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进入朝鲜的数量与日军不相上下，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旗鼓相当。但是这些硬件无法阻止日军在朝鲜的进攻，平壤大战之后，清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能力；黄海大战结束后，北洋海军亚洲第一的神话破灭，三十年洋务运动的真实成绩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一连串的失败，摧毁了政府、军队，乃至知识阶层的信心、信念、信任。“在这之前，当权的人们还可以对于战争漫不经心，继续进行西太后六旬大寿隆重庆典的筹备事宜；但是现在大家都惴惴不安了。”(1)相反，日军在一连串胜利激励下，长驱直入，直取中国腹地。清政府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日本人继续拼杀，或许能够有个鱼死网破，留下一股正气；后退，像道光以来历次中外冲突一样，屈辱求和，虽然有失大清帝国尊严，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呢？
寻找契机
当然，如果就中日双方实力看，大清帝国虽然在一系列海陆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场既然已延至本土，那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清政府能依靠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以时间换空间，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打击打晕了，更何况这些主政者根本不可能看到民众力量和持久作战的可能。
其实，战争爆发不久，清政府内部就有一股反战的力量莫名其妙地存在着滋长着。李鸿章之所以在战与和问题上犹豫不定，之所以一直寄希望于国际斡旋、调停、干涉，可能与其对清军特别是北洋海军真实能力缺少信心有着密切关联。他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大清帝国如果一味与日本人死磕、抵抗，可能失败得更惨。
至于甲午战前主张抵抗、开战的大臣，多为不知军队真实情况的文人学士，他们以清流自居，自命清高。这些人陶醉在过去三十年洋务新政经济增长势头中，而且他们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坚守南宋以来士大夫在对外交涉中只能抵抗不能妥协的铁定原则，宁左勿右，担心任何妥协都会被斥为投降、卖国，只有抵抗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而打起来之后的发展就不是凭着感情、口号就能决定的，也不是凭着意气就能获得胜利。日本人的强势进攻根本不给清军反手机会，连续进攻连续胜利；而清军则是连续抵抗，连续失败。大清帝国的一点信心就在这个连续不断的失败中一点点消耗殆尽。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走上乞和、议和道路。受尽屈辱，损失惨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然而更为尴尬的是，战场上的弱者，想求和并不是那么容易——和比战难——大清帝国主政者此时的体会比谁都深。
平壤失陷和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在这之前，清廷当权者对这场战争真的有点漫不经心，战争在紧张进行，北京城里最忙乎的不是备战，而是准备慈禧太后六十华诞庆典，战争似乎只是李鸿章等少数人的事，与官场上的大部分人无关。就像总税务司赫德1894年9月23日所说：
16日的平壤之战，日本大获全胜。叶（志超）又一次成功地逃走了。
鸭绿江的海战是中国的胜利，因为他们掩护了陆军登陆，日本舰队首先撤出战斗。中国方面损失了五艘军舰（四艘被毁于战斗中，一艘在退却时触礁），其余的军舰恐怕在六个星期内也无力出海，因此，目前沿海毫无防御，日本可以派兵登陆向北京长驱直入。
据说这座皇帝所在的城市将筑防坚守，这就是说如果日军打来将有巷战，如果日军不来城里就有骚动，因此我打算先把妇孺送走，即使办错了，也是为了安全。但这对于每个人都会有所不便，而且也要花许多钱，在公事上对我自己也是很头痛的事。
总理衙门要我下午去，有“要事”要办，但是我真不愿意在这个时刻给硬拖进去，因为一个人在这个当口能干什么？日本人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们现在口口声声要统治中国，而且拒绝外国的一切干预。所以，一方面是中国无能战之兵，另一方面是强敌不愿息兵言和，要我教给中国如何打胜仗或如何谈判成功，真是谈何容易。此外，中国人喜欢在你表示有可能做成一件事情时，便非常实在地削减委托给你的全权。
奇怪的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我早在1866年给恭亲王的《局外旁观者论》中已经提醒过他们了。(2)
在赫德看来，经过平壤战役、黄海大战，清政府表面上当作没有战争这回事，仍然过着寻常的生活。现在情形不同了，原本自以为强大的清军不堪一击，一溃千里；原本自以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不仅对日没有威慑力，甚至毫无招架之力。清政府三十年举国之力培养的北洋海军不过就是一座形象工程，成了大清帝国自娱自乐的工具。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果断下令停止为其六十华诞准备的一切工程项目，集中全国力量对付日本：“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土胪欢，同深抃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欲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繁，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悯悼何穷。前因念士卒战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腾饱。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3)大清帝国在经历了平壤、黄海巨大失败后，终于痛定思痛，真正进入战争状态。
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鉴于朝廷面临重大决策需要讨论，需要决定，翁同龢、李鸿藻与诸军机大臣及礼部侍郎等人呼吁，郑重建议朝廷重新启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臣等伏思恭亲王勋望夙隆，曾膺巨任，前经获咎，恩准养疴，际此军务日急，大局可忧，恭亲王懿亲重臣，岂得置身事外，李文田等所奏各节，不为无见，谨合词吁恳天恩，可否恭请懿旨将恭亲王量予任用之处，伏候圣裁。”(4)
恭亲王奕是洋务新政以来最重要的满洲政治家，三十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其在与西方人直接交往中，逐步建立对洋人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而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大约因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冲突，其实可能是要他承担中法因越南前途而冲突的责任，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鬼子六”恭亲王的外交经验告诉他，所谓交涉就是妥协，而这种妥协是让冲突的双方都找到缓解的台阶，一味地冲突，玉石俱焚，不是国家交涉的常态，所以在过去历次关键时期，恭亲王在大清帝国政治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中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而战争又打成那个样子，所以让恭亲王这样的具有世界眼光的能臣重出江湖，服务朝廷，符合大清帝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两天后，九月初一日（9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任命恭亲王奕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衙门事务，会同办理军务。
慈禧太后同意恭亲王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看重他与洋人打交道的经历。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内部已有相当部分人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硬挺，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按照恭亲王重出江湖时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官复原职，不过负有“将现任枢臣们粉碎了的杯子修补完整”的责任而已。(5)
恭亲王重出江湖，在有的人看来或许是清廷以此削弱李鸿章的前敌指挥权，或者也可以说加强了对前敌的指挥力量；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情形或许正好相反，恭亲王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李鸿章出奇一致，他重新出山，不是削弱李鸿章的势力，而是进一步加强了李鸿章的势力。他们二人联手，一定能够将大清帝国尽快带出危险困境。当然，天下没有久战不停的战争，将大清带出危险境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怎样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重建和平。
在力促恭亲王出山的同时，清廷最高统治者也开始推动和平运动的发展，为将来的转圜留有余地、空间。八月二十五日（9月24日），李鸿章报告朝廷：“俄领事来称：喀使三四日内来津，奉国命在津过冬会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愿日得韩地云。闻俄已在海参崴预备海舰、陆兵颇多，未知所向，俟晤喀探询再奉闻。”(6)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俄国方面首次表示重新介入中日纠纷。
李鸿章的报告引起了朝廷政治高层的兴致，毕竟中国在战场上不如日本，中国需要时间，需要缓和，更需要体面。据翁同龢日记，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传庆亲王、军机、翁某、李某凡三起，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遂至河沿朝房敬俟。申初庆邸入（二刻），军机（一刻），会李公同入。皇太后、皇上同坐（跪安毕）。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次及淮军不振，并粮械无继种种贻误状。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臣问何事。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臣对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等始末与闻，乞别遣，叩头辞者再，不允。最后谕曰：‘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臣敬对，曰若然，敢不承。则又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臣又对，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允之”。(7)
战局如何发展，残局如何收拾，慈禧太后并没有完全想好，但她鉴于战场上一败涂地的残酷现实，知道最应该做的不是破罐子破摔，一战到底，而是利用一切机会缓和局势，寻求妥协。然而，在先前几个月，战争呼声成为朝野主旋律，妥协成为投降、汉奸、卖国的代名词，贵为帝师的翁同龢不愿、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所以他对慈禧太后的差遣不甚愿意接受。后来朝廷不得不派使臣赴日求和时，旁观者孙宝瑄在日记中记下了如此感慨：“边事如此，不得已出此下策，非可战而和者比也。比中朝士大夫，动以和为耻，其心固可嘉，抑思为朝廷谋所以为战之具耶？战无可恃，而又耻言和，是以宗社生灵作孤注也。噫！”(8)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可悲之处，爱国主义、爱朝廷主义叫得震天响，不管是不是有力量，也不管是不是有道理，对外强硬，尤其是嘴上的强硬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讨好的，敢于言和的人从来都很少，“小粉红”的唾沫可以淹死活人。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一再上演。
但是，正如各位朝臣所分析的那样，平壤不战而败，导致朝野普遍性恐慌；义州已危，鸭绿江并不构成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假如日军乘胜追击，跨过鸭绿江，那么大清王朝龙兴之地兴京不过六百余里，那里长眠爱新觉罗家族列祖列宗。如果听任日军进攻，自是爱新觉罗家族奇耻大辱。照现在的趋势继续打下去，只能是屡战屡败，终将丢掉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的全部筹码。但是大清王朝毕竟是一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王朝的尊严、面子，是其对内行使统治权的基础。明白的投降当然不能发生，甚至具有妥协暗示的活动，也不能由朝廷提出。慈禧太后让翁同龢去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其实就是利用俄国公使喀希尼居间调停，寻找重回和平、妥协的可能性。由此，就不难理解朝廷为什么不愿“廷寄”，不愿发电旨，也不难理解翁同龢不愿前往，不愿多说一句话的心迹、纠结。
第二天（八月廿九日，9月28日），老大不情愿的翁同龢启程前往天津面晤李鸿章。由于他此行肩负着非常使命，因而行动诡秘，轻车简从，水陆兼行，一路艰辛，用了差不多三天时间，于九月初二日（9月30日）晨抵达天津，遂乘小轿入总督府，“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李鸿章闻旨惶恐，立即检讨认错，以为“缓不济急，寡不敌众”，除了这个八个字之外，实在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原因。翁同龢又和李鸿章讨论了水陆各军屡战屡败的情状，这当然也使李鸿章无话可说，唯唯而已。
翁同龢之所以这样盛气凌人步步紧逼，大约是希望李鸿章主动说出与俄国人交往的情形，而不是自己主动去问。他强调，陪都重地，皇族陵寝所在，设日军长驱直入，骚扰陵寝，羞辱皇族，也就是羞辱大清帝国，如何是好？
对于翁同龢的设问，李鸿章表示，奉天的兵力实不足恃，调动其他地方的部队，也是鞭长莫及，这事儿还真的没有多少把握。
两人议论反复数百言，唠唠叨叨，又没有结果。恰当此时，接廷寄一道，寄北洋大臣李鸿章及翁同龢，“云闻喀希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知翁某，回京复奏云云”。翁同龢接着这个插曲往下说：翁某“出京时曾奉慈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喀使既有前说，亦不决绝，令不必顾忌，据实回奏”。
李鸿章说：俄国公使喀希尼原本要来天津，但因为身体突然不适，改派其公使馆参赞巴维福先来。巴维福介绍了俄国的立场，强调俄国政府“深恶”日本人占领朝鲜，中国政府如果坚守光绪十二年中俄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共保朝鲜，俄国政府“亦不改前意”。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朝野舆论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俄国政府不便有所行动。清政府若能派遣专使与俄国协商，那么中俄之交固，俄国政府必然会出头。李鸿章还告诉翁同龢，俄国公使与其外交部侍郎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其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两国如果真的要谈判，建议派专使前往俄国，与其外交部直接谈。
对于李鸿章的这些说法和建议，翁同龢表示回京后将如实上报，只是他现在并不知道朝廷的情形，无法预测此事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不便评论。翁同龢的担心似乎是，我大清王朝如果与俄国结盟，会不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比如英国人怎么看？李鸿章说，此时不必考虑太多，与俄国结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俄国人乘机占领东三省。
翁同龢弄清李鸿章与俄国方面交涉的大致情况后，当天就悄然离开天津。一路奔波，水陆兼程，九月初六日（10月4日）抵达北京，“入门而疾，作呕，彻夜大热，比晓强起”，带病上朝，“在仪鸾门跪安，入至书房，述所闻见。遂诣枢直，始与恭邸相见。旋闻皇太后召见，遂西至河边朝房待（礼邸二起，余头起）。午初入见（于仪鸾殿），皇上亦在座，详述情形，并力言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9)翁同龢对李鸿章关于与俄国政府、俄国公使交涉的建议很不以为然，甚至可能以为在战争如此吃紧的时候与俄国进行交涉，是一种不太合适的举措，因而他决绝地表示此后不愿介入这件事，建议朝廷继续委托给李鸿章。
翁同龢对俄国人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与此相对应的是，他对英国人似乎比较有好感。这一点，他在天津曾向李鸿章有所暗示，“且俄连而英起奈何？”(10)回到北京后，他明确向朝廷表达了这一看法，建议找总税务司赫德问问，看看英国人是否愿意出面周旋。
对于翁同龢的建议，朝廷并没有反对。只是既然俄国人答应帮忙，也不能太冷落了俄国人，而且谁也无法保证英国人一定会帮忙，一定能够帮成。所以，清廷的基本原则是寻找一切可能，争取外交突破，不必画地为牢，厚此薄彼。九月初七日（10月5日），恭亲王等密函李鸿章：“初六日，翁叔平尚书复命后，于枢直晤谈，具悉一切。刻下战守均不可恃。喀使前约势须复理。该使前称数日内来津，可询之。巴参赞如能早日到津，望阁下即与密议，如何妥筹善策，总以无伤国体，暂止兵争。及此敌未入境之先，速筹停战之法，以后如何办理，再行商议。此策出于万不得已，惟祈阁下不避嫌疑，凡喀使所言办法，悉行据实示复。事关紧要，务希格外缜密，不可稍有泄漏，是为至要。”(11)恭亲王等谆谆叮嘱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大清帝国安危负责。
恭亲王等重臣重视俄国的态度、立场，希望俄国人在中国如此困难时提供支持，居中斡旋。同时，清廷也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于俄国，更没有与俄国结盟的意思。在恭亲王主导下，清廷此时的基本立场是利用一切可利用外交资源，暂停中日军事冲突，因而清廷内部既有亲俄的势力，也有更多亲英美的力量。九月初八日（10月6日），礼部侍郎志锐有折“专交”恭亲王，建议朝廷“连英伐倭，欲以二三千万饵之”，即便给英国支付一笔巨款也在所不惜。第二天（九月初九日，10月7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士，编修丁立钧、黄绍箕、冯煦、徐世昌、李盛铎、柯劭忞、周树模、恽毓鼎、叶昌炽、曾广钧、蔡元培、梁士诒、张謇等三十八人联名奏请密联英德，以抗日本，大致如志锐奏折。志锐的奏请，翁同龢的催动，文廷士等暗中活动，联名上奏，使清廷内部主和意识占了上风，整军经武重新开战已渐行渐远。清廷责成恭亲王设法与总税务司赫德联系，“面询一切”，打探英国政府的态度。(12)
赫德一直关注中日战争的进展，对于英国政府战前不恰当的外交政策，赫德也毫不客气予以批评。当平壤、黄海大战结束，赫德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社会介入的时间窗，尤其是英国，在赫德看来更应该以全新的政策弥补先前对中国的误导。“现在是英国行动的机会，如果英国肯于采取行动，中国将永远是他的朋友。倘若无行动，俄国就拿去这笔赌注了。恭亲王现已复职，但他又怎能有所作为？如果英国不采取行动（我说的行动是指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以武力制止日军登陆），恭亲王将听从俄国的摆布。”(13)
恭亲王是赫德的老朋友，他们相识已经超过三十三年了，但由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原因，恭亲王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有十一二年了。因此，中国方面约请赫德见面，赫德自然很高兴，充满期待，喜悦溢于言表。然而到了约定时间，10月6日，恭亲王并没有来，而是军机处两位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代表恭亲王前来会晤。从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位中国大臣“几乎要痛哭流涕，愿意接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今后去办种种的事情。他们说一星期前无人敢于提出和议，而两个月前只敢讲‘宣战’却无人敢讲任何别的话。即使在目前，如果求和的消息被人知道，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们，仍然会攻击政府的”。清王朝的政治体制非常奇怪，由于没有民间社会，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多元声音，因而当人们一味赞美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就时，没有人敢于说出不同意见，即便内外大臣清醒如李鸿章、孙毓汶等，也毫无办法，他们只能虚与委蛇，得过且过。无法在清廷整体疯狂叫嚣宣战时大胆发出理性的声音，更不敢在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提出议和的可能、方案与步骤。
吹起来的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作茧自缚的最高领导人现在也知道中国没有力量与日本打下去，“身负重任的政府现在已经知道再打下去是没有把握的，而早日和平解决才是最好办法”。因此，孙毓汶、徐用仪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问赫德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赫德坦率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但他很怀疑日本在完全达到征服目的前是否肯停战，他也担心“北方的人们”（应该是指俄国人）“不喜欢使垂诞已久的领土中立化”。赫德强调，“但这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和最好的一步”。(14)很显然，赫德委婉建议中国应该主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就是请求英国政府尽快介入中日冲突，尽最大力量劝说日本停止战争。对于中国方面的请求，赫德心领神会，他迅即通过各种渠道将中方的意思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英国政府很快接受了赫德的建议，并迅速与各国政府进行沟通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可能需要付出的条件或代价。英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中国必须正视面对的事实，无论这场战争如何不合理，然而仗还是在打。如果中国要和平，他必须付出代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考虑道义上的是和非的。”(15)
赫德是清政府聘用的总税务司，而且他并不认为日本的行动有什么正义性，因而他非常不能接受英国外交当局关于中国必须付出代价的原则，但是英国外交当局在与各国磋商时，似乎不止一次提及中国必须支付赔偿、割地的代价，以及朝鲜独立。
在与各国磋商的同时，英国政府也通过自己的外交渠道询问日本的条件。10月8日，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交当局递交了一份询问件：“日本国政府可否向各国承诺，担保朝鲜之独立及向日本国赔偿军费为媾和之条件？”(16)
日本外交当局在收到这个文件后，迅速向各驻外公使征询意见，有的以为可以与中方开谈，更多的以为应该逼中国做出更多让步。驻德国公使青木致电陆奥说：“勿听信任何调停，直至取得另一个决定性胜利。如我必须放弃朝鲜，和平条约只能得到台湾岛，且赔款不少于一亿英镑，金银各半。清国政府必须让与朝鲜领土，使其扩张至河边岩壁，形成古老之朝鲜疆域，以便朝鲜将釜山浦与毗连之领土割让日本。另外，日本必须是签约国之一，以保证朝鲜之完整与独立。将来无论东亚出现任何问题，均应征求日本之意见。最后，我诚心建议：给英国之答复尽可能推迟时间。”(17)
鉴于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各国外交当局深惧日本假如不适时停止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极有可能引发中国的分裂。假如中国分裂，势必危及东亚和平，由此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各国在黄海大战后对中日冲突格外关注，普遍以为只要中国肯牺牲一些经济上、版图上的利益，就一定能够结束战争，重建和平。
各国对怎样调处中日冲突没有找到能使各方都接受的办法，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都愿意介入这一事件，似乎都不愿意看到远东局势因中日冲突继续恶化。九月十二日（10月10日），英国公使欧格讷前往天津拜访李鸿章，商讨调停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及步骤。欧格讷表示，现奉本国外部电，以中日战事未便久持，两有伤损，嘱相机劝解，是先私意相询如何办法。
大约李鸿章还没有弄清英国人真实态度，因而他对欧格讷的建议不敢轻易应答。他表示，事已至此，大清帝国只有奉陪到底，一意主战。
欧格讷或许看到了李鸿章内心深处的想法，因而他一语破的，强调中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优势，与其最后败得那样难堪，不如及时止损，早日讲和，既保住大清国的面子，又能适度减少实际损失。他大约自认摸清了李鸿章的想法，因而直截了当询问究竟准备怎样讲和：恐无把握，不如早和。继问当如何和法。
对于欧格讷的逼问，李鸿章似乎稍显尴尬。他表示，唯有先劝中日两国停战，再议朝鲜善后事宜。欧格讷闻言表示，这个主张犹如从前惯例，先令撤兵，再议朝鲜善后办法。这样的要求，肯定不能成功。现在要想使议和能够成功，中国必须答应非赔偿日本战争费用不可：是又如从前先令撤兵，再议朝鲜办法，事必无成。今要议和，非允赔兵费不可。
李鸿章闻言迅即表示：“与其赔兵费，不如留此费以用兵，断难依允。”(18)
从李鸿章的外交谋略说，他此时这样回答欧格讷，并非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而具有对英国人“出价”以“还价”的意思。毕竟与英国人几个月来缺少沟通，不知道英国人与其日本盟友的关系到了怎样的地步，所以他很谨慎地与英国人周旋。
李鸿章此时最信任也最下功夫的是俄国人，他希望由俄国人挑头干涉，所以他对英国公使欧格讷的活动兴趣淡淡。更何况，恭亲王几天前的密函，也是嘱他与俄国人好好商量。
12日上午十时许，俄国公使喀西尼在公使馆参赞巴福禄陪同下，自烟台至天津，专程与李鸿章面谈中日讲和事宜。李鸿章上来就指责俄国人背信弃义，不守承诺，从前贵国屡言不准他国占据朝鲜土地，今日本竟然占据了朝鲜全境，却不见贵国出面交涉，更不见干预。
李鸿章的下马威大约真的镇住了喀西尼。喀西尼表示，俄国政府真的还没有想好究竟应该怎样办。现值中日用兵之际，局面未定，俄国不便深度介入，“未便搀越，暂守局外”。如中日和议后，日本久居朝鲜，那么俄国一定会遵守前诺，进行干预。唯中日战争不已，伤损必多，终必议和，不若乘日军尚未进入中国本土的机会，速商停战办法。唯现在如欲议和，中国必须有吃亏的心理准备。然而如果不趁此了结，将来日军再进一步，贪心更大，和局更难。
对于喀西尼的说法，李鸿章表示认同。他只是强调，议和亦看条款如何，如吃大亏，不若久战。他问喀西尼现在对停战一节，是否有成熟的考虑？喀西尼表示，作为公使团领袖，他准备到京后与英法德意诸国公使抓紧商量，电知各本国政府令驻东京各使与日外部商办，东京与北京相互合作，总能寻找一个解决办法。(19)
在喀希尼与李鸿章会晤的第二天，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英使欧格讷往访总理衙门，“议各国保护事，限即日定议，飞促恭邸到署，议至亥正散，日本索兵费至是发露矣”。战争赔款是伦敦与各国外交官默认的议和前提，但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战场失利，但毕竟没有宣布战败，此时如果就答应拿出巨额款项止损，那么正如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的那样，不如用这笔钱去练兵，以便在战场上击败日本。所以等恭亲王将会晤情形向总理衙门、军机处各大臣通报，各种意见五花八门，孙毓汶、徐用仪“汹汹，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翁同龢、李鸿藻以为“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不可。午初恭邸见起（五刻），余（翁同龢）与李公（李鸿藻）同起（二刻五分），军机起（三刻），余等见皇太后，指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悬爵赏以励九连城前敌，催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此二条允行。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20)
清廷内部并不清楚列强之间的沟通，更不知道日本的底牌。孙毓汶、徐用仪力主及早止损，前者孙毓汶掌兵部，如李鸿章一样深知清军实力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强大，打遍东亚无敌手，“力言战不可恃”；后者徐用仪长时期服务于吏部、兵部、军机处，对于内外情形比较熟悉，因而他们两人与李鸿章内外呼应，希望中国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和，决不能碍于面子破罐子破摔，玉石俱焚。负责任的政府既不能颟顸从事，不在乎玉碎，更不能将国家、江山、人民孤注一掷，不要瓦全。玉与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利益共同体。而在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看来，大清帝国的面子高于一切，妥协就是投降，投降必然违背正当性、合法性，因而他们主张孤注一掷，鱼死网破，英雄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倒在谈判桌旁。
德璀琳东渡
期待列强出面阻止日本继续用兵，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梦幻，从日本政府的既定方略看，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时候展开谈判，日本一定要制服清政府，一定要清政府真正屈服，所以他们需要战场上的绝对优势，不容许清政府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不是清政府不想谈判、不想求和那么简单，而是日本人根本不答应停战和解。
和比战难，这就是黄海大战后清政府面临的最大困惑。
日本人不会轻易接受列强的调停，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获得绝对优势和不容谈判的筹码。日本政府的目标始终很清楚，他们第一步就是要获得对朝鲜的全部控制权，而要想获得这个完整的控制权，就必须使清政府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要使清政府在谈判时觉得朝鲜的控制权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这就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智慧较量。
与日本不急于谈判的情形不一样，清政府在黄海大战之后虽说并没有丧失元气、主力，综合牙山之战、丰岛海战、平壤大战、黄海大战，清军受到的实际打击并不是毁灭性的，清军的基本力量还在。而且，由于李鸿章很早就意识到此役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去解决，因而在黄海大战后，正如陆奥宗光早就意识到的，中方“终于觉察到没有与日本周旋到底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战略上尽量采取防守地位，在外交策略上更加努力诱致外国的干涉。因此，在辽东半岛的陆战中，他们（清军）几乎一次攻势也未进行。而且李鸿章还严厉命令水师提督丁汝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要避免一切危险，使黄海战役中败残的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的要塞，不再出战于外海。此外，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一同一再恳求外国使节援助，并电令驻欧各国使节向其驻在国政府一味哀求乞援。而英国政府在此联合各国企图向中日联国劝告恢复和平，这时俄国正在虎视眈眈，伺机欲动。总之，即使在中日两国战局继续期间不招致欧洲列强的干涉，但是任何人皆不难预料这种干涉迟早必会到来。况且中国政府不顾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列强乞怜哀求，以致门户洞开，引狼入室，此种愚策，虽因燃眉之急，迫于无奈，然而促成欧洲列强日后过多干涉东方事件，其基本原因应该说是由这次战争结果所致，其始作俑者不能不说是中国”。陆奥对中国的批评固然有猜测的成分，但大致比较清楚意识到了中国的困境，知道日本应该怎样做。
日本人现在还不愿意接受列强调停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筹码。而清政府主政者在战与和之间继续摇摆，是因为他们还不认为大清帝国就这样不堪一击，与其付给日本那样巨大的战争赔偿，还真的不如好好准备，重新开战。这是那批官僚发自内心的想法，只是他们可能确实不知道清军真的不堪一击，即便再给他们一个充分的准备时间，也无法与日军进行决战。只有极个别官僚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看透了两国之间的根本差距，主张为了减少损失，只能及早止损，否则就不是经济上的损失了，而真的要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乃至政权危机。所以，清廷尽管对英国公使欧格讷提出的议和条件很不满意，但讨论的结果，则依然“致语欧使，如所请矣，错词甚非体也”。(21)原则同意欧格讷所议，同意欧格讷作为调人向日本游说，阻止日军继续向中国本土进攻，坐下来议和，但措辞还应该再修饰，必须顾及中国的脸面，让清政府对内有个交代。
10月20日，英国政府决定会同欧西各国调处中日战事，“顷闻各国已经函询日廷”。(22)然而，日本此时正处在顺风顺水的境界，其攻势势如破竹，日本人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英国人的调停。23日，日本政府将此意正式告诉英国人：“帝国政府感谢英国女王政府友善的提议。于日本军队到处取得胜利的今日，帝国政府认为，在现阶段之战争中，事态发展尚未取得一定进展，以肯定谈判会达到令人满意之结果。因而目前根据何种条约结束战争问题，帝国政府则保留自己观点。”(23)日本政府不愿就此与中国言和，主要是他们此时认为对中国的打击还很不够。驻英公使收集的情报是：“日本政院此次与中国失和，必须极力攻击，嗣后可以永保升平。其（日本）不肯应许各国言和，其意欲尽其所欲而后可。”(24)稍后，中国驻外公使将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告诉了清政府。
英国人调停，日本人不买账，是因为日本人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日本在拒绝调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进攻。九月十八日（10月16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陆军大臣大山岩率首批登陆部队两万余人，分乘三十多艘轮船从日本本土出发，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然后从背后攻击旅顺要塞；其第一军三万余人，在山县有朋大将率领下向义州集结。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登陆花园口，开始进入辽东半岛。战火向中国本土燃烧、蔓延。其矛头所指，使清政府觉得是直插京师，日本人大约要像几十年前英法联军那样，直捣京师，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约。
日本人的强势进攻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十月初三日（10月31日），原本一向从容应对的翁同龢开始沉不住气了：“卯初入内右门，坐门内他达（系传旨侍候）。与孙兄入，见于养心殿东暖阁。上体大安，前日叩无寒热也。入门跪安，力陈京师殆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退，诣方略馆小憩，十年前旧巢痕。辰初与李公至隆宗门外大公所，见恭邸痛哭流涕，请持危局，卒无所发明，志伯愚亦在。胡云湄来，言昨见汉纳根，言此时实无办法。同邸到直房，上召见恭、庆两邸，李公及余在东暖阁，恭邸奏对甚多，不甚扼要（恭邸第一次，上见）。惟汉纳根进见一节阻止，得允，余与李公亦力言不可。二刻退，至直房。礼、庆两邸有太后召对起，庆先退，礼一时许方退，其于今日请设巡防，请借镑款两层皆不置一词，想未蒙允准也，但云今日所言皆系庆典。时事如此，令人磋诧。”(25)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朝廷内部的混乱、紧张、不安，另一方面感到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还没有过完，依然缠住了朝廷的主要精力。
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并不只是她个人的祝寿会，而是国家大典，尤其是考虑到几年前光绪帝亲政时没有一次性接下大清帝国的全部权力，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就更具有政治意义，这表明从此以后，1871年出生，年满二十三周岁的光绪帝将接管帝国的全部责任，慈禧太后将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节日，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所以清廷为此进行了周密筹备，从年初朝廷就不断就此活动发布指示。无奈，日本实在不愿给清帝国这个面子，内政与外交由此纠缠不清。朝鲜危机打乱了庆典计划，但是如此重大的庆典，而且主要是对内的意义，绝对不能因战争而宣布完全取消。果如此，势必引起国内政治的巨大混乱。所以清廷面对前线失利，依然不能甩开膀子与日军在战场上放手厮杀。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的生日为农历十月十日，1894年的西历，就应该是11月7日。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日军毫不留情乘胜追击，而且节奏越来越快。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日军登陆花园口；十月初九日（11月6日），金州失陷；十月初十日（11月7日），也即慈禧太后生日当天，大连湾失守。
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慈禧太后并没有坚持生日一定要过，更没有闹情绪要求大过。她一再通过各种方式希望低调，要求压缩规模，废止了许多规划项目。九月二十四日（10月22日），更明白宣布庆典只在宫中举行，规模最大限度压缩。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诏示初五、初六两天计划举行的生日筵宴暂行缓期。到了生日当天，一个极小规模的庆典在宫中悄然举行。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及清廷主政者都清楚六十大寿庆典对军事行动的干扰，但依然没有办法很早就公开宣布取消。这就是威权体制的难处。
战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而如此大典又必须一天一天地艰难等待。十月初四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等“遂至宁寿宫蹈和门内小屋坐，庆王（一）、恭王（一），军机翁同龢、李鸿藻（一）奏对良久，慈颜怫郁，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各国调处事，并引臣昨晚晤语。余对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退至枢直看折。是日庆邸力陈恭邸宜令督办军务，允之（明日降旨）”。(26)谕旨强调：“现在畿辅大兵云集，著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庆亲王奕劻，著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并著会同商办。”(27)这有点类似于1860年的故事，委托恭亲王全权处置。
获得督办军务的全权后，恭亲王一方面加强京师巡防、保卫，另一方面给各驻外公使下达指示，让他们放开手脚，与各国外交当局磋商，请求俄国调处中日冲突。十月初六日（11月3日），恭亲王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根据《天津条约》第一款，对中日两国进行斡旋；第二天，恭亲王召集美、英、德、法、俄各国公使磋商，要求各国政府会同干涉。恭亲王每次建议都是以朝鲜独立和对日赔款作为谈判基础的。(28)很显然，恭亲王督办军务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期待以尽量小的代价尽快获取和平。
英国虽然最先倡导中日和解，但遭到先前失败后，它不再愿意出头倡导；“法使允出头力劝日议和，已电外部侯复”(29)；俄国有意出面；德国则认为“现时议和无济于事”。(30)美国政府在收到恭亲王这项请求前，曾经向中日双方询问过：假如美国出面干涉，两国能否接受。在收到这项请求后，美国政府训示其驻北京公使说，虽然美国总统愿意采取单独行动劝说中日两国重归和平，但是单就赔款数目一节，如果能够取得日本同意，美国将不拒绝和其他各国会同行动的请求。
清政府的请求在列强那里获得了相对比较积极的回应，然而当列强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本政府表达这一要求时，却继续遭到明白回绝。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无意将他们的胜利推进到为确保日本公平合理的战争果实的限度之外。可是在中国觉得对于和谈问题应该直接向日本接洽以前，却不能说这种限度已经达到了。(31)日本政府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真的屈服、认输，假如此时接受各国劝和，日本先前的努力极可能白费，中国不会轻易在善后协议上签字。
日本拒绝了列强集体调停，继续加大在战场上的进攻态势，迫使清政府屈服认输，逼迫清政府通过某种特殊管道向日本乞降、乞和，而不愿意将中日纠纷国际化、扩大化，不愿意第三者染指。
对于日本政府的企图，清政府主政者当然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所以清政府要将列强拉进来，尽量避免与日本单独接触、媾和。十月十二日（11月9日），朝廷委派侍郎张荫桓专程前往天津会晤李鸿章，商邀各国调停，寻找外交办法。恭亲王等重臣另有一密信交张荫桓带给李鸿章：“屡接电音，聆悉一切。事势至此，凡可上纾宵旰之忧勤者，皆当力挽回，以图补救。本日已奏，奉上谕，饬将此事妥为筹办，并特派樵野侍郎与景道驰赴尊处，面商一是。阁下数月以来独任其难，九重业已深悉。此时应如何设法，以期了结之处，阁下受恩深重，义无旁贷，且系奉旨归我等数人办理，必可合力维持，望妥速筹办，盼甚。未尽之言，并由樵野两君面述。”(32)景道，即景星，满洲正白旗人，字月汀，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等，时任督办军务处文案翼长，无疑属于恭亲王比较信赖的助手。
十五日（11月12日），张荫桓、景星两人悄悄抵达天津。(33)李鸿章得读恭亲王的密信，并与张荫桓交换看法后，觉得单纯指望列强居间调停太过消极，各国要达成一致需要时间，而中国在战场上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坚持。所以在第二天，李鸿章明白建议由他从天津直接“遣谍”前往日本找伊藤博文寻求对话的可能性：“闻敌有不愿局外居间之说，各国心志亦未齐。津拟遣谍径达伊藤，较联衡说合为捷，仍与署办并行不悖。惟敌欲太奢，未易凑拍。巴兰德前议宜速行以助力。容差旋面陈。”(34)李鸿章的意思很明显，他根据各方面情报，觉得列强即便有心调停，依然面临两个困难：第一，列强本身统一认识需要时间；第二，各种渠道获悉日本流露出来的口风，是不愿意列强居间调停，而大概可以接受中日两国直接对话。当然，还有一个困难，是传出来的日本要价实在太高了，要想达成妥协不那么容易。但是他依然希望由天津直接进行试探，成了固然好，不成也容易推脱，不致使政府陷入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