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抛来橄榄枝
被迫拉出来参加革命的黎元洪不会以为湖北军政府固若金汤，不会相信清政府就此罢手听任湖北独立，所以他对革命党人分享权力夺取权力的想法与做法并不会不太高兴，他甚至欣然接受革命党人的建议，郑重其事登坛拜将，将湖北军队的指挥权以及各省援鄂军队的指挥权统统交给了黄兴，这实际上是让黄兴让革命党人一起分担湖北军政府所面临的压力，至少可以增加与清政府抗衡的力量。
黎元洪的感觉和判断是对的，重出江湖的袁世凯确实在以软硬两手对付湖北军政府，硬的方面是他调集了各路大军直扑武汉，如果清廷能够很好配合，在柔的方面听从袁世凯的建议尽快改革，那么袁世凯指挥的北洋系中央军，踏平武汉并不是太难。由于清廷不能有效配合，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愿接受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于是袁世凯也就有张有弛地在武汉前线打起了太极，既保持对湖北军政府的军事压力，又借用湖北甚至其他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进行政治变革，于是错失在军事上打败湖北军政府的机会，湖北军政府和革命党人都侥幸逃过了一劫。
后人对袁世凯的这个策略，多有负面评价，以为袁世凯是在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其目的是自己坐大。这个说法显然是因为袁世凯后来的事情特别是帝制自为而引起的，并不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和做法。袁世凯之所以在武昌起义之后不是急于用武力踏平武汉三镇，其目的只是要利用这个外力去推动他们那一代人十几年来孜孜不倦的君主立宪追求。这一点真的不必怀疑，因为也只有做到这一点，袁世凯才能真正获得国内外比较一致的支持。
从当时国内外舆论看，大家对清廷政治变革的诚意深深怀疑，因为无论如何亲贵内阁的宣布都显得满洲人太小气太狭隘太自私。反过来说，亲贵内阁的宣布恰恰证明了革命党人多年来的政治宣传，满洲人就是一个自私的异族政权，是对我汉族的殖民统治，满汉之间的矛盾不可克服，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种族冲突。
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宣传在亲贵内阁出台后确实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必须立即“驱逐满清”，重建汉族人政权的推论。更不能由此得出必须创建一个没有君主的民主政权的结论，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真的有点儿不可思议，即便对于那些来自异域的政治家、观察家，甚至那些一直对中国对革命党人比较友好的外国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许多外国观察家明白指出，就亚洲的政治现实及历史传统而言，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最为合适。仅就理想和理论而言，共和国当然比君主立宪的办法显得高出一等，但相对于中国现实，只有君主立宪的办法，才能有效维系国家统一，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有效提升民生幸福。这是外国观察家的普遍看法。
还有一个制约因素也是必须注意的，那就是由于东西洋各国在甲午战争后对中国有着大量投资，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东西洋各国虽然期待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但是更关注中国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到太大损害，而稳定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当然以君主立宪为首选。所以东西洋各国驻华使节一方面建议清廷重用袁世凯去处理武昌及全国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向袁世凯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政治意向，不希望袁世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本制度上大动干戈，都强硬地主张中国必须保存君主立宪制度。据说日本政府甚至考虑向中国派遣军队，帮助清廷以武力扑灭武昌和随后蔓延全国的革命，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持中国的既成政体，略有改造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是可行的，建立共和，则显然无法维护列强的利益。
外国观察家的建议是袁世凯政治立场的一个参考指标，而东西洋各国外交使节的态度就是一个硬性的要求了，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袁世凯在重出江湖之后耍什么心眼，他对君主立宪体制的倡导和坚持，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他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不会想到会做革命党，更不会想到推翻清廷，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根据这样一种判断，袁世凯在接受了湖广总督任命后，即开始对湖北军政府特别是黎元洪进行政治诱降，政治诱降的唯一条件就是坚守君主立宪政治体制，促动朝廷进行政治变革。10月19日，袁世凯委派刘承恩与黎元洪进行联系，商讨南北和解的可能性和条件。
刘承恩为湖北襄阳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然后投奔袁世凯，为幕僚随从。1900年调任湖北武建左旗第一营管带，是时被袁世凯紧急征召至河南彰德，让他利用与黎元洪的关系，居间联系。袁世凯开出的价码是，他袁某人一定建议朝廷实行立宪，赦开党禁，下诏罪己，皇族不再过问国政。他的要求只是，朝廷如果做到这些，希望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能够给他袁某人一个面子，答应南北和解，不再诉诸战争，重建统一。
在接受了袁世凯的面授机宜后，刘承恩通过由北京返回武汉的张伯烈等转告黎元洪，表示袁世凯可与革命军及黎元洪合作，而且明白强调目前的战争不可能长久，走上谈判桌进行议和是大家都无法回避的选择。这是袁世凯代表清廷传递给武昌湖北军政府及黎元洪最早的和平信息，相信这个消息对黎元洪对军政府中的前立宪党人都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不管怎么说，湖北军政府并不真的有力量打退清军的进攻，大兵压境毕竟给湖北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
刘承恩的传话一定对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有所触动，于是紧接着，刘承恩再次、三次致信黎元洪，介绍袁世凯和清廷的相关交涉，表示清廷现在已与过去很不一样了，清廷在袁世凯和军界领导人的劝说下已经幡然醒悟，决意加快立宪步伐，同意赦免革命党人，同意罢黜亲贵内阁，同意皇族永远不得过问政治。刘承恩的意思很明显，咱们立宪党人这么多年的奋斗不就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吗，不就是想使中国早日立宪，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吗？多年奋斗现在终于有机会变成现实，这多亏了湖北新军弟兄临门一脚，所以希望黎元洪和湖北新军弟兄早日与朝廷和平了结，结束对峙，重建和平。
对于参与此次事变的新军弟兄，袁世凯也通过刘承恩给黎元洪带话，不仅不会秋后算账惩罚任何人，而且认为参与此次事变的所有人都有贡献，都是人才，都会重用，政治进步人人有责，而湖北弟兄的这次贡献最大，像黎元洪等领袖都是大才，将来一定会委以重任，相助办理朝政。稍后，亲临前线督师的袁世凯直接向黎元洪喊话，修书一封请黎元洪放弃抵抗，携手共襄盛举，共创大业。
袁世凯的许诺当然也并不都是空话，事实上，在袁世凯的劝说下，朝廷确实意识到了真正的危险，不得不同意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变革。10月29日，朝廷罢黜了不得人心的亲贵内阁，稍后宣布由袁世凯全权负责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朝廷还宣布将尽快改定宪法草案，等候颁布。更重要的是，朝廷于10月30日以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痛悔即位三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敛衽，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政，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实事求是地说，朝廷的这段反省是真诚的，也确实看到了最近几年问题的关键。
基于这种反省，朝廷宣布将与我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宣布对于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这实际上就是大赦天下，欢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回归社会主流，共襄君主立宪盛举。
在进行和平攻势柔性攻击的同时，袁世凯并没有忘记武力威慑。他在获得钦差大臣任命后，更是做了军事上的部署，拿出自己的杀手锏，派北洋将领王士珍接管湖北军务，令其添募新兵1.2万人，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保障清军前线与后方的联系；派北洋将领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招募数营，相机攻占皖北颍州，以保障清军侧翼安全；令冯国璋指挥第一军迅速向汉口反攻，用炮火用实力压制南方，以显示北洋系具有足以征服南方踏平武汉三镇的实力。
10月30日，完成战略布局的袁世凯踌躇满志从彰德挥师南下，抵达信阳，亲临前线，他用软硬兼施的方式向黎元洪抛出一个橄榄枝，期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和解南北纷争，恢复秩序，重建和平。
吴禄贞壮志未酬
袁世凯对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抛出的橄榄枝是真诚的，他确实有把握做到这两点，即让朝廷趁着这次危机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另一点就是赦免包括这次武昌起义的参与者在内的过去十多年蒙冤受苦的政治犯、良心犯，实行民族和解，重建君主立宪体制。然而，袁世凯的这些许诺因吴禄贞事件而破局，朝廷历史性地错过了改革机会，武昌起义和平解决的可能也彻底消失。
吴禄贞参与了张绍曾滦州兵谏的前期谋划，但他似乎并不赞成张绍曾等人的改良主义主张，不赞成再向朝廷跪着造反，请求朝廷加速立宪，化解危机，所以他就没有参与张绍曾等人10月29日向朝廷发出的联名奏折，而是期待张绍曾等人要求无法获得满足后另行发动，一举推翻清廷，响应南方革命党人的号召。
张绍曾等滦州驻军高阶层军官的兵谏在朝廷那里获得了积极回应，朝廷在第二天（10月30日）就有一个宣布，承诺将加快立宪步伐以与天下军民更始。这个回应或许不是直接针对张绍曾等将领的要求，但这个宣布无疑使张绍曾等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朝廷加快立宪的可能。所以他们又立即向朝廷发出一份通电，表示仰见朝廷的这个宣示非常感动，只是内阁一日不成立，即内乱一日不平息，建议将宪法速交议院制定等。
或许是因为有军火扣留在张绍曾等人那里，或许是朝廷真的已经觉悟，真的已经克服了立宪障碍，总而言之，张绍曾等人的这个建议获得了朝廷积极回应，朝廷在11月2日发布上谕，以为张绍曾等人的建议用心良苦，显系维皇室、靖乱源起见，具见爱国之诚，实深嘉许。朝廷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朝廷在昨天已经如张绍曾等人所期待的那样，宣布将原先成立的亲贵内阁解散，另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织完全内阁。大清帝国宪法也即将交给资政院起草，一旦完成法律程序，就由朝廷公开宣布。
滦州兵谏成为时局转折的关键，握有重兵的军事将领的奏请绝非泛泛，当此时局亟亟，人心向背至关重要，军心不稳，人心不固，大局必将陷入更加不可收拾的境地。所以，滦州兵谏的警告着实让清政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许多重要的改革举措，过去讨论过无数遍无法定案，争论不休，现在却可匆忙通过，匆忙颁布，清廷和皇族所能守住的底线似乎只有两条：一是不能实行共和政体，一是不能实行排满主义。除此之外，所有改革要求，均可照准。
张绍曾等高阶层将领的要求和朝廷的宣示，无疑都合乎君主立宪的思路，也合乎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设想，但是参与滦州兵谏前半程的吴禄贞对此似乎很不满意，他的主张不仅要推翻清廷，而且要在这一过程中连同袁世凯一起干掉。
吴禄贞与革命党人和朝廷中的重臣庆亲王奕劻等都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在骨子里是个革命党，但在清军中却一直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就一直有意在北方有所发动有所配合，这除了革命的因素外，另一层原因湖北毕竟是他的父母之邦，湖北新军毕竟是他战斗过的部队。所以当朝廷调集各路新军重组开赴武昌前线时，吴禄贞自告奋勇要求前往，理由是自己是湖北人，或许有助于劝导反叛的新军解甲反正，阵前倒戈。然而陆军大臣荫昌不知为什么对吴禄贞就是有点不放心，吴禄贞对荫昌也有点儿不踏实，各种机缘巧合使吴禄贞继续留在了北方。
留在北方的吴禄贞积极参与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密谋的滦州兵谏，滦州兵谏的用意表面上看与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思路相一致，其实滦州兵谏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与袁世凯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滦州兵谏背后的政治势力是朝廷中的少壮派，比如禁卫军将领良弼、军咨大臣载涛等，他们并不主张起用袁世凯，以为袁世凯包藏祸心，如果让他在平息武昌叛乱中坐大，必将对朝廷不利。良弼、载涛等人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当时满汉激烈冲突的考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汉族高官袁世凯在民族主义情绪如此高涨的时候，还能像过去升平时代那样忠于朝廷，他们担心袁世凯一旦反水，与南方革命党人合作，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
民族主义的冲突在革命党人的渲染下确实越来越大，满汉之间特别是官僚、军人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和不平等，良弼、载涛的分析有自己的逻辑和道理，但在朝廷在摄政王载沣看来，也正因为满汉之间如此冲突，正因为南方革命党人如此高调叫喊着排满革命，那么就让汉人袁世凯和他统率的北洋系去处置吧，这里是否有让南北两支汉人新军相互残杀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但由汉人去回应汉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当然有助于化解民族主义的压力，有助于消解民族主义冲突。所以朝廷就没有接受良弼、载涛等人的建议，反而大胆起用袁世凯，授予其全权处置武昌及南北各省骚乱。
良弼、载涛等为代表的皇族成员并不是坚定的守旧派，他们不愿意起用袁世凯，是因为他们认为袁世凯代表了旧的方面，而真正能够拯救大清维护朝廷的还是要有新思想的政治家，所以尽管朝廷重新起用重用了袁世凯，依然无法阻止这一批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不利。良弼、载涛等人想到了吴禄贞，以为像吴禄贞这样具有新思想的新军人与袁世凯那样的旧官僚肯定不一样，吴禄贞和张绍曾、蓝天蔚等人虽然是以兵谏的方式逼迫朝廷就范，进行改革，但其忠诚可嘉，不必怀疑。所以他们准备与吴禄贞结成临时阵线，准备利用吴禄贞的力量除掉袁世凯，将吴禄贞的第六镇部署在京汉铁路中段，准备在袁世凯平定武昌骚乱后北上时借机发难，铲除袁世凯的势力。
对于良弼、载涛等人的心态，吴禄贞大概也有所觉察，所以也就顺水推舟，欣然从命。吴禄贞的真实想法大约是，假如给他这个机会在京汉铁路中段拦截处置袁世凯，那么得手之后就可以反戈一击顺势北上，直捣龙庭，推翻清朝。这样一箭双雕，既为革命党解除了袁世凯这个大恶人，又实现了革命党多年理想，驱逐鞑虏，创建民国。
而且，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形看，吴禄贞原本就准备与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发动滦州起义，只是由于张绍曾担心他统领的军队中保皇党人的势力太大，发动起义没有多大把握，所以坚持用兵谏的方式向朝廷陈述政治改革的请求，领衔提出政治改革的12条纲领。
张绍曾等将领12条政纲并没有超越朝廷政治改革的底线，并没有革命党人推翻清廷的丝毫意思，只是要求朝廷遵守君主立宪的政治承诺。这些要求对朝廷有很大触动，朝廷紧接着一系列重要宣示，或许都有这些要求作为动力或背景。不过，朝廷也对这些将领的异动感到担心，兵谏毕竟不是无条件顺从，谁知道这些驻扎在京师大门口的精锐部队还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朝廷一方面通电嘉奖张绍曾等将领爱国热忱，通报朝廷已罢黜亲贵内阁，并下令责成袁世凯全权组建责任内阁；朝廷还派员起草宪法，不日可成。另一方面，朝廷委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宣慰”，一是平息滦州的政治激情，二是借机观察吴禄贞对朝廷的忠诚度。
吴禄贞来到滦州后，表面上宣传朝廷的主张，其主要活动还是与张绍曾等将领一起密谋怎样利用目前混乱局面有所作为，他认为，陆军大臣荫昌奉命南下镇压革命党，已基本上将北京及其周边的主要兵力抽空，各位如果能够齐心协力发兵北京，就可以乘清廷准备不足，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吴禄贞的鼓吹获得了张绍曾等将领认同，但也有个别将领有异议，因而如何用兵何时用兵，并没有很快决定。
对于吴禄贞在滦州的活动，朝廷似乎也有所觉察，于是朝廷密令将滦州车站存放的运输工具全部转运北京，从物质上切断吴禄贞部、张绍曾部随意调动的任何可能。朝廷还命令吴禄贞第六镇所属第十二协吴鸿昌部火速开往山西，因为太原新军在那几天也发动了起义，朝廷当然期待吴禄贞部能够平定太原，最次也要让吴禄贞部与太原新军在厮杀中消耗实力。朝廷在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将大清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开始非常自私地考虑怎样维护满洲贵族集团的安全和利益。
按照吴禄贞的计划，他原本准备与张绍曾的第二十镇会师北京，直捣黄龙，先打出维护清廷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解决掉袁世凯，然后再与南方革命军遥相呼应，推翻清廷，以最小代价实现革命党人的理想。然而由于张绍曾并没有达到这样一种革命境界，并不能完全接受吴禄贞的主张。而张绍曾之所以这样认识，其实是他清楚地知道，不管是吴禄贞的第六镇，还是他张绍曾统率的第二十镇，尽管内中有不少革命党人，但清廷多年来的思想教育，保皇党人还是占有相当分量，处理不慎，可能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
张绍曾的分析使吴禄贞的计划无法立即执行，吴禄贞只好离开滦州返回自己的营地石家庄。他命令已经西行的吴鸿昌部停止前进原路返回，另派员前往太原、武昌等地，与各地民军秘密联络，准备寻找机会举兵反叛，起义响应湖北军政府。对朝廷，吴禄贞谎称山西民军已投降输诚，麻痹朝廷，朝廷将错就错，降旨嘉奖，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希望以此打消吴禄贞反叛心思，以解除吴禄贞部扼守京汉铁路中段的威胁。
对于朝廷的那点小心思，吴禄贞也是一清二楚，他和朝廷一样将计就计。11月4日，吴禄贞前往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秘密会晤，他明白表示自己不会替清廷来担任什么山西巡抚，他向阎锡山表示自己也是革命党，希望与阎锡山统领的民军一致行动，再邀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和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那么这几支军队直捣北京，应该易如反掌。吴禄贞还是那句话，控制了北京，控制了朝廷，再去收拾袁世凯，也就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在收拾了袁世凯之后，全国光复，民国创建。
阎锡山被民军推举为都督后，当然知道如果周边不安全，就没有山西的安全；如果北京依然是清廷，山西也就最危险。所以他对吴禄贞的建议诚心诚意地拥护，当场决定联合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一切听从吴禄贞指挥。
在做了这些联络准备后，吴禄贞仿滦州兵变故事，下令扣留了一列开往前线的火车，车上装满了军用物资。然后，吴禄贞向朝廷发送了一份电奏，要求朝廷下令停止对武昌和湖北的进攻，南北停战。
吴禄贞说，自湖北兵变，各省响应，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为今日计，莫若大赦革命党人而息战事。其理由说起来也非常简单，那就是革命党人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赴汤蹈火而不辞者，只是他们为了替国民求幸福，而非为一己之私，更非故意与国家为难与朝廷为难。现在我吴禄贞已经招抚了山西新军，可供征调。如蒙朝廷采纳我的建议，那么就请命令冯国璋部退出汉口，我吴禄贞愿只身赴鄂，晓以大义，命湖北军政府投降输诚，以扶危局。假如湖北方面不能接受这个建议，那么我吴禄贞当率所部两万人兵火相见。朝廷若不速定政见，深恐将士愤激，阻绝南北交通，而妨碍第一军之后路，这就不是我吴禄贞所能控制得了的。吴禄贞说，他之所以这样向朝廷说话，还有一个私人理由是冯国璋的官军占领汉口后，焚烧杀掠，惨无人道。桑梓所关，我吴禄贞无法不痛心不难受。
此外，吴禄贞还向军咨府发了一份电报，强烈要求南北停战，坐下来讲和，并用激愤言辞威胁道：南方不听，自告奋勇出兵讨伐；北方不听，则断其后路。前一句，朝廷听了不会太反感；后一句，无异于抗旨，无异于造反，无异于举兵反叛。朝廷对此不是一般的不高兴，而是意识到这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冲突。
当然，在举国大乱情形下，朝廷并没有对吴禄贞的威胁给予任何训斥，相反，电谕吴禄贞通报嘉奖，表示吴禄贞所陈各节很有道理，像大赦党人、速停战事等，朝廷都有安排和宣示。现在山西乱事未靖，山西省外各州县亦有警耗。朝廷正仰赖吴巡抚坐镇其间，妥筹招抚，先靖西路之乱以固根本。至于武昌战事，朝廷几天前已命袁世凯宣布德音，劝谕解散；今天又派张绍曾为宣抚大臣前往武昌分投劝导。
吴禄贞没有把话说死，朝廷也没把话说明。但双方的心结与心思都不言而喻，心照不宣，重建信任，估计已经根本不可能。不知是朝廷为防患于未然，还是军咨大臣实在无法容忍这样的部将公开叫板，总而言之，就在吴禄贞向朝廷向军咨府发出电奏和电报的第三天（11月7日），吴禄贞就在其石家庄驻地被刺杀。
刺杀吴禄贞的凶手为马蕙田，曾任吴禄贞的卫队长，时任骑兵第三营管带。是时已被周符麟收买。而周符麟原为第六镇第十二协统领，是段祺瑞的老部将，后被吴禄贞撤职，因此与吴禄贞有私仇。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袁世凯发觉吴禄贞的阴谋后，担心后路被断，遂利用周符麟潜入吴禄贞军中下毒手。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依据，但要说最有可能杀害吴禄贞的，可能还是朝廷或军咨府，因为吴禄贞的威胁太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