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各国教育政策，开始重视法治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教育政策，虽然从西周教育的以"祀与戎"为中心转变成以"治与戎"为中心。但所谓治，仍不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某些周礼。这是因为思想意识的转变总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或暂时还不能与新的客观形势相适应。因此在国家的治理过程之中，还不免借用一些"周礼"作为手段。齐桓公称霸，能够"九合诸侯"，是因为他不得不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否则便对各国诸侯失去号召力。但到了战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周王室的威信和影响丧失殆尽，各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里，他们对礼治也产生了反感，完全解脱周礼的束缚，采取更加接近现实的法治。进入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始了变法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虽然在春秋时期，有些国家已进行了一些变法措施，例如井田制的废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创立了新的土地法等。也制定了某些法律，如公元前536 年，郑人铸刑书，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郑国大夫邓析又作《竹刑》，补充原来所铸刑书的不足。公元前513 年，晋国赵鞅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成刑鼎。公元前501 年，郑相驷歂借故杀掉邓析，可是却依旧使用他所著的《竹刑》。这些新制度和法律的制订，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先导，标志着由礼治向法治的转变。而在各国执行的教育政策中，也以法治和尚武相结合，教育人民守法和加强武备。
战国初期，魏国文侯（魏斯）于公元前445 年即位，任用李悝为相。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很懂得"崇法尚武"之教。他为魏文侯在上地守卫时，想法教导人们掌握精良的射箭技术，他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如果民间有人对某事产生怀疑，而要打官司的，就命他射箭。只要一箭射中靶心，便算打赢官司。射不中的，便算败诉。这道命令发布后，上地人个个都争着练习射箭，日夜不休。后来魏国同秦兵作战，大败秦兵，全靠了上地人民的高超的射箭本领（《韩非子·内储上》）。李悝著有《法经》，收集了各国的刑典，强调使用法律手段来"富国强兵"。他还建议魏文侯废除残余的世袭禄位制度，剥夺那些才疏无能的奴隶主贵族享受的政治经济特权，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和"使有能而赏必行"的原则，尽量把禄位赐给为封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说苑·政理》）。魏文侯继李悝之后，又以军事家吴起为将，并任命他为西河郡守。有次，吴起同魏臣商子谈话说：治理国家，最要紧的是教导人民顺服，改变不良的习俗。训练士兵，就是教导他们乐死若生，要能够做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战鼓敲响，三军之士勇往前冲，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吴起的军事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后来魏将公叔痤打败韩、赵联军，魏惠王要以田百万赏给公叔痤。公叔痤曾说，这次打仗，士兵们只要不倒下，个个勇往直前。不管敌人兵力多么强大，士兵们硬是不屈服。这些都是吴起教导出来的好战士，是吴起的教导有方！魏国正是由于贯彻了以法为教和以武为教的教育政策而富强起来。魏文侯死后，吴起受旧势力排挤，出奔楚国，又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开始以吴起为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守，不久又升任令尹。他帮助楚国改革内政，提出明法审令，采取与魏国同样处理旧贵族的办法，废去徒负虚名的公族旧宦，并大力主张抚养战斗之士，重在强兵，还教育人民守法等，因此楚国国势日臻强盛。
春秋晚期，赵国赵简子曾进行一些变法，注意改革田制、军制和政府机构。到赵烈侯时，重视选拔人才，节约财政开支，从而使国家有了起色。及至赵武灵王时为了加强对夷狄的作战力量，对军队又进行改革，公开提出建立"胡服骑射"的部队装备。赵武灵王的改革很坚决，聘周绍为太子傅，同时要求周绍教育太子，也得身穿胡服，"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若于学"（《战国策·赵策》）。"义"，就是要求周绍根据赵武灵王的"崇法尚武"政策教育太子，不要使他沉溺在先王的诗书之中而忘掉了习武。一些宗室贵戚对赵武灵王的这种做法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赵武灵王驳斥他们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他说装备好坏，在于是不是使用方便。而礼制好坏，在于行使是不是有效果。如果兵器使用起来很不顺手，这样的兵器为什么不能改进？实施的教育对国家管理秩序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能改变它的内容和方式？赵武灵王认为，坚守陈旧的东西，总是仁义道德那老一套，决不能使夷狄顺归赵国。因此，他明确指出："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不能用旧日教条来束缚人民，应该从当前的新形势出发，教育并引导人民坚持改革。
公元前386 年，齐国世卿田和取代了自西周以来的姜姓齐国的国君。到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1 年）时，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治。邹忌建议齐王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向统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而不要被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蒙蔽。他要齐王广开言路，使大家都敢说真话，法治也就能够顺利推行。与此同时，齐国还推行"尚武"。经大将田忌的推荐，齐威王重用孙膑为军师。
田忌推荐孙膑，是他看到了孙膑的才干。当孙膑还在魏国时，由于庞涓妒嫉他，陷害他受了膑刑。他逃回齐国后，齐将田忌以宾客相待。但由于孙膑还没有显露自己的才能，所以田忌没有立即向齐王推荐。有一次田忌和齐国的宗族公子跑马赛射，孙膑发现参赛的马匹力量速度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他向田忌说，"这回同他们比赛，我保证你能够取胜。"田忌非常相信孙膑的话，要同齐王和诸公子赌千金。到了比赛那天，孙膑向田忌献策说："请用你的下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上等马匹，用你的上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中等马匹，再用你的中等马匹去比人家的下等马匹"。三次赛毕，田忌一次失败两次得胜，结果千金归田忌所得。比赛过后，田忌看出了孙膑的神谋策算，把他推荐给齐威王。
孙膑整军经武，著有《兵法》一书。但此书失传已经1700 多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竹简《孙膑兵法》。该书共有竹简240 多枚，字数在6000 以上。孙膑在书中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睘西"。即有了功劳当天就赏，有了过失当时就罚。孙膑还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因此，在他的兵书中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强调提高他们的素质，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不然的话，"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①如果人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数数算筹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财富雄厚就能取得胜利，那只要量一量粮食的多少就可以决定胜负了。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就能取得胜利，那么胜负也就太容易知道了。光靠兵多、粮足和装备精良，并不能保证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关键是重视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因此，孙膑的治军理论与培养人才的道理是一致的，这对齐国的教育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法和习武结合的教育政策在战国七雄中，以秦国推行得最为彻底。秦国在春秋初期还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被文化先进的东方六国看做是戎狄之邦。公元前316 年，秦孝公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下令征召贤能之士。卫国人法家公孙鞅应募从魏入秦。起初，他想用孔子的儒术说服秦孝公，孝公不感兴趣。继而他改为鼓吹法家学说，孝公便采纳了。他变更旧法创立新法，因仕秦有功，被封于商，号商鞅。商鞅强调"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提倡以法为教。"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商君书·定分》）就是说古代圣人著书立说，流传到后代，必须有老师讲授，才能了解书中的意思。假使没有老师传授，而是各人凭自己的体会去议论，恐怕到死也不能知道书中的内容和道理。所以圣人为了贯彻制定的法令，必须设置相应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教育大众能够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怎样守法，即所谓"名分"。名分确定下来，即使是十分奸诈的人也会变得忠实，很厉害的强盗也会老实起来。从而每个人都能懂得安分守己。这样，也就达到法治的目的。自此以后，秦国实行法治，大力推行以吏为师。不过这时已接近战国晚期，全国统一的形势已非常明朗。虽然秦国实行法治对统一中国起到了保证作用，但私学在秦国已无法存在了。
战国时期，各国对公卿教育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据推测，各国还是有专门的官师负责管理教育的，很可能如楚国的公族大夫那样。
至于宫廷中的私家教育，仍如春秋时期一样，各国国君都为太子聘请师傅，这有不少史料记载。
秦孝公聘请公子虔为太子嬴驷（即秦惠王）傅，公孙贾为太子师。有次，他们唆使太子犯了商鞅新定的法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是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不可以施刑。但他所以触犯了律法，是同教育他的师傅教育不当有关，其师傅罪应所得。于是，便由太子傅公子虔和师公孙贾替太子受刑。这和春秋时期，因太子或公子的祸事而牵连到宫廷教师，大同小异。
楚襄王（横）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做为人质留在齐国。楚怀王死，太子横向齐王辞别回国奔丧。但齐王刁难，要求楚国把东边五百里地割给齐国，才能放回太子。如果不愿割地，太子就不得回楚。太子横说："这件事我得去请教老师慎子。"太子横的傅慎子说："我们献地，正是为了赎身。你舍
①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下编，《客主人分》。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不得土地而不去奔丧，这是不对的。"结果，被迫答应了齐王提出的要求后，太子横才回到楚国。在战国时代，到别国去作人质的太子，还要随身带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但应该指出，秦太子嬴驷的二位师傅，唆使学生反对商鞅，干预政治。而楚太子横的老师，为学生定主意献地回国等，都超出了为师范围。
其他各国，如赵武灵王曾为太子赵何（即楚惠文王）请周绍为傅，燕国最后一任国君燕王喜，也曾为太子丹请鞠武为傅。
傅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很高，受到国君和太子的尊敬。战国初年，魏武侯子击（在位年代公元前369 年-前319 年）尚为太子的时候，有次偶在朝歌路上遇见他父亲（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马上把所乘的车辆避到路旁，并下车向田子方行礼问候，但田子方却并不回礼。子击见田子方这种傲慢态度，故意问道："如今，是富贵的人对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田子方回答得很为深刻，他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骄傲。请你想一想，诸侯们如果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国家。大夫们对人骄傲，就会失去家业。贫贱的人则不一样。如果他们的举止不合富贵者心意，他们讲的话富贵者听不进去，那么，他们就可以到楚国、越国去，走得远远的，这好像脱掉鞋子那样方便。为什么一定要使人家和自己取得一致呢？"太子击知道田子方这番话意有所指，但又不便发作，只得赶紧走开。父亲的师傅是不能得罪的。
战国时期，国君为太子聘请师傅的这种宫廷中的私家之教，一直保持到战国末年。秦国也接受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的"宫官制度"，为太子延聘师傅。这种宫廷中的"私学"，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更确定为一种制度，为太子教者也有了一定官称。《通典》卷三十记载："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为太傅、少傅）。逮于列国，秦亦有之（孝公时，商鞅设法，黥太子师傅是也）"。汉承秦制，也在宫中设立二傅制度，确立太子官，首位就是太傅和少傅。
到了汉初，宫中就专为皇太子设太傅施教了。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汉代太傅秩次为真二千石（《汉书·百官表》作二千石），礼如师。《汉书》中有关太子太傅的记载很多。如汉宣帝时，肖望之为太子刘奭的太子太傅，他给刘奭讲授《论语》、《礼服》等课程。
汉代对二傅也是十分尊敬的。《通典》卷30 说："汉魏故事，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而太傅不臣。"
2. 私学盛行，尚贤之风也盛行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个开办私学的大师。随后，私学盛行，学派林立。私学的盛行和学派的林立，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有极大关系。
首先就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春秋时期各霸主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而成其霸业，对战国时的各国国君有很大影响。齐桓公善于用士，得管仲而振兴。晋文公在外流亡19 年，依靠随他历尽险阻艰难的赵衰、狐偃，创建霸业。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发展农业灌溉，加强战备，成为继晋而起的霸主。秦穆公器用百里奚而争霸中原。百里奚少年时生活贫困，只得到齐国乞食，并替人家养牛谋生。后来，他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到晋，又作为陪嫁的媵臣，押送秦国。中途百里奚乘机逃走，却被楚国扣押。秦穆公深知百里奚的才能，用五张黑色公羊皮把他赎回，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五■大夫"。秦穆公就是在他的辅佐下，称霸西戎的。越王勾践得出身卑贱的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养"君子六千人"（君子，即齐所谓"士"），锐意灭吴雪耻。公元前473 年，越灭吴，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历史的实例，表明了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论出身低微，地位卑下，都有希望被破格任命，进入仕途，大显身手，充分发挥才能。春秋五霸的事迹，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礼贤下士树立了榜样。
魏文侯是尚贤之风的首创者。战国初期，魏国是一个较为先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最早，但魏国地处中原，成为列国相争的中心地带。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魏国对内必须实行改革，开发地力，广收贤才，加强国家治理；对外必须利用矛盾，争取与国，以巩固立国阵地。在这种形势下，魏文侯在当政的50 年（公元前445 年-前396 年）中，使用了一批勇于改革的人士，对魏国的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各方面实行了重大改革。他任用李悝为相，一方面严格执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的原则；另方面又认真对待犯罪的人，采取"罪必当"的措施。李悝还把各国的刑典汇集起来，著有《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李悝是子夏的门生，正是在他老师变古、改革的思想启迪下，制订出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部《法经》。魏文侯还器用翟璜、翟角、魏成子、西门豹、吴起、北门可、屈侯驸、乐羊子、魏挚等。其中吴起为西河郡守，乐羊子为将领，西门豹为邺令，而翟角是魏国策士，曾主谋伐中山，开拓疆土。这些人都为魏国的强盛，做出了贡献，足证魏文侯的善于用士。魏成子向文侯推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并以礼待段干木。①说明魏文侯又善于养士。魏国兴起的用士养士之风，对私学盛行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私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李悝、军事家吴起、学者段干木等，都是子夏的弟子， 成为西河学派的颇有影响的人物。魏文侯用士养士的政策，招揽了大批有识人士，从而使魏国强大起来，并对各国的统治者以极大的影响，因而也相继效法魏国。战国中期以后，最着力招贤揽士的是秦孝公和燕昭王。
秦孝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62 年-338 年）深感中原诸侯瞧不起秦国，继而大力征召贤能之士，特别善用别国来秦之士，所谓客卿，与之谋国以开霸业。秦国先后器用的客卿有商鞅、张仪、魏冉等。此外，著名的别国来士如范睢是魏国人，楼缓是赵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韩国人，李斯是楚国人。春秋中晚期在诸侯各国的争霸角逐中，中原大地已出现了"楚材晋用"、"晋材吴用"、"晋材秦用"等人才交流的现象。不过，这些人才的交流，还以贵族阶层人物为主。但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才交流中，大批布衣庶人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秦国广招的贤士，多数就不是来自贵族阶层。
燕国昭王曾为争夺王位，受到齐国干涉，被迫流亡在韩。后由赵武灵王召立为燕王，发兵护送他回国。昭王即位（在位年代公元前312 年-前279年），立志要报受齐凌辱之耻，他屈身崇礼以招贤者。为了吸引天下有才之士，他首先从礼遇本国大臣郭隗做起。昭王认为，帝王的臣子，应该如同师友，魏文侯已做出了先例，燕国也应以礼遇厚待贤臣，连郭隗这样不是第一流学者的人，燕国都给以"礼贤"的厚待，别国的名士就一定会更乐于到燕
① 见《吕氏春秋·察贤》。又《韩诗外传》："李克（即李悝）谓翟璜曰：'魏成子受禄日千钟，十一在内以约聘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国来。于是，他特地为郭隗筑台建宫，尊为老师。昭王的这一招揽天下贤士政策，果然收到很好效果。一时"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溱燕"。乐毅是魏将乐羊的后裔，长于兵术。邹衍是阴阳家代表人物。剧辛原居赵国，是武士。这些各有专长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燕国。
由于各国招贤纳士，使士的地位日益提高，身价倍增，甚至士人敢与国君分庭抗礼，而统治者也奈何他不得。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宣王慕颜斶（chù音触）其名，有次亲自召见他。当颜斶与宣王见面时，宣王不太客气地直呼其名说："斶，你走到跟前来！"颜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宣王，你走到我的跟前来！"宣王当然很不高兴。左右侍臣们忙向颜斶提意见说："宣王是君主，你颜斶是臣子。你这样同君王说话，是不好的。"颜斶一点都不让步，回答说："我要到宣王跟前就是表示慕势，而宣王到我跟前就是表示趋士。与其要我去巴结权势，不如宣王来尊重士人。"宣王听了，变了脸色说："是作君王的高贵呢？还是士人高贵？"颜斶说："自然是士人高贵，君王不高贵。"宣王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有事实说明。从前秦国攻打齐国，曾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军队过鲁国时，如果有人敢到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墓地50 步周围砍柴的，死不赦。'另一道是：'有人得到齐王脑袋的，封万户侯，赐金千镒。'柳下季不过是一位名士而已，他职低位卑，而贤能称著，受到世人尊敬。齐王虽显赫，但他的脑袋，为什么不如柳下季坟边树木那样尊贵呢？"宣王一声不吭，窝着一肚子火。左右侍臣不但没有能说服颜斶，反被他所说服了。最后，宣王也不得不承认君子是不可侮辱的，并且愿意成为颜斶的弟子。宣王还说："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但颜斶没有接受齐宣王的优厚待遇，回答说，"。。我是尽忠直言的人，现在，宣王也已通圣明之事，我希望能安步当车回到自己家乡。"宣王之所以尊重颜斶，目的还在于使颜斶能为宣王所用。颜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纵谈"士贵而王不贵"，宣王不加严斥，反而愿执弟子礼。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士之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大大超过了前期。
不但公室，而且私门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都竞相用士养士。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成为著名的广揽士人的国君。至于私门，战国中期有些封君，为了自立门户，更是招揽天下士人。最著名的便是所谓"四大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①等。
齐国的孟尝君名田文，他是齐国宗室大臣田婴之子，袭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田文为了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弃其家产而厚事宾客，客无所择，一律优待。所以他的食客达数千人，人人都觉得孟尝君跟自己十分亲近。
赵国的平原君名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宾客，客至数千人。著名的典故"毛遂自荐"的毛遂，就是平原君的座上客。
魏国的信陵君名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少子。他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由于魏国信陵君多客，人又贤明，所以有十多年之久别国诸侯不
① 见《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各篇。敢轻易侵犯魏国。
信陵君求士之诚，恐怕当时任何人都比不过他。有次，他听说有位叫侯嬴的隐士，已70 岁了，虽家贫，但有才华，做过夷门的守门小官吏。他便亲自去请，还送给侯生厚礼。侯生不肯接受，说："我已修身洁行数十年，决不能因为守门小吏贫困而接受公子钱财。"信陵君决定大设宴席，聚会宾客以迎接侯嬴。设宴那天，宾客们到齐以后，信陵君却赶着车子，空出车厢内左边的坐位，亲自去夷门迎接侯生。侯生也不客气，拿着破旧的衣冠就上了车，大摇大摆也坐在左边，打算看看公子究竟是什么态度。只见信陵君亲自拉着鞭绳，态度非常恭敬诚笃。侯生向公子提出："我有客人在市街上，能不能把马车到那里转一转。"信陵君便把车子驾到市街。侯生见到他的朋友朱亥，便下了车，一面故意同朱亥交谈长久，一边偷偷观察着公子。市街上的人都看到信陵君拿着鞭绳站立车旁，和颜悦色地等候，一点也不显得烦躁。可是，这时魏国的宗室将相都已聚集在公子家中，正等着信陵君回家入席哩。跟着信陵君的侍从都很着急，暗暗地咒骂侯生耽误了大事。侯生见到公子的脸色始终没有改变，才谢客上车。车到了家门，信陵君一直把侯生领到上座，还向所有宾客介绍侯生，宾客们都为侯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惊讶不止。席间，信陵君站起身来，亲自为侯生斟酒。直到这时候，侯生才说："今天我也太难为你了。我不过是个守关门的人，而公子能亲自为我驾车，亲自迎我到众人广坐之中，实在是对我过于荣宠了，而公子却要这样做。原来我想以公子名望来炫耀我自己，所以故意要公子在市街上过久逗留，街上的人都瞧着公子。而公子愈是恭敬，市街上的人就愈把我当做小人看待，也就更敬佩公子有长者风度和能够礼贤下士了！"侯生接受了信陵君的迎请，成为上客。公元前257 年，历史上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就是侯生出的主意。楚国的春申君名黄歇，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 县。后改封江东，以故城吴墟（今江苏苏州市）为都邑。春申君也是著名的爱士者，有门客三千多人。有次，赵国平原君派人来见春申君。此人头上插着瑇瑁簪，所佩刀剑的鞘都用珠玉装饰，原想在楚人面前显示财富。但是，春申君的上客都穿着宝珠装饰的鞋子与赵使相见，使赵国使者见了自惭形愧。他自以为珍贵的簪、鞘，却远远比不上春申君上客脚下的宝珠。可见士们享受的待遇极厚，奢侈惊人。
春秋战国时期，尚贤并不是统治者的目的，而是一种求得人才的手段。
然而，在实践中，使得许多国家的国君懂得：尚贤不仅能表现自己的礼让风度，而且在尊贤礼士的同时，也使自己提高了声望和得到社会舆论的尊重。而那些不知尚贤，甚至对士人流露卑视的君主公卿，不但留不住士人，反而被社会舆论瞧不起。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提倡尚贤，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使贤者能者，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大家仰慕之人。因此，尚贤不仅提高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又为贤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在春秋时期，像曹刿、管仲等人由布衣而为卿相，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而在战国时期，"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最突出的事例，是虞卿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相见，虞卿戴着长柄笠，穿着草鞋。赵王赐给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相见，就拜虞卿为上卿。（《史记·虞卿列传》）
从师现象起于春秋，而高潮的掀起则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士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找到用武之地。于是不少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奔赴贤者能者门下，投师学艺。在尚贤之风的带动下，进一步掀起了从师之热。儒、墨、道、名、法诸家都兴办私学，而且都有一批学生随着老师游说讲学，所造声势和影响很大，其中以孟子较为典型。他到各国讲学，车辆从者很多。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彭更对老师说："老师后面跟随几十辆车子，随从的人也有几百。这一大帮人从这个诸侯国游食到另一个诸侯国，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孟子回答说："如果不符合正道，就连一小竹篮饭也不能接受人家的。要是符合正道，就如同舜接受尧的天下一样，也不算过分。"因为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孟子听了学生提出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事实上，各诸侯国的国君为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也往往自动给这些人提供资助。如孟子离开齐国，齐王送他兼金（质量好，价值高的金子）一百镒。他离开宋国，宋公■送金子七十镒。离开薛国，薛侯送给他金子五十镒。可见各国对流动讲学是很欢迎的。尽管有的学者派头不大，师徒仅数人，但所到之国照样招待。农家代表人物许行带着门徒数十人，穿着粗麻衣服，以编草鞋织席子为生。当他们来到滕国后，滕文公以礼相待，还给他们安排住处。
从师之热的高潮，表现在庶人工商及其子弟的到处投师游学。孔子门生中的子贡，就是一位经商能手，这仅是开其端。公元前493 年，晋国赵鞅与郑国交战。赵鞅在前线誓师，说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①其中的"庶人工商遂"，是说庶人和工商如果立了军功，可以上升为士。周代奴隶主贵族强迫"庶人工商各守其业"，"民不迁，农不移"。而春秋初期，齐国管仲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仍不能摆脱对工商迁其地变其业的限制。现在，凡是立功的工商者，就能提高社会地位上升为士。一旦取得士的身份，就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便有希望进入仕途。工商者既跻身于士的行列，自然更要积极获取官职，以进一步改善其较为卑贱的身份。因此，这些人对投师游学感到极大兴趣。
赵襄子（在位年代公元前475 年-公元前425 年）时，任登为中牟令。
任登有一次告诉襄子说："中牟有两位叫中章和胥己的名士，他们颇有修养，学识广博，您完全可以器用他们。"襄子说："你既然见到了，我就打算任命他们为中大夫。"旁边的高级官员提出意见，认为中大夫是晋国的重要官职。如今中章和胥己两人，没有一点功劳却被任命较高职位，恐怕不太妥当。何况国君还没有见到其人，仅仅是听说而已。襄子说："我器用任登是自己亲耳听亲眼见的，任登推举贤者也是他亲耳听亲眼见的。难道耳听眼见还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吗？"于是，任登一日之内荐举了两位中大夫，并且给了他们田宅。一时，"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①两位普通的士人，一日间升为中大夫，自然给中牟之人以极大震动。大家都不愿再种耕，卖掉宅圃而从师学习。这种从师热的兴起，也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盛行。
由于统治阶级提倡尚贤和士人的纷纷从师，使私学更以培养社会所需的政治、军事人才为己任。也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施政主张并不一致，所以私学就得讲述不同的政治见解，传授相应的为政之道，以适应统治者的不同需要。战国初期，不同政治观点的讲述，形成不同学派，逐步为百家争鸣
① 见《左传·哀公二年》。遂，是进的意思。《礼记·月令》有"遂贤良"句，即达到贤良。庶人工商上一等，是士。此遂可作"进于士"解。
① 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与《吕氏春秋·知度》，韩书写"王登"，吕著写"任登"，本书从后者。打下了基础。到了战国中期，学术争鸣便繁荣起来。
如果说，春秋初、中期，私学兴起的早期阶段是由一些丧失官职或地位不高的士人从事知识技能传授，他们只是为了谋生，尚没意识到要通过讲学来创造新说，并建立自己的新学派。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便大有改变。他们一方面讲学与游说结合，只要游说的内容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有受命为执政大臣的希望。那时，稍有名声的学者，几乎人人都在"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篇》）另方面，战国中期以后，诸侯国间的战争和兼并日益加剧，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已不能吸引弟子了。也就是说，私学盛行之时，不能只进行教学和传授知识，而且还必须以传播新思想观点来吸引学生。不少弟子仰慕老师的学识，往往同老师的学术流派很有关系。因此，战国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聚徒讲学更多地采取流动形式。一帮师徒东游西转，他们或言仁治，或言法治，或言合纵，或言连横，或言兼爱，或言术势，在七国之间既讲学又游说，并且努力树立自己的学派，旗帜鲜明。在游说过程中，也不断吸取新来投师的生徒。
农家许行，楚国人，晚年到滕国游说，曾向滕文公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这时宋国学者陈相听说许行在滕国讲学，便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步行到滕国，拜许行为师。陈相原来是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他弃儒学农，曾受到孟子的非议。孟子对他说：陈良在楚国生长，爱好周公和孔子之道，并曾到北方中原地区学习过。当时，北方的学者，没有超过他的，他真算得一个豪杰之士了。而你们兄弟俩（指陈相、陈辛）跟他学习了几十年，老师一死，就背叛了他，这是往不好的方面变呀！
孟子的话反映了当时各派学说之间竞争很剧烈。学者以自己所创的新说拉拢吸引弟子，而从师者则随着自己对事物变化的理解，可转变观念而改换老师。
战国时期的私学形式，基本上还是聚徒讲学，但流动讲学要比春秋时期频繁。这是因为各国诸侯都需要采纳对自己国家最有效的治国策略，欢迎并倾听不同学派的为政之道。遇到来讲学游说之士，一般各国都不加拒绝；即使话不投机，也都以礼相待。梁惠王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政论，但他还是奉孟子为座上客，以保持他礼贤孟子的名望。其他国家也都如此，所以孟子的流动讲学，到过的国家最多。
战国时期私学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由于学术派别增多，讲学内容各异，因而各立私学，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这也和各诸侯国的尚贤和从师之热有着一定的关系。尚贤与从师，都存在很大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不限于个人爱好，而是受到历史发展趋势的影响。春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最初只有儒、墨两门显学。后来又有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九家（略去小说家）之说。这些不同的学派，其"救时之弊"各有特色，正如《尸子·广泽》所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而《吕氏春秋·不二》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百家殊业，兼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各家都着力于治，其争鸣的内容在于如何治国，因而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各国国君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从多方面总结执政的得失，博采各家的政见供自己选择。因此，他们对待各家各派"兼而礼之"。形势的发展使各国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百家争鸣，虽然阐明了"大义"，但真正管理好国家，还得靠教育来培养人才。战国初期，魏文侯就有意识地给私学以政治影响。孔子的门生子夏到魏国讲学，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受到魏文侯的重视，并成为魏文侯的老师。在魏文侯的鼓励和支持下，子夏创立了"西河学派"。这个学派的学风是不图虚名，讲究实际，志在改革，并主张经世致用等，完全体现了魏国统治者对私学的要求。
教育变革的第三阶段，私学盛行是最大特点。不过，这个阶段的私学与前一阶段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讲学内容，各派政论不同，论述各异，但是都注重联系实际。一些空泛论议，无助于改革的学说，自行消失。一家一派的学说，其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修正，才得以继续存在。战国以后，私学教学十分重视实际需要。子夏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而他的一些观点则显然与孔子不同。孔子论《乐》，认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而子夏论《乐》，则将音乐与政事、武备结合起来，认为这才是治国大道。他与魏文侯论《乐》时，提醒他要加强武备，准备打仗。随着形势的改变，子夏讲学内容也在改变，这对他的门生掌握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起着良好作用的。荀子则根据各国普遍重视法治教育，提出了"重法爱民而霸"的主张，并且写出《议兵》篇，总结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谈论用兵的要术。儒家思想中融进了兵家和法家的观点，说明这时讲学已不能固守一家之言，必须把自己的学说与政治变革，特别是变法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生存。
第二，招收生徒，仍不限出身，而且更加放宽。段木干是子夏的高足，但他是"晋国之大驵也"。"驵"即是侩，他是一个大商人。索卢参，是子夏门生禽滑厘的学生。他被称为"东方之巨狡也"，原来是一个大骗子。这种来者不拒广收门徒的做法，几乎成了私学招生的传统，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个特点。秦汉以后，官学建立，入学子弟逐渐又有了严格限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列为"刑戮死辱之人"，诸如"大盗"、"大驵"、"暴者"、"巨狡"等，就根本不可能再踏进校门了。
第三，战国初期以后，虽然私学盛行，但是往往把讲学与游说同时进行，流动性较大。而各国统治者却对办学的相对稳定感兴趣。子夏到魏国，迁居西河聚徒讲学。他针对魏国改革的实际需要，提出的见解并不拘守于孔子的学说，深为执政者重视。他又将西河做为讲学的固定场所，不再外出游说，更受文侯欢迎。讲学地点的固定，便于各方人士投师；较固定的私学发展，也便于向所设国的当政者输送人才。《吕氏春秋·当染篇》记田子方学于子贡，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但他们又先后相集于西河，"受业于子夏"，并且都有所成就，被推举给魏文侯。
第四，教者与官府关系逐渐密切。战国以后，教者与官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魏文侯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利用私学并按照自己意图培养人才，可以组成一股不小的潜在势力。因此他尊贤礼士，支持学派，并因势利导，尊师子夏。这样，子夏的倾向性就非常明确，西河私学也成为直接服务于魏国政治的学校了。这种私学与官府密切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导致了学官的设立，官学开始恢复。
在教育大变革的第三阶段，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从师者也不必终奉一师，出现了复杂的师承关系。如法家、兵家、墨家各派人物，都曾到西河来求学。这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活跃了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开拓者，往往通过开办私学建立自己的学派，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私学也就成为培植某一学派势力的重要场所。
（四） 私学衰落，官学确立战国中期盛行的私学，到了战国晚期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少中小国家陆续灭亡，士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游说讲学受到很大限制，因而私学逐渐衰落。教育变革的第四阶段，有关官学复起的史料，记载最多也最为突出的便是齐国国都临淄所办的一座著名的官学：稷下学宫。这所学宫有两大特点：一是创办的时间最长，从战国中期一直办到晚期，直到秦国最后灭掉齐国，学宫才告结束。二是这座官学是建立在私学的基础上。
战国初期，魏文侯接受子夏的意见，创立西河学派，聚徒讲学。子夏迁居西河后，一直没有移动。这种较为稳定的由官府支持的私家办学形式，给各国采取新的办学形式以启发。魏文侯礼贤下士，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并把教育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相结合，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西河学派出来的人，如李悝的同学吴起由魏入楚，李悝的学生商鞅从魏入秦，先后都被楚、秦两国国君重用，也都为两国做出重大贡献。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正际七国争雄，政治上变法改革兴起，学术上百家争鸣渐入高潮之时。但齐国并没有如魏国那样，只支持子夏一派，而是对当时来稷下讲学的各学派兼容并包。稷下学宫是封建社会的第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堂，不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促进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