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廷的立场说，武昌起义不过就是一场军人哗变，只是与普通的哗变不同，这场哗变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经济诉求，而是上来就将自己服务的朝廷予以抛弃，甚至宣布自己要成立什么独立的新政府。这就不是一般的哗变了，而是造反，是一场危及王朝安全帝国安危的政治骚乱。按理说，面对这样的骚乱，除了强力镇压，还有什么道理好讲吗？然而于清廷而言错误就在于，面对武昌起义以及稍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真的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大清国两百多年历史上确实不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稍事耽搁，湖南独立，陕西、山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一下子将朝廷弄懵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袁世凯：绝对君宪主义者
由于我们过去受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民国时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改良与革命话语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由于袁世凯自己后来所进行的一场莫名其妙的帝制自为，使我们对袁世凯在辛亥年间的作为其实是不甚了了，而这不甚了了的前提，就是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给开了，一直心怀不满，一直寻机报复，所以当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的反应就是落井下石，就是要给清廷特别是摄政王难堪。一百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以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重新观察那一年那些事，我们很容易发现，过去的判断可能有许多局外人的主观猜测或恶意诽谤，是以后来者的眼光回望先前所发生的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袁世凯1908年和一批老臣被开缺，与1898年的事情毫无关系，真实的原因一是袁世凯要为外交失败承担责任，二是摄政王和小皇帝刚上台，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帝国政治的规则，为了帝国的整体利益，为了摄政王尽快建立新朝的权威，袁世凯和那些大行皇帝的老臣、权臣、重臣，除了庆亲王奕劻留任外，满洲高官、汉人高官差不多都相继离开了重要岗位。
也正因为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我们看到处于归隐状态的袁世凯并没有对朝廷有什么抱怨或怨恨，他依然在他的庄园里关心着朝廷，关心着天下，他的那些在官场在学界在军界的朋友、老伙计、部下和门生等，也并没有刻意与其疏远，而是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联系。
武昌起义第二天就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旧友新朋部下幕僚云集洹上村袁家庄园，为袁世凯祝寿。大家正在高高兴兴议论风生的时候，传来了武昌的消息，这肯定引起了袁世凯和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但袁世凯究竟对此事有何反应，过去的说法五花八门，各说各的，其实很多都是猜测。有的根据孙中山、黄兴后来的说法，以为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后就心怀不满，与孙黄有过联系，试图反清，加入革命阵营，更厉害的是与袁世凯有过密切接触的莫里循甚至说，他们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甚至还有人如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麟、袁克定等希望老袁趁乱而起，黄袍加身，直接取代清王朝，重建汉人帝国。还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开始就对武昌局势有过清醒判断，以为瑞澂、张彪都是无能之辈，不可能平定叛乱。而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妒贤嫉能，庆亲王奕劻昏庸贪鄙，更没有处理危机、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日子，终于有机会重出江湖。
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合乎逻辑，但可能并不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帝制自为之类的事情，那么起袁世凯于地下，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分析、判断，就是他的看法。作为传统体制的受惠者，袁世凯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及太老师曾国藩一样，打死了也没有僭越的想法，他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团火星就要夺取大清两百年的江山，此其一。第二，君主立宪是自1901年新政开始后，袁世凯和那一代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场立宪运动，方才使袁世凯在平庸的清末官场异军突起，成为大佬。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大致轮廓已经划定，只是由于皇上和皇太后突然相继去世，中央政治中心发生了些微偏移，摄政王载沣在随后的两年间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铁路国有化法案发布，确实有考虑不周不密的地方，但这些政策也不能说有什么明显的过错。第一届责任内阁不用这些人还有人可用吗？铁路不果断国有，还有机会纠正问题加快发展吗？要不了几年，各省铁路筹集的资金真的都像四川川汉铁路公司那样被消费掉挪用掉，那可真是要出大问题。袁世凯对于这些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认为有其合理性，给予相当支持。第三，对于武昌事变，袁世凯起初并不认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变，他清楚地看到军队不稳，主要是因为朝廷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后，使军队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相当失望，他们因此而失去分享权力的基础，所以袁世凯在此时的反应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帮助清廷渡过这个难关。当然，他也希望利用来自武昌的压力，稍后还有来自独立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早点觉悟，纠正在责任内阁上的失误，调整铁路国有化方案中的问题，以此平息武昌和各地的骚乱。这应该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事实的反应。
基于这种判断，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朝廷任命他为湖广总督之后主要做的事情不外乎两点，一是寻求与武昌和解，答应促动朝廷进行政治改革，充分照顾立宪党人和军队将领的利益；对朝廷，袁世凯则是利用南方的压力，促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重新制定政治变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真诚而不是虚情假意地对待民众，一定要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这是袁世凯的思路，也是当时国内外舆论界的主流看法。四国银行团一般认为，南方的目标当然是政治改革，朝廷只有请出像袁世凯那样有力量有魄力的政治领袖，才能重新启动已经被中止或者说被扭曲了的政治变革，接受南方的政治要求，同意一些宪法改革，那么南方的叛乱终将失去斗争的矛头而逐渐消解。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之后的重心就是怎样说服朝廷尽快调整政策，继续改革。
10月14日，朝廷接受列强及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的建议，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朝廷宣布袁世凯有权会同荫昌、萨镇冰调遣。如果仅就前线用兵来说，朝廷的这个授权当然不算小了。但问题是，“该省军队”差不多都随着武昌新军造反了，对袁世凯来说无从统率了；外省的援军都在路上，无从节制；至于会同调遣荫昌和萨镇冰所统率的水陆各军，也只是说说。因此从袁世凯的立场上看，10月14日的授权显然是不充分的，是根本无法对付湖北局面的。袁世凯当然不愿就此赴任。
在朝廷宣布起用袁世凯的当天，庆亲王奕劻有亲笔信委派阮忠枢专程送达洹上村，解释朝廷的用意，劝说袁世凯从大局出发，尽早出山。庆亲王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的意见当然引起了袁世凯的重视。袁世凯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就与幕僚进行讨论，据说杨度认为袁世凯不要出山，不要去挽救清王朝，就让清王朝这样烂掉好了。袁克定、王锡彤大致同意杨度的看法，以为可以静以待变，保持猛虎在山之势，为将来多留一些选择。而只有从北京来的阮忠枢竭力劝说袁世凯接受庆亲王的建议，接受朝廷的任命，同意重出江湖，但可以再提条件。据说王锡彤当时和袁世凯有一段对话，大致可以反映袁世凯此时同意出山的真实想法。
王锡彤问：袁公之出山是为了救国，可是朝廷是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便不发生武昌事变，这样的国家还有救的可能吗？
袁世凯说：这样的国家确实快到了不能救的程度了。天之所废，谁能救之！谁也没办法与天命相抗衡。
王又问：袁公既然认识这么清楚了，为什么还答应朝廷的任命呢？
袁世凯答：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仅此而已。
王又说：专制国家绝对不会容忍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能保，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很多了，同是汉族且不能免，何况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情形那么复杂呢？
袁世凯闻言稍怒，他坚定地表示：我袁世凯不能做革命党，我也不愿子孙辈做革命党。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表态，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的策略性考虑，他就是要东山再起，就是要重登政治舞台。其实，设身处地替袁世凯去想想，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大约都使他没有任何可能不这样想，他就是要为朝廷分忧，就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化解一场政治危机，这是真正的政治家最亢奋的事情。所以不必以太小的心胸去揣测袁世凯重出江湖的用意。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袁世凯在接到朝廷的任命后立即给予回复，一方面表示武昌事变确实是关乎我朝安危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去年冬天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这是多年种下的老毛病，也不可能指望很快治愈。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只是这段时间天气突然变冷，有点发烧咳喘，引发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这个症状当然也不是很快就能治愈，只是这种病毕竟只是表征，施治较老毛病还是要容易一些。袁世凯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既然武昌方面的情形那么紧迫，我也不敢贸然向朝廷请假，只是这几天我的身体确实有点问题，实在有点支持不住。我现在已经请医生加紧治疗，另一方面加紧筹备，一俟身体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借答朝廷高厚鸿慈于万一。
对于袁世凯的解释和理由，后来人差不多都不相信，以为这是袁世凯在向朝廷特别是向摄政王拿架子，是要报一箭之仇。其实，如果知道1908年事情真相的话，就不会这样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聪明绝顶的袁世凯绝对不会玩弄这种低级的小儿科。这个推迟赴任电报发出第二天即10月15日，奉命前往武昌平息叛乱的陆军大臣荫昌，专程前往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征求意见。荫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老部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当荫昌抵达时，袁世凯也没有出来迎接，而是在卧室与荫昌进行了一场交谈。过去的研究说袁世凯在装病，袁世凯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一来荫昌是他的好朋友，荫昌不会出卖他；二来真的是装病，荫昌当面一定会看出。所以在没有证据证明袁世凯在和朝廷讨价还价时，还是应该以宽容的心情看待一切历史记录。
袁世凯与荫昌进行了交谈，语重心长地告诫荫昌不要轻敌，不要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无人，要妥协处理，争取和解，但也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其对荫昌的交代也是对的，不存在他有意让荫昌鲁莽地去扩大事态，加重自己出山的砝码这样的雕虫小技，袁世凯信奉的是大智慧，那就是请求朝廷尽快推进政治变革，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的要求，平息各省的怨气。
军事上的建议和布局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讨论，现在所要讨论的主要是袁世凯在接受朝廷命令后在政治上的建言和部署。在过去的话语表达中，大家注意到了袁世凯在那段时间曾通过梁士诒、唐绍仪、张謇等人向朝廷建言或施压，希望朝廷接受立宪党人先前的要求，加快立宪和政治变革的进程，以政治变革去化解南方各省军事叛变的压力。袁世凯曾经明白无误托人转告梁士诒，根据他对中国目前时局的观察，消弭南方的军事叛变并不是一件难事，很容易结束；中国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他们这些绝对君宪主义者一直渴求的宪政。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朝廷只有向这个方向去用力，才能化解各省立宪党人的压力，也才能将压力转变为动力，化危为机，推动中国政治由此上一个大台阶。这才是袁世凯的大智慧。
根据袁世凯的委托和提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谈政治的梁士诒重新活跃起来，与唐绍仪等相互呼应相互配合，从事政治运动。梁士诒、唐绍仪等人运动的详细情况现在虽然并不是太清楚，但可以看到原先混乱不堪的北京政界开始逐渐向袁世凯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湖北及各省军事哗变的基本原因如果用给事中高润生的奏折说，其实就是三个问题，即借款、收路和亲贵内阁。所以现在要想通过政治运动化解军事危机，就必须直切主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有所反省有所表示。借款的事情比较复杂，大致上说就是盛宣怀在主持制定铁路国有化政策时，一个基本思路是用外国银行的钱换回各省民间资本对铁路的股权，这在各省铁路股东看来，就是朝廷与民争利，因而引发各地的保路运动；所谓收路，就是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化改造。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点都是好的，但好的政策并不一定必然得出好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既没有向人民说清楚，附带的是那些在集资活动中挪用、贪污、亏损的事情都必将在收路过程中露馅，这是各省闹事的一个关键；至于亲贵内阁，这是立宪党人最恼火最郁闷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等着立宪了能够分享权利，而亲贵内阁差不多彻底浇灭了大家的热情。所以朝廷要想平息各省的愤怒，就必须在这三个主要问题上有所表示。
10月22日，资政院第二次开院，摄政王载沣到院发表讲话，以为方今世界文明，宪政尤为当务之急，要求资政院在先前慎重筹备的基础上更有进步，所有应议事项亟宜集思广益，求一是以折中，以期渐有端倪，日臻完备。比较委婉地表达了加快政治改革步伐的意思。
摄政王的表达确实委婉，给人以希望，但并不保证结果，并没有时限。在接下来的几天，湖北及其他各省的情形继续恶化，反叛的省份越来越多，这终于使朝廷发毛了，着急了。10月26日，朝廷从资政院弹劾，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希望以盛宣怀为替罪羊能够平息各省怨愤。甚至先前听从盛宣怀建议，参与铁路国有化方案决策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及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一并交给相关部门查处定罪。这当然是希望在借款、收路两大问题上有个了结，回应各省的抗议和反叛。
至于在政治上，朝廷在随后的几天终于也架不住了。10月29日，资政院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就宪法问题向朝廷提出重大建议，二是奏请罢黜亲贵内阁，建议朝廷重新选拔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其全权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
滦州兵谏：清廷丧失最后机会
清廷在政治变革方面的让步当然有袁世凯的推动，不过也必须承认，清廷的这些宣示其实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共同期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前进方向。就此而言，南方的兵变、哗变，对于清廷打破守旧势力的封锁，为政治变革打开一条血路，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还必须说，清廷这个重要宣示的推手，还不仅仅来自袁世凯一系，可能还有诸如滦州兵谏事件的影响。
所谓滦州兵谏，就是驻守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官兵基于义愤和大义所发动的一场军事哗变，其政治诉求与湖北新军的哗变有所不同，而是要求清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这一点与袁世凯当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过去许多年，史学界许多人都认为滦州兵谏的政治诉求是革命，是排满，是共和，而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吴禄贞被杀害，也被说成是袁世凯的阴谋和指使。现在冷静观察重新阅读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可能还不那么简单，可能还有重新思索的空间。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张绍曾和蓝天蔚。张绍曾生于1879年，时年32岁，河北大城人，原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时名列第一，回国后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1905年入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任总监督。1910年随贝勒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归国后转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少年权贵载涛、载洵等算是张绍曾的学生，这也是张绍曾在朝廷层面的重要人事资源。1911年，张绍曾调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驻守沈阳、新民一线。武昌起义发生后，奉命入关，驻扎滦州。
蓝天蔚生于1878年，时年33岁，湖北黄陂人。初就学于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以优异成绩被张之洞选派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在那里与张绍曾、吴禄贞结识。1903年，蓝天蔚奉命回国，任将弁学堂教习，因与吴禄贞等人过从甚密，遂被军方高层怀疑，蓝天蔚愤而辞职。旋经吴禄贞推荐，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并从湖北新军中挑选50名优等生随行。日俄战争爆发后，蓝天蔚甚为愤慨，出面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义勇队，任队长，帮助日本抵抗俄国。
与张绍曾、吴禄贞的情形一样，由于中国处在政治发展的十字路口，好学深思的蓝天蔚对于各种思想学说都有浓厚兴趣，他与湖北籍的刘成禹、李书城等人组织同乡会，并创办留日学生第一个以省份命名的进步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洋各国进步学说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回国后出任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守奉天。
吴禄贞生于1880年，时年31岁，湖北云梦人，经历与蓝天蔚相似，1896年从军，1898年被张之洞选派送赴日本学习军事。据说，吴禄贞也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这个说法的可信性其实还值得讨论。
从个人性格品行上说，吴禄贞又与蔡锷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吴禄贞个头瘦小，但其谈吐不凡，做事专断，性格豪迈，不愿被别人领导，有着很强的领袖欲。广结天下英雄豪杰，花钱如流水，风光无限，喜欢美女，纳娼为妾。或许因为这个爱好，吴禄贞与蔡锷被一些雅士文人讥为“南蔡北吴”。
吴禄贞留学归国后，在军界的发展一帆风顺，先任中央练兵处训练科监督，后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旋任延吉边务帮办，后升任延吉边务督办、陆军协都统。1910年奉调回京，出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前往德国、法国考察军事。回国后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
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学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他们虽然在那里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与湖北籍的革命者如刘成禹等人来往，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更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作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军事留学人员，对朝廷依然有着无比期待和基本忠诚。他们后来之所以挺身而出进行兵谏，与其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响应，不如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回应，因为他们兵谏的政治诉求并不和湖北军政府以及独立各省的要求相一致，而是要求朝廷遵守君主立宪的政治承诺，加快立宪步伐，早日进入完全立宪的时代。
至于吴禄贞几个人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倾慕和探究，也不必过多阐释，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革命和改良在1906年之后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跷跷板。革命高涨了，肯定意味着改良出了状况，而状况一定是朝廷又遇到根本障碍改不动了。这时，许多稍怀激进情结的中国人都会倾向于革命。而一旦朝廷化解了改良的障碍，改良又进入常态了，革命也就没戏了，革命也就低潮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吴禄贞等士官三杰和那个时代许多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可以说他是革命者，也可以说他是朝廷的忠诚拥护者。他们对朝廷的批评、批判与愤怒，其实就是典型的“第二种忠诚”，是恨铁不成钢。
进入1911年之后，革命的形势原本走向了低潮，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立宪党人都在幻想着随着政治改革的进程分享应该获得的权力，不料清廷亲贵内阁的出台惹恼了立宪党人，使他们先前的政治期待归于落空。紧接着，朝廷又接受盛宣怀铁路国有化的建议，弄得南方各省群情激奋，反抗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清廷为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决定在当年秋天调动大军举行永平秋操，以此去压制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
永平秋操分为东西两军。西军为禁卫军，以满洲人为主；东军为新军，以汉人为主。内定的演习方案是东军败西军胜。清廷特别任命军咨大臣载涛为永平秋操大元帅，任命舒清阿为西军总统官，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被指定参加秋操的队伍，禁卫军为第一混成协、第二混成协和第三混成协；新军参加秋操的为第一镇、第四镇、第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东西两军先后从原驻地向滦州一带集结。
张绍曾统领的第二十镇参加秋操的队伍从新民府陆续开到滦州的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全国震动，军心不稳。朝廷根据秋操大元帅军咨大臣载涛的报告，下令停止当年秋操的一切准备活动，并考虑将新军第二镇、第四镇及第六镇的一协编为第一军，将第二十镇和第三镇、第五镇各一协及第二混成协编为第二军，开赴湖北前线。因此，从各地向滦州集结的各路军队相继离开返回原驻地，但不知为什么只有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却在滦州按兵不动。
滦州为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张绍曾和他的第二十镇在那里按兵不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当然担心武昌的事情在滦州发生，所以相继委派载洵、吴禄贞、蒋作宾、陈其采等将领前往滦州相机劝说，以解除朝廷的担心。
载洵算是张绍曾的学生，但他的劝解并不被张绍曾接受。吴禄贞是张绍曾的哥们，他所统领的第六镇已经从滦州返回原驻防地保定，他受命前往滦州劝说张绍曾，其实是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进行沟通串联，使吴禄贞将他们“士官三杰”先前的计划有机会进行调整。
作为湖北籍的新军军官，吴禄贞、蓝天蔚等人对武昌事变理所当然更为关心，也理所当然想为自己的故乡，还有那支自己先前服务过的部队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他们确实有遥相呼应的考虑，以配合武昌新军的行动，只是很难说的一点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像湖北新军那样一定就是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实现共和。
基于这样的立场，张绍曾于10月27日联络一批将领联名向朝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革命党人的合理要求，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对于张绍曾等人的建议，朝廷筹议未决，于是张绍曾等又向朝廷请求进兵南苑，以兵临城下迫使朝廷屈服。
张绍曾等人的做法当然不会使朝廷轻易答应，何况是军方将领用武力迫使，朝廷如果就此答应，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而朝廷的不答应，又迫使因此发难的张绍曾等人骑虎难下，于是他们又找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扣留了一列发往武昌前线的军火，以此向朝廷继续施压。
这趟军火专列是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朝廷的命令发往武昌前线的，其物资是从欧洲采购的，当然都是武昌前线最急需的。赵尔巽将这趟专列交给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负责押运，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彭家珍也是潜伏很深的革命党人。
四川人彭家珍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后入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1911年秋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当他接受这个特别急迫的押送任务后，不是想着怎样去完成，而是立马想到通过革命党人特殊渠道通知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希望张绍曾动用武力予以截留或扣留，以此实际行动帮助武昌起义前线的革命将士。
作为军事将领，张绍曾当然知道这批军火对武昌前线的意义，但他确实不是想将这批军火据为己有，而是希望将这批前线最急需的军火扣留下来，迫使前线将士和军方其他将领能够和他一起呼吁朝廷尽快开始政治改革，尽快实行君主立宪，以回应南方的要求。这是张绍曾扣留军火的政治诉求，其目的显然与彭家珍不同。
张绍曾的这个做法立即获取了预想效果，当他将这列军火扣押后，立即在北京，在武昌前线，在袁世凯那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朝廷通过各种方式劝说张绍曾有话好好说，不要扣留这批军火；正在前线或者准备开往前线的冯国璋、段祺瑞也向张绍曾施压，劝告他有话说话，不能拿前线兄弟的生命开玩笑。
扣留军火只是张绍曾等人的手段。10月29日，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护理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卢永祥、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官蓝天蔚、陆军第二镇三十九协统领官伍祥桢、陆军第二镇四十协统领官潘榘楹等联名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
奏折指出，连日来恭读朝廷一系列诏书文件，获知武昌不守，大军南下，惊心动魄，以为世界革命之惨史行将复演于国中，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和危险。他们认为，此次变乱的起源当然不止一个，然而归纳起来说，其实就是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的必然结果。国家当祸变之时，其治乱也犹医生之治病，一面防其腐蔓，一面拔其症结，标本兼治，方可奏效。否则一误再误，死亡随之。现在湖北事变事机迫切，一般人民主要凭借对朝廷举动的观察，战局进展的观察，以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自事变发生至今已经半个多月了，中央政策，除了动用兵力，好像根本没有从治乱本源上大加改造，以懈其已发而遏其将萌。由此继续发展下去，人们对朝廷的信任势必逐渐减弱，而祸乱的根本原因可能反而日趋严重。从世界各国革命的历史看，但凡革命发生之后，经政府强力镇压的，基本上没有从根本上根除的，反而使革命越演越烈，其国家危亡的系数必然加大，其君主悲惨结局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张绍曾等人指出，即便从我大清最近的历史说，最近几年党人被诛被抓的已经很多，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前仆后继，抓不胜抓，杀不胜杀，革命的形势没有减弱，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不问国力是否真的能够战胜革命党，即便中央的兵力真的能够侥幸取胜，但势必要酿成流寇群起，东南半壁江山，依然会落入党人手中，国力消竭，外人乘之，豆剖瓜分，不堪设想。这就是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要向朝廷表达自己意见的初衷，就是要求朝廷不要一味凭借武力去解决眼前的危机，要从政治上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这个思路无疑与袁世凯是一致的。
张绍曾等人在这份奏折中的具体意见是，皇位之统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这七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归结一点，就是请求朝廷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张绍曾等人强调，今日军民所仰望要求的，只在于改革政体，只在于按照英国君主立宪的原则重构权力系统。为朝廷计，与其徘徊犹豫不决以启天下之疑，何如明示政纲以钳党人之口？何况要求改革的目的，于我皇上之地位尊荣无丝毫损害，而于我国家基础之巩固有邱山之益。所不便者，独革命党与那些朝贵而已。因为革命党持极端主义，朝廷如果一新政体，这革命党的势力必然会削弱。至于那些怀垄断之心的朝贵们，他们只是既成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经立宪，他们的个人利益肯定受损。张绍曾等人进而强调，破坏我朝廷万世之大业、人民永远之幸福者，革命党人的煽动破坏还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只是那个制造革命党人的政体。所以他们的要求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此，张绍曾等人在这个奏折后附有政纲12条，大要是：（1）大清皇帝万世一系。（2）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3）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4）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5）陆军直接归大皇帝统帅，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6）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7）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8）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9）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10）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11）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12）军人有参议之权。
张绍曾的奏折特别是十二条政纲，除了个别条款还有商量余地，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其政体就是中国人多年来期待的虚君立宪，朝廷如果能够对张绍曾等人的这些建议给予肯定的答复，相信由湖北新军引发的一场大革命完全可以至此结束，然而清廷并没有珍惜张绍曾这些君宪主义者的建议，没有顾及他们的政治忠诚，继续以糊弄的姿态一步一步退却，结果错失良机，最终使君主立宪的机会完全丧失。
黄兴来了
武昌起义发生后，在武汉，其实成立了两个新政府，一个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另一个就是以纯粹的革命党人为主的军政分府。前者由于其中掺杂着汤化龙等老牌立宪党人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官僚、旧军官，因而其性质很难说就是一个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一直期待的革命政府，而后者的力量由于没有获得外界支持，实在太小，所以武昌起义之后，湖北未来发展并没有一定之规，既可以向左转走向革命共和的道路，也可以向右转，像后来一些省份那样只是光复，只是将满洲人赶下台，其政权性质依然是旧的，甚至是以君主立宪为政治诉求。武昌和湖北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改变，除了北京的政治压力、军事压力外，另外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革命党人纷纷到来，特别是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的到来，从根本上扭转了湖北向右转的可能，其政权的革命性质日趋浓厚。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确实陷入低谷，黄兴逃到香港后，除了疗伤，就是考虑用暗杀的办法专意复仇，在他看来，清政府的铜墙铁壁现在确实不容易有大的突破，此时只有利用党人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从事暗杀，杀死几个清廷大员，既可为烈士报仇，亦可引起一些震动，重振革命信心。后在孙中山、冯自由等人劝说下，黄兴放弃个人暗杀的计划，转而组织东方暗杀团，有计划地进行暗杀活动。
与黄兴的思路稍有不同，同盟会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导人宋教仁依然对武装起义充满信心，他和陈其美、谭人凤等30多人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试图从长江中下游一带突破。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对长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党人无疑是很大鼓舞，各省革命党人利用保路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积极活动，寻找机会准备发动一场略具规模的起义，以重振革命党人的威风。至9月，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觉得条件大致具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遂派居正及杨玉如等前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亲临汉口主持大计。
黄兴此时还在香港，居正、杨玉如在上海与同盟会领导人于右任、熊克武等人会面交换意见，经过详细讨论，他们决定找准机会在南京、上海和湖北等长江中下游诸省同时发动，争取在清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取得一个大的突破。
会后，宋教仁、谭人凤将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新军中的力量向黄兴做了介绍，但黄兴知道这些情报后却认为，现在各省之间的联络并没有真正打通，如果没有其他省份的配合，湖北一省很难成功。黄兴仍然建议湖北的革命党人不要太过着急，还是应该进行扎实准备，等待各省准备得差不多了，仍按原来的计划，约同11省同时起事才好。
大约是黄花岗起义失败的阴影还在发挥影响，或者是因为黄兴没有亲临武昌，没有现场感，所以他的分析虽理智，但很显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保路运动发生后湖北社会震荡所带来的机会，稍后经湖北代表吕志伊、刘芷芬专程前往香港当面介绍，黄兴的看法发生很大转变，欣然赞同同盟会中部总会寻找机会在湖北在武昌发动的计划，以为湖北新军久受各方面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资格，然其中实在蕴涵着非常强烈的反抗情绪。在湖北的同盟会成员还有一点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即湖北一直没有举行过像样的起义，那里的革命党人不免有点儿自惭形秽，所以一直潜藏着一种要找个机会大干一场的心结，以洗刷多年沉默不见成效的缺陷。这些主客观因素在黄兴看来都是很值得利用的，湖北如果把握住时机，便有可能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再人为遏制，或听其内部自发，革命党人不去积极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即以武汉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指挥恰当，布局合理，也未尝不能在这里大干一场，有所突破。过去革命党人侧重于两广地区，而不重视湖北，不重视长江中下游地区，以为这一地带革命党人不易进入，更不容易退出，也没有可靠的军队以资利用，所以一直没有将这里作为工作重心。现在湖北新军中既有如此大的革命力量，则以武汉为中枢，以湖南、广东为后劲，江苏、安徽、陕西、四川等省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黄兴通过对湖北情形的了解，所做出的判断与前此相反，以为革命党人一定要加强对湖北的重视，急宜趁此机会，勇猛精进，较之先前只在广东一带举行武装暴动可能更有效。
黄兴作出如此清晰分析的时间为1911年10月5日，也即武昌起义之前五天，他在作出这些分析时也表示自己将因湖北同志的邀请，亲赴长江上游，期与那里的革命党人会合，共同发起，一起奋斗。为此，黄兴专门致电湖北同志，嘱其先别轻举妄动，等待11省布置妥善后，相互呼应，一举而光复汉疆。然而，黄兴无论如何想不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他原本准备到南洋一带再筹些款项，而武昌方面就因一个小小的失误而不得不提前发动，并一举控制武汉三镇，控制了湖北一部分地区。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正在上海的宋教仁就获得了消息，他迅即电邀黄兴尽快来沪商量下一步计划，而黄兴此时也想不到一个偶然的事故能够掀翻一个帝国，他在回复宋教仁的信中仍然表示等他筹集的这批款项稍有眉目方可前往。
第三天，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宋教仁、居正即来武昌赞画戎机，并请他们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
第四天晚上10时许，居正、谭人凤等人从上海回到了武昌，他们的到来为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注入新的因素，特别他们声称已与宋教仁等革命领袖面商湖北形势，并表示很快返回上海请黄兴、宋教仁等来这里帮忙，促成各省响应。黄兴、宋教仁的名头在革命党人中间早就如雷贯耳，他们能够前来主持大计，无疑振奋了武昌的革命党人，他们相信，凭借黄兴、宋教仁的号召力，各省响应相继独立的事情也就指日可待。
10月23日，黄兴偕太太徐宗汉自香港来到上海，迅即与宋教仁倾谈竟夕，商定由柏文蔚、范鸿仙等前往南京策动新军反正，黄兴与宋教仁前往武昌支撑全局。从上海前往武昌的沿江口岸都在清军严密掌控中，缉查极严，黄兴等人要突破这些关口也非常困难。不得已，只好由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出面组织赤十字救伤队，开往武昌战地服务，黄兴、宋教仁、徐宗汉、陈果夫等化装混入其中前往。
经过几天航行，躲过清军的关卡与检查，黄兴等人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旋即前往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元洪听说黄兴要来武昌的消息后，就下令制作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了一圈。前线将士听说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商户也一扫几天来的郁闷无着，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
对黄兴的到来，黎元洪是发自内心表示欢迎。很显然，黎元洪现在虽说是湖北军政府都督，但这个政府所能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而面对的清军又是那么强大，更多的清军还在南下北上的途中，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黎元洪大约心中真的没有底。黄兴是革命党人中最懂军事的领导人，他的到来，无疑可以为黎元洪分忧解难，而且以黄兴革命党领袖的身份，也更容易指挥武昌的革命党人。
黎元洪向黄兴介绍了汉口连日来的战争情形，黄兴也向黎元洪简单介绍了同盟会的主张与理想，黎元洪请黄兴出面在汉口主持全局。自从闹革命以来，黄兴从来都是以天下为己任，而这次到武汉来的目的也是要领导湖北的革命党人施展抱负，所以他对黎元洪的邀请也就没有任何可客气可推辞的理由，欣然接受，并旋即在吴兆麟、蔡济民等人陪同下，前往阵地视察。
黄兴是革命党人中对军事最有研究的领导人，更是一员战将、猛将，他在视察途中发现问题随时纠正，归来后又向黎元洪提出一些有益建议，湖北都督府许多人认为黄兴确实是一个好战善战的领导人。遂向黎元洪建议请军政府任命黄兴为全军总司令。黎元洪对黄兴的主张与建议也相当满意，欣然接受大家的建议，立马主持大会公推黄兴为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及各省援军，均归黄兴调遣。黄兴由此名正言顺介入湖北军政府的工作。
黎元洪真诚欢迎黄兴的到来和帮忙，黄兴也是真诚期待湖北军政府能够巩固地盘扩大战果，击退清军的进攻，等待全国声援与回应。然而一个想不到的效果是，黄兴的到来与介入，使湖北军政府内部的力量对比顷刻发生变化，一部分革命党人甚至开始考虑用黄兴替换黎元洪，或者推举黄兴出任湖北湖南大都督，由先前被黎元洪任命的总司令一跃而变为其上司。
对于革命党人的这些建议，自武昌起义后一直与黎元洪亲密配合的吴兆麟表示反对，以为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开启革命阵营的内部冲突，黎元洪虽非革命同志，但在湖北军界资深望重，此次大众公举其为都督，并非黎的本意。且起义时大众说他浑厚，外国人均依其名义，认民军为交战团。各省陆续响应，群来电推崇，颇表敬仰。若一旦将其推倒，中外必生疑团，视我辈有争权夺利之嫌，不顾大局。这是吴兆麟认为不可以黄兴替换黎元洪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吴兆麟认为，黄兴为革命巨子，海内皆知。此次来到湖北，大众皆为推戴。如趁此在湖北立功，将来达到革命成功目的，再由同志公举为全国领袖，前程远大，天下归心。区区都督虚名，又何足计较？
第三，吴兆麟指出，黄兴到湖北不久就已由大众公举为总司令，由黎元洪都督命令发表，是黄已在黎下。现在突然提出让黄兴以大都督的名义节制黎元洪都督，这在黎元洪方面原无可如何，如有人代鸣不平，岂不立起纷争？
第四，如果黄兴之大都督发表后，黎元洪提出辞职，届时各省及外国领事群来质问，我辈如何答复？即便我们可以解释说这是大家的共同意见，然而当此时局紧张时刻，致令主帅辞职，授敌以隙，各方必怀疑我们这些革命党人不能容物，好恶褊狭。
吴兆麟的反对，暂时打消了革命党人临场换帅的想法，后经宋教仁等人居间调和，决定大格局维持不变，但仿刘邦聘韩信为大将故事，请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身份登坛拜将，郑重其事聘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
临阵换帅风波很快化解了，但这件事情对于湖北军政府内部革命党人与那些立宪党人、旧军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非常微妙的深刻影响，立宪党人和旧军人不再对革命党人有什么神秘感，不再有什么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敬仰和不可理喻，军政府内部的权力冲突开始发生，革命党人逐渐边缘化，旧军人逐渐成为政权的主体，而掌握着政府内部实际权力的，也逐渐是那些从立宪党人转化来的新人物。
革命党人的这些雕虫小技一定不会使黎元洪高兴，不过黎元洪此时关注点大约根本不在军政府的内部权力争夺上，军政府究竟能够存在多久只有天知道，清军正在调集各路大军南北夹击，湖北军政府如果不能经受住这个夹击，各省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响应湖北军政府宣布独立，那么湖北军政府必将成为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彗星，争夺这种权力毫无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想，本来就是被迫拉出来充当傀儡的黎元洪可能对革命党人的争夺暗中高兴，你们拿去吧，我正求之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