《语》等，这是为了治国安邦。楚庄王在公元前611 年灭掉庸国以后，推行寓教于武的教育政策。他一方面经常向国人宣讲"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的道理，要求国人提高防御的警惕性，不能有一刻松懈；另方面，则要求军士不断提高战斗力量，告诫他们不努力训练，就不可能保证常打胜仗。正是庄王紧紧抓住对国人的现实教育，遂称霸于中原。楚国称霸，后继力量很强。因为楚国已认识到"骤胜而骄"的危险性，要求全国上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是向国人进行的治家治国教育，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巩固政权的需要。
春秋初、中期的教育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各诸侯国除了制订教育政策以外，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春秋时期，诸侯国家的国学可能未废，而国学教师和讲授内容，肯定有所改变。史籍记载晋国设公族大夫管理国君宗族和卿之子弟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晋厉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1-前573 年）时，韩厥的长子韩无忌已为公族大夫。公元前573 年，晋悼公即位，任命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或为重新任命）四人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这是因为荀家惇惠，荀会文敏，栾黡果敢，无忌镇静。晋悼公还以这四人的特点为例，讲出了教育贵族子弟的一番道理：①膏梁子弟（即贵族显宦和富贵人家的子弟），骄放任性，不容易教育。
所以要请荀家这样质朴忠厚的人去教育他们道艺，处处都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松懈。要请荀会这样礼法思捷的人去引导他们立志，可以顺势而使他们进入新的境界。请栾黡这样果断敢为的人指点他们的错误得失，教育他们有了过失不再隐瞒而能勇敢改正。要请无忌这样情绪平稳修养有道的人帮助修心养性，教育他们能够约束自己，不再任性。
悼公能够从惇惠、文敏、果敢和镇静等角度去考虑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无疑比所谓用六德六行教育要高明得多，实际得多。特别是看到膏梁子弟在特殊环境中养成骄放任性的恶劣品德，对症下药，任命了得力的公族大夫负责教化，这比西周固定教材、固定学官的做法，从教育效果上看，要高明得多。公元前537 年，晋平公以韩襄为公族大夫（韩无忌之子），继续负责公族子弟的教育。公族这类的官职，当时或仍有世袭的。
春秋初期，国君的儿子开始并不去国学学习，而是在宫廷内聘请教师辅导公子（国君称王时，其子由公子改为太子）学习，叫做"使某某为公子（太子）傅"。据《大戴记》称："傅，傅其德义。"事实上，傅的职责范围很
① 《国语·晋语七》。
广泛，"傅其德义"仅是一部分，还得辅助公子从政，跟随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等。傅，一般由大夫担任。国君和公子是很尊重傅的，而傅也得忠于国君和公子。傅与受教的公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一直沿续了二千多年，直到清代也还是如此。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帝党首领。在变法维新期间，老师为学生出谋划策，忠于光绪的政治改革。
齐僖公（在位年代公元前731-前698 年）使鲍叔牙为公子小白（齐桓公）傅，请召忽担任公子纠的傅，鲍叔牙和召忽当时都是齐国大夫。据《史记·齐世家》记载，僖公死后，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与异母弟公孙无知发生矛盾。鲁国支持无知，杀襄公，立公孙无知。齐国混乱，鲍叔牙跟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召忽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随后，为了争夺王位，又相互斗争，公子纠败，召忽自杀。老师也为弟子殉"职"。
齐灵公（在位年代公元前582 年-前554 年）为公子牙（后立为太子）
请了两位老师，使高厚为大傅，夙沙卫为少傅。齐灵公死后，原来被太子牙徙到东鄙的公子尧，复立为太子。他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杀高厚于临淄城，杀夙沙卫于高唐城。太子牙罢为公子，连老师也受害。
鲁国也设傅。《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 年）》载，闵公的傅夺取鲁大夫卜■的田地。当时闵公不过10 岁，不可能去阻止这件事。后来，庄公之弟共仲（即庆父）怂恿卜■在宫中虎门袭杀闵公。当然闵公之傅也不能幸免。
晋献公（在位年代公元前677 年-前651 年）曾请杜原款为太子申生傅。后来，晋献公伐骊戎，获骊戎君之女骊姬，立以为夫 人。骊姬生奚齐，她想立奚齐为太子。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想方设法迫害申生。有次祭祀，骊姬在酒里下了毒药，命申生献上，献公将酒洒在地面，地面拱起。他把酒给犬喝，犬死。给小臣喝， 小臣也死了。申生知道这是骊姬害他，逃到新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他的老师杜原款却受到牵连。杜原款知道自己总不免一死，便叫人带口信给申生说："这是我太无知了。平时我不去打听情况，又不敏感，不能及时对你教导，才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这都是怪我没有深料国君（指晋献公）的心度，没有早早提醒你丢弃太子身份逃到别国去隐居起来。唉，早能提防，就不会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了。"
骊姬的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以后，晋献公为他请荀息为傅。因为奚齐虽立为太子，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成了晋献公的心病。他在病重的时候，把荀息叫去，问荀息道："我把弱小的孤儿奚齐交给你了，你怎样培养他成人呢？"荀息回答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教导好太子，并且以自己的忠贞来作保证。如果教育得好，这完全是国君的灵佑。如果教导不好，我可以拿生命担保"。献公又问："怎样叫做忠贞呢？"荀息说："凡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把它做好。对待先君或者侍侯新君，我都是始终如一，不会变卦。这就叫做忠。安排好死者，扶养好生者，死去的人感到得其所任，活着的人不感到内惭于心，这就叫做贞。"公元前651 年，晋献公死，里克在杀奚齐之前，先告诉荀息："你怎么样？"荀息说："我也将死。因为我对先君（指献公）说过的话是不能变的。"
晋文公在外避难时，胥臣（也称臼季）跟随着他。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学读书于胥臣。有次，文公读了些书受到启发，便对胥臣说："我没有到过远的地方，却知道了不少东西。"也许文公领会到读书的好处，即位以后，便请晋大夫阳处父为太子■（即晋襄公）傅。但是，他又躭心阳处父能否教育好■，便问胥臣。胥臣回答得非常合乎教育学的理论。他说，教育效果，首先在于■。也就是说，首先要看学习者本人。教育不是万能的，正如直着身子不能弯下腰的人，就不要求他俯视；弯着身子佝偻的人，就不要求他仰望；身材短小的人（僬侥），就不要求他高举；短小又发育畸形的人（侏儒），就不要求他攀登；眼睛瞎了的人，就不要求他去察看；哑巴就不要求他讲话，聋子就不要求他聆听；智能很低的人，就不要求他出主意想办法。根据学生本人的条件，加以引导，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违反学生本人具有的条件，教育便不起作用了。。。凡是懂得教育的人，他会教不能直身的人去学撞击鎛钟（乐器），会教不能弯腰的人去学敲击玉磬，身材矮小的侏儒去学戏，盲人可以学修理乐器，聋子可以学烧炉灶（炊事）。这样，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就同山溪水源，根据地势利导，就能汇成大江大海。人，因势利导，也能达到才尽其用。①晋大夫羊舌肸（xì音希），即叔向，精于春秋。晋悼公时，经司马侯推荐为太子彪（即晋平公）傅。平公即位，任叔向为太傅，参与国政。有次，平公射■（一种小雀），没有射死，他命叫襄的跟从赶快去捕捉，却没有捉到。平公大怒，把襄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叔向听说了这件事，晚上平公也来告诉他这件事。叔向认真说："你一定要杀了襄。从前，我们的祖先唐叔在徒林中射兕（sì音四，雌的犀牛）。因一箭就射死了兕，周武王赏给他一副铠甲， 允许他在戎狄间立国。如今作为先君唐叔的后代，连小雀都射不死，捉也没有捉到，这不是给先君丢尽脸吗？你一定要快些杀掉 襄。同时，切不可把这件事传出去。"平公听了叔向这段有讽喻的话后，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下令免掉对襄的惩处。在晋国，国君做错了事情，老师还可以从旁指点，可见傅对君主的影响很大。
楚国虽在荆蛮，国君也为太子请傅，而且非常认真。楚庄王（在位年代公元前614 年-前591 年）请楚大夫士斖为太子箴（即共王）傅。士斖推辞说："我没有才干，教育太子不会有长进。"庄王说："这就全靠你教导有方了。"士斖又说："其实主要还在于太子自己是不是积极进取。他要想上进，自然会有人来教导他。他如果不想上进，那么教导便不顶事了。古代的尧、舜、启、汤和文王，都是道德高尚的君王，可是他们也有很坏的子弟。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启的儿子五观，汤的孙子太甲，文王的儿子管、蔡，不都是不争气的不肖子孙吗？做父辈的决不会希望后辈们堕落，但实在是难以办到呀！"可是庄王知道士斖的为人，硬是要他为太子彪傅。随后，庄王又问楚大夫申叔时怎样对太子进行教育。申叔时开列了九门课程，提出教授这九门课程的具体要求。并且说如果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见不到一点教育效果，那么，就没有资格担任师傅了①。庄王为太子彪请士斖为傅，态度诚恳坚决。同时，又去请教申叔时有关教育内容，说明庄王十分重视师傅的教育作用。
春秋初期的第一阶段，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开始不以周天子为命，为了争当霸主，充实国力，纷纷大胆破格选用出身低微的士担任重要官职，也聘用有才学的鄙野之人充当公卿子弟的老师。齐桓公是第一个破格用士的国君。继之，晋文公依靠出身卑贱的赵衰、狐偃等人成就霸业。以后，秦穆王器用
① 参见《国语·晋语四》，胥臣讲的一段话有的地方是意译的，不尽依原文。
① 申叔时所说的一段话，详见《国语·楚语上》。
逃亡于楚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鄙人"孙叔敖为令尹，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就有希望进入仕途。这种破格用人的举动，既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也对私学的兴起，起着"催化"作用。就是说，私学的兴起与官府的提倡不无关系。官府鼓励兴办私学在于为执政者培养人才。公元前535 年，鲁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在促进私学发展中，是颇有影响的。这正是经春秋第一阶段教育变革以后，统治者从思想上改变了对西周教育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以私学兴起为重点，更加受到各国当权者的重视和鼓励。
（二） 私学兴起，重视智能春秋初期，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诸侯各国纷纷各自为教，并努力创造办学条件。首先，扩大了在国人中的受教育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使教育内容更适合各国的国情，从而使教育成为强国强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卿贵族子弟的教育，专设公族大夫管理，并根据公族大夫本人的特长，分工负责；宫廷中则延聘师傅，成为太子、公子的私学教师，改变了西周国学中长期维持的一些传统就学制度。特别是春秋以后专为太子、公子聘请师傅的做法，实际为发展私学提供了先例。私学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奴隶主贵族已彻底失去了对文化学术的垄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西周时期，推行的是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学校依附政府，一切听从于官员。因此，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活动场所。而私学的兴起，改变了奴隶社会学校的性质。因此，春秋时期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是我国教育 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阶段。
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不断的兼并和政治斗争，在一定意义 上，乃是一种智慧和技能的竞争。各诸侯国争相养士用士，重用 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实质上，就是为了在智能上胜过别的国家。强国富国，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应有长足的发展。齐之称为首霸，楚之迅速逞强，都与文化教育的较快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吕氏春秋·赞能》说得好："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在纷争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事态之中，某些人物智能的发挥，具有特殊的作用，常常会使事态发生奇迹般的变化。一计的得失，常常引起政局改变。某些国家或因此而进入列强，或因此而一蹶不振，这方面各诸侯国是十分清楚的。进入战国时代，所以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说法，决不是有意识强调个人的作用，而是说明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凡是富于社会实践经验，并且能够与时代前进步伐合拍的士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春秋初、中期开办私学之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欢迎，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支持，其特点之一，就是私学具有育士性质。聚徒听讲的几乎都是成年人。他们来到私学之前，已经有过一段长短不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社会地位低贱、经济贫困家庭中走出的人，对政会的弊病，体会更深。他们进入私学，便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去理会老师的讲解，从而使教育效果非常显著。孔子弟子有72 位贤人，其能称之为"贤"者，正是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智能。以往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对私学的评价，忽略了其成人教育的价值。现在，应该认为，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也是古代成人教育的最繁荣时期。私学到战国时期以"育士"成为专门职能，因此学校逐渐成为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场所，为封建社会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师的地位也就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成为专门的固定的职业。
私学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孔子创办私学以前，肯定已经有人办过私学了。至于是哪些人和具体的办学时间，因缺乏史料记载，尚难得知。不过，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
首先，孔子办的私学，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相当成熟。他教有理论，学有课程，而且在培养生徒，向官方推荐弟子等方面，都做出一定成绩。如果是首创者，不会有如此完善程度。这是因为教学是一项繁复的知识剖析和传授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并掌握一定的讲解技术。孔子办学能够受到学生欢迎，应该说是他接受了前人开办私学的经验。不然，他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摸索经验的。实际上，孔子似乎没有经过摸索阶段。历史上，把孔子说成是私学的首创者，在于他所办私学成绩卓著，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最多。因此千百年来都尊孔子为先师，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孔子是创办私学的第一人。
其次，与孔子同时期聚徒讲学的，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在鲁国有少正卯和王骀，在郑国还有邓析等。
据《论衡·讲瑞篇》说，少正卯是鲁国"闻人"，与孔子同时办学。大概他聚徒讲学，传授的内容与孔子不同，并很有吸引力。所以，有一段时期，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相传只有颜由（颜回的父亲）一直跟着孔子学习，没有改换门庭去少正卯那里听讲。
据《庄子·德充符》记载，王骀是鲁国人，大概因触犯了某种刑律，而被砍去一只脚。他办的学校很有名，因此到王骀那里去 学习的人竟和孔子所收的门徒差不多。有次，一位鲁国的贤人问 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而跟他学习的人，几乎与先生的学生一样多。王骀站在那里却不教导人家，坐在那里又不同人议论道理。可是，到那里学习的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得。回来的时候，却学到了许多东西。难道说，本来就有所谓不言之教，不需要采取任何形式就能完成教学任务了吗？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孔子对王骀评价很高，他回答说："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问是不及他的。现在，我还没有到他那里拜师。我得去拜王骀为师，何况那些还不如我的人呢？不仅仅在鲁国，我认为其他地方的人，也应该到鲁国来跟王骀先生学习。"《庄子》所记的这件事，不少人发生过怀疑。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鲁国办私学的，决不止孔子一人。
《汉书·艺文志》把郑国的邓析（公元前545 年-前501 年）列入名家，即"名辩"的倡始人。他也曾设学并广收门徒，教人学习辩讼，使人懂得"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相传他"好为智巧，"曾运用古代力学原理，设计并制成汲水用的桔槔。邓析在郑国也曾拟订一些刑律科条，刻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刑"，作为郑国原有《刑书》的补充。后来，他不幸遭到执政者驷驷杀害。因此名家邓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应是我国一位较早兴私学的教育先行者。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私学的兴起。孔子虽然不是私学的首创者，但是，他创办的私学有不少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在鲁国办学先后有过三次。
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是在他已经30 岁（公元前552 年）以后的事了。他自己说的"三十而立"（《论语·为政》），这时，由于人已步入中年，他在学业德行各方面都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具备了当老师的条件。随着当时兴起的讲学之风，他开办了私学。第一批学生中有比孔子小6 岁的颜由（颜回的父亲），小7 岁的冉伯牛，小9 岁的子路。孔子起初办学，可能由于学生对他还不太了解，所以做老师的孔夫子还要亲自动员学生来学校学习。孔子就曾经动员过子路，其事记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有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问他爱好什么？子路回答说："我爱好的是长剑"。孔子说："我问你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如今你已有了这样的才能，再加上学到的知识技艺，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子路听了不以为然，说："南山上长的竹子，用不着人工去栽培，天生就很直。把它们砍下来制作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甲盾。如此说来，学习有什么必要呢？"孔子根据子路话，引导他道："如果把竹子刮削以后，装上箭羽，在箭头上再装上磨得尖尖的镞，射到犀革上不是更加深入吗？"子路听了茅塞顿开，连连下拜并对孔子说："我一定要听从你的教导。"
公元前515 年，孔子从齐国回鲁国，在都城第二次开办私学。这段时期办学年代最长，达15 年之久（从37 岁到54 岁）并且整理了《诗》、《书》、《礼》、《乐》等教材。这时，孔子的门生子弟越来越多，不少人从很远的地方赶到鲁国来受业，其中不乏从楚、晋、秦、陈、卫、吴等地慕名而来者。他这时招收的弟子，年龄已逐渐偏小了，大多是青年学生。如学生仲弓少孔子29 岁，颜回少孔子30 岁，子贡少孔子31 岁。只有少数人年龄偏大些，如冉求只少孔子9 岁。就是在孔子的这段办学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子贡和子路。他们一文一武，都是当时社会欢迎的人才。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很器重他，仅次于颜回。子贡是孔门私学中文科学生的佼佼者，是孔子培养出来的出色的外交家。公元前484 年前后，齐国田常准备伐鲁，子贡出使齐国说服田常不妨用伐鲁之兵去伐吴国，然后又去怂恿吴国借救鲁之名去伐齐。吴王怕越报复，准备平越以后再伐齐。子贡又提出要吴"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就可以成为霸业。然后，子贡又到越国要越王乘吴伐齐而困于晋的时刻，出兵伐吴，必定胜利。又再去晋，要晋国提高警惕，做好修兵休卒防止吴国转攻晋国。最后，子贡完成了纵横捭搕于各国诸侯间的穿梭外交任务，回到了鲁国。果然不出子贡的安排，吴王发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师，并乘胜转打晋国。因为晋国此时已有了准备，吴师大败。而越王听到吴败的消息后，马上兴兵袭击吴国。吴王赶忙从北方撤兵与越战于五湖。吴国三战不胜，结果吴王夫差被杀，越国称霸。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转辗游说，"子贡一出，有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10 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单凭子贡一人，就改变了五国的现状，确实表现了这位外交家的惊人才干。这样的人才，与孔子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仲由，卞国人，字子路，通称季路。他性情粗犷、刚直。他投身孔门之下，最听老师孔夫子的教诲，是个躬行实践的好学生。子路63 岁时，仕于卫国，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蒉聩和孔悝作乱，袭攻国君出公。恰好子路这时不在卫国，当他听到出公逃到鲁国的情况后，便赶紧奔回卫国。这时，蒉聩已立为庄公。子路在城门口遇见子羔从城内出来，子羔对子路说："出公已经逃出去了，城门也关闭了，你也可以返回了，不要再去自找灾祸了。"子路回答道："我既然给孔悝办事，就不会逃避灾祸的。"子路进城后，见到蒉聩和孔悝都在高高的台上。他对蒉聩说："你怎么能够器用孔悝这样的人呢？应该杀掉他！"蒉聩不听，子路就打算烧掉高台。蒉聩害怕起来，派石乞、壶黡去围攻子路。在搏斗之时，子路的冠缨被击断。他牢记孔子关于"君子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条，正要重结缨带时，被敌方砍成肉酱。武士对统治者能诚笃忠信如同子路这样，当然是春秋战国期间统治者所欢迎的将才。子贡之文才，子路之武勇，应是孔子教育之道的成果。由于孔门弟子的才干出众，所以培养他们的老师--孔子，在各国越来越有名气了。
孔子第三次在鲁国办学，是外出14 年之后。他由卫国回到鲁国，这时已68 岁了。如果说，前两次在鲁国办学，孔子对他弟子的仕途十分关心。那么，他第三次办学，重视的是自己学说的建立和传播。孔子的晚年，培养出一大批才华出众的弟子。其中不乏接受老师衣钵，传授老师道业的门徒。较为著名的是子夏等人。
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少孔子44 岁。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文学科的高材生。他在孔夫子的循循善诱下，精研《诗》教，明于《春秋》大义，对《易》、《礼》也很精通。子夏与孔夫子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很有一定深度，甚得孔夫子的赏识。子夏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著名论点，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子夏也曾入仕，任鲁国的莒父宰。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西河地方创办讲学据点，广收门徒，是为"西河之学"，在学术和教育上做出了一定贡献。
孔子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弟子，因此他在诸侯间很有名声。虽然孔子时私学初起，但很快得到发展，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统治阶级需要大量培养人才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大批文才武士很快从私学脱颖而出，这也正是私学胜过官学的地方。
由于孔子培养了不少才华出众的子弟，也使一些国家对他感到畏惧。公元前489 年，楚昭王打算给孔子一片封地，把孔子留在楚国。但楚国令尹子西认为孔子得地后留在楚国，身边有一帮弟子相助，恐怕对楚国不是好兆头。他接连向楚王提出几个问题，以提醒楚王注意。如"你派出去办外交的使者，有如子贡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得力助手（辅相），有如颜回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将领统率大军有如子路这样的人吗？"楚王说："没有。"他又问："你的官员中能有宰予这样的人吗？"①楚王说："没有。"接着子西又把问题的实质挑明，即如果孔子带了这一大帮能人将才到了楚国，楚国怎么应付得了。虽然子西拒绝孔子定居楚国是另有一番打算，只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但从他说的一番话和所提的问题中，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教育效果是充分肯定的。
孔子以后，墨子所办的私学，名声也不错。孔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儒学，而墨子在办学过程中创立了墨学。虽然墨学是儒学的反对派，但他们所办的私学都很有成就，因此被称为当时的"显学"。墨子重视生产知识，门下弟子都十分义勇。相传他的弟子三百人，个个都能赴火蹈刃，有高度的敢于牺牲精神。到战国时期，墨家学说进一步传播广泛，《孟子·滕文公下》有"墨
①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宰予曾因白天午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但是他的学习还是名列前矛的。他与子贡并列为孔门中言语科的优秀生。孟子称赞宰予"智足以知圣人"。翟之言盈天下"的记载。
私学的兴起，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将受教育权夺回到民众手里，将文化知识回归给民众。当时官学和私学的并存，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双轨制的学校制度。
春秋时期开办的私学和西周官学比较，其所谓的"革命性"在哪些地方呢？私学的兴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私学摆脱了政教合一、官教合一的体制。如前所述，西周的学校不是独立的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场所。学校的教师、教材和活动，都依附于官方，听从于官方。而私学则完全从国家机构中独立出来，教育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现象，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唯有这样，教育才能与政治活动分离，才能专业化。尽管到了战国后期，"官学"渐起，私学衰落。及至秦国统一天下，废除私学。但由于私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了基础，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所以到了汉代又有所恢复。在封建社会，私塾、村学以及宋代的书院制度，都具有私学性质，仅仅形式不同而已。
私学在春秋时期的独立现象，确是非常特殊的。当时各国对私学，没有什么条款的限制，甚至讲授的内容也不加以干预。如孔子在鲁国讲周礼，推崇礼乐制度。而王骀相传是讲老子道学，同样能够自立门户，各传衣钵。不仅如此，聚徒讲学还可以随师而迁，停停办办，各听自由。孔子在鲁国办学，第一次开办，只讲了几年便停办了，他到了齐国。两年后，从齐国回来，第二次开办，讲了十几年，又去了卫、曹、宋、陈、蔡、郑、楚等十几国"周游"，到了那些国家，带着弟子，不停讲学。随后，又回鲁国，第三次开办私学，依然无阻。孔子三次办学，鲁国国君自昭公、定公而至哀公，都没有进行过刁难。显然，春秋时学校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至于教师的身份，西周学校的教师，都是由现任官员兼职，担任什么官职，就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规定严格。而私学教师，没有什么兼职之说。孔子第一次担任教师时，无官职，无爵位，也无封禄。第二次办学时，开始也不是一位官员，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 年），孔子已经51 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提升为司空。鲁定公十年，又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并列的司寇。仅3 年时间，孔子的官运不通，就匆匆弃官离开鲁国。在他当官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带徒讲学。这种高官兼教，如同学术辅导一样，成为私学的一种特别形式。鲁哀公11 年（公元前484 年），孔子返鲁。虽然鲁哀公曾向他问政，却没有器用他。他继续聚徒讲学。孔子曾经在鲁国担任过高级官吏，现在重新办学，也没有人去非议他。这都足以说明，私人办学在当时确是比较自由的。教师已成为自由选择的职业，要想办学就办学，要停办就停办。政府不负担经费，不提供设备，只要能招收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办私学。
其次，私学既然成为独立的教育场所，学校中一切事务，包括教学活动在内，都由私学的主持者负责，不受国家限制，不受国家审查。
周代官学的教学内容，规定得很为具体。而且，国学和乡学各有一套教材，其程度深浅各不相同，要求也不一样。由国家安排了具体的考查内容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政府官员还对犯了错误不服管教的学生，负有再教育的责任。最后，对国学和乡学的毕业生，也由政府安排他们的官职。私学没有这些情况，统由教师自己料理。
私学的教学内容，随教师本人的学识而定，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安排学科。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例如，孔子的教学内容强调四教（文、行、忠、信），教学科目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材选用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基本上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培养技能技巧等三个方面。其中传授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比重较多，这同孔子说过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墨子的教学虽然也十分注意传统文化，曾经"行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由于他认为孔子讲的"礼"，太烦琐不切实际，因此"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他自己创立的学说，即兼爱、尚同、非攻等。教学内容的不同导致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孔子以培养"君子"为目的，墨子则以培养"兼士"（人人平等相爱，爱人若爱己者）为目的。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对这两种不同的培养目标提出过什么意见和干预。
第三，改变了西周官学中师生之间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转为学业上的师徒关系。单纯的上下级师生关系，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讲的话就如同命令一样。而在私学中，学生承担了全部学习费用并自愿而来。如果对老师传授的课业不感兴趣，便可以自由离去，甚至转到别的老师那儿去学习。因此，师生之间是从学业上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老师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尽自己的努力，诲人不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而学生则是接受老师学业教导，尊重老师，正如《吕氏春秋·劝学》中所说的，"事师之犹事父也。"像在家庭中对待父辈那样亲切、尊重、融洽。孔子死后葬在鲁城，他的弟子都为其服丧三年。据《礼记》载，服丧三年应算是服长孝。孔子的弟子不论在孔子生前或死后，确实是以父辈敬之。学生们服丧三年后，相互道别，同窗之情难舍，不免还哭泣一阵。子贡不舍离开恩师庐墓，又坚持守墓三年，师生之情更胜过父子了。
春秋时期学校师生关系的转变，促使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尤其在教育变革的初期，对改变西周学校教育的传统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师生关系的转变，不以上下级服从为前提，也有利于教学方式的改进。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循循善诱，循序渐进，也正是在一种新的师生关系情况之下，体现了教师自身的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今天还是有启发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决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应该包含师生之间感情关系的转变和教师责任感的提高。有些时候，优秀教师的一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其他教师总是学其形式而领会不到要领，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这些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只看成是技术创造，而没有探其实质，因此往往得其皮毛而不及精髓。
改变奴隶制学校教育中隶属状态的师生关系，使之成为平等相处民主的师生关系，是教育变革中的一场重要革命，孔子在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后世称孔子为"万世师表"，首先是因为在师生关系上，他是一个突出的模范。在春秋时期，教师和学生能够展开平等的辩论，而且教师能够接受学生的正确意见，改变自己的初衷。孔子曾经三次平等对待子路提出的不同意见，这在官学时期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孔子私学之所以越办名气越大，学生越多，是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分不开的。孔夫子与学生间辨难析疑，从善如流，留下了不少对后人很有启迪的佳话。
还是在子路到孔子私学读书不久，有一天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来请孔子，孔子准备到公山弗扰那儿去了。子路知道了，向老师提出意见，并且不高兴地说："难道老师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吗？为什么偏要允承公山弗扰，到他那儿去呢？"原来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图谋反叛，孔子到了那里，便是与叛者合谋。孔子听了，解释道："公山弗扰派人来找我，自然不会白白把我请去的。我的主张是：如果有人肯用我，我就在那地方宣扬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使它恢复广大。"在《论语·阳货》提到这件事，但没有记载孔子是否去了费邑。从孔子回答的语气来看，他可能采纳了子路的意见。孔子在卫国时，曾接受了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召见。南子在卫国，因有不检点的行为，名声不好。开始，南子要召见孔子，孔子是辞谢的。后来，经不住她一次次派人来催促，不得已进到宫中去见南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子坐在细葛布编织的幔帷中，孔子进门以后，便向着北面稽首，而南子在帷中一再回礼。南子回礼的时候，身上佩戴的玉器玎玲作响。孔子对南子说："我一直没有来见你，现在以礼答之。"这件事，子路也表示很不高兴。孔子知道以后，急着发誓说："假使我做得不对的话，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就让老天爷来惩罚我吧！"他没有反驳子路，只是向学生表白了自己。
孔子曾到过晋国。晋大夫赵简子（即赵鞅）为支持公室，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当赵简子攻打范氏家臣佛肸担任邑宰的中牟地方时，佛肸派人来请孔子去帮忙，孔子也想去。子路知道后对孔夫子提出了批评。他说："我曾听老师不止一次的讲过：君子是坚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明明是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到那儿去，这又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对自己讲过的话是承认的。他说："对呀，我有过这样的话。"随即又解释说："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硬的东西，怎么使劲磨它也不会磨薄。最白的东西，也不容易染黑。我又不是匏瓜，难道只能长期挂在墙上而不给人吃吗？"言下之意是说，总不能放过出仕食禄的机会呀！老师在学生面前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不能不说是与学生处在平等的立场。
另有一次，孔子在郑国时候，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到处寻找老师，一位郑国人告诉他说，在东外门有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好像丧家之狗一样。子贡到东门外找到老师以后，告诉了孔子刚刚听到的话。孔子听了一点都不恼怒，反而欣然笑道："说我像丧家之狗，太像了，太像了！"这种情况，一是说明了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学生在老师面前说话比较随便，不拘形式，不必忌讳。二是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友爱精神。因此，孔子凡是遇到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总有学生跟随老师，和老师一起共同患难。从私学独立于官府并不受官府牵制，私学教师自由安排自己的全部教学工作和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变革第二阶段，私学的兴起与时代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三） 私学学派增多，官学开始恢复周威烈王23 年（公元前403 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世卿瓜分，并且各自正式成为诸侯，这是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的标志。此时，周天子不仅已完全失去了共王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依靠着大国的保护，苟延残喘的小国。战国初期，在春秋大国争霸兼并的基础上，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战国时期，群雄相争，各国都力图革新。因而一方面使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另方面也对于西周文化传统进行了更猛烈地冲击，从而使战国时期社会有了更大的变化。顾炎武曾概括地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称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尊严祭礼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日知录》卷十三）这种变化，完全消除了周代的奴隶制影响，逐渐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过渡。这种变化，也使思想意识形态步入了新的领域，即创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系。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开始受到从分裂趋向统一的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