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南京光复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使南方革命党人终于有了与清廷南北对峙的可能。进，可以发动北伐直捣龙庭，即便不能用武力统一全国，也能为南方的稳定提供一种保障；退，可以南京为根据地据守东南半壁江山，这可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维持基本的生存毫无问题。至于对清廷和袁世凯来说，南京沦陷或者说失守，当然也意味着一个重大挫折，全国已有十四个省脱离了清廷的政治统治，使清廷的实力削弱不少，不过中央军依然掌握在朝廷和袁世凯的手里，除了极少数发生哗变外，中央军的主体并没有变化。所以清廷和袁世凯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战，像当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征战南北那样，以时间换空间，持之以恒，终能打败这些造反者；和，这对维持国家生机与活力当然至关重要，朝廷通过对既往政策的反省、调整，重新赢得大多数人的信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样的选择非常艰难，没有脱胎换骨的勇气根本无法获得新生。权衡利弊，清廷和袁世凯还是选择了后者，以和为目标，以战为手段，以战促和，化解国内纷争。
和平仍未到绝望时候
中国传统兵法强调知兵者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从来都是最后的手段，单方面毁灭对方，或者因前景渺茫而使用同归于尽的损招，基本上不为中国传统军事家所认同。所以当北洋军在武昌前线打得正酣，很快就会踏平武汉三镇，继而踏平湖北甚至湖南时，袁世凯接受黎元洪的要求，听从列强劝告，同意休战，同意和谈。
袁世凯同意休战，同意和谈，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南京被围困，且很有可能很快失守，所以他同意在西线暂时休兵，主要还是因为东线太危险。他当然不希望两面作战，将自己仅有的那点本钱很快消耗殆尽。正像他斥责那些保守的满洲人时所说，这样大规模的政治骚乱，犹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定这样的政治骚乱，也非一日之功，立马可取，而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如果给他三年时间，他相信一定能够像曾国藩当年那样，重建统一，恢复秩序。所以，在目前条件下，就是要学会妥协，学会以时间换空间，尽量考虑造反者的政治要求，尽量调整自己体制中的不足和问题，以政治上的真改革重新赢得造反者的信任。而且，还有一点，包括造反者在内，毕竟都是大清国的子民，一定要兵刃相见，一定要血流成河，也不为智者所取。
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经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居间撮合，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具体操刀，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巨大优势的前提下，回应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的停战呼吁，毅然停止向江南进攻，重开政治攻势，期望以和平手段化解南北纷争，解决分歧。
在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提出的三个停战条件中，第二条实际上是说湖北军政府没有办法代表已经独立的那些省份一起谈判，而是号召独立各省尽快在上海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召开一个会议，推出全权代表，与朝廷的代表举行会谈。也就是说，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已经承认汉阳保卫战已经失败，希望独立各省能够理解湖北停战和谈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个事实反过来又证明，袁世凯以战促和的方略是对的，此时如果用和谈收抚了湖北，那么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与各个独立省份分头解决。
12月1日，袁世凯电令武昌前线第一军总统冯国璋停止渡江进攻武昌，并以内阁的名义提出停战条款共五条，规定息战日期为二天，两军不得于此期间开战；息战之约须有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画押为中证人。
袁世凯内阁的这份停战协议是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用电报发给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的。由于牵涉英国驻汉口领事要居间作证，所以这个电报又是经过英国外交大臣批准的。
葛福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委派万国商会会长盘根携带这份文件渡江前往武昌，于当天下午6时许在武昌洪山总司令部找到参谋总长吴兆麟，陪同盘根前往的还有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盘根告诉吴兆麟，民军自起义以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极为文明，在这里的英国侨民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侨民对民军都颇为同情，所以宣布中立，宣布承认民军为交战的一方。只是现在北方的军队一直不停地对武汉发动轰击，我们英国领事看到省城里的百姓这样下去太凄惨太悲凉了，所以联络其他国家的领事与清军商议，请双方停战三日，坐下来谈谈。现在清军方面已表示同情，所以委派我特来武昌面见黎大都督，请都督认可。黎大都督只要在我带来的公文上用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停战的事情就这样说妥了。
革命军在清军炮火压制和猛烈进攻下早已支撑不住了，黄兴走了，黎元洪其实也在这炮火声中找个安全地方藏身去了，而且，黎元洪走的时候还将都督的印章带走了，所以吴兆麟虽然愿意同意在公文用印，同意暂时停战，但也没有办法按照盘根的要求做。吴兆麟说总司令官的印信在他这里，如果用总司令官的印信，那就是一句话。
盘根表示，这个情形先前根本没有想到，不过他在汉口的时候已经与清军说定用都督的印信，现在突然改为总司令官印信，恐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还是请想想办法，仍以用都督印信为好。
革命军太需要休战了，或者说革命军太需要清军停止攻击了，因此尽管没有都督印信，尽管去黎元洪那里也不太方便，也难不倒吴兆麟另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找人照葫芦画瓢，让刻字工人按照原来的印章用一顿饭的工夫就仿刻了一颗。盘根当然不知道这后面的细节，所以他在简单用膳之后，就与吴兆麟等人一起前往城内军务部用印。
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同意停战，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使其重回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这次和谈攻势开始之后，并没有放弃君宪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想摆脱清廷的什么想法。这不是袁世凯刻意要这样做，而是形势使然，也是东西洋各国比较一致的态度。
对于黎元洪来说，停战议和确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后，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的知识、他的经历和他的修炼，都使他继续在君宪主义理想中空转，他觉得朝廷的君宪主义确实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驱逐了政治上的障碍，君宪主义依然是中国最不坏的选择。所以他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获知停战的消息，但他获知后还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所提高，因为清廷毕竟将他视为谈判对手，这就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后就很容易顺着袁世凯君宪主义的思路走，一步步离开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做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所以在停战开始后，湖北军政府就向独立各省征询意见，询问各省可否照政府条件结束战争，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黎元洪以及湖北军政府的想法不必怀疑，他们同意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主义，是因为他们确实面对北洋军的巨大压力，但是正如许多人都已经看到的那样，黎元洪只能代表湖北发言，无法代表其他已经独立的十几个省份，无法代表全国民军。更吊诡的是，其他独立省份虽然有一些省份的政治权力并不掌握在革命党手里，虽然还是立宪党人或军界将领掌权，但是他们没有来自北洋军的攻击和压力，而又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和请求，他们的态度就不像湖北军政府那样软弱了，就不那么容易向袁世凯屈服了。
袁世凯和朝廷将黎元洪作为谈判的主要对手，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并没有节制独立各省的权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凯、北洋军与黎元洪和军政府停战的那几天里，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特别是随着革命党人占领南京，南方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军队也相继出发，这为南方革命党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气和谈判的筹码，然而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认为存在重回君宪主义的可能，只是条件越来越苛刻，难度越来越大而已。所以当停战三日还未届满时，袁世凯就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进行商榷，不和黎元洪或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就于12月4日制定了一个继续停战的协议框架共五条：一、三日停战期满，续停十五天；二、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也不遣兵向北；三、总理大臣派遣各省居留北京的代表人，前往南方与南军代表讨论大局；四、唐绍仪充任总理大臣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五、以上所言南军，山、陕及北方土匪不在内。由此，人们或许能够感觉到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真诚和迫切，或许觉得他太过幼稚，根本不知道南方革命党人的真实想法和政治诉求，不知道君宪主义与民主共和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码事。
对于袁世凯和清廷的和平呼吁，南方当然不会反对，至于和平条件就很难说了。当是时，各省代表正在汉口开会，他们在第二天接到英国领事转来的这些条件后，立即决定同意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谈判，密电伍廷芳尽快来汉口与袁世凯的代表会商，争取南北冲突和平解决；同意北方的部分条件，同意在停战期间清军不攻民军，民军亦不攻清军。但是南方所理解的民军，包括秦晋及北方义军在内。
南方的回应给袁世凯一种新的希望，使他觉得重建和平又多了一份信心和机会，所以为了推动和平尽快恢复，为了使南方相信他所推动的君宪主义是真的，他在那几天又苦口婆心地向清廷向皇族做了大量的工作，迫使清廷在政治改革上做出重大让步，为重建一个能够使南方革命党人大致满意的立宪政府奠定基础。12月5日，袁世凯将与英国公使共同拟定的续停战协议上报给朝廷，在呈递报告的同时还与摄政王载沣面谈了很长时间。摄政王载沣究竟在这一天面谈时说过什么，或者说袁世凯究竟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什么要求，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结果，是摄政王载沣在第二天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引咎退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办理，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很显然，袁世凯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成功说服清廷对南方的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摄政王退位，其实就像皇太后懿旨所说那样，是让摄政王载沣承担全国乱局的责任，以摄政王载沣退位换取南方的让步。
按照清廷制度，监国摄政王载沣在三年中，其实只不过是大清国的实际经理人，大清国的最高领导人名义上是摄政王的儿子宣统小皇帝，还有慈禧太后在最后时刻委任的隆裕皇太后。大清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当然与监国摄政王过去三年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指望摄政王本人出面去纠正那些失误是不可能的，因此摄政王向皇太后面奏请辞，表示自己自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
摄政王是否真的这样想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清廷毕竟走出了最艰难一步。实际经理人引咎辞职，即便在民主国家，也可以换来重建秩序，何况独立各省领导人差不多都是大清国的“干部”呢？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恩断义绝呢？袁世凯希望通过清廷的政治改革唤醒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同情，隆裕皇太后也希望此举对于改善朝廷的处境，对于重建和平恢复秩序有正面的积极作用。皇太后表示，她个人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食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大计。现在已将监国摄政王辞退了，责任内阁也不再有什么约束了，凡我国民，都应该知道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望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制之祸，而登熙皞大同之治。
第二天（12月7日），摆脱了监国摄政王束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入对于养心殿，奏对了大约一个小时，皇太后终于发了一句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大清国的命运和我们孤儿寡母的命运，就在你袁世凯手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授权虽然说是有限的，其实相当于无限。袁世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幅度推动改革，为重新赢得南方及独立各省的信任提供条件。同一天，朝廷批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同一天，朝廷还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朝廷不仅加快了政治改革，而且为南北和谈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纷扰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南北纷争终于有了解决的迹象，至于朝廷的让步能否换回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忠诚和信心，南北各方能否由此走向和解，重建秩序与和平，端赖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
整合独立各省
对于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纷争，袁世凯是信心满满。一百年之后重新观察，很容易发现袁世凯之所以这样信心满满，不仅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君宪主义是化解时局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后和面前，既有列强的支持、认同，甚至可以说正是列强认为中国应该维持一个君宪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袁世凯对此信心满满。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的研究以为南方革命党人是铁板一块，以为他们都主张走向共和走向民主，都主张废除君主。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独立十四省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省份的领导权都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有许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独立宣布反正，其实就是担心外来的革命党人，是反被动为主动。所以在独立十四省，也不乏主张君宪主义的声音。这都是袁世凯力推和谈，坚持君宪主义的依据。
独立十四省的情形不好一概而论，是因为他们各自背景和主张有着很大不同。在许多省份的领导层，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党人、旧官僚，当然还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以及由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起来的地方实力派、政治集团，所以各省意见并不那么容易统一，所以他们面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
按照率先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的意思，既然是和谈，当然包括未来政体一类的事情都必须谈，但是以湖北一省力量去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朝廷交涉，也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虽然有心响应，但实在难以单独面对，而且上来就提出双轨思路，以此瓦解袁世凯的意志，或者以此撕裂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关系。11月7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织政府的意见，以便各国承认这个共同政府为交战团体，方才有可能应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和谈判要求。同一天，黎元洪还在与刘承恩的信使王洪胜的谈话中抛出一个重要诱饵，那就是南北和谈不是不可以，但条件还是必须推翻清廷。黎元洪的理由是，尽管袁世凯已经让朝廷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但如果皇上还是皇上，谁能保证他在秋后不再算账，况且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独立了反正了，在这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能说服这些人接受朝廷的改革方案呢？
多米诺骨牌仍然在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南方谈判的气势也在逐渐由弱转强。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再度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呼吁他们尽速派遣全权代表前来武昌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事情，以便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与北方进行谈判。黎元洪的这一着显然是想以首义优势，掌控谈判的主动权，尤其是对独立各省的掌控权，希望以武昌为中心组建一个与北方对峙的中央政府。
对于黎元洪的想法和做法，袁世凯并不反对，甚至是愿意支持表示欢迎的，因为如果让袁世凯的内阁面对十几个独立省份分别谈判，这中间的难度与可行性似乎都很值得怀疑，南方如果能由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出面，组成一个大致统一的谈判阵营，虽然谈判的难度会加大，但相对于分头面对还是要好得多。
不过，对于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地位尤其是领导能力，在独立各省并不是一致认同。湖北虽然有首义之功，但湖北并不具有领导新政府的天然条件和能力。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分别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提议由江浙联合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
对于陈其美的呼吁，程德全、汤寿潜迅速跟进，他们在当天就复电响应，主张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并拟就会议办法及政纲若干条以备讨论。很显然，江浙集团基于上海地位、江浙地位的特殊性，似乎不太看上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未来政治架构中的作用。
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的努力当然还不能很快改变南方独立各省的政治格局，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的独特性还不会很快结束。就在陈其美他们讨论在上海创设临时政府的同一天，袁世凯的特别代表刘承恩、蔡廷干正在武昌与湖北军政府进行接洽，北方要求湖北只要赞成朝廷的君主立宪主张，一切都可商量，南北冲突立即可以化解；而湖北军政府的反建议却是沿着黄兴、黎元洪几天前所说的话：只要袁世凯能够赞助共和，那么就推他做河南、河北大都督，或者还有更高的期待。
或许是因为北洋军的主力都压在了湖北，或者是因为湖北军政府的外交能力还是稍逊风骚，不太灵光，湖北军政府对独立各省的号召力确实比不过上海。11月12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致电独立各省代表尽快前往上海参加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而且更厉害的一着是，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人组建的江浙联军竟然开始成军，开始准备攻打南京。在上海筹组临时政府的条件似乎越来越成熟。
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和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致电正在伦敦的孙中山，敦请他从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很显然，上海期望以孙中山的名头笼住各省，争取成为未来新政府的中心和主干。孙中山对于这个呼吁心领神会，他在第二天就电复民国军政府，告以已循途东归。有了孙中山的回应，上海方面更进一步，于1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议电请黎元洪、黄兴，即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上海方面真的准备号令天下了。
对于上海的强势，湖北方面当然不高兴不同意。11月19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都督，宣布中央临时政府下设七个部，内务、外交、教育、财政、交通、军政、司法等样样俱全，并宣布外交总长伍廷芳、副总长温宗尧，财政总长张謇。至于其他各部，通电请各省举荐。
湖北军政府有资格争领导地位，不仅因为首义，而且还因为后来相继独立各省在收到他们的呼吁后，都已相继派出了各自的代表，这些代表差不多都已到了湖北，所以湖北军政府当然不愿轻易退让，不愿轻易放弃老大的龙头地位，坚决主张会议要在武昌举行，并派遣代表居正到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劝说独立各省从全局利益着想还是同赴湖北组织政府。
对于湖北的呼吁和要求，上海方面当然也不能不顾忌不考虑。11月2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托各代表所推定的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长、副长。至此，湖北方面和黎元洪终于获得了独立各省暂时拥戴，位居龙头老大。
各省都督府的表态使武汉一时间成为南北关注的中心，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在列强驻汉口领事居间介绍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接触，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表露化解危机的方案。大约也就在这个空当，由宋教仁等帮助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公布，这个约法规定新中国为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国制度，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自由保有身体，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逮捕审问处罚。至于国家体制，约法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都督、政务委员、议会、司法各自职能。这个约法虽然没有来得及在湖北实行，但对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影响不小。
南方的举动和整合对于袁世凯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他先前似乎以为一对一的谈判比较容易化解纷争，现在看来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南方独立各省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驱除清廷后的共和制，这一点和袁世凯此时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11月21日，袁世凯在答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一旦灭除了清政府，恐怕中国就要走上内乱，招致列强干涉，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在政治上的最佳选择还是君宪主义，还是应该以君主立宪去保全中国。
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的隔空喊话，其实都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制造舆论，争取谈判的优势地位和讨价还价的筹码。11月24日，南方的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通过美国驻华使馆联名致电监国摄政王载沣，以为目前的僵局非共和无以化解，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君主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他们希望监国摄政王载沣认清形势，当断则断，若能幡然改悔，共赞共和，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对于张謇、伍廷芳等人的建议，清廷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了，既然大家愿意公开讨论皇室的未来，讨论大清国的前途，那么就公开讨论吧。而且事实上，除了北京有限的范围还在忌讳这个议题外，全国到处都在公开谈论着这个事情。所以朝廷借势发力，于11月25日发布诏令，要求张謇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共和政体及政治改革事宜。朝廷显然希望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南方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袁世凯的思路也就越来越明朗了，他知道要想让南方屈服就范，仅凭口说已经意义不大，所以他在安顿了后方，安抚了清廷之后发动了对武昌的军事攻势，决心用武力迫使南方就范屈服。就在江浙联军向南京发动攻势的同时，清军在湖北在武汉向革命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占领了汉阳，并对武昌形成了一种高压态势。
清军的军事压制并没有阻碍南方各省组建政府的步骤，他们经过各方面的协调之后，还是以大局为重，在向南京发动攻击的同时，大力援助湖北。1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电武昌黎元洪都督，报告赴鄂代表本日启程；并通电各省都督府、咨议局，报告各省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29日，浙江都督汤寿潜致电黎元洪，协举中央临时政府各部首长，建议由程德全长内务，章太炎长教育，张謇长财政，詹天佑长交通，黄兴长军政，汪精卫长司法。这个名单虽然没有来得及正式宣布，更谈不上就职，但对后来的政治格局却有很大影响。
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英租界继续开会，公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之前，请黎元洪以大都督的名义执行中央政务。这当然标志着独立各省大致能够接受的临时政府成立了，南北之间的谈判终于在南京、武汉两条战线炮火密集中有了开始的可能。
革命党人攻占了南京，无论如何都可以说取得了一种战略上的优势；而袁世凯统率的北洋军攻占了汉口，对武昌保持着军事上的巨大压力，也可以说挽回了先前清军的被动局面。这都为双方接触谈判提供了外在条件，所以袁世凯决定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开展和平攻势。12月1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渡江作战进攻武昌，紧接着提出停战三天，并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进行谈判。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南方革命党人沉着应对，他们利用这个短暂的不知何时会中断的和平间隙，抓紧时间制定和平方略，制定谈判原则。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同意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提出的停战和谈要求，但在两天后（12月2日）的会议上却做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决定。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既然是临时政府了，谈判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清廷的下属了，而只是袁世凯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南方革命党人急于通过这个大纲的主要目的。二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那么南方独立各省即临时政府当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推举袁世凯当然可以做多方面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是带有挑拨离间的意味，还是革命党人要将袁世凯从清廷中切割出来的意思，以为清廷本已人才不济，如果能够将袁世凯分化出来，或者因此而被满洲人从清廷中排挤出来，未尝不可以减轻南方的压力。不过从当时情形看，朝廷甚至在北京的汉人高官并不相信袁世凯变了，不忠于朝廷了，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这只是一种离间手段。
第二种解读是南方革命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认为只有袁世凯有力量解决时局危机，只有袁世凯可以使中国重建统一，所以他们相信那时一个公开的国内外共识“非袁莫属”，因而愿意不惜代价争取袁世凯反正，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用最小的代价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
第二种解读中还蕴涵有对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由于先前十多年特别是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出台后，满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许多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满清”，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只要袁世凯反正了，反手将清廷推翻了，哪怕拥戴袁世凯称帝，做汉人的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最好还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袁世凯最好还是反正归来做共和国的总统。这种认识在当时也是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
或许是武昌会议的这些决定并不符合南方革命党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能符合不能满足江浙地区独立省份的要求，所以到了12月4日，陈其美、程德全和汤寿潜等人，趁着南京光复、武昌危机的机会，又一次将南方的中心拉回到上海，将留在上海原本只负责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并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也同意在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之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的权力。
对于上海革命党人的决定，湖北方面和黎元洪当然大为不满，以为上海的代表只有联络的责任，并没有选举之权，所以并不能承认黄兴的大元帅。只是这种承认与不承认都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来大家都是草莽，都是临时的，最终的结果其实都还很难说。不过从此之后，武昌的分量确实在一步一步减弱。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会议还决定议和地点设在汉口，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实事求是地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确实有点儿对湖北对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阔斧向前推进，确实为南北和谈扫除了障碍，使南北和谈从南北双方隔空喊话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速度突然加快。
终于可以坐下来谈谈了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的议和四条件是对袁世凯先前和平倡议的正面回应，袁世凯对此还是相当满意的，使他对和平的期待又增加了几份。同一天（12月5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商量了一个续停战协议并上报朝廷，这个协议的基础依然是君宪主义，只是为了让南方信服让步，袁世凯更多地强调了君宪主义的实质，希望清廷不要再以假招蒙人了，否则时不我待，错过了这次机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袁世凯在将这个报告呈递朝廷的时候，向监国摄政王载沣当面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汇报，汇报情形虽然至今不太知道，但知道监国摄政王载沣很快向隆裕皇太后提出了退位的请求。这里面的曲折细节还是不太清楚，但结果就是袁世凯真的就此成为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隆裕皇太后成了袁世凯的唯一领导，而皇太后又明确发话了：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和政治常识，一切都拜托你袁世凯了。
在获得皇太后授权后，袁世凯于12月7日派出强大的谈判阵容，自己身兼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南北和谈终于紧锣密鼓开始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铁杆，由他出面与南方议和，也是袁世凯几天前就确定了的事情。12月2日，袁世凯在锡拉胡同官邸召集南下和谈代表团成员及各省代表20多人开会，年纪大点的有陈宝琛，所以当袁世凯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宝琛就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老世叔为国辛劳。陈宝琛谦逊地说，近来年岁大了些，身体也不是很好，还是请严又陵严复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去，要好得多了。严复等人也都在这个各省代表名单中，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在这次谈话会上，与会者提出不少建议，根据严复的手记，至少有这样六个主题：一是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这大概是说不要让朝廷让皇室成员感到恐惧而离开北京前往其他地方“狩猎”，那样的话，南北和解可能难度更大。二是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这大约是要办个政府公报之类的事，或者是设立一个新闻官、发言人，专门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发言。三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这大约是因为梁启超到现在依然站在君宪主义立场发言，且活跃，且有很大影响。四是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这就是希望内阁能够很好利用当前时机，推动和平推动南北和解。五是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这都是涉及礼制改革体制改革。六是设法募用德、法洋将。这六点建议或许是严复个人的看法，或许严复是记录别人的看法，但这六条大致反映了北方对南北议和的一般立场。
12月8日，袁世凯又与各代表进行了谈话，强调此次谈判，君主制度是万万不可变更的，我袁世凯家族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至少在袁世凯在内阁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袁世凯的谈话为南北和谈定了调子，这既是对朝廷对隆裕皇太后的承诺，也是对南下代表的训示，是向全国发表的宣言，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概以欺骗舆论愚弄人民而视之。其实，如果从代表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曾怀疑，而且他们也相当认同这一主张。
当天晚上，南下议和代表团在唐绍仪带领下登上专车，唐绍仪还在卧铺四号房里剪掉了象征清朝顺民的辫子，同行的梁士诒和其他一些人大概是在同一房间里把头发缒子放了下来。同行的还有参赞杨士琦、严修，幕僚有王孝绳、欧赓祥、廖恩涛、唐宝锷以及袁世凯指定的各省代表福建严复、四川傅增湘、浙江章宗祥、直隶刘若曾、江苏许鼎霖、广西关冕钧、湖北张国淦、山东侯延爽、广东冯耿光、安徽孙多森等。另有陈善同、庆山、绍彝、齐忠甲、郑沅、朱益藩、刘庆笃、雷多寿、段钰、蹇念益、渠本魁、张楷等人，他们因为当天没有赶上车，所以拖到12月11日方才有机会离京。
按照严复的说法，此次北方和谈代表团原本计划派出20多人即可，不料一些京官莫名其妙地争着前往，结果代表就有50多人，至于随从就更多。大家或许看到了新的希望与未来，或许要在未来上下赌注。
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入住英租界嘉宾馆。此时的汉口，刚刚经过战火的摧残，自是一片凄凉萧索。舆论于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余痛，按照严复的观察，汉口的民心大抵倾向于南方的革命党人。
抵达汉口的当天，唐绍仪一行在那里会见了黎元洪的代表王正廷，王告以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不能来汉，约唐绍仪等转往上海，伍廷芳等南方代表将在那里与北方代表开议。
对于这个消息，唐绍仪等人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唐绍仪也有自己的联络渠道。他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就有电报给上海达人赵凤昌，报告自己明天将去汉口开议的消息，叮嘱赵凤昌约同东南人望张謇、汤寿潜等赴汉会议。12月11日即唐绍仪抵达汉口当天，张謇就请袁世凯内阁转给唐绍仪一封电报，报告黎元洪的全权代表伍廷芳虽为独立各省公认，但现在无法前往汉口与唐绍仪一起讨论大局，因而转请唐绍仪等人前往上海。
伍廷芳等人无法前往汉口的理由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阴谋，根据赵凤昌12月10日复唐绍仪电，各省公举代表有留沪者，有赴鄂者，赴鄂者亦已折回。伍廷芳、张謇和汤寿潜等人均不能远行，你唐绍仪到了汉口也无可与议，所以还是请径来上海举行谈判好了。
上海方面的电报显然还是晚了半拍，唐绍仪一行既然已经到了汉口，那总要和黎元洪等人见见面吧。何况代表团中不少人都与黎元洪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他们参与议和，本来就是想利用这层关系。
在南下议和代表团中，严复的身份比较特殊，他于12月12日下午以“师弟情分”过江往见黎元洪。对于严复的到来，黎元洪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根据严复的观察，黎元洪为人诚笃，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苟逃。这当然只是严复的个人观察。
或许是因为严复的身份比较特殊，黎元洪在当天安排了二三十比较有名望的革命党人与严复座谈，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
一、党人亦知至今势穷理屈，非早了结，中华必以不国。故谈论虽有辩事，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远虑之机。
二、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内阁，则极端反对。
三、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严复的猜测是，南方革命党人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大约他们担心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严复说，此中之秘，极耐思索。
四、根据严复的观察，此次南北冲突无论如何结束，南方革命党人大约有两点所必争的：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朝廷虽有信条誓庙，但朝廷也皆不可信，须有实际的钳制措施方能使他们放心；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凯，而是对着朝廷。
五、根据严复的研判，如果继续沿用君主制，则小皇帝的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
总而言之，根据严复的观察和研判，南方革命党人态度还算积极，只是对朝廷相当失望，但如果能够给予适当说明或制度性保证，重回君宪主义轨道并非无望。
12月13日下午，唐绍仪和严复等几位代表又从汉口渡江前往武昌，到青山织呢厂拜访黎元洪。黎元洪见到唐绍仪时表示，使君远来，倘能赞成共和，实为四万万同胞造福无量。唐使唯唯，不曾明确表达。
在与黎元洪等南方革命党人会晤之后的第二天（12月14日）早晨，唐绍仪率领北方议和代表团上百人，在南方代表王正廷、谭人凤等陪同下，乘坐“洞庭”号客船浩浩荡荡离开汉口，前往上海。
谈判地点由武昌转移至上海，有多方面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说南方各省代表早已先期抵达武昌了，但由于袁世凯采用以战逼和的策略对武昌发动猛烈攻击，迫使独立各省议和代表不得不离开武昌前往上海。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列强的重心在上海，上海的地位远比武汉三镇更重要，所以列强也就不愿南北议和溢出其视野其范围。第三个原因当然也有赵凤昌、伍廷芳等人所说的理由，东南大佬张謇、汤寿潜等人不便远行，所以希望将谈判地点转到上海。
12月17日，北方议和代表团百余人抵达上海太古码头，代表团成员入住静安寺路沧州旅馆。第二天（18日）下午两点半，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内市政厅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民国总代表伍廷芳，中央军政府代表王正廷，民国总代表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精卫、钮永建，与袁内阁全权代表唐绍仪，随员欧赓祥、许鼎霖、冯懿同、赵椿年等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南北和谈不能说双方有谁是不真诚的，只是他们在真诚的同时也都各有各的算计。早在12月4日，当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拟就南北停战协议时，北方就有意在第五条设置了一个特别条款，表示南北停战并不包括山、陕及北方土匪在内。
对于北方的这个特别条款，南方独立各省也曾在回复中有所拒绝，但并不坚定，于是这个争论就不了了之。结果在停战、准备议和的这些日子，北方毫不客气命令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了陕西的门户潼关，时间就在唐绍仪抵达汉口那一天。紧接着，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门户娘子关。毫无疑问，北方在战略上取得了局部优势，北京的困境有了一些舒缓。
南方独立各省原本就不是一个整体，北方的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南方的严重恐慌，他们理所当然担心北方会用这种办法各个击破，逐一收拾，到了那个时候，已经获得的独立、反正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在第一次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在交换了各自手续后，南方首席代表伍廷芳就很严肃地表示，在正式谈判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解决，双方原本约定自12月9日起一律停战，然而最近几天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都说清军已经入境攻战。清军如此违反双方达成的协议和共识，那又怎么能在这里议和呢？即便议和达成了什么协议，那又怎么获得执行呢？所以谈判之初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请贵代表唐绍仪先生即刻向袁世凯内阁发出电报，请袁世凯命令各地一律停战。伍廷芳所说的具体条件是，山西方面，不得由娘子关及大同进兵；陕西方面，不得由河南及甘肃方面进兵；安徽方面，不得由河南及他处进兵；其余各省，亦须一律停战。且清军于停战期间所攻取的地方，均须悉行退出。伍廷芳请唐绍仪以此意电致袁内阁，得确实回电后，始可开议。伍廷芳的态度上来就趋于强硬，反正你唐绍仪就在我的地盘里，看你能够怎样。
对于伍廷芳的指责，唐绍仪当然不愿承认。他在稍后的发言中强调，致袁内阁的电报，今天就可以发出。惟贵代表亦须致电各处，实行停战。唐某到汉口后，曾与武昌外交总长胡瑛举行过会晤，胡君曾诘问山西清军，何以在停战期内，擅自开仗攻取娘子关。唐某据此致电袁内阁，据其回电声明，是山西革命军先行开仗。
对于唐绍仪的辩解，伍廷芳当然不会承认，他表示根据此处消息，是山西清军先行开战。
唐绍仪接着说，我们都不是职业军人，且战地甚远，若调查双方谁先开枪，恐怕需要很长时间。不如今天即发电致袁内阁，请其饬各军队一律停战，贵处亦即发电致山西、陕西等处，知会停战。
对于唐绍仪的建议，伍廷芳并不反对，不过他更有一建议，以为谁先开战，虽然调查起来比较困难也会耗去不少时间，目前有一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的地点，都应该让清军先行退出，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此外，地点还有很多，都应该如此照办，方才合乎情理合乎道理合乎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