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由于李鸿章“大国均势”策略，以夷制夷；又由于日本立足于《江华条约》体制，致力于与朝鲜的自主外交，朝鲜不得不对外部世界开放，一时间世界各大国力量云集朝鲜，这既表明朝鲜的魅力，也意味着朝鲜或许会成为一个冲突热点。中日两国竭力提升军备，发展海军，在最初阶段并非有意识互为假想敌，因为那时对朝鲜存有觊觎心的不只有日本，俄国、英国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表现。
缘起：各自的理由
还在李鸿章、伊藤博文天津会晤时，国际上对朝鲜的争夺已经紧锣密鼓。一个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实是，中国派往朝鲜的穆麟德竟然在这个时候暗中与俄国人勾结，损害中国的利益。
穆麟德为德国人，生于1847年，1869年二十二岁时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汉口海关任职，受到总税务司赫德赏识。后因协助李鸿章购买克虏伯军火，加入李鸿章幕府。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穆麟德奉命出使朝鲜，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交顾问，协助清政府管理朝鲜事务。稍后，朝鲜政府授予穆麟德“协办交涉通商事务”，有点类似于赫德在北京的角色。
从中国立场看，穆麟德为中国雇员，只是奉命出使，理所当然应该为其主人利益服务，维护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穆麟德又受到朝鲜政府的聘用，使他觉得有责任为朝鲜政府出谋划策。或许出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穆麟德期望将朝鲜从中日两国夹缝中拉出来，竭力劝说朝鲜国王与俄国订约，以俄国为后援，以中日俄三国关系为朝鲜寻找更加稳固的外部环境。
穆麟德的想法从朝鲜立场说或许不错，但其做法特别是其亲自出马无疑伤害了“老东家”中国政府。1885年初，穆麟德利用朝鲜政府委派他出使日本的机会，与俄国驻日使馆联络，邀请俄国派遣教官前往汉城，帮助朝鲜训练新式军队，并希望俄国对朝鲜提供某种保护。
让俄国因素介入朝鲜半岛，甚至让各大国都进入朝鲜半岛理论上说是李鸿章“大国均势”的原则，并不违背中国的利益，也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手腕的具体运用。只是穆麟德的做法引起了英日两国高度关切，英国正与俄国在亚洲腹地阿富汗冲突。英国有意阻止俄国南下，尤其是从出海口南下太平洋，影响其在亚洲在远东的利益，因而英国先发制人，1885年春出兵占领朝鲜巨文岛，希望在那里设立一个军事基地，英俄冲突一触即发，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
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多年来对俄国觊觎、染指亚洲心怀恐惧，更不愿意俄国寻找机会扼住日本踏上欧亚大陆最重要的踏板朝鲜。日本很长时间扩充军备发展海军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而是俄国，因为日本人在很长时期相信与中国同文同种同在亚洲，共同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总能寻找利益交集点。因此，日本对穆麟德擅自拉俄国势力进入朝鲜非常恼怒，以为这一举措不仅损害了朝鲜，而且损害了中日两国共同利益。
日本期望中日联手保障朝鲜安全，但中国并不愿认同日本的建议，因为中国至此依然相信朝鲜是中国藩属，朝鲜问题是中国与朝鲜的问题，与日本无关。但是日本的建议也对中国政府形成很强烈的影响，中国不仅借机辞退掉了穆麟德，而且借机派遣年轻有为的强势领导人袁世凯接替温和的陈树棠，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面控制朝鲜内政外交。
袁世凯的强势很快引起了朝鲜主政者的不满，特别是中国政府此时将扣押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朝鲜，显然也是期望启用大院君牵制朝鲜现在的主政者闵氏集团。1885年底，又传出甲申政变后逃亡在外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企图勾结日本袭击朝鲜。种种情势都迫使朝鲜执政集团不能不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以遏制或者说冲销来自中日两国的压力。于是，朝鲜政府内部的亲俄势力再度抬头，他们于1886年7月密晤俄国驻汉城公使，希望俄国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为朝鲜提供必要的政治保护。
朝鲜执政当局的动向很快就被袁世凯、李鸿章获悉，但是他们并没有据此反省中国方面的举措。相反，恼怒的袁世凯力主废黜朝鲜国王这样的“昏君”，另立新帝。老成沉稳的李鸿章竟然赞成如此荒唐的主张。很显然，此时的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世界变化大势，不知道怎样从传统的宗主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联盟中的老大哥或盟主。
来自英俄两国的朝鲜危机很快都因国际局势的变化而消解，但对中国来说，朝鲜问题不仅没有随之消解，反而问题更趋复杂化。袁世凯等一批年轻的强硬政治家担心朝鲜局势日久生变，建议朝廷不妨趁着国际局势大致平静一举解决朝鲜危机，废藩国为郡县。
李鸿章当然不敢听信袁世凯的建议轻举妄动，因为他知道中国如果此时真这样做，不仅在国际社会失信，而且势必引来日本强烈干预，毕竟日本久已不承认朝鲜是中国属国，而且在朝鲜有着巨大利益。但李鸿章确实由此思考怎样重构保障朝鲜稳定的外部体系，即借力俄国，牵制日本。
日本在甲申政变失败后，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确实在大幅度下降，日本政府确定“军事退缩，外交进攻”的策略，就是承认中国在朝鲜处于优势，自己处于劣势的事实。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在袁世凯强力干预时期，并不愿意与袁世凯正面冲撞，而是利用袁世凯的强力干预大环境，加大对朝鲜的移民、投资，加大对朝鲜的柔性影响力。
袁世凯在朝鲜的跋扈，引起了朝鲜朝野的反感。此时的朝鲜虽然没有力量宣布脱离中国，但其离心离德的倾向在袁世凯主持朝鲜事务时期尤其是到了甲午战前那段时间已经非常明显，只是中国方面无从觉察、反省而已。
朝鲜方面微妙的心理活动不被中方所觉察，但朝鲜在那个时候确实加大了与东西洋各国的接触。朝鲜与东西洋各国接触，原本合乎中国的利益，也是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初“大国均势”的基本方略，朝鲜如果能够对东西洋各国展开全方位外交，构筑全方位外交格局，那么中国作为朝鲜自己认同的“特殊的国家关系”应该还能够存在很长时期。特别是中国如果能够延续像李鸿章当年帮助朝鲜走向世界，帮助朝鲜与美英等大国建交那样提供真诚帮助，朝鲜一定还会将中国视为最亲近的老大。无奈，此时的袁世凯已被朝鲜表面上的恭顺所迷惑，弄不清中朝关系的本质，以“太上皇”姿态指手画脚，最后只能让朝鲜渐行渐远。其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887年发生的朴定阳出使美国所引发的中朝冲突，朝鲜朝野对中国尤其是袁世凯的跋扈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袁世凯的跋扈让朝鲜渐有异志，而恰当这个时期，由于日本一直在朝鲜处于弱势，日本原本就在1876年《江华条约》之后以近代国际关系引导朝鲜，而此后的日朝交往，日本也尽可能以平等关系处理与朝鲜间的问题，朝鲜内部亲日派渐渐成长，即便发生甲申政变这样的毁灭性打击，亲日的所谓“开化党人”依然在日本庇护下流亡境外，依然是朝鲜政治发展的最大变数。后来的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被杀而引起的连锁反应。
金玉均生于1851年，随着朝鲜国门被打开，金玉均逐渐接受了近代西方文明，也曾多次往访日本，期待朝鲜能够向日本那样进行政治改革，维新图强，跻身于近代国家。为推动朝鲜改革，金玉均与洪英植、朴泳孝等组织开化党，甚至在日本暗中支持下，于1884年悍然发动政变，试图以非常手段推翻旧政权。
然而，金玉均及其同党还是低估了中国方面的应变能力，尤其低估了袁世凯的政治能量及胆略。金玉均及其同党的新政权仅仅存在三天时间，就被袁世凯、吴兆有一千余名清军所击败。金玉均及其同党流亡日本。
在日本流亡期间，金玉均等人继续准备反攻计划，仍然期望用暴力改变朝鲜政治生态。金玉均的这些做法原本就是日本政府所支持或期待的，但是当金玉均的行动引起朝鲜政府高度恐慌后，为日朝关系整体，为日本在朝鲜的整体利益，日本不再视金玉均及其流亡者为可信赖的伙伴，反而视为日朝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并对立予以监控。
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金玉均对日本却越来越失望。在这种情形下，金玉均的政治主张也在改变，他从原来单纯依赖日本转变为利用多边，他希望中日朝三国和解合作，以共同抵御欧美对亚洲的觊觎、蚕食。
金玉均的改变当然比较容易获得中国方面特别是李鸿章的认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出任驻日公使时就与金玉均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毕竟金玉均是甲申政变重要当事人，金玉均究竟能在未来东北亚政治格局演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李鸿章父子似乎也没有确定性预见。但当金玉均在日本遇到困难，并表示愿意投奔中国时，相信李氏父子乐观其成。
1894年3月23日，金玉均经过一番准备，与其随员北原延次、洪钟宇、吴升等乘坐“西京丸”号离开神户，27日抵达上海，并迅速与在上海的开化党成员尹志浩接头。尹志浩善意提醒金玉均，那个随员洪钟宇可能是朝鲜政府的密探，但金玉均很不以为然。第二天，就是这个洪钟宇趁午睡枪杀了金玉均。
金玉均之死引起了中日朝三国关系大调整。李鸿章出于好意接受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同意将金玉均灵柩送回朝鲜。想不到金玉均灵柩运抵朝鲜，朝鲜政府迅即以大逆不道罪名追加凌迟处斩酷刑，对金玉均尸体百般凌辱，千刀万剐。
对金玉均之死及朝鲜政府追加的处罚，日本朝野反应强烈，福泽谕吉、犬养毅，以及玄洋社主要成员，普遍认为金玉均之死、朝鲜政府追加处罚，都是对日本政府的羞辱，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朝鲜宣战雪耻，只是因为日本政府主流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以为时机还不成熟，暂时制止了极端派的冒险。不过，仅仅过了几个月，改变东亚历史进程的甲午战争还是爆发了，金玉均之死依然是这场战争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金玉均之死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但这件事情确实还没有将两国迅即推向战争。真正将两国引向战争的是朝鲜内部发生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或东学教。其创始人崔济愚，号水云，出生于南部朝鲜一个塾师家庭，云游四方，深知民间疾苦。但也毫无疑问，崔济愚对西方近代文明并不理解，以为朝鲜的问题，都是西方文明东来之后所发生的，因而应该反对西方文明，反对西方势力对东方的扩张。
19世纪60年代初期，崔济愚杂取来自中国的文明诸如儒释道思想资源，创建东学道。所谓“东学”，就是指“东方之学”，就是中国文明，以用来与当时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明相区别相抗衡。
东学道后来又被称为东学教、天道教、侍天教、济愚教、水云教等，再后又被称为东学党。这些不同名称所说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来自崔济愚的创造，都是以诚、敬、信为基本教义，从而使得东学教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形，更具有东方色彩，也就更容易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具有极强的社会冲击力、号召力。
1864年，崔济愚被官府所杀害，其族人崔时亨继承了崔济愚未竟之志，坚持不懈在下层社会传教。此时的朝鲜，由于处在外来文明进入早期，政治腐败，吏治腐败，权贵阶层穷奢极欲，下层民众生活艰难，怨声载道。东学教的创立及传播，极大满足了一般民众精神上的需求，是对处在生死线、贫困线上下层民众某种程度的精神慰藉，因而在短短几年风行全国，在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最为盛行，赢得下层民众普遍信仰。
随着《江华条约》签订，日本势力渐渐影响朝鲜。东学道后来的政治意识、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反对日本文明渗透、影响的意思，其所谓“除暴救民”、“扫破倭洋”云，其实就是发泄对日本的不满。
1894年春，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征集上万民夫修筑水利灌溉工程，但在修复后郡守却向农民征收水税，这些水税并没有用来修筑水利工程，而是中饱私囊，化公为私。赵秉甲的贪婪激起民众反抗，在反抗无果情况下，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民众揭竿而起，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控诉。但官官相护，全罗道观察使不仅没有受理民众控诉，反而将代表逮捕下狱。
4月，古阜郡东学道首领全琫准首举义旗，率众起义，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民众群起响应。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普遍欢迎，大批青壮年相继加入，起义军声威更振。
在全琫准率领下，起义军攻城略地，所到之处，开仓分粮，救济穷人，烧毁借据契约，建立义军政权“执纲所”，与统治者形成全面对抗。
出于利益考量，中日两国对东学党义军一举一动格外关注，极为敏感，彼此也格外警惕着对方，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中国担心日本借口东学党起义损害侨民利益出兵朝鲜，重演甲申政变故事；日本也虎视眈眈，担心中国借口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重演袁世凯当年千余清兵攻进王宫故事，让日本利益受损。
对于朝鲜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有力量将起义军镇压下去，不希望外来力量进入；但另一方面朝鲜政府自身力量确实有限，几个月过去了，起义军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政治危机甚至有向全国蔓延趋势。
5月31日，东学党起义军在全琫准率领下攻占全州，有迅即向京城进攻迹象。朝鲜国王对自己的军队越来越没有信心，遂派员与中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会晤，商请中国借兵助剿。6月3日夜，袁世凯电李鸿章：“顷准韩政府文开，案照：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挫败，失去炮械多件。似此凶顽久扰，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再为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实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总理妥速筹助，以济急迫，至切盼待。”(1)
根据这份文件，中国出兵朝鲜不仅有宗藩关系历史依据，而且是应朝鲜国王之请，与壬午、甲申年间情形类似。这一次，只是循例而已。
当此时，袁世凯另有一电分析出兵利弊：“京【韩】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两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切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2)很显然，袁世凯力主中国出兵干预，帮助朝鲜政府平定东学党骚乱。而且，据袁世凯预估，朝鲜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平息这场骚乱，中国如果不出手，相信其他国家必有乐于出力的。而这个乐于出兵的，不言而喻，是指日本。
李鸿章是参与天津谈判的中方主角，他此时一定懊悔当年一激动发出的那番“大议论”，那个议论与伊藤博文达成了预估共识，假如中国未来为朝鲜出兵的话，一定会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日方；同理，假如日方因为某种原因向朝鲜用兵的话，也会这样通知中方。因此，此时的李鸿章没有袁世凯那样洒脱，一直担心日本会利用中国的不慎而妄动。
对于李鸿章的忧虑，袁世凯似乎早有预感，他根据自己与日本外交官的接触，判断日本政府不会借口中国出兵而出兵。袁世凯建议，天津谈判的共识当然应该遵守，等到中国政府收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后，总理衙门应该电饬驻日公使照约行文日本外务省。而且，仔细研究《天津条约》，中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并没有中国派兵日本也必须派兵的意思。假如日本借此多事，袁世凯分析以为也不过是借口保护使馆，调来百余人而已。况且，东学党骚乱距离汉城还有一段距离，日军进驻汉城会引起骚动，应该提醒朝鲜政府预先劝阻日本不要派兵。袁世凯说，他和日本使馆翻译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浚先后谈过，郑永邦、杉村浚均明确表示日本政府也希望东学党骚乱早日平息，“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3)
袁世凯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外交官，他的判断深刻影响了李鸿章，使原本犹豫不决的李鸿章在收到朝鲜政府派兵请求后终于下定决心，奏请朝廷派遣叶志超、聂士成率领淮军共约两千五百人分赴朝鲜，又命丁汝昌派遣北洋“济远”“扬威”两舰分赴仁川、汉城。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依照《天津专条》约定，通过外交渠道知照日本。
此时，李鸿章、袁世凯信心满满，他们真诚相信日本会像郑永邦、杉村浚所说的那样，不会借机向朝鲜用兵。而且，他们肯定还相信，即便日本也向朝鲜派兵，也只是因为东学党之乱而去保护日本的侨民，日本军队不会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因为没有理由冲突。甚至他们可能还想到，即便真的发生冲突，为什么历史不会重演？相信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的情形，在袁世凯脑海里不止一次显现，那才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为什么不抓住呢？
袁世凯、李鸿章，以及中国大臣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日本既不是壬午，也不是甲申，日本有备而来，甚至可以说，袁世凯、李鸿章的所有行动，都在按照日本人的规划行事，一步步进入日本人预设的圈套。一场大战正在等待着袁世凯、李鸿章。
从中国的观点看，朝鲜为我的属邦。属邦有难，且向我提出正式救援申请。作为宗主国，义不容辞应该满足属邦要求，出兵助剿，平息东学党叛乱，恢复秩序与和平。这个理由天经地义，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正当性、法理依据。
但是从日本的观点看，他们不仅没有反对中国出兵助剿，而且一再向中方暗示支持出兵助剿，平息东学党叛乱。只是，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那就是可以趁中国出兵而出兵，日本人的法理依据是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十年前在天津达成的共识，也就是李鸿章那番“大议论”。至于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人此时并没有争执，没有计较。
对于日本可能向朝鲜出兵，李鸿章似乎早有预感，毕竟他是当事人，是他与伊藤博文当面的约定。中国不出兵，全凭外交解决，日本大约真的拿中国没有办法。而中国一旦出兵，日本就有出兵的理由。只要日本一出兵，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碰面，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难预料，毕竟在过去十年发生过两次不愉快，而且两次从结果上看，都是日本比较吃亏，所以，李鸿章对于是否出兵朝鲜比较谨慎。
李鸿章的谨慎最终被袁世凯改变，毕竟袁世凯是中国在朝鲜的最高负责人，属于第一线，而且袁世凯在过去十年确实比较牢固地控制了朝鲜，也比较好地处理了中日关系，日本在朝鲜的外交官与袁世凯私人之间并没有恶感，因而袁世凯完全可以很善意地理解日本外交官的言辞，当郑永邦、杉村浚相继告诉他日本希望中国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尽快平息东学党叛乱，尽快恢复秩序时，袁世凯确实没有恶意怀疑日本人的用意。
日本朝野对于朝鲜局势的变化确实格外关注，这是因日本自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以来在朝鲜的利益实在是越来越多，朝鲜的动荡肯定不合乎日本的利益，但是由于《天津专条》的束缚，日本政府不可能在中国之前向朝鲜单独用兵，既不可能派兵保护日本侨民、使馆和经济利益，更不可能派兵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之乱。据陆奥宗光回忆，当东学党势力日益强大，朝鲜官军到处溃散，乱民终于攻陷全罗道首府等消息传到日本时，日本全国报纸争相登载，舆论骚扰。有人认为朝鲜政府的力量决不能弭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应该以“邻邦之谊”派兵平乱；有人认为东学党要将呻吟在朝鲜政府暴政下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是真正的改革党，应该加以援助，使其达到改革弊政的目的。特别是平素反对政府的政党、政客利用这样的机会，大造舆论，以为朝鲜局势的混乱有利于他们发动政治攻势，使当局困难，因而这些政党政客不断鼓动舆论，极力扩大战争气氛。(4)
作为近邻，作为最早进入朝鲜通商贸易的日本，关心朝鲜政局走向天经地义。日本驻朝鲜公使馆临时代办杉村浚对东学党之乱像袁世凯一样全程关注，及时向日本国内发送相关报告及观察。杉村浚认为，东学党之乱，为朝鲜很长时间以来所少有的事件，但从其发展情形看，还不能认为东学党有足够力量颠覆朝鲜政府。根据东学党前进方向，杉村浚认为，对日本利益的威胁至5月底还不是太大，即便情形持续恶化，日本政府或许需要准备派遣一支军队前往朝鲜，保护日本“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问题并不是非常严重。这也是袁世凯分析日本不会借机出兵朝鲜搅局的主要依据。
袁世凯的判断并非错误，只是此一时彼一时。5月31日，东学党攻陷全州。第二天（6月1日），日本驻朝鲜公使馆译员郑永邦往访袁世凯，听取袁世凯的看法，询问中国是否准备向朝鲜出兵。
对于日本的询问，袁世凯并不以为有防范的必要。他比较如实地介绍了与朝鲜政府沟通的情形，介绍了朝鲜政府已经决定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考虑。袁世凯、郑永邦的交谈，是两国外交官的正常往来，是职责，也是本分。
袁世凯曾将此次会晤情形及时报告李鸿章，袁世凯的判断是日本政府面对国内纠纷，并不会向朝鲜大举用兵，即便日本会因中国出兵而出兵，其目的也不过如壬午、甲申两次故事，以保护公使馆的名义象征性地派出数百人。袁世凯的报告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
郑永邦也在第一时间将此次会晤情形向代理公使杉村浚做了汇报，杉村浚迅即报告给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通报朝鲜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的请求。根据陆奥宗光回忆，日本国会此时正在开会，如往常一样，国会中的反对派对政府的政策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发生种种争论，但是政府还是竭力容忍，避免冲突。及至6月1日众议院通过谴责内阁的议案，政府不得已采取最后手段，奏请颁布解散议会的诏书。第二天（6月2日），日本内阁在总理大臣官邸开会，恰巧在会议开始时，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浚发来的电报，获悉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陆奥宗光以为此事重大，日本政府必须采取相应对策：“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因此，陆奥宗光在当天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浚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5)
对于陆奥宗光的建议，阁员们都表示赞成，因为从日本利益角度看，确实没有反对的理由。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经紧急磋商，会议迅即对日本军队今后赴朝问题做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和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由此可推测：一、日本虽然很早就有与中国一战的预案，但甲午年间出兵朝鲜还是一个临时性决定；二、日本的目标为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换言之，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日本依然没有出兵的理由。
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时或许没有要与中国彻底翻脸的计划，但随着局势演变，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在变化。陆奥宗光当天命令正在国内休假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做好随时返回任所的准备；又与海军大臣密议决定让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军舰赴朝鲜，并在该舰上配备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并命令该舰及海军陆战队一律听从大鸟圭介的指挥；另由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由该师团抽调一部分部队做好紧急出兵的准备，随时待命开往朝鲜；又密令轮船公司等征集船只，筹集军需品。凡此命令均属于日本此时外交、军事最高机密，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的战争动员已非常充分，决非中国方面所能想象。
对于战争目标，日本政府越来越清晰。他们经过审慎审议，确定如下方针：“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但如果发生战争，我国（日本）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同时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中日两国的势力均衡。其次，我国（日本）尽可能地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且每当发生此种重大事件，根据外交惯例，在第三者的欧美各国之中必然会有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中日两国之间，应竭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6)
日本政府特别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有清醒的判断，有对未来的期待与决心，但是正如陆奥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们对于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同样的决心是很怀疑的。陆奥清楚，中日两国在朝鲜有巨大的利益交集，更有权力之争，两国都想在朝鲜维持各自的权力，大有水火不相容的趋势。例如，日本自《江华条约》以来始终不承认中朝之间存在什么宗藩关系，日本始终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与日本的政策相反，中国在经历了壬午、甲申两次事变后，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要以平等的身份去帮助朝鲜，而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事事处处刻意表现自己与朝鲜不同寻常的“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表明朝鲜就是自己的属国。
为了战而胜之，伊藤博文，特别是陆奥宗光确实煞费苦心。在决定出兵的当天（6月2日）晚上，陆奥又邀请参谋次长川上到其官邸细谈，参加此次会晤的还有外务省次官林董。根据林董的回忆录，他们三人推演此次出兵策略是：日本出兵，中国必定要来进攻。中国军队的兵力不至于超过五千人，而日本为了必胜则需要六千至七千兵力。派出这些兵力，如果在汉城或是汉城附近一战而胜，那么中国必定要来求和。那么日本就可以“轻胜而善后”。如果中国不来求和，并进一步增加兵力的话，那么日本也要增加一个师团。如果日本在平壤获胜，那么必定媾和，因此他们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做好“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而首先可派出混成旅团”。(7)
日本政府的策划在当时均是秘密的，李鸿章、袁世凯，甚至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既无法打听，更没有办法想象。按照陆奥宗光后来的说法，那时的袁世凯仅仅从表面上看到了日本在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在朝鲜势力的衰减，看到了日本在1890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之后的政治混乱，议会与政府总是处在冲突中，不明白宪政的意义、真谛，以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极大减弱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政府很难就出兵问题与朝野各界达成共识，因而袁世凯期待利用日本的政治混乱谋求中国在朝鲜的更大利益。从后来的观点看，袁世凯的这些看法显然属于政治短视，不理解宪政的价值。
不唯袁世凯有这样的认识，中国派驻日本的公使汪凤藻也如此认识。汪凤藻看到日本朝野各界的政治争执日趋加剧，就想当然地以为日本没有力量对外生事，没有力量在朝鲜与中国抗衡。(8)袁世凯、汪凤藻两个重要的外交官就给国内提供这样的分析报告，李鸿章受这种看法的诱导，怎能不做出错误的决策？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命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九百名官兵由大沽前往牙山，救援朝鲜，显然是为了帮助朝鲜政府平息东学党之乱。6日，李鸿章根据十年前（1885）与伊藤博文达成的共识，致电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命他将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朝保护属邦的决定以照会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第二天（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照复汪凤藻，依据1876年《日朝江华条约》否认朝鲜是中国属邦，并宣称日本也将向朝鲜派遣军队，保护日本商业利益。与此同时，日本外交当局还以照会方式分别通知中国总理衙门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朝鲜政府听说日本政府将派军队前往的消息后开始恐慌，他们一度商请袁世凯，为息事宁人计，暂且不要让中国军队登陆。袁世凯显然低估了此事的意义尤其是危险性，他毫不客气拒绝了朝鲜政府的请求。
袁世凯的态度让朝鲜政府毫无办法。6月9日，朝鲜政府只好转请日本政府不要出兵。日本方面对朝鲜政府的请求不予理睬。事实上，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领的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已在前往朝鲜的路上。
日本政府此时坚定不移出兵，而且一定要在兵力部署上占据绝对优势，其实主要是鉴于壬午、甲申两次中日冲突的教训，他们不想再犯类似错误，尤其不想犯被动挨打的错误。陆奥宗光在大鸟圭介行前有口头训令，一方面要求日本公使不到万不得已时仍以和平手段为解决时局困难的第一方案，另一方面暗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陆奥解释说，这两项指示看似矛盾，表里不一，但在那种情形下，这个指示给大鸟圭介充分发挥的空间。
6月9日，大鸟公使抵达仁川，立即率领由各军舰抽调的三百多名海军陆战队返回汉城公使馆任所。随后，从第五师团派出一大队陆军进入汉城。日本政府派遣的一个混成旅团也将陆续前往朝鲜。
日本出兵，尤其是其态度让李鸿章犹豫不定。6月9日，李鸿章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一千余名官兵日夜兼程自山海关海道赴牙山。第二天，电命袁世凯处以镇静，不要轻举妄动，对于日本出兵，李鸿章期待各国干预，给予阻止。在李鸿章内心深处，大约相信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斡旋，应该能够避免冲突，更不会发生战争。
当中日两国军队压境朝鲜的时候，朝鲜内部发生了戏剧性变化。6月11日，东学党一部接受政府安抚，全琫准率义军退出全州。中日两国大兵压境的理由都不复存在，各国驻朝外交官更对日本军队进驻汉城表示不解、不满。在这种外交舆论压力下，日本公使大鸟圭介6月12日主动往访袁世凯，商讨中日两国共同撤兵的问题，双方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不再增派军队，日本后续部队也不再登岸，原船返回。按理说，当日的谈判还算融洽，中日决裂还看不到迹象。
第二天（13日），袁世凯回访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再商撤兵问题，要求日本方面务必阻止日军继续前来。根据袁世凯当天发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日对谈已经达成妥协，因此李鸿章当即电令叶志超部留驻牙山，定期内渡，中国方面也不再向朝鲜增兵。李鸿章还在第二天（14日）电令袁世凯加紧与大鸟圭介进行撤兵谈判，并尽快达成双方共同撤兵日期的书面约定。
节外生枝：内政与外交
大鸟圭介确实在与袁世凯谈判双方共同撤兵的可能性，但是日本政府这几天却不这样想。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使小村寿太郎照会中国政府，否认朝鲜为中国属邦，宣称日本派兵前往汉城是根据日朝之间的《济物浦条约》第五款，是维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13日，陆奥电令大鸟圭介，令日军即入汉城，暂不撤兵，即便引起一些外交上的纠纷，也在所不惜。14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将朝鲜半岛问题复杂化，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这些方面思考过问题，更不要说可能性。
日本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有复杂的背景与心迹。据陆奥回忆，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时，各国外交官、商人普遍认识到中国此次出兵，是根据朝鲜国王的请求，内心深处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日朝之间曾经签订过《济物浦条约》，不知道日本有权向朝鲜出兵。此外，各国舆论普遍相信即便中日两国不幸开战，不论最初一两次战役胜负如何，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各国舆论不问日本出兵的名义及其用意如何，便断定日本政府平地起风波，蓄意借机侵略朝鲜。因此，各国舆论那时对于中国比对日本多表同情，而且各国驻汉城的外交使节纷纷凭借这样的猜测向各国政府报告情况，另有一些商人更是凭借猜测向各国讲述自己的观感，所以在日本政府看来，日本如果此时接受同时撤兵的安排，无疑在舆论上、道义上输了第一局。日本已经处于骑虎难下两难之势。
日本的体制，反政府的力量虎视眈眈，日本政府好不容易决策向朝鲜用兵，现在就不明不白地撤回国内，这是日本政府无法接受的方案，甚至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尤其是主导此事的陆奥宗光根本就不愿选择的方案。再加上过去十年中日交涉中，从中国的立场或许觉得是日本人欺骗中国，而从日本人的立场则以为中国欺骗日本。中日两国互不信任，也是同时撤兵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
基于这一系列复杂背景，诚如陆奥宗光所说，日本尽管在外交上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他们决心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有力量先发制人。因此，在此间不容发的时刻，为了在外交及军事关系上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日本政府各个部门莫不潜心策划，煞费苦心。他们在不愿和平撤出朝鲜的前提下，在又不能迅即开战的时候，要想使这种僵局发生改变，必须在外交上有所突破。陆奥宗光屡次将这个意思向伊藤博文流露，伊藤终于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亲拟一个方案，征询阁僚意见：“朝鲜内乱，应由中日两国军队共同尽力迅速镇压；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地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9)
对于伊藤的这项建议，日本内阁一致赞同。但陆奥宗光想得更为深远，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这项提案。那么，中国政府不同意之后，日本政府应该怎么办？为了寻找答案，陆奥请求伊藤给他一天时间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经过彻夜深思，陆奥感到日本帝国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运用权变策略的时机”。陆奥的推演是：日本政府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案，中国政府拒绝；日本政府不能因为中国政府的拒绝而将此案废弃。那么，问题的关键，在陆奥看来，就是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对改革朝鲜内政案拒绝之后，有没有勇气、胆略、力量，单独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为此，陆奥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正式在伊藤博文的提议之外增加了两个附加条件：
一、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
二、若中国政府不赞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10)
这项动议经阁议通过后，再由伊藤博文上奏天皇裁可，成为日本政府此后处理朝鲜事务的基本原则。
很显然，日本政府对朝鲜政策至此发生惊天大逆转，日本已经不在乎与中国摊牌，甚至不畏惧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乃至一定规模的战争。日本政府追认了大本营派遣大规模兵力的方针，并且决定日军不只是保护使馆和侨民，而且要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参与对东学党骚乱的镇压，强行干预、干涉朝鲜的内政改革。(11)
实事求是说，日本走到这一步，其实是决策失误，日本此时接受中方撤军建议，政府必然倒台。为避免这一结果，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将错就错，下了一个险棋，端看中方的应对。稍加推演，中方有如下可供选择的方案：1．借力发力，接过日本的建议，主导朝鲜内政改革；2．接受日本建议，两国一起帮助朝鲜，实行内政改革；3．以朝鲜为中国藩邦为由，不允许日本说三道四。
当然，这三种应对都有风险。最好的做法，就是让朝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脱离中国而独立，且对中国更友好。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从藩国撤退的经验，更没有为最后一个藩国预设过另一种未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帮助朝鲜建立常态体制。这就是中日两国不得不诉诸于战争的背景。
6月16日，陆奥紧急召见汪凤藻，明白表达日本最新立场：朝鲜内乱未平，日本郑重建议中日两国联手会剿，并共商善后，由中日两国联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以便彼此同心维护整个东亚和平”。(12)
汪凤藻对日方提出此议毫无心理准备，当他听完陆奥宗光解释后，肯定感到意外，面有难色。但他又不能正面提出抗议，只是列举种种枝节问题企图避免由他将日方提案通知中方。汪凤藻的唯一论点是：在商议朝鲜善后办法之前，中日两国军队应先从朝鲜撤出，然后再从长计议，探究其他事项。
在外交上，日方并没有谋求主动，正像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预先制定的方略那样，他们被动应付，但又总是出人意表，后发制人，一招制胜。他们早就预估中方不会轻易答应这样的建议，因而他们也就有了下一步的预案。陆奥宗光显得很诚恳地帮助汪凤藻分析：“观察目前朝鲜的情形，深信祸乱潜伏的根源很深，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秕政，就决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那我国政府在领土接近的邻邦情谊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帝国政府非至真正获得此种安全，不论发生如何情况，也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中国政府倘能体会我国政府的诚意所在，赞同此项提案，即可对我现在所说的安全给予莫大帮助。但是此项提案与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问题，自当分别讨论，希望贵公使务必将此项提案通知贵国政府，并愿知悉贵国政府对此提案的意见。”(13)
陆奥宗光与汪凤藻的此次会晤长达五个小时。在陆奥反复解释后，汪凤藻终于答应将日本政府这项动议尽快报告国内：“外务晤称，韩乱未平，拟并力共剿，冀贼速平而师有光。经与力辩，始请电商，谓钧处如实有辞，亦可允作罢论。至所言善后，意在更革韩政。”(14)这是汪凤藻第一时间向李鸿章报告日本改革朝鲜内政方案。
其实，陆奥并不相信汪凤藻会如实向中方报告日本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更怀疑汪凤藻是否真正理解日本此案的意义，因而在第二天（17日），陆奥宗光又以公文列记昨夜所谈日本政府的提案，送交汪凤藻。同时，电令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就这项提案进行交涉，要求中国政府从速答复；并电令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求见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李鸿章尽力促成中国政府从速答复这项提案。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等中国大臣的心理把握非常准确。汪凤藻将这个消息报告李鸿章，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为日本布置，若备大敌，我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商撤兵。换言之，汪凤藻的意思很明白，建议毫不犹豫派遣大军赴朝，荡平东学党叛军后，再与日本从容交涉共同撤兵的事情。
从后来的观点看，汪凤藻的建议虽说冒险，但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两军相遇勇者胜。既然日本决定凭借武力，要求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既然中国不愿意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就应该派遣大军，以实力为后盾，先将东学党叛乱彻底铲平。之后，是否愿意与日本联手，是否愿意改革朝鲜内政，权自在我。
然而，李鸿章此时却不做这样的想法，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朝鲜为中国属国，朝鲜事务是中国的专有权利，内政是否改革是中国与朝鲜的事务，外国尤其是日本无权说三道四：“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尤无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令商办法，请直接回复。”(15)李鸿章显然不明白日本改革朝鲜内政建议的意义，更不知道其利害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