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咨议局第一届会议开始后，议员们确实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对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等各方面事务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议案，在监督官吏、澄清吏治等方面，议员们更是功不可没，其实际效果远远超过过去的监察纠察体制，对于行政官吏起到了相当的震慑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由于议员都是本地人，最了解各地发展实情，因而他们提出的各项议案都比较务实比较可行比较切合各地发展实际，比如江苏省的围垦、直隶的纺纱、吉林的矿产等兴办案，都对后来当地经济发展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促动作用。许多地方的咨议局会议开得非常好，据一些外国观察家说，甚至达到了成熟的民主国家所能达到的程度，议员们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激烈而有秩序地讨论着各种议案，充满诚意、善意、严肃而礼让的美德。
咨议局的发展和活跃或许合乎各地的利益，是各地民主政治蓬勃兴起的象征，也应该是清政府特别是摄政王载沣的真诚期待，清廷在最初发起立宪运动时，就清楚地知道这些结果，并且一直本着这些原则去督促去进行。但是也不必否认的是，当各省咨议局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有一些人看出来，各省咨议局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会损害清政府的利益，肯定会挑起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各省咨议局极想抱成一团的愿望，意味着迟早要推动满清王朝的终结，因为各省咨议局所遵循的民治民享的原则，从本质上不合乎清政府的政治传统，不合乎清政府的政治利益。[2]
或许清政府真的是希望一种鸟笼民主，希望建设的是一种有计划可控制的民主，而不是一种不可控的民主；而中国的民主政治或许是被压抑得太久，一旦放开，总是超越主导者划定的界限，总是向着完全意义标准上猛冲。所以当各省咨议局经过短暂的可控制发展后，就像脱了缰绳的野马不再听从中央政府的管控，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冲。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中国政治民主化要向前迈出一大步，然而就在这一大步迈出的同时，各省立宪党人却不满意已获得的这些权利，以为清政府对地方民主政治的约束已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各地方限于一隅的民主政治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只有整个中国共同进步，只有尽早召开正式国会，只有全国人民一起参与全国政治，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挽回时局，化解沉疴，推动中国迈向立宪政治。
立宪党人之所以在中国民主政治迈出一大步的时候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就在各省咨议局将要开会的时候，却传来中日两国政府于9月4日在北京达成《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的消息。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以此换取日本在东三省扩展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并取得了干预东北地方司法等事务的条约权利，这标志着日本殖民主义势力在东三省急剧膨胀，当然使兴致勃勃的立宪党人突然间觉得很泄气很扫兴。
突然而至的外交危机再次引发国内的政治变动。10月13日，也就是各省咨议局开幕的前一天，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会同江苏巡抚瑞澂以及立宪党人雷奋、孟昭常、杨廷栋、许鼎霖等商量，建议由苏抚瑞澂联合各省督抚一起要求清政府尽早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一致要求清政府尽早召开国会，并委派杨廷栋、方还、孟昭常等分别前往各省联络，约请各省咨议局在第一届常会闭幕后派员到上海会商统一方针，确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他们确实希望能够利用咨议局这个平台，推动清政府加快民主进程。
11月初，张謇亲往杭州，与浙江巡抚增韫直接会晤，增韫明确表示在推动政治民主化方面愿与江苏巡抚瑞澂保持一致，取同一态度。紧接着，张謇又会晤浙江立宪党人的领袖汤寿潜、王清穆等，劝说各方联合起来，一起为政府分忧解愁，拯救危难，化解困局，他们确定共同上书，请求清政府更改先前的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假如改变九年规划确实有困难，他们建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在九年规划中增加临时国会一项。这显然是一个新的动议。
张謇等人的呼吁和多方串联，引起各省立宪党人的高度关切，各省咨议局也开始觉得九年立宪的期限可能真的有点过长，过渡期的资政院由于不是民意机构，无法代表民意，无法监督政府，因而他们也开始倾向于接受张謇等人的建议，设法要求清政府更改先前的九年规划，提前召开正式国会。各省代表陆续向上海汇集，准备在那里当面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12月18日开始，云集上海的16省共51名代表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连续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公推福建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孟昭常、林长民为书记。他们在连续会议中详细讨论了进京请愿的目的、方法，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矩，要求所有进京代表听从指挥，一致行动，他们先是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正式国会，在明年，也就是1910年先召集一次临时国会。但是到了12月30日最后一次会议时，各省代表又对请愿书做了最后修改，要求清政府在一年内召集国会。
1910年年初，各省请愿代表陆续抵达北京，很快在琉璃厂设立专门的事务所。1月14日，各省代表召开谈话会，议决进行次序和方式方法，并重申了请愿时应该遵守的纪律。16日，各省请愿代表列队前往都察院呈递请愿书，从内政、外交等各方面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危险局势，要求清政府根据已经变化了情况适度更改先前的九年立宪规划，尽早成立责任内阁，负起全国之责，以强力处理外交和内政事务，使皇室处于安然无恙稳固之地。
国会请愿代表都是各省政治新秀，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能量，他们在请愿书递交之后的那些天四处活动，在充分发动各界民众起来共同进行的同时，更利用各自的人脉，遍谒军机大臣、政府要员，诱导他们说服清廷最高统治者改变九年立宪的既定方针，速开国会。
在请愿代表的努力和整个社会氛围的感染下，一些军政大员开始改变了态度，先前就力主中国走上宪政之路的军机大臣戴鸿慈，虽然认为中国不经过充分的预备就贸然走上宪政实践，可能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他在代表们的殷切期待下，也转变态度，表示愿意为早日召开国会尽力。庆亲王奕劻也认为，既然中国走上立宪道路是既定方针，那么早几天晚几天也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他对国会请愿代表深表同情，给予理解和支持。
提前召开国会的建议或许并不是一个好建议，但是当国民情绪被充分煽动起来之后，政府一味压制只能是适得其反，驻外公使和一些督抚如孙宝琦、程德全、陈昭常、丁宝铨、袁树勋等对国会请愿运动看法不一，不过他们大体上赞成清政府应该考虑请愿代表的要求，给予善意的积极的回应，即便不能如请愿代表所愿立即召集国会，也要使这些代表真正充分理解清政府的用心和真诚。曾经担任过驻日公使和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李盛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有着深刻理解，他甚至这样告诉清政府：现在这一批国会请愿代表绝对不能小视，他们都是各地的政治精英和社区领袖，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号召力，甚至其影响力也不限于一地，其言论更可鼓动于一时。这些人就像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士族，用得好，可以为善，足以辅助皇上创盛世伟业；用得不好，或者政府对不能立即召集国会的理由解释不充分，这些人失意而归，那么他们就不能理解朝廷的苦心和用意。就会怀疑朝廷的真诚，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另外的结果。李盛铎说，欧洲社会的政治变动多起于中等社会，也就是社会的中间阶层，现在这些请愿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其实就是中国的中间社会，政府如果不能妥善处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李盛铎的分析深刻且犀利，但他的这个分析并没有被清政府衮衮诸公所接受，军机大臣世续、鹿传霖等人对请愿代表的动机做了非常恶毒的揣测；而摄政王载沣虽然看到了这些请愿代表的政治能量，看到了大势所趋，但是由于政治统治层无法统一意见，而清廷在立宪准备上可能也确实做得不够，因而摄政王载沣于1910年1月30日颁发谕旨，抽象肯定请愿代表的爱国热忱，具体强调因为国民程度尚未获得适度提升，各项筹备还不完全，如果强行召集国会，恐怕徒增纷扰，甚至会为宪政前程留下阴影。不过，摄政王明确重申，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朝廷之所以慎重筹划，以九年为期，就是要根据国情，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之序，届时达成一个值得中国人夸耀的真正的立宪体制。
清廷不会轻易接受立即召集国会的建议，是请愿代表早就预料到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结果尚未出现之前，就在北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筹措资金，征集签名，宣传造势，摆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因此当清廷明确拒绝了请愿要求后，他们迅速布置第二次请愿活动，很快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
在做了充分准备和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后，国会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5月再集京师，然后展开密集活动，为第二次请愿进行最后准备。
6月16日上午八时许，各省请愿代表齐集都察院，由领衔者依次向左副都御史陈名侃递交代表直隶咨议局议员、直隶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教育会，以及澳洲华侨等民意的10份请愿书。这些请愿书的内容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咨议局的请愿书只要针对清廷不愿立即召开国会的理由进行辩驳和正面阐释，强调国民程度并不是政府想象的那样低，立即召集国会并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商会的请愿书则从世界经济大势分析中国没有国会所遇到的难处和中国商人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待遇；各省政治团体的请愿书侧重于分析九年立宪预备的不恰当，认为只要认真筹备，九年规划中的事情只要一年就可以完成。总而言之，这十份请愿书一致要求清政府对人民的呼吁给予积极的正面的回应，一定想办法在一年内召开正式国会。
第二次国会请愿活动在全国闹得动静太大了，动静太大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动员了民众，扩大了影响，坏处是使官府中的人开始感到害怕，担心政府如果真的顺应这个所谓民意，予以让步，提前召集国会，那么可能会引起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便不如此，至少也会给将来的政治发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有计划的政治总会被打乱，朝廷的政治威信无疑会受到极大伤害。基于这一系列的考量，清政府还是于1910年6月27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第二次国会请愿要求。
清政府拒绝了第二次国会请愿，不过清政府政治高层特别是摄政王载沣对民众的力量还是感到极大震动，至少是摄政王发自内心不愿与民众为敌。摄政王看到一年来各地抗捐抗税类的群体事件此伏彼起，各种各样的骚乱，还有孙中山革命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在在影响着清政府的政治统治，清政府现在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些立宪党人，如果清政府再将这些立宪党人推到敌对方面，那不仅是立宪党人的悲哀，而且可能是大清王朝的末日。所以摄政王在拒绝提前召开国会的同时，并不主张对国会请愿运动进行镇压，他反复交代在向请愿代表说明不能提前召开国会的理由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措辞，注意以理服人，注意保护请愿代表的政治热情。
就政治认同而言，大多数的立宪党人当然主张以清政府为合法政府，为立宪的基础和主体，实行君主立宪只是用宪法的形式约束君主的权力，并不是剥夺君主的权力。这是国会请愿运动的主旨。当然，清政府一再拒绝了这些请求，久而久之，也就必然会使一部分原本赞成支持清政府走上立宪道路的人感到有点不耐烦，以为清政府主政者是典型的叶公好龙，清政府之所以反复强调九年之期，其实就是拒绝中国走上立宪道路。因而，这批激进的立宪党人渐渐与清政府疏远，渐渐与革命党人亲近，认同甚至用革命党人的理论要挟清政府。
其实，从清政府特别是从摄政王的立场看，有计划的政治就是坚持已经达成的共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去执行这个共识。九年预备立宪是先前经过相关各方共同认定的政治日程表，现在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外部事件，就不能因某些人的要求说改就改。清政府真的这样做，恐怕也会被批评者视若儿戏，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不严肃。所以说，摄政王坚持九年立宪计划，并不表明他在故意拖延立宪的实现，而是在坚持一种原则，坚持一种理想，而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政治家必须做的，这本身就是宪政的一部分。摄政王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是希望宪政早日达成的，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必须慎思而后动，必须坚持一种定见一种原则。宪政不是只有国会一端，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工程，以中国幅员之广、财政之艰，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不断，地方治安也有许多问题，此时贸然前行，放弃先前的既定计划，可能也并不是一种最合适的政治选择。他希望国会请愿代表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考虑政治选择，不要继续剑走偏锋。现在资政院就要正式开院了，资政院虽然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但这个形态对于养成完全的议会政治可能还是非常必要的，这个过渡形态的制度设计在当年也有过充分的论证，大家都应该继续坚守，待九年期满，国会自然成立，完全宪政必然实现。
清政府和摄政王的解释没有说服这些请愿代表，请愿代表中的激进者认为清政府只是一味敷衍，一味拖延时间，缺乏预备立宪的诚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党人靠拢，至少开始有意利用革命党人的政治压力迫使清政府就范，梁启超就反复鼓吹这个道理，表示清政府如果不能接受和平召开国会的请愿，那么就很可能引发全国性的兵变，而这个兵变也并不尽是革命党人的煽动，而是政府拒绝和平改革使然。而另外一部分人则继续坚持请愿运动，根本不在意清廷拒绝的理由，下决心发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请愿运动，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经过充分酝酿和切实准备，再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影响，比如梁启超接连不断发表的政治檄文，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请愿代表的政治勇气，滞留在北京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相继成立一些政治组织，准备发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政治请愿，决心继续向清政府施压。
清政府最高统治层中的主流派虽然拒绝了第二次国会请愿，但并没有无视这些请愿代表的爱国热忱，不仅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将这些人清除出北京，而且对请愿代表的政治要求也曾给予适度的善意回应。8月17日，清廷突然宣布改组军机处，将公认守旧的军机大臣世续，以及世续的政治追随者、军机大臣上行走吴郁生免职，提升略具新思想的管理军咨府事务大臣贝勒毓朗、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为军机大臣。至8月27日，另一位被公认守旧的军机大臣鹿传霖病逝。旧人物出局，新人物入选，为政治变动打开了想象空间。滞留北京的请愿代表，一时间愈发亢奋，以为朝廷对提前召开国会的态度可能会因人事变动而改变，因此他们进一步加大活动力度。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又传来不好的消息，这也为第三次国会请愿的发动注入了新的力量。外交危机再次成为国内政治改革的动力。
1910年7月4日，日俄两国在圣彼得堡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如同1907年的第一次协定一样，是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并由先前互不干涉对方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发展为互相支持各自在其特殊利益范围内的活动，这种协定近似于共同防御同盟，既有日俄共同抵抗其他列强蚕食东三省的意思，也当然有无视中国政府在东三省的主权用意。
第二次日俄密约无疑强化了日本在东三省，特别是在东三省南部的地位。或许是因为这个条约的鼓励，日本政府再接再厉，又于8月22日逼迫朝鲜订立合并条约，规定朝鲜完全而且永远地把全国的一切统治权交给日本。就这样，日本正式宣布吞并朝鲜。
国内外的政治变动为国会请愿运动提供了新动力新资源，8月12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除甘肃、新疆没有代表外，共有20个省的咨议局共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汤化龙当选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孙洪伊、杨廷栋、刘崇佑、雷奋、周树标、王法琴、吴赐龄、汪龙光、孟森等为审查员，其中孟森还被推为审查长。
从表面上看，咨议局联合会只是各省咨议局的一个协商联络机关，并不是政治结社，但从其后来所发挥的政治功能看，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机关。它不仅有效协调了各省咨议局与各省督抚及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且因其成员身份的特殊性，成为此后请愿运动的领导指挥机关，深刻影响了此后政治运动的进程。
街头政治：国会请愿的后果
九年立宪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制定的政治日程表，也是当时国内立宪党人的共识，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那么是否意味着这个政治日程表就一定要变呢？这就是1910年中国国内最大的政治纠纷，而这场纠纷不仅耗尽了清政府的政治威信，而且使中国的民主道路走上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此后的政治家，特别是那些不堪的政客，一旦遇到不合乎自己利益的事情，就对先前的政治约定不予承认，对有计划的政治实施无计划的破坏，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很难建立起多少政治共识。
现在，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了，请愿代表有了总协调，有了与清政府进行斗争的总指挥，决定当资政院开会时提出速开国会的议案；国会请愿代表团成立了，国会请愿更有了一个合法的理由和依据。
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变化，国会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8月15日通过几项决议，根据日俄新约和日本吞并朝鲜的政治现实，准备向将要召开的资政院请愿，要求提前召集国会。他们甚至要求咨议局联合会，如果清政府再不答应提前召集国会，那么各省咨议局就应该出面抗捐抗税；如果清政府依然不答应这个要求，那么各省咨议局应该同时解散。
根据九年立宪政治日程表，正式国会的过渡形态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正式开院。这是一个准议会性质的机构，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资政院的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长官32人，硕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各10人等，总计100人，均由皇帝钦选。民选议员亦是100人，主要由各省咨议局推选。资政院代行议会的职能，负责议定政府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但由于不是完全议会，因而在本质上只是皇帝的御用机构。
资政院并不拥有很大的独立的权力，但对国会请愿代表团来说，却是一个哭诉的对象。当资政院召开的那一天，国会请愿代表团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一个通告，宣布将向资政院、会议政务处、摄政王监国等请愿，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请政府立即召开正式国会，立即采取措施，以救国亡，抵制日俄对中国的蚕食。
10月7日上午，孙洪伊等请愿代表整装待发，突然有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向请愿代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并拿出利刃，准备以自杀为请愿代表饯行。自杀的事情在请愿代表阻止下没有发生，但这两位学生还是趁人不备，各自从身上割下一块肉，以表达对请愿代表支持到底的决心。第二天，同样的故事在北京再次发生，青年学生张成珍、张云湖等将自己的血书送交代表团，激励请愿代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学生的悲情和社会舆论的激荡深深影响了请愿代表团和咨议局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在那些天里不辞辛劳来回奔波，将陈情书、请愿书送至摄政王府、资政院，并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拜访军机大臣和政府要员。他们的辛苦与悲情终于打动了那些王公大臣和政府要员，终于换来了执政者的首肯与认同。庆亲王奕劻当面表示他个人高度认同速开国会的要求，并表示在方便时他也会促成朝廷尽快做出决定。10月22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消息传来，当然使请愿代表备感振奋。
在清政府的政治架构中，资政院的制度设计原本只是过渡的，只是为了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引导人民有计划有秩序逐步加大对政治的参与。清廷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当然最终目的是期望达成完全立宪，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体制。现在，既然作为御用机构的资政院都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那么摄政王又怎能继续反对呢？10月25日，摄政王在接见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人时表示，他虽然继续认为立宪过程应该遵循先前的约定，有序进行，有序参与，但如果资政院有了新决定，他个人一定会尊重资政院的决定，决不会固守立场，冥顽不化。
可能是中国目前所处形势确实在急剧恶化，可能是有人善意利用了政治悲情。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所以到了摄政王接见孙洪伊，答应不会过分为难请愿代表的同一天（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同一天，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单衔奏请朝廷先行组织责任内阁，以拯救时局。
26日，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折稿，奏请朝廷顺应民意，速开国会。27日，陕西巡抚恩寿奏请朝廷先立责任内阁，再定召集国会的日期。
各位封疆大臣这一系列政治举动一方面是对国会请愿运动的支持，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对清政府对摄政王载沣施加政治压力。这一系列关键性举动，在某种程度上说，真的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国会请愿代表团的热忱曾经深深打动过摄政王，但这种打动总不如他的那些“众爱卿”的建议更容易使他动容。这个名单囊括了当时中国大多数督抚，既然大多数督抚都这样认为，那还能叫摄政王一人怎样继续拒绝呢？10月28日，摄政王载沣以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的速开国会，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等督抚大员联衔奏请的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开设议院，兹命将这些建议提交会议政务处及王大臣讨论，决定方针，预备召见。
11月3日，摄政王载沣如约召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等，垂询讨论对国会请愿代表团、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特别是对锡良等督抚大员奏请钦颁宪法、组织内阁、速开国会等建议的处理意见。各位政府要员、王公大臣充分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对各方面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在注意继续保持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同时，应该尽量缩短正式国会的筹备时间。
各省督抚和这些王公大臣的看法对摄政王发生了积极影响，摄政王在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第二天（11月4日）郑重宣布将先前九年立宪的政治规划缩短为五年，即于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开设议院。在正式国会召开前的两年，摄政王宣布将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先将官制厘定，预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很显然，摄政王对各方面的要求给予了尽可能的积极回应，他认为这些调整折中至当，所以他要求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不得继续滞留北京，继续进行什么请愿活动，朝廷绝不会再对此做出什么调整，万不能再议更张，希望国民按照这个计划次第进行，进行有序参与。
清政府的这个决定应该说是给请愿代表的积极回应，也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政治实际，之所以选择1913年为正式国会的召集日期，只要是因为那时也正好赶上资政院重新选举，朝廷利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加紧准备，届时一定能够实现宪政目标，满足人民的期待。
应该相信，清政府对立宪的态度是真诚的。11月12日，清廷令民政部、度支部、法部、学部等主管衙门将关于宪法范围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于召集议员以前一律完备；又令各省督抚将开设议院以前地方应行赶办事项，切实进行；12月6日，又以提前开设议院，令宪政编查馆将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项，缩短年限，切实进行。凡此，都可认为是清政府最高统治层在对1913年的立宪进行认真准备，因为1913年可是转眼就到。
正式国会的召开缩短了3年，较之请愿代表要求的1911年仅差两年时间，所以清政府的这个修正后的决定公布后，请愿代表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代表感到满意和满足，表示将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劝说请愿人员尽早离开北京，以便让政府有时间有精力尽心准备。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政府既然做出了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还要这样讨价还价呢？他们从单纯的形式逻辑层面对清政府的诚意提出质疑，以为既然有计划的九年立宪规划可以修改，那么为什么不参照请愿者的要求宣布立即召集国会呢？政府诸公为什么还要拿那些与宪政无干的问题作为延缓宪政的借口呢？朝廷既然强调之所以修改九年立宪的政治规划，是接受了各省多数督抚的建议，那么为什么不能接受各省督抚的意见，明年召开国会呢？这些质疑，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任何道理。
有了这么多的疑问和困惑，这些代表决定继续留在北京，并决定相继发动第四次请愿，迫使清政府答应立即召集国会的要求。这些代表以东三省籍为主，这肯定与东三省的外交危机、亡国危险相关。
清廷的强硬姿态并没有吓阻东三省的人民，因为他们的切身感受就是如果不能立开国会，那就是国将不国。所以东三省请愿代表很快集中到奉天向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愿，要求锡良再次向朝廷建议立开国会。
12月2日，奉天学界赴京请愿团30余人前往省咨议局，与议长吴景濂等会商进京事宜。谈论中，激昂的学生金毓绂拔刀断指，李德权持刀割股，书写血书，场面感人，极具悲情，深深感动了吴景濂以及副议长袁金铠等人。4日上午，奉天省城学生5000多人列队向督署游行请愿，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再为冯妇，代他们向政府要求明年就开国会。锡良在学生真情感染下答应代奏。锡良的态度又影响了请愿者。6日，全省范围的大请愿再度发生，来自全省各地1万多人齐集咨议局门前，开始向总督衙门行进，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等相继加入。至总督府，游行人数增至2万余人。在各界代表再三哀求下，锡良答应代大家向朝廷表达意见。第二天，锡良将奉天绅民要求明年开国会的请求转递朝廷，建议朝廷不必再计较如此区区2年，应该顺应民意，与民更始。
锡良的奏请和东三省代表的要求使朝廷非常为难，清廷经过缜密研究，以为如果同意这些请求即开国会，必定给中国带来更大困扰，于是清廷于12月24日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代表，押送回籍，劝说大家不要留在北京继续闹了，大家都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工作。同时宣布严禁学生干预国政，如果有人胆敢违抗，各省督抚在开导劝说的同时，有权自行处置，予以弹压，查拿严办。
一场有计划的政治变革开始变味，和平请愿的氛围中开始弥漫了一些血腥味。天津、吉林、江西、四川、湖北等地的学生请愿运动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归于失败，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全国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终于在1911年初烟消云散。
按照九年预备立宪规划，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应该说在1910年大多数时间都处在稳步推进的状态，所取得的效果，应该说比预想的还要好。各省咨议局在其第二届会议上表现普遍优异，与各省督抚主导的地方行政系统俨然成为分权制衡的重要一方，各省督抚提出的许多议案特别是各省预算案，大都受到咨议局的严格审查和讨论，许多省虽然勉强通过，但大都进行了重大修改。这都应该看做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中国如果沿着这条道路持续走下去，一定会从民主初步走向民主的成熟形态。
在中央政府层面的资政院，是九年立宪过程中的过渡机构，具有正式议会的部分功能，只是资政院的构成，由于其议员并不完全由选举产生，相当一部分议员名义上是由中央政府即皇上钦定，因而资政院的法律效力就受到人们的质疑，以为资政院不过是皇权主义的橡皮图章，是民主政治的点缀。各省立宪党人之所以联合起来进行国会请愿，要求清政府尽早召集正式国会，就是对资政院议员构成表示不满，因为在正式国会召集后，即便依然还会有钦定议员，有皇室宗亲，但这个数量一定不会很多，民选议员一定是正式国会的主导。这是国会请愿运动的主旨。
其实，从民主政治的一般进程来说，总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就从当时中国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层面的三权分立大概确实不易立即实行。过去君主专制政体下的三权分立发生冲突毕竟由皇权中心进行协调，现在要实行君主立宪了，君主也只是中央政府层面的行政主导，而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至上，君主要受制于宪法，君主也就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去协调中央政府层面的三权分立中的矛盾和冲突。怎样重新架构中央政府层面的三权分立，使三个权力处在一个大体平衡、大致协调的状态，应该说是九年立宪筹备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政院的架构，应该说是这个探索中的重要一环。
资政院尚不是完全的国会，只是在皇权指导下领导下的一个过渡性临时性的立法机构，当年清廷预备立宪制度设计者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治架构，其目的只是要培养锻炼议员的议政能力，为成立两院制的完全国会储备人才，积累经验。
至于资政院立法权的不完全，这也是其过渡特征决定的。在完全立宪国家，重要法律法规都要经过议会的审定和通过，君主的颁布只是形式上的，君主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否决议会通过法案的权力。现在，中国的制度设计，既然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那么只能适应这个过渡，两面兼顾。从君主的方面说，既要肩负着辅导议员增加议政能力，也要逐步适应分权趋势，逐步放弃许多先前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而从议员方面说，虽然与完全议会形态下的议员所享有的权利有差距，但毕竟是中国政治的重大进步，既要忠实履行自己的权力，又要在这个过渡期接受皇权的辅导，逐步养成民主的习性，最终脱离皇权的约束，成为与皇权分立且相互制衡的一极。
作为过渡期的议会，资政院要做且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国家财政的预算、决算，税法的制定，公债的发放，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审议等，这都是资政院分内事务，并不受到来自皇权中心的制约。皇权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渴望资政院能够成长壮大成一个议事中心，已与清朝固有体制中的行政中心军机处相抗衡，所以资政院从一开始就拥有向行政部门问责的权力，有弹劾军机大臣、行政大臣的权力，甚至拥有评判各省咨议局与行政当局即各省督抚冲突、异议的权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政院也不是简单的御用机关、橡皮图章、表决工具，更不是皇权专制主义的点缀或摆设或捧场机构，而是一个拥有相当权力的不完全形态的过渡议会。
明白了资政院的过渡性质，就应该容忍这种过渡性质的不完美；知道了不完美，才能在实际过程中逐步克服，逐渐走向完美。这应该是资政院在其过渡时代的趋势。资政院在存在的短暂几年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确实有助于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发挥了许多正面的作用。对于国人民主政治习性的养成，对于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定和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
注释：
[1] 袁世凯罢官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国际因素，这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过去的研究太过看重摄政王的复仇，现在看来这大概是一个假问题。关于国际背景的研究可以参见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陈泽宪译，中华书局，1982，第26页。
[2]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