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原本准备一剑封喉建功立业，结束大清，创建民国，不料自己却被别人一剑封喉，成了烈士。大清国的历史得以延续一段时间，只是这种延续正像俗话说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在北京，在朝廷周围，强有力的瓦解作用正在完成。没有一点来自南方的消息，官军正逐步接近它的目的地，一场严重的战斗随时都可能爆发，但在京城，大家都料定它会失败，一点信心都没有。相反，革命党人却赢得了群众，答应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给他们减少赋税，给他们比较公正的官吏。革命党在这方面的压力也开始显现，清军的高级指挥官也公开向公使馆成员表态说，清军也是文明之师，不会对叛乱分子开枪。清朝外务部官员并不隐瞒他们希望看到革命党获胜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还能稳住阵脚那才是奇迹。
君宪主义不必再提
滦州兵谏和吴禄贞被杀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连贯事件，也是辛亥年间政治变动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之前，善良的人们其实都像滦州兵谏领导人那样想，朝廷如果能够借力发力，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造反化解内部反对力量，推动政治变革，就一定会使大清国的政治向着一条正确道路发展，即便是将来秋后算账，将南北军界发难、兵谏的策划者当作政治黑手抓起来，军法处置，大丈夫敢作敢当，也算是为中国政治进步做了自己的贡献。然而，人民的善良，军队将领的好意并没有被朝廷所接受所采纳，反而被朝廷视为柔弱可欺，于是引发后来更加强烈的反弹。
在滦州兵谏发生第二天（10月30日），朝廷以宣统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誓言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同时宣布解除党禁，尽快颁布宪法，尽快组织完全内阁，决心以踏踏实实的政治改革，重新唤起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摄政王迟到的政治检讨很快赢得了资政院立宪党人的认同、同情和默认，他们在第二天召开的资政院会议上决定向全国宣布朝廷“德音”，通电各省咨议局，表示现在朝廷幡然醒悟，决心改革，政体己立，政本已定，所以各地不应再有武装举事或兵燹之举发生，朝廷不欲用武力平内乱，那么人民也就不必以武力逼朝廷，期待以和平手段化解国内冲突。
然而与资政院议员们的看法不一样，张绍曾等以为清廷颁布的这些上谕并没有全面坦诚回应军队将领早几天的通电要求，对军队将领通电中的精义忽略太多，他们遂于11月1日再上一折，要求清廷不要再忽悠人民了，必须立即组织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取消宪法大纲，将宪法交给议院制定。同时组织“立宪军”，以兵力为请求改定宪法的最后手段和最后保障。
张绍曾等军方将领的坚决不妥协无疑深刻影响了清廷执政者摄政王，为收拾久已涣散的人心，也为了早日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摄政王载沣于11月1日立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邹嘉来等亲贵内阁集体辞职，为新内阁的组成扫清道路。紧接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对湖北军务稍作部署后迅速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至于张绍曾和各方面一致要求的宪法问题，摄政王载沣于11月2日令资政院负责起草宪法，并期待用最快的速度予以公布，以慰民情。在当天的资政院会议上，议员们重点讨论了宪法信条和相应的奏稿。第二天，资政院就将这个名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文件上奏朝廷，强调这个重大信条参照了东西各立宪国家宪法文本，以英国君主立宪主义的大致原则予以制定。
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 海陆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由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 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这个《十九信条》对包括军方在内的各地立宪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积极回应，在皇权、民权等方面做出了最大限度让步，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权力，相对扩大了议会和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但是皇权至上、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依然是《十九信条》的基本原则。
不过，公平地说，《十九信条》所宣布的皇权至上只是立宪国家的一般原则，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依据这些原则制定正式宪法必然要规定君主权限在宪法范围内，而宪法起草、修改的权力都在议会；内阁总理大臣虽然由皇帝任命，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因为这个《十九信条》已明白规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族成员永远不能担任这个职务。所以，这个制宪原则就是英国的虚君共和，也是立宪党人多年来所追求的东西。
然而，多年来的追求并不被朝廷所理解所接受，现在到了空前危机状态下，清廷欣然接受欣然答应，似乎一切都晚了，并没有受国人认同、支持，更不要说欢呼了。《十九信条》宣布的第二天，贵州宣布独立，紧接着，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广东等也相继宣布不再是大清国的属地，不再承认清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先前那些信誓旦旦与朝廷共患难的各级官吏，到了危急时刻再也不愿意绑在大清王朝这个破车上了，他们纷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光复了，反正了，弃暗投明了。这就是威权体制解体后人们的必然选择，不是人性如此，而是体制让人们如此。
在这前后，唯一还能坚守君宪主义立场的，大概只有袁世凯了，尽管清廷内部许多人包括那些年轻的强硬派并不这样认为。然而，也正是这些年轻的强硬派不这样认为，反而迫使袁世凯必须这样做。
10月27日，在南方及全国局势日趋恶化的时候，朝廷宣布提升袁世凯的权限，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太子太保节制赴援水陆各军督办剿抚事宜湖广总督”，所有赴援湖北的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其节制调遣，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袁世凯权力的扩大，使他更有办法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对付黎元洪和湖北义军。同一天，袁世凯北洋军加大对汉口的攻击力度，用实力用破坏打破各地对湖北义军的迷信。强大的北洋军按照袁世凯的指示向刘家庙猛攻，不计代价予以占领，就是要在气势上压倒义军，逼着他们走上谈判桌。
湖北军政府、黎元洪和刚刚到达武汉的黄兴、宋教仁等人当然清楚地知道不能被清军的攻势所吓倒，如果一味退守，不仅要失去已经获得的地盘，而且将失去信心，影响士气。义军在黎元洪、黄兴指挥下也在当天和第二天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攻，只是兵不如人，技不如人，义军到了第三天（29日）是支撑不住了，不得已退守汉口市区。北洋系的实力终于获得了一次展示。30日，志得意满的袁世凯挥戈南下督师，再度增调援军至前线，配合冯国璋第一军对汉口的强攻，又经过一番争夺，冯国璋的第一军于11月1日顺利占领汉口。弄不清是刚刚打进来的清军，还是准备撤退的义军放火焚烧了汉口的繁华地带，混乱中甚至还发生了奸淫掳掠一类的事情。
北洋系的第一波攻击确实严重打击了湖北军政府的士气，南方革命党人究竟能否抵抗得住北洋军的进攻，也确实一度成为人们的焦虑点。不过，南方革命党人的担心显然是多虑了，因为袁世凯虽然下令要给南方革命党人一点颜色看看，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但袁世凯确实没有准备军事解决问题，更没有想到过踏平武汉三镇。袁世凯始终认为武昌哗变只是一场政治事件，政治事件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更何况湖北哗变官兵的政治要求具有正当性，所以更不宜用武力去压服去消解问题。袁世凯只是期待用武力，用强大的武力将南方革命党人逼到谈判桌上，他相信朝廷的让步一定能够使这些哗变军人回心转意。
具有袁世凯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少。11月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电袁世凯，表示朝廷已经发布立宪诏书，已经宣布不会秋后算账，追究党人，朝廷已有息事宁人的意思，不再视革命党人为政治异己，为大敌。在这种情形下，孙宝琦建议袁世凯对待南方适可而止，不能强攻。胜之不武，不胜为笑。用北洋军踏平武汉三镇并不难，但这样做一定会受到国内外的批评；而且万一打败了，或者稍有失误，都会落下笑柄。孙宝琦建议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奋战，一方面迅速派遣得力人员往见黎元洪，面对面谈判，和平解决。对于黎元洪和南方党人的所有要求，能答应的就答应，一时不能答应的，也不要拒绝，许为代陈。如此诚心，一定会感化黎元洪和南方党人，一定能够尽早平息全国扰攘不宁的恐惧和危机。
孙宝琦的建议其实就是袁世凯的想法，袁世凯软硬两手就是这个策略。孙宝琦发电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刘承恩抓紧再与黎元洪联系，刘承恩当即致信黎元洪，强调朝廷已经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大家的目的差不多都已达到了，还是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和平了结，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袁世凯的橄榄枝，黎元洪确实有意接受。这不仅是因为黎元洪是被迫参加革命，而且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目前还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国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在黎元洪看来还是君宪主义，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建议并不反感，更不反对。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军人出身的黎元洪当然知道北洋军的实力，知道北洋军如果真的痛下杀手，湖北新军肯定不是它的对手。再加上清廷发布了《十九信条》，未来的政治架构已经大致描绘出来了，君主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再拥有实质性权力，新的政治架构与革命党人的共和理想并没有多大差异了，所以黎元洪发自内心对刘承恩的传话表示欢迎和理解，并不反对南北双方坐下来谈谈。
如果仅仅按照黎元洪或者湖北军政府的意见，南北和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此时的武昌毕竟注入了新的因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原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领导这么大的政治变动，也没有想到黎元洪会从不愿革命到愿意投身，所以他们很早就相中了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和宋教仁、谭人凤等，他们将这些领导人请了来，而黄兴到了之后，也确实为湖北军政府出了大力，对于指挥义军抵抗北洋军的进攻，也立了赫赫战功。就在袁世凯通过刘承恩向黎元洪发出和平倡议的同一天，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拜将典礼，由黎元洪正式委任黄兴为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这些新因素可以看作湖北军政府以软硬两手对抗袁世凯的软硬两手，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说，这个新因素严重制约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的和谈企图，因而使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并不那么好使。
当然，袁世凯绝对没有将和平看作唯一的手段，他从一开始就是软硬兼施，两手准备。他在同一天电奏朝廷汇报下一步计划，表示在官军攻占了一些战略要塞后已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派人给黎元洪送信，争取和平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如果湖北叛军在未来几天不能给予明确的肯定的答复，那么官军已经做好随时强攻的准备。袁世凯似乎真的相信，他的软硬兼施一定会使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就范。
然而三天过去了，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喊话做出回应，不得已，刘承恩于11月7日再派心腹密探王洪胜往见黎元洪，打探消息。王洪胜在向黎元洪介绍了一些北方情况后表示，袁世凯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之所以不立即向湖北发动猛烈进攻，并非没有力量，而是不希望中了满洲人中那些奸臣的圈套，汉人相互残杀。所以袁世凯袁大人真诚希望黎大人能够精诚合作，相互协商，保全大局。
听了王洪胜的介绍，黎元洪也坦然说出自己的思考和担心，他表示，朝廷尽管已经同意进行重大改革，然而估计现在什么都晚了，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宣布独立了，如果现在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如果还归他，那么他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厉害，秋后算账，打击报复，有什么能够保障杜绝呢？所以现在南北僵局并不在湖北军政府和北洋军之间，而是能否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同一天，黎元洪就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建统一政府的意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黎元洪对王洪胜说的话并不是假的。
将袁世凯从清廷中拉出来
黎元洪当然知道，即便是独立各省都同意组建统一的政府，这个进程也不可能抛开袁世凯。换言之，在黎元洪的概念中，没有袁世凯的介入，独立各省要想走到一起，要想有所成就有所作为，估计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郑重其事地告诉王洪胜，假如你们大人能过江来谈谈，也不是一件坏事，军政府随时欢迎刘大人刘承恩的到来。很显然，黎元洪即便不是为清政府留下余地，也是为袁世凯留下了一个进退自如的空间。
对于黎元洪的回答，袁世凯肯定不会满意，但这个结果肯定又在袁世凯的预料之中，只是袁世凯并没有像他先前向朝廷所许诺的那样，一旦南方拒绝了和平，那就大兵压境万炮齐轰踏平武汉三镇，平定江南，再建奇功。相反，袁世凯却有了一点气定神闲的意思，不厌其烦与南方周旋，谋求和谈，谋求息兵。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不管怎么说，大清国的官军毕竟不是草寇，不是土匪，不能任意胡作非为，他们不仅要面对自己的老百姓，更重要的他们还必须接受各国政府的忠告，必须保护各国在华利益。武汉三镇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许多主要国家在那里有着自己的利益和租界，当新军起义发生后，各国领事之所以建议各国政府承认义军为“交战团”，最重要的原因是义军对外国人财产的保护，对外国人生命的尊重。现在，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军如果不管不顾对武汉三镇进行攻击，或许能够在军事上获胜，但势必会侵害外国人的利益，最终也会失去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
还有，就在那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革命的烈火就像遭遇了狂风一样在全国蔓延。10月29日，山西光复；滦州兵谏。30日，昆明新军起义。31日，江西光复。11月3日，上海革命党起义。4日，贵州光复；杭州新军起义；革命党占领整个上海。5日，江苏光复。7日，广西光复。8日，福州新军起义；安徽光复；南京新军起义。9日，广东光复。最为严重也最要命的就是上海被革命党人占领，这是时局发生根本转折，也是袁世凯不得不暂缓武装进攻，加大和平攻势的关键。因为外国人不同意清军继续用武力剿灭革命党，事实上也已经不可能。所以根据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建议，再经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居间撮合，南北之间的谈判终于有了新的可能。11月10日，袁世凯的特别代表蔡廷干和刘承恩抵达武昌。
蔡廷干此时的正式职务为海军部军制司司长兼海军正参，也就是海军参军长。由于蔡廷干属于归国留学人员，英语娴熟，国际知识丰富，所以此时主要工作就是在袁世凯幕府担任外交事务，是袁世凯非常倚重的干才。另外，蔡廷干也有北洋海军的经历，这一点与黎元洪相仿佛，这大约也是他充当和谈代表的原因之一。
对于蔡廷干、刘承恩的到来，湖北军政府相当重视，也相当紧张，因为谁都知道，这必然会引出新的结局。许多人包括黎元洪当然希望南北和解，至少不要诉诸武力去解决剩余的问题，毕竟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战争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谈判只是迟早的事。但是，也有许多人主要是革命党人不仅不赞成谈判，而且坚决反对谈判，他们甚至将同意谈判视为一种妥协，严重点说就是投降。
袁世凯写给黎元洪的信已由刘承恩、蔡廷干提前转交了，袁世凯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立场依然是希望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接受朝廷的君主立宪，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南北纷争中的一切后续问题。袁世凯在这封信中也明白暗示，如果湖北方面不识时务，执意抗争，那么北洋军一定会奉陪到底，武力解决。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军政府内部进行了缜密的研判，对于各种可能进行了沙盘推理和演绎，毕竟北洋军大兵压境，断然拒绝袁世凯的和平呼吁不仅道理上说不过去，力量上也真的不一定行。会议决定可以与刘承恩、蔡廷干尝试着谈，走一步算一步。但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必须做好反击的准备，会议委托汤化龙负责替黎元洪起草一份回复袁世凯的信，委托黎元洪的顾问准备在明天会谈时逐条驳斥北方的和平攻势，争取将袁世凯与清廷进行切割。
第二天（11月11日）下午4时许，刘承恩、蔡廷干在黎元洪卫队护卫下如约来到军政府议事厅，与黎元洪及军政府各部部长等进行谈判。在各行宾主礼及简单寒暄后，刘承恩首先发言，他表示，黎都督首先倡义，东南十余省相继而起，实可钦佩。项城之意，不过三世受恩，不忍清政府被推倒，故特派代表等前来协议。都督所以革命之原因，无非为清廷虚言立宪，实行专制。现在清廷已下诏罪己，宣誓太庙，将一切恶税恶捐全行改除，实行立宪，与民更始，各位的政治目的可谓已经达到。倘若再延长战争，生灵益将涂炭。都督本为救民起见，若救之反以害之，于心何安？况列强已有水师提督带兵入境，不知是何居心。上下交争，恐列强乘势袭取，致酿瓜分之祸。所以我们深切盼望都督善策，顾全大局，传知各省，暂息兵端。一面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进行之策。朝廷仍拥帝位之虚名，人民已达参政之目的，所谓一举而两善存也。满人虽居心狡诈，然经此一番改革，大权均操之汉人。清廷帝号虽存，一如众僧人供奉一佛祖。佛祖有灵，则皈依崇拜之；不然，焚香顶礼，权在僧人，佛祖又有什么办法呢？
刘承恩的发言应该是在军政府预料之中，据说军政府为此进行了应对准备，由军政府代表、黎元洪的顾问孙发绪根据预案逐条论驳。孙发绪说，项城真愚矣！列强瓜分之言可以吓唬吓唬天下人，就是不能吓唬住湖北佬。现在各国驻汉口领事均奉各国政府的命令严守中立。各国皆文明之邦，以遵守公法为第一要义。不要说他们已经宣布严守中立，不会干涉，即便他们真的有不守公法的举动，我十八省热血同胞尽牺牲生命以报国家者，以我四百兆人民，与外人办正当之交涉，外人虽强，当亦望而却步。外人对待中国之手段，百端强硬。其所以不实行瓜分者，并不担心满洲政府的抗议，而是担心我国民的情绪。满洲政府继续存在，能够阻止列强瓜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孙发绪接着说，项城之所以委派两位来，其意不为我们军政府和黎大都督所深知，即天下人民亦无不洞见肺腑。这就是借这种和平攻势瓦解我湖北之军心民心，令各省自相冲突。迨四方平定，项城握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其用意虽深，其奈人已知之何？如为项城计，你们就应该建议其阵前倒戈，挥师北上，克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项城不此之为，乃行反间之下策，成否尚不可知。真不知道项城和他的幕僚班子何以愚拙至此？
至于刘承恩所说什么项城以三世受恩，不忍坐视等理由，在孙发绪看来这太过玩笑，尤无人格，不可理喻了。孙发绪说，以公仇论，满人，贼也；我，主也。我被贼抢掠，妻孥财产，悉为贼有。今贼反招我为管事，我当视贼为仇乎，为恩乎？以私仇论，溥仪即位后，遂逐项城于国门之外，虽幸未被刑戮，然已万分危险。置仇不报，而反视为恩，项城虽说没有什么大智慧，也不该这样天真这样傻啊？至于满洲政府之对待汉人，多年来都是用之则倚为泰山，大功一成，即视为土芥。年羹尧之战功，如许其大，其结果如何，项城难道都不记得了吗？
孙发绪的总结发言是，项城如果向南方发起和平攻势，让南方放下武器，继续听命于满人，就不必了。项城或者挥师北上，直捣龙庭；或者如约大战，我湖北军政府一定奉陪到底，绝不含糊。而果真如此，项城也就真是满洲人的奴隶了。
对于孙发绪义正词严的主题发言，刘承恩面红耳赤无法回答，蔡廷干于是接着打个圆场，表示孙先生的发言实同金石，我等均为惊醒。待我们返回时一定会将这些话全本无误转告项城。不日当有回复。
在随后的自由发言中，各部部长均表示项城如甘为满奴，实在太无人格，太可惜了，他们不断劝说刘承恩和蔡廷干，于公于私都应该好好劝劝袁项城，不要让他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一种说法。在另外一种说法中，黎元洪听了刘承恩的介绍和发言，稍有触动，态度也比较温和，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都可参照袁宫保的意思进行讨论。不过，他也委婉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就是他个人当然继续认同过去十几年的政治追求，君主立宪，只是现在他不仅不能代表其他独立各省，甚至也无法无权代表湖北军政府和湖北人民追求民主共和的要求。态度的温和并不表明就应该如此，或许这就是军政府预案中的红脸与白脸。
在军政府的预案中，就是要借力发力，顺势而为，一定要用民族主义、满汉冲突打动袁世凯，将袁世凯从满洲人那里切割出来，成功了，不仅拯救了袁世凯，而且必将严重削弱清政府的实力，即便失败了，也一定会在袁世凯与满洲人之间打下一个楔子，这个楔子迟早都会发酵都会发生作用。
要将袁世凯从清廷那里切割出来，究竟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现在已经不大可考了。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黎元洪11月8日复袁世凯信中就诚恳地劝说袁世凯赞助民军，表示袁公果能与我们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归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黎元洪还略有抱怨，表示袁公果能幡然速来，则息壤具在，何必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松懈瓦解我湖北军心，转为公利呢？黎元洪这封信不知是不是最早以民国大总统吊起袁世凯的胃口，但此后南北和谈，多边磋商，在很多时候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此时有一点也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个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一个谨慎从事的人，他此时并没有将这些允诺当作一回事，各事其主，他毕竟是大清国的钦差大臣，很快又是大清国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他的职责使他无论如何此时还不能对这个并不靠谱的共和国抱有什么期待。
还有一个线索大约就是黄兴写给袁世凯的回信，这封回信与黎元洪的回信一样，都是对袁世凯来信的答复，袁世凯委托刘承恩、蔡廷干送来的信是交给黎元洪和黄兴两人的，所以黄兴此时也以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写了这封回信。
袁世凯在致黄兴、黎元洪的信中要求民军停止战争，以免生灵涂炭。但对于这种说辞，黄兴很不以为然。黄兴针锋相对地指出，仁者用心，令人铭心刻骨。唯满清朝廷，衣冠禽兽，事事与人道背驰，二百六十年来有加无已，是以满洲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如但念及汉口之生灵而即思休战，显然范围太过狭小，无以对四亿生灵。况汉口我民军占领之日，行商坐贾，百货流通。及清军进攻不克，纵火焚烧，百余万生命、数万万财产均成灰烬。所谓生灵涂炭者，究竟是满洲人制造的，还是我民军制造的，不是一目了然吗？
至于袁世凯来信中所说朝廷已开放党禁，实行立宪等，在黄兴看来更是枝节问题，无关根本。此次武昌起事的根本大义，就是夷奴与中华，就是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什么君臣之分。
黄兴的用意当然不是刻意指责袁世凯，而是蓄意挑拨袁世凯与清廷的关系，希望将袁世凯从清廷中拉出来，摘出来。黄兴说，袁公虽曾服满人之官。这并不是什么丑事。现在十八省之举义旗、兴义师的，哪一个不曾为满洲人服务过，不曾在满洲朝廷当过官做过事？这并不影响反戈一击，弃暗投明，走向共和，走向民主。
至于袁世凯与朝廷的关系，黄兴在这里有更加直白的暗示。黄兴说，听说北京政界纷传由于袁公现在握有不得了的兵权，朝廷中的许多人已经将袁公视为大害视为危险，所以这些天又在纷纷传言说朝廷准备将袁公调回北京组织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明升暗降，是要撤掉万众之兵权，而让你只身返回，这对袁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美事，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剥夺我公的兵权，就是要抑制我公的势力，就是要束缚我公的手脚。
黄兴的这些说法当然不足以使袁世凯信以为真，因为朝廷的格局，他袁世凯与朝廷中诸重臣的关系，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他此时并不会因黄兴、黎元洪等南方人士的游说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至少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并没有改变对朝廷的忠诚，相信他此时依然以为君宪主义是中国的最佳选择，至于君主的权限，当然应该参照东西洋各国成例有所限制。
满洲人在背后狠推了一把
黎元洪、黄兴以及南方舆论试图将袁世凯从清廷中切割出来的努力此时并没有真正影响到袁世凯。作为朝廷命官，特别是此时负有全权使命的命官，袁世凯对朝廷的忠诚至少在此时是不必怀疑的。这和袁世凯的政治信念有关，也与其足智多谋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不是说他在道德上多高尚。袁世凯崇尚权力，但他更识时务。真正使袁世凯思想发生转变的，除了后来形势的变化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洲人在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将袁世凯从朝廷里推到了朝廷外，这才使袁世凯原本比较活泛的心思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根据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张一麟在《心太平室集》中的记载，当袁世凯11月1日督师萧家港，朝廷宣布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宣布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其节制调遣，袁世凯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终于取得了掌控朝政和指挥军队的全部权力时，他的心腹幕僚开始为他筹划未来，张一麟就曾明明白白劝袁世凯像历代英主那样趁着天下大乱、民无所归的时机，登高一呼，改朝换代。然而，袁世凯断然拒绝了这个主意，明白表示他内心根本没有一丁点这样的考虑。
后来的研究者根据洪宪帝制的历史事实指责袁世凯早已就有取清廷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甚至将袁世凯退隐三年都描写成一个政治阴谋家的卧薪尝胆。这些说法当然也有启发意义，但总使人觉得有点利用后来的事实反推前事的嫌疑。根据袁世凯的铁哥们徐世昌后来的分析，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在武汉督师，入朝为内阁总理，权倾天下时，没有取清廷而代之想法是事实。徐世昌的理由是：其一，袁氏世受国恩，在他本人信奉的价值观中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天下，为天下后世诟病；其二，旧臣尚多，如张人俊、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亦具有相当势力；其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其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其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所以，袁世凯此时并没有在帝制自为上有过什么样的思考和准备。徐世昌的这个分析应该是可信的。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重组政府的命令发布前后，他的思考重心还是要用软硬兼施两手策略统一中国，在政治上他还是一个比较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刘承恩、蔡廷干按照他的君宪主义去游说黎元洪、黄兴和南方革命党人没有获得成功，反而被南方革命党人羞辱一番，甚至被南方革命党人所算计，撩拨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切，大约都在袁世凯的预案之中，否则他就不会在向朝廷汇报应对方案时强调软硬两手。
南方的条件是走向共和，袁世凯的条件是君宪主义。这是第一次试探接触双方亮出来的条件，当然双方也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都没有轻易表示让步。只是在私下，或者在不经意间，一些比较随便的谈话还是可以透露出一点真实的心迹。
从南方来说，革命党人多年来的奋斗追求是民主共和，他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当时已经独立的省份中，革命党人占绝对势力的并不太多，更多的省份其实都是以新军为主力，而这些新军，除了其中一些革命党人外，更多的与黎元洪、汤化龙等一样，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君主立宪，就是以君主立宪反对甚至是消解革命，消解民主共和。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表示愤怒，与革命党人结盟，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清廷到了宪政改革最吃紧的关键点表现出超出预想的自私，责任内阁变成了亲贵内阁，铁路国有剥夺了民族资本仅有的那点可怜财产。这是新军将领和立宪党人最不开心的地方，也是他们起而发难向朝廷叫板的原因。现在朝廷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并诚恳表示加速交权的意思。如果此时大家对将要得到的东西不珍惜不顾忌，反而拥抱自己先前竭力反对的革命，这是不是太傻？所以黎元洪在不经意间说出一切都听袁宫保调遣安排。这个不经意就是袁世凯的信心所在和坚守君宪主义的前提。
袁世凯此时坚守君宪主义当然并不说明他高尚他伟大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说他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就像徐世昌所说只是因为他看到条件根本不具备，他既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既然人家孤儿寡母并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既然人家将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一切听你安排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天底下究竟是当第一舒服，还是当第二舒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远比自己直面这些诸侯更有力量更正义。所以说，刘承恩、蔡廷干第一次试探性的和平并不算失败，更没有打消袁世凯对和平解决时局困难的信心。
依照《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原则，资政院于11月8日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第二天，清廷依法重新任命。正在前线督战的袁世凯接到这个任命后，稍事推辞，就在清廷再三电促和各界舆论影响下，踏上北上征程。
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入住锡拉胡同私邸。第二天，入宫拜见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受命即日到阁办事。稍后又到东交民巷拜访各国公使，透露自己此次受命组阁的感受、心迹和将要采取的政策，以期获得各国认同和支持。袁世凯说，他此次北来，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大清王朝既有体制同时又要进行体制创新，既要留存本朝皇帝，又要施行人民多年来期待而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至于从前的满汉歧视，自当在此次变革中一扫而空。更为重大的问题，则在于保存中国，避免中国因此次动荡而导致分裂，因此他期望各党在这个大目标上能够建立起码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能够牺牲小我的政策，为保全大我的中国做出贡献。出于这种考虑，袁世凯表示他将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强固的政府，一定能够用强力手段解决目前的危机。
袁世凯或许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他在11月16日公布的内阁成员名单也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有一种新人物新气象的感觉：
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署外务大臣；曹汝霖署副大臣。
民政大臣：赵秉钧。
度支大臣：严修；绍英署。
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
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寿勋署陆军大臣。
海军大臣：萨镇冰；谭学衡署。
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梁启超未到任前，法部副大臣由定成暂行署理。
工农商大臣：张謇；熙彦署。
邮传部大臣：唐绍仪；杨士琦、梁士诒先后署理。
理藩大臣：达寿。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政治背景或许都来自北洋系，但从全国政治生态的视角说，这些人物其实真的算是政治新人。至于来自袁世凯的北洋系，也应该说符合民主政治、责任内阁的原则，因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要想政府方针获得推行，就必须是一批哥们在捧场在工作，否则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作班子，相互扯皮，相互推诿，还有什么效率可言呢？
而且，这个内阁成员名单也注意到了多党合作和专业人员的构成，比如梁启超，他与袁世凯并不具有相同或接近的思想认识，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派系，但袁世凯毅然捐弃前嫌，拉梁启超入阁。当然，梁启超并没有接受。至于张謇，情况与梁启超略微相似。张謇在政治理念上有与袁世凯接近的地方，都是热情的立宪主义者，但他们之间的纠葛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袁世凯仍然愿意坦然邀约，当然张謇也以条件不成熟婉拒。
成功组阁为袁世凯着手解决南北冲突重建统一提供了足够的条件。11月14日，清政府令各省派代表三五人来京，共同会议，以定国是；并派张謇、汤寿潜、江春霖、谭延闿、梁鼎芬、赵炳麟、柯劭忞、谢远涵、乔树枏、渠本翅、王人文、高增爵等为各省宣慰使，前往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山东、江西、四川、山西、云南、陕西等宣布朝廷实行政治改革的宗旨。紧接着，袁世凯授意杨度、汪兆铭、汪大燮等于11月15日在北京组织“国事共济会”，倡导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然而，袁世凯这些和平姿态始终无法获得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相反，孙宝琦却在11月19日致电袁世凯，表示各省军民多主共和，代表不欲赴京，且已去上海议设新政府。为转圜计，孙宝琦建议袁世凯，不如由京派员去上海参加会议，俯就舆情，顾全大局。
孙宝琦是袁世凯的铁哥们，是换帖把兄弟，此时为山东巡抚，已经宣布独立，他不仅是当时最具国际视野的政治家，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与各方面都有非常不一般的政治关系，他长时期担任外交官，也是最早呼吁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他与庆亲王奕劻是儿女亲家，与盛宣怀也是儿女亲家，而且是双份；与袁世凯也是儿女亲家，同样也是双份。孙宝琦的五小姐嫁给了袁世凯的七公子袁克齐；而袁世凯的六小姐袁篆桢又嫁给了孙宝琦的一个侄子为妻。这一层层的关系，使孙宝琦的话在袁世凯那里就显得格外有分量，也使孙宝琦成为南北沟通谈判的一个重要渠道。
袁世凯的目标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达成南北和解的目的，所以当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的第一次会谈后，尽管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袁世凯仍然不愿关闭这扇门。11月20日，已经就任完全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通过俄国驻汉口领事，再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俄国领事馆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曾广为会谈，向南方介绍新内阁的情况，表示皇族已经完全退出政府，不再与闻国政，所以将来的政治改革必将能够顺利进行。刘承恩等人还重申外交危机，忧虑外国干涉。南方的态度依然很坚决，表示已不会重新回过头来承认清政府，清政府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南方执意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政府。
南方革命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南方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就在这一天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以武昌为中心的南方各省临时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面对这样一种情势，袁世凯并没有立马转变自己的既定立场。他在11月21日答《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时一再强调，如果一旦灭除了清政府，中国必然发生内乱，而内乱发生，又必须引起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保全中国，发展中国。
按照袁世凯原先计划，既然和平对谈这条路走不通，走得不顺畅，那就来点武力吧。刘承恩、孙发绪谈判失败的第二天（21日），袁世凯就示意清军加大了对南方的进攻。李纯统率的北洋军第六镇这一天由蔡甸渡过汉水，进攻汉阳。守卫汉阳的民军虽然有黄兴的高超指挥与灵活调度，但其实力显然不是北洋六镇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失利严重的民军只得退守三眼桥。
南北开打引起了列强不安，俄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罢兵和谈，刚刚发起攻击的北洋军当然不会就此罢手，清军在此后几天发动一连串进攻，相继占领一些战略要塞，稳步向前推进，逐步取得了绝对优势。27日，清军占领了汉阳，武昌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滞留在武昌的革命军士气低落，总司令黄兴愤不欲生，痛恨自己无面目见一班死去的同志，发誓唯有一死以谢同胞。
袁世凯的军事目的当然不是要踏平武汉三镇，毁灭武汉三镇，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绝对优势的军事进攻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和湖北军政府在政治上让步，重回君宪主义谈判轨道。应该说，袁世凯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27日，湖北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黄兴在会上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情形，黄兴提出在目前兵力根本无法与北洋军对阵的情况下，应该主动放弃武昌，进取南京。对于战事失利，黄兴认为，不是军队不够多，不是防御阵地不坚固，也不是弹药粮草不充足。失利的主要原因一是长官不用命，不听指挥；二是军队缺乏教育；三是缺乏机关枪。有这三个缺点，所以每战必败。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武昌城中的所有部队，都是有过战败经历的部队，在目前情形下根本不能再用，用则必败。为长远计，为今日计，军政府只有放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或许以后有机会重新夺回武昌。
黄兴的主张当然是一种大战略，是从全国大局着眼，但对湖北军政府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太过痛苦，因为正是他们这一个多月来的坚守，吸引了清政府的主要兵力，从而使全国各省有机会起义有机会光复，所以这次会议没有通过黄兴的弃守方案。黄兴一怒之下当夜渡江至汉口，翌日晨乘轮东下。这又为革命党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张振武等人提出的坚守武昌的动议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但实事求是地说，军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继续坚守了，甚至军政府也没有办法坚守民主共和的理想和要求了。同一天，黎元洪准备接受袁世凯先前的动议，准备接受立宪政府，在呼吁各省都督迅速派兵援助湖北的同时，又派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往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顾临，请其斡旋南北停战。黎元洪提出的几项条件是：（1）停战15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2）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3）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50天。
如果仅仅从军事战略角度说，北洋军此时已经占领战略高地龟山和整个汉阳，军政府所有的那些残兵败将全部撤退至武昌。这个时候，如果袁世凯接受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的建议乘胜追击，渡江作战，那么即便会有相当牺牲，也一定会扫平江南，占据武汉三镇，进而平定湖北。然而，袁世凯没有这样做，他在接到冯国璋的请示后，直接打电话制止冯国璋渡江作战，指示他只要保持住军事上的高压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