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时埃斯科瓦尔已经领先“高贵者”好几光年了。他想让政府给他分配一块独立、安全的土地——一块监狱营地，正如他所说的，就像M-19完成投降手续之后得到的那样。一周多以前，他交给基多·帕拉一封信，详细地说明了他想要的特殊监狱的情况。他说，最完美的地点是距离麦德林十二公里的一座农庄，这座农庄是他的财产，但登记在另一个人名下。恩比加多市政府可以租下该农庄，将其改造为监狱。“由于这需要很多开销，‘可被引渡者’将根据费用支付补贴。”他接着说。最后，他用一大段令人惊愕的话作结：“我之所以把这些都告诉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跟恩比加多市市长谈一谈，告诉他你是代表我去的，然后把我的想法解释给他听。同时，我希望你说服他给司法部长写一封公开信，告诉司法部长，他认为‘可被引渡者’没有寻求2047号法令的庇护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恩比加多市能够建设一座特殊监狱，保障投降者的生命安全，以此为哥伦比亚人民的和平做出贡献。你去跟他们面谈，并明确提出让他们和加维里亚交涉，向他提议营地的事。”这封信的明显目的是强迫司法部长公开做出答复。“我知道，这会是一枚炸弹。”埃斯科瓦尔在信中写道，并以极其平和的语气结尾：“有了这些，我们就能逐步把我们的人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然而，部长拒绝了信中提出的要求，埃斯科瓦尔不得不在下一封信里放缓语气。在这封信中，他第一次提供了比他所要求的更多的东西。为了换取监狱营地，他承诺解决不同贩毒集团、团伙和帮派之间的冲突，保证让一百名弃暗投明的毒贩投降，最终开辟一条和平之路。“我们没有请求赦免，没有请求对话，也没有请求任何他们说给不了的东西。”他说。这单纯是一个关于投降的提议。“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请求对话，请求政治地位。”他甚至蔑视了对他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对引渡没有意见。我知道如果被活捉，他们会杀了我，就像他们对所有人做过的那样。”
他的策略是，家属如果想要与被绑架者保持通信往来，就得拿极大的好处来换。“你告诉桑托斯先生，”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想要弗朗西斯科还活着的证据，首先得发布《美国观察》的报告，再发一篇对其主编胡安·蒙德斯的采访，还有一篇关于麦德林屠杀、酷刑和失踪案的报道。”但是当时埃尔南多·桑托斯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他意识到，虽然他因循环往复的提案和反提案损耗极大，但对他的对手们也是如此。比如，基多·帕拉在十月底就经受着一种难以抵御的紧张状态的折磨。桑托斯回复埃斯科瓦尔，只要他没有得到儿子还活着的确凿证据，就不会发表一个字，也不会再次接待他的使者。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退出“高贵者”作为要挟，支持他的做法。
这种措施很有效。两周后，基多·帕拉在一家旅馆跟埃尔南多·桑托斯通话。“我和我的妻子坐车过来，十一点到您家，”基多·帕拉说，“我给您带了最美味的甜品。您不知道我享用了什么，您也想象不到您将会享用到怎样的东西。”埃尔南多立马觉得他们会把弗朗西斯科带过来。但是他们带来的只有他录在迷你磁带里的声音。为了听这卷磁带，他们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没有合适的录音机，直到有人发现电话机的自动应答器也可以播放磁带。
帕丘·桑托斯可以出色地从事多种职业，除了语音教师。他想以他思考的速度说话，但他的各种零碎的想法总是接踵而至，说得没有想得快。那晚，让人惊讶的是，一切与平时完全相反。他说得很慢，声音平稳，结构完美。实际上，帕拉带来了两条口信——一条给他的家人，另一条给总统，都是他在一周前录制的。
绑架者们自作聪明地让帕丘念了几则报纸头条作为录制日期的依据，埃斯科瓦尔必定不会原谅这个错误。这给了《时代报》法律编辑路易斯·伽农利用重磅新闻亮相的机会。
“他在波哥大。”他说。
事实上，帕丘朗读的一则新闻头条只在当地报纸中出现，发行范围仅限于波哥大北部。这条信息珍贵如金，如果埃尔南多·桑托斯没有反对武装营救，这条信息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他来说，这是个重获新生的瞬间，主要是因为磁带中的内容让他确定，被绑架的儿子赞同他处理绑架案的方式。此外，家人们一直认为帕丘是兄弟姐妹中最脆弱的一个，因为他脾气暴躁，情绪很不稳定。没有人会想到，在七十天的囚禁之后，他仍神志清醒，有着很强的自控力。
埃尔南多把全体家庭成员都召集到家里，让他们听录音，一直听到黎明。只有基多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哭了。埃尔南多朝他走了过去，安慰他。在汗湿的上衣里，他嗅出了恐惧的味道。
“别忘了，警察不会杀我。”基多·帕拉眼泪汪汪地告诉他，“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会杀了我，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玛丽亚·维多利亚无动于衷。她觉得帕拉在玩弄埃尔南多的感情，在利用他的弱点，一边给他点好处，一边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基多·帕拉应该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告诉埃尔南多：“那个女人是块铁板。”
事态进展到这一步时，十一月七日，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了。“高贵者”失去了立足之处。十一月二十二日，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向他的同伴们提议解散组织，此前他曾公布过这一计划。他的同伴们庄重地依次将关于“可被引渡者”最终条件的结论提交给总统。
如果加维里亚总统指望投降法令能迅速使毒贩们大规模投降，那么他必然要失望了。因为情况并非如此。新闻界、政界和知名法律界人士的反应，甚至是“可被引渡者”的律师们的合法提议都表明，应该修改2047号法令。首先，这部法令让任意一名法官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引渡。该法令的另一个缺点是，贩毒的决定性证据都在国外，与美国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变得非常关键，但是获取证据的期限非常紧迫。解决方法（在法案中没有体现）是延长期限，并将沟通的责任转移到共和国总统府，由总统负责把证据带回国。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也没有在法令中找到他所期待的决定性支持。他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交流以及他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的最初几次会晤，让他对形势有了整体的看法。投降法令是正确的，但有缺陷，他只有很小的行动空间去解救他被绑架的亲人。这是他对投降法令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没有得到她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获得丝毫她们活着的证据。他唯一与她们联系的机会是一封通过基多·帕拉送出的信，在信里他展现出乐观的态度，并保证不会再做任何与解救她们无关的事情。“我知道，您的情况非常糟糕，但请您放心。”他对玛露哈写道。
事实上，比亚米萨尔正处在阴霾之中。他已经山穷水尽，整个漫长的十一月里，他唯一的盼头就是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承诺，他说总统正在构思一部可以补充、解释2047号法令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帕尔多告诉他。拉法埃尔·帕尔多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路过他家，随时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但是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如何继续。比亚米萨尔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进行过低效的对话，他的结论是，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他不信任基多·帕拉。他了解一些基多在国会奔走钻营的往事，认为他是一个不正派的投机者。然而，不论好坏，那是唯一一封信，他决定彻底地赌一把。时间紧迫，他别无选择。
应他的请求，前总统图尔巴伊和埃尔南多·桑托斯约见了基多·帕拉，条件是埃斯科瓦尔的另一位律师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也得出席。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严肃认真，有着良好的声誉。基多·帕拉以他惯用的天花乱坠的词汇开启了对话，但比亚米萨尔从第一句话开始就用桑坦德式的斗牛技巧让他双脚着地。
“您别跟我瞎扯，”比亚米萨尔告诉他，“我们直奔主题吧。您到处尽要求些没用的，所以您把什么都弄僵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很简单，这些家伙得投降认罪，坐十二年的牢。这是法律规定的。完了。作为交换，他们能获得减刑，保障生命安全。别的全是瞎扯淡。”
基多·帕拉毫不犹豫地顺势说话。
“您看，我的医生，”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政府说不会引渡他们，所有人都这么说。但是法令哪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比亚米萨尔表示赞同。如果政府表示不会实施引渡，那就要在法律的层面这么表示。说服政府修改法律中的模棱两可之处是任务所在。其他（对“特殊”罪行的狡猾解读，或是拒绝认罪，或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只不过是基多·帕拉迷惑人的辞令。显然，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就像他们自己名字说明的那样，当时，唯一真实而紧迫的诉求就是不被引渡。因此比亚米萨尔认为，在法令中明确这一点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此之前，他要求基多·帕拉坦诚、坚决地表态，而坦诚和坚决正是“可被引渡者”要求比亚米萨尔一方持有的态度。首先，他想知道帕拉被授予了多少权力进行谈判；其次，在法令修改完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会释放人质。基多·帕拉很认真。
“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他说。
“一定是所有人。”比亚米萨尔说。
“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