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先后经历桓公（田午）、威王、宣王、涽王、襄王、王建等六代，历时约150 年左右，中间曾因战事被迫停办数年。大体上可将稷下学宫的兴衰分为下述三个阶段：公元前374 年-前320 年，桓公、威王时期，为初创期。
公元前319 年-前284 年，宣王、湣王时期，为兴盛期。
公元前283 年-前221 年，襄王、王建时期，为衰落期。
第一阶段，稷下学宫的初创期。
学宫的确切创建年代，因缺乏史料，已无法考定。有关稷下学宫的初期活动情况，也未见具体记载。但汉代学者有两条记载，可供我们据以研究。东汉末徐干《中论·亡国篇》记载："齐桓公（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桓公（在位年代公元前375 年-前359 年）死时，孟子15 岁，也许就在公元前359 年，曾游于齐。现在有人认为15 岁外出游学不可能，对孟子在齐桓公时游学齐国表示怀疑。但有人据《风俗通义·穷通》记"孙卿（即荀况）有秀才，年15，始来游学。"既然荀子15 岁已到稷下游学，那么徐干所记孟子之事，或有根据。也有人对齐桓公创办学宫之事产生怀疑，但不知其所据史料。
桓公之子威王（田因齐）在位时，已有稷下先生。稷下先生是稷下学宫内教者的一种特别称呼。西汉刘向《新序·杂事》里记述了一段故事说，齐威王立志改革，求贤心切。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分析琴音调而天下治的道理。威王听了很高兴，三月后就任邹忌为相。这时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却大不以为然。淳于髡等一帮72 人都看不起邹忌，他们准备了一些问题故意要难倒邹忌。一天，大家相约一同去见邹忌，他们态度很傲慢，邹忌态度却非常谦卑。淳于髡说："一件白色的狐毛皮衣，补上一块坏的羊皮，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不敢把坏人混到好人中间。"淳于髡说："方座之内要放进圆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在办理公务的地方，不敢招待宾客。"淳于髡等人又问："有三个人共同放牧一只羊，羊不能很好吃草，人也不得休息，怎样？"邹忌说："我诚意接受你们的忠告，减少多余的官员，不让他们去麻烦老百姓。"淳于髡出的三个怪题，邹忌都回答得头头是道。那些原来想上门诘难邹忌的人，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临走的时候，邹忌反而占了上风，淳于髡等人却显得谦卑辞屈。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记有淳于髡与邹忌（驺忌子）的一段与上述相类似的对话，但没有刘向所述详细。这完全可以说明，至迟在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已经建立。因为稷下先生的称呼，只有在建立了稷下学宫以后并聘请了讲学的教师，才可能有此专称的。
稷下先生的特点之一，就是敢于进谏。稷下先生淳于髡思路敏捷，善于言词。他在治学上，则仰慕管仲，师承晏婴，兼隆礼法。齐威王即位初期，不理政务，好长夜饮，把国家管理大事委托卿大夫办理，九年之间百官荒乱，诸侯并侵，齐国危亡，在于旦夕。可是，朝内左右没有人敢向威王提意见。淳于髡挺身而出，向威王提出一个非常巧妙而寓意深刻的问题："国中有一只大鸟，停在王宫的庭院内。整整三年，这只大鸟不飞也不鸣。请问威王，这只大鸟在干什么？"威王想了想，理解了淳于髡的用意，便说："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后，齐威王振作起来亲自主持政事，赏罚分明。对敢来侵犯的诸侯，奋兵出击，国势转为强盛，此后齐称雄36 年。但是威王积习难改，又犯了长夜饮的老毛病。有次，还特地在后宫置酒，召见淳于髡，并赏他酒喝。威王问他："先生能喝多少的酒，才算醉倒？"淳于髡回答说："我喝下一斗也能醉，喝下一石也能醉。"威王听了，很不理解，请淳于髡讲明理由。于是，淳于髡层层进说，最后归纳道："酒喝过量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乐极生悲。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决不要做过头。事情做过头了，必定会产生不幸。"淳于髡的这番话，使威王再一次受到启发，才完全改掉了他的这一积习。
可见，在学宫初创时期，稷下先生对朝廷的政务就已有相当的影响了。
第二阶段，稷下学宫的兴盛期。
齐威王晚年，齐国统治集团内部不和，特别是将相之间矛盾尖锐，邹忌与田忌发生分裂，竟然发展到田忌领兵袭击临淄，要捉拿邹忌。结果没有成功，田忌便和孙膑一起逃到了楚国。邹忌也因此被免去了相国之位，而由威王之子靖郭君田婴任相国。齐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这场政治动乱，不能不影响到稷下学宫。
威王之后，宣王（辟彊）即位。他怀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继续任田婴为相，整饬吏治，加强合纵同盟，特别是齐国与魏国马陵一战，大败魏军，国势因而大振。宣王又多方面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稷下学宫又出现一派兴旺气象。《史记·田敬仲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①、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此处讲的"复盛"，显然是指威王时因邹忌和田忌之争，引起稷下学宫一时不景气。宣王时扭转了萧条局面而发展到创办以来的高峰。《盐铁论·论儒》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稷下学宫容纳的众多学者，虽然没有都任命为行政官吏，却鼓励大家参与议政，无疑成为齐王的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是齐国统治者管理国家高于别国一筹的地方。正如当时论述"霸王之术"的《管子·霸言篇》指出的那样："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丰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要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有了得力之人，如虎添翼，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所以齐威王就非常明确地把贤士看成国家的瑰宝。他更下令："群臣吏民，能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对统治者当面批评，能够得到上赏。写书面意见，能够得到中赏。即便在市场上议论政事，传到统治者的耳朵里，也能够得到下赏。命令传下后，一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宣王也欢迎学者议论政事，不仅从本国招聘贤人，而且从他国招聘，也不限制学派。据文献记载，在稷下学宫兴盛期间，齐宣王接见过的各派学者，有孟轲、貌辨、颜斶、王斗、尹文等。
在齐宣王在位的10 多年间，稷下学宫发展到高峰，确实与他能采纳群言，广纳士人的豁达胸怀分不开的。如他对待颜斶这样的事例，在战国时期也不多见。再如他能接受王斗的批评意见，也是不容易的。前者劝王贵士，后者讥王不好士，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
有次，齐人王斗去见齐宣王。他开门见山道：从前先君桓公有五好，使他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今，宣王只保留了四好。宣王说："我是愚陋的。我守着齐国，就怕有所失误而失国，那里还保得了四好？"王斗说："你讲得不对。先君爱好马，王也爱好马。先君爱好狗，王也爱好狗，先君爱好女色，王也爱好女色。只有一样，先君爱好士人，而王不爱好士人。"宣王辩解说："当今世上没有士人呀！我怎么爱好呢？"王斗说："世上少有的骐驎、騄耳（八骏之一）这样的好马，你的马群中已有了。世上少有的东郭逡和卢氏之狗，你养的狗中也有了。再如世上少有的毛嫱、西施这样的美人，你的宫中已很多了。你仅仅是不爱好士人，并不是世上没有士人啊！"宣王说："我是忧国爱民的，非常愿意士人来与我一同治理国家。"王斗说："王是忧国爱民的。但是，却不如珍爱你的尺縠（一种縐纱做成的帽子）。"宣王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斗说："你要找人做縐纱的帽子，不去找一些平时善于奉迎的人，而定要去找工匠，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他们有工艺技能。现在，王要治齐，除了左右那些奉迎的人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所以我说你的所谓爱士，真不如爱那顶縐纱的帽子呢！"宣王听了王斗的这番话，很受震动。他很感谢王斗提出的意见，说："这确是我的过错，有罪于国家。"于是他就下令举士5 人任官，齐国从此大治。
① 邹衍（公元前306- 前240 年）在稷下学宫，当为齐湣王时，《史记》或有误。齐涽王当政（在位年代公元前300 年-前284 年），奋三世之余威，对待各诸侯国，"不由礼义而由权谋"（《荀子·王霸篇》）。他南破楚，西诎秦，又攻占了韩、魏的部分土地。公元前288 年，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而尊齐湣王为东帝，一时齐国极盛。涽王前期，稷下学宫尤为发展，"稷下学士更盛，多至数万人。"①可惜好景不长，由于湣王拒绝纳谏，不肯接受稷下先生的意见，自己一意孤行。而到了后期，他更是骄横专行，好大喜功，对外穷兵黩武，使一个强盛的齐国，弄得国力衰竭，民怨沸腾。稷下学宫的大批学者，见到齐国每况愈下的形势，深感失望，相继离去。正如西汉桓宽概括的："诸儒（指稷下先生）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荀况）适楚。"（《盐铁论·论儒》）
公元前284 年，燕昭王派乐毅率领六国（燕、赵、魏、韩、秦、楚）联军伐齐，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所杀。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受到破坏，学宫师徒四散逃亡，学宫停办了五、六年之久。自此，稷下学宫进入了衰落时期。
第三阶段，稷下学宫的衰落期。
燕国乐毅率大军伐齐所向披靡，齐湣王逃到莒地被杀。莒人和齐国亡臣又拥立湣王之子齐襄王（田法章）即王位，襄王在莒留居5 年之久。齐将田单据守即墨孤城，一直坚持抵抗燕国，直到燕昭王死，田单利用燕国君臣的矛盾并依靠民众力量，乘敌不备，用火牛阵突击燕军，才解即墨之围。齐军乘胜前进一举收复70 余城。燕国军队基本被赶出齐国后，又从莒地迎接襄王回到都城临淄。虽然齐已复国，但元气大伤，稷下学宫恢复后也大不如过去了。"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很清楚，宣王时期的一批著名学者如田骈等都已死去了，再次从楚国回齐的荀况，已是资格最老的稷下先生了。稷下学宫现出一派衰败的现象，已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原来学宫中有一大批人被授以上大夫职位，而到襄王时，名士稀少，只得勉强修列大夫之缺。惟有荀况为三祭酒（学宫之长），被列入"上卿"。
襄王继承了尚贤的传统，广招人才。但是，他不能积极使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士人的作用。即使荀况担任学宫的主持人，但也无力回天。他这时所处的情况依然如去楚以前一样：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因此，襄王重建后的学宫，仅仅为了维持这所高等学府而已，缺乏生气，也不可能与昔日的稷下学宫同日而语了。
襄王死后，其子王建继位（在位年代公元前264-前221 年）。因为王建年少，由他的母亲，即襄王之后（史称君王后）摄政。君王后是齐国史上第一位"女主"。她在辅助王建治国和王建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保守退让的政策，正适应秦昭王的远交齐国，近攻三晋的策略。齐国自保，加之又不在秦国第一批打击国家的总战略目标之内，因此大约有40 多年，齐国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荀况在稷下"三为祭酒"期间，曾到秦国考察过秦国国情。此时秦昭王任用范睢为相，国势强盛，可是齐国面对日见强大的秦国，却不是积极治理国家，以防强敌。而是处处妥协，苟且偷安，国家前途非常危险。荀况向齐相进行谏说，却因此受谗而不得不离开齐国，再度奔楚。荀况在楚国被任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晚年在此著书立说，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死于兰陵。
荀况的离去，使有学识的稷下先生也难于久留。因此稷下学宫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学宫每况愈下，徒负虚名了。
在稷下学宫的衰落期，除了荀况，著名学者还有邹衍和邹奭。他们都是齐国人，阴阳家。邹衍善辩，人称"谈天衍"，他曾与赵国平原君的食客，名家学者公孙龙争辩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邹奭的文采很好，人称"雕龙奭"。但这已是凤毛麟角了。
公元前221 年，秦将王贲从燕国南下攻齐，"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降秦，齐国灭亡。此后，战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一座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也宣告结束了。
在教育变革的最后阶段，私学活动已逐渐缩小，而官学规模逐渐扩大。
各国执政者已不依靠私学为自己培养人才，而是由公家建筑校舍，并且有了一套管理师生的办法，通过官学来扶植培养统治阶级的力量。战国中期以后，各国兼并使得统一的趋势逐渐加强。官学的恢复，正是适应了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因此，官学要秉承执政者旨意，既是制造舆论的机构，又是人才培养的场所。做为齐国官学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无不与齐国企图一统天下的"大欲"有关。淳于髡等所作的《王度记》，书中提出了统一帝国将要建立一套新制度。这些制度，既有继承西周以来旧制度的某些内容，也有参照各诸侯国的现行制度，加以增设的新制度。这些主张，自然要通过官学传授给学生。因此，威王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今后统一天下制造舆论，积蓄人才。
战国中期以后，称雄的诸侯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依靠私学来培养统一国家的治理人才，确实是很难奏效的。在稷下学宫中，虽然各个学派都聚在一起，兼蓄并包，但是在全国趋向统一的形势下，以法治国要比以礼、德、仁等治国显得更有吸引力。
商鞅是法家的奠基者。他在与秦孝公谈论制定统一的法令时，就提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官学思想设计。秦国虽也尚贤，却没有办起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式的官学。随后，韩非又把商鞅的主张发挥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国因而采取了"崇法尚刑"的教育政策。李斯为秦始皇相国以后，进一步实行以法为教，禁止一切儒家经典流行，取消私学。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官学和私学教育制度在秦国都被取缔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教育也很发展。西周时期，科学技术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里。一些高科技部门，如天文、历算，更是官职世袭，子就父学，严加控制。即使是一些手工工艺，也因为"工商食官"而受官府管理，不能在民间传授技艺。春秋初期，"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历书》）畴人，指掌握天文历算者，因其技术、官职世代相传，所以名之，也称畴官。"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失的官包括畴官，而学在四夷，也包括科学技术。至于官家手工工艺，随着百工四散，便流传于民间。这些情况，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科技教育的发展。
周代的科技已很发达。《周礼·冬官》虽已亡佚，但所补《考工记》记载的器物制作方法，却非常详尽。当时制作各种器物，分工很细，制作要求严格，凡使用材料、成分、尺寸、重量等，都有一定规格，不能马虎，并且设有专门管理的官员。制作器物百工，基本上也是父传其子，世代相袭的。到了春秋时期，流落民间的工艺技师，为了谋生或发展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始设学收徒或以师带徒，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专门的"职业学校"，但是技术的传授比之周代，已很普遍了。
工艺传授的详细情况，史无记载。从《礼记·学记》中的一段记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技术教育的特点和所进行的教学方法。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
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这是说，凡善于修补金属器物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缝补毛皮衣服做起。善于做弓的工人，他们的儿子要继承这一行，小时候就得从练习弯曲荆条柳条编成箕筐做起。这同小马开始练习驾车的道理是一样的，必须让小马跟在车辆后边，随着车子行走，时间长了，再训练小马驾车，小马也不会惊恐了。想做学问的人，能够细细观察这三件事情，就可以下决心学习了。
《学记》的记述，介绍了练习手工技艺的实例，说明君子要"志于学"
的道理。所举的例子，却是总结了技术教育的传授经验。不同工种有不同的方法，特别是学习之初，并不马上传授某项工种的专门技术，而是借用别类作业方式，由练习最简单的基本手法开始，再转入复杂的手艺。这也是循序渐进的有效措施。可见，古代的技术教育是有一套很好的传授经验的。但是，这些宝贵的技术教育经验不被统治阶级所重视，因此没有人进行系统总结，以致自行消亡而不可考知了。现在出土的不少古代器物，我们只能叹其精致，慕其美饰，但怎样制造，又怎样修饰，甚至怎样修补都不知道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在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教育的主要科目有：农学、天文和数学、冶金学、医药学等。春秋时期，冶金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如生铁的冶铸技术、铸铁柔化技术、炼钢、合金和锻打技术；此外，还创造出合范铸造中的失蜡法。1978 年在湖北随县（现为随州市）擂鼓墩1 号墓发掘出土的盘尊，是一件盛酒器，通高30.1 厘米，口径25（以透空附饰的边缘计）厘米。盘尊的附饰是铜制立体镂空的蟠虺纹饰。"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所组成。表层纹饰不同于其他青铜器上连续的镂空花纹，它们互不接续，彼此独立，全靠内层铜梗支承，而内层的铜梗又分层联结，这样构成为一个整体。""附饰用锡青铜铸成，没有经过锻打，也不曾留下铸接和焊接的痕迹，而形制的高度复杂又排除了浑铸或分铸的可能。"①这件盘尊，经过鉴定，确认为采用失蜡法铸造，也是我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先秦的失蜡法所铸标本。过去，这种工艺被认为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传入或从西方传入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滇族贮贝器盖附饰，是我国最早的失蜡铸件，年代为西汉。擂鼓墩1 号墓盘尊的出土，经科学鉴定为失蜡法铸件，这样就把我国失蜡法铸造技术提前到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也说明那时冶金铸造技术的传授，一定有其制度与方法。学术官守，不散民间，而从擂鼓墩1 号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包括整套的编钟）来看，工艺匠人当不在少数。这些人的技术培养是通过怎样的机构和方法，可惜没有文字记录下
① 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 年7 期。此器出土时定名尊盘，因以盛酒的尊为主，应称盘尊。
来。可能，当时是在生产实践中，采用手把手的传授方式，即从基本的简单的手艺开始再逐渐复杂。而着重实践，应是手工技艺传授的最大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前后历经几百年的教育大变革，对后世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实施，影响是很深刻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学而优则仕"的培养目标。奴隶社会官吏的选拔，限制在以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之内。而春秋时期以后，宗法制度废弛，士、工商者、庶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有机会成为高官将相。社会尚贤的风气和仕途的开放，刺激了人们的从师进学。而办学者，也以其荐举人才的多少和所授职位高低而扬其名声。孔子主张"学也，禄在其中"，并赞同子夏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从春秋开始，学与仕就紧紧结合起来了。应该说，当时把从师作为求仕的一条途径，对于士的解放起着积极作用。
第二，学官制度的建立。春秋时期，私学教师不受官府任命。虽然当时官学未废，但学官的名称不详。据史籍记载，战国时期以后，官学又逐渐恢复，学官职称也重新建立，如齐、魏、秦三国都设置了博士。《汉书·贾山传》称贾山的祖父祛，曾经是魏国的博士弟子。博士所教授的学生叫博士弟子，可见魏国学校中设有学官。而齐设有祭酒，辅佐太子学习的学官，名师名傅。秦、汉以后，仍袭学官制度，太子的老师称太傅和少傅。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为"太子少傅"。汉时设六经祭酒，晋初改为国子祭酒。博士是教席官，祭酒是行政官，这些都是最高学府的学官。而学官的制度，在西周时期是世袭的。自战国以后，改为任命制，一直沿续到清末。
第三，制定管理学生的守则。奴隶社会，国学和乡学中都有了学生不听教诲给以惩罚的办法，尚未见有学生在学校中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记载。目前，史籍记载的最早一份学则，是收集在《管子》一书中"弟子职"一章。这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详细内容见下一章）学则。其中具体列出学生应遵从的学习和生活行为的规范：如对老师，"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等。这也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教师就一直受到学生们的尊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使官学由衰而盛，私学由盛而衰，其发展轨迹，又都与政治的变动密切相关。特别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几度起伏，最能说明问题。只有国家经济力量雄厚，政局稳定，各种事业蓬勃发展，将人才需求和技术开发提到日程上来时，国家上下才能重视教育，才能创造出良好的学习环境，教育才能全面发展，也才能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而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整个国家更加兴盛。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的种种变革，不是离开社会的发展而单独进行的。而教育的种种变革，既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步伐，也能阻滞社会的进步。因此，教育对国家的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五、教育变革中的三项典型事例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变革，经历了从西周的官学衰落、各诸侯国的各自为教，到春秋中期私学兴起、士的作用扩大，及至战国中期以后，封建制官学建立，教育管理渐趋统一。这五百多年间的变动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我国后世教育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春秋战国处于战争频繁的年代，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也不安宁，但由于诸侯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重视人才培养、重视知识分子（士人），各国诸侯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力图称霸争雄的同时，也积极支持教育变革和文化知识的传授。尤其在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教育事业得到格外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大变革中，涌现出许多新生事物。其中，如孔子创办的私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和管理学生的《弟子职》等，对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具有深远影响。因为，这些事例，已初步勾勒出封建教育制度的粗糙轮廓。就以儒学的教育来说，两汉以后各个朝代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和一些具体措施，诸如学官的设立、教师的地位，特别是教材的选用等，几乎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奉为圭臬。应该指出，汉代董仲舒罢诎百家，独尊儒术，为推动儒家流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也使儒学所总结的一些教育实践经验，包括教育的思想、方法、内容等等得以流传下来，一直为后世封建学校教育所依遵。直到近代的一些村塾里，学生进校，还要向先师孔子画像、牌位行礼。这些残痕，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强迫命令，乃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封建教育传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封建教育传统影响之深，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一） 孔子创办的私学孔子创办私学，已是春秋中期了。在中国教育史上，每称他为我国私学的首创者，但这并不是很确切的。在孔子之前，西周王朝的一些学官已陆续离开京畿，散到四处。不少图籍，也分散各地。西周的官学衰落，给失去官职外流的人员，提供了传授知识技能的机会。社会不可以没有教育，知识的传授不可能中断。因此在春秋初期，应该说已有私学产生，只是史书缺乏记载而已。而孔子在鲁国聚徒讲学，与其同时鲁国就有少正卯，郑国有邓析等。这些人讲学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可能是在前人办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而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则各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如孔子和邓析，前者重礼，后者重法。从现有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在最早的一批私学的创办人中，孔子所创办的私学，保留的历史资料较多，贡献也最大。因此一些学者把中国教育史上私学的出现都归功于孔子，并把他作为私学的首创人。
1. 办学形式周代国学或乡学的校舍都由国家建立，而建立在什么地方，也由国家统一指定。这些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便变动。但私学就不受这方面的限制了。孔子和少正卯同时在鲁国都城开办私学，可见在什么地点，开办多少所私学，由谁开设，政府并不加干预。不过，私学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孔子的私学因受少正卯私学的影响，曾经"三盈三虚"。学生自由择师，流动量也很大。聚徒讲学，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必须考虑到适合社会需要，主要是能为诸侯、国卿的利益服务。同时在办学形式上，也要为学生考虑到就学方便。孔子办的私学，做到住校和走读两便，并不强求一律，这也是私学的特点之一。
孔子办的私学校舍，有"堂"和"内"。堂，就是教室。古代的教室不完全是学生学习和听讲的地方，也作为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的场所。内，也称弟子内，就是学生的宿舍。《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死后，"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司马迁说，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特地到曲阜去，亲自看到了仲尼故居改作的庙堂里所陈设的车服和礼器。
孔子讲学，外地来的学生不少。"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除了来自今山东境内的齐、鲁以外，还有从楚（湖北）、晋（山西）、秦（陕西）、陈（河南）、吴（江西）所属地区慕名而来的学生。远地而来的人，自然要住在学生宿舍里了。
在《论语·公冶长》中还记载了孔子学生宰予"昼寝"的事情。有次宰予白天睡觉，被孔子发现了，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意思是说，白天不学习却如此贪睡，这样的人，好像腐烂了的木头，能雕刻出什么呢？粪土似的墙壁，再也无法粉刷了。《论语》用了"昼寝"两字，不是指随便打个瞌睡，可能指在学生宿舍里白天睡大觉。至于走读，记载最具体的为颜回的事情。颜回是鲁国本地人，住在都城。《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住在小巷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孔子能见到他的住食情况，正说明颜回不是在学校住宿，而是住在家中，上学走读。
春秋时期，聚徒讲学，执教者不一定常驻一地，每有转移，便把讲学与游说结合起来。其原因，一是为传播自己建立的学说，在移地讲学的同时，吸收更多门生，树立学派，结成具有政治性质的集团，谋求建立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立足点。二是游说各国诸侯，使自己的治国学说能被某一统治者采纳，这与当时各个国家革新图治的要求是一致的。三是较长时间在一地办学，其间或因学生减少，或因不再受该国权势欢迎，或为学生谋仕找出路，而临时移地讲学。孔子创办私学，就曾有两次外出。第一次出外2 年左右，那是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 年）冬，因鲁国内乱，孔离开鲁国到了齐国，昭公二十七年回国，继续讲学。而第二次在外达14 年之久。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 年），因孔子在鲁国做官碰壁以后，匆匆忙忙带着学生一同离开。当时的情况是，鲁国的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季桓子手中，齐国统治者专门挑选了美女80 名，穿上华丽服装，载歌载舞。又挑选骏马120 匹，都披上精美的绣缎。把这些送给鲁国君臣，用意在于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而疏远孔子。因为孔子当时官居大司寇，齐人怕孔子"为政必霸"，想出如此的投人所好办法。结果，季桓子果真接受了齐国的"厚礼"，一连三日不上朝听政。子路觉察到了，对孔子说："事情已很清楚了，老师可以离开了。"孔子开始还有点犹豫，他还想季桓子能憣然悔悟，所以对子路说："鲁国快要举行郊祭了，看看他们是不是仍旧把祭祀用的膰（fān 音烦，祭祀用的熟肉）按礼送我一份。如果送给我，我还可以留下来。"然而，孔子参加陪祭仪式以后回到家中，一直不见祭肉的影儿。孔子终于忍无可忍，才带着数十个随从弟子，离开鲁国到卫国去。从此，孔子师徒一群人在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大小几个国家奔走了14 年。《论语》中提到卫灵公、陈惠公等都向孔子请教过，孔子也在各国继续讲他的"仁道"。即使在途中，只要有机会，他仍坚持讲学。如公元前493 年，孔子在卫，当看到卫灵公没有器用他的意图，便从卫到宋。途中，孔子曾在一棵大树下讲礼习礼。宋国的大夫司马桓魋知道了，想杀害孔子，赶去砍倒了那棵大树，作为对孔子的警告。弟子们都催孔子赶快离开，孔子只好改变装束穿过宋国，改道到了郑国。再如公元前489 年，孔子在陈，正赶上这年吴国侵犯陈国，他又不得不离陈，到楚地负函去见诸梁①。当他们途经蔡地时，已有好几天没有粮食吃了。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孔子还继续讲学、诵诗、弹琴和唱歌。
孔子的两次外出，游说情况似乎不太理想。所经过的国家，欢迎他们的不多。每到一处，居留时间也都不长。孔子弟子三千人中，有的就是在外地流动讲学时招收的，这种游说兼流动教学的方式，战国时期开办私学的其他著名学者们，也常采用。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等一些学者，都去过不少国家。当然，流动讲学也有明显的求仕的目的。孔子在鲁，从中都宰升到司空，又当上了大司寇，如果他官运亨通，不与季桓子发生矛盾的话，他会留在鲁国，不会四处奔跑去求仕的。因此，春秋时期驻地办学是私学讲学的主要形式。而流动讲学，则是在驻地讲学遇到困难时，作为解决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游说与流动讲学结合，却成了时髦之举。2. 招收学生孔子招收学生，有两条原则：一条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另一条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关于"束脩"，一般的解释是："只要能主动送点见面礼，我是不会不给他教诲的。"脩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脡（挺），十挺为一束。古代往往用干肉作为见面的礼物。学生上学，初次见到老师，要送上束脩，如同交纳学费一样。孔子的这句话，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束脩"不是见面礼物，而是指年龄已过15 岁，即束带脩饰的意思。《论语·述而》郑玄注："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又《孔子家语·本姓解》："凡所教诲，束脩以上三千余人。"因此，有人认为孔子办的私学，基本上属于成人教育。他只招收成人学生，不收儿童。
事实上，要招收较多的弟子入学听讲，凭收交的学费是很难维持的。鲁国当局给了孔子相当的资助，孔子自己说："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①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大夫，他赞助千钟，确给孔子办学帮了大忙。
至于招收学生的"有教无类"原则，也有多种说法，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说法，认为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是对西周控制的官学制度一次重大突破，私学招收学生，并不严格限于王室贵族子弟。只要愿受孔子教导，他都接受，没有年龄、贫富、社会地位和地域的区别。
孔子招收的弟子，年龄相差十分悬殊。有少孔子6 岁的颜元繇，少7 岁
① 诸梁，楚国大夫，正驻守在负函（负函属楚地，在今河南信阳）。孔子到过楚地负函，也可以说他曾到过楚国。
① 《说苑·杂言》："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的冉耕和9 岁的仲由，也有少孔子50 岁的冉孺、曹卹、伯虞，少孔子53 岁的公孙龙等。
孔子招收的弟子，贫富相差也十分悬殊。
相当贫困的，如：颜回，少孔子30 岁，吃的是"一箪食，一瓢饮"，住的是"陋巷"。
仲弓，少孔子29 岁。他的父亲是个"贱人"，家穷得几"无置锥之地"。子路，少孔子9 岁，卞地的野人。他经常吃的是藜藿（野菜），还要到百里之外背米养活母亲。
原宪，少孔子36 岁。他住在四面透风的小房子里，屋顶盖的是茅草。门户是用蓬蒿编成，而且东歪西斜。户枢是用桑树干，而窗口用破瓮堵塞。室内用挂着的粗麻布隔成两间。遇到雨天，雨水不断下漏，地皮没有干燥的地方。
曾参，少孔子46 岁。他种菜园子，帮助母亲织布。家境贫寒，有时几天揭不开锅。一年到头穿着破烂的衣服，10 年不曾添制一件新衣。
闵子骞，少孔子15 岁。他受后母虐待，冬天穿里塞芦花的衣服，保暖御寒。
家境富裕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他们兄弟俩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
端木赐（子贡），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富商。
公良孺，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孔子招收的弟子，社会地位相差也很悬殊。社会地位高的，如：孟懿子、南宫敬叔等贵族子弟。社会地位低的，如：公冶长，曾被判刑入狱。颜涿聚，曾是一位大盗。（《群书治要》卷36）
"有教无类"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类"字应该理解为智能品德方面的差别，而经过教育后，便不存在智和愚、贤和不肖的差别了。因此，有教无类，所说的应是教育的效能，并不是指教育的对象。颜师古注释这一句话是："言人之性术在所教耳，无种类。"人的智能、品德的发展，关键在于教育。例如，孔子分析他的几个学生："柴（高柴）也愚，参（曾参）也鲁（迟钝），师（颛孙师）也辟（偏激），由（仲田）也喭（yàn 音宴，卤莽）。"然后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性格和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如教育仲由，孔子针对他胆量大，勇于作为，但是卤莽，就得常常提醒他，想办法牵制他，使他胆大而又谨慎。所以，汉代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说："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关于孔子的"有教无类"，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孔子自己还是掌握一定标准的。正如有次南郭惠向子贡探问："为什么你们老师办的私学，招收学生那么杂呀！"子贡回答说："我们老师确是这样的，他也十分认真对待这件事。要来学习的人他从不拒绝。如果不愿学习而要离开的人，他也从来不加阻止。"其实，子贡讲的这番话，并没有全面领会老师的意旨。孔子虽然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但他招收学生，并不是随随便便，只要交了学费就一概收容，而是有着一定规章的。合于规章要求，才能被收为弟子。孔子所定的入学规章，有以下三条：其一，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人介绍或由孔子自己选中。如鲁国武城人澹台灭明，是经武城宰子游推荐给孔子的。而仲由则是孔子自己选中的。
其二，有了推荐介绍人，还得经过面试才能入学。孔子对从师的人要"面试"，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容貌仪态。如宰予"利口辩辞"，很使孔子高兴，便被收取了。澹台灭明，因容貌丑陋，孔子不十分中意，但他是子游推荐的，所以才勉强收取，列为"以次相传"的弟子。不过，仅从外表观察的面试也不一定可靠，宰予入学后，曾有"昼寝"毛病，学习怠慢。而澹台灭明入学后，退而修行，很得人心，尤其是学成以后，南游至江，弟子从者300人，成为孔门著名的传道者之一。为此，孔子作过自我检讨，认为光凭听人家的夸夸其谈，就感到他有才学，便会像宰予那样，这是不对的。再如见到澹台灭明，嫌他长得丑陋，就以为他很薄才，这也是错误的。孔子所说的这一番自我反省的话表明，他招收学生，是要经过面试才录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