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后，对修筑铁路有着非常热情的，还有胡燏棻。12月6日，朝廷从督办军务王大臣请，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督修津芦铁路，并令集股筹办卢汉铁路，一切商办，官不与闻。上谕表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须举行。早一段时间已经令督办军务王大臣先将近畿一带先拟办法，当经该王大臣选派广西臬司胡燏棻前往查勘，兹据奏称，自天津起，循运河西岸迤逦而北，绕南苑以达卢沟桥，计二百一十六里，估需工料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并绘图贴说。著即派胡燏棻督率兴办，以专责成，所需经费由户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筹拨。至由卢沟桥至汉口段干线一条，距离太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筹。事归商办，一切盈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很显然，朝廷依然坚守商办的原则，只为兴办提供政策便利，并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大包大揽，滋生腐败。而且，这个宣示还告诉我们，清廷在铁路修建之初确实希望民间资本能够担当一定的责任，所以清政府后来发布铁路国有的政策，显然是对先前政策的根本颠覆，因而引起巨大政治震荡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正如张之洞、胡燏棻等人都认识到的那样，修筑铁路在当年是最花钱的一项事情，怎样筹款是一件大事，到了年底，胡燏棻向朝廷提出一个向外国借款修筑津芦铁路的详细方案，后经朝廷批准予以尝试，这对近代中国重大工程项目利用外资起了先导作用，为后来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资本提供了经验。
在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中，都有开银行，改革币制，重建中国金融体制的主张，到了这年底，朝廷终于接受这项建议，同意仿照东西洋各国成例，详稽传统中国票号之法，开立银行，经理工商各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在当年有什么眉目，但确实是甲午战后维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张之洞、胡燏棻等人都曾郑重建议朝廷注意发展工业，注意制造业。稍后，又有御史诸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旨交户部进行研究，提出方案。8月11日，户部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方案，以为各省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每年耗资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福建船厂每年需耗银子六十万两，铁甲巨舰仍不能自己制造；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年，耗费甚多，也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究其原因，户部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官办，政府出资，政府管理，政府经营，结果也就只能这个样子。于是户部建议，各省新办的机器、制造等局要改变过去那些不成功的做法，一律按照西洋人的成例，改归商办，如此才能弊少利多，达到目的。
对于户部的方案和建议，皇上表示认同，以为制造船械，实为我清国自强要图，原有厂局，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根本原因大概也就是户部所分析的那样，就是因为官办官营，现在亟需对这种方式进行改变，新办的企业，一律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上谕宣布向国内资本及华侨开放这些新办企业，如有商人情愿承办，或愿接受政府原来的工厂，都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予以批准，同意他们或将旧有厂局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成，官为保护。这个政策调整表面上看并不复杂，实际上意味着过去三十多年的洋务政策至此终结，各种资本终于有机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了。
当然，这件事情后来也有反复，到了当年年底，浙江巡抚廖寿丰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以为招商承办局厂宜防流弊，军械不得令造，理由就是不利于国家安全，于是朝廷又根据这个报告对先前的政策有所更正，规定不准商厂制造军械，而商轮、机械及一切货物则准其集股建造，以拓商利而杜隐患。
与富国相伴的是强兵，所以甲午战后清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更是抓紧时机整顿军队，在裁撤那些无用绿营的同时，更希望练出一支或数支劲旅。
8月2日，皇上召见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命交督办军务王大臣差委。袁世凯有在朝鲜的丰富经历，现在将他调至督办军务处，显然是希望他能够担起训练陆军的任务。到了12月8日，朝廷正式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说起这个新建陆军，其实还是德国人汉纳根1894年战争进行期间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议，汉纳根当时建议清政府以西方办法训练陆军十万人，持之以久，战事方可有望。根据汉纳根的建议，朝廷迅即诏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会同汉纳根在天津督办此事。其应练兵数，朝廷几经商议，决定先练十营计五千人，定名为“定武军”。
现在，汉纳根已经回国，而胡燏棻亦被朝廷调派负责督办津芦铁路的修筑工程，因而朝廷根据督办军务王大臣恭亲王等人建议，奏请调派袁世凯接办此项练兵事宜，并将所练之军更名为“新建陆军”。朝廷在宣布此项任命的上谕中强调，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洋办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时机，将成虚掷。现在朝廷筹饷非常困难，所以希望袁世凯能够体谅朝廷的难处，不要辜负朝廷的期望，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唯袁世凯是问。
当然，袁世凯后来并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他根据德国方法训练的新建陆军，没有多久就真的成为清军中最有力量的劲旅。
与袁世凯新建陆军相伴而行的，是张之洞在江南创办的新军即“自强军”，共两千人。这支新式军队创办于同年底，同样仿照德国营制，合步、马、炮、工兵为一军，同样由外国洋将负责训练，这支自强军与袁世凯在天津训练的新建陆军一起，被视为甲午战后中国军队完全步入现代化的开端。
在甲午战争中，海军损失最大，举三十年国力发展起来的北洋海军在顷刻之间全军覆没。战后，在是否重建海军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但从总的方面看，由于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中国人海洋意识的逐渐觉悟，许多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并不因为北洋海军失败而放弃海军建设，相反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海军力量不如日本，所以在战后重建海军的呼声一再高涨。8月21日，朝廷就海军重建做出决定，并责成驻德、俄使臣许景澄尽快查询铁甲舰的价格、性能等相关问题，这显然是为重建海军做准备。
1895年很快就过去了，清政府在变法图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许诺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来得及进行，诸如恤商、惠工，以及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立学堂等。
梦醒了吗
中国在被日本人打懵之后突然醒悟，觉得中国要想不挨打，就必须自我强大，于是在甲午战后很快进入一个革新的时代，恢复重建迅速展开。
然而，这个恢复重建在力度上非常有限，在方向上似乎更有问题。清政府的领导者既没有认真慎重对待孙中山的质疑与挑衅，也没有很好很认真地回答严复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深思严复关于中国怎样走上富强的构想，没有深思严复提出的“走进丛林”的问题。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重建的建议，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主政者在1895年下半年也没有给予积极回应，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没听见，而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清政府在侥幸中庆幸，在庆幸中继续侥幸，相信奇迹，相信命运，相信物质的发展可能就是硬道理，就是不愿相信，一个良好的制度才是发展的保障。所以，清政府在恢复重建的同时，其实是在延续浑浑噩噩的迷梦，在一种朦胧困惑未醒的状态中随风飘摇随波而动。
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中国受列强欺负太久，或许是政府的宣传特别是悲情感染中国人太深，总之，进入近代的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有着某种别扭，总是无法淡然坦然面对这些不一样的同类，总是在孔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中打转，尽管纯粹的中国人久已不对满洲人怀有多少偏见了。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偏见与仇视由来已久，不过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些冲突还是相对比较缓和。战争结束后，民教冲突再起，在成都，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寻获遗失幼童的时候，受到一些极端排外分子的煽动，于1895年夏天连续毁坏一些教堂和医院，遍及四川许多地方。
8月1日，在福建古田也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教民冲突，英国传教士向官府告密，举报斋教首领刘祥兴等准备抗税起事。刘祥兴等人是否有这种计划不得而知，但当他们获知传教士向官府举报的消息后，聚众焚毁英美教堂及传教士的住所多处，死伤多人。
四川教案、古田教案，自然激起列强的不满与抗议，法国公使连日来前往总理衙门咆哮不止，要求中国政府捉拿真凶，严惩凶手。
对这系列教案的发生，清政府始终都有自己的解释和对策，但这些解释和对策从来不被西方人接受。西方人认为，清政府的这些解释不仅不足以说明中国人反洋教的真相和原因，而且足以说明中国无法进步，无法真正步入维新时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缺少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清政府或者以受害者自居打悲情牌，或者暗中自觉或不自觉鼓励、煽动了中国人中本来就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
为了警告清政府，或者为了启发清政府中那些高官早日觉悟，西方国家在向清政府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尽量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慢慢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认识，西方传教士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其实就是期望化解乃至根本消除中国人中的敌意，将中国拉上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发展轨道。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提摩太在四川、福建教案发生后，于1895年9月匆忙赶往北京进行交涉，他在那里拜访了正在赋闲的李鸿章，李鸿章能够认同李提摩太的判断，明白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就是上上下下都对西方充满着敌视，政府高官对西方各国怀恨在心，原因是他们驻北京公使总是仗势欺人，总是用强权压制中国，使中国屈服。中国的老百姓在政府的影响下，也对西方人充满仇视，他们虽然不明白中外之间的问题所在，不明白清政府才是中国落后不能前进的阻力，但是在政府不断宣传影响下，西方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被严重妖魔化。
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告诉李提摩太，战后中国的情形稍微好些，清政府在被日本痛打一番之后似乎有所反省，有所改变，证据就是强学会主办的刊物能够转载传播广学会《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对于毕德格的介绍，李提摩太当然相信，他在与李鸿章的几次晤谈中也有越来越深的印象，李鸿章明白告诉李提摩太，中国问题的症结不需外求，不需多做论证，只有一点，那就是排外，中国如果不能从骨子里化解对外国人的敌视、仇视，中国就不可能真正有前途。李鸿章向李提摩太说了许多高官排外的例子，像吏部尚书徐桐反对朝廷大臣与外国人交往，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李鸿章认为，只要朝廷的大权还掌握在那些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读书人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将中国拉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呢？李鸿章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治高层开始做起，只有政治高层认识清楚了中国才能变，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看，李鸿章认为真正能够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只有恭亲王奕。所以他建议李提摩太想法与恭亲王接近，想办法去影响恭亲王，相信恭亲王真正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处境后，一定会为中国选择一个理想的发展路径，因为他过去就曾这样做过。除了恭亲王，李鸿章认为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翁同龢，因为他在皇帝身边，他的影响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作用，如果翁同龢相信局势的危机性，有必要畅所欲言，那么就一定会深刻改变中国的进程。(13)
李鸿章的说法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中国是否真的像他所说那样，等待着一个不世出的英雄豪杰来拯救呢？中国是否真的像李鸿章所说那样，只有走上世界一体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分彼此，才有希望，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呢？
对于这些疑问，我们不必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李鸿章的这些说法，是一个经历者的真切感受，中国之所以步履维艰，之所以到了近代被东西洋各国远远抛在后面，可能还有许多我们不太清楚的原因或文化密码。然而，对于我们的叙述来说，1895年这个转折年代，并没有将中国带上一个发展坦途，中国依旧在旧的轨道上艰难前行。
中国的那个长梦，或许在挨打之后开始觉醒，但是觉醒的程度非常有限，充其量只是一个初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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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434页。
(2) 《盛宣怀致翁同龢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438页。
(3) 《盛宣怀致李鸿章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三》下，4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 《郑孝胥日记》卷一，492页。
(5) 《康南海自编年谱》，28页。
(6) 谢俊美：《翁同龢传》，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7) 陶模：《培养人才疏》，《戊戌变法》卷二，276页。
(8) 《郑孝胥日记》卷一，503页。
(9) 《变法自强疏》，《戊戌变法》卷二，290页。该疏题注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即6月23日至7月21日间，或许在张之洞的奏折之后。
(10) 《康南海自编年谱》，28页。
(11)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卷四，16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9年。
(12) 《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刘坤一遗集》，8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26页。
维新 / 马勇著
（马勇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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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魅力
小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