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传言说，盛宣怀吃了外国人的好处，刻意将国家将朝廷的许多利益转让给外国人，他们言之凿凿地说，盛宣怀要将各种资本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只是其阴谋的第一步，盛宣怀的下一步，是打算将烟酒新税以及钱粮厘金等等，一概典押，权授外人，一律交给外国人去管理去生息。
这些传言越传越厉害，谁也不知道真相如何，好像也没有谁愿意弄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传言，大家需要的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情绪，一种发泄的管道。
1911年5月14日，湖南各团体组织上万人召开大会，一致主张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维持原议，继续执行过去宣布的铁路商办政策，不得侵害商民在铁路修筑方面的权益。集会议定保路办法15条，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将这些条件上报朝廷，呼吁朝廷爱民如子，充分考虑他们的要求，维护商民基本权益。他们甚至扬言，假如朝廷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那么他们就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组织罢市罢课，抗税抗捐。假如朝廷或盛宣怀胆敢违背民意，执意剥夺商民权益，执意将路权转让给外国人，那么这些外国人或督办胆敢到湖南强行修筑铁路，他们这些血性的湖南骡子决不会束手就擒，听凭宰割，他们一定会动员全省人民奋力抵抗，无论酿成怎样的血案，无论死掉多少人，他们都在所不辞，在所不顾。
湖南各界在省城的集会极大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民众，特别是那些筑路工人，这些筑路工人在两天后相继进城示威，反对清政府卖国卖路。他们坚定地表示，如果湖南巡抚没有办法从朝廷挽回路权，那么他们一定会动员全省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至于全省的粮饷、租税，那当然更不会去交纳。大家横竖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看他真的能把我们湖南的老百姓斩尽杀绝？
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其实都是在支持那些绅商，或者这些政治抗议的策动者就是那些绅商。湖南的绅商自近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他们一直左右着湖南政治的走向，借助于民意，深刻影响着官府的决策。这一次，湖南绅商依然故技重演，他们以铁路公司、咨议局的名义领导民众进行抗争，反过来又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压。他们请求湖南巡抚杨文鼎遵从民意，无论如何请求朝廷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明降谕旨，收回成命，遵守先前所发布的政策，遵守先前与各地商民所约定的办法，不与民争利，让各地商民继续修筑铁路，一切按照原来的规定进行。
民情激愤引起了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的恻隐之心迫使他硬着头皮请求朝廷考虑能不能对政策有所调整，至少不要使对立的情绪继续激化，至于路权归属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杨文鼎请求朝廷不妨从长计议。
应该说，杨文鼎等一线官僚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朝廷这个时候宣布暂停这项改革，或者像后来被逼无奈所宣布的那样罢黜这项不得人心政策制定者盛宣怀的官职，将一切责任推给盛宣怀，那么朝廷的威望仍将一如既往，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而，现在朝廷或许是因为即将君主立宪了，中国的政治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因而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就不愿让步了，朝廷对杨文鼎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反过来要求杨文鼎严行禁止，剀切晓谕，不准刊发传单进行串联，不准聚众演说进行煽动，倘若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惑，扰乱治安，意在作乱，那么就应该按照惩治乱党办法，格杀勿论，将一切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朝廷的强硬姿态当然吓不倒拥有群众基础的湖南绅商，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的这个政策不论有多少理由，但对于那些老老实实筹资建设本地铁路的绅商来说，真的有点儿不公正，确实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在利益受损的情形下，他们当然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决不会被口头的恐吓所震慑。5月24日，正在北京的谭延闿等湖南官绅向都察院递交了一份抗议书，揭露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其实只是邮传部那几个人假借外国人的力量以营私。他们请求朝廷阻止这一政策继续执行。
对于湖南各界的请求，朝廷不管不问，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将湖南民众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逼到了绝境，没有缓和的余地，没有退路，只能一鼓作气往前冲。6月初，湖南民众的情绪几近失控，省咨议局全体议员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湖南新政当局一方面勉力维持着局面，调配大批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前往后继，昼夜不绝，担心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按照朝廷的指示强力镇压，禁止开会，取缔印刷传单的各种商店，禁止一切传单散发。
湖北绅商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同样不满。当湖北各界获悉清政府可能会出台这项政策时，就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代表湖北商民赴京请愿。4月26日，湖北咨议局召集民众数千人举行欢送大会，詹大悲等人在演讲中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斥责为卖国政策，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宣布后，湖北省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于5月14日联名致电朝廷表示抗议，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将湖北境内的铁路继续按照原先的政策交给湖北绅民自己办理。他们坚定地重申，如果朝廷不能改变这个新政策，那么有九头鸟之称的湖北人民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而行事，第一步就是抗捐抗税，朝廷再也不要想从湖北收取一点税金。5月24日，湖北民众代表向都察院请愿，要求朝廷严厉惩处盛宣怀的欺君之罪。
严重抗议并没有使朝廷醒悟，于是湖北年初刚刚创刊的《大江报》适时发表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以为国危如是，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然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中国可以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黄侃强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沉痛巨创，使至于绝地，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所以黄侃的结论是，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爱国志士、救国健儿，都不应该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出而报国。很显然，黄侃由铁路国有政策引申到政治变革，甚至对清廷自以为顺利的君主立宪变革提出了质疑。
与黄侃思路相近，何海鸣也在《大江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以为要想打破目前的僵局，最重要的是打破稳定的幻想，中国只有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大乱，才能重构一个理想的和平机制。湖北人对铁路国有化的反对，几乎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信息，并不就事论事谈政策，而是期待从根本上解决。
广东的情况与两湖稍有不同，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主要为华侨的投资，投资的效益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更是痛心疾首，愤怒万分，以为清政府简直就是在卖国，各地明明白白正在做得很好，却想了这个馊主意，所谓铁路国有，其实就是要将铁路交给各国所有。路亡国亡，朝廷果真将全国的铁路干线统统收回，交给各国，大清国也就走到头了，所以我粤人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朝廷的这个混账要求，即便拼命也不能将自己的路权就这样交出去了。
6月6日，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到会的一千多名股东强烈抗议朝廷强占粤路的政治决定，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抗议声明，表示清政府如果执意撕毁过去的协议，破坏商办之局，派人强占，那么他们势必起来誓死抗争，路亡国亡，在所不惜。为了持久反对清政府的政策，粤汉铁路公司决定设立争路机关部，专门从事鼓吹宣传，号召民众起来一致抗议，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想尽一切办法维护铁路商办的权利。
粤汉铁路的资本主要来自海外华侨，那既是他们的辛苦钱，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现在一个政策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利侵害他们利益。这实实在在的侵害确实使这些华侨伤透了心，海外华侨纷纷致电粤汉公司，表示声援，坚定支持粤汉公司誓死不从，以为铁路国有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自己修筑自己管理，现在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集款项自己修筑，更没有能力自己管理，就这样悍然要求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就这样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转让给列强，这当然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他们强调，政府向外借债，绝非国有；表面上名义上的国有，其实只是各国所有。这些宣示虽然与清政府政策本意有着很大差异，但毫无疑问，华侨的宣示更容易激励人心，激起民众爱国护路的情绪。
股东大会的第二天（6月7日），粤汉铁路公司致电川汉铁路公司沟通情况，进行串联，指责朝廷铁路国有化失信天下，请求川汉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并就相关事宜多沟通多协商，彼此唇齿，务恳协力。
四川的反应较两湖、广东是迟了点，但四川的反抗情绪就像四川人一样，一旦惹毛了，就更为激烈，特别是因为哥老会的深度介入，因而引发后来一系列问题。
川汉铁路公司最初是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初。稍后因为四川绅民一再呼吁争取商办，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吸纳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了两年（1907），完成公司化改造，成为纯粹的商办公司。然而，公司改为纯粹的商办之后，其中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四川省内的铁路如何修建，走向如何，先修哪儿后修哪儿，公司内部吵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直至1909年底，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方才勉强开工，但始终进展缓慢，至辛亥革命爆发，这条铁路修筑不过30多里。
更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非常混乱，对于筹集到的资金，由于一直没有充分开工，成为闲置资金，于是使公司高层有机会挪用路款达300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没有生到利息，反而将本金损失达200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各种损耗，各种开销，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已经花费、损耗了近一半。因此，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这项措施，对于川汉铁路公司高管来说，或许求之不得，条件当然是清政府必须像对待其他省份铁路公司一样，收回路权，支付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换言之，川汉铁路公司其实并不真的反对清政府收回路权，只要能够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所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后四川大致平静，并没有立即引发两湖、广东那样的混乱。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之后第三天即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朝廷发来的正式文件，他立即找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商谈解决方案。谈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共识，彭芬等公司管理层遂前往省咨议局，找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量，寻找解决办法。那时，民主理念、公司理念已经成形，商量的结果也就是尽早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以合法程序寻求解决办法。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筹备仓促，出席会议的股东并不太多，但在成都的省咨议局议员却全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对朝廷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并没有坚决反对，经过讨论只是要求朝廷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一定要将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在上海钱庄倒账等亏损部分还上，他们的要求是偿还六成现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现金700多万和公司陆续收到的股款，一律交给此次特别会议支配。显而易见，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股东及咨议局议员对于铁路国有化政策有点儿乐观其成，甚至认为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将这个路权交出去，由朝廷去办，未尝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总比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老拿在手里要好得多。
四川官绅的乐观情绪当然只是单方面的，前提是清政府要将他们已经花费的、亏损的都要补上。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谈判对手是盛宣怀，而盛宣怀大约是当时中国最聪明也是最精明的人，四川人想到的问题盛宣怀都想到了，四川人没有想到的盛宣怀也想到了。四川人想从盛宣怀那里获取额外好处，真的是一点门也没有。盛宣怀毫不客气拒绝了四川人的要求，而且光明正大理由十足。
5月31日，盛宣怀给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等发了一份电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川汉铁路等问题。他说，朝廷之所以毅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固然有着统一路权的意思，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是借此舒缓各地人民的痛苦。想当初，四川铁路刚刚创办时，该省官绅定有按租抽股之议，名为商办，其实依然是对四川百姓巧取豪夺。至今数年之久，该路迄未告成，去年且有倒亏巨款的事情发生，其中弊窦不一而足，贻累闾阎者不少，为害百姓者至多，甚至可以说对四川铁路建设毫无裨益而为害至巨。基于这样的判断，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还能从盛宣怀那里弥补自己的挪用、失误导致的亏欠吗？
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和省咨议局越来越感到依靠盛宣怀不靠谱，既然从你盛宣怀那里得不到好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与你配合呢？即便是为了洗刷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号召股东号召民众与你盛宣怀对抗一下呢？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如果仅仅从事理、情理、法理说，朝廷和盛宣怀铁路干线国有化的决策是对的，是及时的，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向预想效果相反的方面跑了。
一批愚蠢的明白人
6月13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内容传至成都。这项合同就是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粤汉及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为头次抵押，规定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工程竣工后，在借款未清还以前，大清政府仍派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各该铁路总工程师。合同还规定，这两条铁路除钢轨由汉阳厂供应外，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任购买外洋物料之经理；粤汉、川汉铁路延长时，如用外国资本，四国银行团享有优先权。
这项合同从纯商业的眼光看，就是一份合同，但是在当时背景下，合同内容传到成都，被任意解读，舆论哗然，以为所谓国有其实就是卖路，就是要将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全部移交给外国人。对于外国人控制中国路权，中国人特别是四川人特别敏感，从来认为某国铁路所到之处，就是某国国权所及之地，路一成而国权随之转移。换言之，按照四川人的思路，朝廷将铁路收归国有，他们并不反对，但是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朝廷又将这些铁路交给了外国人。路权尽失，重于卖路。这份借款合同，名为抵押，实则供奉。何况除了借款，还有外国顾问，路权政权，两受干涉。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亡国吗？
原本主张接受朝廷铁路国有化政策，趁此机会将铁路修筑权交出去的著名报人邓孝可也在舆论影响下发生急剧转变，转而讨伐盛宣怀，反对国有化。他在题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这篇文章中，表示得读这份借款合同后方才明白盛宣怀的奸谋，因而他号召川省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川省人民应该与广东、两湖人民团结一致，死中求生，与卖国奴盛宣怀抗争到底。
邓孝可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四川立宪党人的觉悟，使他们意识到先前的考虑无异于与虎谋皮，要想让盛宣怀帮他们偿付川汉铁路公司的亏损比登天还难。无计可施，只要以爱国主义的旗帜将这些问题交给人民，期待利用人民的力量迫使盛宣怀能够有所改变，能够顾及四川人特别是四川立宪党人的脸面。所以，四川人的情绪在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来后急剧变化着，那几天四川各团体、各学校到处都在开会，都在研究借款合同，都在寻找化解危机的突破口。
6月16日，失望至极的四川省立宪党人和绅商两千多人汇集至铁路公司开会，讨论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的关系，说着说着一时哭声震天，情绪激动的与会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建议、请求乃至哀求，都被朝廷被盛宣怀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过去那种文明的文字的和平的争辩已经不能奏效，也一去不复返了，川省人民的未来出路，川汉铁路的未来前途，都必须依靠激进的规模庞大的有力的手段去争取。鉴于这种特殊环境和目的，召开常态的股东大会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们动议立即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成立全省保路同志会。
对于这次会议，护理川省总督王人文提前获知了消息，遂派军警进行弹压，不料军警到场后，发现与会者在后排的多伏案私泣，军警听到也相顾挥泪，不忍镇压。
特别股东大会散会后，与会者连夜缮发通知，布置会场，分头联络，一直忙到第二天（6月17日）黎明。
这一天上午，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在成都岳府街川汉铁路公司召开，大幅标语悬挂在公司门口。当作讲台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台上台下据说有差不多上万人。川籍翰林院编修颜楷摇铃宣布开会，紧接着就是报人邓孝可向大会报告铁路国有的相关问题，之后是罗纶登台演讲。
罗纶是一个白皙的胖子，人并不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作了一个揖，开口便以洪亮的嗓子发表演讲，强调盛宣怀将我们四川给卖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省完了，中国也就由此完蛋了。就说了这么几句，罗纶号啕大哭，效果也就出来了，满场也都跟着号啕大哭，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大家都在哭，都在高呼反对铁路国有的口号，反对盛宣怀出卖路权的口号。
据说，整个会场足足哭了30分钟，罗纶才接着往下说，建议川省人民组织一个临时机关，一方面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一致行动。这个临时组织就是保路同志会。
罗纶的呼吁获得会议赞同，大家以呼声回应认同，于是川汉铁路公司第七次股东大会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会长举的是蒲殿俊，他是省咨议局的议长，这是罗纶当场动议，大家当场山呼同意的。罗纶是咨议局的副议长，理所当然也就成了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会议还发表了宣言，以为朝廷新成立的责任内阁野蛮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政府的借款合同，其本质就是要将人民置之死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合同。宣言强调，借用外债，我们并不反对，借债而不交资政院议决，则我们誓死必争；收路国有，我们不争，收路而将此送给外国人用来借款，不待咨议局、股东会议议决，则我们誓死必争。会议号召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一起抗争，维护权利。
会后，与会者全体步行前往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总督王人文代表民意，请求朝廷收回成命，并处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王人文在总督衙门接见了这些来访者，由于他本来就对盛宣怀铁路国有政策不满，于是痛快接受民众请求。他说，四川总督是朝廷派来代四川人办事的，四川人对政府有什么意见，总督有代你们转达的责任。你们就将方才说的要求具个呈文报上来，我立刻代你们电奏，并代你们力争。一争不行就再争。哪怕争丢了官，能尽到总督的责任，我王人文心里也高兴。
王人文的态度对川省人民有着积极影响，许多人觉得总督都这样说了，事情应该有希望。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更何况，他们相信朝廷这一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错听了盛宣怀的话。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铁路，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我川省及他省官吏无干，甚至与洋人无干。我们将要成为立宪国家的国民了，我们就要学着立宪国家文明人的样子监督政府，誓死要求政府悔约保路，不要使用过去义和拳那种任何野蛮的手段，不能有任何野蛮的心理。
然而，许多事情的因果关系都难说得很。保路同志会在王人文的影响下号召文明抗争。而文明抗争在朝廷那里引起的反响就是无所谓。朝廷此时无论如何想不到铁路国有政策会带来这样大的影响，他们也就无意接受王人文的建议，更不会宣布惩处盛宣怀停止铁路国有化的政策。6月17日，清廷宣布对粤川湘鄂四省铁路公司股本的处理办法，川粤湘鄂四省所抽所招股票，尽数验明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6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倘愿抽本，5年后亦可分15年抽本。未到期者，并准将此次股票向大清、交通银行照行规随时抵押。说到各省差异，规定指出，粤路全系商股，现从优每股先发还6成，其余亏耗之4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10年摊给；湘路商股，照本发还，其余米捐、租股等款，准其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鄂路商股，并准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发给国家保利股票。至于四川的川汉铁路，最为麻烦，规定表示川路宜昌实用工料款400余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现存700余万两，是入股还是留作川省兴办实业的资金，悉听其便。至于川路中的那些倒账和亏空，清政府的善后方案中只字不提。这不免使四川人心里不高兴。
从朝廷策略看，朝廷和盛宣怀清楚知道各省铁路筹资情况、修建情形，清政府很显然希望以分而治之的办法区别对待，化难为易，逐步解决各省铁路建设中的问题，然后将路权收归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建设。
清政府的想法是好的，应该公平地说做得也不错，广东、两湖铁路公司的股东们在得知朝廷的方案后也就没有太多意见，即便觉得从纯粹商业立场吃了不少亏，那也没有办法，个人、公司永远不是政府不是朝廷的对手，也就只好默认了。
然而，由于解决方案对于川汉铁路公司筹资款中倒账、消耗掉的资金没有给予补偿，这当然使川汉铁路公司高管很恼火。假如现在不出现铁路国有化，这些倒账、亏空肯定还能继续掩饰下去，现在好了，朝廷急着要将铁路国有化，这一切亏空、倒账的事情注定要败露了，这怎能不使川汉铁路公司高管，也就是现在的保路同志会领导层着急呢？于是他们分头动员各州县积极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期待以数量胜质量，利用民情迫使朝廷让步。在不到10天时间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员就激增至10万多人，重庆及各州县、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类似组织，以及一些按照界别成立的保路同志会，诸如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四川学界保路同志会等，四川各界都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深深卷入这场斗争中去了。
川省绅商不能同意朝廷和盛宣怀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交给川汉公司的资本可是真金白银，现在盛宣怀对这些亏空不考虑给予补偿，就希望将路权要走，那不就意味着这些亏空永远不可能补回来了吗？假如这个路权继续留在四川人手里，说不准什么时候柳暗花明，这些亏空还有填补的机会呢？川省绅商就抱着这样的心情加入抵制铁路国有化的运动，加入了保路同志会。
从同情理解的立场说，川省绅商的要求并不过分，不过盛宣怀的做法好像也有道理，你的亏损、挪用、倒账，为什么要由国库去弥补呢？你川汉铁路公司纯粹的商业活动为什么要行政补贴才能解决呢？双方的道理相互冲突胶着，任何一方都看不出让步的迹象。
川人立场深刻影响了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的看法，由于人在现场，受现场气氛感染，他对川人有了相当同情，他不愿意听从朝廷的指令对抗议民众进行镇压，只能听任四川局势持续恶化。
对于川人的要求，盛宣怀、端方不是站在绅商的立场上理解被破产、被剥夺的滋味，而是一味想方设法剥夺绅商的财产，一方面授意川籍京官甘大璋等联名呈请将川汉铁路股本一律换给国家股票，一方面于8月19日任命李稷勋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朝廷强行接收川汉路宜万段，将绅商股款700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且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使川汉路权、资本尽失。这一损招终于彻底惹恼了四川人民，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此展开。
面对川省局势，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中央政府在坚持原则前提下适度考虑地方利益，为地方的失误适度埋单，应该比较容易化解日趋对抗的情绪。然而，盛宣怀太有主见了，他的所谓正义感太强了，他认为既然道理在中央，为什么要纵容地方势力，接受他们的要挟呢？于是朝廷在盛宣怀的蛊惑下，调派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星夜兼程赶往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强力镇压四川人民对铁路国有化的反抗。
赵尔丰是晚清官场比较强势的政治人物，长期在西南边疆从事边务，曾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对川藏一带社会情形民风民俗有独到理解，有杀人魔王、屠夫、刽子手等恶名。然而当他8月2日抵达成都就任后，当他弄清铁路国有化的来龙去脉详细情形后，却对川人在铁路国有化过程中的损失深表同情。赵尔丰联名地方官员给中央政府写了一份报告，希望朝廷从大局考虑，尽快改变铁路国有既定政策，并建议朝廷从速将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撤职查办以平民愤，尽快平息这场骚乱，否则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朝廷和盛宣怀都不愿意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川省局势日趋失控。8月24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召开临时大会，方才得知朝廷已经任命李稷勋为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理，并已代表朝廷接收了川路股权，成为国有公司代表。这牵涉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的实际利益，他们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们立即向社会各界派发传单，号召全省人民同情和支持，从明天开始全省罢课、罢市、罢工，停止向政府向朝廷交纳一切厘税杂捐，并组织民众向总督府请愿游行，要求总督代表他们向朝廷请命，请求朝廷收回成命，恢复川汉铁路的商办性质。
此后，四川全省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罢课、罢市、抗税、抗捐等活动，还有些地方的居民用纸书写光绪帝的神位，供以香火，有旁注“毅然立宪者”，有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者”。[1]也就是说，保路运动此时已经开始由简单的经济诉求向政治诉求转变，运动的组织者参加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与朝廷在川路权利上争短长，而是策动政治上的大变动。参与这一系列活动的，除了具有合法身份的立宪党人、咨议局议员外，还有不少革命党人特别是具有秘密社会性质的哥老会。四川省的政治形势相当危险。
对于四川局势，川督赵尔丰认识还算清醒。他在8月27日致电朝廷，建议执政当局不要再颟顸从事，一定要按照目前立宪预备阶段的体制，将铁路国有化的来龙去脉和政策要点向资政院报告，要征得议会的意见再往下进行。如果资政院议决停止，责任内阁绝不要觉得失去了面子，一定要遵照执行。否则，责任内阁一味坚持到底，不知妥协不知让步，则大祸可能很快就会降临，恐怕受害的也就不是四川这样一个省份。
然而遗憾的是，朝廷在盛宣怀、端方等人力挺下，不仅不愿接受赵尔丰的建议，反而抱怨赵尔丰镇压不力，动机不纯。端方向朝廷严厉弹劾赵尔丰，建议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再选派强势政治领袖接替赵尔丰出任四川总督。
与端方的建议相呼应，湖广总督瑞澂此时建议朝廷先从湖北选派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入川镇压，在湖北新军尚未抵达前，依然责成赵尔丰严厉惩办四川省内那些居心叵测用心险恶动机不纯带头闹事的人。由此，愚蠢的明白人盛宣怀、端方终于将四川人胸中的怒火引爆，星星之火开始向四周蔓延，朝廷以强力镇压稳定四川的举措能否成功，关键看湖北新军是否真有强大的战斗力量。
官逼民反：同志军与哥老会
四川省内因朝廷铁路国有化改革而引发的混乱局面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在北京主持此项改革的盛宣怀等人以为主要是因为四川总督赵尔丰同情那些闹事的人，镇压不力所导致的后果。根据这样的判断，朝廷于1911年9月1日命端方率军队前往四川，彻查路事。
端方是晚清满洲高官中具有革新思想的政治领袖，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是慈禧太后、光绪帝统治最后几年发现和信赖的重要亲贵，在1905年出使东西洋考察宪政以及稍后的预备立宪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是慈禧太后、光绪帝刻意培养的满洲贵族，先是在考察归国后出任两江总督，后调任直隶总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端方应该有机会成为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或者荣禄那样的满洲政治领袖。
意外出在一个最不经意的地方。当慈禧太后出殡时，身为直隶总督的端方竟然拦路拍照，这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遂被撤职查办，像袁世凯一样回家赋闲。
其实，仔细想想袁世凯、端方等满汉重臣为什么在这个最需要朝臣辅佐的关键时刻罢官被黜，恐怕其背后的因素既复杂又简单，尽管他们两人回家休息的理由并不一样。袁世凯当时的政治地位已是汉大臣中的第一人，曾国藩、李鸿章在世也不过如此。至于端方，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地位，其影响力绝非一直在朝廷主持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可比。现在是幼儿小皇帝上台，大权独揽的是年仅26岁的摄政王载沣，而载沣生于深宫，从未出任过实质性的行政职务，对于满汉两位首席，不管是48岁的端方，还是50岁的袁世凯，不要说权势，即便只说资历、资格，估计都不好管理不便训斥，而从端方和袁世凯的立场看，估计也是不好伺候，所以摄政王让二位老臣暂时回家休息，可能是一着两全其美的事情，并没有传统所说的什么大阴谋。
1911年5月第一届责任内阁发表后，中央政府层面的人士格局大致确定，当此用人之际，特别是随着新内阁发表而出台的铁路国有化改革方案，更需要懂行的重臣去把握，于是朝廷于责任内阁发表后10天，即5月18日任命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湖北等地办理铁路收归国有事。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设的重要职务，责权都非常明确。
就政治理念说，端方是坚定的改革者，他看到了铁路建设在过去那么多年中的问题，认同盛宣怀的建议和处理方案，同意铁路国有化改造，因而他不仅乐意重新出山，就任非常设的督办铁路大臣，而且坚定支持盛宣怀的主张，对于那些借机闹事的人，端方力主严办，甚至对于同情民众的赵尔丰，端方也毫不客气上折弹劾，以为赵尔丰有失大臣风范，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贻患，作茧自缚。[2]或许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所以朝廷在四川局势日趋失控的关键时期派遣端方迅速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9月6日，朝廷又命川省水陆新旧各军悉听端方调遣。很显然，朝廷已经放弃和平的安抚政策，准备以最大牺牲以武力平息因保路而引发的骚乱，恢复秩序，制止这种骚乱向周边向全国蔓延。
其实，赵尔丰在受到端方弹劾和朝廷训斥后，立场很快就转变了，不再坚持弹劾盛宣怀，不再坚持请求朝廷将铁路国有化方案提交资政院讨论，而是改为坚定支持朝廷的稳定措施，主张强势镇压平息骚乱，恢复秩序。9月5日，赵尔丰向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表示第一步还会好言相劝，希望闹事的人和平解散，如果这些人不听劝说，那么自必严惩，因此而必至全体抗拒，哄闹烧杀。至于成都之外各州县，或许也会因此而骚乱，所以他建议朝廷能够给予必要的支援，以保护地方，避免在那里的外国人像庚子年间所遇到的危险。
赵尔丰毕竟同情过保路运动，所以他的转变并不被保路同志会提前获知，所以也就没有人提前防范。9月7日清晨，赵尔丰调集军队防卫总督府，同时又调集一些军队去保护川汉铁路公司及铁路学堂等处，然后托词北京来了电报有好消息等待商量，邀请保路同志会、咨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人物蒲殿臣、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彭芬等前往总督府议事。毫无防范之心的蒲殿臣等人一踏进总督府大门迅即被抓捕，前后过程也就十来分钟。据说赵尔丰准备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人立即处决，以成都将军玉崑持异议，遂将这些人羁押于总督府。
按照赵尔丰的判断，所有的群众运动不过是乌合之众闹事，只要将为首的几个给抓了，剩下的也就惊散了。哪知道过去的经验现在不管用了，蒲殿臣等人被抓捕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成都立马全城轰动，各种各样的传言满天飞。有的说，蒲殿臣等人受到了赵尔丰亲自审讯；有的说赵尔丰危词恫吓，罗纶盛气抵抗，终于惹恼了赵尔丰，立马被拉出去枪毙；还有的说，这些被捕的人已经被关到一个监狱中，每个人都给上了手铐脚镣。
各种各样的传言当然都不是真的，但在那个特殊历史情景下却起到了动员人民围观的作用。成都市的民众成千上万不约而同，扶老携幼，沿街比户，号泣呼怨，手握香，头顶光绪帝的牌位，一堆又一堆地挤进总督府大门，要求赵尔丰尽快释放被捕诸人。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越来越多，至午后，阴雨绵绵，异常晦暗。络绎不绝的人们继续涌向总督府，由午而暮而夜半，围观者只有一个声音，要求放人；而赵尔丰也只有一个回答，围观者必须退出总督府，否则格杀勿论。失控的民众当然不会听从总督府的指挥，直往大堂冲去，赵尔丰下令开枪，顷刻间一阵排枪下来，围观者迅速鸟兽散。此次血案，据说有32人死难。
成都血案第二天（9月8日），大雨竟日。由于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许收尸，昨天被枪杀的无辜人员尸体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许多尸体被大雨冲洗后腹胀如鼓，情形凄惨，新来的围观者或许是想为死难者收尸，或许是继续要求总督府放人，不料赵尔丰大约杀红了眼，继续下令开枪，于是又有数十人被枪杀。
赵尔丰的残暴行径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深受同盟会影响的哥老会早在几天前就在资州组织了保路军，准备武装起义。至成都血案发生，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直奔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裁木片数百个，在上面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这些木片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时值江水上涨，这些木片乘着秋潮漂流而下，不一日就传遍西南各地，各地保路同志军闻警大惊，为防范赵尔丰派兵围剿，遂主动出击，揭竿而起。
保路同志军的主体当然有革命党人，但其实他们本质上都是具有革命思想或革命倾向的哥老会成员。华阳秦载赓在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但他早就是哥老会首领。至于新津侯宝斋，早年参加新津哥老会。被推为“新西公”的龙头大爷。1904年新津九个哥老会联合组成总社，号称“九成团体”，侯宝斋又被推为总舵把子，是新津一带著名的“社区精英”。还有那个张达三，也是川西著名的哥老会首领。至于他们的革命思想和政治倾向，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有深度，更不是那样明确和坚定，这是由哥老会的性质决定的。
哥老会是成立于明清之际的民间秘密结社，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郑成功反清复明洪门的一个分支，后因反清复明无望，逐步演变成民间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社会互助组织，至晚清社会动荡之时，哥老会重新浮出水面，其成员多为农民、手工业者、被遣散的兵勇以及游民等。他们是社会上的边缘阶层，无依无靠，他们能够走到一起，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大大小小的首领，毕竟都是大小社区的社会精英，通过黑白两道，他们总能够为追随的弟兄们找到一碗饭吃。哪一个首领本事大，找到的机会多，哪一个首领的追随者也就多。哪一个首领的追随者多，哪一个首领的本事也就大。所以，哥老会和一切民间秘密结社一样，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组织，革命对他们有利有好处，他们就会革命；革命对他们没有利没有好处，他们就会反革命。至于四川哥老会此时为什么深度介入保路运动，其内在的利益关联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革命理想就能将他们调动起来的。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哥老会这样的秘密结社一旦起来，对社会就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他们站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方面就有了成功的机会和可能。9月8日一大早，秦载赓率同志军千余人从成都东门强攻，连续数日，引来数万会众云集成都城下，四川各地的还有许多正在赶往成都的路途中。
各地同志军云集成都城外，英勇奋战，重创清军，他们虽然无法有效攻进城内，但他们有办法将城外的电线杆全部砍断，甚至将清政府与总督府往来传递文书的驿站全部占领，致使官府音讯不通，耳目失灵。赵尔丰坐困愁城，心力交瘁，通宵不寐。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弄不清成都城里的真相，只是潜意识感到大祸临头，高度恐慌。朝廷先是三令五申敦促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日夜兼程前往成都，督兵震慑，除暴安良；又急调湘、陕、黔、滇周边各省军队入川协助，务必设法平息。9月15日，又急令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所有川省水陆各军及各省所派赴川援军，俟岑春煊抵川后，一并归该督节制调遣。
岑春煊当年可是慈禧太后跟前的红人，也是胆子最大的廉臣能臣，曾经担任过四川总督，对四川事务比较熟悉。然而，他不仅不能认同清廷的镇压措施，反而建议清廷公开承诺铁路国有化之后，先前商办期间的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埋单；宣布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会秋后算账，决不会无辜杀戮任何一个反对铁路国有化的人，不会扣留先前各省铁路筹资中的一分钱。更重要的一点是，岑春煊郑重建议朝廷下诏罪己，他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道理的，一旦朝廷做到这些，四川的局势立马好转，不仅无须用兵，而且老百姓一定会感激涕零，山呼万岁。
从事后的观点看，岑春煊的建议当然有助于化解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对立，有助于因铁路国有政策而引发的全国性骚乱尽快平息。然而岑春煊这个看法在当时并不被政府主流所认同，端方致电盛宣怀和度支部大臣载泽，斥岑春煊的建议只是沽名钓誉，其意在攘夺内阁总理，归罪他人。有了这样的心理障碍，摄政王载沣和朝廷只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注释：
[1] 《四川血》，《辛亥革命》（4），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13页。
[2] 黄季陆等：《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上），台北，“国史馆”，1981，第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