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提前获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在1895年4月15日，也就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五次谈判的当天。这个提前获知使康有为觉得很有面子，很有地位，于是他在获知之后非常亢奋，决意按照这些泄密高官的期待，立即责成大弟子梁启超去鼓动那些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省举人联合行动，集体上书，拒绝马关议和。
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梁启超首先联合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赖际熙等八十余人联名上书，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等数十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参与，遂于4月22日，将这份联名上书递交给都察院，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都察院并没有将这份上书转呈朝廷。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梁启超为首的粤湘两省联名上书还是在民间引起了极大反响，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闻讯莫不发愤，纷纷效法，连日并递，都察院门口连续数天都是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人来人往，都是为了劝阻朝廷拒和约。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在那里捶胸顿足，垂涕请命，痛陈台湾民众正向着京师恸哭，哀求朝廷不要抛弃台湾，不要让台湾民众成为弃儿成为游子。台湾学子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闻者莫不哀之。(15)
康有为治安四策
空前的上书运动是康有为一手发动起来的，当这个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康有为本人也被各省举子的言行所感动，以为民气可用，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团结各省举人一起行动远较个人行动更有力量，更有威力。
基于这样的认识，康有为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请愿，争取动员全国十八行省举人一致参加，以为只有这样或许能够促动朝廷觉醒，促使当政者觉悟，也才能赶走那班守关的“虎犳”，敲开紫禁城的“帝阍”。
在康有为策动下，梁启超、麦孟华等八十二人于1895年4月30日再次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拒和约，另有奉天、河南、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四川等省举人各联名上书，皆同作拒约之请，士气愤涌，各省举人在都察院门口走来走去，络绎不绝。
同一天，康有为、梁启超还策动联合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举人集会松筠庵，讨论拟定一份联合声明交给朝廷，主旨是呼吁朝廷拒和、迁都、练兵和变法，以体制外或民间身份提出化解时局危机的方案，大意是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这大约是马关议和达成后有关变法的最早呼吁。
松筠庵会议讨论了这份上书的大致原则和思路，郑重委托康有为代为起草。根据这个委托，康有为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奋笔疾书，完成了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然后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连夜誊抄，征集签名六百多人，于5月2日递交都察院。然而都察院以和约已被朝廷接受批准，无法挽回，拒绝接收。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书没有在政治层面发挥功能，但由于在京城知识界官场广泛传播，其影响巨大，康有为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或许稍嫌夸大，但也必须承认这份上书确实使康有为暴得大名，一下子成为政治新秀。
这份上书又叫作《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一份重要的政治思想文献，不仅表达了他对甲午战后中国政治走向的期待和立场，而且反应了他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坚决反对对日议和，反对割让台湾割让辽东，担心丢弃台湾非常容易，但其后果非常严重，天下民心势必由此散乱，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他认为，丢弃台湾，不仅使台湾民众觉得朝廷不够意思，更重要的是使全国各省人民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产生对朝廷的不信任。道理很简单，因为台湾民众始终拥戴朝廷，而朝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期，却因私利而放弃台湾，置台湾民众安危于不顾。朝廷可弃台湾人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被朝廷割弃，永远是大清国的臣民呢？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所以在康有为看来，割弃台湾放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之民心之事大。由此而打开那个令人恐惧的魔盒，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这不堪设想的后果，康有为明说就是列强干涉，列强瓜分，列强看着日本得手，必然会认为我大清软弱可欺，必将效法日本在我清国周边生事，法国将觊觎滇、桂，英国将窥伺藏、粤，俄国将视新疆为当然势力范围，德国，乃至那些小国诸如意大利、葡萄牙等，恐怕都会打我大清主意。朝廷对列强的要求，只要拒绝，这些国家立即就会变成另一个日本，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威逼京师，兵临城下。如果朝廷对这些要求来者不拒，一概满足，那么就是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而尽。朝廷最后能够管制的区域也就只是一块弹丸之地，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这就是真正的国将不国。
康有为的结论是，在目前情形下，言战，可以团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则解散民体，鼓舞夷心，鼓励列强向我清国蚕食和觊觎，势必加速国家崩溃与解体。这就是一幅最可怕最灰暗的前景。
中国已处于危难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重塑辉煌呢？为此，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为朝廷开出一副良药，这副良药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按照康有为的判断，朝廷果能采纳这些建议，那么，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这份上书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典型的治安策，是贾谊以来的传统。
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这更是传统中国政治变革的常规手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朝廷郑重其事发布一份红头文件，只是康有为这次建议的是三份：第一份仿历朝历代先贤往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第二份是下明罚之诏，宣布决心，表示将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通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实际上是追究甲午战败的责任。第三份是下诏求贤，宣布将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还可以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其实，这三份文件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都是传统士大夫的老招数。只是康有为在这里增加了一些近代因素，使之稍具现实感而已。
在朝廷内部，当战局胶着不可开交时，翁同龢、李鸿藻等大臣也曾提出过“西巡”的方案，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也曾对这些方案进行研讨和论证，以为只有迁都才有可能悔约，继续抵抗，朝廷苟恋京师，这就使京师成为一个无法保护而又无法舍弃的巨大负担，成为日军手里一个重要筹码。在这种情形下，谁也没有办法挽救战局。首都不是凝聚抵抗力量的中心，而是相反。
根据这些分析，张之洞的幕僚们特别是郑孝胥，建议朝廷下决心迁都毁约，以为只有走到这一步，才能伸天下之气，挽救时局。假如迁都不行不成，那么张之洞的幕僚叶临恭还有一计，即西狩不如南巡，朝廷与其向西迁移，不如向南方向长江流域转移，这样长江流域的督抚们就可以合纵连横以拱卫朝廷，重建政治中心。(16)
对于幕僚们的研究，张之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张旗鼓大动干戈地迁都，可能还是有些不便有些问题的，中国要想不让首都动辄成为敌手中的筹码，就应该重新考虑中国政治中心的设置，不能将首都建成唯一的中心，而应该像过去那样，除了有首都之外，还应该建立热河这样的行宫，应该将这样的行宫建设在陕西、山西等地，这样，如遇外敌，遇到日军兵临城下这样的情形，朝廷就比较容易地轻装简从，在某一个行宫构建指挥中心。这样，首都就不会再成为敌人手中的筹码或抵押，军方将领也就能够放开膀子攻守自如，不必过多考虑京师危机。
京师不时出现危机是中国在马关议和中被动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为在其上书中，列举最近五十年来列强动辄以出兵进攻京师为要挟，索巨款，开商埠，割领土，其实是佯攻首都以索边省。所以，首都已成为列强最容易拿住的一个抵押品。康有为批评过去五十年割天下万里之地，弃数万万人民，以保卫区区一都城的政策至愚至狂，以后事料之，列强知中国不肯迁都为政策底线，必借此对中国进行要挟。所以，中国如欲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将自己担心的弱点弱项隐藏起来保护起来，痛下决心将首都迁往内地，深藏华夏腹地，远离大海，即便列强像过去那样动辄攻下天津、塘沽，即便沿海糜烂，即便攻占了北京，但朝廷深固，不为震慑，犹有办法收拢义勇，聚兵与来犯者决一死战。康有为相信，迁都是拯救时局、毁约再战的唯一办法。
在所谓练兵强天下之势的建议中，康有为认为，我清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的事实。鉴于这种情形，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那些老将们基于经验，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我清国如欲在未来战争中战而胜之，就必须不拘资格选拔将才，用这些新将领替换那些已明显落伍的旧将领，然后再由这些新将领各自训练新兵若干，以应付未来可能遇到的外患。
康有为还认为，战争当然不是武器说了算，并不是说武器精良就一定能够胜利。但是最起码的装备、武器，还是应该匹配，当东西洋各国都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我清国还在使用那些冷兵器，那无论如何也无法获胜。所以，康有为建议将来新练的军队一定要讲究枪炮，讲究装备，注意从东西洋各国购买新式武器和新式装备。
另外，康有为还建议，应该寓兵力于百姓之中，像东西洋各国，除了常备军正规军之外，他们还注意战争动员能力的培养，皆以民为兵，寓兵于民，这样当战争打起来之后，军队就比较容易获取源源不断的补充。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三策，在康有为看来都是为了应付时局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非立国自强之谋。真正的立国自强之谋，在康有为看来，那就是他的第四策，即变天下之成法。
变天下之成法，是那几年康有为思考的重心。他以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被迫进入近代后，清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大明王朝的时候有着显著不同。方今的清国，被数十强国所觊觎，他们纷纷期待进入，期待瓜分，这确实是四千年未曾遇到的大变局。
条件变了，环境变了，那么理所当然，统治手段统治方略都应该变。康有为说，如果当今统治者仍沿用过去旧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还不愿脱掉棉袄，病情不断恶化而依然使用旧方一个道理了，其结果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也就不可能乐观了。
康有为指出，我清国当今变法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朝廷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语言说，康有为的意思大约就是希望朝廷要多一些创新精神，改变天朝上国的心态，以平等平视的眼光看待东西洋各国。按照康有为的解释，以开创的精神治理天下，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以列国并争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就不能再是过去时代那样一统垂裳拱手无为，而必须要有创新有创造有竞争。这是大原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变革的精神见贤思齐，向东西洋各国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就能够开创新时代，逐步将我清国引领至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境地。
至于具体的变法方案，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有许多非常细节的建议，大要有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等。
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项。所谓钞法，其实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体制，由国家发行货币。这样不但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而且利用货币手段，扩大商务，筹集军饷。其实就是像西方各国一样重构金融体系。这个思想在1895年确实是比较新的。
至于铁路，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个新鲜事物，康有为认为朝廷应该改变过去的思想，应该将铁路建设提上日程，铁路将距离拉近，万里之遥不过一瞬之间，有了铁路，不仅便于运兵、运械，有助于国防，而且便于赈灾，便于漕运，便于行政管理，便于教育文化，便于商业发达，货物周转，便于民众外出谋生，扩大生存空间。而且从文化上说，铁路的建设，必将有助于通言语，一风俗。
至于机器轮舟，康有为认为也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新兴事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大幅度提升了生产力，因此政府应该允许和引导民间创设各种各样的机器工厂，大幅度提升我清国的制造业。政府要学习西方对制造业给予适度保护，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他们的发明创造。至于轮舟，也是近代交通工具的重大变革，和铁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大力发展，鼓励官民商贾各界一起动手，共同兴办。
至于开采矿产资源，康有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大清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云南的铜、锡，山西、贵州的煤、铁，湖广、江西的铜、铁、铝、锡、煤，山东、湖北的铅，四川的铜、铅、煤、铁等，其储藏量，都是不得了的。我大清现在是捧着金饭碗找饭吃，所以现在应该尽快大规模创建矿务学堂，培养专门人才，充分挖掘祖宗留在地下的宝藏，发展自己，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谈到富国之法中的铸银时，康有为认为，我清国现在使用的元宝及银锭，已经很不合乎时代需要了，分量既无一定，形状也不统一，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等区别，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等分别，轻重难定，亏耗滋多，很不利于商品流通贸易往来。现在各国的货币体制都有很大改革很大发展，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所以便于流通便于使用。而且，近代西方各国皆用本国之银，所以我清国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自铸银钱，以收利权，由政府掌控货币主权，必然有助于政府预筹巨款，从事建设和国防，有助于稳定与发展。
在谈到富国六法的最后一项邮政时，康有为说，我清国现在采用的公牍文传递方式还是过于传统过于守旧，谕旨奏折，还是使用千百年来的驿站方式传递，费工误事误时，资费厚重，远寄艰难。近代西方发明和使用的邮政方式，集合各种邮件，用更加合理的方式组合，用更加便捷的方式传递，应时无失，人民称便。所以我大清也应该仿照西方国家设立邮政局，并将邮政与铁路统合在一起考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样消息易通，见闻易广，上之利国，有利于政令传递、战争指挥，下之利民，方便人民之间的联系。
除了富国六法外，康有为还在这份上书中提出“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内容。
所谓务农，就是拯救农村，振兴农业，帮助农民。随着近代工业甚至是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的萌芽，传统的中国农业到了近代之后实际上是踏上了一条不断衰微的路，近代中国稍明事理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关注着农村拯救和农业振兴，康有为应该说是这群思想家中比较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中国农村的拯救和农业复兴，一定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翻译出版东西洋各国农业技术农业管理新书籍，一定要有更加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一定要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注意研究农业新技术新手段，要培养农业方面的各种学会，支持和帮助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新尝试和新试验，注意发展粮食生产之外的各种经济作物，诸如养蚕种棉、畜牧业等，都应该给予同等重视。农业的振兴应该是全面的振兴，农村的拯救也应该是全面的拯救，帮助农民也应该不分彼此全面帮助。康有为相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已经有了西方经验作为借鉴，那么就不应该重蹈西方老路，牺牲农村，成就城市，而应该是将城市文明的好处逐步向农村传递和转移，让农村更美好。
所谓劝工，与康有为前面在富国之法中说的务工大同小异，同，都是想方设法鼓励发展工业，异，前面的务工是发展制造业等近代工业，这里的劝工指的是鼓励和保护知识创造，奖励创造发明，建议全国上下都应该设立考工院，翻译出版外国制造方面的书籍，培养人才，从儿童开始，分门别类，让他们逐步掌握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技能。在政策层面，政府也应该制定鼓励奖励发明的优惠政策，对于所有新发明，给予登记，给予保护，颁发执照，并给予物质上的奖励，维护其专利所应有的权利和权益。
所谓惠商，就是沿着郑观应的思路，注意提升中国的商业竞争能力，保护商业保护商人，保护合法的贸易竞争。康有为指出，凡一统之世，必以农业立国，可以安定民心。到了列国交争的近代，必然以商立国，没有强大的贸易往来，就不可能自立于这个近代世界。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中国人似乎还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我大清之所以在过去这些年一再被动，主要还是因为商业不发达，商路不畅通。所以为今日计，康有为建议朝廷应该设立通商院，委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从国家层面经营商业，经营贸易。各省也应该设立相应机构，比如商会、商业学校等，这样才能以商立国，才能与各国平等对话。
至于所谓恤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去表示，其实就是慈善，就是救助。慈善、救助的概念，在传统中国就有，只是范围小，主要局限在乡党邻里之间，康有为在这里所提倡的恤穷，当然就具有近代意义，带有公众救助、公众慈善的意思了。这应该是康有为的创造与贡献，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功莫大焉。康有为说，京城四方观望，乞丐遍地，孤老残疾的人，无人照顾无人抚恤，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可怜的人废死于道路。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康有为提出三个思路：一是移民垦荒，积极救助，就是将这些流浪的人收容起来，统一送到那些有待开垦的地方实行垦荒，这样不仅安置了他们，而且有利于扩大国家的富源；二是在各州县普遍设立救助机构，康有为定名为警隋院，收容那些无业游民，择其所能，教以艺业，使他们逐步变成有办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是养穷，就是在各州县遍设福利院、老人院、孤儿院等福利慈善机构，救助那些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等，将这些可怜而又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统一收容，由政府或由善人出资将他们养起来。
康有为的“养民四法”显然注入了不少西方近代因素，不过有些内容在传统中国也有某些萌芽形态，被康有为如此归纳与创造，赋予新的意思与形态，应该说是很有意义很有启发的。此外，康有为在这份万言书中还提出所谓“教民四法”，与“养民四法”具有相同或类似性质。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等。
从康有为的教民四法看，如果熟悉康有为之前数十年清国改革史，应该承认，除了设立道学具有独创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思想家曾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实行的方案，康有为在这里只是继续鼓吹而已。
至于设立道学的基本意思，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他后来发明孔教的思想萌芽，他希望用孔子教化、儒家理想去抵御西方文明的侵入，这个思想究竟带有多少近代特征，可能还值得怀疑，但在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中，他个人认为提倡儒家伦理，创建孔教，与其学习西方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情。
在改革庶政名目下，康有为提出裁撤冗员、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也并不都是他的独家发明，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在三年后1898年的政治实践中，康有为依然是从这几个项目中寻求突破，所以说他的这些思想决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逐步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
坐而言：趋向维新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在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是引起了极大轰动，这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并不是就事论事谈救国，谈化解时局危机，而是从更深层面寻求治安之策经国之道。这大概也就是康有为比同时代那些公车更高明的地方。
5月2日，皇上批准了中日讲和条约，至此各省公车继续讨论拒绝和约重新开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除了一些消息不太灵通的举人继续有一些后续动作外，舆论界的言论一般都不再说什么拒约再战问题。作为大清国的臣民，大家只好接受朝廷的决定，既然一定要割让台湾，既然一定要割让辽东，那也没有办法，就割让吧，反正在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既然这样决定了，臣子还有什么好说呢。所以，在朝廷的决定发布后，反对中日议和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人们大约都在想着中日议和究竟会给我大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具有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很多，因为那时的读书人已明显感觉到了这次战争的后果，议和的后果，感到清国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大约都将从此发生根本转变。湖南年轻读书人唐才常在5月3日写给其弟弟的信中表示，这场战争将给大清带来的后果不可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乱将起，先前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经解、词章、八股等，大约都没有了用场，青年读书人必须尽快寻找到一条新的生存方式，急觅一条生路，否则在未来社会无法生存。(17)
唐才常的预感无疑是敏锐的犀利的，但是中国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其实在当时不论是朝廷还是各级官僚还是体制外的读书人都不甚了了，比较激进的思想家如严复如夏曾佑等，建议朝廷应该趁着这个不幸机会转身向西，像自己的敌人日本几十年前所做过的那样，脱亚入欧，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体制上全面学习西方的经验，这样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清国肯定能够重建辉煌。这个主张，被严复界定为寻求富强的丛林法则，被夏曾佑概括为“改教”，大约就是放弃中国固有的政治理念、立国之道，改从西方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
毫无疑问，严复、夏曾佑的思想主张显得有点激进，一时间很难在多数官僚及读书人中获得认同。三十三岁的启蒙思想家宋恕就针锋相对地认为拯救神州不必“改教”，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并不从根本上排斥西方近代文明。东洋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能够获得长足发展，除了明治维新等政治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日本的山鹿义矩、物茂卿等重要思想家对日本儒家思想传统的改造，他们彻底排斥先前传入日本的洛闽之伪学，归复洙泗儒学正统。所谓洛学，指的就是北宋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二程理学，这个学说随着朱熹到福建讲学，又演化成闽学，问题是洛学、闽学在后来都发生严重变质，因而被宋恕称为伪学。所谓洙泗，指的是孔子讲学所在洙水、泗水之间，所谓洙泗之学，当然也就是指的孔子儒学之正统了。
在宋恕看来，日本进步发展的思想资源是儒家正统，而西方近代获得发展提升的思想资源也不是外来的东西，而是西方自身的古典思想。他说，西方文明发展到近代，是因为西方近代思想大家倡导的宗教改革，排斥了中世纪教皇之伪教，以归复基督之真教，从而推动了西方近代的发展。从东西洋发展实际情形看，宋恕认为，我清国的未来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毁灭，但应该趁此机会像东西洋各国那样倡议“复教”，用正宗的传统的儒家文明拯救此次危机。(18)
宋恕的说法当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要变法要改良，还是当时的思想主流。比较倾向于激进变革的青年思想家谭嗣同就在那时致信乃师欧阳中鹤说，马关议和的后果可能会导致满汉分裂更加严重，台湾民众对于朝廷这样狠心抛弃他们已经深感心寒，腐心切齿，以为恩断义绝。谭嗣同估计，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可能会引发无穷后患，所以清国的政治究竟怎样发展，现在一时还真的看不太清楚。不过，谭嗣同内心当然是期待中国能够主动变法，向列国看齐靠拢，他表示，清国不变法而期振作是不可能，而不主动变法，每每在列强促使下变法，也是很可悲的，如此中国的一切主权都受制于外人，四万万黄种人其实都要沦为白种人的奴隶。
对于中国的未来前景，谭嗣同表示不乐观，但在这种不乐观的前提下，他也没有消极悲观，他认为欧阳中鹤去年在小范围倡言的变法之论不妨趁此机会找个地方进行试验，所以谭嗣同在这封信中接着欧阳老师的思路，建议邀集一些开明官绅，讲明今日时势与救败之道，看看能否找个小县进行一些局部试验，设立算学格致馆，招收一些聪颖子弟肄业其中。这就像精卫衔石填海一样，他日未必不收人才蔚然兴起之效。这个主张后来果真被谭嗣同、欧阳中鹤、唐才常等人逐渐完善，并最终在陈宝箴等人的支持下成为现实，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一部分。在谭嗣同的思想倾向中，未来中国不管政治上怎样发展变化，但在思想文化上肯定要搭上向西方学习的快车道，所以他对更年轻的学子，总是以从事时务、改业西学相期待相告诫。(19)
中国前景不容乐观，是因为清国的政治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根据刘光第观察，朝廷大臣们并不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而有所反省有所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泄泄沓沓，悠然自得，不知稍加警惧，更不要说激于义愤了。这些大臣照旧整日庸碌瞻徇，苟图目前，偷旦夕之安，而不知眈眈者群然窥伺于其侧者之多。堂堂焉以一金瓯无缺之中国，一旦败坏于诸纤儿之手，虽不遽至灭亡，亦将日见侵削。忠愤之士，所为痛哭太息，戟手切齿于奸人之误国而害及天下苍生。然而这种激愤也只是体制内的边缘人无力抱怨，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治趋向。所以像刘光第这样稍微正直的中下层官员更觉得前途无望，甚至萌发退出官场的想法。(20)
刘光第的苦恼，主要还是传统中国人说的不知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混到不知耻的地步，大约谁也没有办法去拯救。孔子说知耻而后勇，可是到了1895年那个时候，中国官场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像谭嗣同、严复、宋恕、刘光第这些青年读书人那样饱含忧患意识。张之洞门下幕僚郑孝胥对此有明白分析，他认为，天下国家败亡之故，主要在于缺少忧患之心，用他的话说，就是由于“不忧”而已。假如社会上下都能始终保持一个忧患之心，必将引善为者与共其忧之之地。为什么这样说呢？郑孝胥解释道，一个深怀忧患之心的人，肯定不会自欺欺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做到，一定会礼贤下士，而力求所以解其忧。现在我清国的情形是，居其位者不忧，善于为者不能居其地，所以他认为当时我大清最大问题在于能忧而不能为。(21)应该说，郑孝胥的这种认识大致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形和人才构成，从来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在高位者不把这些当回事，而在下者则满脸忧戚，如丧考妣。
甲午事件使体制外和体制内比较边缘化的年轻一代拥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其最典型也最厉害的代表人物，当属康有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之后继续留在北京参加活动，于5月29日再上清帝第三书。
在这份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书中，康有为补充和发挥了前次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我清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他指出，甲午战败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前次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这个办法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我清国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可能的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当然可以重塑辉煌，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选用合适人才。他真诚希望朝廷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决不可能将我大清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他建议朝廷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是要朝廷保持清醒头脑，明白今日所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朝廷无论如何必须建立“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康有为恳切希望朝廷能够接受这些建议，远鉴往圣谆谆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我大清引向光明灿烂之途。(22)
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令人震惊，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政界都引起相当反响。体制内外的知识人、开明官僚都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维新的倾向逐渐明晰，人们开始意识到我大清确实到了不变法不行的程度了。紧接着，帝师翁同龢出面帮助康有为，都察院也于6月3日将他的5月29日的上书转递朝廷，皇上览后而喜，中国的政治变革由此开始出现转机。同一天（6月3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向朝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体制内官僚终于就改革问题公开发声。
体制内的任何变化都在深刻激励着体制外年轻一代读书人。当康有为得知自己的《上皇帝第三书》终于上达天聪后，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受此激励，康有为再接再厉，于6月30日再以工部主事的新身份上皇帝第四书，鉴于先前上书只谈政治变革的必要性急迫性，而没有细谈变革要点及先后缓急等内容，这封上书注重在变革怎样下手。
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其是非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古来治国之道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道理甚为明白。时代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自己往昔社会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当然比较恶劣，没有什么后发优势。往昔中国从未遇到的新情况迫使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所以富强，中国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
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稍有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生存，必须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差不多都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定会在第一时间学习模仿甚至超越；有外交内政事务发生，必思离散敌国而窥伺之。所以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这些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
二是改革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康有为指出，大约当宋元时代，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愚昧，相当贫弱。到了明永乐时，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主张，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议政府改革旧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此后，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赏以较高地位及待遇；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制作，发从来没有之巧者，政府就给予优厚奖励，并允许其拥有专利。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效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此后，西方科学技术日日新月月新，获得空前发展，从而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鉴于这种教训，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创新问题，以为这才是我清国真正意义上的维新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真正意义上的自存图强。
三是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康有为认为，设议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好处，也是西方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议院议员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朝廷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诸议院众议，故权奸无所容私；动皆溢于上下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这就是议会政治的好处，也是东西洋各国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障。
从康有为的观点看，西方国家的三大特点或者说优点，正是中国所不具备，所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积习太深，若不能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所以，康有为建议朝廷，如欲变法图强，就必须痛下决心，革除弊政，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我清国社会发展、人民富强的制度化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有为提出五点具体办法：
1．下诏求言。朝廷应该破除壅蔽，罢去忌讳，准许全国有想法的读书人就天下大事尽情发表意见，朝廷设立专门机构，委派专门官员博采众议，谨慎选择。如果这些建言中有可采可用之处，一定要给予适当奖励，以鼓励天下读书人心忧天下，情系国家，心向朝廷。
2．开门集议。但凡朝廷有什么重要决定，都要公开天下，令各省府州县每十万户推举一人，专门讨论朝廷的这些决定，然后以票决的方式，或三分之二，或简单多数通过，朝廷就照这样的决定立即施行。除中央政府这样做，地方上各省府州县也应该这样公开行政，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行政失误，而且使上下之情比较方便地沟通。
3．设立顾问馆。康有为建议朝廷打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每日办事之暇，拿出一时左右的时间到此稍坐，轮值顾问，就皇上的阅读及阅读中的问题随时提供咨询意见，诸如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等，顾问们应尽其所知，无所避讳，畅所欲言，上以启皇帝之圣聪，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励其未学。
4．开放言论。康有为认为，几乎所有中国问题，都是由于上下隔膜左右隔膜所造成的。解蔽之方，莫要于开放言论，命各省自主开办报馆，甚至各州县乡镇也可视条件自由开放。这些新出报纸，除供人民阅读外，也应该向朝廷和各中央衙门进呈，从而使上下之情增加一条更公开的渠道。
同时，政府还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多方采购外国出版的书籍报刊，然后由专门机构译成中文，供朝廷供皇上供各级官员和百姓自由阅览。
5．鉴于各级官吏实际情况，康有为建议恢复汉代行之有效的幕府体制，使从中央到各省督抚、各县县令都广开幕府，延揽天下之英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议院，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还第一次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这应该说是康有为对近代中国一个最终的思想贡献。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制度好了，即便一时没有解决问题，总还会有解决的希望。
起而行：组建京沪强学会
康有为这批年轻读书人，已经远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他们可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家，而是强调坐而言起而行。他们坐而论道，但并不满足于论道，更热衷于实践，热衷于将自己的理想、主张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他们甚至并不满足于向朝廷递个折子，提点建议，而是期望能够在更大范围唤起民心，唤起民众的热情，以保障维新运动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根据宋恕的日记，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途经上海，宋恕于3月18日前往康梁下榻的旅馆看望，这是他们初次相识。(23)宋恕时年三十三岁，有浙江著名学者孙诒让的背景，与俞樾、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有不一般的关系，至于当时青年知识界，宋恕也具有领袖资格，与各方面关系都比较友好。
同月，在张之洞手下担负文化教育事务的汪康年也与宋恕往来密切，他们还与在上海的夏曾佑、钱恂、张焕纶、胡庸等人密切会商，讨论设立公会、创设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
大约也是根据这些讨论，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讨论中很难达成一致，所以汪康年似乎不久就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武昌单干，于当年夏天在武昌召集邹代钧、陈三立、谭嗣同、吴德潇、吴樵、夏曾佑、叶瀚等人毫无顾忌地谈论怎样在全国范围推动变法图新，怎样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一切经国家、治人民的那些大经大法改弦易辙，根本改过。讨论的结果，就是想创设一个专门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富强的“中国公会”，以作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组织。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的交情。当他的这些想法大致成型或正在讨论时，他也正与京师的梁启超等人相商，以为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24)除创办中国公会，汪康年此时还想创办一份《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动态和思想言论。这些想法和做法其实都与康有为的主张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