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林则徐都属于生不逢时。他们的思想见解，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中国又经过二十年蹉跎，西方科学技术又获得了长足发展，蒸汽技术已全面替换了原先的船舰，1860年，英法联军凭借着“坚船利炮”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直逼京师，清廷不得已与各国签订城下之盟，中国人至此方才猛然醒悟，意识到时代不同了，继续凭借原来的那种武器装备可能不足以对付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了，真正认真思考建设一支自己的海军。
洋务新政的第一步，可以说就是强军，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水师，因为中国在与西方诸国达成妥协后，依然存在一个巨大的心腹之患，那就是已经在南京城里长达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的存在，让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不在清政府的手里。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南京城里安稳如故，除却其他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的南京易守难攻，巨大的江面成为南京的天然屏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在那个时代确实很难破城。
为攻城，清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等想了无数办法，甚至仿造西方的轮船，但是根本弄不清西方轮船的内在技术，仅仅外表的模仿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清政府只能重金聘请西洋技师、工匠，于1866年设立福州船政局，开始建造新式船舰。这就是近代中国海军的萌芽形态。
聘请西洋技师、工匠在中国本土建造船舰是一条最正当的路，只是这种方式毕竟见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清政府在决定发展自己的海军之后，除了建造，还花费大量资金到西洋诸国购置战舰。1862年，恭亲王奕授命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委托身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装备一支火轮舰队。
李泰国曾任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熟悉中国，知道中国之所需，于是他在没有与总理衙门充分协商时，自作主张为中国购买了八艘轮船，并且做主雇佣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为总司令，负责统率中国将要创建的这支海军，并且规定阿思本将来在这支军舰的行动上，只接受代表中国皇帝的李泰国的命令。
很显然，李泰国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他后来为这个鲁莽决定付出了代价。中国不可能容忍一支桀骜不驯的洋人水师，在无法达成指挥权、管理权妥协的情况下，中国只能自认倒霉赔偿了阿思本一笔违约金。至于李泰国，也只好拿到一笔赔偿后丢掉海关总税务司之职。中国第一次创办海军的尝试付出了不小代价，依然失败。
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国大臣都不会接受一个不受约束的现代化洋人军队，创办属于自己的海军就成为李泰国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本有之意。1865年，曾国藩鉴于李泰国事件的深刻影响以及他几年来尝试建造军舰不断失败的教训，建议朝廷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委派留美归来的容闳负责机器的采购，利用西方技术在本土制造现代化战舰。
仅三年时间，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第一艘木制汽船“惠吉”号于1868年竣工，这艘船耗资8万两。至1872年，江南制造局总共打造了五艘战舰，最后一艘拥有四百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
创办一支属于中国自己的海军，并让中国人自己能够制造、使用与西方技术水平比较接近的军舰、枪炮，是洋务新政既定主题，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在那个时代，恭亲王、曾国藩这些主政者并没有既定蓝图或“顶层设计”。凡此均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央政府只能最大限度让各省督抚自己探索，寻找办法。
如果说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领导的江南制造局从全局上为洋务新政布局的话，那么左宗棠、沈葆桢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则在中国海军创办方面下了切实工夫，直接引导了中国海军的诞生。1866年，即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第二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局，又名马尾造船厂。后在继任大臣沈葆桢苦心经营下，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由中国投资经营，但在技术、管理方面，从一开始就重金聘请西洋人为正副监督，总揽船政局一切事务，完全按照西洋人的方式方法进行。1869年，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轮船十五艘。这些战舰主要交付给福建水师或南洋水师使用，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水师的主要战舰。
沈葆桢是经手处理日军1874年侵台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通过这一事件，沈葆桢预感中国的发展如果外交问题处理不好就势必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极有可能阻碍中国发展进程。要想杜绝日本对中国的觊觎、蚕食，不再发生日军侵台类似事件，沈葆桢清楚意识到中国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水师，必须用实力震慑日本野心。
日军侵台以及由此导致的琉球丢失给清政府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清政府由此确实一度意识到必须加强海防建设，必须构建强大的足以遏制日本的海军。于是1875年4月，清廷谕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海军建设从此走上了轨道。
根据这一原则，沈葆桢1875年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督办南洋水师，负责南洋防务，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海军，后来极富盛名的严复，就是沈葆桢的爱徒，也是第一批留学欧洲的海军。
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都是洋务新政时期海军建设事业的开创者，都为中国海军诞生、初期发展贡献出了心智。但是，说到中国海军建设，最重要人物，无疑还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与太平天国交手时，与洋人军官戈登、华尔等都有密切交往，很早就知道洋枪洋炮特别是洋人制造的军舰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比较早地真诚渴望中国也能够拥有这样的武器，以抵御外来威胁，以防范太平天国这样的骚乱再发生。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处理朝鲜、日本及部分外交事务。在与东西洋广泛接触中，李鸿章在1872年就敏感地意识到中国可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标志是西洋人自印度而南洋而中国，步步紧逼，稳步推进，中国必须面对、顶住这一挑战，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唯一的路径就是用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武装自己。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此后任职北洋二十年间，无论辖区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还是坏，他都坚定不移、不遗余力推动强军，推动海防，推动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设。如果一定要说李鸿章在洋务新政中最大贡献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以及北洋海军附属的水师学堂等相关设施。
1875年，在总税务司赫德帮助下，李鸿章主持从英国阿模士庄厂订购了四艘军舰，耗银四十五万两。这四艘军舰后来被李鸿章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既是北洋海军最初的家底，也是英国军事工业刚刚投入批量生产不久的新款军舰。其特点为舰体虽小，但配置的火炮却是主力战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其主要用途不是出海打仗，而是当作海上可运动的炮台，精致灵捷，转移方便，一旦某一港口局势吃紧，需要加强防务，临时抽调这几艘军舰是最便捷的事情。
从后来的观点看，第一批军舰当然还算不上真正的海军舰队，但考虑到中国毕竟第一次接触西洋现代装备，第一次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令人欢欣鼓舞，于是三年后（1878），李鸿章再接再厉，仍请赫德帮忙，继续从英国购买了四艘小型军舰，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和“镇西”。
四“镇”系列原为替南洋购置，后来留在北洋服务。但这个系列与第一批“龙骧”等舰一样，都存在很多缺陷，船体狭小，大炮沉重，行动迟缓很不方便，只能在沿岸浅水中行驶，根本没有办法驶向大洋，与敌舰正面交锋，无法用于实战。
对于李鸿章主导的早期购舰活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多批评，不过实事求是说，李鸿章或许在这些活动中有看走眼的时候，或许价格虚高，军舰性能也不甚合乎中国海防需要，但如果不脱离海军初建历史背景，应该承认李鸿章主导的军舰采购大体上合乎一般规律，因此清廷并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停止向西方购买军舰。
1881年，李鸿章继续依靠赫德从英国购买了两艘快船，后来被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这两艘巡洋舰尽管在后来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但不论性能、体量、火炮装备，都是先前北洋战舰的更新换代，具有明显的升级意义。这两艘军舰都参加了后来的黄海大战，而且表现出色，为北洋海军的骄傲。
英国海军是北洋海军的模范，也是北洋海军的理想，因而北洋战舰许多都购自英国，只是这些早期购置的英国战舰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战舰，因而北洋稍后向德国定制了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1885年相继交付北洋使用，被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这两艘军舰后来都成为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为当时远东最大型的军舰，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艘铁甲舰，装甲厚12至14英寸，并分别配置有四门12英寸口径的主炮。“定远”舰更同时成为舰队旗舰。
与“定远”“镇远”同厂出品的还有“济远”。“济远”舰的订购计划为“定远”级第三艘，只是后来因为经费的原因而缩水改为穹甲巡洋舰。这艘军舰在后来参加过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以及威海卫之战，只是首任管带方伯谦表现不好，在黄海海战时临阵逃脱，让“济远”舰蒙羞。
又经过几年经营，至1888年底，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11)，标志着北洋海军成军。自此，北洋舰队规模初具，拥有大小舰艇近五十艘，总吨位达五万吨(12)，官兵多达四千多人，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确实是值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骄傲的，是“同光中兴”的重要标志。
近代海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购买了西方现代战舰就一定能够战胜西方。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其实就是没有充分领悟现代化工具一定要有现代化的人去操控。假如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坚船利炮之前的时代，无论怎样先进的工具，其功能都不可能获得充分施展。
李鸿章与洋务新政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推动近代海军建设的时候，格外注意海军人才的培养，注意海军基地的建设。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专门负责处理北洋海军日常事务。第二年，又在天津创设水师学堂，从全国调派优秀师资，为北洋海军培训最急需的人才。
根据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现有战舰分为中军、左翼、右翼三路，每路三船，即以一船为一营，由北洋大臣委任某营官管带。参照这些原则及英国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成军之初，酌定官制如下：
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择威海卫地方建衙门或建公馆办公。另于威海卫、旅顺口两处，各建全军办公屋一所。根据李鸿章提名，海军衙门奏请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总兵丁汝昌补授北洋海军提督，也就是北洋海军最高指挥官。
对于丁汝昌的任用，由于后来黄海海战打得一塌糊涂，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因而后来的研究者对于丁汝昌是否有足够能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存疑，甚至以为李鸿章任用私人导致了甲午战争失败。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实没有逃脱以成败论英雄的旧路。就大节而言，丁汝昌不仅是北洋海军最早的介入者，而且在海军业务方面并非外行，至于品质，更是以死殉国，从容就义，具有古代豪杰的风度。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提督之下有总兵官二员：
左翼总兵兼管中营事，委带“镇远”铁甲战舰。此时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为记名总兵林泰曾。林泰曾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习海军，为海军专业人才。
右翼总兵兼管中营事，委带“定远”铁甲战舰。此时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为总兵衔水师补用副将刘步蟾。刘步蟾与林泰曾一样，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出身，后留学英国习海军，都是海军专业人才，也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设副将五员，分别委带“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而且，按照规定，总兵以下各官都必须“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13)但是这些规定后来似乎并没有获得认真执行。
北洋海军初建，在制度、等级、编制、人员、俸饷，以及员弁升迁处分、训练、会操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基本上参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制定，严格且可操作。只是，甲午一战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所有一切无法再提。
配合北洋海军建设，清政府于1885年创设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当然，既然为“北洋海军”，那么真正掌握这支新型军队的，肯定是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李鸿章主持下，北洋海军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由于不错，也就引起了日本的警觉，日本在后来加大对海军的投入，并将其假想敌由俄国转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北洋海军并非失败后所说的那样不堪。北洋不仅拥有可以与日本媲美的一流战舰，而且由于中国地理环境优越，北洋海军还拥有日本海军望尘莫及的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基地。这些天然良港为北洋海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四周的炮台，让这些良港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洋海军残部后来会在自己的威海卫良港成为瓮中之鳖，被日军死死围住。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可检讨的问题很多，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应继续以成败论英雄，应如实肯定北洋海军的成绩，如实探究失败的原因。
————————————————————
(1)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卷五，80页，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6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4) 《附 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初次禀稿》（光绪五年五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三十二，44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3页。
(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40页。
(7) 《附 议定专条约款》（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三十三，482页。
(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15页。
(9) 《致总署述倭使定议》（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卷三十三，482页。
(10) ［日］转引自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11) 张侠、杨志本、罗澍伟、王苏波、张利民合编：《清末海军史料》，47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
(12) 刘广京主编：《李鸿章评传》，3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3) 《清末海军史料》，4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