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条例，黎元洪以都督兼革命军总司令，杨开甲为参谋部长，杜锡钧为军令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至于民政方面，民政部长由汤化龙担任，民政部下属各司局首长由汤化龙挑选提名，由黎元洪任命。这样一来，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军政方面的首长，自然都是湖北新军中的旧军官；民政方面的首长，也都是原湖北政界、官场的老人，他们差不多都是与革命毫无瓜葛的原立宪党人，当然他们的政治经验是革命党人无法相提并论的。至此，湖北军政府的政治架构大致搭建完成，从一般的观感来说，新政府有力量有办法去面对将要到来的政治、军事难题。
袁世凯重出江湖
军政府成立后特别是黎元洪开始发挥作用后，相继发布一系列重要文件，义正词严谴责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宣传排满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必要性，呼吁全国人民揭竿而起，共襄盛举，重建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将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湖北军政府规劝汉族官僚顾念大义，幡然来归，不要继续执迷不悟，包藏祸心，怙恶不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其罪不赦；军政府还向清廷喊话，敦请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早日决定让小皇帝宣统削号归藩，称臣纳币，及早向我新政府臣服，以便得到适当保护。否则，将坐失良机，后悔莫及。
军政府一系列通电、宣言、布告，充分阐释了这场武昌哗变的合理性必要性，有助于消除外界误解误会，有助于动员千百万民众加入革命主流，有助于瓦解敌对阵营，甚至对政治立场冥顽不化的人，也多少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
在内政方面，湖北军政府还相继发布一系列新的举措，这些措施有助于唤醒人民对革命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唤醒人民对清朝政治统治、经济压迫的痛恨，有助于建立更加广泛的反对清朝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
在对外方面，湖北军政府从一开始就给予高度重视，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明白的政策诉求。新政府在宣布成立的当天（10月12日），就向各国驻汉口领事发出外交照会，解释武昌起义的原因、目标和意义，表示武昌起义就是中国革命，其宗旨就是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现在的过渡政府即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新政府的政策是要与各国继续保持和建立更加密切的友好关系，新政府反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掠夺，愿意在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外交照会请求各国政府不要与新政府为敌，不要帮助清政府以妨碍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军政府表示，各国现在可以不帮助不支持新政府，但无论如何不能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反对新政府，不能向清政府提供军事上的帮助，新政府如果发现任何国家向清政府提供帮助或援助军用物资，一经查获，一律没收。
至于清政府与各国先前所签订的条约，湖北军政府宣布作为清国合法继承者，新政府将给予承认，继续有效，各友邦所得权益，各国借给清政府的债务，以及清政府应该承担的赔款等，新政府都将给予承认，一律照旧，赔款外债的分担，仍像过去一样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对于留居军政府所占领地域内的各国人民财产，均由新政府负责保护。至于各国如在本照会发布后继续与清政府来往，签订新的条约以让渡权利，新政府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的行为，军政府一概以敌人视之。
很显然，军政府的外交诉求，第一步就是要求各国保持中立，将湖北军政府与清政府的厮杀、冲突看作中国国内的斗争，不介入，不拉架，不偏袒。这是军政府最低限度的要求，更理想的第二步，当然是希望各国承认军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一点在军政府成立之初并没有提及。
各国领事对军政府的照会真的不知如何回应，除法、美两国领事前往军政府致意外，其余各国保持沉默，静观事态变化，同时要求军政府如果一定要与清军开战的话，也应该避开各国租界，以免危及各国利益。
各国政府不知如何表态，主要是因为武昌起义毕竟来得太突然太迅速，新政府虽然号称革命党的政府，但不论是黎元洪，还是汤化龙，在各国领事看来，好像都不是说的那样。他们一时弄不清楚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们冷静地观察，寻找证据。各国领事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不像是一场毫无政治诉求的军事哗变，但他们毕竟对新政府的政治立场还要观察。
对于各国领事的态度，黎元洪和军政府给予充分的理解。黎元洪知道世界大势，知道国际规则，他不仅坚持自己对各国领事的承诺，而且尽量满足各国领事的要求，他的文明举动终于感化了各国领事，各国领事终于在17日上午共推英国领事拜会黎元洪，表示鉴于军政府举止文明，注意保护各国在华利益，因此各国决定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将严守中立。这个所谓的严守中立，其实就是部分承认军政府和革命军的合法地位，部分否认清政府的合法性，端看清政府自己化解危机的能力。
有了列强的中立承诺，湖北军政府也就有了坚持的决心和信念，黎元洪以攻为守，于10月18日下令向刘家庙清军进攻。战斗打得不紧不慢，双方各有胜负，各有算计，相互拉锯，为各自目的而战。南方革命军既要等待各省的响应，等待南军统帅黄兴的到来；而北方之所以多采守势而不是攻势，不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实是在等着清廷转变政策，等着袁世凯重出江湖，收拾旧河山。
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12日，逃亡中的湖广总督瑞澂向朝廷发出相关消息，朝廷当天下令将瑞徵革职，这不仅是要惩治瑞澂失职，而且期望以惩治瑞澂换取革命军方面的让步。上谕仍将革职后的瑞澂留职查看，戴罪立功，命其组织反攻，收复武汉三镇。
同一天，朝廷命令军咨府、陆军部速派中央军陆军两镇开往湖北，由陆军部大臣荫昌统领，责成荫昌不惜代价，打过长江，收复武汉，中央军及所有援军均归荫昌节制。同时，朝廷还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进入武汉江面，协同陆军作战；命各省督抚严防革命党生事；命直豫两省保护京汉铁路及黄河铁桥。
从未经历过战争考验，甚至从来没有真正训练过统帅过军队的陆军大臣荫昌，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平息叛乱，收复失地，心中一片茫然，更缺乏必胜信心。他虽然出身于满洲，但与汉族下野大臣袁世凯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而且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在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荫昌曾帮助袁世凯在山东主持军务。因为袁世凯，荫昌与北洋系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曾担任武备学堂总办，北洋系的一些重要将领像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按说还算是他的学生，可是荫昌毕竟没有打过仗，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最多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主。他之所以能够出任陆军部大臣，主要是凭借他的满洲血统和他留学德国的背景。
荫昌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受命前往武汉收复失地途中，当然不忘绕道彰德洹上村请教袁世凯。袁世凯告诫他不要鲁莽行事，切勿轻战，再加上荫昌统帅的军队都是袁世凯旧部，他们以袁世凯马首是瞻，荫昌根本指挥不动。
满心狐疑的荫昌和他统帅的大军在前往武昌途中磨磨蹭蹭，直至10月17日方才抵达河南信阳。到了信阳，荫昌决定在那里安营扎寨，建立指挥中心。其实，这里离武汉还有两百多公里。
朝廷肯定也知道指望荫昌去平定这场兵变是不可能的，既然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哗变，那么最好还是请他的老对手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去对阵。而且，武昌哗变新军的首领是黎元洪，黎元洪也是北洋出身，应该与袁世凯能够找到共同点，至少更多共同语言。于是，朝廷在命荫昌火速前往武昌前线第三天（10月14日），就宣布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授权节制湖北所属各军，督办剿抚事宜；宣布起用同样赋闲已久的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朝廷期望他们两位老臣当此事机紧迫之时，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为国效力，为朝廷分忧。
岑春煊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而精明且一直关心着武昌局势的袁世凯显然对这样的授权不会满意，因为武昌的局势在恶化，各地的局势在动荡，就连列强都在改变着态度，要想平息武昌骚乱，必须有一根本解决，而这个根本解决绝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湖广总督就能够解决得了的。于是袁世凯一方面以脚病还没有全好为理由再三请辞，不过南北前往河南项城的各色人等在那些日子里真的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从湖北新军和南方革命党人的立场说，南方的形势真的是发展迅猛，超出想象；但从清政府立场上说，南方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不容小视，处理不好，真的可能是全盘皆输。因为这次哗变与往常类似事件的最大不同，是过去的哗变、兵变和民变，都有具体的经济诉求，比如索饷比如抗税，而这一次太不一样了，湖北新军上来就提出了政治诉求，而这个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又超过了朝廷的政治底线。这应该是袁世凯在故里思考最多的难题。
黎元洪的新政府不提具体的经济诉求，不提具体的政治诉求，比如开国会，立即宣布实现君主立宪等，而是上来就要推翻清政府，就要列强承认武汉的新政府。这就比其他类似事件更棘手，没有具体条件，就是最大的条件；没有要求，就是最大的要求。这一点，袁世凯当然太清楚了。
黎元洪军政府的政治诉求从清廷立场看就是叛逆，就是大逆不道。然而吊诡的是，与清政府有着邦交关系的各国领事，竟然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星期，就去拜会了黎元洪，并向军政府示好，表示军政府只要举止文明，注意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他们决定承认民军为交战方，各国将严守中立。
各国领事的这种宣布，实际上将清政府逼入一个难堪境地，承认了军政府和革命军的合法性，就等于部分否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正当性，这不是鼓励造反鼓励闹事吗？然而列强就是这样做了，端看清廷如何接招。
军政府的政治诉求和列强的态度，是袁世凯迟迟不愿就职不敢就职的根本原因，因为道理很简单，既然湖北军政府以推翻清廷为诉求，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只有背水一战，只有战场上一决雌雄。然而，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列强的态度变了，列强不再以清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列强承认了湖北军政府，就是要用这个军政府去压清廷的政治变革。
清廷的政治变革已有上十年的历史了，自从1901年开始新政，走走停停。又经过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总算有了一个目标和行动日程。然而自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1908年相继去世，朝廷权力重心出了问题，政治改革的步伐就一直不太顺畅，尤其是进入1911年之后，政治改革进入深水区，然而两个最具关键性和全局意义的改革出台，终于粉碎了国内外一切善良人的幻想。
第一个失误是皇族内阁的出台。责任内阁是政治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君主立宪的要义，皇族在责任内阁出台后逐步脱离现实政治的困扰，这样才能保证皇权永固，万世一系。然而当清廷按照政治变革日程表于1911年5月8日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时，13名内阁大臣竟有7人出身皇族，责任内阁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这使原本准备通过政治变革分享权利的立宪党人彻底失望。
第二个失误接踵而来。新内阁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宣布铁路国有化，通过一个政策彻底剥夺了民族资本在过去很多年积累的财富和介入基础建设的权利，于是有了保路运动，于是大兵入川镇压，于是武昌空虚，于是新军哗变。这一连串的事情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因果链，袁世凯如果不能获得朝廷的充分授权，不能对武昌新军的政治诉求有所答复，不能对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经济诉求有所答复，不能对政治变革的停滞与走形有所答复，那么他匆匆忙忙前往武昌就职其实也就毫无意义。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清政府此前没有处理好中南地区、华南地区绅商在铁路国有化过程中的利益，使绅商也就是当时的社会中坚对清政府丧失了起码的信任感。再加上此前数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民怨沸腾而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各地群体性冲突接连发生，社会下层也不再期待皇恩浩荡，而是很容易与各种社会动荡因素结盟。各地革命党人乃至那些久已对清政府政策有所不满，内心比较倾向于改朝换代换换政治新面孔的官僚们有机可乘，相持之下，各地纷纷反正光复，堂堂大清王朝如大厦将倾，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中央，实行独立和自治。
面对清廷困境，袁世凯安然躲在洹上村，只发言不行动，几乎每天一个建议表明他对时局的关心和朝廷安危的关注，但是不论清廷怎样敦促，他都以脚病未愈为由拒绝出山任湖广总督。在他内心深处，一定是认为时候不到，火候不到。
袁世凯的姿态和暗示深刻影响了武汉前线的清军将领，这些将领在这个关键时刻根本不愿为清王朝死战，听任南方革命军攻占一些重要战略据点。10月20日，袁世凯的老搭档徐世昌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潜往河南彰德，力劝袁世凯顾全大局，力疾就道。两人密商的结果，是以袁世凯的名义要求清廷明年即1912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的全权，供给充足的军费等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摄政王载沣。
哗啦啦如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只能屈从袁世凯的建议。10月25日，朝廷准袁世凯奏，以军咨使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速赴前敌；江北提督段祺瑞充第二军总统，陆续开拔。27日，调荫昌回京供职，另行安排工作；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其节制调遣，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
南北六省相继独立
袁世凯获得充分授权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行动，他不是与位于湖北之南的清军进行联络，南北夹击武汉夹击湖北，而是南北开弓，对南，逼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开出谈判价码，进行谈判；对北，将南方的价码与压力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动力，迫使朝廷在政治变革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化危为机，利用武昌这次政治危机实现君主立宪政体，这可是他袁世凯和一大批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政治理想，却总因保守势力反对而无法实现。这一次，袁世凯暗暗发誓，一定要实现，这是袁世凯应对武汉危机的基本思考。
然而，南方并没有给袁世凯这个机会和时间。武昌起义第十二天，即10月22日，长沙新军发动起义，宣告湖南光复。这是武昌起义后第一个起而响应的省份，对后来影响至巨。
湖南能够成为第一个响应的省份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湖南与湖北从来就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在地理上是邻省，很长时间以来都归属湖广总督管辖，属于一个政治区域。在文化上，两湖同属湖湘文化系统，有着相当久远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大致上说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偏爱、酷爱与挚爱。所以近代以来，两湖地区的文化冲突政治冲突从来都很激烈，激进的思想家政治家非两湖莫属，而最保守最顽固最守旧的政治家思想家好像在两湖地区也不乏其人。如果从革命党人的序列说，两湖更是一个整体，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蒋翊武、刘复基等，或为湖南人，或为湖北人，但在他们的概念中，在他们的政治经历中，都没有将两湖做出非常明确的区隔，这当然和两湖同属一个行政单元有着很大的关系。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前一年，长沙于1910年4月发生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这一事件虽然被清政府强力镇压下去，但湖南民众与清政府的裂痕其实已经很深，湖南人的革命思想，已经在一般民众心里扎根。所以等到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川汉铁路、粤汉铁路风潮发生，湖南立即成为一个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也是最早向朝廷发难的地区。社会各界因争路权而纷纷罢工罢课或罢市，原先对朝廷寄予高度期待的湖南立宪党人也在这一风潮影响下动摇了信念，对革命开始同情。
湖南的革命势力有几个系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系统就是焦达峰的共进会。焦达峰是湖南浏阳人，1903年加入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同仇会，与黄兴、禹之谟等有着密切交往。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翌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1907年在东京与孙武、张百祥等成立共进会，将同盟会宗旨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翌年回国策划两湖军事暴动，创建共进会湖南总堂，为龙头大哥，在湖南会党中拥有绝对权力。
共进会的势力主要在会党，他们与重点在学界的同盟会多少还有点相互瞧不起。他们认为同盟会的人多是纸上谈兵，不可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而同盟会的人认为共进会只知道在会党中策动革命，不过是一批绿林好汉，个人英雄主义，不学无术，不知国家大事，没有政治头脑。所以湖南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并没有多少交集，大家各干各的事。
湖南革命力量的第三个系统是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刘文锦，刘文锦经邹永成的介绍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等相识。在谭人凤的组织协调下，湖南的革命力量逐步走上了联合之路，刘文锦、焦达峰以及新军中的陈作新等脱颖而出，成为湖南革命的领袖，而且与湖北革命党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相约一省首义，他省务必要在十天内响应。
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湖北革命党人星夜兼程赶往长沙报信，促动湖南如约响应，以为声援。消息传来，湖南各界当然很振奋很轰动，各阶层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打探消息，交换情报，但湖南究竟应该怎样响应，革命党人并没有很快拿出方案。湖南的立宪党人看到了湖北立宪党人汤化龙的政治选择，有意模仿，革命党乃渐渐地与湖南新派绅士结合起来了。双方议定由新军发动起义，而以其他各方响应。
在发动起义之前，湖南绅士据说也向湖南巡抚余诚格提出和平交接的要求，以回应湖北武昌的革命党人起义。作为大清国的命官，余诚格当然不愿这样做，他不仅坚决拒绝了绅士和革命党人的和平要求，而且下令将他认为那些不可信赖的新军于10月22日调离省城，开赴株洲。省城的防卫完全交给不受革命党影响而坚定忠于清廷的巡防营。
余诚格的决定加速了新军起义的准备步伐，为了避免被余诚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革命党人决定于10月22日这一天正式发动。是日晨8时许，长沙城外革命党人联络的新军士兵吹哨集合，鸣枪起义。焦达峰率炮兵攻小吴门，陈作新等带领步兵攻打湘春门，守城的巡防营并没有像余诚格所期待的那样给予还击或严防死守，而是出乎意料阵前倒戈随之起义，甚至余诚格的巡抚衙门卫队也乖乖投降，起义新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长沙，湖南巡抚余诚格仓皇逃走。
军事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和新军迅即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焦达峰被公举为湖南都督，陈作新为副。湖北军政府终于在焦虑了12天之后有了自己的同盟军，他们面对清朝的勇气由此大增；而清朝面对革命潮流，其内心深处的恐惧也相应增加。
自从湖北新军起义后，各地新军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普遍开始对朝廷不满，而且将这种不满化为彻底的反抗。就在湖南新军起义的同一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也发动了起义，占领了西安。
陕西有新军混成一协，这支新军据说与长江中下游各省新军有很大不同，充当新军下层军官和士兵的，主要不是农民、手工业者和那些失学、失业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所谓不农不工不商的游食无赖之徒。这些人在当兵之前或许早已加入了各种各样的会党，有的甚至在会党中还是个小头目，他们混入新军之后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人际关系，甚至还利用原来的关系发展新的关系。在那时，革命党本来就与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些陕西新军中的会党成员，你说他就是革命党，大致上也没有什么错。所以，在清政府方面看，大约真的也没有把陕西新军当作可以凭借的可靠力量。武昌起义爆发后，山西巡抚钱能训就敏感意识到新军或许会出问题，会像湖北新军一样起而反叛，因此他与西安将军文瑞商量，准备将驻扎在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县，以分散革命力量，然后再设法甄别，不可靠的或清退或捕杀。
继新军一标一营调往汉中后，钱能训又限二标三个营和一标第三营在10月24日前开往凤翔、宝鸡和长武等地。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为革命党人，当他获悉这些命令后，立即找同志商量对策，遂决定立即起义，推同盟会会员张凤翙为武装起义总指挥。
张凤翙是陕西武备学堂出身，后被陆军部送往日本士官学校习骑兵。在日本，张凤翙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毕业回到陕西，被委任新军混成协司令部参谋，后又兼任第二标第一营管带。
10月22日为星期天，防守军装局的巡防队士兵都休假外出，陕西政界领袖都在咨议局开会。陕西新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军装局，立即在那里建立指挥部。各支起义队伍到这里补充弹药器械后，分头攻占西安城内各官署等重要据点，很快又控制了西安全城。陕西巡抚钱能训获悉风声后立即逃跑，西安将军文瑞闻讯逃往满城。第二天，革命军攻破满城，文瑞自杀。
25日，革命党人和会党首领在军装局义军司令部举行会议，公举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同盟会的钱鼎和哥老会首领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很快，陕西各地会党、新军纷纷起事，陕西全省大部分州县不数日都宣布光复或反正。
湖南、陕西新军起义的第二天（10月23日），与两湖比邻的江西也举行了起义，这就使独立省份很快升至了四个。
江西历来是同盟会的工作重点，同盟会成立不久就派员至江西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与当地的会党建立密切联系，将许多会党发展成革命党；另一方面利用新军建立的机会，设法进入新军，所以江西与各省的一个重要不同，是江西新军中的上中层军官就有不少同盟会会员，而在其他省份甚至在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主要局限于下层军官，更多的是士兵。江西的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各标营的领导权主要操控在革命党人手里，但是各标营并不集中驻防省城，而是分散在全省各地，因此江西的革命党人虽然掌控了新军的权力，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武昌起义第二天，在新军中工作的九江籍同盟会会员蒋群刚好由昆明经武汉回到九江，他遂利用武昌起义的声势在新军中积极活动，驻守在九江的新军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以及该标三个营的管带范福增、黄焕章、何文斌等或为蒋群的旧友或为同学，经过一番沟通，他们相约于10月23日发动。
到了这天晚上10时许，位于岳师门外的新军炮台先发三炮，各营闻声放枪一排，四路火起，各义军袖缠白布，口称同心协力，向道府两署发动进攻。坐镇九江的江西按察使张检、九江道保恒、知府璞良及第五十五标标统庄守忠等清朝官吏一闻炮声就闪身而退，跑得一干二净，各路义军出人意料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九江城。
翌日晨，起义军各路负责人在九江道台衙门集会，决定顺势成立九江军政分府，宣告独立。推举马毓宝为都督，蒋群为帮办军务兼参谋长，林森担任交涉事宜。稍后，同盟会会员李烈钧返回九江，蒋群推举他接任参谋长，李烈钧成为九江军政分府核心人物，这对于后来江西全省形势的发展至关重要。
九江起义的消息传到省城南昌后，各阶层人民极为振奋，忙着制备白旗，准备迎接民军光复反正，而清朝官吏则非常震动，十分恐慌，江西巡抚冯汝骙深知战守都没有把握，曾经考虑请咨议局出面组织公举代表，接收权力，但稍后又有反悔。驻守在省城的新军第五十四标遂于10月30日起义反正，打开城门迎接各路新军入城。第二天，各路起义军负责人集会宣布江西独立，稍后成立军政府，宣告江西全省脱离清朝而独立。这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第四个省份。
在九江起义第六天，也就是江西省城南昌起义前一天的10月29日，太原新军也举行了起义，宣告山西光复。这是脱离清朝独立的第五个省份。
在晚清新政时期，山西一直走在时代前面。1902年成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武备学堂的优秀毕业生，还被选拔至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只是他们在日本留学的时间，正是革命党人在日本最活跃的时期，因而为清政府培养的高中级军事人才，差不多都具有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近代思想，这对于他们后来掌控山西新军无疑具有重大的方向意义。
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成协于1907年，其中高级军官除来自日本士官学校外，还有一些来自保定陆军学堂，山西新军的士兵，也与其他省份的新军不太一样，相对说来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一些，所以当保路风暴席卷全国时，山西新军其实已经卷入动荡，官兵的革命倾向越来越明显。
正像许多省份的清朝官吏一样，山西巡抚陆钟琦很早已经意识到新军不稳不可靠，他也设法给予各方面影响，但都不见效果。为防意外，他一方面从外面调配巡防营驻扎省城维护秩序，另一方面将驻守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地。结果也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新军接到调防命令后，加紧了起义的准备，他们同样担心清政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陆钟琦给出的开拔时限为10月28日。当天下午，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集会决定利用开拔命令领取武器弹药，然后于当天夜里突然发难，驻扎太原城外的新军第八十五标第三营管带姚以价率先从南门攻城，驻守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迅即响应。仅一夜工夫，太原全城就被起义军占领，山西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击毙，满城亦降。
10月29日上午，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省咨议局举行会议，筹组军政府，阎锡山被举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姚以价为陆军总司令，梁善济为民政部长，杜上化为总参议。稍后，山西全省各州县仿照省城相继光复。
山西新军起义的第二天（10月30日），云南昆明的新军也举行了起义，并很快获得胜利，宣布独立。按照时间顺序，这是武昌起义后第六个独立省份。
云南地处边陲，与缅甸、越南接壤，屡受英法殖民者窥伺蚕食，所以云南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近代特别高涨。1904年，云南开始有秘密革命组织“誓死会”，其主旨就是誓与“满洲殖民者”偕亡。同盟会成立后，云南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同盟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在云南新军及巡防营中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系统。云南新军筹建后，和其他省份一样，逐渐被革命党人所控制，像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蔡锷等，或为同盟会会员，或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群情振奋，革命党领导人张文光、陈天星、李学诗等，率同新军第七十六标两队等率先于10月27日在腾越发难，据有腾越城，张文光称滇西军都督，并分兵向昆明迸发。
当此时，驻扎昆明的新军也处于骚动状态，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密谋，决定在重阳节即10月30日发动。是日晚九时许，驻扎在昆明城外的新军第七十三标首先起事，由北门斩关直入，向军械局等要塞发动猛攻，清军在统制钟麟组织下给予激烈抵抗，革命军并没有顺利得手。
夜半，驻扎在城外的第七十四标在罗佩金统率下向城内发动进攻，城内的革命党人里应外合打开城门，直扑总督府，经过几个小时激烈争夺，双方各有死伤，至31日中午时分，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总督府。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在混战中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乘着混乱机警逃走。
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举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蔡锷等礼送云贵总督李经羲出境，云南光复大致完成。
云南的独立是武昌起义之后最艰难的一次，其惨烈程度与武昌起义不相上下，战斗激烈，代价巨大。至此，全国已有六个省份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六个省的大清命官确实没有给朝廷太丢脸，不过除了江西巡抚冯汝骙兵败自杀外，也没有谁真的进行殊死抵抗，先前不断向朝廷表忠心的各位督抚各位高官，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保命要紧，许多人差不多都是一走了之，不计后果。
注释：
[1]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宣统三年第5号。
[2]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5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