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一个对政治狂热的天才。1897年底北京之行原本并不是为政治而来，然而一旦政治向他招手，他便义无反顾地放弃先前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的《上清帝第五书》因工部主管的胆怯而没有直达高层，但不必怀疑的是，这封上书的广泛流传还是给他带来了无限好处。当今帝师翁同龢屈尊枉顾南海会馆看望并挽留康有为，须知翁同龢出生于1830年，那一年已经六十七岁，康有为生于1858年，那一年三十九岁。一个六十七岁的当朝大臣去广东佛山南海驻京办事处招待所看望一个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的年轻后生，这其中的意蕴确实令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
西花厅问话
翁同龢的挽留，使康有为留了下来。第二天的早朝上，给事中高燮曾与翁同龢密切配合，向清廷上了一个保荐人才片，建议清政府委任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方国家将要召开的弭兵会，并建议清廷特别是光绪帝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他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不过，这两项建议都遭到了总理衙门的拒绝。但这似乎并没有怎样伤害康有为的自尊，换言之，这个结果应该在康的预想之中。他一方面期待一系列上书能够打动清廷最高决策者，至少能够使他有机会在这些决策者面前表达一下他的见解；另一方面，基于1895年的政治经验，他将投下最大的气力和心智用于“开学会振士气”的“草根政治”，踏踏实实埋首基层，然后以民间力量向政治高层施加压力，如此双管齐下，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1897年12月5日，德国海军舰队武装占据即墨城，掳去清军提督章高元。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人的主导下，委托俄国驻中国公使向德国言和，然而德国公使海靖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不愿接受俄国的调停，相反却与俄国人勾结在一起要挟中国。
当此时，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副将神尾光臣、部员宇都宫太郎赴武昌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协商由日本暗中帮助中国联合英国以拒德。然而刚刚经过甲午战争，特别是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中国方面实在不太清楚日本的真实用意，政府诸公对日本亦多猜疑，恭亲王奕与李鸿章一样，更多地倾向于倚仗俄国，尽量通过和平的手段处理与列强的关系，于是很简单地拒绝了日本联合英国以抵制德国的建议。
获悉神尾、宇都宫的情况后，康有为迅即向翁同龢做了报告，表示日本动机之“可信”。康甚至利用关系找到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建议日本政府将中国应偿还的赔款延缓十年，并减息。矢野文雄表示原则同意，以为可以作为两国政府继续谈判的基础。然而中国政府主政诸公对此将信将疑，终不信是议。
针对清政府内部的疑虑，康有为以刚刚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奏折，题为《请联英日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于1898年1月1日上奏清廷，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外交内幕，揭露沙皇俄国与德国互相勾结，合而图我的阴谋，坚决反对将胶州湾租让给德国，以绝各国“踵其后而瓜分”中国。
联合英、日以制德、俄，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手腕，是李鸿章等当朝大臣最擅长的“以夷制夷”谋略。所以康有为即便利用了清政府对新任监察御史杨深秀的信任与仰赖，清政府主政诸公也不会认为这个主意有多么高明。这份奏折不了了之，外交危机依然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发展着。只是康有为联合英日的信念不曾动摇。稍后，康又代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草疏，题为《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再请清政府联合英、日以制德、俄[1]。
康将这些建议通过正常渠道上奏清廷的同时，也专门报告给翁同龢，请翁在政府中主持此事，与在外的疆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相呼应、配合，达成目标。与此同时，康又作《联英日策》，广为散发，遍告朝士。
对于康的建议，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深以为然，持以示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廖具有一定的维新思想倾向，在各位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中，也比较欣赏康这样的青年才俊，相对容易认同他的这些主张，因而有意无意地在政府主政诸公中加以散布，似乎也是情理之常。
康的建议在政府内部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内部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对各国确实有着不同的态度，亲近英日的主政者自然容易认同康的主张，而亲近俄德的则未必。所以当这个主张越传越广的时候，在清廷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李鸿章很不高兴，他当面诘问与康有着同乡之谊的同僚张荫桓，于是康的建议胎死腹中，不了了之。
李鸿章的不以为然，特别是外交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政府内部对德俄两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和平发展的环境，而不是以武力与列强进行新的抗争，所以康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政府的认同。不过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康有为的名声获得极大提升，成为政府内部某些势力集团争相延揽的对象。
在各位大臣特别是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看来，胶州湾危机确乎暴露了德国对中国及远东的政治野心。不过自甲午战争以来，德国毕竟一直对中国比较同情，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日趋广泛，民间交往、双边贸易在那短短的几年间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德国需要在中国沿海修筑一个海军基地以维护其在中国及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内部稍有国际常识的官员们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官僚阶层中的开明者基本上都能够理解德国的处境和心态。问题在于，德国人不能理解中国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明明白白地关闭谈判租让、割让沿海港口的大门，中国政府需要谈判时机，需要租让、转让、割让的理由，以便说服国内特别是政府内部的反对派，而德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日程表，动用武力解决问题，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所以说，让德国人占有或使用胶州湾，甚至将旅顺、大连湾交给俄国，将威海卫交给英国，就社会影响和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是一次外交危机。但是对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和平发展，主张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格局的主政者来说，这最多不过是“外交困难”而已。
当然，既是困难，总需要设法克服。1897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天前刚被清廷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杨深秀向清廷递交了一份《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杨深秀的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份奏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此前三年的维新运动进行了总结，基本上认为这与先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相类似，依然是只变其末，未变其本，所以才有了胶州湾事件这样的“外交困难”。
杨深秀的说法自然很难获得政府主政诸公的认同，但对那些“政治边缘人”“政治新秀”或“权力失落者”来说，却是一个批评现实政治的绝佳借口。所以，这份奏折一提出，就引起极大反响和震动。这毕竟是因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外交困难”，但由此推导出政治变革的结论，实在有点惊天动地，这预示着新的一年不可能依然如往昔那样风平浪静、浑浑噩噩。
光绪帝和诸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已三年之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知耻而后勇，发奋有为，三年大见成效了。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光绪帝和他的“众爱卿”。痛定思痛，他们将这份奏折上报给已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但依然不辞辛劳为大清王朝政治决策负最后责任的慈禧太后过目，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刚刚过了半个月，光绪帝于1898年1月16日召见群臣时就外交困难发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谈话，倾向于在解决外交难题的同时，能够就内政、外交等领域中的变革进行一些调整，希望各位重臣能够从国家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提出如何变法的系统构想。
光绪帝的谈话太突然了，而且各位重臣此时正忙于胶州湾危机的善后，所以对于皇上的建议无法迅速做出反应。首席军机大臣奕闻言默然，谓欲改革须从内政根本起。翁同龢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2]。
政治变革的期待并没有获得积极的回应，不过年轻的光绪帝并不甘心。他在退朝后示意翁同龢于第二天连发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光绪帝期待能够在内政方面进行改革。
光绪帝此时的心情很容易使某些朝臣联想到康有为。不日前高燮曾提议由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事情很可能于此时再被提出，奕碍于清朝的礼仪传统，以为康的级别太低，皇帝不宜直接出面与其交谈，并建议光绪帝如欲向康询问什么问题，可由各位大臣代为询问，然后再根据面询情况决定是否由皇上亲自召见[3]。
奕的折衷建议化解了矛盾，光绪帝虽然没有能够很快面见康有为，但毕竟使康能够在清廷诸位重臣面前畅谈自己对国事的看法。
旧历新年的第二天（正月初二，1月23日），总理衙门总办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即大年初三到总理衙门接受亲王大臣的面询。1月24日下午三时，康有为如约前往总理衙门所在西花厅，在那里接受了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4]。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翔实的档案记录，当时参与问话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5]从内容上看，康有为将自己多年来的见解尽情发挥，各位大臣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康进行了探讨。但从气氛上看，康似乎并没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赢得多少好感，对他不薄的翁同龢都觉得他“狂甚”，其他几位对他素有成见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就很难留下什么好印象了。
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这次问话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气氛。在他慷慨陈词讲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后，荣禄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也不客气地回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的辩论自然有足够的道理，但如果他当时确实以这种口气回应荣禄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也很难容忍。由此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变法毕竟是当时大势所趋，也是光绪帝当时思考的重点，因此怎样变法就成了这次问话不可回避的问题。刑部尚书廖寿恒让康有为谈谈究竟应该怎样变法，康氏的回答格外简单，即“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其中隐含的深意或康氏当时的发挥都是改变中央政府的设置和功能，似乎有尽撤六部、尽弃旧例的含义。于是长期在中央政府主管日常事务的李鸿章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答：“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已有政治制度的所有价值，也是完全仿效西方制度进行变法。这种激进的观点如果仅仅是理论式探讨还有一定价值，如果用之于实际政治运作，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务实的政治家如李鸿章辈怎么能够从容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呢？
或许是担心康的冒失导致更多的不愉快，甚者影响即将到来的变法大业，翁同龢迅即转移话题，询问康在筹款方面有什么考虑。康答道，解决财政困难也不是多大的难事，只要学习和运用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之印花、印度之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每年新增添的财政收入势必较现在增加十倍。接着，康又大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并称自己已经编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比较翔实地考察了日、俄两国政治改革过程，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政治变革或许具有一定参考价值[6]。
西花厅问话的真实情形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从这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明显观察到清廷重臣以及康有为等人的政治趋向及致思路数。对于这些重臣们来说，康的这些建议或许并没有多少新意，他们在政治实践中早已明了这些道理。不过对于康来说，尽管他的狂妄姿态引起了一些重臣的极端反感，但他直率的言辞和极端的见解，尤其是他那种“片面深刻”的致思路数确实给他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西花厅问话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中一个最值得记忆的转折点。
第二天，光绪帝召见枢臣，翁同龢便将西花厅问话的大概情形上报给光绪帝。或许是翁的倾向性描述更加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光绪帝觉得有必要与康直接谈谈，以便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光绪帝的决定再次遭到奕的反对，他依然以祖宗仪礼传统阻止光绪帝召见康，不过他同时也建议光绪帝不妨命令康将书面意见尽早呈报，如果发现确有价值，可以考虑用什么办法安排召见。
很难说奕的建议有什么恶意或成见。年轻的光绪帝虽有满腔热情，亟盼中国尽早进行政治改革，尽早走上近代化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毕竟他不太懂得传统政治体制中应该遵守的礼数。而奕的建议恰恰从礼数上为光绪帝着想，这种关爱自然使光绪帝不能不接受。于是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命令康将看法与建议书面呈递，并将西花厅问话时提及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
遵照光绪帝的旨意，康有为在这个春节假日里，闭门谢客，奋笔疾书，赶写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随同《日本变政考》，还有一份《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考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呈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着重强调向日本学习乃为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捷径。
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正常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刚刚赶写出来的著作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顺利，他的政治处境已获得极大改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他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是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他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机遇，尽快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
在这份奏折中，康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已是朝野各界的共识。所以这份奏折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康指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
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
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
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共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7]。
统观《应诏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
设立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康于2月28日又在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向光绪帝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他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才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抵达目的地。
《应诏统筹全局折》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深获光绪帝赞赏，他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置之案头，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8]。4月13日，光绪帝命翁同龢将这些文件送到颐和园，恭请慈禧太后御览。及至新政启动，光绪帝再要参阅《日本变政考》时，手头没有书，只好再令康有为誊写进呈。康又趁此机会对原书进行修改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由此可见，《应诏统筹全局折》及《日本变政考》等，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演变，曾起到过重要作用。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确乎为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诉求在这份文件中都有很深入的表达。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份文件也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反对者对这份文件欲摆脱现行行政运行体制而另起炉灶的真实动机不能不怀疑。按照康的设计，他计划开办制度局专责改革要务；设立民政局，有仿行西方近代国家下议院的意思；准备设立的议政局，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上议院。这样一来，原有行政体制势必全部瘫痪或废除，原有官吏队伍也面临着生存危机。于是，原本有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设立制度局构想反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馊主意。反对者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斥责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权力边缘人”，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权力，所谓制度局云云，不过是想夺取枢府之权的托辞；所谓十二分局的构造，不过是将原有的中央六部分解功能而已；至于康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更是居心叵测，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他们认为清政府如果听任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结果将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9]。
康等政治新人的心态决不会像反对者所猜测的那样肮脏。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边缘化的政治新人，他们是无法与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处的。他们即便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极端负责任的焦虑，也确实希望能够利用光绪帝的政治权威扫除旧人，重用新人。而政治运转的规律从来都不可能按照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去行事，作为清廷政治权力的中心，光绪帝受到各方面制约，他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完全听从康有为等人的摆布。所以康创设制度局的建议尽管获得光绪帝激赏，但操作上却是一拖再拖，从而使他也觉得完全依靠清廷内部力量去推动改革相当困难。
警惕“雅各宾主义”
正如许多反对者批评的那样，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及《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所提出的维新变法方案过于激进，比较多地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国家政治体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反对者相信，如果真按照康的方案去进行改革，那么中国未来可能不是“自强”，而是“他强”，即帮助列强实现了用武力威胁而没有达到的政治、经济目的。于是在康的方案于1898年春天广泛传播之后，另外一种比较注意中国社会承受力的渐进改革方案也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张之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标榜的维新方案。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生于1837年，至1898年，刚好年过花甲，是清廷特别是慈禧太后此时最为信任、最为依赖的重臣之一。
张之洞的曾祖父、祖父及父辈三代为官，不过官都不大，多为知县或道员，属于中下层官吏。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852年在直隶乡试中以第一名中举，1863年成进士。殿试时的文章侧重于时政，且论述方式不落俗套，深受主考官的赏识，当然也使某些考官不悦。文章交由慈禧太后定夺时，张之洞以探花及第即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1867年起，张之洞长时期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职掌文衡，也就是主管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其间，张之洞热心奖掖人才，主持创办四川尊经书院，提倡对儒家经典的研究；筹资创办书局，刊刻和传播古代典籍；而他自己也在这一时期著有《轩语》和《书目答问》，畅销全国，影响巨大。前者主要为一般初学者讲述治学方法，后者则是根据当时需要和学术界一般共识，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提要式的解读与介绍。
这段经历对张之洞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文化财富、思想积累，这使他在晚清政治格局中有机会脱颖而出。1877年，张之洞在四川任满返京，在此后数年中负责编修《顺天府志》，系统整理京畿地方史。1879年，张之洞升任国子监司业。在这期间，由于前御史、吏部主事吴可读尸谏事件，使张之洞一举成名，获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与重用。
吴可读尸谏事件的原委是：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太后为了能够继续控制政权，不依祖制选同治皇帝的下辈人承继大统，反而选择同治皇帝的同辈为帝，是为光绪帝。对于这一做法，国内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但碍于慈禧太后的权威，始终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斥责。过了差不多两年时间，1879年4月17日，同治皇帝下葬东陵。参加葬礼的吴可读却于4月25日自尽，遗书请清廷明降懿旨，预定待光绪帝有子，即择其一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以纠正先前错误。
吴可读的尸谏确实使慈禧太后感到难堪，但也给张之洞留下了极好的表现机会。张之洞上书谴责吴的言论与行动，引经据典为慈禧太后辩护。这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触动，并记住他的忠诚。
也是在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进入高潮，这为张之洞的升迁提供了难得机会。左宗棠1878年收复新疆后，清政府即知照俄国，表示中国准备接收伊犁的行政权和1871年以来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地区。清政府为此委派总理衙门大臣崇厚前往俄京进行谈判，1879年10月双方签署了一份条约。这个条约包括十八条正文，一个十七款组成的通商章程附件和两份特别议定书，一份关于瑷珲，另一份则是关于补偿俄国“代守”伊犁的费用。条约传至京师，朝臣哗然，认为分界条约丧失领土，通商条款有损主权，签约实乃辱国之举。张之洞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奏折，力主废除中俄伊犁条约并处死崇厚。他对中国实力持乐观态度，竭力主张不惜一战解决领土分歧。
张之洞的建议获得清廷认同，崇厚被交刑部治罪。清政府又委派曾纪泽与俄国政府重开谈判，议定新约。张因此崭露头角，声望日增，至1882年初，即被提升为山西巡抚。
在山西巡抚任内，张之洞针对山西实际情况精心设计，认真落实，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仅仅两年时间，他就被提升为权重一时的两广总督。当是时，法国在安南（今越南）的影响日益扩大，中法之间无法避免一场战争。早在两年前，张之洞就主张以军事手段维护中国在安南的宗主权，这大概也是他出任两广总督的原因之一。上任后，张之洞利用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攻击在安南的法国军队，以期牵制法国军队对台湾的进攻。由他举荐的冯子材也出其不意获得谅山大捷。然而所有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最终放弃了对安南的宗主权。
张之洞原本属于李鸿藻一系的“前清流党”，以不避权贵相互标榜。不过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前清流党中的重要人物个个落荒而逃，似乎只有张之洞经得起考验。在此后任期中，他对所管辖的省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增加税收，创办兵工厂、水陆师学堂，招募年轻留学生做幕僚，以增加对西方的了解。在短短的几年中，他为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尤其是他创办的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更是一笔丰厚的文化成果，张之洞也因此被人们誉为“张广雅”，成为声名显赫的洋务运动重要领导者之一。
1889年，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并在那里一干十八年（中间两度短期署理两江总督），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对武汉及两湖地区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两湖地区许多经济成就都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汉冶萍公司、棉纺厂、丝厂、制革厂等。在武汉，张之洞还组建一支由德国教官训练的新式小型模范军队，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新式学校，并有计划地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努力加强防御并积极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力主抵抗到底，反对议和。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面对割地赔款的惨局，他深知再不变法，中国确实会有亡国的危险。因此他主张变陈法，雪国耻，曾激愤上书清廷，建议力变以前积弊，雪此大耻[10]。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的思想观念产生相当大的飞跃和变化，他不再一味相信先前几十年奉为金科玉律的洋务新政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和不二法门。他虽人在武汉，但积极参与京师和上海等地的维新救亡运动，一度积极“赞助”康有为的强学会，巨额“资助”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与时俱进，由洋务运动的重要首领转而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之一。这在当时老一代政治家中为数并不太多。
实事求是地说，张之洞很大程度上赞成康有为等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在怎样进行改革，以及怎样看待西方近代的思想资源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未来政治发展的作用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是他后来撰述《劝学篇》的主要动机之一。特别是康等新派政治人物逐步受到光绪帝的信任后，张之洞的这种著述愿望更加强烈。据张的助手辜鸿铭回忆，张之洞在有限的直接了解中，原先对康、梁的个人印象都比较好，但张幕僚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辜本人通过与康等人更多的接触，开始忠告张之洞不要与康、梁等人过于密切，尤其是康，他的个人人品可能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或人们原先所认识的那样高尚，真实的情况是“康有为人品鄙劣，计划虚夸不实”，辜鸿铭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西方名言尽可能准确地翻译介绍给张之洞，期待他能够主动地与康、梁等人疏远。然而，张并没有听从辜鸿铭的劝告，反而责怪具有很深西方背景的辜不懂中国政治，并不了解康、梁这些新人的政治情怀。
随着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的爆发，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并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而且受到了以光绪帝为代表的清廷内部开明派的欢迎。张之洞如同其他老练的政治家一样，在京城布置有不少耳目，能够很快且很清楚地了解到京城正在发生的一切大事。他的幕僚们认真研究了康的这些方案，结论是，如果按照这些方案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康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的翻版。
幕僚们的看法深刻影响了张之洞，特别是随着京城不断传出要求查禁保国会的消息后，康有为等人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受到光绪帝的信任。光绪帝开始颁布改革法令，但却引来一系列混乱。这时，张之洞觉得不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冲淡自己曾经与康、梁等人的密切关系，洗刷所谓“康党嫌疑”，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他召集心腹幕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极端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付康的雅各宾主义。张之洞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愤，他在来回踱步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的胡作非为，他必须向清廷最高层提出自己的方案了。
这次会议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不过不久，张之洞那部著名的《劝学篇》便“立即写出来”了。按照辜鸿铭的理解，这部重要著作的主要宗旨是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这部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革办法，凡是此类的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11]。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按照张之洞在序言中的说法，内篇主要讨论有关世道人心的问题，即“以正人心”；外篇主要讨论有关工商业、教育、新闻等实际事务层面如何参照西方近代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的问题，即“以开风气”。从这两个方面看，《劝学篇》虽然坚决反对康的激进改革，但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近代国家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他提出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的口号提出颇早，然而对这一命题进行系统阐述和发挥的还是张之洞。在承认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前提下，他更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只有在树立健全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作为清末洋务、维新兼而有之而又都不彻底的张之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能坚决反对中国变法图强。他认为，中国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即便孔孟复生，也不会指责变法图强是一种错误之举。他承认向西方学习是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提出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究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和主张，并身体力行，做出许多颇有实效的贡献。张之洞强调从现实需要出发学习西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东西，其中包括西方的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和公法学五个方面，以为这些内容皆足以资自强而助交涉[12]。平心而论，这些主张已较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仅仅停留在器物或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中体西用的说法虽然是经张之洞的系统论述而为人们广泛了解，但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清政府实际上是按照“中体西用”这一原则进行洋务新政与洋务建设的。而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中国从1860年以后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长，因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而丧失的元气基本获得恢复。
在张之洞看来，中国的未来与发展，既要学习西方一切有益于我的东西，又不可能全盘西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作用。他认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应该建立在自己已有文化成果的背景下与基础上，即以稳健的姿态向左右两个方面进行斗争，既反对顽固的守旧，也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应该承认，张之洞的方案比较好的回答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应取的关系。
针对那些所谓极端守旧的思想主张，张之洞主要从正面阐述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及唯一原则。对康有为等人激进的政治、学术主张，张之洞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康、梁对儒家学术精神的曲解，如果任其发展，将危害极大。他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13]这实际上是正面批评康有为所主张的今文经学，以为康凭借《公羊》今文经学的主张，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会给中国的未来增添无穷的变数。
张之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他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中国文化如科举制度等有改革、废除的必要，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伦理的理解，显然还没有达到时代认识的最高水平。
当然，如果从稳定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张之洞强调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的现实作用也情有可原。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持久、稳步地前进，且不断地创造并长时期领先世界文化，其最根本的一点无疑在于这个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这种稳定性的现实基础上创造了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反过来，它们又促进、维护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然而，西方文化特别是民权、自由观念的输入，对中国旧有的纲常名教观念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加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旧的社会结构虽没有被全部摧毁，但也确实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这旧辙已毁、新轨未立的大变动时代，社会信仰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极端危机。试想一下，中国如果向前再走一步，即刻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开议院，行共和，能行吗？不要说社会基础尚不具备，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也未必行得通。当然，如张之洞那样倒退到纲常名教的旧观念上，恐怕也不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它虽然使儒家伦理一度获得改造和复兴，但总有理论滞后于时代之嫌。
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并不一定合理。然而，历史毕竟这样走过来了。张之洞通过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解析，以自己的理解肯定了其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并力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创造出一种适宜于中国需要的“新文化”，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机器，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显然，他的目的是在坚持儒家伦理不变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重新建构民族文化的新体系。这一理念本身并无大错，只是张之洞忽略了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仍一味尊崇孔孟程朱，置民权平等、民主共和等西方近代理论于不容讨论之地位，显然为智者之失。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除了要注意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也应该设身处地考虑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历史上往往发生这种现象，即凡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比较容易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实际承受力。而那些担当具体社会责任，或在统治阶层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论思想如何开明，态度、观点总是较为缓和、较为现实，多少与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相一致。张之洞之所以否定开议院等主张在当时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大概只可由上述理由来解释。
应该说，中体西用的思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的方向。光绪帝在认真阅读此书后认为，《劝学篇》确实“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下令军机处所备四十套副本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14]。19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劝学篇》之英译本定名为“中国之唯一希望”（China's Only Hope：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 Viceroy Chang Chintung），伦敦会教士各利维斯（Gniffith John）在序文中称赞张之洞是“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中国没有比这位两湖总督更为杰出的真正爱国者与有才能的政治家了”。丁韪良在其《花甲忆旧》中也盛赞《劝学篇》，以为张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发展经验的总结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弃东学西，改弦更辙。
而反对张之洞观点的人则以为其书“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15]。不过直到今天，中国人仍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与独特的文化传统充满着高度迷恋，仍期望用旧有的文化传统去整合中西，既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行性的方案，又能在不远的将来为西方社会提供一种“后现代”的思想资源。
确实，儒学思想资源的多元性是一个客观存在，基于这种多元性便可对儒学的思想价值做出多种解释，既可从中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更能从中找到保守乃至守旧的东西。只是思想家的探讨不应与政治家的实际操作混为一谈，思想家更不能期待政治家必须忠实地执行自己的思想创造，并将这种创造及时地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合思想家与政治家为一体的张之洞当然不能理解后来的学、术分途，所以他那些原本有价值的思想贡献一直并不能为人们所理解。
从后来的观点看，《劝学篇》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似乎也是为了与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义变法思想故意立异，甚者如前面已经引证辜鸿铭后来回忆的那样，《劝学篇》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的所谓雅各宾主义，是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对清廷忠诚的自我表白。
凡此种种立异的说法，如果从发生的时间来考察，应该都是百日维新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所发生的。这一面可以真的为张之洞进行“自辩”，表明张虽然在过去曾经与主张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有过密切的来往，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清廷的无限忠诚。仔细阅读《劝学篇》，可以轻易地发现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大清帝国的忠臣，一个是犯上作乱的贼子。
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矛盾的看法，即《劝学篇》虽然提出了一套与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全然不同的渐进改革方案，但在当时政治发展中的实际效果并不是阻止或遏制了康的方案，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即《劝学篇》的发表更进一步促成了康激进改革方案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的进程。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是，像张之洞这样的当朝重臣都已公开表示支持清政府进行改革，其他人还有必要提出什么怀疑吗？所以，光绪帝对《劝学篇》没有丝毫反感，反而高度赞同，以为自己又获得了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当他仔细地阅读了《劝学篇》之后，并没有像先前处理检举揭发保国会的告状信那样要求密封存档，不得外泄，而是给予高度评价，欣然批示广为刊印，切实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