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的建议当然只说到清军，对于民军在停战期间所占地方，他自己当然不会说。唐绍仪说，伍代表的建议很好，唐某完全赞同，只是贵处在停战期间违约所占之地，亦应一律退出。据唐某所闻，民军于停战期间亦抢占了不少地方，如江西等处。所以要说均衡，要说合理，双方一起这样做吧。
唐绍仪只是一种道义宣示，要说具体的，他还真没有办法列举。伍廷芳接着唐绍仪的话追问：民军于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共有几处，请即开示。唐绍仪说，这就需要调查。
其实，双方只是一些原则性争辩，谁都说不清楚前线的具体情况，谁也弄不清楚各地民军、清军冲突的真相与实质。经过如此反复争辩，当天的会议决定由双方总代表分别致电各方实行停战，并当场各自拟就准备发给袁内阁和准备发往各前线的电报稿。
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
正如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早都意识到的那样，南北和谈表面上是唐绍仪与伍廷芳两个总代表在谈判，其实是南北各界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谈判，谈判的重点也不是停战之类的琐事，而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前途，即中国究竟是应该在大清国已有政治架构基础上重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应该抛弃清朝，直奔现代，仿照美利坚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呢？
力主民主共和的主要是南方革命党人中的主流派，北方代表一般说来都认为君主立宪是最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政治架构。北方的民间代表严复当时曾就这两种体制的利弊得失有过比较中肯的分析，他以为东南诸公欲将中国一变而为民主体制，这在他看来是万万不可一试的事情。严复认为，南方的民族主义理想诚然有其值得理解的内容，但是如果按照南方的排满理论去做，剔除满洲人而重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可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中国很有可能就此解体。因为不被革命党所看上的满洲人，被革命党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所以真的像革命党人所期待的那样排除满洲人重建中国，那么长城及玉门关以外断断非我中国所有。这是许多反对立马共和的人一个最重要的担心。其次，在严复等人看来，民主共和之于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当时的情形与西方社会实行民主共和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中国之所以贫弱腐败如今日之甚者，除了满洲人的责任外，其实也有一个汉人自身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在严复看来，这毕竟是一种事实，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言说。
像严复这样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南方革命思潮激荡影响下，许多人都觉得中国应该趁此机会一步走上民主共和的新路。所以当南北总代表第二次会谈时，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就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了。
第二次会谈的时间在第一次会谈之后的第三天，即12月20日。会谈开始时，双方代表互换各自得到的报告，知在停战期间，彼此均有违约进攻的行为，大家彼此彼此，也就没有更多的责任追究。双方又讨论了继续停战问题，决定再按原先的条件，展期七天，即至12月31日止。对于停战规条，双方也有一些讨论。唐绍仪认为，原规条中的“按兵不动”四个字语义模糊，易起争端。其实所谓停战，就是停止进攻的意思，若于自己控制的地区做军事上之调遣，固无不可，比如广东运兵至上海，山海关运兵至北京，均为军事上之调遣，与停战条约并无违反，似乎不应该禁止。所以原规条的“按兵不动”就显得范围太泛，大而无当了。
续停战协议谈妥后，双方又谈了前一天英美德法日俄六国公使致伍廷芳和唐绍仪两总代表的电报，这个电报劝双方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纷争。对于列强的劝说，双方都表示接受，并无异议，双方的最大分歧，主要还在未来政体的选择上。
奇怪的是，根据会议记录，唐绍仪就这个问题最先发言，表示现在民军主张共和立宪，不知应该如何办法。
而伍廷芳闻言即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君如有意，愿为同一之行动。唐绍仪迅即表示，愿闻其详。紧接着，伍廷芳发表了一大通理由。他表示，我伍廷芳个人在最初阶段亦以为中国应该走上君主立宪的路，共和立宪可能还不到火候。唯现在中国的情形与先前大不相同，今日中国人的程度其实已经达到了共和民主的水平。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现在各省咨议局、北京资政院，皆已由民选，则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我伍某人甚以此说为然。现在时局变迁，清廷君主专制二百余年，今日何以必须保存君位？且清帝本非中国之人，据君位已二百余年，使中国败坏至于如此。譬如银行总办，任事十余年，败坏信用，尚须辞职，况于国家乎？中国之可收拾，人所共知，立宪云云，皆涂饰耳目之事，如何整顿？为今日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举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移。今天我们所争论的是国家大事，并非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省哪一个县的事情。所以这个改制不仅是汉族人的事情，也是各族人民的事情。改为民主，不仅有利于汉人，且有利于满洲人，条件就是满洲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室犹然。现时规制，满洲人株守京师，无贸易自由。改革之后，满洲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洲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享有同等权利，所以说改制对满洲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害，所以这次改革必然要将皇帝拉下来，要将中国引向完全的民主形态，不可如庚子事变后，为有名无实的假改革。伍廷芳强调，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包括唐绍仪在内都是汉人，都应该赞成这个提议。不独各位应该赞成，更重要的希望袁世凯亦能够赞成。不然，流血愈多，于人道何忍？现在各国公使已奉其本国之命要求我们和平了结，那么我们中国有人心者，当求从速解决的办法。
对于伍廷芳的演说和动议，唐绍仪当即表示：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只是这个事情现在说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没有清廷这个因素，实行民主共和并没有什么难处，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曾经有电报致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能够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精卫转杨度代达袁世凯，袁世凯表示，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由此可见袁世凯本人并不反对民主共和，不反对共和立宪，不过不愿由他说出口而已。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唐绍仪的共和思想尚早于你伍秩庸先生，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深受共和思想的影响。所以今天讨论共和立宪，我并不是要反对共和宗旨，但求怎样能够和平达到共和的办法而已。很显然，唐绍仪的这番话，是在认同共和立宪大前提下讨论问题，完全将清廷抛在了一边，这显然与离开北京时朝廷乃至袁世凯内阁的既定方针相违背，因而也就由此衍生了后来一系列问题。
和唐绍仪一样，伍廷芳也有非常丰富的留学经历，据说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获得英国伦敦学院法学博士的人，后又在香港当律师多年，再后来成为李鸿章的法律顾问，成为清政府的命官，出任驻美公使等多个公职。伍廷芳的民主共和意识当然不比唐绍仪差，他当然知道唐绍仪所要表达的意思。于是他接着唐绍仪的话往下说，今天既然谈到了民主共和，那么当然应该注意要使中国的民主共和完全无缺，不为外人瓜分。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11月24日，我伍廷芳曾与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联名致电监国摄政王载沣，劝说他放弃君主立宪的旧主张，转而赞成共和政体，为大清争取主动，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涂炭，君主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倘能幡然改悔，共赞共和，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与此前后，汤寿潜、程德全等独立各省都督，也都向监国摄政王有过类似表示。伍廷芳说，现在既然唐代表承认共和民主是未来中国的必然之路，那么剩下来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琐碎事情，都不难解决。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
唐绍仪就此问道：对于满洲如此，那么对于蒙回藏何如？
伍廷芳答称：等于各行省，如果他们程度不够，则暂如美国初立国时，对于十三省以外之新地设总督治之，决不授之外人；若外人干涉时，必以全力抵之。很显然，这一点是许多坚持君宪主义的人最担心的，伍廷芳的这个回答当然有助于重建这些人对民主共和的新认识。
唐绍仪再问：我闻人言，十八行省将尽逐满人？
伍廷芳答：决无其事。我等革命党人并非痛恨满人，只是不想让他们成为中国政治上的进步障碍而已。伍廷芳的这个回答对于先前各界歪曲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理想有拨乱反正的作用。
对于伍廷芳的这番话，唐绍仪表示认同。他强调，今天听了你的这些发言，我很高兴也很愿意听。但你必须给我们一定的时间予以消化，并用这些时间去劝说各方面，劝解若成，可用和平的办法化解纷争，这对大家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伍廷芳说，给你时间没有问题，只是需要多少时间啊？
唐绍仪说，既然我们前面谈过七天续停战的期限，那么就以这个七天为限吧。我希望用七天时间去说服各方面接受和平方案，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
就身份而言，唐绍仪是袁世凯的全权代表，也就是清廷的全权代表，他的职责是来议和，所谓议和当然是通过和平的方法去解决纷争。而之所以会有纷争，就是大家有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现在好了，唐绍仪个人倾心于民主共和了，一边倒了，议和变成了善后，南北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分歧要解决了，只是怎样善后，怎样安排朝廷和袁世凯了。这显然不合乎唐绍仪离开北京时得到的指示。
当然，就个人政治立场而言，唐绍仪原本就是清廷内部比较倾心于共和的开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诉过黄兴也告诉过伍廷芳的那样，当武昌起事发生后，他就向朝廷上过一个折子，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他对伍廷芳说，他个人现在还是持这种观点，以为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袁世凯接受，也才能将军队解散。开国会以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所以唐绍仪认为和平解决未来国体政体问题，只有这条正路。
从唐绍仪的解释看，他的意思是要将南北会谈纳入国民会议的轨道，他过去曾经这样向袁世凯向清廷做过建议，但没有获得清廷的批准，清廷当然是担心在国人被严重煽惑的情形下，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个形式，其结果一定是让皇上退位，一定是让中国走向共和。然而现在唐绍仪向伍廷芳重提这个建议，这在伍廷芳这里却又得到另外一种回应或担心。伍廷芳对于国民大会通过走向共和的议案并没有绝对把握，所以他只希望在这个一对一的谈判中解决，而不想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什么国民大会。伍廷芳表示，唐先生的建议是不错，但是现在已经有多数省份主张共和，为什么还要让国民大会去讨论呢？
伍廷芳的担心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但唐绍仪认为，如果绕开国民大会这样的合法机构，不管怎样决定，可能都侵害了一部分人的权利，因为并不是所有省份都宣布独立，都宣布脱离了朝廷。
对于唐绍仪的质疑，伍廷芳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说，现在各省代表正在南京开会，他们将像唐先生所说的国民会议一样去决定民主还是君主。而且参加南京这个会议的代表也有那些未宣布独立省份的，所以这个会议具有唐先生所说的国民会议性质。
伍廷芳显然没有理解或装着理解了唐绍仪的意思，唐绍仪不反对未来的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但他希望实行民主共和的决策过程能够合理合法，现在南京准备召集的临时会议其实并不能代表独立的和那些未独立的省份，并不能充分反映民意，是一种很匆忙很不负责的举措。经过美国民主训练的唐绍仪不仅希望结果理想，更希望程序合法，希望国民大会的代表能够经过合法的选举程序产生，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反映人民的心声。唐绍仪举例说他听严修提到，直隶派谷钟秀到上海、南京参加代表会议，这个谷钟秀就不是直隶全省公举的，而是天津咨议局提名的。谷钟秀显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决断之权。而且从理想言，直隶既然没有宣布独立，则所谓代表者，就更没有资格到南方表达共和与否的权力。直隶全省人民并没有受到民国的命令，他们实际上还在清廷统辖下。所以南方正在酝酿的类似于制宪会议的代表会，其合法性在唐绍仪那里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唐绍仪的质疑，伍廷芳当然懂得，作为英国的法学博士和香港著名律师，伍廷芳当然知道准备召开的这个制宪会议确实有合法性的障碍。但是形势刻不容缓，伍廷芳以为既然大多数国民，大多数省份都认为共和立宪是未来的国家形态，那么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必过于计较了。至于直隶代表的合法性及权限问题，伍廷芳更认为彼此皆同胞，彼不过为势力所迫，并不是这些代表不期望共和。现在万众齐心，古所未有，可以观国民多数心理都倾向于共和，倾向于早日共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从速解决，各省代表望此决断宜以速定为佳，如果按照唐先生所说，一切按部就班，就怕中间再出什么风波，所以伍廷芳代表南方要求唐绍仪务必在下一次开议时明明白白承认共和，即下次开议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这个口吻当然类似于最后通牒。
对于伍廷芳的要求，唐绍仪当然不敢明白回答，他表示在会议之后会向袁世凯做详细汇报，等候袁世凯内阁和朝廷的进一步指示。
清廷终于同意由国民大会决定政体了
唐绍仪的表态可能确实超过了袁世凯内阁的授权，更有点明显违背朝廷的利益，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来自革命党方面的代理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都有留学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对民主共和体制与君主立宪体制的优劣，当然也较一般人认识得更清楚。南北双方选择他们去对谈，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当然，在十几个省份如大厦将倾似的纷纷独立，清廷在不得不接受谈判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多少筹码在手中，唐绍仪能够替朝廷说的，只是还有北方一些省份特别是东北几个省份还在朝廷手中，就连那个山东，也是先宣布了独立，然后又宣布取消。所以，唐绍仪认为，走向共和或许是一个无法更易的政治选择，但为了使这个选择更具有合法性，最好能够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制宪机构予以决定。从这一点来说，唐绍仪的坚守当然是合乎清廷利益的，但在当时一片混乱之中，当民主共和已经成为人们口头禅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人会认真考虑什么合法性或程序正义了。
南北和谈并没有多少秘密，但在当时，对于南北双方谈判的真实情况，随团参加的南北各省代表都表示不清楚。其实，从史料看，南北双方代表的正式谈判并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内容，只是大家的怀疑在于谈判之外，南北双方究竟有哪些接触，有哪些妥协，大家最感到纳闷的，就是袁世凯究竟有哪些想法无法拿上台面，而需要外国人居间沟通，需要赵凤昌、张謇等社会名流社会贤达上转下达。
各方面的怀疑当然有怀疑的道理，特别是随着后来大局已定情况明朗，是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成为民国大总统，大家不免更是恍然大悟，以为袁世凯从一开始就在耍弄阴谋，就想利用这场政治危机夺取天下。这个说法你不能说不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从历史事实的层面说，这个说法显然将袁世凯看得太小了，好像真的是小人一样算计着主子，算计着革命。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清末民初最具实力的政治强人，袁世凯的内心深处和他的幕僚班子，从政治危机一发生确实就有两套预案，或者说叫做双轨策略。他们并不愿意在一条道上走到黑，这也是事实。但是要说袁世凯上来就准备着背叛朝廷攫取天下，这显然也不是事实，而是后来一种观念的倒逼。
正面的方案，为朝廷化解危机，我们在这之前已经说了很多，现在应该简单追溯一下那些双轨预案了，即袁世凯的幕僚班底究竟有怎样的应变策略，怎样准备着另外一套方案。
根据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袁世凯受命处理武昌危机后，曾有信致黎元洪和黄兴，商议南北和解，和平化解危机的方案。而黎元洪在11月8日的复信中反过来劝说袁世凯赞助民军，如此民军将在未来的政治架构中推举袁世凯为中华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黄兴在9日的复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应该相信，袁世凯此时对这种建议根本不会予以考虑，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11日，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至武昌与黎元洪面商议和事项，黎元洪旧话重提，并坚定表示国体问题对于南方来说是不可讨论的，必须实行共和，唯一可以讨论的是，如果袁世凯反正，逼退清廷，那么可望被革命党人推举为第一任大总统。许多人认为这个建议对袁世凯很有吸引力，是后来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判断显然低估了袁世凯的人格，因为袁世凯此时刚刚接受朝廷的任命，出任责任内阁总理大臣。一个根本不确定的虚幻的共和国总统，和一个实实在在的内阁总理大臣，相信对日本对德国政治架构异常崇拜的袁世凯一定会有自己的明智判断，他想做的一定是伊藤博文或俾斯麦。
袁世凯前往北京组阁的时候，当然内心深处是希望在原有政治架构内化解危机，重建和平与秩序，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当时国内外民主共和呼声一片的时候，他也不能不对这些呼声有所考虑。11月15日，也就是南方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召开联合会筹组新政府的同一天，袁世凯指使杨度、汪精卫、汪大燮等在北京成立国事共济会，主旨就是研究怎样用和平的方式化解南北纠纷国内冲突，使君主民主问题不再诉诸武力不再以兵刃解决。
国事共济会的代表也很有意思，一部分是先前立宪党人，另一部分就是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结果，就是向资政院陈情，要求资政院上书朝廷声明实行停战，请求召开临时国民大会，议决未来中国究竟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问题。
由临时国民大会去决定未来政体肯定是化解危机的一个新思路，但这个思路并不被南北双方即朝廷和革命党人认同。当上海的革命党人和武昌的军政府收到汪精卫的这个建议后，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汪精卫已经沦为革命的叛徒，以为国事共济会是一个最无聊的机构，因为中国未来为君主还是为民主是一个根本不需再讨论再啰唆的事情。而资政院在收到这个建议后也曾三度集会，但议员们不论来自何种阵营，都认为这个建议很荒唐，因为这个举措实际上剥夺了资政院在制度设计上的主导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允许创设一个什么临时国民大会去决定国体，谁能保证还会多数赞同君主立宪？这毕竟是一个未知的事情，朝廷当然也不会乐意。
国事共济会毫无结果地终结了，但南北冲突究竟应该怎样化解，中国未来究竟应该实行怎样的制度，依然没有获得解决，南北沸腾，选举难行，国会无由成立，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做，好像谁心里都没有数。南方按照自己的惯性继续新政府的筹组和整合，朝廷在袁世凯和各种因素促动下，也在加快立宪的步骤。南北双方很难找到交集点。
11月19日，与袁世凯、庆亲王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山东巡抚孙宝琦致电袁世凯，给他出了一个新主意，以为独立各省军民多主共和，朝廷如果执意不理睬不接受，只会越闹越僵，现在由朝廷由内阁出面邀请各省代表赴京讨论已经不太可能，各省差不多都不会接受，各省倾向于在上海在南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议设政府。为转圜计，孙宝琦建议袁世凯不妨考虑从北京派员前往上海参加会议，俯就舆情，顾全大局，寻找机会。
孙宝琦的建议肯定引起了袁世凯的重视，于是孙宝琦稍后又向黎元洪或南方其他领导人发出倡议，准备请程德全联名致电清廷，如朝廷承认不私君位，宣布共和，仍承认北京为中央政府，各省派员赴京会议，优待皇室，制定国法。孙宝琦的建议是牺牲清廷以化解时局危机，但同时也强调了优待皇室。孙宝琦的这个建议是否事先征得袁世凯或庆亲王的同意，我们不太清楚，但很显然这个主张比较容易被清廷之外的所有当事各方所接受，以作为讨论的基础。所以黎元洪在11月23日电复孙宝琦，表示可以考虑在未来优待皇室，但无法接受继续承认北京为中央政府的动议。
就在黎元洪复电孙宝琦的第二天，孙宝琦又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呼吁各省派员于北京或天津召开临时议会，决定国体政体，以免战祸。很显然，孙宝琦依然希望北京的朝廷或者袁世凯的内阁能够成为未来政治变动中的主导者。而且也就在这一天，孙宝琦以第五镇标统吴鼎元、张树元等要挟，宣布取消独立，这显然都在为袁世凯或朝廷加分，增加北方谈判的筹码。
然而，清廷真的是大势已去。过去说树倒猢狲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看那几天中国的进展，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宣布独立宣布光复，这才明白什么叫树倒，什么叫猢狲散。就在这种形势下，南方社会贤达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于11月24日通过美国公使向监国摄政王载沣发了一个忠告电，希望载沣能够认清形势，幡然悔悟，赞助共和，放弃君权，以免生灵涂炭，如此国民或许能够原谅清廷的过去，能够让皇室在未来继续享有安富尊荣之礼。
社会贤达的忠告，美国公使的转达，大约都使监国摄政王载沣有所触动，使他对先前坚决不愿妥协的立场有所松动。第二天（25日），朝廷命张謇等人迅速来京，与廷臣一起详细讨论共和政体及政治改革的具体事宜。这个命令虽然没有触及国民大会等敏感话题，但让他们来京商量共和政体，其实已经蕴涵非常丰富的意思了。
不过，袁世凯此时似乎并不愿就此罢手，或者说即便他意识到了什么，他也不愿意就此被动，所以在安抚了朝廷内部各派力量后，终于向武汉三镇发动了一连串猛烈攻击，即便在此前后失去了南京，袁世凯的北洋军依然在武汉前线获得了局部优势。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又使袁世凯谈判的筹码突然加重，他继续以君宪主义压制南方，而黎元洪在北方军事优势压迫下，还真的差一点就同意了君宪主义方案。换言之，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也没有放弃在原有框架中化解危机的想法，他之所以需要军事上的胜利，其实就是要争取谈判中的主动权。
袁世凯没有放弃在君主立宪原有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的想法，当然不意味着他的幕僚班子不对未来可能性进行双轨探讨。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呼声传遍全国的时候，完全无视这个可能性，当然也是智者所不为，何况聪明如袁世凯者。11月29日，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秘密派遣留日学生朱芾煌带着汪精卫的信前往武昌，主张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这个建议原本就是黎元洪、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最先提出的，所以当朱芾煌将汪精卫的信和这个建议提出的时候，湖北军政府在北洋军兵临城下大兵压境的时候，更乐于同意。
不过，依然存疑的是，朱芾煌和汪精卫的这个建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真实意思，可能还有探讨的空间，因为此后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在北京所作的布局，看起来依然是要维护清廷既有政治格局，依然期待南北和解无损于君主立宪。12月8日，袁世凯在与即将南下的议和代表谈话时仍口口声声坚持君主立宪制度，一再表示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强调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制度到底，不知其他；反复推论这个道理长达十几分钟，语言诚恳，话极沉痛，听者无不相信，没有谁怀疑袁世凯此时对朝廷对君主立宪体制的忠诚。
袁世凯给代表团的指示是要坚守君宪主义的底线，而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好像上来就说自己其实在心里是认同共和体制的，并说自己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就曾向朝廷提出过建议，建议朝廷就国家未来政体进行讨论。
而更为诡异的是，就在唐绍仪做出这个表示的同一天，得到段祺瑞等军方将领支持的另一场谈判也在上海秘密进行。其南方代表是顾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军官学堂，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夏清贻此时为北京红十字会会员。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正在湖北的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说明来意。由于黄兴先前已有这样的动议，所以也就很容易接受这个方案，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廷，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袁项城。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各方面拥戴出任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项城。于是正式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率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
当然，生气归生气，事情还得接着往下办。北方谈判总代表唐绍仪将与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情形报告内阁和朝廷后，其情形与靳云鹏所说大致相似。伍廷芳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清廷如果不能承认共和的话，那就不要耽搁工夫进行什么谈判了，言下之意有谈判决裂的意思。唐绍仪当然不愿意谈判决裂，所以他答应向北京请示，希望朝廷能够同意回到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由国民大会去决定未来国体政体，对于朝廷来说原本就是一个废弃的方案，唐绍仪此时旧话重提，实际上是将球踢给了袁世凯踢给了朝廷。但是朝廷在随后几天都没有任何表示，袁世凯和他的内阁也就没有办法。12月25日，清廷绕开国民大会这个话题，指示袁世凯可以办理国会选举，并且同意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可以酌量变通，这似乎要用国会办法去冲淡去抵消唐绍仪提出的国民大会办法。
朝廷的方案当然无法满足南方的要求，当然也就无法化解危机，重建和平，更不要说继续维护君宪主义了。所以到了第二天（12月26日）御前会议时，袁世凯只好宣布南方革命党人的要求，并对变通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选举区等问题提交了自己的建议。这显然没有正面回应唐绍仪的建议。于是又过了一天（12月27日），唐绍仪再电袁世凯，强调民军坚持共和，请朝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并撤退汉阳、汉口兵队，以示相见以诚。
唐绍仪的紧迫感是因为南方的形势在急剧地变化着，孙中山的到来为南北和谈注入了新因素。然而唐绍仪的着急是没有用的，没有朝廷的决定，谁也做不了这个主。28日，袁世凯将唐绍仪的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明白表示南方革命军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请求，隆裕皇太后这次倒是有了爽快的答复，很快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明白告诉袁世凯，君主民主，我与皇帝无所容心，并不懂得，袁世凯可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伍廷芳，召集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隆裕皇太后终于做出重大政治让步，然而能否由此挽救时局，拯救朝廷，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