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局势僵持不下，朝廷既不愿意接受教训，下诏罪己，终止或中止铁路国有化，或者宣布全额补偿绅商损失，或者如广西巡抚沈秉堃建议，请邮传部宣布将川汉铁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间股本一律偿还，至于川路中经营亏损、倒账亏损，也先由邮传部垫认。至于具体的责任，完全可以待事态平息后仔细调查。而邮传部和盛宣怀到了这个时候依然继续较真，与民争利，不愿让步，只表示川路原有股东中有愿意在铁路国有化之后继续投资者，可以参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给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红分利；不愿继续投资的，参照广东的方式，一律实发六成现金，其余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两年给还。至于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本，国家既全数认还，那么虚糜及倒账之款，也就包括在内了。这种拖泥带水的表态，虽然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无疑问，已经对四川愤怒的绅民没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势仍在持续恶化中。
为什么是新军
朝廷大约确曾想到用柔性的办法化解危机，但为时已晚，只有按照本能坚持既定的强硬立场，予以镇压。然而赵尔丰能够调动的清军太少，外地的清军也不是很快就能赶到。朝廷9月15日责成正在上海的岑春煊火速前往，然而这位老兄不仅发表一系列反对意见，而且弄到10月2日方才抵达武昌，却在那里向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身体不好，不去成都赴任了，要求朝廷开去他所答应的差使，准其回上海继续养病。
岑春煊的病当然不是致命的，而是政治在起作用，是端方等人的无端攻击使他非常恼火。你们不是说我沽名钓誉想当内阁总理大臣吗，那老子就此休息不干了还不行吗？
朝廷对岑春煊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对于四川的局势，只能另想办法另请高明。10月7日，朝廷谕令湖广总督瑞澂加派湖北新军，谕令湖南巡抚余诚格酌派湘军两三营迅速赶往四川，与先期前往的端方等部会合，以最大决心最大力量迅速扑灭四川骚乱，恢复秩序。
湖北革命党早就有利用混乱局面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瑞澂奉命率湖北新军赶赴四川，武昌空虚，于是，革命党人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就将整个局面彻底改观。
对于四川的动向，湖北革命党人最为敏感，他们早就决定要利用四川的动荡局势大闹一场。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召开联合会议。他们认为，端方入川已将湖北新军主力调集前往，武昌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们决定利用端方入川后武昌空虚的时机举行起义，并确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大原则。
对于起义计划，与会者进行了详细讨论，刘复基在发言时强调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在这场起义中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要以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积极合作，一定要与满洲人拼个你死我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武昌革命党人只要团结一心，群策群力，冒险以赴，就一定能够获胜。
鉴于大家都同意积极合作，同意暂时搁置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不用，那么就应该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关，但是商量来商量去，他们中没有谁觉得有足够的智慧、能力能够领导大家完成这项任务，讨论的结果是派遣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邀请黄兴及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宋教仁、谭人凤前来武昌主持，至于他们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名义，留待他们到达之后再讨论。
上海的确信迟迟没有送达，而湖北的形势又在急剧发展，无法等待。9月23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再一次集会于刘公寓所，鉴于蒋翊武已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驻防岳州，无法与会，文学社方面派刘复基代表出席。共进会出席会议的有孙武、邓玉麟、杨玉如和李作栋等。会议鉴于黄兴、宋教仁等人迟迟不能前来的事实，决定组建统一的武装起义指挥部，公推蒋翊武任军事行动总指挥，专管军事；推共进会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至于关涉全局的重大事件，由他们三人集合大家共同讨论，集体决定。
最高领导层的问题解决后，他们又在第二天（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就军政府组成和动员计划做了说明，会议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并推举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至于军事行动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基本框架，会议也有详细讨论，对各项人选也都提出比较确定的方案，以便军事行动成功后能够立即运转。这一点在后来也非常重要。这次会议确定军务部正副部长分别由孙武、蒋翊武兼任；参谋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等各部部长、副部长也有了大致人选。
这次会议还就军事行动计划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各参战部队的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这个计划在后来的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起义被迫提前后，各项计划被严重打乱，各个参战部队还能运动自如举行起义，其实就是这个计划在指导着大家的行动。起义的时间，这次会议暂定为农历八月十五日即中秋节，阳历为10月6日。他们认为，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时间点，这大约也与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政治传闻、政治传统有关。
9月24日的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然而就在会议当天，南湖炮队士兵因与长官冲突发生哗变，武昌的局势突然紧张，官府加强了控制，甚至有传言说革命党人将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事，风声所播，武昌三镇官吏颇为震惊，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也只好故作镇静，其恐惧的心理却日甚一日，军方高层下令新军各标营提前一天过中秋节，在营休息，不许外出，不许过量饮酒。十五日中秋节当天，更是全城戒备，如临大敌。
日趋恶化的局势迫使孙武、刘公、刘复基等人改变日期，因为按照原先的计划举行起义，非败无疑。他们或主张将起义日期改为农历八月十八日，或主张改为八月二十日。至于行动方案，他们仍然主张按原议进行。
农历八月十八日为阳历10月9日。这一天中午，孙武、刘公在起义总指挥机关，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配置炸弹，试验炸药。炸弹共有三枚，均为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几年前从日本带回来的，准备用来炸端方的。
这些炸弹每件能够装五六磅炸药，他们准备给这些炸弹填满炸药后送到武昌，准备用来炸湖广总督衙门。下午3时许，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观看装填炸药，他手里拿着点燃的纸烟突然有一个火星落入装满炸药配料的面盘里，立刻引起熊熊大火。
熊熊大火烧伤了孙武，惊动了邻居和租界巡捕。巡捕闻讯赶来，搜走革命党人的旗帜、印信、文件等物品，除了孙武受伤转移外，又在那里守株待兔式地抓捕一些前来办事的革命党人。
大约是按照常规，俄国领事将抓捕到的革命党人和查抄到的文件等一并移交给江海关道齐耀珊。于是起义计划暴露，官府出动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革命立即陷入空前危机之中，革命党人要么成为瓮中之鳖束手被擒，要么大胆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当天下午，刚从岳州赶回武昌的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人进行了紧急磋商，又与各标营代表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定现在外面形势已经格外紧张，如果不及早起事，肯定会发生意外。现在各标营的革命力量已大致动员起来了，只要一发动，武汉三镇唾手可得，易如反掌。于是蒋翊武下令当晚起义，以炮声为号。
起义的命令是当天傍晚5时许发出的，命令规定起义的准确时间为当天夜里12时。届时，南湖炮队开炮，各标营听到炮声后立即按照原定计划向规划的目标发动攻击。
然而由于时间太紧，武昌城内戒备森严，这个命令在当天并没有及时送至南湖炮队，于是当天晚上的起义到了12点却没有一点儿动静，这个计划再次落空。
与此同时，由于刘同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起义计划，官府也在这个时间点前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派军警赶到武装起义指挥部，蒋翊武很灵敏地逃脱，而刘复基等人被抓捕，稍后被杀害。起义指挥中心遭到严重破坏，各标营的行动基本上只能各自为政。
潜伏在新军各标营中的革命党人既听不到南湖炮队的炮声，也接不到指挥部的进一步指示，他们各自为政，焦虑不安，武昌三镇谣言满天飞，瑞澂指挥的军警到各标营任意抓人，革命党人觉得与其这样等待被抓，不如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10月10日中午，工程第八营代表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其他各标营也有类似的活动和准备，大家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约定的时间，但显然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
当晚7时许，新军第八镇工程营革命党人正准备起义，适逢排长陶启胜巡查。陶启胜见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表情紧张，惊闻何以至此，意欲何为，且动手夺枪。金兆龙及战友程正瀛见状大惊，本能反应与陶启胜进行了搏斗，枪伤陶启胜，其他革命士兵随即与前来弹压的管带阮荣发等军官发生正面冲突，起义在无法估计的形态中不得不爆发。革命党负责人熊秉坤迅即集合队伍，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第二十九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及炮队、陆军测绘学堂迅即响应，他们分头向楚望台军械库发动进攻，驻守在楚望台的新军随即响应，各路义军迅即在楚望台军械库构建大本营，举日知会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
各路起义部队在楚望台军械库补充弹药后，在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指挥下向湖广总督衙门、第八镇司令部等要塞发动进攻。至黎明时分，起义军攻克督署，湖广总督瑞澂在隆隆炮火声中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军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倒是从容部署了抵抗，与起义军正面交手，无奈阻止不住革命军的进攻，同样仓皇逃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武昌首义、辛亥革命。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主体其实就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可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是大清王朝的两大柱石，然而他们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不是保护大清王朝，成为大清王朝的“忠诚卫士”，反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历史教训，这和新军的创建、成军及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至少对大清王朝来说是这样。
新军的创建要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说起。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运用西法编练10营定武军，分别为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马兵250人及工兵500人，总计4700多人。第二年，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天津小站的定武军便由从朝鲜归来的袁世凯接手，并按照朝廷的意思将这支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
胡燏棻训练定武军原本就是德国人的建议，待袁世凯接手后依然延续这个办法，一切按照德国军队的制度进行，教官也主要是德国人，规模随之扩大至7000人，稍后被编为武卫军前后左中右五路中的武卫右军。这支名义上归朝廷归国家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亲兵。
在新建陆军成军同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奉旨编练了一支名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这支自强军也是依照西方军队制度进行编练，分为步兵、炮兵、马兵、工兵等13个营共计2000人。这支自强军后因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而交给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往后就被袁世凯收编至武卫右军。
1901年新政开始后，整军经武又一次提上清政府的政治日程。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会办。1905年，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准备用10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每镇总人数为1.2万人，有统制率领。镇下分为协、标、营、队、排、棚，其首长分别为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等。新军的中下级军官由各省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量留学归来的军事人才。新军的士兵采用募兵制，对身体、文化及生活习惯、品行等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支近代化的军队，是大清国的柱石，只是谁也想不到这支花了无数银子训练的新军，竟然动手埋葬了大清国。
至武昌首义，清政府训练的新军已编成13镇。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亦称国军，即国家的军队。北洋新军占全国36镇中的6镇，即六分之一。各省新军为地方军，而由张之洞一手训练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最先编为湖北常备军左右两翼。1905年整编为两镇，分别由张彪、黎元洪任统领。翌年又按照中央练兵处全国新军36镇统一规划，湖北新军第一镇改番号为督练第八镇，第二镇改番号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第八镇的统领还是张彪，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还是黎元洪。
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新军不论北洋新军，还是地方新军，都是国家柱石，属于国家，然而大清国的可悲之处在于这个理论始终没有真正贯彻，结果所有的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皇上忠于最高统治者。
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皇帝，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利于皇上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忠诚，比如在1898年政治风波中，谭嗣同曾经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出于大义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世凯就此说了一番话，可以看出军队忠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处。袁世凯说，我平时训练军队总是教以君臣大义，总是告诉他们皇上和皇太后如何伟大，你谭大人现在让我去命令他们将皇太后抓起来，我这个命令一下达，他们很可能就先将我袁某人给抓了起来。袁世凯的说法证明军队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好处。
然而，问题在于，军队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中立，军队在训练军事的同时，总是进行政治上的灌输，这势必导致两个相反的后果，第一个如前所说，你可以向军队灌输皇上、皇太后如何伟大如何英明，我们应该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经过长时期的灌输，军队官兵当然会信这一套。但是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门，那就是你可以灌输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革命党人就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都不是东西，腐败堕落，罪大恶极，是革命的对象。于是这第二个后果，就是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几年间的真实情形。那时湖北新军中流行一种对国家政治普遍的关心关爱和忧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官方的宣传总是有点不信任，总是不能抵消革命党人的宣传。久而久之，原本为大清国柱石的新军，开始对大清国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和深刻怀疑，终于起而发难，推翻了这个原本由自己效忠的体系。
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不论是新建陆军，还是自强军，还是后来的新军，其建军的目的都是为了大清国的国防力量，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复仇，是用于对外战争，然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中，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大清国都没有机会将新军用于对外的进攻或防卫。这样一支经过精心训练的新军一直没有对外战争的机会。然而不论是否有对外战争的机会，国防军的功能是不应该改变的，其职责只能是对外战争，通过对外战争维持国家和平，这是国防军的唯一责任。但是，十几年的和平发展，清政府的急功近利、掉以轻心，始终没有去规范新军的功能，始终对新军抱有一种政治上的额外期待，总是想着将这支重要的力量用于国内政治，于是你可以将这支军队用于维护朝廷，我就可以动用煽动这支军队反对朝廷。一旦军队介入了国内政治，这个国家实际上就被军人所把持所操纵。所以真正的民主国家、近代国家，绝对不允许军队介入国内政治，不论国内政治如何发展如何危机，军队都必须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事情，绝对不允许政治家借助于军事力量去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在1898年的政治危机中，康有为、谭嗣同试图动用袁世凯的军队去搬掉和平变革中的绊脚石，这场政变虽然被机警聪明的慈禧太后所粉碎，但慈禧太后还有光绪帝并没有从这场未遂政变中汲取必要的教训，没有将军队国有化、国家化，军队不得介入国内政治生活，军人不得干政等原则当做一回事。相反，新军中不论北洋系的中央军，还是各地督抚的地方军，大家都竭力期待军方领导人的支持，许多军方领导人就是大清国最优秀的政治家，这在很大程度上种下了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种子。这对民主革命来说固然是一件幸事，但从近代民主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说，未免还差十万八千里，也为后来的政治纠纷预留了巨大空间，其遗害绝对不应该低估。
立宪党人闪身而退
在某种意义上说，武昌首义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场军事哗变。如果一定要说这场哗变与其他哗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场哗变有着非常诱人的政治诉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军人哗变总是那些鸡零狗碎的借口。
湖北哗变新军的政治诉求就是政治变革，而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变革还不是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政治，而是孙中山和同盟会一直在宣扬的民主共和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甚至是要推翻满洲人所建立的也是他们所服务的大清国。
民主共和的思想宣传在新军中本来并不是主流，新军领导人不论南北，其实都是君主立宪主义者，北方的袁世凯，南方的张之洞，不论他们有怎样的政治野心，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没有君主之后的情形，以为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在中国这样广袤的国度里，没有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没有能够凝聚人心的君主，那简直就是一盘散沙，什么事情都难以做成。所以在过去若干年，军方将领如果说过问政治关心政治的话，他们的政治就是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他们心目中的样式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英明的君主统领着一个国富兵强的大国，如此而已。
君主立宪的理想在过去若干年真的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理想，所以当清政府于1906年前后宣布并逐步步入预备立宪的轨道，国人的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了，革命立马就陷入了困境，革命党在1907年至1911年春天那几年间，拼命在周边地区发动暴动，说白了，其实就是无法归入政治变革的主流而做出的无望挣扎，革命党的领袖要向世人特别是要向海外华侨表明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就陷入筹款—起义—再筹款—再起义的往复循环中。他们要将起义的声势弄大，只有弄大，才能筹到所需要的钱；他们能够筹到所需要的款项，就能将起义的规模扩大。这就是革命党人在预备立宪之后的困境。这个困境随着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进程而日趋严重，黄花岗起义后，说句实在的话，革命党人基本上心灰意冷，君主立宪的大致框架已经出来，《钦定宪法大纲》已经规划了中国的未来，再有几年时间，当中国按照规划的时间步入完全立宪政治后，革命党人真的不知道到哪里还能继续生存。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革命党人过去只是放言满洲贵族就像一切政治统治者一样不会主动放弃或削减自己的权利，清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革命，欺骗人民。这些宣传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并不真的有多少人相信，但当清廷在1911年春天也就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几天所发表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和铁路国有化政策之后，人们，尤其是那些立宪党人恍然大悟，突然间觉得还是孙中山，还是革命党人高瞻远瞩，了不起。这一点就像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梁漱溟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清廷的许多决策越来越失去人心，立宪党人在革命党人影响下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捉襟见肘，许多先前深信不疑的看法现在已经很难说服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不少立宪党人纷纷放弃先前的渐进改革立场，转而赞同革命赞助革命，毅然加入革命阵营，甚至主张用暴力手段迫使清政府在政治上让步，让清廷为中国政治发展做出必要的牺牲。按照梁漱溟的说法，立宪党人的这个转变是清廷内部保守势力错误估计形势之后逼出来的，清政府已从先前同意改革转向了反对改革，而这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出台。
立宪党人之所以在责任内阁出台前的几年间那么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为清廷政治统治最有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因为这些立宪党人作为当时中国中产阶级的代表，就是要通过政治变革分享权利，然而清廷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成为皇族内阁成为太子党的集合体，这不能不让立宪党人彻底失望，由此也就注定了武昌首义原本只是一场军人哗变，为什么能够很快演化为一场政治革命，而且能够获得成功。
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表后，咨议局联合会曾于6月10日通过都察院向朝廷提交一份建议书，表示皇族内阁的出台与君主立宪政体严重违背，皇室亲贵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无论如何不能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们呼吁朝廷呼吁摄政王载沣认真考虑这个建议，尽早于皇族之外，选派大臣充当组织内阁之总理。[1]然而他们的呼吁并没有受到朝廷和摄政王的重视，朝廷和摄政王对这个建议毫无表示。7月5日，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咨议局议长、议员四十多人又一次通过都察院联名上书朝廷，用更加激进的言辞谴责皇族内阁，以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家的唯一原则，世界各国只要号称立宪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进行政治安排的。现在，中国即将进入完全的君主立宪阶段，想不到出台的第一个方案就这样令人失望，就这样与立宪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差了那么远。他们表示并不刻意怀疑朝廷是否具有走向君主立宪的诚意，只是朝廷的这个做法不能不令人生疑。假如朝廷并没有根本取消君主立宪的意思，那么他们就要求朝廷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尽快选派大臣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以符合君主立宪之公例。
立宪党人这一次拉开了破裂的架势，朝廷如果就此进行调整，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那么凭着立宪党人与朝廷多年合作，双方应该很容易重新建立共识。然而，朝廷此时不知扭了哪根筋，不仅不愿认错，不愿纠正，反而引用先前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规定，强调黜陟百司，系君主独享的政治权利，这一点不仅载在《钦定宪法大纲》，而且这个钦定大纲还明确规定议员不得对君主的这个独享权利进行干预。现在我们刚刚开始预备立宪，凡我君民上下，都应该遵守《钦定宪法大纲》所划定的范围，在自己职权内行事，不应该逾越自己的权限。至于各位议员一而再再而三就这件事情向朝廷施加压力，议论越来越嚣张，朝廷如果不就此说明立场和原则，恐怕日后还会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流弊。朝廷在这份御旨中重申，请各位议员相信，朝廷用人一秉大公，审时度势，不会因皇族出身给予重用，也不会因为出身寒微而给予遏制。各位议员务必遵守《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规定，在自己职权内行事，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合君主立宪之本旨。[2]
朝廷的解释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和法理上的依据，但这样无视立宪党人的要求，显然是将这些立宪党人推到了政治变革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我们不否认朝廷用人的政治独享权，但是朝廷必须解释清楚在君主立宪政体下为什么不能让皇族出任行政首长，这是立宪党人要求朝廷解释的，而朝廷将问题扭到了自己的权限上，实际上是答非所问，是以自己的政治强权压制不同意见，这就迫使弱势且失望的立宪党人走上一条不合作的政治道路。换言之，如果不是立宪党人已对清廷政治变革失去信心，如果立宪党人还坚定地站在清廷一边，那么即便湖北新军占领了武汉三镇，甚至占领了整个湖北，纯粹的军人政权不可能持久，更很难成功。然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立宪党人已经彻底失望，他们闪身而退，不仅抛弃了清廷和清政府，而且在事实上成为革命党人、湖北哗变新军的同盟，从法理上、政治上给武昌首义者以巨大支持。这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
武昌首义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即10月11日上午，革命军就占领了全武昌，枪声停止，起义军代表和各方面负责人先后来到湖北省咨议局，希望与咨议局方面负责人最好是议长汤化龙就当前局势及可能的未来交换意见，商量对策。
组织武昌起义的新军中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等在起义之前很早就考虑过起义后的政治架构及人选，但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撑起起义后的政治台面，如果由这些下级军官和士兵硬性组织一个什么临时政府，那么根本不需要远在北京的朝廷发令，本地的高阶层军官就能自动平息这些哗变。所以，这些革命组织领导人在起义之前的讨论中比较实事求是，比较注意从革命的整体利益进行考量，所以他们很早就商量着在革命成功之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推举一个具有全国威望和影响的人出面主持，这样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就一定能够获得其他地方的回应乃至响应。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就是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
当天早上前往咨议局的起义军军官主要有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李作栋、王文锦、李翊东、陈磊等，而咨议局方面除驻局议员沈维周还在那儿值班外，其他人都因夜里炮声隆隆枪声大作而星散。沈维周出面接待了这几位不速之客，蔡济民等也直言快语坦率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总督衙门在昨天晚上的战斗中遭到了很大破坏，将要设立的军政府准备借用咨议局这块风水宝地；二是请议长汤化龙出来主持；三是请咨议局接收武昌财政机关。这三点要求虽然并不是太大的事，但对沈维周来说，还是没有办法立马答应。他们商量的结果是一起去找汤化龙，只要汤化龙出来主持，其他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进士出身的汤化龙曾留学日本，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广泛的人脉，是几年前国会请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的主席，是皇族内阁最早最坚定的反对者，其政治态度非常明白，那就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然而到了皇族内阁出台且清廷坚决不予更正，不愿另行任命非皇族出身的政治家为内阁总理大臣时，汤化龙的态度已经变化，他利用湖北咨议局这个工作平台，与相邻的四川、湖南等省立宪党人密切联系，准备寻找机会向朝廷发难，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放弃或修改铁路国有化政策，不要与民争利；任命新内阁，扩大统治基础，让立宪党人真正分享权利。正是汤化龙和立宪党人闪身而退站在清廷对立面，终于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终结。
当然，对于10月10日的新军起义，汤化龙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沈维周、陈磊等人前往汤宅请其出山时，汤化龙竟然躲了起来，不肯出山，因为他对未来情形实在不敢乐观。咨议局议员胡瑞霖对汤化龙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下一步怎样走还要靠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阁下为省咨议局议长，在目前情形下为湖北的主心骨，阁下如果老是躲着不出来，必犯众怒。与其如此，不如挺身出面接见这些义军领袖，告以文人不知治兵，请别举贤，以免贻误大局。
胡瑞霖的说法肯定打动了汤化龙，何况汤化龙本身早已具有抛弃清廷另寻新路的潜质。当天上午11时许，汤化龙带着七八位议员来到咨议局，与义军领袖蔡济民等人一起商量相关问题。
起义军在第一天的作战中只是夺得了武昌，汉阳、汉口还都在清军手里，起义军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寻找到一个重量级的领袖人物，因为义军中原本有机会有资格担当此任的蒋翊武、孙武、刘公等，此时都还不知下落，此时担任军事指挥官的吴兆麟的军阶只不过是个队官，显然也不是领袖人物。而汤化龙在胡瑞霖的授意下，已经表态文人不知治兵，他可以出山，但实在没有能力去统领军队，去保卫武昌，并夺取汉阳和汉口。有议员刘赓藻提到黎元洪可能比较合适，新军方面也获悉黎元洪正在武昌城里一个部下家里躲避。而黎元洪又是革命党人过去曾经物色、考虑过的对象，于是汤化龙和义军首领及咨议局议员一拍即合，那就非黎元洪莫属。
立宪党人挺身而出，武昌起义的前途突然明朗；其闪身而退，终于使大清王朝如大厦将倾。
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是被后来的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人物，其缘故主要还是要从民国政治史尤其是民国法统的层面，从黎元洪、袁世凯及孙中山等人关系上去寻找。假如历史主义地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生于1864年的黎元洪，时年47岁，正当盛年，也是一生中事业的顶点。他是湖北黄陂人，所以在民国史上又被称为黎黄陂。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应该算是严复的学生；1888年入海军服役，应该算是李鸿章的部属；1894年参加甲午海战，战后追随张之洞，成为张之洞相当赏识的门生。
由于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相当结交，因而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相当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的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很早就相中了黎元洪，以为他的进步思想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重要的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当时军界领袖的一般看法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体制的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也是不必怀疑的，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立宪的道路走去，终有一天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只是他的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内心深处也开始起了一些波澜，也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可能比较过分，因而出于本能，对正在兴起的保路运动给予一定同情。但是从总体而言，黎元洪此时还是比较反感暴力革命，反感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他大约就此也说不出什么新的理由，不外乎是康有为、梁启超多年来鼓吹的那一套，即破坏力太大，太不经济而已。所以当武昌起义发动后，新军中的革命党派员给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适时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时，黎元洪毫不犹豫手刃来使，杀一儆百，希望用这种办法平息新军中的骚乱。
只是黎元洪这一次判断错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一次的哗变这么厉害，当起义军向他的协部发动进攻时，他的部下似乎也准备有所发动，黎元洪预感到今非昔比，情形不妙，于是在随从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中。
起义军获悉黎元洪的藏身地方之后，遂派员来请。黎元洪出来问话，明白表示，兄弟带兵这么多年，并不刻薄，各位弟兄何必如此与我为难，穷追不舍？各位闻言立即表示，我等来此没有一点儿恶意，我们革命军此来只是请黎大人出山主持大计，并不是要加害于黎大人。黎元洪说，据我所知，革命党人才济济，我黎元洪又能做什么呢？各位众口一词表示，黎大人平时带兵最得人心。现在武昌城的革命党都是军人，如果没有众望所孚如黎公者，谁能领导这一切，谁能保证不再发生什么意外呢？
革命党人的诚恳态度肯定深刻影响了黎元洪，而且军人的职责和多年带兵的经历也迫使他不能放弃如此责任，他肯定想到，哗变的都是湖北新军，不论这些新军士兵是不是自己的部属，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予以管理予以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职业军人的责任心使黎元洪无法退却，他坦然问道，那么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接洽呢？来人答道，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接洽。黎元洪立马表示，吴兆麟乃我的学生，富有军事经验，也有领导能力，今天的事情有他一人足够了，黎某可以不去了。来人以为黎元洪仍然没有参与革命的诚意，于是强调，黎大人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其实，黎元洪的意思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并没有闹到无法收拾，吴兆麟完全有能力将这个事情处理好。作为吴兆麟的老师，黎元洪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错，只是他的表达在那种气氛中被误解了。于是各位士兵簇拥着黎元洪前往楚望台。
黎元洪一行还没有抵达楚望台，吴兆麟已经派人举枪吹号列队欢迎。尚未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的黎元洪见到吴兆麟不免一番指责，说你吴兆麟已到而立之年，也都老大不小的了，为什么做事还这样毛毛躁躁？我们是大清国的新式军队，昌言革命组织造反，就是犯了杀头之罪，甚至要株连全家。你吴兆麟学问不错，资格也深，你怎么能够糊里糊涂就这样煽动造反了呢？黎元洪让吴兆麟下令解散这些闹革命的军人，让各位兄弟赶快返回各自的驻地，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不可收拾。
从逻辑和伦理层面说，黎元洪的这一番训诫是合乎其身份的，也是对新军弟兄的爱护。只是他这番说辞引起了一些新军士兵的不快，一时剑拔弩张。吴兆麟出面劝住各位兄弟，又慢慢向黎元洪详细介绍了武昌城昨天夜里所发生的情况，刻意强调瑞澂自督鄂以来，措置乖张，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经过昨天晚上的战斗，瑞澂和张彪等清廷高官差不多都已逃走，现在只有黎大人一人还在武昌城。黎大人素爱军人，甚得军心，现在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黎统领黎大人出山维持局面。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场景的典型性类似于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后也是一让再让，所以我们看到黎元洪也并没有很爽快地接受革命军的要求。黎元洪在吴兆麟等人陪同下于当天（10月11日）下午1时40分赶到省咨议局。据说刚进门，就有一群人高呼都督到。黎元洪对此不置可否，是安然自喜，还是忐忑不安？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稍后，咨议局在汤化龙主持下举行会议，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沈维周，以及起义军各标营队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汤化龙首先发言，表示他对革命事业，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一贯赞成支持。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必须设法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且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了，他必然会设法向清廷报告，清廷闻信，必然会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还请诸位策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
汤化龙讲话后，吴兆麟接着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汤化龙先生的意见，并郑重提请在座各位同志、先进，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吴兆麟说，黎公和汤公均为湖北人望，如果由他们两公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便比较容易起而响应。
对于吴兆麟的提议，与会诸人并没有不同意见，但黎元洪固辞。与会者拿出一份起草好的湖北军政府布告，请黎元洪在上面签字。黎元洪此时方才醒悟这一笔下去可就是与大清王朝彻底割断了一切情谊，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在内心深处一定进行了激烈的挣扎，在表面上也显得略有紧张，口中念念有词，瑟缩不前。最终还是在党人李翊东的帮助下，代写一个黎字。与会者鼓掌称善，黎元洪终于被迫踏出参加革命的第一步，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这是“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个文告，这也标志着湖北军政府正式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而成立。
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这大概是黎元洪的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革命党人此前已有充分的谋划，各种事情甚至文告都有相当准备，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碍手碍脚。这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黎元洪的被迫加入对武昌起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湖北军政府第一份文告发布，排满革命的思想得到迅速传播，光复汉族，建立民国，成了人们的共识，许多人真诚以为有了黎元洪这样的大人物加入，革命一定会成功，事情一定很顺利。这就是革命党人所要的效果。
推戴黎元洪，并与立宪党人结合而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显然只是湖北新军中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决定，也是武昌起义之后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面对一片乱局，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被杀被抓，无法在革命党人内部进行从容讨论。这应该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决定。
然而，当革命形势继续发展时，这些决定很快也就暴露出了问题。10月12日，革命党人占领了汉口，先前被捕入狱的革命党领袖詹大悲被迎了出来。詹大悲出狱后率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进行了激烈争夺战，并立即会同一部分革命党人在汉口成立了汉口军政分府。这是革命党人独立自主成立的一个革命政权，詹大悲任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胡廷佐任司令，胡瑛掌外交，专门负责与各国领事联系。这个“纯革命党人”的军政分府虽然较以黎元洪、汤化龙为首的军政府更加革命，但也给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许多问题。
从纯粹的革命立场看，打着黎元洪招牌的湖北军政府无疑是一个改良的渐进的机构，这个政府虽然是对清政府宣布独立宣布主权，但由于其主要负责人毕竟都来自清廷旧人，其政策无疑具有相当的改良性质。就在汉口军政分府成立的当天（10月12日），湖北都督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武汉光复。大约为了遏制汉口军政分府的牵制，湖北都督府还致电黄兴、宋教仁，请他们速来湖北共襄盛举；并同时致电正在海外的孙中山迅速回国主持大计。湖北军政府俨然以中国政治的新中心自居。
黎元洪最初确实是被迫加入革命，但当武汉三镇都被革命党占领，并有效击退清军反攻之后，黎元洪的内心其实也在起变化，从被动且不太情愿的立场转变为愿意接受。10月13日，黎元洪向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表示，从此之后，他愿意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功利钝，不计艰难险阻，终于自愿踏上这艘革命大船。
实事求是地说，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有很大减弱，而也正是这种减弱，却使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欢迎。假如湖北军政府由纯粹的革命党人组成，不要说执政经验，其外在形象可能都会有问题。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从而使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居然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袖。
10月14日一大早，谭人凤、居正从上海抵达武昌。他们是武昌起义之后最先抵达前线的同盟会领导人。他们目睹了武汉三镇的混乱情形，以为只有加强军政府的建设，才有可能稳定局势，影响全国。而加强军政府建设的关键，就是提升黎元洪的威望，使黎元洪都督府享有非常权力，能够使起义军令行禁止。为此，谭人凤于16日清晨在阅马场别出心裁组织了一次授权仪式，高台上悬挂黄帝牌位，由谭人凤在那里给黎元洪授旗授剑，以此表明黎元洪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居正也在仪式上发表演讲，阐释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宣讲创立民国的伟大意义。
除了通过授权仪式提升黎元洪威望外，谭人凤、居正还与汤化龙等立宪党人合作，通过了一个都督府大权独揽的《军政府组织条例》，规定都督统辖军政大权，成为唯一领导人，都督府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均由都督统辖。战时设总司令一人，下设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