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巴兰德前议”，据李鸿章稍后报告：“德税司送阅巴兰德密电，云前数日请各国公议东事，各国皆谓东洋甚有奢望，即允将韩给东，再加兵费，尚不满意。而中若将韩给东，俄亦不允。东意占地，大约志在台湾。虽此次衅由东开，各国不一定能帮中国。鄙意中国仍当力战，或俟东力乏，或俟各国自愿出为调停，或由中国自问东意欲何居？东必张大其词，骇人观听，然后由中国宣示各国，自必有作不平之鸣者等语。昨与张侍郎等密商，即系自问东洋之议，望速办。巴语意似尚切实，不妨笼络，为我所用，作为西兵。请主裁入告。”(35)
巴兰德为德国老资格外交官，长时期驻使中国，对远东事务有很深的理解，长时期为李鸿章的座上客，他的分析深刻影响了李鸿章，使李鸿章觉得，要想尽早化解中日危机，必须采取多轨策略，既要依靠列强的帮助，利用列强的矛盾，更应该坚持抵抗，直面危机，边打边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走一步看一步，假如日本狮子大开口，侵犯了列强在远东的共同利益，那么列强必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出而主持公道。这是李鸿章与张荫桓密商向日本派遣密使，“自问东洋”的依据。
“自问东洋”，固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由谁去问，则很费斟酌。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中国此时如果正式委派一个外交官潜往日本，无异于举着白旗投降。这势必对军心、民心造成极坏的影响。李鸿章“以为日方正以战胜而骄，若派大员赴日，虑为所轻，打算派一个洋员前往，以为试探”。(36)与张荫桓商量，李鸿章以为既然老朋友巴兰德提出这个建议，那么不妨劳他走一趟，何况巴兰德只有五十八岁，1893年退隐，原因是他与一位比他年轻三十三岁的美国女子结婚，违反了德国外交部的规定。(37)此时如果请巴兰德为“中国全权大臣”，往访日本，弄清日本的底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成了，化解中国危机；不成，也不致损害中国政府的声誉。
然而，巴兰德并没有接受李鸿章的邀请。十月十九日（11月16日），“顷德税司译送巴兰德柏林电称：我碍难受中国全权大臣之任，缘身弱多病。至各国不肯出面弹压东洋，因华官拘守旧法，以为相助无益。然愚见中国应出力再战，否则忍耐一时。现德国并无不允弹压东洋，第先要中国自探询东洋究竟其意何居，倘东洋愿望太奢，我想必有友邦从中调处。我现即回威巴斯顿故居矣。”李鸿章判断：“玩其电意，似不愿受命。”(38)
李鸿章似乎本来就没有对巴兰德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他在与张荫桓等人商量时，几乎从一开始就将比较理想的人选锁定为德璀琳。
德璀琳为英籍德国人，生于1842年，时年五十二岁。德璀琳1864年进入中国海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与李鸿章、赫德等都有密切关系，也是巴兰德的密友。他在19世纪晚期中国外交事务，尤其是经济领域，为中国发展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李鸿章对德璀琳格外重视，德璀琳相当于李鸿章幕僚层中“客卿”的角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供咨询意见。因此，在巴兰德无法前往日本后，改派德璀琳顺理成章。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清廷密谕李鸿章：“德璀琳在中国当差有年，忠实可靠，著李鸿章将应行筹办事宜，详晰告知德璀琳，令其迅速前往东洋妥办。”
有了朝廷的指示，李鸿章与德璀琳就相关事宜通盘考虑。德璀琳提出，“久受朝廷豢养之恩，当此时势艰危，亟应竭诚报效。唯恐人微言轻，不足见重于彼族”，因而“求转奏赏加头品顶戴，以示光荣”。李鸿章以事关机密，又须迅速启程，乃权宜面允，事后函请恭亲王代奏允准。
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李鸿章还专门为德璀琳准备了两份公文。一份以李鸿章的名义，深情回顾十年前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见面的情形，以期从感情上打动伊藤：“光绪十一年，因朝鲜事，贵伯爵大臣惠莅津门，与本爵大臣面商条约，两国平安关系东方大局，和光洋溢，实获我心。定议画押之后，满拟玉帛千秋，永敦和好。梦想所不到者，际我身世尚生兹祸乱也。当乱机初发，尝思弥缝遏抑，力求其平。迨至战事既兴，条约已弃，无可挽回，本爵大臣深叹息焉。虽然时至今日，事皆背戾，而本爵大臣所愿两国平安之志念念不忘。夫胜败无常，莫知究竟，如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此中损益，不待智进而知，因思再试通辞，两国自行解说。奏蒙我皇上钦派德璀琳前来晋谒鬼爵大臣，代达情愫。德璀琳在中国久任艰巨，为朝廷及本爵大臣所倚重，且深悉两国情形，数稔和战利害，从前办理条约彼亦参赞其间，请即赐见垂询，可知心腹。海天在望，引领为劳，虽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印以心也。”(39)
第二封为外交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我大清成例与各国交际素尚平安，现与贵国小有龃龉，以干戈而易玉帛，未免涂炭生灵。今拟商彼此暂饬海陆两军罢战。本大臣奏奉谕旨：德璀琳在中国当差有年，忠实可靠，著李鸿章将应行筹办事宜，详晰告知德璀琳，令其迅速前往东洋妥办，并随时将现议情形，由李鸿章密速电闻等因。钦此。遵即令头品顶戴德璀琳立即驰赴东京，赍送照会。应若何调停，复我平安旧例之处，应请贵总理大臣与德璀琳筹商，言归于好，为此照会，请烦查照施行。(40)
德璀琳的使命，只是信使，只是传递中国希望重回和平的信息，德璀琳并不具有代表中国对日谈判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外交安排。德璀琳东渡，既可使清政府免除直接乞降求和的尴尬，也实际上到达了乞降乞和的目的。而且，根据李鸿章的判断，日本也会认为德璀琳既然是清国的洋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清国进行一定限度的交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假如德璀琳交涉失败，有损于大清的形象，牺牲一个洋员，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李鸿章的外交，总是期待进退自如。
稍经准备，十月二十四日（11月22日），德璀琳从天津踏上前往日本的征途，同行者六人。(41)
经过几天海上旅行，十月二十九日（11月27日），德璀琳一行搭乘雷游号抵达日本神户。当天晚上，德璀琳登岸拜访兵库县知事周布，解释此行只为中日和解而来，希望尽早见到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当面递交李鸿章委托带来的信件。(42)
陆奥宗光接到德璀琳抵达神户的报告后，迅即致电正在广岛的伊藤博文，并对德璀琳一行的诚意表示怀疑：“据鄙人所推断，该人携带所谓李鸿章之书函亦大抵与近来清国政府向外国明言者相同，无论如何亦必为我政府所难以同意之条件。”(43)因此，陆奥给出的处理建议，是派遣加藤公使前往神户，当面向德璀琳指出这一点。
稍后，“经过较全面的考虑”，陆奥认为日本政府现在以任何一种方式接受德璀琳送来的李鸿章之书函，接待德璀琳，“都是不合适的”，“在目前情况下，除非在中国政府发出预先通知后，派出其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代表，否则是不能与中国政府之官员进行交往的。如果德璀琳带着任何受我方鼓励之迹象回到中国，则要导致德璀琳本人或罗伯特·赫德被任命为将来谈判的全权代表。而任命外国人为全权代表，无论如何都必须拒绝。因此，这样做不仅不理想，而且可能给列国一个间接干涉之机会”。(44)陆奥宗光决定不让日方外交官接见德璀琳，也不要接受德璀琳带来的李鸿章书函，而是明白命令德璀琳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离开日本。
根据陆奥指示，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11月27日致信德璀琳：“有关昨晚您提出之要求，我谨奉命通知您如下：（1）李鸿章阁下的信之性质（是官方信件还是私人信件？）；（2）有关您此行的资格（如果是中国官员，什么官阶和职位？）；（3）此次是否还有人与您同行？如有，将其姓名和国籍连同您的国籍一并写出。”
对兵库县知事的询问，德璀琳给予细致答复：“（1）李鸿章阁下的信件之性质为官方急件。（2）我的资格，正如在给伊藤伯爵的官方电文中解释的那样，是头等官员，我到此时遵从皇帝之命。（3）没有任何一位官方人员与我同行。我是德国人。陪同我来的是我的秘书布伦特·泰勒先生，英国人；我的一位私人朋友亚历山大·米切先生，也是英国人。还有三位中国人，即一位书记员、两位仆人。”(45)
陆奥宗光不愿与德璀琳打交道，但负责具体处理此项事务的外务书记官锅岛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报后却有相反的建议：“据余所探闻，清国于连败之后，因无有为如此大国率先效调停之劳而气馁，不知所措。今若李鸿章死去，不仅无一人维持政府，且瓦解亦迫在旦夕。实际上，北京已处于无政府状态。李鸿章不能离开天津，除李经方外，无人能出席谈判。但德璀琳一行如提出条件，仅为与我会面而听从我之意图，故不能不决心改变其陷入无政府之状态。”(46)锅岛建议陆奥重新考虑怎样对待德璀琳。
陆奥宗光并没有接受锅岛的建议，他在28日回复锅岛说：“你已查明的有关北京之事态与李鸿章平时的政策相符。因为我们已向北京政府去函，我们则应坚持已采取的渠道。德国公使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已收到德璀琳打来的电报，间接建议接见德璀琳一行。我唯恐接见德璀琳一行，将是外国干涉之开始，因此，我要特别重申我原来的建议。”(47)
德璀琳在神户被晾着，他心中其实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但他并没有低三下四苦苦哀求，而是在28日致信伊藤博文：“今去函荣幸地通知阁下，我已收到本月二十六日之电报，大意是美国已答应间接调停，日本如同意，我将返回中国。为此，谨通知阁下，我预计于明晨启程。”(48)
29日，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之命，专程前来神户的加藤公使因陆奥的立场，没有办法与德璀琳会面，他遂通过兵库县知事对德璀琳做这样的答复：“今日之场合，如非具备相当资格，不得面会，故现不能会见德璀琳。”然而，“德璀琳对此未发一言，却说本日接恭亲王电，日本政府已承诺美国政府仲裁，自己无须于日本逗留。因此，申述必须立即归国之意”。(49)至于李鸿章让他带来的那些书函，德璀琳告诉日本人，他已通过邮局寄给了伊藤博文。根据德璀琳的说法，恭亲王的电报，乃于26日由天津德国领事致神户德国领事。
11月29日，晨六时，“所谓受清国政府媾和之委托而来朝之”德璀琳一行(50)，从神户搭乘雷游号原路返回中国，归航天津。此行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总算是战争开始以来，中日两国政府一个比较正式的接触。
美国促成和谈开启
其实，与德璀琳东渡同步，恭亲王重出，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低调应对前后，一直期待利用外部力量结束战争。11月4日，恭亲王邀请各国驻京公使调处中日战事，恭亲王给出的条件是：1．允许朝鲜独立；2．中国可以适当赔偿日本兵费。恭亲王还通过驻各国使臣，责成他们与各驻在国外交当局好好商量，请求调处。(51)
11月7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的日子。但这一天，日军却相继攻陷了金州、大连湾，前方战况万分危急，庆典也就只好在宫中小范围悄然举行，聊以应付。不过，当这个日子一过，清廷不再受内部政治的困扰，因而争取和平的活动迅即提上日程，多管齐下，争取尽快停战。
12日，各国驻京公使觐见光绪帝于文华殿，面递贺寿国书。标志着甲午年国内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至此全部结束。当天，恭亲王密函李鸿章，并委派张荫桓前往天津密商和平路径，于是有巴兰德、德璀琳之议、之行。恭亲王、李鸿章当然知道凭借“客卿”不可能与骄横的日本达成妥协，中国要想赢得和平，必须要有足够信誉的大国为之背书，而且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去操作。恭亲王邀请各国驻京公使，以及让驻外公使与各国协商，就是直接交涉的前奏。
各国接到清政府请求后，也有所动作，只是意见不太一致，一时无法协调，但并不意味着毫无进展，毫无作为。有的也比较积极，特别是美国政府虽然不愿意与他国一起行动，但对中日和解重建东亚稳定比较热心，一直在进行单独活动。在总体上，美国政府确实倾向于日本，以为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少错，清政府不该在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续要求对朝鲜的宗主权，朝鲜必须独立，必须脱离清政府。这是美国政府介入调停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对清政府强调，清政府如能同意这项要求，美国就出面调停。
清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清政府几乎失掉了最后防线。除了和解，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清政府不得不默认美国的条件。
有了清政府的默许，美国政府力主单独出面调停，不愿意与他国搅和在一起，更不愿加入英国人主导的调停行动。(52)11月6日，美国国务卿召见日本驻美公使，告以如下之事：“大总统欲知，如大总统愿为日清两国间友谊上之调停，日本国政府对此可有异议否？该大臣又问：因美国同情于日本国，本无妨碍日本国战胜之意。但相信欧洲之某国，欲乘此良机试图强行干涉，彼时必产生重大困难。本使对此答以大总统之友情，为日本国所感谢。又据本使意见，日本国政府对上述之友谊乃出于大总统意愿之行为，必无异议。然而，目前难知何等调停应为日本国政府所承诺者，故无论如何亦须立即向我政府报告之。”(53)
日本外交当局经过缜密研究，1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致函美国公使，明确拒绝美国居间调停要求：“帝国政府甚赞赏此种友好感情，因其可使美国政府能为日中和平提供帮助；在战争中为日本提供武器而取得胜利，似乎为帝国政府不需为解除敌意而同其他友好强国合作；帝国政府不期望获得过分的胜利，然而直至清国于和平问题上，发现自身处于亲近日本时，此种限度方可谓达到。”(54)这番外交辞令说得太含糊，为了避免美方误解，陆奥向驻美公使发布这样的指示：“本大臣得陛下批准，今日将口信交付驻日本美国公使。提议愿效斡旋之劳，则为日本国所深表感谢者。但日本国迄至今日连战连捷，故结束战争并不需要谋求友邦之协助。日本国必须担保获取因交战所得之正当结果，决无乘战胜而随心所欲，以致超越限度之举。然而至清国直接向日本求和为止，不能认为已达上述限度。本大臣向美公使交付上述口信时告该公使，如清国提出希望同日本国谈判时，日本国希望其提议尽量经由美公使转达。但要求此谈判绝非我方对清国劝告之结果。关于尔后之协商及条件之确定，自然皆应直接与清国交涉。”(55)日本不能同意美国以调停者身份参与，但同意以“传信人”身份参与中日直接谈判，但这实际上默许美国从中撮合，由美国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充当信使角色。美国人终于为清政府搭上了与日本沟通的线。这也是清政府急电召回德璀琳的具体背景。
11月2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到总理衙门往晤恭亲王，“自称奉其国电为中倭调处，拟一文书言大清国大皇帝、大美国大皇帝【总统】同派田贝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主，并赔偿军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第二天，总理衙门报送此件时，“若议不成，再开战”云云，引起了一些大臣的疑虑，担心为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故而光绪帝表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孙毓汶、徐用仪闻言同对“万无此事”(56)，清廷遂交给田贝居间调停。
22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将清政府这些意见电告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请将下述电文交给日本外相：中国授权并要求我转达中国愿意直接进行讲和。基础是：一、承认朝鲜独立；二、支付合理的战争赔款。”(57)
对于清政府提出的这两个基础条件，日本政府根本无法认同。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所选择的最便宜的条件，但以此作为日本连战连胜的媾和条件，日本政府无法接受。而且，在日本政府看来，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讲求挽救危亡大计之时，还在采取好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的手段，讨价还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政府这两个基础条件毫无诚意，毫无乞求和平的愿望，因此日本政府绝对不能答应，不能接受。11月26日，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中国通过美国在北京和东京的全权代表所提出的建议，日本不能接受作为讲和之基础；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好像无心同意讲和的基础。如果它真的渴望讲和，它将就此任命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大臣。日本将在两国全权代表之会议上宣布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同意终止敌对行为。”(58)
获悉日本这项答复，清政府失望到了极点。中国的谈判基础已经宣布并告诉了日本，而日本不愿宣布自己的底牌，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忧虑。11月30日，中国政府再经美国公使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转致一封电报：“日本政府未明言究以何者作为媾和的充分基础，故中国政府无法推测日本政府的意向所在，因此中国政府对于任命使节议和一事，甚感为难。同时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为使中国得以处理该事，盼将两国打算商议的问题概要示知。”(59)从中国政府的立场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日本政府却不这样认为。
日本早拟就了与中国政府谈判条件或者说价码，但在何时公布问题上，日本政府另有考虑。日本政府内，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能够提前公开宣布这些价码，可以使欧美诸国预先予以默认，防止日后发生误解，或许也有利于谈判进程；而反对提前公开价码的意见则认为，一旦将这些媾和条件提前曝光，则难免遭受一些国家的干涉，毕竟有一些国家对日本并不友好，并不同情。日本提前公布这些条件，原本期待他们同情、默认，结果却相反，却诱发了他们事先干涉的动力和机会。前一种意见逐渐被放弃，后一种意见逐渐成为日本政府内部的主流声音，因而日本政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在中国诚意求和之前，日本政府决不泄漏议和条件，将问题严格限定在中日两国间，使第三国在事前绝无插足、插手、插话的余地、机会。日本政府之所以执意这样做，除了不想让列强插手外，其实也与其内定要价过高、不便一齐拿出来有关。
基于这些考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于12月2日通过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实质上是向中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根据美国驻中国公使所转来之电报，中国政府似尚未痛切感到有媾和的必要。查此次要求停战，系出自中国而不是日本。是以日本政府不得不重申前电所述：‘如果不经过具备正式资格之全权委员的会商以后，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若中国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则此次之商议，即可暂告中止。’”(60)
很显然，日本同意媾和，同意谈判，但肯定不是以清政府的方案为方案，日本政府的要求远远大于中国政府的两条基础。但这大于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到时再说。
日本谈和要求的宣布使中国政府主政者非常困扰，恭亲王尽管有着和洋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也不知道怎样应对日本人。彷徨中，恭亲王恳请美国公使田贝代出主意，并很直率地要求田贝担任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全部谈判事宜。根据田贝的描述，中国政府的官员们甚至像幼儿依赖保姆那样依赖田贝，甚至建议田贝担任客卿，直接出任中国政府的和谈正式代表。
中国政府是否像田贝说的那样不堪，其实是可以存疑的。只是在后来的谈判中，田贝确实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是幕后的重要牵线人，他以中立国公使的身份操纵谈判，比清政府要求他出任正式代表还要顺畅得多，方便得多。
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逼得清政府无路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派遣全权代表与日本人谈判。12月4日，慈禧太后主持最高层会议进行讨论，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及张荫桓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接受田贝的调处，同意按照美国的建议、日本的要求，尽快派遣全权大臣与日本谈判。12日，清政府通过美使转告日本政府：“日本国政府拒绝接受上次提议之事，为清国政府所遗憾。清国政府遵从日本国政府之申明，任命带有全权之委员。为商议缔结和睦之方法，提议与日本国委员会晤。清国政府建议以上海为委员会晤之地，并希望事前了解何时委员方能会晤。”(61)至此，中国政府终于屈服，愿意按照日本的步骤进行。
清政府之所以态度进一步软化，主要与战局持续恶化有关。日本政府在与中国政府交涉过程中，一刻都没有停止对中国本土的进攻，在战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所以日本政府对谈判不是那么着急，此时对清政府提出谈判地点、谈判时间等，也是尽量挑剔，以此拖延开谈时间，从而使日军在战场上获取更多机会。12月18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通过美国公使转告中国政府：“若中国政府任命媾和全权委员，日本政府不论何时可任命同等资格之委员。但在日本政府任命该全权委员以前，中国政府应先将该国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全权委员会商地点必须是在日本国内。”(62)日本政府的蛮横态度，显然是故意打压中国政府的锐气，是要让中国政府从开始就改变姿态，要处处时时听从日本政府的安排，不要再出什么主意，出了也不行。
日本政府的强硬姿态深刻影响了清政府，使清政府开始觉得，既然战场上不如人，既然把柄在别人手里，那么现在一切问题如果不能依从日本政府的意见，恐怕日本政府就不会坐下来谈判。12月20日，清廷发布御旨，任命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头品顶戴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委员，“奉派赴倭议款”。(63)为往返便利，清政府顺带提出了两个小小的要求：“请日本选定与上海相近的地点为会议场所；并希望日本立即任命全权委员，速定会商日期，并望于日本任命全权委员之日，决定两国开始休战的日期。”(64)清政府建议谈判地点，据田贝说，为日本长崎(65)，或许是因为那儿的华侨比较多。
对于中国政府这点小小要求，日本政府也不愿意迁就。这显然是不想顺着中国政府思路走。按照陆奥的思考，关于停战，他原本就不准备开始谈判就停战，以为如果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停战，那么要待日本提出的三个条件得到保证、满足后方才可以答应。这三个条件是：一、朝鲜独立，二、割让土地，三、赔偿军费。在这三个条件中，一和三，是中国最先提出的基础条件中就有的，关键是第二，即割地。这是清政府方案中没有的，也是清政府之前没有考虑到的。日本政府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但怎样提出，也使日本很费周章，这大约也是日本政府处处为难中国政府的原因之一。
12月26日，日本外相陆奥通过美使致电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将任命具有全权资格之委员与中国政府任命之二委员议和缔约，日本政府选定广岛为全权委员之会议地点。在中国全权委员到达广岛后四十八小时以内，召开两国全权委员会议。至于会商之时日及地点，在中国全权委员到达广岛后可尽速通知。中国政府应将其全权委员由本国启程之日期及到达广岛之预定日期，速行电告日本政府。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政府许诺休战，亦须在两国全权委员进行会商后，始能明言。”(66)
很显然，日本政府不想给中国政府留下任何隙机，但按照平等的权利，中国政府当然要询问日本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日本政府对此同样拒绝，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计划一意孤行。这使居间调解的美国公使田贝都不好意思，以为日本人实在太过分，太不给他面子，而且日本这样做不一定能够得到预想的结果。清国是一个需要保全面子的特殊国家，日本如果能够稍微顺从一下，一定会得到许多好处。然而，日本人我行我素，对于美国人的这些善意毫不理睬。
张邵广岛受辱
战场上不如人，也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谈。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全权代表张荫桓、邵友濂尽快出发，赴日和谈。据张荫桓日记，1895年1月2日（十二月初七日），“户部直日，余奏带司员，寅初到班，蒙召询启程日期，复承谕民生涂炭，奉天吃紧，宜速发。当奏言三日内可以请训，容与枢中商定即递牌子。上颔之，遂出。至军机处就商恭邸，嘱以初十日，遂告总署豫备安折。”(67)
三天后，1月5日（十二月初十日），张荫桓向慈禧太后、光绪帝辞行、请训。“上意如前，奉饬跪安，即诣养性殿听起。遂趋蹈和门，至奏事处稍憩。奏事总管为备食，甚丰。食未半，恭邸来，巳初太后召，与恭邸同见。太后谕及安维峻一疏，垂泪不止，恭邸亦哭。而于宗社大计，恭邸未澈陈，余虽言之，然有泰山鸿毛之判矣。太后饬善密旨交余，以备彼族要求持以相示。恭邸承旨办理并奏明，约余至枢中相候。跪对六刻，恭邸无倦容，起跪甚便利，余则两手踞地，犹不能起，就垫旁跪安，徐步出至奏事处，略坐，随往枢中。莱翁拟旨进呈，致小云粘封交余带出，委顿几不可支，返寓补睡。晡后诣恭邸拜辞，不见。”(68)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都有详细交代，要求随时注意与国内保持联系，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都要随时通过电报报告朝廷，然后听从朝廷指示办理，不得擅自作主，更不能做有碍国体、尊严的事情。
张荫桓确实是当时朝中少数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但他对日本之行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心中并没有数。当然连恭亲王、李鸿章这些人可能心中都没有数，毕竟日本人不愿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张荫桓在辞行时表示这一趟日本之行不知要多少时间，也不知要谈多少事情，但愿托皇上福威，敌人就范，则可以缩短行程，节省经费，早日凯旋。张荫桓将成功寄托在运气上，这也就注定此行不可能顺利，更不可能成功。
根据美国驻华公使发给驻东京美使的电报，张荫桓一行将于7日自北京出发，自山海关乘悬挂中立国国旗的轮船赴上海，并将在那里与邵友濂会合，然后乘中立国轮船出海赴日。但“进入日本港口时，按惯例须悬挂清国国旗”。(69)对于悬挂清国国旗问题，日本方面有不同意见：“清国委员所乘轮船抵达马关以后，为此而被派来之日本官员须对该船进行临检。于确认该船为清国委员所乘以前，不得悬挂清国国旗。”(70)
1月7日（十二月十二日），张荫桓一行按照预定方案从北京出发。10日（十五日），抵天津，与李鸿章、吴大澂、德璀琳等分别谈话，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交际之事”，李鸿章“知无不言”，建议良多，张荫桓自感受益匪浅。第二天（11日）一大早，张荫桓“叩辞”李鸿章，吴大澂同车送至军粮城，“清卿（吴大澂）谋战甚勇，嘱余缓俟二月东渡以候捷音”。(71)这就是为什么张荫桓后来滞留上海迟迟不动的一个直接原因，他内心深处也期待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能够翻盘，以便使他在谈判时不被日本人太轻视。
1月13日（十八日）晚六点，张荫桓一路颠簸抵达上海金利源码头，招商局总办郑观应、会办沈能虎来迎，并搭乘沈的车子至同文书局，遂与聂缉椝久谈。第二天（14日），邵友濂“来请圣安，毕，约至寓楼共阅密旨、国书、敕书，筹商办法，久谈之下，筱翁午饭乃去”。(72)
一路走来，经与各方面谈话，所见所闻，使张荫桓感到朝廷对和与战似乎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对战场上能否侥幸获胜，扭转大局，在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一丝期待；各级官员、老百姓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不知道与日本人究竟有怎样的交涉，只知道大清国拥有那么多的军队那么强的海军，怎么可能打不过东邻日本一个蕞尔岛国。中国即使在战争之初连吃败仗，也不意味着中国兵力不如人装备不如人，只是一时还适应不了而已。这些人都想方设法劝张荫桓、邵友濂不必太急，还是给前线将士留下一个机会，假如前线将士能够彻底扭转战场上的颓势，那么你们在谈判桌上的感觉肯定不一样。所以到了上海，张荫桓其实并没有急着启程，而是等待观望，当然也是希望前线能够传来好消息。
然而遗憾的是，前线不仅没有好消息，反而尽是坏消息，日军连连得手，清军节节后退，眼见着先前的有利地位逐步丧失，尤其是日军登陆作战后依然所向披靡，不仅在辽东战场连连得手，而且调集大军登陆山东，围困威海，数十艘北洋战舰面临灭顶之灾。1月21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恭亲王电示张荫桓：“似此行不能缓矣。”(73)根据恭亲王的指示，张荫桓、邵友濂第二天预订了去广岛的船票，并请美国公使田贝将行程转致日本外部。
旧历年正月初一日（1月26日），张荫桓、邵友濂辞别上海，前往日本。经两天航程，1月28日（正月初三日），抵达日本长崎。30日转神户。31日至广岛。中日议和谈判就要在这里举行。
张荫桓、邵友濂率领的议和代表团，除两位全权大臣，还有头等参赞官、候选道伍廷芳，二等参赞官、刑部郎中顾肇新，内阁侍郎端良，三等参赞官、候补道梁诚，候选道黄承乙，随员、兵部候补郎中钱绍桢，分省补用知府沈铎，湖北候补同知张桐华，江西候补知县张佐兴，前山东昌邑知县招汝济、山东候补盐大使赵世廉，候选训导沈功章，日文翻译、补用直隶州知州罗庚龄，分省补用知县卢永铭及一般随员共计二十三人。
清政府和张荫桓、邵友濂都很清楚，这次与日本的谈判不会太轻松，日本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在法律体制上完全西方化，动辄引用国际公法，征引国际惯例，而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除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外，总是自以为聪明，坚守“中体西用”，因此错过了学习西方的大好时机，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对国际公法茫然无知，对国际惯例更是一头雾水。因此如果想在谈判桌上不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就必须聘请一个或几个懂得国际公法，熟悉国际惯例的专家。放眼国内，这样的专家基本上没有，唯一选择就是去找外国人。找来找去，找到了美国人科士达。
科士达生于1836年，时年五十九岁，律师出身，又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历任美国驻墨西哥、俄国和西班牙等国公使，1892年被哈里森总统任命为国务卿。后因哈里森第二个任期竞选失败，科士达也就失去了公职，赋闲在家。
丰富的人生阅历，使科士达广交善缘，也为自己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他与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是不错的朋友，与张荫桓似乎很早也就认识，所以当中国政府到处物色法律顾问时，很自然想到了这位既懂法律，又在国际社会拥有很高名望的政治家。中国政府大约在潜意识层面，希望科士达能运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影响日本，让中国一码。
然而，中国的期待只是一厢情愿。科士达或许是中国某些高官的好朋友，但没办法保证他不是日本政治家的好朋友，甚至是更好的朋友。事实上，科士达在国务卿任内，就和日本政治家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与日本现任外相陆奥宗光更是多年老相识。所以当他收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后，在第一时间向日本驻美公使馆做了通报，表示他此次受聘于中国政府，并不会因此而损害与日本各位朋友的友谊。他去帮助中国人，只是去尽一个受聘者应该履行的职责，就像他出任国务卿一样，只是对雇主负责。
话虽这么说，但一直警惕第三国插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这位老朋友并不放心，他无论如何不愿意自己的朋友站在敌人一边，他迅即指示驻美公使，特别希望阻止科士达接受这个聘请，为达此目的，陆奥表示不惜花费一些费用。陆奥希望科士达能够明白，日本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战争中，目前所处有利地位使日本不可能轻易接受中国方面的议和条件。他表示，即使在三个月前，当英国政府做出努力时，日本尚且不愿接受以战争赔款和朝鲜独立作为终止敌对行动的条件。因此，相当明显，当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取得较那时双倍胜利的时候，日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更多的东西。陆奥甚至狂妄地表示，即便中国尽最大努力所能给予的，在日本看来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陆奥要求科士达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74)
阻止科士达担任中国议和代表团顾问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确实看上了这个临时职业。1894年12月29日，他离开美国经日本前往上海。翌年1月22日下午二时抵达神户，并在该地逗留至夜里十二点，然后去上海与张荫桓会合。科士达向日本外交当局表示，在他逗留神户的那几个小时，他相当期待与日本友人在他乘坐的印度女皇号上举行会晤。(75)科士达请求与日方外交官会见之意在于：“他认为日清两国迟早必须和好，其和好以尽早实现为宜。故拟去上海以此意劝告中国政府。因此，如能与外务大臣会晤，私下略知日本政府意图之所在。进行上述劝告时，亦可大有把握。当然并非希望询问日本政府之秘密，只求得知能够公开之事即可。”(76)
其实，陆奥宗光真的不该为科士达担心，如果不是科士达担任这个顾问，而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陆奥和日本可能不会那样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至少在后来的许多中国人看来，科士达名义上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拿着中国政府的钱，却处处为日本人说话，就像一个律师拿着委托人的钱，不是为委托人争辩，而是貌似公平，这怎能不使后世中国人恼怒？
后世中国人抱怨科士达这样的顾问不为中国说话，处处向着日本人，以为这是中国在1895年马关和谈大失败的原因之一。这其实是不准确的。中国这场大失败，并不是因为谈判，并不是谈判桌上遭人算计，而是因为中国在战场上不如人，是咎由自取，是历史必然。正像陆奥宗光所说，日本对这场战争已有充分准备，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大兵压境，长驱直入，都是在实现日本很久以来就规划好的战略目标。
1月27日，广岛大本营召开中日议和谈判前一次非常重要的御前会议，新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人参加了会议。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就将要开始的两国谈判做了说明，以为这次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这是这次战争的起因，因而不会有多大问题。第二阶段将讨论中国的赔偿，陆奥明确提出割地、赔款两项内容。赔款的事情，中国政府在基础条件中已经答应，需要谈判的只是数额。而割地的事情，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恐慌，因为在中国高官那里，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三阶段是要谈判日本将来在中国的外交利益和特权，日本的目标是要享有与欧美诸国同等的权利，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港口和内河航运权。这是日本拟定的谈判底线，其要价显然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的估计。除上列三大重要项目外，“还规定中日两军交换俘虏事项，使中国对投降我国的将士人民不采取过严的处分；又规定中国政府对于在中日战争中，中国境内人民，不论任何事情，凡是与我军发生某种关系的，日后不加任何责罚，以防止中日两国人民间将来相互仇视，从而向全世界宣扬我国一视同仁的精神”。(77)
陆奥的报告结束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日本政府将在此次谈判中采取的政策做了概要说明：“此项媾和条约之条款，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连同其他次要各款共为十条。”据伊藤预估，此次谈判虽信十之八九不能达成协议，因为中国此时还不可能下断然之决心，还幻想着在战场上翻盘。但万一与预期相反，中国确具最大决心，则此次之会商，亦不能谓必不能达成协议。因而日本方面做了两方面的准备。
伊藤比较担心的还是第三国可能的干涉，因为日本在此次谈判中毕竟要价不低。此种干涉迟早不可避免，因而需要外交上全力配合，尽力周旋，使其缓急得宜。“总之，今日收拾此局，须文武重臣一心一德，坚守成算，严守机密，使外间丝毫不能探测，始终如一，加以贯彻。至于当担谈判之冲者，尤应负责奉行政策。”(78)
明治天皇对伊藤提交的方案，陆奥的解释，均表示认同。随后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日本全权办理大臣，担任和中国使节会商重任。
谈判原则确定后，就是谈判策略。由于日本充分估计到他们的条件不会被中方轻易接受，因而他们始终坚持在战场狠狠打的原则，以高压的猛虎姿态去压服中国，拖延谈判的开始。所以当张荫桓等人在上海有意拖延，希望中国军队能够有出息，在战场上翻盘，扭转被动，为谈判增加筹码时，其实正中了日本的下怀。
据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分析，现在尽管中国政府派遣使节前往日本进行谈判，但实在说来，媾和条件还不具备。日本人在心理上一般还没有出现厌战迹象，继续打下去对日本人来说不成问题。反观中国内部，肯定政治高层已醒悟到媾和为当前急务，但从张荫桓、邵友濂两位使节的地位资望看，伊藤、陆奥都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张荫桓、邵友濂两人不具备解决中日冲突的胆识和权力。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以张、邵担当前往日本议和重要任务，不能不令人怀疑中国是否承认自己处于战败者的地位，不能不怀疑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想停战。当张荫桓等还没有到达广岛前数日，伊藤博文就这样明白无误告诉陆奥，根据他的观察，国内外形势似乎还不成熟，日中媾和时机可能并没有真的到来。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媾和的真心目前也很难揣测，如果我们稍有疏忽，不仅媾和目的达不到，反而可能会将我们将要提出的条件提前公布于世界，那必然会引起舆论大哗。因此，当我们不得不与中国使节进行会晤时，必须查明他们的才能与权限，决不能轻易开始媾和谈判，更不能轻易公布我们的谈判条件和谈判底线。伊藤强调，中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往往耍些小动作，往往在使节的权限上留有后手，不符合国际公法上的一般惯例，所以要求陆奥在与中国人开始谈判时，一定要格外注意。(79)
参照伊藤博文的提醒，陆奥宗光致电外务次官林董：“立即召见驻日本的美国公使，并通知他：我从可靠来源听到，到这里来的中国的全权大臣并未授予全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尽管已经达成了初步的非正式的协定，日本政府也应拒绝与他们谈判。所以，要求驻日本的美国公使，打电报弄清他们是否授权。”(80)
中国的外交体制确实没有完成近代转型，外交当局并不拥有决策权力，而只有执行权，因而中国外交官的授权往往极为有限，他们都只是在替皇上办事，替朝廷办事，没有办法临场发挥，更没有办法像老话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伊藤、陆奥这个忧虑不可避免，所以他们决定在与张荫桓、邵友濂开始谈判前，必须详细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不符合国际公法一般惯例，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前，必须坚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以免后患。由此注定张荫桓、邵友濂此行凶多吉少，很难成功。
1895年1月30日凌晨两点，张荫桓、邵友濂乘坐的“中国皇后号”抵达神户。九点半登岸后，遂在旅馆与科士达共进早餐并进行了长谈，科士达将自己所听到的议和条件及他自己的意见报告张、邵。张荫桓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