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没有看到《劝学篇》与康有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之间的区别，是因为这些区别实在太微小，而在许多大的关节点上，张之洞不仅承认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有着另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在《劝学篇》的序言里列举了五个“知”的对象，即：知耻，耻中国不如日本等国家一样强大；知惧，惧中国再不改革可能会重蹈印度、安南、朝鲜、埃及、波兰等亡国灭种的覆辙；知变，中国人如果再不改变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就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知要，特别是要知道西方各国的为政之道、富强之本之所在；知本，不要因多知西方近代的东西而忘记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从这五个必知中，我们能够感觉出张之洞反对变法的思想倾向吗？
张之洞的本意或许是要修正以康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觉得无论中国进行怎样彻底的改革，中国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中国还是东方的中国，中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是立国之本。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身体力行洋务实践的优秀政治家，如果说张之洞坚决反对中国进行变革，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即便是他本人也不会承认的。这既可以从他既往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劝学篇》中寻找出许多的例证。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是戊戌年间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最有力的附和者”，他的名著《劝学篇》在中华帝国境内行销了一百万册，普遍为人所阅读。在毫无瑕疵的古典式的行文之下，它对于凡是读过这本书的知识分子都很有号召力，并且在皇帝以下所有人们的心里都起了作用[16]。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只是一个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道德的维护者，他不反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只是反对被后来称之为“全盘西化”的彻底的、激进的、不顾中国特殊国情的变革。可以说，张之洞是近代中国变革维新思潮与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正是由于他和那些与他具有同样价值观念同道者的坚守，才使近代中国的变革道路一直游走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伴食宰相”的西方认知
《劝学篇》助成了康有为的愿望，使人们一时间觉得中国除了走上变法维新的道路之外已经别无选择，至于如何变、怎样变，那毕竟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人们已普遍相信随着政治变革的正式开始，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清廷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已不在要不要变上较劲，而是开始施展本领在如何变、怎样变上角逐。即便是对康有为的个人人格早就表示过反感的荣禄也在那时保举过后来的六君子之一，期待这些年轻的维新者能够带来新的活力，重铸新的辉煌。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机和时间，关键是清廷的实际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何时启动这一程序。
过去多年的研究一直认为慈禧太后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保守主义者，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理念。如果历史主义地去研究慈禧太后，采取知人论世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不难发现，这一看法主要是基于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那时的革命者为了论证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正当性，对革命目标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过度丑化的宣传手段，竭力加以抹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慈禧太后也早已成为一个可以任人评说的历史人物。应该承认在慈禧太后实际统治的差不多半个世纪，是近代中国变化最大、最剧烈的时期。如果说中国有一个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慈禧太后统治的这个时期。她如果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最初就不会同意进行任何变革，更不会同意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不会同意开办洋务企业，更不会同意改变八旗的军队建制，去学习西洋的军事。凡此种种，都证明慈禧太后并不是后来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顽固、那样保守，她实际上是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领路人之一。
不过，作为中国的最高当权者以及满洲贵族利益的代表者，慈禧太后对于将发生的任何变革都要三思而后行。政治体制变革不是儿戏，这不能不慎重考虑。
对于光绪帝信赖的康有为等一批“西学小生”的变法鼓噪，慈禧太后不可能听不到，但她不会介意。她所依赖和凭借的还是那些重臣，一旦他们都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慈禧太后估计也不会，甚至也不可能反对。张之洞的表态影响了全国的舆论和人心，慈禧太后对于这一点肯定非常清楚，更何况具有强烈变法维新思想且愿意引康有为为同道的李鸿章这样的“伴食宰相”也常在她的身边不断鼓噪呢。
李鸿章与变法维新的关系，过去的研究很少注意。因为在这几年里，承担着甲午战败罪责的李鸿章很少就国内的政治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在韬光养晦，他在寻求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的一些看法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促使她同意由光绪帝主持变法维新的大业。
和张之洞一样，李鸿章也是先前几十年洋务运动的大将，是清廷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度获得中兴的重臣之一。几十年与西方打交道的“夷务”经验，使他从来就不反对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与时俱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在洋务运动正在进行时，李鸿章就开始注意西方富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除了继续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外，他也开始派员考察西方的政治、文化与风俗，注意西方富强与发展的根本之道。马建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向他介绍的西方君民不隔、政情上通下达的情况，应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幸的是，本不该发生的甲午战争不仅几乎毁掉了李鸿章几十年创建的北洋海军和洋务大业，而且差不多毁掉了他的荣誉与地位。他从过去受到清廷最高当权者信任的当朝重臣沦为甲午战败的罪人，以一己之身承担了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
清廷最高层尤其是慈禧太后清楚地知道，甲午战败的实际责任并不在李鸿章，如果当时听从他的主张，战争或许不会爆发，即便不幸爆发也应该能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是当时以清流派为主的主战派不断鼓噪，使慈禧太后在最关键的时刻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幸的是虽然同意开战，但她没有同意让清流派去主持这场战争，反而委派反对这场战争的李鸿章指挥。
战败后，清流派迅速推卸自己的责任，不承认自己强硬的主战主张有什么错误，反而指责是李鸿章指挥不力。对于战后的议和谈判，主战派也极端恐惧，唯恐在议和协议书上签字影响他们的清誉。满朝文武竟然找不到主动愿意到日本议和的大臣，又是李鸿章忍辱负重前往日本，并代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马关条约》巨大的战争赔款特别是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的约定激怒了国人，以康、梁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公开指责清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知识老化，不仅与人民隔绝，不知下情，而且妄自尊大，不知外情，“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簿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17]，实在有损大清帝国的威严。这样的政府必须改革，那些无能的官员必须让出自己的职位，让大批富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一代承担起振兴大清王朝的责任。更激进的孙中山等人则由失望转向造反，彻底放弃帮助清政府进行任何改革，力主以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重建汉民族的统一国家。而满朝文武大臣也借坡下驴，将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的头上。于是李在办理完辽东半岛的归还手续后，也就让出了先前承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务，留在北京，借住贤良寺，奉职入阁办事。由“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清廷重臣变为赋闲京师的散员，一生事业、功名，皆因“无端发生”的中日交涉而扫地无余[18]。
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李鸿章的忍辱负重，代君受过，慈禧太后乃至主战并亲自修改、亲手批准《马关条约》的光绪帝自然心知肚明。于是在舆论略微平息之后，慈禧太后于1896年2月再次起用李鸿章，委派他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头衔到俄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顺道周游列国，“联络西洋，牵制东洋”。从1896年3月28日离开上海出洋，10月3日返回天津，前后共190天，遍访欧美五大强国。
周游列国的特殊经历加深、验证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与西方打交道时对西方走上富强道路原因与背景的认识，这一点对他本人乃至慈禧太后都是格外重要的。他在回国之后面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时，竭力陈说西方各国富强、中国贫弱的现实与原因，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能够及早进行变法，使中国早日强盛起来，能够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19]。
那么，李鸿章所认识的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与动力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有必要了解他这长达190天的周游经历中所关注的问题。
李鸿章此次游历，除了所担负的外交使命外，就是要实地考察欧美诸国的发展，直接体认和验证他先前的认识。在莫斯科时，曾有一位法国人问他访问欧洲的目的是什么，李鸿章的回答简洁明了，即借此游历欧美诸国的机会，实地看看各国的真实情况。
1896年6月17日，李鸿章在柏林应德皇的邀请，检阅了德国的御林军。当他看到德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阵法纯熟，不觉联想到自己辛苦几十年培植的淮军尤其是北洋海军竟然在与日本的决战中不堪一击，不禁喟然长叹：“苟使臣有此军十营，于愿足矣。”当他在英国看到军队行列整肃、军容雄盛时，感慨道：“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大巫之比哉？”[20]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比较喜欢人们拿他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当然更喜欢人们直接称呼他为“东方俾斯麦”。所以，他的欧洲之行自然会安排与心仪已久的俾斯麦会面。6月27日，李鸿章专程来到汉堡拜访俾斯麦，向这位在德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前首相讨教重振中国雄风的方略。俾斯麦明确告诫李鸿章，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立于不败的根基，在目前的中国，应该参照西洋诸国的近代方法，彻底改造中国的军队。李鸿章表示俾斯麦的见解正合自己素来的看法，待他回国后，一定建议政府仿照德国的军队体制进行变革，并尽量聘请德国军事教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中国尽早建立起一支具有近代特征的强大军队。
一支强大的军队固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基之一，但还需要政治体制方面的保障。1896年8月，李鸿章在英国访问时，有意识地访问英国的议会，在下议院特设的座位上，李鸿章旁听了英国议员是怎样讨论国家大事的；在上议院则与议员交换了一些看法。
在美国，李鸿章除与美国总统、国务卿等政界领袖举行会谈外，还与美国的宗教领袖就宗教、慈善事业以及中西文化异同等方面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参观了费城的独立厅、自由钟、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及其图书馆等。
在此次欧美之行中，李鸿章还多次参观了各国的报社、学校、博物馆以及造船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极高的行政效率都对李鸿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肯定也是他感到中国不变不行的直接思想动因之一。他在英国访问时曾经谈到自己感受说：“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他在回来后写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说得更明白，那就是通过这次访问，他更觉得中国虽然有必要与西方列强搞好关系，争取外援及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要想恢复自己的国际地位，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发言权，除了变法自强外，别无出路[21]。
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的经历是近代中国重臣比较早的直接感受西方的经验，他在回来之后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强调中国应该进行变法，走上与西方同样的富强道路，肯定也会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极端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李鸿章并没有很快恢复他在甲午战前朝中重臣的地位，依然被冷落着，所以当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之际，李鸿章虽然暗自高兴，但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静观时局的变化和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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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南海自编年谱》，35页。
[2]《翁同龢日记》（6），3081页。
[3]胡思敬：《康有为构乱始末》，《戊戌履霜录》卷六。
[4]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50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5]《翁同龢日记》（6），3086页。
[6]《康南海自编年谱》，36—37页。
[7]《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211—217页。
[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5页。
[9]胡思敬：《应诏陈言记》，《戊戌履霜录》卷六。
[10]张之洞：《普天忠愤录序》；见孔广德辑《普天忠愤录》卷首，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11]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见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319—32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12]《增设洋务五学片》，《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八，民国十七年刻本。
[13]《抱冰室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
[14]《清实录》第57册《德宗景皇帝实录》（6），517页。
[15]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一二，7页。
[16]［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145—14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17]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204页。
[18]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19]李鸿章：《寄南京李宫保张学士庐州李经方》，《李鸿章全集》（3），6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19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21]李鸿章：《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