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看到，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在本质上存在有传统观念中夷夏意识，有将某一民族的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至上利益的思想倾向。孙中山指出，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那些满洲人占据着。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都是完全不可能的。(18)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是与满洲人全体为敌。事实上，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只是从属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19)也就是说，孙中山排满革命的真正目标，只是对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并没有与满洲全体人民为敌，并没有彻底排斥满族人民。
孙中山看到了满洲贵族集团与全体中国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不愿同情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被动和失败，不愿像更多的中国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那样充满失落和悲情，他已经超越了失落失望和悲情，不再将满洲人利益看作是中国人的利益。按照这个观念去观察，清政府向日本赔偿两万万两再加三千万两银子，当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可是谁又想过，即便清政府不赔这些银子，清政府会把这些银子分给中国的老百姓吗？清政府是将台湾、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这和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大关系呢？清政府不就是因为辽东半岛是其龙兴之地，不惜代价不顾尊严地委托列强干预归还吗？清政府为什么不支持甚至不同意台湾人自筹资金赎回台湾呢？说到底，不还是台湾和满洲人的利益关涉不大吗？
至于《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地到中国开办企业开发资源开发市场，这当然是对政府权益的损害，但对老百姓呢？谁都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是中国人可以到这些新创办的企业中去打工，去挣钱，开拓了新的生活途径；二是这些近代企业给中国带来新的理念，新的生活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对清政府来说，是悲剧，但对中国老百姓，对后世中国人，就真不必那样失落那么悲情。
一场甲午战争改变了孙中山，使孙中山看清了满清政府的本来面目，看清了这个异族政府是怎样贪婪怎样无耻怎样无能。甲午战争使汉民族觉醒，已经沉睡快两百年的民族意识像火山一样喷发，中国民族的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
满洲统治者大约确实没有把整个中国人的利益与满洲人的利益划等号，清政府多少年实行的种族分立种族区隔政策确实伤害了中国人，原本已经消沉几十年的民族种族意识经过孙中山的鼓吹开始复苏开始觉醒，所以追随孙中山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孙中山不是一个空谈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干家，他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后，立即就想到推翻满清不能隔山打牛，不能徘徊在海外过着舒适的日子而空喊打倒满清的口号，他立即着手组织华侨兵操队，使兴中会会员都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军事训练，以便有机会或创造机会回国起义，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重建中华。这最早的一批军事骨干有二十多人，每周操练两次，教官为一名丹麦人，先前曾担任过南洋练兵教习。
檀香山的华侨大约已经度过了早期困难，许多人已经薄有家产，想过安稳的日子，因而对孙中山的革命鼓吹，即便从心底里赞成，大约也爱莫能助，应者寥寥。孙中山虽然在那里轰轰烈烈地闹了一段时间，真正响应其革命主张的，似乎还是他的亲友数十人，真正愿意为他提供经费支持的，也只有他的哥哥孙眉，以及孙眉的朋友邓荫南等。
孙中山在国外进展不顺利，但他在国内的朋友宋耀如却发现了机会，呼唤他早点回去，乘着清政府在战场上连吃败仗，朝鲜既失，旅顺、威海等战略要塞相继沦陷，京津岌岌可危，清廷腐败渐渐尽露，人心尽失，人情激愤这个大好时机，发动暴动，举行起义，即便不能给清廷以毁灭性打击，也可使兴中会的名声大大提升，扩大革命阵营与地盘。(20)
宋耀如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孙中山遂于1895年1月下旬由檀香山经日本横滨返回香港，立即与陈少白商量成立机关，扩大队伍，于2月21日成立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策划武装起义。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力量迅速扩充，孙中山也充分利用在香港的人脉资源，与他原来在医学院读书的老师康德黎恢复了联系，并通过康的介绍，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建立友谊，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建立联系。而日本此时正与清国在战场上相见，孙中山利用这些人脉找到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数番会晤，明白表示希望利用此次日清战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振兴中国。孙中山希望能够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至少是声援。
日本是在和清政府打仗，但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中并不包括推翻清政府，而且，日本政府很明白，日本的战略目标是要获得台湾及中国大陆的领土，是要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偿，是要让清政府开放市场，准许日本企业进入。假如日本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请求，假如真的推翻了清政府，日本政府的这些战略目标如何实现，孙中山有这个能力帮助日本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吗？日本领事经过仔细分析和考察，觉得孙中山所说的什么举行武装起义，在两广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等，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不值得重视，更不值得当真。
刚刚起步的孙中山还没有显示出力量，日本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但是正如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对革命党人所说的那样，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自古就与中央政府不通气脉，土民性格又不羁，在目前这种对外战争背景下，只要有人在那儿登高一呼，当然有可能发生分离。所以，日本人虽然并不愿意现在就支持孙中山等人在那里起义，但他们又不愿打消孙中山的念想。
孙中山没有获得日本人支持，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由于清政府在战场上一直打得不顺，所以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更加快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希望利用清政府在南方防御不力，一举成功，至少也可以引起国内外的震动，打出自己的旗帜。1895年3月13日，孙中山在香港与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等进行周密策划，决定尽快发动广州起义，会议推举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协助。杨衢云驻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黄咏商、谢缵泰等协助。
三天后，他们继续聚会密谋起义步骤，准备集结三千人马攻打并占领广州，他们相信这个计划一定会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所以他们相信具有成功的极大可能。为此，孙中山等人决定采用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并委托何启负责起草宣言等文字。
按照分工，孙中山偕陆皓东、郑士良等于3月下旬潜至广州，租借房屋，建立兴中会分会，对外宣称是新成立的农学会，实际上就是兴中会的机关。由于孙中山曾经在广州行医，他的医术名声在广州军政各界还有一定的影响，于是他利用这些资源与政界广泛交际，高谈时政，放言无忌，向他们宣传排满革命的道理。保守者视孙中山为思想异端，也没有人怀疑他会真动手，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激进者听了孙中山的宣传当然会引发进一步思考，于是也有一些政界人士、军事将官、会党或绿林好汉等，逐渐同情孙中山的主张。
在进行周密军事准备的同时，孙中山等人也注意宣传部署，与香港的一些外国报纸保持良好互动，以真诚赢得了这些外国报纸的同情，所以在广州起义爆发前，香港的《德臣西报》《士篾西报》都先后发表同情革命的文章，期待他们成功之后能够成立一个引导中国向前走的革新政府，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人的义举。因为革命党的起义即便暂时影响了外国人的生意，但从长远看，革命党人重新组织这个国家，开启门户，对国际社会显然是重大利好。他们大约根据孙中山的宣传，相信革新政府的目标，包括现代的司法制度和公务行政。最重要的是新政府将完全承担中国以往借款的安全，甚或如日本、埃及一样聘请外国顾问。从此，铁道、煤矿等都将开发，国际贸易必将大幅度提升。想想看吧，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做了充分准备后，遂决定在重阳节即10月26日发动起义。孙中山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他认为，广东人有重阳节敬祖先扫墓的习惯，名乡大族，其子孙数百千人，不惜远道结队雇船，大书某族省墓的灯笼，浩浩荡荡，齐赴广州而拜祭祖坟。这一天进入广州城的人非常多，而官府也不会对这些前来扫墓的人有多少防备，于是孙中山安排各路人马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广州，与先前潜伏在城里的革命党人里应外合，进攻总督衙门等重要军政部门。待起义军占领广州后，即以广州为根据地，然后像洪秀全的太平军一样，挥师北上，逐鹿中原，一举推翻清廷，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
重阳节前一天，各路起义军除香港一路外，都按照部署准时抵达广州。重阳节黎明，潜伏在广州的各路起义军首领都来到总机关讨取命令和口号，但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却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广州集中。而且，孙中山发觉另一路主力汕头的队伍也没有赶来。更重要也是更致命的失误是，已经准备的枪械也没有从香港运来。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意识到人员大量集中，势必引起官府注意，于是当机立断密令已进入广州的各路起义军尽早返回，听候命令；指示香港主力暂时也不要来了。至此，筹备了半年多的广州起义还没有举起义旗就宣告结束。
孙中山的警觉和果断中止是对的，两广总督谭钟麟已经获悉兴中会起事确报，急调长沙营勇一千多人回省防卫，并派人搜查了兴中会的几个活动据点，逮捕陆皓东等六人。并派员严密监视开往香港、澳门的各轮船码头，伺机拘捕孙中山。机智的孙中山在郑士良协助下，化妆出逃，一路有惊无险经澳门逃亡香港。
广州起义是失败了，但这个起义在1895年的中国历史转折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标志着大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没有任何可以通融合作的机会和可能，清廷要么将这个反对派镇压下去，要么被这个反对派所推翻。此后的十几年，清政府主导的改良主义运动曲折坎坷，其背后莫不潜藏着一个革命的幽灵。革命与改良在此后的十几年展开了一场马拉松赛跑，改良终于在最后时刻败给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诉求终于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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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翟理斯函》（1896年11月），《孙中山全集》卷一，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全集》卷二，359页。
(3) 冯自由：《革命逸史》卷二，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 《致郑藻如书》（1890年），《孙中山全集》卷一，1页。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6) 《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8) 《农功》（1891年前后），《孙中山全集》卷一，3页。
(9)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10) 《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卷一，100页。
(11)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孙中山全集》卷七，116页。
(12)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卷一，52页。
(13) 《革命逸史》卷四，3页。
(14)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卷一，19页。
(15) 《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卷一，104页。
(16) 陆皓东的供词，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100页。
(17) 《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卷一，86页。
(18) 《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孙中山全集》卷一，88页。
(19) 《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20)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卷六，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