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之手，国人惊骇，朝野震荡。假如中国不是败给日本，而是像鸦片战争那样败给西方诸强中的某一大国，中国人的感情或许容易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几十年类似的结果也多次在中国与西方诸强交涉中发生，但都没有引发如同甲午战后那样的震荡。甲午之战，堂堂的中华帝国竟然惨败在被中国人素来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之手，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理所当然激起中国人的抱怨、愤怒与谴责。正像康有为那时所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1)康氏的话大体上表达了一般中国人的共同心声和困惑。
拯救中国：李提摩太献策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每一个人从不同立场都有各自的解说，都能提出自己所认为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战争失败的责任。于是引发后来一系列争论。在这场持续很久的争论中，一些外国观察家的看法很值得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正是他们的看法引发了后来中国的重大变化。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这不仅与其身份有关，更重要的与其内在心情有关。他虽然是一名传教士，但他并不完全安心于传教，而是对现实中国政治抱有高度情怀，特别积极卖力地为中国政治家出谋划策，因而其思想见解也就很自然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官僚和士大夫阶层。
李提摩太是近代中国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长达四十六年。对西方来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而对中国来说，李提摩太是西方文明的使者，他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理念，带来了近代文明，因而他在中国受到普遍的欢迎。
1870年初，二十五岁的李提摩太被英国浸礼会派往中国传教。他所属的教区，主要在山东烟台和青州一带。在那里，李提摩太学会了中文。1876年开始，华北地区持续数年大旱，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主要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等地发放赈灾款项，因此与朝廷高官建立了不寻常的密切关系。1886年，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委托，为曾家子女教授英文。四年后，李提摩太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于1890年赴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一年后，至上海接替韦廉臣，出任同文书会督办。
韦廉臣是李提摩太的同胞前辈，1855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先在上海，后在烟台。所以当李提摩太初来中国，就在烟台与韦廉臣相识，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委派为益智书会秘书。1884年，一些传教士在英格兰组织“中文宗教书籍会”，向各界募捐，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筹设印刷厂印制书籍。不久，中文宗教书籍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及印刷设备等，均由韦廉臣接管。1887年，韦廉臣利用这些资产，联络正在中国的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期望由此开展对中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思维方式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更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来引导和提升民众。这就是韦廉臣同文书会的创办宗旨。
基于这种宗旨，同文书会在中国展开广泛的文化活动。1889年，同文书会利用自己的资金设备，恢复停刊已久的《万国公报》，并将这份拥有悠久历史的刊物作为同文书会机关报，仍然聘请原主编林乐知担任笔政，李提摩太、丁韪良等外籍传教士参与编撰。
《万国公报》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刊物，它所刊发的文章并不局限于宗教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太顾及宗教方面的内容，而是侧重于西学，侧重于时政，热衷于推广近代西方各国有关地理、历史、文明及一般进步知识，被时人称为西学新知之总荟。这份刊物向中国人传播了大量有用的新知识。
1890年，韦廉臣不幸逝世。稍后，李提摩太被各方面推举为韦廉臣的继承人。
李提摩太接任后，对同文书会的发展规划做了若干调整，他不再认为赈灾之类的事情应该继续作为工作重点，他认为在中国许多灾荒本可以避免，是人为的疏忽加重了这些灾难，因此真正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广启蒙工作，提高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也是同文书会于1892年更名为广学会的背景，其用意就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根据李提摩太的认识，广学会就是一个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文化机构，就是要通过文化向中国渗透，进而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进步，期待中国能够与西方国家一样，同步发展。李提摩太表示，广学会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责；广学会也不可能直接接触和影响帝国所有高官和每一个读书人，但是广学会有办法去影响这些高官和读书人。这就是要创办有影响力的刊物，系统讨论中国人所关心的一切重大问题；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呼吁和鼓励其他一切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比如讲座、博物馆、图书馆；帮助中国读书人建立各种组织，从事推进学术进步的工作等。
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广学会先后翻译出版了各种各样西学书籍两千多种，是当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中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政界知识界著名人士像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曾与李提摩太有直接或间接接触。
李提摩太和英美传教士是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一样发展一样强大，最重要的要像西方一样拥有比较相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因而李提摩太和英美传教士不遗余力向中国人兜售西方思想观念，期待中国人能够自觉意识到西方近代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合理性，所以，李提摩太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总是想方设法与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不厌其烦向中国人说明西方人的立场和看法。
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的需求徒增，以至于刊物出版一个月之后就要重印，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万国公报》主笔林乐知关于战事的文章深受欢迎，据李提摩太说，这些文章被看作中国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上海招商局管理者们把他们的订数增加了一倍，并出资购买广学会的另外许多重要出版物，分送朝廷和中央大员。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也定期购买《万国公报》三十份，寄给他在北京的同事或朋友。由此可见《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进程中的影响力。
在这段时间里，李提摩太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翻译成中文，并付印出版。其翻译出版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官员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状况，告诉他们如果中国人能够像西方人一样采取同样改革措施，中国也会有希望，不必因一场战争的胜负而悲观。在绪言中，李提摩太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近六十年来，中国一再遭到外敌入侵，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原因何在？
李提摩太的观点是，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地球上的人们像同一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满洲人，继续起了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满洲人不仅是在反对外国人，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而，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受失败的原因，那么就应该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样的话，中国就不难重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很显然，李提摩太在这部书的绪言中所表达的反满思想并不是反对清政府，而是希望清政府能够抛弃先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能够设法将中国引领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轨道。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寄给很多清廷要员，他确实希望能够影响这些政府大员出面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李提摩太在焦虑不安中等待这些政府要员的回信和回音，他不知道这些要员究竟会怎样看待他的这些激进言论。好在他的等待并没有多久，他的老朋友李鸿章就发来一份电报，邀请他北上天津详细面谈。不巧的是，李提摩太此时已经答应了两江总督的要求，将前往南京与张之洞面谈，所以对李鸿章的邀请未做答复。
按照李提摩太的说法，张之洞邀请他去南京，主要是和他商讨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尽快恢复和重建秩序的问题。
根据李提摩太的说法，他与张之洞这次会见是1895年2月5日，地点就在张之洞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此次会见由南京洋务局提调梁敦彦负责安排和接待，所以在与张之洞正式会面前，李提摩太与梁敦彦有一段时间的交谈。梁敦彦告诉李提摩太，威海卫已经失守了，消息是刚刚传到南京的。梁敦彦还告诉李提摩太，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下午一时许，李提摩太开始与张之洞谈话。李主要讲了这样几点：中日之间除非立即达成和谈，否则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功效高的最好证明，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他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对于李提摩太的谈话，张之洞有些认同，有些表示还可以再考虑。比如彻底的改革应该以教育为基础，张之洞认为这是对的，必须这样做；至于李提摩太说的政府施政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等，对张之洞来说，或许是过去不曾考虑过的，或许是一种新观念。
在谈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时，张之洞表示，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强调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日本，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在谈到中日关系前景时，张之洞以一种似乎无计可施的表情询问李提摩太，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因为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似乎也坐视不管。
对于张之洞的询问，李提摩太表示，既然上天使你张大人身居要职，就赋予了你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你应该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在与张之洞谈话的当天晚上，李提摩太没有睡好，他在反复思考与张之洞的谈话，思考他的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分，李提摩太把在心中形成的方案大要写了下来：
1．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2．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3．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4．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5．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很显然，这是主张将中国整个托管给某一个国家。
李提摩太的建议在张之洞那里并没有获得积极的回应。不过，李提摩太也从来没有把宝押在张之洞一个人身上，他与李鸿章联系，表示他有妙法拯救中国的目前乃至未来。
李鸿章收到李提摩太的电报后，于1895年2月9日（正月十五日）电奏朝廷：“上海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素识其人忠于为华。来电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将来，请酬银百万，但发一确电允给，即详细告知，不成不取云。应否姑允，所请不成不取，俟无妨碍，候电示。”(2)
朝廷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后，按照程序批转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张之洞就近与李提摩太仔细谈谈，征询其意见。李鸿章似乎也在致电朝廷的同时转告过张之洞，所以张之洞再次电邀李提摩太赴南京，并表示往返费用均由总督府承担。
张之洞发邀请电报时李提摩太从南京回到上海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李提摩太煞费苦心地细化他拯救中国的方案。所以他在收到张之洞的电报后当然非常乐意再次前往南京面晤张之洞，他相信这个方案会被中国人所喜欢。
2月16日，李提摩太抵达南京，接待他的梁敦彦告诉他，张之洞将在第二天上午八时许与他见面。第二天，李提摩太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总督府，却被告知张之洞今天的心情非常糟糕，没有心情晤谈。直至中午，梁敦彦方才带他与张之洞见面。张的情绪确实不好，脸色阴沉，态度也不像前次那样友好。
一阵寒暄后，张之洞直奔主题，问李提摩太有什么好的主意就尽管讲，于是李提摩太顺势讲了自己的主张。大要就是中国应该与某一个大国结盟，成为这个大国的保护国。而这个大国，说白了就是指英国。
李提摩太表示，中国现在的唯一出路大约就是求助于英国，只有英国出面帮助，中国才能在与日本的交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太大损害。
张之洞问，怎样才能使英国愿意帮助中国呢？李提摩太表示，只要中国同意将一些重大商业利益转让给英国。比如准许英国商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兴建各种化学工厂、制造工厂等。这些企业的资本金由英国人自己筹集，中国只要向他们转让二十年的经营权，二十年之内，英国的企业不仅要向中国政府交纳各种各样的营业税，而且每年将利润的一定比例分给中国。二十年后，英国商人将这些企业完整交还给中国。果如此，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这些企业获得不少实在的利益，而且可以在英国的帮助下逐步走向富强。
李提摩太表示，中国现在拘于积习旧法，惮于变法大举，工商拙钝，贫窘不解。中国自行建设又无资本，政府也没有力量筹措这么多的资本金，以致坐弃大利。如果中国与英国议定准其在中国办二十年，那么二十年内中国可以获得不少利润，更重要的是，这二十年必定带动中国风气大变，始基已立，中国官民工商皆晓得近代企业经营之法，知其好处，那么中国人就能够接受扩充自办，甚至创办新的工商企业。从此，中国就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富强坦途。
对于李提摩太的描绘，张之洞大约也能够认同，但是他觉得二十年的期限未免太长，不知英国人是否同意再短些。李提摩太表示，再短也要十数年，因为一个企业经营，时间太短根本无利可谈。
张之洞又问，如果英国商人二十年到期不愿交还怎么办。李提摩太说，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发生，西方近代国家都形成了非常好的契约制度，根据先前的约定，到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严重违背条约的事情。
张之洞又问，假如中国同意英国的这些要求，那么英国会以什么样的办法帮助中国呢。李提摩太说，英国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劝说日本，一定会让日本人不要那样妄为。张之洞认为，这个说法太过抽象，遂问英国政府是否能够派遣海陆军队帮助中国攻打日本呢？
对于张之洞的提问，李提摩太明确拒绝，表示英国肯定不会助兵攻打日本，因为那样牵涉的事情太多。他向张之洞表示，他的这些意见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老朋友，一个长年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好意，并不代表任何一个方面，至于举办细节，比如怎样谈判，怎样立约，这都不是他的事，这都需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协商。
在张之洞看来，李提摩太的建议并没有多少新意，这和赫德的建议有许多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感觉不论是李提摩太也好，赫德也好，他们的这些建议其实都是悬揣之词，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此时无论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或美国，只要他们愿意为中国出兵往攻日本，那么我必胜，日必败。果如此，中国当然可以向这些国家转让一些商业利益，李提摩太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都不会构成问题。退而求其次，列国如果能够允以势力威慑日本，迫使日本和平罢兵，不索地，不索重费，则我中国酌量许给这些帮忙的国家一些商业利益，也是可以的。如果现在只是李提摩太说的这样空言劝和，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必要向这些国家转让什么商业利益了。(3)
李提摩太感觉到了张之洞的冷漠和不友好，但他不知道张之洞是受朝廷和李鸿章的委托与他谈话，所以他回到上海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寻找机会。
2月15日，张荫桓、邵友濂自马关碰壁归来，李提摩太闻讯后觉得有必要与张荫桓见个面，他将自己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派人送去，请求张荫桓答应他登门拜访。
张荫桓答应了李提摩太的请求，他们约定2月28日见面详谈。在谈话过程中，李提摩太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
1．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2．中国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
3．中国的人口无法增多。这将招致列强瓜分，就像列强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在罗列了这三项危险后，李提摩太又向张荫桓提出扭转这种颓势的四点办法：
1．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要求；
2．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
3．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
4．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李提摩太又向张荫桓详细表述了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这个方案大约就是他向张之洞所提出的那些内容，将中国置于某个大国暂时的保护下，并与之建立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中国所要付出的只是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张荫桓是当时具有国际意识的外交官，对于各个大国的情形及对中国的倾向，当然也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他认为，俄国是一个让其他国家都感到害怕的国家，而英国则给人的感觉是最可信赖。至于李提摩太提出的中国改革方案，据说张荫桓是这样回答的：
1．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不可救药的；
2．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3．他本人早就提出过派遣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给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他张荫桓的影响力；
4．中国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5．铁路会使中国受益匪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
6．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
7．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
8．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
9．张荫桓表示，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张荫桓很高兴见识见识；
于是，李提摩太将拟定的方案交给了张荫桓。
10．在大致浏览了李提摩太的方案后，张荫桓表示，对于这个方案，他张荫桓十有八九都能赞同。因而他对李提摩太能提供这个方案表示感谢，但张荫桓同时又表示，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
张荫桓的意思当然是指中日议和谈判，于是李提摩太说其实还有十多天时间可供转圜，然而张荫桓却说：
11．中国早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
12．张荫桓表示，他个人过去曾多次出使，在许多国家都受到优厚的接待，然而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他张荫桓真的感到惭愧。
当李提摩太提到中国应该大力诱导进行改革时，张荫桓表示：
13．中国已经如此，如果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
李提摩太感觉到了，张荫桓对朝廷的作为深感失望，而这种失望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张荫桓已经将李提摩太送给他的《泰西新史揽要》读过，表示他已经看到李提摩太提到的这样两点：
1．李提摩太将日本进步的原因归结于日本人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
2．李提摩太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向富强的途径。
但对于中国能否立即实施李提摩太所提到的任何措施，张荫桓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张荫桓相信，中国在与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
李提摩太具有西方人的乐观，他不管张之洞、张荫桓等人怎样悲观，他个人依然乐此不疲到处宣传，寻找机会。当年5月，他又去南京拜访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李提摩太请张之洞为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李提摩太又巧遇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李经迈看了李提摩太翻译的这本《泰西新史揽要》后，自告奋勇表示要为其写一篇序。李提摩太感谢李经迈的好意，他同时想到请李鸿章帮助写一篇。
同年9月，李提摩太因教案前往北京，并于9月17日专程前往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拜访，请李鸿章将他引荐给恭亲王。李鸿章对李提摩太的拜访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留他在那里共进晚餐。吃饭的时候，李鸿章一再对李提摩太大加赞美，在谈到国家事务时，李鸿章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改革意识：
1．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2．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李鸿章，不仅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阅读和研究；
3．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李鸿章与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4．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这些大臣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传统学问上；
5．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6．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7．上海那份受张之洞资助的《新闻报》对他李鸿章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8．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中国经典的人非常少。(4)
从李鸿章的这些谈话看，他虽然在中日议和中受到许多无端攻击，但在北京赋闲的日子里依然想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人心不死，中国就应该还有希望。
新知识人登上政治舞台
李提摩太和广学会的思想主张可能会带给中国人新的希望，正是在这样一种憧憬中，李提摩太成为朝廷要员的座上客，无话不谈。李鸿章与他探讨中国摆脱困境的方略；张之洞与他一起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限度；张荫桓作为赴日和谈大臣，与李提摩太一起探讨了中日和解的方案及其底线；帝师翁同龢则请李提摩太起草了改革方案；孙家鼐、刚毅等朝廷大臣也都与李提摩太有不同形式的交往。至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也在李提摩太和广学会的影响下，逐步改变着思想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依然是那场令中国人蒙羞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让中国人蒙羞，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中国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打出气势，获取胜利。然而，中国败了，且败得那样惨不忍睹。这不能不让中国人特别年轻一代中国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中国年轻一代的新知识人认为甲午之败不只是战术上的，更主要的是发展战略的失败，是中国先前几十年基本国策大政方针上的失败。先前几十年中国只是满足于自己的军事工业的发展，顽固坚持自己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这才是中国失败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先前几十年的洋务新政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一些发展，但并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从根本上放弃旧体制。这就是梁启超《变法通议》中说的，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其实并不是真变，而是假变，是叶公好龙，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所以这个脆弱的发展成就一旦遇到风雨，遇到雷电，就必然原形毕露，同归于死亡。所以，在这批新知识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体制，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制度新模式新文明，中国才有可能重建辉煌，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做如此深刻反省，仅就感情而言未尝没有充分理由。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承受力。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力量积蓄，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全面沦为日本殖民地。事情的真相或许正如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当年所说的那样，日本对中国早有战略规划，甲午战争并非偶然，日本长时期进行战略准备，待时而动，而中国则向来以宽宏为量，平日里你可以说中国不将日本当作一回事，更不会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假想敌，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我中国的野心，从来对日本都是以友邦相待，以为近邻。谁知道日本人不这样想。日本人很久以来就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侦探，四处侦察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战备，那么甲午战争的结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说，甲午战争的结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说中国不如日本，更不意味着日本强中国弱。换言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是中国人的世纪末恐慌症。
世纪末恐慌是当时中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和世纪末的毁灭意识。康有为后来曾对这些心态有过一番描述，他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朝鲜被迫脱离了中国，日本内犯，致使中国割地赔款。这场战争的具体损失相对于大清国而言并不是致命问题，问题在于这样的屈辱是大清国两百多年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罕见的。天下臣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挫折这样的屈辱这样的委屈，所以也激起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心灵震动，发愤痛心。更要命的是，奇耻大辱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而是因为这场战争打开了那个不应该打开的魔盒，列强纷纷觊觎中国，图谋瓜分，试图将中国划为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由此土崩瓦解似乎也就在顷刻之间。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毁灭感挫折感。(5)很显然，康有为那一代人的恐惧并不是已有的现实，而是一种可怕的预测和预见，甚者如严复《论世变之亟》所疑惑的那样，难道是“运会”既成，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6)
1895年4月初，可怕的预感成为现实，从日本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人中国人忐忑不安。最先引起震动的当然是那些拥有最先知情权的统治层。4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对中国如此苛刻的索赔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对于日本提出的那些蛮横条件，不允则目前无以自强，允之则日后难以自立，忧愤交萦，殆难言状。(7)在他看来，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要挟。这是一种看法，内心充满疑惑与矛盾。
而另外一种则坚决反对。这一派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旗帜，以清流、无私自居，坚决反对任何妥协，不惜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根本不把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一个考量因素。4月初，翁同龢连续两次在朝廷御前会议中力陈台湾不可弃，否则天下散乱，人心尽失；给事中于联沅及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于4月15日联名上奏，要求朝廷不要同意日本的议和条件，重整军备，再度开战，宁愿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也不能这样受辱这样憋屈。
清流们的爱国意见确实动听，朝廷一度也被这些意见所打动，然而重整军备，再度开战谈何容易，豢养几十年的清军望风而逃，比兔子跑得还快，指望这样的军队去与日本军队死磕，到头来连最后的本钱都得输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朝廷和那些真正主事的人比谁都更清楚那些家底，说实话，他们内心比谁都累都痛苦，他们平时对内宣传成就辉煌，强大无比，其实那都是统治的需要。他们清楚知道，清军不是日本的对手，至少在朝鲜战场在大东沟海战，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清流们的意见无法在朝廷成为主流，因为他们实在太不了解真相。朝廷在短暂欣慰之后还是大胆切割，割肉止损，减少损失，同意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用宝。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来，国内反对声浪较谈判时期更为高潮。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将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和约签字前后连电朝廷，力言台湾不可割让，否则，中国将何以立国？台湾作为一个完整区域，一旦割让给日本，那么百万生灵如何处置？而且割让台湾必将在国内外引起连锁反应，即便列强不对中国再生瓜分之心，那么宇内亦将解体，朝廷的向心力凝聚力都将受到极大挑战。闽、广、江、浙，这些临近台湾的省份，必将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扰攘不宁的动乱期。(8)台湾民众在得知台湾将被割让的消息后，一时哭声震天，无可抚慰，惨不可言。他们现在算是知道了自己在大清眼里，那真是一个后娘养的，朝廷有难，不是让大家一块共担，而是首先抛弃了台湾，换取朝廷一日之安宁。19日，台湾绅民挽留唐景崧领导他们坚守到底。20日，台北罢市，绅民请英国驻台湾领事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将台湾抵押给英国，寻求英国保护。同一日，唐景崧致电朝廷，表示台湾人民宁愿效死而不肯接受日本殖民统治，请求朝廷收回成命，重新考虑台湾前途。
唐景崧的请求以及台湾所发生的变化深深影响了朝廷内部看法。4月19日，自甲午战争爆发一直活跃的侍读学士文廷式与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等联合上奏，以为日本在谈判及已经签字的条约中要挟过甚，朝廷无论如何不能急于批准，以免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后悔莫及，请求朝廷暂缓商议，多听听各方面意见，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否则，中国若从此约，必将在各方面受制于日本，此后虽欲变法自强，也恐怕很难，更不知大清从此何以立国，凭什么与各国继续周旋。中国或许因此约获得暂时的安宁，但这种安宁可能根本不牢靠，中国或许从此将进入一个大动荡时期。(9)
同一天，李秉衡也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劝阻朝廷不要接受这个议和条约。他的理由也颇有意思，以为中国就这样割地赔款太不合算，中国拿条约中规定的这些赔款这些土地这些权益去练兵，以二十万人计，每月的费用不过一百万，一年也不过一千多万。所以，李秉衡建议朝廷要坚决拒绝日本的蛮横要求，用这些钱去购买武器去练兵，去与日本一决雌雄。(10)
4月20日，张之洞也致电朝廷，要求阻止和议，建议联合英国、俄国，抵抗日本。他的理由是，与其这样和日本屈节议和，不如抵抗到底，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11)
4月26日，文廷式授意其表弟汪曾武联络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坚决反对与日本议和，全面反对《马关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以为地不可割、中国土货不得改造、日本人不能享有在内地贸易的免税优惠、苏杭各口岸不可通商等。(12)从这些反对意见看，他们虽然是在主张爱国，反对侵略，但实质上是在维护朝廷私利。《马关条约》的许多规定是侵害了中国的权利和自主，但是这个条约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要求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要求享有国民待遇，从经济世界一体化的立场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平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外国资本大幅度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好处。然而，文廷士等人毕竟弄不清这些道理，自己把自己当作皇上，当作主人，其实是在维护一种很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没有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进行考虑。
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反对意见还是深刻影响了朝廷，皇上在4月23日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宁死不从日本人的情形时，还是非常感动，比较深刻意识到割让台湾可能会导致天下散乱，人心皆去，那时才真的是国将不国，朕何以再为天下主？(13)由此萌发变法图存的想法，这对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动起到相当微妙的作用。
清廷内部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孤立地进行，由于事关国家、民族和朝廷的命运，因此除了体制内官僚对这些事情极为热心，发表一系列不同意见外，体制外读书人也开始聚焦这些窗外事，以为这些窗外事和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未来休戚相关。
当中日和谈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举人正在逐步向京师集中，他们将在那里参加对自己未来前途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科举考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在其中。
康有为、梁启超都来自广东，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康有为生于1858年，时年三十七岁，广东南海人，因此有时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的家族以理学传家，因而其青少年时代有条件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师从岭南名儒朱次琦，究心于中国传统学术。1878年，康有为辞别朱次琦来到西樵山，在那里与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相遇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张鼎华为康有为打开了一个新全世界，使康有为知道世界之大中国之大，引发了康有为对政治对朝廷的关注，从此后康有为再不是原来的那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学传人，他的目标就是达则兼济天下。
同一年，康有为因一个偶然机会漫游香港，一个与内地全然不同的新世界激活了康有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使他开始觉得西方人的治国之道虽然与中国传统有别，但似乎也是别有洞天，别有好处，不可一概否定。从此，康有为尽释故见，大讲西学，期待将来有机会用西方的思想理念改造中国。他的这些看法和思考，都写在他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人类公理》及《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那一年，光绪帝年满十八，开始亲政。按照传统中国的政治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总是会与旧时代不一样。基于这样的考虑，康有为以为机会来了，时不我待，所以他不管那次考试结果如何，也要集中精力花费时间写一份政治建议书，表达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系列看法，当然也是希望偏锋取胜，能够以此获得朝廷的青睐获得小皇帝的重视。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的1888年，正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高峰时期，那时的中国人差不多都陶醉在发展成就中，以为一个盛世正在来临，或者以为他们正处在盛世中。而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却大谈危机，以为我大清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来，其实已陷入发展困境，国势日蹙，正逐步沦为远东弱国。康有为的这个分析究竟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根据，不必细究，但这个观点无疑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这些看法差不多从整体上颠覆了所谓“同光中兴”，所谓洋务新政，因而理所当然引起许多朝臣的反感。
按照清朝既成体制，康有为当然没有权力也没有机会将这份上书直达天听，他通过关系找到国子监祭酒盛昱，然后通过盛昱将这份万言书转呈当朝帝师翁同龢，希望翁同龢在方便的时候呈递给皇上，或者方便时候将这些大概意思说给皇上听听。然而，翁同龢以为这份上书简直是胡说八道，特别是其中变成法、通下情和慎左右三点建议，以为用心叵测，当然无法转呈。
翁同龢的拒绝并没有使康有为彻底丧失信心，因为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康有为在京城官场中还是获得了不少有益启示，使他知道官场运作的一般规律，知道人际关系在政治运作中的特殊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康有为毕竟通过这份万言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片面深刻使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都记住了康有为的这个名字。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整天忙着这些体制外政治活动，遂使在大清国最严厉的科举考试中屡战屡败，依旧名落孙山，没有功名，所以他在瞎忙乎了一阵之后依然回到故里继续复读。按照大清国人才成长一般道路，他必须金榜题名，才能获得官场门票，才有资格对大清国的政治生活说三道四。这一晃又是几年过去。
在故乡复读这几年，康有为也是边打工边复读，办了一个学堂，招来一些学生，过去的研究说他是在营造思想体系，准备干部队伍，这其实都是从后来的立场反观而推导出来，其实在当年，康有为这样的读书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主要的还是解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从长计议，打持久战，因为谁也不敢说下次考试笃定能考上。
也就是在边打工边复读的这几年，康有为也确实招到了几个才华出众的学生，其掌门大弟子无疑首推与康有为一起入京考试的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此时不过二十岁出头。梁启超绝对算得上神童，1889年中举，其实不过十六岁。第二年，他兴冲冲前往北京参加会试，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是因为基础不扎实，他在这一次会试中只是长了见识，没有实质性收获。回到广州，一个特殊的机缘结识了康有为，听了康有为的一席话，使他心悦诚服拜康有为为师，从此他们两人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相互搀扶着在科举道路上同行。这就是他们师徒二人为什么在1895年一起进京考试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此次来京时间为1895年3月8日。此时，中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大清国已经放弃了正面抵抗，通过各种关系向日本人屈节求和。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议和大臣，正在准备前往日本马关议和。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本意，是准备集中精力应付考试的，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他们师徒二人都是近代中国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他们始终对政治抱有高度热情，现在机会送上门来，他们当然不愿放过。所以他们一路走来，一直在关心着战局发展，关心着朝廷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建言。而且，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朝廷之所以弄到今天如此被动局面，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听他的话，几年前也就是1888年那一年，朝廷如果接受他康有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建议，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调整，清国肯定不会落到现在这个狼狈的下场。(14)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自信和得意，遂使康有为在北京更加密切关注时局关注政治，差不多忘记自己此次为何而来了。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当他将到北京时，战局已经非常严重，北京已经受到影响，达官贵人纷纷外逃，朝廷甚至准备迁都。对于这种情形，康有为显得非常自信，以为中日战争的结果中国不会亡，因为各国总会出面干涉，清国完全还有可能苟延残喘，甚至还有机会重新振作获取新生。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正是中日交涉最紧张的时候，康有为不顾考试压力，全副心思关注着中日交涉进程。李鸿章在马关的谈判，严格地说是秘密外交，国内政界知识界对谈判细节不应知情，然而由于李鸿章的谈判在朝廷中有很大分歧，一部分大臣坚决支持朝廷及时止损，不惜代价与日本达成和局；而另外一部分大臣则从爱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这样屈节议和，力主打到底，直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因此，这样机密的外交谈判在国内也就显得不那么机密了，当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达成协议的消息还没有正式传回国内的时候，康有为却通过特殊的渠道获知这一条约的内容，很显然，向他提前透露消息的人级别不低，而且一定来自反对李鸿章的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