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隆裕太后出手清除监国摄政王载沣的时候，其实就斩断了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柱石。此后，大清王朝在中国政治格局中，基本上不再是有力量的一方了，反而成为其他各方议论谈论的对象，或主张清除，或主张优待，主导当时中国政治的主要派系主要政党，几乎没有一个人还愿意保留这个旧象征，哪怕这个象征已经同意彻底走上立宪之路。这是大清王朝的悲哀，尽管这个王朝在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做过一些好事，也使许多家族三代甚至更多代受到恩惠，得到扶持，即便是那些出面闹事的革命党人，除了极少数从一开始就与清政府对立外，大多数人还不都是清政府体制内的“干部”？可是他们在清政府最危急的时刻，什么时候想到过为这个王朝说话为这个王朝殉葬呢？墙倒众人推。他们在一夜之间都“反正”了，革命了，成了革命党了。于是，那个原先有恩于他们的旧体制就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为被唾弃的对象了。
惜阴堂高人高招
大清王朝最后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其实是咎由自取，其内部纷争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假如他们在最后的十几年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团结一致卧薪尝胆，何至于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沦落到这种惨境？
清廷的分裂最先应该是从皇族内部开始的。我们后来都不太知道真实的情形了，其实皇族内部特殊的权力结构，早就不是一个利益整体了，早就有了裂痕，甚至早就借助于外部力量谋取自己家族特殊的私利了。这种分裂当然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原因，因为自从光绪帝无法生育自己的皇子之后，皇族内部其实都在争取着被挑选被看上的机会，然而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的毕竟只有一人，于是更多的家族收获的只是落寞只是无奈和失望。所以清廷最后十几年在接班人的选择上虽然没有闹出公开的丑闻，但其内在的冲突、隐性的矛盾，其实还是有迹可循的。
准确地说，1898年那个可怕的秋天之后，光绪帝确实病得不轻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似乎皇上的病情日趋严重，所以到了1899年下半年，为皇上选择接班人的事情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皇族内部围绕着这个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但却是隐蔽的争斗。从后来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看，接近于类似于甚至超过端王一支的人可能更多。端王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醇亲王的第二个儿子，光绪十九年授御前大臣，二十年晋封为端郡王。其原配福晋叶赫那拉氏与隆裕皇后是亲姐妹，是桂祥的女儿，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其婚姻，也是慈禧太后给确定的。这是端王的优势。
像端王的这种优势在皇族中还有很多，别的不说，只说那个在晚清十几年政治史上高度活跃的庆亲王奕劻，他的家族和势力，尤其是庆亲王奕劻本身的能力，好像都比端王更有优势更有机会。奕劻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麟之孙，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封庆郡王，十七年迁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二十年晋封庆亲王。在那前后很长时间，庆亲王奕劻都是大清国实际上的外交部长，与各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然而奇怪的是，当大阿哥被立的消息公布后，各国公使拒不承认拒不拜会，中外双方就在误解和僵持中走向战争走向冲突，身为总理衙门大臣且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不很值得怀疑吗？
庚子事变结束后，端郡王成了历史罪人，庆亲王继续掌管着大清国的外交，但到了1908年，当两宫在不到一天时间相继辞世时，庆亲王又被排除在定策之外，只能在监国摄政王载沣手下继续当差，尽管权重一时，其内心的烦恼一定不少，所以他与袁世凯结为朋党，成为袁世凯最后搞垮朝廷的一支重要的内援。
像庆亲王这样的例子在晚清并不是孤立的，皇族之所以在清亡之后四分五裂，皇族之所以在监国摄政王倒台时没有人为其说情，甚至表示同情，还有许多人将清亡的责任推给摄政王，说什么摄政王心胸狭小等，其实都是因为清廷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经没有办法团结一心一致对外了。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追究清亡的责任特别是清廷内部的问题，而是说清廷到了最后那些年，确实变得心胸太小，气量太小，不仅无法容忍那些对体制持有反对力量的异见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许多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推到反对立场上，把原本并不准备与体制决裂的同志变成了敌人，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死死地捆住。这里要说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将清朝送进历史的关键人物，就是常州人赵凤昌。
赵凤昌生于1856年，辛亥那一年已经55岁，较孙中山年长10岁，较袁世凯长4岁，较黄兴长18岁，较监国摄政王载沣长27岁，较唐绍仪长6岁。只有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较赵凤昌年长14岁。很显然，赵凤昌是当时国内政治家中年长者，属于德高望重型。
要说赵凤昌德高望重，当然也不仅仅在于年龄，这可能还与其人脉资源、政治经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赵家属于常州望族，其家族中或者说其常州赵姓往上推比较有名者，大约要数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烈文，赵烈文曾准确预见大清王朝不出50年而亡，只是曾国藩没有接受赵烈文的判断，弄个什么陈桥驿兵变之类的事成就帝业，而是继续为清廷贡献愚忠，使清廷得以度过极为艰难的十几年，重新振作，甚至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与赵烈文的政治经历相类似，赵凤昌也是科举道路上的失意者，只是后来获得张之洞的赏识，成为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或者办公厅主任，行政级别并不很高，而且按照那时的体制，可能还不算是体制中的人，只是张之洞的私人助理而已。关键在于赵凤昌真的是足智多谋，处事灵活，是张之洞幕府中的知己，有“一品夫人”之称。后来因替主子受过，被朝廷开缺，永不录用，遂由张之洞在电报局为其谋了一个闲差，常驻上海，遍交天下名流，拥有最广泛的人脉。
赵凤昌究竟因为什么事情而被开缺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能够隐约感觉的总和政治有关，所以当他被安排到上海一个悠闲而待遇更高的地方后，他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减弱，他的政治激进反而因被剔除出体制外而更厉害。他的公子赵尊岳在后来所写的《惜阴堂革命记》中说，闲居上海的赵凤昌虽然是一个闲人，但他对政治的关爱丝毫未减反而更多更活跃，他日趋感觉到清廷的政治有着很多问题，早就意识到清廷如果不能改弦更张，可能就无药可救。
或许基于这种政治考虑，无官一身轻的赵凤昌与各方面人物密切接触，张謇、汤寿潜、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庄蕴宽、王清穆等闻人都是其好朋友，凡经过上海，必定前往惜阴堂与赵凤昌交换对大局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还有湖北历年派往日本习陆军的留学生，往来上海亦必受到赵凤昌的关照，赵凤昌依然以湖北军界前辈身份教导这些新式军人做人做事的原则，如蒋作宾、何成浚、李书城等，都与赵凤昌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稍后的立宪运动中，赵凤昌原本并不相信清廷能够取得成功，但碍于新知旧雨的盛情也就参与其间。及至皇族内阁出台，大用亲贵，国人群起诟责，赵凤昌与张謇等越来越感到清廷政治无望，中国未来或许必出他途以制胜，所以当武昌起义发生时，赵凤昌正在请客人吃饭，他对此一点不感到惊奇，在第一时间密电汉口电报局长询问详情，又立约上海商人、闻人就相关事项相商。
第二天，当赵凤昌获悉武汉方面进一步报告后，他立即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往晤上海商会负责人，告以革命既起，沪汉商务息息相关，倘若战火由武汉而下延及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建议商会应该召集各业开会，请上海各界保持镇静；二是电达两江总督张人俊，仿1900年故事划地自保，绝对不能轻易介入长江上游的事务，不要发兵援助湖北，以免遗祸上海；三是请求各国领事、公使最好局外中立，不要偏袒清廷。不久，列强宣布中立，宣布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赵凤昌帮助湖北军政府化解了外交上的被动，使湖北军政府和革命军有了与清廷争一日之短长的资本。
然而仅仅凭借商人当然无法解决国家在政治上的困扰，真正能够对这种困扰提出解决方案的，无疑还是那些政治家，于是赵凤昌邀请各省咨议局及旅居上海的各方面人士，无论其赞成共和，还是君宪，均可来惜阴堂集商讨论。奔走最力者，江苏人有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江人有诸辅成等。时，张謇为江苏咨议局议长，人望所属，函电四方，各省多闻声响应，于是先后有十多个省份的代表晨夕相见于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共谋良策。
稍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共推庄蕴宽为代表前往湖北，利用赵凤昌、庄蕴宽等人先前在湖北的关系和人脉，找到黎元洪、黄兴等军政府领袖，商量下一步如何进行，并邀请黄兴尽快前往上海，争取早日在上海或在南京组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共和政府。
当南北会谈转移至上海时，南北双方不谋而同以惜阴堂为消息中转汇集中心。南北双方公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差不多都在惜阴堂提前讨论，拟订方案，或者找到寻求解决的大致方向。那些来自北方的议和代表团从武昌转移至上海后，入住理查饭店，但他们相互之间很少见面，只知道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以及两方人员，并没有正式指定会场正式开议。双方的接头都是由赵凤昌经过英国人某居间联系，在这个英国人的家中，唐、伍两人开始会面。嗣后南北双方的意见，由唐绍仪、伍廷芳两人直接秘密交谈，始终没有公开。北方代表团一般代表所知道的，只是两方意见相差很远，这次议和恐怕很难成功。
根据很多人的记载，赵凤昌在南北和谈中居间功能非常重要，那时唐绍仪作为总代表要和北京保持随时联系，而在北京邮传部任职的梁士诒，其实就是袁世凯的秘书长，唐绍仪与北方的密电，其实就是唐与梁士诒之间的密电，他们两人又都是广东同乡，而唐绍仪在上海的电报技术员也是一个广东人区某，每天有电报来，都是由区某翻译出来送给唐绍仪看，唐绍仪有时将这些电报交给代表团其他成员看，但看和谈的范围，始终很小，据说也就只有两三个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往往就去打个电话，代表团成员总以为唐绍仪是要找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商量，却不料唐绍仪每每找的是赵凤昌。
有一天，区翻译出一件北京来的密电，照例递给唐绍仪，唐看过很兴奋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谈得有说有笑，很融洽。代表团许多成员感到奇怪，就问唐绍仪为什么有事不是最先找伍廷芳，而是找赵凤昌呢？唐绍仪解释说，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只有这位赵老头子。
至于赵凤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本事和能耐，唐绍仪也有解释，他说，由于赵凤昌在张之洞那里干过，拥有广泛的人脉，后来又被张之洞推荐到上海办洋务，接触了江浙两省许多重要人物，尤其为张謇所尊重。张謇、赵凤昌的交情决非泛泛，现在的江浙都督程德全、汤寿潜和南方其他几个省的都督，都同赵凤昌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民党由于长时期被清政府排斥在外，对国内情形并不熟悉。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领袖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謇，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张謇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的人自然敬重赵凤昌了。因此，南方要人如孙中山、汪精卫、陈其美、程德全等有重要的事也来决策于赵凤昌。又因赵凤昌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他的南阳路私邸惜阴堂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要在赵家聚会。所以，赵凤昌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通过赵凤昌去谈判，在很多时候比直接找伍廷芳还有效果。由此不难理解赵凤昌、张謇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那拨人庄蕴宽、汤寿潜、程德全等人在南北议和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就政治理念而言，赵凤昌、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人，都是所谓立宪主义者，他们与袁世凯一样，在过去十年间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鼓吹呼唤，是预备立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然而当数次国会请愿运动被清廷无情拒绝乃至镇压之后，他们基本上对清廷失去了信心与信任，他们没有找到下一步的方向，但实际上已经不愿听信监国摄政王那班人继续瞎说胡闹，所以当清廷出台皇族内阁后，他们曾经联名劝告过摄政王，以为此时的朝廷去重用汉大臣比提升这些皇族官二代更重要更有意义。至铁路国有政策出台时，张謇一方面认为盛宣怀的政策出发点是对的，铁路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思路搞下去确实有问题，但是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与人民争利，四川官绅的亏空贪污挪用等，都应该由政府继续追究，严加惩处，如数追回，但政府毕竟为先前政策背过书，实际上就是为四川官绅提供过担保，因此现在铁路收归国有，政府第一件必须承诺的政策就是要公开明白无误地宣布将先前官绅借款、集资款如数偿还给人民。如果当时朝廷、盛宣怀听从张謇这样的建议，或许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謇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他的本能和智慧都使他觉得中国还是应该要稳定要团结，所以他不厌其烦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俊等出兵援鄂平息叛乱恢复秩序，同时运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奏请朝廷速定宪法，改革内阁，推动中国政治改良与进步。在征得江苏巡抚程德全和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后，张謇以他们的名义主笔起草了一份奏请朝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意见书。凡此，都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恐惧与反对，同时又表达了他们对时局的担心，对未来风云的忧虑。然而当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甚至上海及江浙也将宣布光复后，张謇等人终于改变了看法，终于觉得清廷大约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已经无法扶持了，所以他们就积极介入了光复，参与了反正，投向了光明，转而认同和支持共和主义，放弃了坚守十年的君宪主义。
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是时代使然，不过他们的这个转变对后来的政治发展确实影响至巨，因为他们是东南半壁江山中的大佬，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好友，而且他们联名致电摄政王，以大清国忠臣的身份提出了自己的最后忠告，劝告摄政王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保满汉之和平，为皇室换取最后的尊严，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根。这是一批忠臣对清王朝的最后忠告和最后奉献。此后，他们就坚定地转向了共和主义立场上去了，成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言人和居间联系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南北和谈中充当着如此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
经过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人从中联络和一系列紧密磋商，南北双方很快就国体以及此后的清廷优待条件、袁世凯出处等达成一致。南方同意，只要袁世凯能够逼清帝逊位，那么就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各方一切通过。”这就是张謇当时发给袁世凯的密电。
赵凤昌能够一手托南北，将中国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除了政治智慧、胆略胆识之外，最重要的是人际交往，而这种人际交往，又绝非泛泛的酒肉朋友，不能说是肝胆相照，至少也应该是利益共同体。
在湖北方面，新军是武昌起义的主体力量，黎元洪等一大批湖北军政府的领袖，其实都算得上是赵凤昌的学生，都多少受到过其关照。而北方，袁世凯等人也与赵凤昌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多年来与赵凤昌一起谋划君主立宪的同党张謇曾是袁世凯的老师，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张謇对袁世凯有所不满有所抱怨，但他们之间在最关键时候仍然与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张謇之所以能够替大清王朝撰写最后一份重要文件清帝退位诏，这绝非凭借才华那么简单。
至于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还有一层过去不太知道或不太被重视的关系。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据说洪述祖还有一个胞妹又是袁世凯最为宠爱的姨太。换言之，赵凤昌不仅与武汉方面有着他人无法比拟的亲密关系，就凭他与袁世凯这种一肩挑的关系，又有他们的小舅子洪述祖从中穿梭，所谓南北和谈，还不就是赵凤昌、袁世凯他们自己家的事吗？
顺便说一句，袁世凯之有洪姨太，是当时各方面公认或者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到了二次革命之后，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洪述祖成为替罪的羔羊，袁家后人慢慢地就剔除了这个洪姨太的记忆。在赵凤昌所保留的历史文件中，还有一份洪述祖在北京致赵凤昌的密函，从这个密函看，洪述祖很亲切地称呼赵凤昌为“竹哥”为“吾哥”，因为赵凤昌的太太就是洪家人，据说就是洪述祖的姐姐；称袁世凯为项城，称唐绍仪为少川，称庆亲王为“老庆”，称摄政王为载沣，称徐世昌为菊人，其亲疏远近分明。至于里面说的内容，更是有关南北和谈最机密最紧要的东西。大要是洪述祖向赵凤昌汇报京中政治高层载沣、庆亲王以及袁世凯等人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归结为他们在北方会继续力争，但也希望赵凤昌等人在南方不要松劲，南北配合，就一定会迫使朝廷就范，按照他们的规划而发展。
建府开基：一个不得不出的狠招
由于赵凤昌的地位和影响，惜阴堂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至12月中下旬就基本上达成了政治妥协，这个妥协就是清廷确实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的未来必须在抛弃清廷之后往前走。不过，各方面差不多也都考虑到了清廷孤儿寡母的事实，几乎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在清帝退位之后如何对待皇室，怎样使一个王朝享有应有的尊严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
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就是唐绍仪与伍廷芳12月20日的第二次会谈所达成的，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而唐绍仪表示并不反对这个前提和动议，但强调和平的达成，还是应该由国民大会去决定究竟是实行民主，还是实行君主。
唐绍仪将谈判情况及各方面意见都通过袁世凯内阁报给了朝廷，然而朝廷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大约依然存在着侥幸的心理，迟迟不愿给予明确答复，任由时间流逝。直至25日，清廷方才绕开国民大会这个重要话题，指示袁世凯重回国会选举的旧方案，以为国会选举既然是立宪党人过去一再要求而朝廷不曾答应的，现在答应去办理，你们这些老立宪党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朝廷的错误其实就在时机的把握上，在朝廷最后存在的那些日子里，它的每一个承诺如果提前半拍都是成功之举，然而它却往往是迟了半拍，因而怎样真诚都没有效果没有用。这一次，清廷旧疾复发，老调重弹，当然无法引起任何的兴趣了，朝廷的最后机会就这样悄然消失了。
在朝廷宣布的第二天（26日），袁世凯大约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他大约觉得朝廷可能是装疯卖傻装着没有看懂南方的要求和条件，于是袁世凯在御前会议上明白宣布南方革命党人的要求，并对朝廷变通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又过了一天（27日），唐绍仪的电报又来了，再请袁世凯报告朝廷，南方的要求就那么简单，就是坚持共和，坚持让朝廷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
唐绍仪的着急，是因为南方增加了新的因素，这个新因素就是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了。28日，袁世凯将唐绍仪的这个建议向隆裕皇太后做了报告。这一次，隆裕皇太后倒是很爽快，答应一切由袁世凯看着办。只是此时确实说什么都晚了，南方的态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清廷最终还是错过了这个最后机会。
孙中山是最早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只有剔除满洲贵族这个领导集团才能进行的先知先觉者，他在1894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持之以恒，从不妥协，不管顺境还是挫折，孙中山一直是最坚定的反满主义者。当然，也正因为他的不妥协，所以在晚清十年的政治变革进程中，孙中山也就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迫使他几乎一直在西方流亡，不能说他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他确实是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
进入1911年，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策划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人说这标志着中国革命高潮，因为几个月之后清政府就如大厦将倾一样哗啦啦倒下；也有人说，黄花岗起义只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陷入空前低潮的表征，因为那时由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各种政治设施全面构建，有些政治设施如资政院、咨议局等，都已经开始了试运行。这些试运行不仅表明中国人具有良好的民主素养和对民主政治的天然酷爱，而且预示着中国的未来最合理的政治走向就是君主立宪，这几乎彻底封杀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生存空间，郁闷的孙中山只好继续在西方晃荡。
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孙中山正在美国旅行，他获悉这些消息后，并不相信这个不经意的意外爆炸会发生后来那么大的魔力，于是他并不急着回去，他后来的解释说是要在外面从事外交活动，争取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这个想法到后来或许是真的，但在最初，其实是因为孙中山对武昌起义并没有信心，他先前精心策划的那么多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一场未经策划的意外事件怎么可能就成为改变历史的大事变了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出现了，黎元洪虽然不是革命党，但被迫参加革命了，他要想增加自己与北方与朝廷对峙的分量，就必须借助于革命力量，而革命力量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也必须将那些游走世界的革命前驱和革命大佬尽快请回来以壮声势，于是国内外呼吁孙中山归来的声音不绝于耳。
孙中山是一位很会借势发力的政治家，国内外的呼吁为孙中山造势，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也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想尽了各种办法。几天后，国外的报纸刊登孙中山向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等地金融界借款或寻求赞助的信函，承诺将来共和国将会对这些帮助给予更多的回报。于是国内外舆论都在猜测孙中山弄到多少赞助，这大概就是后来孙中山成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舆论支持。这一点对后来的政治发展确实非常重要。
在海外的那些日子里，孙中山确实尽一切可能与一些国家的政府或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接触，确实请求他们向将要成立的临时政府提供帮助，但是各国政府和那些金融机构对这些请求并没有爽快答应，于是孙中山回国究竟带回来多少钱，成为社会各界竞相猜测的事情。
孙中山的厉害还在于，对于各界竞猜，他并不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不置可否，不正面回应，反而一再强调我孙文带回来的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这种绝妙的回应越发使人们捉摸不清，猜不透孙中山究竟带回来了多少银子。
不管孙中山带回来多少银子，他的归来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新因素。12月15日，孙中山抵达新加坡，他在那里明白向各方面表示，将前往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并表示新政府将全力坚持北伐，唯一的妥协就是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普通公民。清政府如果不能同意这一点，孙中山表示革命党即不惜流血牺牲直至攻下北京。同时还有一个消息说，假如孙中山被独立十四省举为大总统，那么欧洲银行团将会通过贷款协助中国建设。
按照革命党人最初构想，孙中山回国固然可以增加革命的声势，壮大革命的力量，但在已有的政治议程中，似乎并没有给孙中山预留太大空间，南北会谈并没有触及孙中山问题，既没有在设想的政治架构中为他预留位置，也没有考虑孙中山的政治构想，广东都督胡汉民以及陈炯明、朱执信等人，似乎希望孙中山留在广东。然而当孙中山12月21日抵达香港后，突然决定携胡汉民等人前往上海参与全国政治。孙中山的理由是，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我这样赖在大后方不走，他们会怎样想？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按照孙中山的解释，他之所以急着去上海去南京，就是要将自己的满腹经纶文韬武略贡献出来，我孙文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绝非他人所能任。这就是一个大革命家的自信和自负。孙中山的到来，确实为南方革命党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
12月25日9时许，孙中山一行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时值细雨如织，海口雾集，孙中山依然受到上海各界热烈欢迎。督军府派出兵轮出海迎接，伍廷芳、黄兴、陈其美、汪精卫等在静安寺哈同公园迎候。人们对孙中山普遍感到神秘，当然也有很多的期待，加上各种各样来自孙中山本人或其随员有意无意向外散布的一些消息，诸如孙中山自谓携兵舰4艘，且挟多金；孙中山自谓在美国募集了美金千万元，兵船10艘等。还有的说，孙中山已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新政府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这些传言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而孙中山又总是显得那么谦虚，当欢迎的人们找到他当面证实这些消息时，孙中山总是那么坚定不移地告诉各位：我孙文其实不名一钱，我所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而已。孙中山越是这样说，人们就越是倾向于相信那些传言，越是从好的方面去猜想这些伟大人物的谦虚和谦逊。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迷惑了人们的视野，但在当时从革命党人方面说，还是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人们的窃窃私语，正证明了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正在增高，正在扩张。同盟会代表及光复各省军政首脑纷纷通电欢迎孙中山归来，以为孙中山曾以共和提倡宇内，现在只要登高一呼，乾坤回转，南北纠纷迎刃而解。
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南北和谈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唐绍仪与伍廷芳的第二次谈判已于12月20日结束，双方已经达成继续停战的协议，伍廷芳要求唐绍仪必须在下一次谈判时首先宣布清廷承认共和的原则，唐绍仪也已经明白表示他个人赞成共和立宪，并表示将会把南方的意见尽快传给袁世凯内阁，由内阁转请朝廷尽早决定。袁世凯收到这些消息后，在朝廷内部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朝廷的侥幸与拖延确实使南方心里很不耐烦，直至孙中山抵达上海的25日，朝廷都没有就唐绍仪所说的国民大会这个话题做出指示，这不能不让南方革命党人觉得有点被愚弄的味道，迫使南方革命党人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往前走，或者以南方的往前走去促动清廷做出抉择。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就前往各界名流政要敬仰的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赵凤昌对时局的看法，强调诸君子功定垂成，我孙文愿步诸君子之后继续努力，只是因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亟须请德高望重的赵先生悉心指教。
对于孙中山的求教，赵凤昌想必也非常受用，他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详细解读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治发展演变的大势及存在的问题，并明确建议孙中山建府开基，用新政权去压旧政权，寻找南北关系的新突破。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上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一些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袁世凯的重要帮手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清廷制造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且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做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的这个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其实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是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然而，就在这一天，由于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么就请各位自便吧。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了严重影响。这都是后话。
红脸与白脸：孙中山与袁世凯
在策动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的问题上，黄兴是一个重要人物，而黄兴与赵凤昌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孙中山抵达上海之前，他也是惜阴堂的常客，同时也有自己的管道与北方的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授权江浙联军参谋总长顾忠琛与段祺瑞的特别代表廖宇春等人进行秘密谈判，其目标也就是让清廷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然后推举袁世凯为共和国大总统，这个协议也是12月20日在上海达成的，与伍廷芳、唐绍仪的第二次谈判同一时间，目标也大体一致。只是这些谈判都不被清廷所接受，袁世凯也就无法顺利实现黎元洪、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期待，劝退清廷，走上共和。当然，袁世凯在这个时候，依然存有忠君的情结，他对廖宇春、靳云鹏等人批评，也不能说完全是演戏，也有他的真情实感在内。
现在有了孙中山，一切都不一样了。黄兴在劝说宋教仁放弃内阁制的方案后，也改变了孙中山到来前的方案。27日，黄兴与宋教仁等专车前往南京，当天晚上前往江苏省咨议局参加各省代表会，提议三事：一、改用阳历；二、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政府组织取总统制。经讨论，将第一、二两件事合并为一，全体赞成。至于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会上仍有争论，宋教仁依然坚持自己的内阁制构想，最后还是黄兴剀切说明，结果多数赞成总统制，并决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隔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会议在讨论总统问题时，仍有分歧，因为按照黎元洪、黄兴最初承诺，民国大总统是要留给袁世凯的，所以即便成立临时政府，也不应该选举大总统，可以考虑像先前构想一样，选举大元帅，而先前黎元洪和黄兴也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要选总统而且是正式，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先前的承诺，会为后来的政治变故留下理由，而且现在各省并未完全独立，正式宪法也没有制定，正式总统怎么能够产生呢？
对于这些分歧，孙中山有自己的坚持。他认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元首。至于黎元洪、黄兴等革命党领袖先前对袁世凯的承诺，孙中山表示他可以遵守，表示只要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孙文绝不恋栈，一定让给他。至于总统的临时字样，孙中山认为大可不必，总统就是总统，没有什么临时不临时。
在袁世凯没有劝退清廷时，黎元洪、黄兴的承诺当然没有意义，现在有了孙中山的新承诺，也算是给了袁世凯一个新的机会。这一环扣一环的政治设计，或许能够促动政治僵局早日解决。所以当这一系列消息传到北京后，朝廷终于坐不住了，沉不住气了，同意袁世凯去全权处理与南方的交涉了，然而这一切都晚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大总统，已经成为启动了的程序，要停下来已经不可能了。12月28日晚，各省代表会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投票后，并未开箱，决定次日举行正式选举时，采用无记名投票法。
南方革命党人的单方面行动当然意味着南北议和不断而断，其实在第二次伍廷芳、唐绍仪谈判结束时，他们两人就对继续停战的时限及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有所讨论，大致以7天为限，那么从12月20日算起，至12月27日，也刚好到时间，所以说南方革命党人单方面行动也很难说违反了伍廷芳、唐绍仪的约定。
坐镇上海的唐绍仪与赵凤昌及南方革命党人有着密切往来，南方党人的所有活动也没有刻意瞒着唐绍仪，唐绍仪也将南方的情形及时向袁世凯内阁做了报告，并于12月27日明白电请袁世凯代奏，报告南方民军坚持共和，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
唐绍仪的报告引起了袁世凯内阁政治危机，袁内阁当即召开全体会议，以南方坚持共和，和议难以进行为由，议决总辞职。这当然也是对朝廷迟迟不就君主民主给予明白表态的软性抗议。第二天（12月28日），袁世凯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总辞职的请求，朝廷这时感到恐慌了，感到真的离开了袁世凯，可能更加玩不转，于是在诚恳慰留的同时，也爽快批准了袁世凯的建议，责成他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并命袁世凯将此意迅即电示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伍廷芳，显然是希望民军能够接受这个方案，一起去拟定选举办法，协定施行，并请唐绍仪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便让清廷度过这次政治危机。
袁世凯内阁代转的清廷电令是当天（12月28日）夜里送达唐绍仪之手的，唐绍仪迅即约定伍廷芳于第二天（12月29日）举行会谈。会谈伊始，唐绍仪解释了朝廷的意思，表示朝廷已同意南北协商召集国民会议，然后由这个会议去决定未来的国体和政体。就停战及国民会议或者说临时国会等问题，唐绍仪和伍廷芳进行了讨论，或许是因为唐绍仪发自内心已经认定即便召集国民大会也必然是通过实行共和的方案，既然要实行共和的方案，就必然要让清帝退位，于是唐绍仪的谈判不是怎样挽救清廷，而是与伍廷芳一起讨论了退位后的清帝待遇以及满蒙回藏之待遇。而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两人商量了几个会议条件，这些条件不是让这个国民会议去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实际上已先期认定中国必然走上民主共和，于是由此去约束清廷的行动。这种谈判已经不是双方相互妥协，而只是善后，是清廷必须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安排，必须配合行动的善后。清廷其实已从对等的一方变成屈从的角色，成为一个令人可怜的对象而不再是对手。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转变，南方革命党人确实不再太在意清廷了，甚至也不太在意袁世凯了。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第三次会谈的同一天，十七省都督府代表会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每省一票，投票结果是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另外一张票投给了黄兴。
孙中山的当选当然是辛亥年的最大事件，这一下子将南北纠缠不清的问题快刀斩了乱麻，将南方的革命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第三者，可有可无，因为十七个省份的独立和投票选举，不管怎么说已使清廷失去了合法性，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黎元洪、黄兴等人先前对袁世凯的承诺。假如袁世凯不接着做，南北僵持一段时间，或南方找准机会北伐，直捣黄龙；或清廷重新振作，利用剩下来的几个省份，找准机会南征。总而言之，清廷如果誓不和平退位，中国就将立马陷入南北朝对峙之中，袁世凯的价值就在这非常微妙的环节中。所以孙中山当选后尚未就职前，立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强调之所以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主要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构，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我孙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袁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所以我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孙中山在这份电报结尾，呼吁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可望。孙中山所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要袁世凯遵守承诺，早日劝退清帝，那么我孙文还会遵守黎元洪、黄兴等人的承诺，将大总统之位交给你袁世凯。
南北之间的问题由此转换成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问题了，清廷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用孙中山的话说，南北之间继续谈判，已非议和，只是一种善后安排，盖清廷必须完全服从民军，服从南京临时政府。
对于南方的变化，袁世凯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当他还在落实南北第三次和谈成果，为南北双方撤军进行动员时，南方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甚至直到12月29日即孙中山电告他当选大总统，不得不勉为其难暂时承乏时，好像袁世凯都还蒙在鼓里，所以他的代表唐绍仪在第二天（30日）依然还和伍廷芳谈撤军，谈怎样召集国民会议，在哪里召集国民会议，并拟定了四条办法。然而，也就在这一天（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理由是已经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国民会议已经失去意义。还是在这一天（12月30日），袁世凯电告唐绍仪，承认第三次议和协议，又电告否认第四次议和会议所议办法。
根据袁世凯的指示，唐绍仪与伍廷芳于12月31日举行第五次议和会议，伍廷芳提议明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旋将此意电达袁世凯。袁世凯接电后，即将内阁所拟国民会议选举法九条电唐，并力主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
唐绍仪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指示后，以为自己与伍廷芳所议条款不被袁世凯内阁认可，而袁世凯要他设法阻止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又无法做得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于是遂与北方议和代表十三人联名于12月31日致电袁世凯内阁请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