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等人的辞职电报后，竟然以唐绍仪职权所限，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而唐与伍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前与他袁世凯商量，遽行签订，逾越职权，因而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唐绍仪，所以此后南北之间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事件，就请你伍代表廷芳先生与本大臣袁世凯直接电报联系吧，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南北分歧。袁世凯以撤销唐绍仪代表职务为代价从根本上否认了先前南北所达成的协议，从而使南北和谈突然陷入僵局，濒临破产。
按照过去的说法，袁世凯此时突然变卦，是因为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当选大总统的办法堵塞了袁世凯的总统道路，粉碎了袁世凯的总统梦。这个说法在后来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被妖魔化之后确实很动人很动听，其实在当时，袁世凯大约还真的不是这样想，而是另有原因在。这个原因就是清廷还没有退位，他个人还有重大责任，南方的立宪党人也就是赵凤昌、张謇等那些老朋友以及革命党人中的黄兴等人，都还会遵守而且有把握让孙中山遵守革命党人先前的承诺，只要袁世凯将清帝和平退位，大总统还是要移交给袁世凯的。这既是赵凤昌等人与孙中山达成的妥协与谅解，也是黄兴等人坚持的结果，据说当孙中山被定为大总统时，黄兴就拿出顾忠琛与廖宇春所订那五条秘密协定，并确认孙中山到时候不会让国内外失望，不会在政治上失信。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过渡，“非袁莫属”是一个国内外公认的定论，不会因孙中山这个偶然因素而改变。而且说真话，孙中山非常可怜，他只是在这场被规范的戏剧中充当一个白脸的角色，他往后的功能主要是以强硬的姿态去逼清廷就范。换言之，他的这种强硬其实就是配合着袁世凯的红脸，让袁世凯继续在清廷那里充当着好人、忠臣的角色，所以袁世凯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变动中几乎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亏欠，不论是他的政治同盟者、追随者，还是他的政治反对派，除了极个别的宗社党之外，几乎一致肯定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这就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
对于袁世凯出任新中国的大总统，孙中山几乎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甚至可以说他最初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轮到他这个并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老革命家。11月中旬，孙中山还在法国巴黎的时候，他就给民国军政府发了一个电报，表示新政府的总统自当推在这场革命中亲临第一线并承担着重大责任的黎元洪。而当他听说黎元洪又推袁世凯的时候，孙中山坦然表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此时真的没有想到后来的结果，否则他可能会回来得更快些。
到了香港，孙中山与胡汉民及廖仲恺有个谈话，表示他知道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以为袁世凯在坚持民主共和问题上不太可行，但他个人倾向于利用袁世凯去逼退清廷，以为如果用袁世凯逼退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可以减少社会动荡和百姓苦难。至于将来袁世凯假如真的准备接续满洲人继续为恶，那么其基础已不一样了，推翻他颠覆他都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了。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不仅倾向于支持袁世凯出任新政府的大总统，而且有了怎样限制袁世凯的考虑，这也就为后来的政争留下了伏笔。
孙中山1912年1月1日深夜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复杂的中国问题趋于简单，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和清廷这个三角关系，假如袁世凯如约逼退了清廷，那么孙中山就会如约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怎样让袁世凯顺利而不受伤地逼退清廷，这就是政治智慧。
在孙中山就职第二天（1月2日），袁世凯直接致电伍廷芳，决定再延缓停战期限15天。而就在这一天，北洋系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等15名将领致电袁世凯内阁，发誓要维护君主立宪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共和。对于南京方面不断抛来的橄榄枝，袁世凯始终不愿表态，不置一词，他甚至到了1月4日，依然义正词严致电伍廷芳，指责南方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单方面决定了国体政体，他指出，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你伍廷芳和南方确认，现在大家正在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然而你们突然在南京宣布成立什么政府，甚至宣布什么驱逐“满清”政府，这些言辞与举动显然都违背了南北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应该承认，袁世凯的这些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双方就国民会议等问题已有共识，北方即朝廷并没有就此断然拒绝，现在突然出现了新政府，确实让袁世凯比较恼火，相信袁世凯这通脾气不是装的。
对于袁世凯的指责，伍廷芳据理力争，提出两条理由，一是现在民军已经光复了十多个省份，不能没有统一的机关。在国民会议未议决之前，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都是民国内部的事情，为政治上的通例，与南北并不相涉。伍廷芳还质问袁世凯，你不让我们在国民会议召开前成立临时政府，那么你为什么不在国民会议召开前自行解散清政府？二是在先前与唐绍仪所讨论的国民会议条件中，第一条就说国民会议取决于多数，议决之后双方均须依从。伍廷芳问袁世凯，按照这一条，国民会议如果议决为共和立宪，是否意味着清帝立即退位？
伍廷芳的质疑并没有正面回答袁世凯的问题，其实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南北必须重回和平解决的轨道，真的走上战争，其实是当时任何一方都不愿见到的，尽管北洋系将领叫嚣着要武力南征，尽管孙中山也一再向部属强调不管和议结果如何，北伐断不可放松准备。但是对双方来说，还是在寻找和解的机会。1月6日，伍廷芳致电袁世凯，敦促他早日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体，并建议会议地点定在上海。8日，袁世凯给予善意回应，致电伍廷芳建议各战场继续停战15天。11日，袁世凯再电伍廷芳，要求将国会地点定在北京，并表示这是最后决定，万难更改。袁世凯依然以清廷利益代表人行事。
然而，南方民军在这几次停战中，并没有停止对北方的压力和进攻，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北方发起的起义与光复，也在不断蚕食着清廷最后的地盘。1月3日，直隶滦州新军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7日，伊犁新军起义，组织军政府；13日，山东同盟会会员据登州起义，组织军政府和北伐军；16日，京津同盟会会员张先培等在北京东华门投掷炸弹谋炸袁世凯。这一系列混乱促使袁世凯和清廷必须痛下决心，于是袁世凯在被炸那一天率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清廷，以为大局危迫已极，民军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望朝廷从全局考量，迅速宣布共和，请开皇族会议速定方案。袁世凯终于借力发力，以大清王朝忠臣的姿态提出了这个历史性建议。
最后一击：段祺瑞和那些北洋将领们
孙中山有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古代圣贤也一再告诫国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应该说袁世凯在辛亥那一年的政治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没有在武昌起义之后迅即迎合共和投奔革命，尽管他在那之后两个多月中一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他确实坚守了做人的原则，受命于危难之中，确实想救大清王朝于既倒。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之后，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廷毕竟是一个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两百年来的罪恶到了这个时候显得格外突出，历历在目，因为清廷在最关键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王朝本来不应该有的自私狭隘：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汉人开放政权，铁路国有化就是与民争利。这两项新的罪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已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又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与谈判之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这种民族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时中国人非去不可的两个东西了。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一味坚守，即便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指责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但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你能把那些汉人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所以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在各地的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时候，袁世凯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遂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根据现在与南方民军谈妥的条件。民军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国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的抱怨，南方民军的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去规范南方民军的行动呢？袁世凯说到这里不露声色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端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
袁世凯的态度是诚恳的，所做的分析也是真诚的，隆裕皇太后听了之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据说只能默默垂泪，不知如何是好。不过，皇太后答应按照袁世凯的建议尽早召开御前会议去决定大清国的未来和命运，她同时也请求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撂挑子，不能放下她们孤儿寡母不管。隆裕皇太后把她们母子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她相信只要袁世凯想办法，一定会让她们母子体面有尊严地存在。
这大约是袁世凯第一次向朝廷表明自己已经从先前的君宪主义上动摇了，他个人此时已经开始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场上了，这个转变当然很痛苦很痛心，但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办法。然而，更为蹊跷的是，当袁世凯在养心殿和隆裕皇太后谈完这段话，中午时分从宫中出来，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路口的时候，却意外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等人的追杀和炸弹袭击。袁世凯侥幸逃脱，但他的护卫管带袁金标被炸成重伤，袁金标的坐骑被当场炸死，另外还有两名亲兵被炸身亡。
袁世凯侥幸逃脱了革命党人的追杀，不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对袁世凯来说并不算太坏，因为可以证明袁世凯至少到了这个时候并没有像满洲贵族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猜测的那样，与革命党人勾勾搭搭狼狈为奸，损害朝廷的利益，朝廷特别是隆裕皇太后由此对袁世凯更加信任，这一方面有助于袁世凯慢慢劝说清廷接受和解方案，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满洲贵族中的强硬派乱来胡闹，这对于整个中国后来走上比较平和的交权无疑是有帮助的。
革命党人的炸弹确实震动了袁世凯，他借着这个机会向朝廷提交了一个报告，从此不再去宫中上班，每天躲在自己家中的地窖里处理公务。袁世凯的这些做法当然不是装给别人看的，这说明他个人对于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那么乐观的，或者说他并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
意外的炸弹当然没有阻止住南北和谈的趋势，清廷本身也在评估着究竟是应该继续做最后的挣扎，还是应该以人民的福祉为最高诉求，退一步结束纷争，重建秩序与和平。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集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早已被南方革命党人深刻影响的庆亲王奕劻和贝勒溥伦在会议上主张朝廷主动退位，颁布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一定会为朝廷为皇室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的利益。
庆亲王和溥伦的看法当然没有被与会者全部接受，溥伟和载泽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相信朝廷仍然拥有一些南方所不具有的优势，鹿死谁手，好像现在还很难说得定。走一步看一步，未尝就一定吃亏，如果现在宣布共和，无疑等于缴械投降，断送了大清王朝几百年的江山，成为历史罪人。
御前会议上的争论当然没有办法下结论，第一天的讨论就在这一片乱哄哄的争吵中结束。第二天，宗室王公中的强硬派良弼、溥伟、铁良等纠集几十人大闹庆王府，围攻庆亲王。他们指责庆亲王奕劻身为朝廷重臣，竟然到了关键时刻这么不给力不争气，这么快就背叛了朝廷。他们当然无法理解庆亲王的苦衷，而相信社会上到处流传的庆亲王与民军与袁世凯相互勾结出卖朝廷的各种流言。
实事求是地说，庆亲王或许是晚清官场最贪婪的高官，但他的职业操守可能还不会使他为一己之私利去出卖朝廷，他之所以在御前会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能更多的来源于他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来源于他替朝廷想到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的这些见解尽管遭到宗室王公的围攻和反对，但并没有在朝廷立即形成一边倒的政治格局。在当天继续举行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与会者依然各说各话。良弼、溥伟、铁良等人几近疯狂，宣布成立以保卫清室反对南北妥协为宗旨的宗社党，从而使南北议和更趋于复杂化，南北和谈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
第三天（1月19日），御前会议继续举行。庆亲王的态度早已明朗，赞成退位。已经下野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及载润、载涛、毓朗等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沉默不语，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肃亲王善耆、宗室良弼以及江宁将军铁良，还有蒙古亲王那彦图等坚决反对退位。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基本主张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利用新军中的保皇力量进行反击，或许能够将战局扳回来。镇国公载泽坚定地以为大清国气数并没有终结，利用冯国璋这样的力量，除掉庆亲王和袁世凯这些败类，或许结果就不一样。
载泽的说法当然是一种可能，问题是这个说法仅仅是可能，谁也不敢打包票说组织反击一定会赢，特别是在十几个省份已经相继宣布脱离朝廷后，特别是这些反叛者已经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之后，谁又是当年的曾国藩，当年的李鸿章？那不仅需要智慧、魄力，还需要忠诚和机遇。载泽的建议给朝廷给隆裕皇太后一丝希望，但这种希望确实太渺茫太不靠谱，皇太后说，任命冯国璋去打革命党，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个优待条件都没有了，岂不是要亡国了吗？就是打仗，也不能只有一个冯国璋，只靠人家一个冯国璋，焉能有功？在皇太后的概念中，现在与南方革命党和解了，只是退位并不是亡国，大清国的一切体制继续保留，如果抵抗到底而失败，那可真的就是亡国了。
皇太后不相信这帮子皇亲国戚有能力从头来收拾旧河山，她毫不客气地询问曾经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你是皇帝的亲叔叔，你也管过陆军，你说说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正是这样的回答，使皇太后彻底放弃了抵抗的想法，大清国过去几十年的最大错误，在皇太后此时想来，莫过于这一帮子皇亲国戚逐渐成了废物。
连续三天的御前会议并没有就是否接受共和做出决定，南北之间的僵局并没有打开，列席当天会议的清外务部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实在有点儿按捺不住了，他们合辞奏称，现在的形势不是我们能不能打得过南方的革命党，而是我大清国人心已去，君主制度已经很难保全了，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他们恳请皇太后和诸位皇亲国戚转变观念，赞同共和，以维大局。
一个老大帝国，让人家说结束就结束，也确实太难了，既没有兵临城下，又没有短兵相接，刀架在脖子上，所以朝廷并没有因为这几位汉大臣的愤怒而痛下决心，就此结束。相反，清廷在随后几天调整了布局，以会办江防事宜、江南提督张勋护理两江总督；以山东布政使张广建兼署山东巡抚；赏协统领昊鼎元陆军副都统衔，会办山东防务。大有调整阵容，重新开始的味道。
然而，这一切确实都太迟了。还是1月19日那一天，清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各清使电请清帝逊位，体制内的逼宫行动至此正式开始；22日，清出使意国大臣吴宗濂致内阁请代奏，呼吁朝廷从速宣布共和，间不容发，以全满汉两族；同一天，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致内阁请代奏，以为举国趋向共和，明诏取决国会，昭示大法，光垂史册，也是我大清国软着陆的唯一机会，倘相持，为祸烈，他建议朝廷驾幸热河，以全皇裔而保国境。也就是几天时间，大清国出使意、日、美、德、奥等诸大国大臣都向朝廷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言下之意，朝廷如果不这样办，他们就可能会转而服务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这对清廷来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22日，隆裕皇太后谕饬内阁诸大臣胡惟德等仍按照先前召集正式国会的办法与南方革命党接议。这就意味着清帝是否退位还是交给了那个暂时并不存在的正式国会。尽管袁世凯因早几天的炸弹案闹得在家病休，但南方的革命党依然将袁世凯视为谈判对手，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按照袁世凯稍后（25日）向朝廷的报告，关于国体问题，南方革命党同意可以按照朝廷的建议提交给未来的国会去讨论去决定，但是相应的，先前南北谈妥的清室优待条件也必须提交这个国会去讨论。袁世凯就此表态说，未来的国会能否履行南方先前所承诺的条件，臣袁世凯实在未敢预决。这一点无疑对朝廷特别是对隆裕皇太后有着深刻的刺激。
23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电，报告前线军心不稳，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做出决策。军心不稳可能还不止湖北前线，于是朝廷在第二天（24日）发布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持秩序。
秩序的混乱，京城的恐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更严重的情形是，革命党人彭家珍竟然于25日堂而皇之潜至良弼寓所，以锄奸的名义将这个顽固的宗社党头目炸成重伤，两天后死亡。
彭家珍自杀性攻击引起京城一片混乱，宗社党的主要骨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寒而栗，纷纷作鸟兽散。至于那些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更是闻风丧胆，纷纷出京，潜赴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朝廷里留下的忠臣重臣越来越少。
大清王朝至此已经毫无办法了，但让朝廷主动考虑怎样结束朝政，怎样停止政治运行，也确实是一个困难问题，因为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形，所以不管朝廷如何恐慌，其实都在等待着偶然的突发的致命一击。26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率清军将领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等46人联名致电内阁代奏，痛陈利害，恳请朝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誓中外。这致命一击对于清廷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廷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体面和这些北洋将领所说的“巩皇位而奠大局”，毕竟以一种非常规的办法实现了君主立宪梦寐以求的理想，皇位永固，万世一系。假如废帝后来不是受到外界蛊惑从事复辟，相信“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一直那样美丽。
一个王朝的尊严与潇洒
军队是靠不住的。军队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是工具，统治者如果想让工具介入国内政治，那么军队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听统治者的话，所向无敌，风卷残云；一旦反水，阵前倒戈，那么统治者就只好自己认输认罚。
按理说，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都是大清国投入极大精力、财力和物力创建的新式军队，是仿效东西洋各现代国家创建的国防军，这支军队诞生的直接动力和背景就是甲午战败，就是向敌国复仇，尽管学习的是敌国的军队建制和军队建构，采纳的是敌国的训练方式，引进的也是他们的武器装备。然而问题在于，甲午战争后的十几年，中国军队一直没有对外用兵的机会，好不容易遇到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中国，但又因各种特殊的原因，既没有向义和拳开战，更没有向联军开炮。至于稍后的日俄战争，清政府更是下错了注，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日本去打俄国，错过了一次练兵的机会和将国防军弄成国防军的机会，当然这一次也是因为日本根本不愿给清政府这个机会。于是阴差阳错，大清国用举国之力十几年训练出的一支新军，最后却成为对付自己的生力军或劲旅。这一点是清廷当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在段祺瑞呼吁书上签名的，囊括了清军几乎所有将领，这就将清廷逼到了一个死角，打吧，那些八旗弟子早就被长期执政的优越环境给腐化掉了，早已没有努尔哈赤时代的英气和智慧，王公贵族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几个懂政治懂军事，更没有几个能够上马提枪为皇上卖命。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作为这么一个庞大帝国的当家人，隆裕皇太后大约不是因为幼主太小，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两百多年的统治怎么就养了这些无用的人呢，怎么突然发现稍微能干的大臣，都是汉人呢？可惜这一切觉醒都来得太晚了。大清国的终结只剩下一个程序了。
1月29日，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对一直主张君宪主义的杨度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他已经从原来的君宪主义立场向民主共和的立场转变，这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袁世凯在转变，整个中国恐怕都在发生巨大的转变。杨度强调不能以党见之私招瓜分之祸，先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唯一目的，是以保存君主地位为手段推动政治改革，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去保留君主的地位。现在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南方革命党武装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想拯救中国，保全中国，保全皇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舍此，南北并败，满汉俱亡。
杨度等文人的发言只是在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或许还不足打动清廷特别是清廷中的那些顽固派保守派，他们或许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某种侥幸。然而，段祺瑞的北洋系再次向朝廷展示实力，告诉朝廷不要再存在什么意外的幻想。段祺瑞的全权代表吴光新、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代表孙武等密切磋商，双方达成妥协，如果朝廷不能在旧历年之前即2月17日之前转向共和，那么段祺瑞的北洋军将挥师北上，直捣龙庭，而湖北军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作为后援予以支持。孙中山、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都承诺一定支持段祺瑞和北洋新军走向光明投诚反正，绝不会在段祺瑞军队挥戈北上时袭击后方。于是，清廷终结的时间表从这时开始倒计时，辛亥年的事情一定要在辛亥年结束，满打满算也就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南方的武力威胁当然也不是说到就到，鉴于当时的特殊困难，清廷当然也知道南方民军的力量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再加上时值冬季，南方人真的打到北方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朝廷在获悉段祺瑞与黎元洪、孙中山等人合作的消息后，不是立马宣布安排善后，而是由隆裕皇太后于2月1日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御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准备采用虚君共和政体，并筹商宣布召开国会、颁发君主不得干预国政诏旨等事宜，以保留君主地位的虚君共和政体应对南方及部分清军将领所要求的完全共和。这个主张当然有点儿一相情愿的味道了。
清廷的拖延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内部特别是王公贵族实在不愿就此罢手，不愿就此丢弃两百年的江山，然而各方面的压力和不满也使朝廷招架不住，所以到了2月3日，朝廷又发布了皇太后懿旨，对两天前的决定再作让步，表示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待，皇室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等，均应豫为筹划，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现在责成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这又将皮球踢到了袁世凯的脚下。
说句实在话，开创一个王朝不容易，结束一个王朝也很难。袁世凯在接到皇太后的命令后，当天（2月3日）迅即与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取得联系，并按照先前数次谈判的结果，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清帝退位条件：甲，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乙，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丙，关于满蒙回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
伍廷芳在上海收到这些文件后，于4日下午会同袁世凯特别代表唐绍仪及汪精卫前往南京向孙中山做了汇报。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第二天（5日）上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的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及汪精卫到会说明。参议院对这些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做了修改，删去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会议否决了丙案，以为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实为民国五族共和应有之义，与优待清帝无涉。
临时参议院会议第二天（2月6日），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将这个修正案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在收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派梁士诒携带这些文件进宫觐见隆裕皇太后，请旨验准。皇太后依然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三项条件。
退出后，梁士诒遂将隆裕皇太后的意思向袁世凯做了转达，大约也劝袁世凯还是想办法说服南方接受这些面子上的条件，反正清廷决定退位了，这些枝节末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梁士诒的建议无疑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主意，这个主意也就很容易被袁世凯所接受。袁世凯按照这个意思迅即密电唐绍仪，嘱他务必劝说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不要在这些枝节末叶上节外生枝，对清廷能让一步就让一步，强调“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这个提法万难更改，并按照皇太后的意思，建议将文件中的“逊位”二字改为“致政”或“辞政”。袁世凯诚惶诚恐真诚希望伍廷芳和南方革命党人能够从大局出发予以理解，在不影响大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清廷的要求，尽早结束南北纷争，结束战乱。
对于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现在如果对清廷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真正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革命党人，即便那些投诚反正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
在袁世凯与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64人联名致电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大家都是历史的过来人，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服同仁。
军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愤怒的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建议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军将对清廷的最后一次效忠。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袁世凯，紧接着，唐绍仪和张謇也相继发来两份加急电报。唐绍仪的电报强调南方独立14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数月，其实目标就在一个“位”字，因此他请求袁世凯务必说服清廷接受“辞位”这个措辞，并及时发表。否则，如稍不忍，南方不满，转生大乱，一切谈判得来的东西再成泡影，得不偿失。唐绍仪还在电报结束处表示，他个人已经言尽意竭，因此他请求袁世凯只能这样做，不要再为这个事情给他打电报发指示。
张謇在电报中也说南方最后修正案中之所以同意那种种优待条款，主要是因为条款中有了“辞位”二字。这两个字的代价不可估量，这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妥协的前提和根本。张謇恳请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务必说服清廷接受这个措辞，否则，迁延两误，败破大局，战火重开，一切从头开始，追悔无及。
唐绍仪、张謇等人的警示无疑是严肃的。袁世凯遂于2月10日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会议进行讨论，他向各位详细介绍了南方的意见，并表明自己的妥协立场，以为在能让则让的原则下接受和平，这对朝廷对国家都有利。会议经过慎重讨论，还算比较顺利地接受了南方的这个最后修正案。并在第二天（11日），获得了隆裕皇太后的认可。
隆裕皇太后对优待条件的认可扫清了和平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袁世凯立即将朝廷的决定及待颁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唐绍仪、伍廷芳并转孙中山、黎元洪及南京临时政府，又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以为大清皇帝既明诏逊位，且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即为帝政之终局，即为民国之始基。我同胞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第二天，也就是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忍痛连发三道诏书：一为清帝退位诏，二为公布优待条例诏，三是劝谕臣民诏。在这些文件中，皇太后表示现在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倾向于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因此朝廷不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所以根据国内外大势判断，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我和皇帝得以退处宽闲，悠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吗？
至此，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显赫268年的大清王朝正式终结。连带所及，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帝制，也从此成为历史陈迹。这一天为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距段祺瑞等北洋将领给出的最后期限还提前了5天。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不能不说是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清廷、清政府、革命党、立宪党人和袁世凯以及他的那些北洋将领，各方政治势力不论拥有怎样的力量，他们都没有在这场大危急关头执意诉诸武力，而是坚持谈判，各自让步，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各方政治势力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尽量体会对方的感觉，尽量多地牺牲自己，满足对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战争爆发或延续，使亿万无辜国民不受战火侵袭骚扰，将政治交给政治家。这里不仅有孙中山的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也有袁世凯的勇于担当、郑重承诺。
更值得感念的是，隆裕皇太后和她的执政团队满洲贵族集团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以人民安危国家前途作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焦土抗战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表现出一个王朝本有的潇洒和智慧。后世中国人应该将这些和平的权力转移历史过程铭记心头，以温情和敬意去看待一个王朝一个帝国的消失。
谁都知道，辛亥革命是在刻意模仿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要推翻皇权，实现民权。法国大革命经过无数波折，血流成河。而1911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革命，却从战争走上了和平，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中国人的大智慧，辛亥革命不仅值得中国人永远感念，而且很值得中国人好好总结，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汇入人类文明的长河，成为全人类不战的典范，为人类持久和平贡献中国人的心力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