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页

其实对一个不足十七岁的少年统帅，倘能镇定自若的挡住久经沙场的德川军偷袭（且是在松懈吃饭的时间），当算是屈指可数的奇才了，可惜秀次并不是。但就此以白痴论未免太过贬损，毕竟秀次缺少战场经验，特别是劣势下的考验。那个让马的故事无论真伪，一方面是秀次的慌乱，另一面却是他出身贫贱的无奈。如若要求属下让马的是三方原的家康，三河老臣们恐怕是以自己的荣誉而争先恐后，而秀次显然没有谱代的家臣。至于才藏的回答，想来并不是武士的应有之道，被秀吉划归三好的他内心里大约根本瞧不起因为母亲的缘故成为武士，甚至是大名的秀次。

文武两道

虽然长久手羽柴军战败，但整体上并不落下风。不久，秀吉利用外交手腕迫使信雄单独签署和书，无奈下家康只得妥协称臣。东海道平定后，秀吉转手对付素来敌对的四国长宗我部家。天正十三年（1585）三月，秀次跟随秀吉平定纪伊根来、杂贺众，六月，秀吉以弟秀长为总大将，秀次为副将，黑田、蜂须贺为军监攻入四国。中国地方的毛利、宇喜多势为辅，一同起兵，总兵力约十三万。十六日，秀次军三万人由播磨明石渡海，于淡路岛北端岩屋登陆，并在福良和从淡路洲本上岸的秀长军合流。自知不敌的长宗我部势纷纷笼城，但仍难以抵挡。七月十五日，秀长将本阵三分，自领军往一宫城，秀次则以黑田如水为参谋围攻岩仓城。岩仓城是阿波第一要害，守将长宗我部扫部助决意死守。僵持下如水献策，搭造了一个比城中橹更高的井楼，偷偷运大炮置于其上，每天三次向城中猛轰。城中兵将虽勇，屡屡被摧残神经渐失战意，十九日，放弃守城退回土佐。至二十五日，经由一宫城主谷忠澄斡旋，和议正式达成，长宗我部家只保留土佐一国，四国平定。

秀次此战的表现令秀吉颇为满意，闰八月，秀次获封近江四十三万石，改姓羽柴，筑近江八幡山城为居城，田中吉政、中村一氏、堀尾吉晴、一柳直末、山内一丰任家老辅佐。其后的九州征伐，秀次留守大阪城没有参阵。战国乱世逐渐在秀吉手中平定，秀次也把更多精力投入自己领地的经营，发展八幡山城。

八幡山北临澎湃的琵琶湖，南接广阔的蒲生野，远远望见铃鹿山，是风景如画的胜地。八幡山城建于安土桃山时期，虽不脱当时筑城的一些特点，却也有点反潮流。战国末期，战争中弓箭的重要地位已被铁炮取代，山城的存在价值也因此渐失，筑城时更多考虑平地筑城。八幡山城城郭狭窄，城内也缺乏水源，显然，秀次建造的时候并没有想将其作为战时堡垒。事实上，八幡山城确实是作为自由商业都市发展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坚城。

秀次把城下町用以建房的土地免费提供给旧安土城下的商人和职人，并设町西侧为商业区，东北侧为职人町，至今以大工、博劳、铁炮等职名为名的町仍存留着。整个町地井然得划为十二纵四横（每部六筋），如同棋盘般交通顺畅，商业发展得以奠定良好基础。天正十四年（1586），秀次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書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促进市场繁荣。陆上整备外，秀次又开掘八幡堀，使之两头于琵琶湖相连，要求湖上往返的船只必须经由八幡堀在八幡町停留，进一步便利商家和居民。水路运输的发展使得物资运输更为方便，木材商可直接将货物送达店铺。又在城内柱背面切开小口，用八根管道来排生活用水，堪与现在的下水道媲美，据说是日本最早的排水道。另外，町西侧因湿地深埋，饮水困难，水源要从城外引入，于是从主井铺设竹管至町内公用井口，类似今天的自来水道。完善的商住设施，灵活的制度很快使八幡山城繁华起来，每日大量的过客令城市充满活力。秀次开发八幡山城的功绩今天仍在当地传诵。

天正十八年（1590），秀吉得到口实，倾举国之兵讨伐小田原北条氏，秀次被任命为其中一路大将率丹羽长秀、堀秀政及属下家老共约三万五千人。三月二十九日，小田原征伐的战斗首先由秀次队伊豆山中城攻略打响。四千守城军已有了必死的觉悟，城主谱代重臣松田康长将诀别的信送至小田原的叔父处（后来叛敌的松田宪秀），老将间宮好高也把十五岁的孙子彦次郎送往小田原，自率一族在城南侧的岱崎出丸笼城。先阵中村一氏队发起对岱崎出丸进攻，不想遭到守将间宮好高顽强抵抗，两军激战。中村麾下猛将渡部勘兵卫背负一丈二尺的军旗，不顾箭矢，跳进空渠，再跳出直接冲进出丸间宮势阵中。中村势见此纷纷跳进空渠，跟随渡部直冲出丸。另一侧的一柳队也成功突入，但大将一柳直末不慎被射杀，由其弟直盛带领。间宮好高带领的百余守军无力抵挡，自好高下全族切腹，岱崎出丸陷落。中村一氏趁胜进攻三之丸，在丹羽长秀、堀秀政、山内一丰的参阵下很快攻下，但也付出代价，不少有名武士阵亡，中村队即有六十多人战死。二之丸守卫紧闭城门死守，然而在三之丸负伤的渡部勘兵卫仍然勇猛的率众攻入，战斗转向本丸。尽管本丸二百多兵士做了最后的奋战，无奈四面被攻，松田康长以下武将全部战死，山中城落城，傍晚时持续半日的战斗结束。

山中城陷落，秀吉军一举越过箱根山包围小田原城。秀吉围而不攻，北条方随着各支城的先后沦陷愈见恐慌，自乱阵脚。至六月，开城降伏，后北条灭亡。战后，受命转封骏远的织田信雄拒绝离开尾张，正尴尬于旧日主从身份的秀吉借此流放信雄，并将原信雄领有的北伊势和尾张五郡百万石转封给秀次。秀次入清洲城，属下山内，堀尾等人则多封在东海道德川旧领。次年南部九户叛乱，秀次又以征讨总大将身份前往奥州。强弱悬殊的对话中，副将蒲生氏乡和伊达政宗很快平定了九户反乱及和贺稗贯残党一揆。

秀次事件

志得意满的秀吉已是号令天下，但关白也有自己的烦恼，对秀吉来说，最头疼的莫过于继承人问题。好色的秀吉迟迟没有亲子，天正十七年侧室淀姬生下鹤松（1589），却不幸在三岁夭折。秀吉诸多养子中，有亲戚关系的是小吉秀胜（秀次弟）和秀俊（小早川秀秋）。然而权衡再三，天正十九年（1591）十一月，秀吉又收秀次为养子，（鹤松在八月夭折），十二月将关白让与秀次，赐丰臣姓和聚乐第，秀次同时被朝廷授予正二位内大臣。此举明确宣告了丰臣秀次是秀吉政权的继承人。文禄元年（1592）正月，秀次左大臣兼任，二月，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

自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来，秀次在羽柴家一直有重要的地位，大纳言秀长重病后更俨然是丰家权力中枢的核心。但一下成为关白，站于世俗顶峰，秀次仍不免惶恐。毕竟虽一样是平民出身，但和光芒四射的舅舅相比，秀次暗淡了许多。为走出秀吉的影子，秀次颇为努力。文禄之役中，秀次坐镇京都留守。针对前线兵粮补充，秀次设立了次飞脚制度等通信网，可见苦心。不过更多的表现是在文化方面。前文说过，因为养父三好康长的缘故，秀次从小对文化有很好的兴趣，而在和平时代，他更得以发挥兴趣。秀次对当時开始衰退的足利学校予以保护，将战乱中遗失的金泽文库书籍接收转往聚乐第，对古典籍的修复和保存也很尽心，并颁行奖励措施促进五山文学复兴。秀次本身亦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深有研究，确实是一流的文化人。

其时秀吉被称为太阁，仍实际掌握着日本的权力。虽然政出两家，关白和太阁难免有不合拍处，尚还相安无事，直到文禄二年（1593）年八月三日，太阁亲子阿拾（秀赖）出生，两边关系微妙的紧绷起来。对于老年得子的秀吉，这是意外的恩赐，格外的宝贝秀赖。父亲希望将自己毕生的心血交给一脉相传的嫡子是人之常情，那么先前的继承人秀次的存在就是一个显眼的障碍了。而对秀次来说，无庸置疑，秀赖的出生也把自己推到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两边既都有了心结，龃龉和猜忌迅速滋生。

一个叫石田三成的男人在秀次的最后命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吏出身的三成，一直跟随秀吉侧近，身份虽只是近江佐和山十九万的大名，五奉行之一（笔头是浅野），却是不折不扣的太阁前第一红人。文禄之役中，三成受命监军，肆意歪曲加藤清正等武断派诸将军功，排除异己。而三成最大的靠山就是秀吉，一旦太阁故去，他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是项上头颅都难保。有自己势力和圈子的秀次与三成并无深交，如果是秀赖继承，三成保住地位的可能性显然大的多。于是，三成在本就心存疑虑的太阁耳边不断吹些风声，局面变的越发险恶。德川家康甚至嘱咐时在伏见的嫡子秀忠，如果太阁和关白起兵相向，毫不犹豫的支持太阁。

文禄四年（1595），裂隙终于不可弥合，太阁决定对秀次动手。因为风传着“杀生关白”的恶行，以及秀次有谋反的嫌疑，秀吉命三成调查回报。而最后得到的回复恐怕比秀吉预料的更可怖，另外，秀次曾要求诸大名签署宣誓忠诚的“连判状”，被认为是预谋反叛的证据，七月三日，三成和奉行前田玄以、增田长盛以意图谋反前往问讯秀次，八日，秀次被解除左大臣，关白的职务流放高野山。十五日，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带来罪状书，“身为关白不自知，阴谋反叛秀吉”，正在青岩寺与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秀次长叹一声，无奈自杀，年二十八，辞世歌为“月花を心のままに見つくしぬなにか浮き世に思ひ残さむ”。秀次侧近四人在西堂殉死，其他人也在西堂的附近切腹。切腹后秀次首级仍被砍下带回，置于三条河原暴晒，八月二日，秀次妻妾子嗣全族共三十九人在同在三条河斩首。秀次的正室是右大臣菊亭晴季的女儿，侧室也多有名门之女，如羽州最上家的驹姬，秀吉不顾各家求情，执意在众人眼前虐杀一班女幼，将懵懂的幼子在母亲面前斩杀。绝望凄厉的哭叫声从三条河原传出，丰家政权种下了不详的阴影。

关于秀次事件，有诸多说法。如秀次指使大盗石川五右卫门（忍者）前往刺杀秀吉的故事无疑更像是小说家言。而杀生关白的恶行之多，也令人震惊。在禁止杀生的比叡山鹿狩，铁炮试练中射杀无辜农夫，夜夜酗酒后徘徊町中，随意斩杀行人，将盲人双臂砍断，以至母女并奸，剖开孕妇肚子，罄竹难书。但必须指出，这些行为都被提到是秀赖出生后，秀次心灰意懒，心性大变的行为，秀次在之前并没有暴虐的风闻。而当时负责调查此事的石田三成恰恰希望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由得让人对秀次行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秀次被杀后，太阁极力抹去秀次的痕迹，甚至当初秀吉自己耗费心血建造的聚乐第也因此焚毁。而德川幕府执政时期又极力抹去丰家的痕迹，事情的真相今天确实很难清楚。只是秀次在治政上名声颇佳，又是有良好修养的文化人，当时秀次交厚如山科言经，里村绍巴都是深知文雅的人（里村被称为是连歌史上最后的巨匠），秀次会做出种种逆行确实值得疑惑。我更愿意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太阁版，秀吉幕后导演，前台演出的是三成，抑或是三成自导自演的大片，秀吉是知情的观众，至于秀次，无论怎样，只是剧中无奈却必须死去的配角。

后遗症

如果三条河原的人间地狱只是让人有不详的预感，秀次事件事实上也为丰家写下了哀歌。作为日后的天下人，关白秀次在位时各大名都会表示善意，而追究秀次事件的时候轻重判断又是三成玩弄手段的好机会。因此事连座的包括与秀次来往较多的公卿菊亭晴季，山科言经，连歌师里村绍巴，阴阳师安倍久脩等，武将中，虽然被迫切腹或流放的出石城主前野长康，松坂城主服部一忠，横须贺城主渡濑繁诠，大垣城主伊藤盛景等都是小大名，但三成也不忘借机打压更有实力的家族。

五奉行笔头浅野长政素来与石田不和，浅野家嫡子幸长因连累此事配流能登津向。后因为幸长和前田利家五女有婚约，利家极力通过北政所说情，庆长元年（1596）闰七月，幸长免罪归国。细川家因与秀次有金钱借与，细川忠兴也受到怀疑。后透过前田玄以说项，并及时得德川家康援助黄金百枚度过此劫，忠兴因此对德川家康心存感激。与秀次过往密切的奥羽最上和伊达家也受到严厉警告，幸在精于谋略的最上义光和伊达政宗斡旋下，安然无事。直接受到此事影响的还有黑田家和小早川家。如水和秀次多次一同作战，深得秀次尊重。秀次移封尾张的时候，特意拨两千五百石送与如水，而秀秋更是因为牵扯秀次事件被没收丹波龟山十万石领地。至于福岛，加藤这些三成的死对头，虽非秀次密友，但看到三成得势，自是更加不满。奇怪的是，真正秀次属下的家老大名，却安然无事，没有受到牵连，有的如山内一丰反倒增加了八千石领地，难免让人怀疑是否与三成达成了某种默契。

被牵连的这些有力大名在秀吉死后几乎都转向德川，关原之战狠狠报复了石田三成。唯一加入西军的小早川秀秋也在战斗中转向东军，除了德川的枪声，秀次事件中对三成的积怨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决定吧。三成在战后被斩首，十五年后大阪的火光埋葬了秀赖，一时风头无两的丰臣家迅速的消失了。

随感

免不得写几句感想，秀次虽然不是天纵英才，却也并非如何不堪，更不是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弱智白痴。除了长久手的败绩，其他战斗都比较顺利，在内政上，年轻的秀次也够得上开明君主的标准。对于最后的杀生恶名，我仍然持很大的怀疑，总觉得前后的转变太突兀了。退一步说，假使确有其事，提到战国时的暴君武田信虎，总会看到家臣们苦谏的记录，但秀次两年的荒唐行为却没看到家老的劝戒，而到秀吉调查，已是劣迹斑斑，罪不可赦。或者这是秀次家老们和三成共谋的演出，或者是秀吉示意下的纵容和推波助澜。

丰臣秀次不长的人生几乎完全在秀吉的掌握中，因此而步步青云，也因此而身败名裂，惨遭灭门。他的每一步都像是在铺好的道路上被推着前进，虽然也在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终于无法逃脱最后的死穴。幸矣？不幸矣？不知在高野山长叹的秀次会不会渴望做回人微言轻的普通农夫，平淡的度过人生？

小考与杂评 将军家的灭亡 作者：今出川公艺

原载于《电子游戏与电脑游戏》

●饱尝辛酸的乱世将军

室町幕府自始就是个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足利将军的地位相当于武士们的盟主，其自身力量并不十分强大。尽管各地重要大名多系亲族，但日子久了免不了对幕府产生威胁，即便是在幕府鼎盛期的足利义满（1358～1408）时代也不例外。当时山名时氏一族共兼任十一国守护，号称“六分之一殿”（全日本共分为六十六国）。其余如土岐氏兼领三国，大内氏兼领六国，等等。综观室町幕府时代，强大的守护大名反抗幕府的事件连绵不绝，虽然他们最终都被镇压。在反叛与平叛过程中，各大名间的实力往往此消彼长，将军家则日益衰弱。

应仁之乱后进入战国时代，原先占据着大量领地的将军和守护大名，两手终于抱不住这一大堆土地，地方上开始出现新兴的实质上领导独立政治实体的战国大名，而将军的政令仅行于山城一国尚且捉襟见肘。大名和豪族们争夺幕府权力时，武士中最高地位的将军往往成为牺牲品，被逐出京都是家常便饭。寻求庇护的他们很容易沦为拥有野心的大名的傀儡。大名们之所以要利用将军，主要是由于将军名义上的权威地位尚存，如幕府拥有对守护职的任命权，也几乎没有战国大名愿意公然违抗将军家。把将军抓在手心里意味着可以“挟将军以令诸侯”，因而能够统兵进京是战国大名们梦寐以求的事。在永禄十一年（1568）织田信长进京之前，把握京都实权的先后主要有大内义兴（驻留京都约十年）和三好长庆（控制京都约五年），两者都以将军为傀儡，维持残破不堪的室町幕府体制。除此之外的进京名人还有上杉谦信和今川义元。前者是战国大名中为数不多的忠于室町幕府的人物之一，永禄二年（1559）率兵五千进京，主要是接受关东管领一职以及充当三好氏与将军家之间的“维和部队”；今川义元出身足利将军同族的名门，且拥有控制京畿的雄心和与之相称的实力，可惜这些连同他的性命都在永禄三年（1560）的进京作战中因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织田信长的意外破坏而烟消云散。

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1536～1565）于天文十五年（1546）即位，实权操纵在幕府管领细川家手中。天文十九年（1550）随着细川晴元与家臣三好长庆争夺畿内霸权的失败而被放逐至近江，直到永禄元年（1558）才与三好长庆议和回到京都，依仗上杉谦信、斋藤义龙、织田信长等大名的支助，才得以在三好长庆的控制下度日。常玩《信长之野望》和《太阁》系列的玩友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足利义辉是被三好长庆攻杀的。其实三好长庆未必有弑将军之心，况且他先于义辉一年便已病死。这对于义辉来说是摆脱三好家控制的机会，然而可能也间接导致了义辉的死亡。永禄八年（1565）五月十九日，三好义继、松永久秀和三好三人众（三好长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合谋在二条御所暗杀了义辉。义辉是冢原卜传的剑术弟子，勇敢地舞刀以寡敌众而战死，年三十岁。死前的英勇多少为他留下了一些美名。

义辉死后，三好家内部在将军继承权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斗，势力渐衰。义辉之弟，原本在奈良兴福寺出家的足利义昭（1537～1597）在细川藤孝、和田惟政等人的帮助下逃到越前，想依靠朝仓义景的力量再起。在了解到朝仓义景并无上京作战之意后便投奔了岐阜的织田信长。永禄十一年九月，信长拥义昭进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京畿，十月义昭就坐上了将军的宝座。

义昭对于信长的果敢利落非常满意，然而信长却不同于大内义兴和三好长庆，一开始就表现出更彻底的统一雄心。他拒绝担任义昭授予的副将军兼幕府管领的职务，表明自己不是将军之从属和不依靠室町幕府的残破体制的态度。经过一个短暂的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时期，义昭发现自己是个地道的傀儡，在永禄十二年至元龟三年（1569～1572），信长连续就义昭的权限和言行提出指责，尤其指出不经信长同意不能擅自决定问题。这些举动无疑使义昭由感激转为憎恨。不甘于现状的义昭利用自己仅有的权威，向周围反信长势力发出大量讨伐信长的密信，编织了“信长包围网”。然而据说，这种成功不能完全取决于义昭的努力，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甲斐之虎”武田信玄。

●信长包围网

参加“信长包围网”的主要势力有朝仓义景、浅井长政、武田信玄、本愿寺领导的一向宗徒、纪伊的杂贺党、毛利辉元以及六角、三好（包括松永）等被信长扫荡残余下的势力，在地理上几乎对信长形成了全包围。这些势力有的原本与织田家有着良好关系（如浅井），有的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如浅井与六角，三好、松永与足利义昭都是仇敌）。与其说是义昭的号召，不如说是共同的威胁使他们拼凑到了一起。信长周边的大名中，只有德川家康坚定地支持着他。

元龟元年（1570）四月，信长以朝仓义景拒绝进京参见将军义昭为借口而进攻越前，由于浅井长政的背弃，被迫撤军。六月二十八日，朝仓、浅井联军在姊川之战中被织田、德川联军击败，织田军还趁势夺取了浅井家的横山城。然而八月至九月，当大坂地区的三好三人众及其支援者石山本愿寺与织田军战斗胶着之际，朝仓、浅井军乘虚大举进攻近江的织田领地。织田方的织田信治、森可成等在佐和山城战死。信长急忙从大坂回援，朝仓、浅井军遁入比睿山，总人数越3万的军队依仗比睿山的天然险要与织田军打持久战。而此时其它战线上的反信长军又开始攻击。给四面楚歌的信长带来希望的是正亲町天皇要求僵持在比睿山的双方休战撤军的建议，朝仓义景考虑到入冬以后至越前的归路将被大雪遮断，同意暂时休战，信长因此得以摆脱窘境。

次年，伊势长岛的一向宗徒袭取了尾张的小木江城，城主织田信兴（信长之弟）战死。五月，数万织田军进攻长岛以惨败告终，氏家卜全战死。九月十二日，包围网的中心比睿山延历寺被信长烧毁。但此举一时并未为信长的被动处境带来多大起色，由于本愿寺一向宗徒的加入，朝仓、浅井军丧失的战力得到一定补充，以及足利义昭也有号召畿内小大名其兵的可能，织田军的力量仅能满足维持战线而已。

就在信长焦头烂额之际，义昭的希望之星武田信玄终于一鸣惊人。元龟三年（1572）十月，武田信玄及北条家的援军共25000人从信浓攻入远江，武田四名臣之一的山县昌景率军5000进攻三河，秋山信友率军2000向美浓进发－－所有这些目标都属于德川、织田领地。武田信玄数年前占领今川家的骏河时还组织了水军，这次一并调用，海陆并进，其势直指京都。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此时总兵力1万人，其中除去各城的守备兵力，实际决战用兵力仅8000人，信长则因为各地战况的逼迫，只派出佐久间信盛和平手泛秀率领的3000救援军。

转眼之间，远江国内德川方的城大半陷落，武田的军锋直逼家康的居城滨松城（在远江、三河交界处）。鉴于实力相差悬殊，家康决意守城不出。然而，武田军竟然不顾滨松城，一口气西进三河。这对于家康来说是危险的。如果不出战拱手让出三河，将被切断与织田家的联系而陷于包围，几乎不可能再有胜机。十二月十二日，当武田军的细长队列通过滨松城西北方的三方原高地时，家康冒险出击，意图从背后偷袭，一鼓作气打乱武田军的阵脚。但武田信玄不愧是作战老手，鬼使神差地察觉了家康的行动，立即命令全军反转。当德川军赶到三方原时，悲哀地发现武田军已列成鱼鳞阵等待着他们。如此时撤军必将受追击而全军覆没，家康只得背水一战，以鹤翼阵突击武田军。虽然突破了武田军的前阵，但在信玄下令全军出击后，德川军终于承受不住而崩溃，家康狼狈逃回滨松城。

随后武田军又攻陷了三河野田城，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至此武田信玄的气数尽了，他突然发病（一说在进攻野田城时负重伤）且病势严重，次年（1573）在回甲斐的途中病死于信浓国的驹马。此前，在近江，拖住信长大军的朝仓军突然撤回越前，也许朝仓义景并不想成为信玄的伟大包围计划中的一个棋子，而欲作壁上观，收渔翁之利。总而言之，最初因为利益而凝结的“信长包围网”现在又因为利益而逐渐解体，以至最后被信长各个击破。

●室町幕府的灭亡

在京都，对于武田信玄的病逝一无所知的足利义昭正在为策划里应外合。天正元年（1573）三月，义昭在京都举兵5700呼应武田信玄，其中 3700人随义昭驻于槇岛城，其余由三渊藤英率领守备二条城。义昭同时包围了织田方京都奉行村井贞胜的宅邸，贞胜只身逃出。三月末，织田信长率军入京，1 万织田军包围了二条城。信长的和解提议被义昭拒绝。但义昭的坚定信心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阵营内反对起兵并力主议和的细川藤孝、荒木村正投靠到了信长一侧，义昭所期待的各地反信长势力的援军也全都没有回音。特别是义昭的支柱武田信玄病重，已不可能进京，攻击三河的武田军已转入防御体制。陷于孤立的义昭在四月七日不得已接受了信长通过正亲町天皇提出的和议。然而为时已晚，当信长得知武田信玄在信浓国驹马死去的消息后，终于决定一举消灭室町幕府。

七月，信长在近江坂本集结8万大军，包围了二条城，守将三渊藤英立即失去战意而投降。十七日，信长发动了对义昭所在的槇岛城的总攻。围城的有尾张兵5万与美浓兵2万，轻而易举地渡过涨水的宇治川，占据了城的外廓。义昭虽奋力抵抗，但3700人对于7万织田军几乎构不成阻碍，重臣们纷纷叛离。所幸信长也不愿承担杀害将军的污名，即以义昭交出嫡子义寻为人质作为条件提议停战。

至此，室町幕府最后的抵抗结束，足利义昭被剥夺征夷大将军职，送往三好义继的居城河内国若江城。统治了日本两个多世纪的室町幕府就此名实俱亡。

小考与杂评 《太阁记》的演变 作者：皆元未央

谈及秀吉的传记，一般认为成书时期较早的比较可信，而越传到后来，添油加醋的成分越逐渐增多，演义的成分也越来越浓。故此，提起秀吉传记，就不得不谈到秀吉生前就已经成书的《天正记》。虽说《天正记》是秀吉下令所作，其中为秀吉本人作宣传的色彩非常浓厚，但由于成书时期早，书中的相关人物当时也大多在世，应该绝少和事实有相当出入的情况。

《天正记》，顾名思义记载的是秀吉在天正年间的事迹。书作者大村由己是秀吉的御咄众之一。御咄众又称御伽众，战国时代后期，一些没落大名的武士们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去讨好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名，乃至从事一些低级的工作。所谓御咄众，其实就是陪主人聊天，这种聊天一般都是围绕关于武士们或者诸国的情况。“咄”在日文中同“话”，就是说话的意思。由己师从相国寺的仁如集尧学习汉诗，并通晓儒书。据桑田忠亲先生在其《太阁记研究》一书中所说，由己并不单单只是御咄众，也是负责阅读各种记录、军记物的物读僧。

需要说明的是《天正记》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当时发生重大事件后立即记录并成册的各篇传记的总称。其内容及成书的年月日如下：

现存篇目

1、《播磨别所记》（天正八年正月晦日）

2、《惟任谋反记》（天正十年十月十五日）

3、《柴田合战记》（天正十一年十一月）

4、《纪州御发向记》（年月日次）

5、《关白任官记》（天正十三年八月吉日）

6、《四国御发向#北国御动座记》（天正十三年十月吉日）

7、《聚乐行幸记》（天正十六年五月吉辰）

8、《小田原御阵》（年月日次）

只留书名传世的篇目

9、《金赋之记》

10、《大政所御烦御平愈记》

11、《若公御诞生记》

12、《西国征伐记》

现存篇目中的《纪州御发向记》及《小田原御阵》中，并没有提及成书日期，但从其余六篇的日期来看，应该也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纪州御发向记》中是关于天正十三年（1585）三、四月间秀吉进攻根来、杂贺的记载，其成书时期应当是在同年的五、六月。《小田原御阵》记载的天正十八年三月至七月秀吉的小田原征伐，成书时期应是同年的八、九月间。

另外，也许是和作者大村由己这位御咄众兼物读僧的职业习惯有关，《天正记》现存八卷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类似于“語り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語り物”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语”，“物语”一般而言是指传说、故事等。而这里的“語り物”在日语中特指那些象乐曲那样分节，与乐器相和，述说物语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天正记》就是以类似于这样的手法写成的。

以现存的最后一件作品《小田原御阵》为例：

“北条左京太夫平氏直，虽居皇天之下，不惧敕命，终不参内，有负雅意，将军不责，再度宣早早参洛之旨，却以北条美浓守氏规代行，拒不出仕。且，须臾，用谗说，违背公仪，暴恶之至，何不蒙天谴也。呜呼，自业自德，因果之理。为诛戮彼等朋党，天正十八年二月始，发五畿内、东海道、东山道、山阳道、山阴道之诸卒，其势不知几千万”

全文几乎都是以这样的笔法写成。事实上，在吉田兼见的日记《兼见卿记》，天正十三年闰八月二十六日条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兼见去诚仁亲王御所探望，偶然看到大村由己也在场，并在诚仁亲王等人面前诵读《关白任官记》。兼见在听过后说，“好像读太平记一样”。从这一记载可以推断，大村由己作《天正记》时，不仅要负责写作，为宣扬秀吉的功绩，还需在亲王、门迹甚至诸将面前诵读。

大村由己除了撰写《天正记》，还以《天正记》为基底，创作了十篇谣曲。从《言经卿记》中可以了解到其中五篇的名字，分别是《吉野诣》、《高野诣》、《明智讨》、《柴田讨》、《北条》。其中，《明智讨》应该是根据《天正记》中的《惟任谋反记》所创，而《柴田讨》应该是根据《柴田合战记》，《北条》则应该是根据《小田原御阵》。但是《吉野诣》和《高野诣》在《天正记》中却没有相对应的内容。所以可以推测《天正记》可能并不止刚才提到的十二篇，想必至少还应该有《吉野参诣记》及《高野参诣记》等。

除了《天正记》之外，与其相关的《秀吉事记》也有必要提及。《秀吉事记》的构成如下：

1、《播州御征伐之事》

2、《惟任退治》

3、《柴田退治》

4、《纪州御发向之事》

5、《关白任官之事》

6、《四国御发向#北国御动座事》

7、《丰臣太阁御咏草》

其中，前六卷的内容与现存《天正记》的内容相同，只是标题有所改动。而第七卷《丰臣太阁御咏草》却是有别于《天正记》的新篇。因为内容大都取自《天正记》，所以有说法称《秀吉事记》也是大村由己所作。但是，桑田忠亲在《太阁记研究》一书中提出，《秀吉事记》应该是由后人编纂而成，前六卷当然是选自《天正记》，而《丰臣太阁御咏草》则是从八条智仁亲王的诗词中选辑了十首另成一卷。

除了上述的两部秀吉传记之外，还需要介绍的是太田和泉守牛一所作《太阁军记》，《太阁军记》虽然成书于秀吉死后，但由于还不算晚，据推测应该是在庆长十五年（1610）以前，所以可信度也相当高。作者太田牛一曾经一度出仕织田信长，信长死后出仕秀吉。大多数知道太田牛一的人都是通过《信长公记》，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撰有《太阁军记》一书。《太阁军记》共两卷，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卷。内容大多是描述文禄庆长年间秀吉的事迹，与描述天正年间为主的《天正记》正好可以相辅相成。

秀吉死后，各种描写秀吉一生的传记纷纷出炉，一些毫无凭据的传说、猜测以及只是为了增加可读性的所谓凭空杜撰也被收录其中。《太阁军记》应当是其中少有的史料价值相当高的作品。

《川角太阁记》和《甫庵太阁记》

以前据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的国学者黑川春村所说，《川角太阁记》的作者是堀正意（杏庵）之弟西川原角左卫门，据说“川角”就是从其家名及通称中各取一字而成。但是，根据桑田忠亲先生的考证，作者应当是田中吉政的旧臣川角三郎左卫门，著书时期是在元和七年（1621）至元和九年间（《太阁记研究》）。现在这一说法已经成为了定说。

川角三郎左卫门撰书的目的据推测应当是想延续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所以卷一的时代背景就是本能寺之变前不久，而且也用到了不少《信长公记》的资料。另外，本书也并不单单地根据古文书、古记录加以叙述，其中也有不少作者所见所闻的笔录，极少有荒诞无稽的内容。与稍后成书的《甫庵太阁记》相比，虽然在完整性上有所欠缺，但是在资料的可信度的却更胜一筹。全书共分五卷，一至四卷是按照年代编排，第五卷则是对前四卷内容的补遗。被称为秀吉死后的秀吉事迹见闻集。

接着要介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小濑甫庵的《甫庵太阁记》，《甫庵太阁记》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整的秀吉传记。其对后世影响之大恐怕小濑甫庵自己也没有想到。

作者小濑甫庵本是美浓土岐氏的支族，曾经出仕池田恒兴，之后又出仕丰臣秀次。秀次被勒令切腹后，蛰居了一段时间后成为了堀尾吉晴的侍医。但是在庆长十六年（1611）六月堀尾吉晴死去后，又恢复了浪人的身份。《信长记》（为了区别于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称其为《甫庵信长记》）正是创作于这段时期。宽永元年（1624），甫庵再次出山，这次的出仕对象是加贺藩的前田利常，知行二百五十石。

《甫庵太阁记》完成于次年宽永二年的正月。当然，全书二十二卷不会在这短短的一年内完成，想必甫庵在出仕加贺藩之前就已经准备了许久。《甫庵太阁记》自秀吉作为筑阿弥的儿子出生起，一直到秀吉于庆长三年醍醐赏花，与《天正记》及《川角太阁记》等前作不同的是，《甫庵太阁记》显然不是作为一部史书而创作，其中无视史实的地方甚多。比如，甫庵在书中引用古文书时就有故意篡改。另外还有意对和自己关系融洽的人加以褒扬。例如故意强调已故主君堀尾吉晴的功绩，而相对地对另一位已故主君丰臣秀次有所贬低，原因可能是秀次减少了甫庵的知行地并且由于生活在江户时代，出于对幕府的顾忌，甫庵也加入了一些对家康有利的创作。比如，书中并没有秀吉临死前的托孤场面，原因是如果对此作了描写，则家康违背誓约的行为就会昭然于天下，为了避免触怒幕府，甫庵才只写到秀吉醍醐赏花为止。

综上，如果将《甫庵太阁记》作为秀吉的传记，其在史实可信度上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是同时，《甫庵太阁记》与之前的诸种《太阁记》相比，其可读性也是其他《太阁记》无法相比的。因此，《甫庵太阁记》也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的认同。自宽永三年开版后，正保三年（1646）、万治四年（1661）、宝永七年（1710）、正德年间（1711——1716）《甫庵太阁记》连续重版，受到了广大平民百姓的喜爱追捧。也为之后的《绘本太阁记》和《真书太阁记》的出版打下了基础。

日本人文学学者玉悬博之在其《从到——近世历史观的发生》一文中曾经论及《天正记》和《甫庵太阁记》在人文思想上的区别。文中提到《天正记》中虽然也承认了人在创造历史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但还是将宿命，也就是俗称的“天意”凌驾于人类之上。而《甫庵太阁记》则将人作为历史形成的主体。比如《天正记》之《柴田合战记》和《甫庵太阁记》中都提到了柴田胜家之死。然而，在前者的描述中怎么看都是一个受到命运摆布的武将无奈的身影，而在后者中则是描写了一个对自己所作所为终尝苦果的武将形象。大村由己和小濑甫庵的历史观从中可以看出一二。

如果将太田牛一的《太阁军记》和《甫庵太阁记》作一比较的话，则可以看出由于作者与秀吉的关系不同而造成的两者对同一件事的判断上的分歧。比如，《太阁军记》中样描写到，

“自太阁秀吉公出世，日本国内金银遍野，高丽、琉球、南蛮之绫罗锦绣、金褛、锦纱，更有唐土、天竺之名物，珍奇之物数不胜数，犹如宝山。不复见当年黄金稀有之事。以至田村野人多有用金银者。路头不见有乞食，可见为君者之善恶。本朝富饶，皆太阁秀吉公之慈悲所致。幸何如哉，得处如斯盛世”。

简直称赞到令人肉麻的地步。而小濑甫庵则与之截然相反。例举《甫庵太阁记》卷七中“金赋之事”的一节，

“两度金赋之事与薨后遗留之物皆为子孙用，不予百姓不予大小臣子，使已富之人犹富，实多患也。如斯财富，皆取之于民，何吝于予民百一。然虽持金如同瓦砾，犹喜见千金，喜赏珍奇，何独乐乐如此。”

从上文就可以看出，甫庵对秀吉从百姓身上榨取财富的这种行为予以了严厉的谴责，与前文太田牛一的评价就犹如天壤之别了。其中的原因当然不言而喻，太田牛一原是秀吉的直臣，而小濑甫庵则不是，所以也就没有吹捧秀吉的必要。

《绘本太阁记》和《真书太阁记》

《甫庵太阁记》之后，可以被称为《太阁记》的有宽永八年（1631）竹中重门的《丰鉴》全四卷，宽永十九年林罗山的《丰臣秀吉谱》全三卷，延宝四年（1676）前成书的土屋知贞的《丰臣太阁素生记》全一卷，宽文五年（1665）大原武清的《新撰丰臣实录》全四十卷。这些秀吉传记虽然在质量上各有不同，但体裁都是以史书形式为主。这种情形至《绘入太阁记》又是一变。

《绘入太阁记》全七卷，作者不祥。元禄十一年（1698）正月由鳞形屋刊行。虽然其中大部分内容还是对之前的军记物的编集整理，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绘入太阁记》已经很明显地将自己定位在文艺作品的位置上。

秀吉传记整体上从史学作品向文艺作品转变的最显著的标志则是宽政九年（1797）开版，享和二年（1802）完成的《绘本太阁记》。七篇八十四卷，作者竹内确斋为越前国儒者，长于诗文。负责插绘的冈田玉山是大坂画工，名尚友，叙任法桥。由竹内确斋撰文，冈田玉山绘图的《绘本太阁记》书如其名，其中附有大量的插绘，文章也有如《甫庵太阁记》般可读性强，受到大众喜爱。尤其是《绘本太阁记》出现的时代正逢士农工商制度的确立，人们被森严的等级制度压得动弹不得，而以一介农民立身出世成为天下人的秀吉做到了他们无法企及的事，于是，沉醉于阅读秀吉的传记也成了江户时代的人们疲劳之余的一种享受。江户时代后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正是通过阅读《绘本太阁记》，才得以了解秀吉的生平事迹。由此，《绘本太阁记》也对后世人心中秀吉的形象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然而，由于本身是文艺作品，书中有相当的润色。比如在描写秀吉出生时，将其母设定为持萩中纳言报簾卿的私生女，梦太阳入怀而有孕。秀吉的出生日设定为天文五年丙申的正月元旦，当时屋上有灵星闪耀，照如白昼。故此，秀吉的生涯遭逢难关时，必定会有灵星显现，化凶为吉云云。另外，还提到秀吉出生时口中有齿，相貌似猿猴，由于是拜日吉权现而得，故名日吉丸。因为有很多类似上述的创作，故此《绘本太阁记》虽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但因为一般民众根本无法判断书中那些内容是出于竹内确斋的创作，哪些是基于史实。所以《绘本太阁记》在成功塑造了一个为和蔼可亲的秀吉的形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一个误导民众的反面作用。使得“太阁记”更进一步向“太阁传说”发展。

而《真书太阁记》的出版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真书太阁记》原为《太阁真显记》，是将大坂的说书人的口述内容笔录而成。成书于安永年间（1772——1781），原为十二篇，后来幕府的御家人栗原柳庵巧妙地将《甫庵太阁记》、《丰鉴》、《丰臣秀吉谱》、《绘本太阁记》等诸书的内容引入其中，将其中的每一篇都扩展为三十卷，并命名为《真书太阁记》出版。嘉永五年（1852），《真书太阁记》的初篇及二篇由江户的知新堂出版发行，直至明治元年（1868），全书十二篇三百六十卷终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