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欧美游历经验对于慈禧太后、光绪帝乃至清廷最高当局中相当多的人肯定都有不少的触动，但限于他在甲午战败后的尴尬处境，特别是恭亲王奕的存在，李鸿章的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很快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他的经验不过与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一样，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促动了变法维新的进行而已，而其真正启动尚有待于机会和时间。
晚清政局中的关键人物
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恭亲王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奕受命留守北京，负责与联军议和，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同意外国公使永驻北京，开放天津等为通商口岸。
经过1860年的外交危机，奕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的态度，并掺杂着仇恨与恐惧。但自《北京条约》签订后，奕的态度改变了。当他对英国人有更多了解时，开始赏识他们，即便不是坦率地赞扬。奕首肯李泰国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信任李泰国之继任者赫德等，足以证明奕对西方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1861年1月20日，清廷准奕所奏，同意设立一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此后的四十年中，奕长时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领衔大臣，对于推动古老中国向近代转变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861年8月21日，在热河病危的咸丰皇帝临终前遗命其子载淳承继大统，并任命御前大臣肃顺、景寿及军机大臣穆荫等八人为顾命大臣，由他们共同辅助年幼的新主。同时也约定，在同治皇帝未成年亲政之前所发布的重大命令，也应该征得孝钦、孝贞两宫太后的同意。然而，这些赞襄政务大臣根本不理会这些限制，遂与两宫太后发生了矛盾。两宫皇太后发觉八大臣难以驾驭，或者根本就无法驾驭，便召奕密谋铲除。稍后，在奕等大臣的帮助下，两宫皇太后下令将肃顺等顾命大臣予以逮捕，并对清廷的权力结构做出新的安排，由两宫皇太后摄政，恭亲王奕为议政王。
新的权力结构导致孝钦皇后即后来的慈禧太后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成为清廷的最高当权者。不过在最初的那些年里，慈禧太后也非常仰仗奕。奕不但拥有议政王的头衔，而且继续担任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并入主军机处，兼领神机营。
奕在朝中的权力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太后也形成了制约，于是二人遂产生了难以消解的冲突。1865年，当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之后，慈禧太后借机罢免了奕的全部职务，含含糊糊地指责他偏袒亲戚及在朝廷中行为欠慎。后因廷臣强烈要求，奕得以再充总理衙门领衔大臣和首席军机大臣，不再具有议政王的头衔，不过依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对慈禧太后起到了约束作用。因而当1884年4月中法战争不可避免时，慈禧太后借口奕处理不善，遂将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大员全部撤职或降级，任命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庆亲王奕劻主总理衙门。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手里，直至他1891年初去世。恭亲王奕由先前的朝中重臣竟然一下子成了赋闲的亲王。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应付日趋严重的国际局势和内外压力，在朝的一些要员想到了最具世界眼光的老政治家奕。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慈禧太后同意已经赋闲十余年的恭亲王奕逐步官复原职，主持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日常事务。
权力获得逐步恢复的恭亲王奕是一个比较重视实际的务实政治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一贯以和解为基础，这也许得自1860年的惨痛经验。所以，重新出山的奕和李鸿章一样，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应该贸然与日本开战，而是应该尽全力寻求外交解决，依赖列强的干预与调停。当战争在主战派的不断鼓噪下终于爆发后，奕依然期待能够在战争的间隙寻求外交妥协。当这种期待完全破灭后，他坚定地支持李鸿章不惜代价进行议和，以便尽快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奕、李鸿章等人艰辛努力下，虽然在《马关条约》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但中国也赢得了短暂的和平，这艘东方漏船在经过简单的修整后又开始了自己的航行。
在甲午战争的善后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恭亲王奕也曾想过利用这次奇耻大辱进行内政改革，改变原来低下的行政效率，重建一个高效、清廉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正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只是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希望中国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被各种原因羁绊，即便是翁同龢也总是劝他从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着想，宜权衡大势，毋作进退之词[1]。所以，指望年迈的奕还能像先前几十年那样精力充沛地推动、领导清政府进行变法维新，无疑是困难的。
奕期待中国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在这相对平静的三年中，奕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只是改革内政、重建高效廉洁政府的承诺并没有实现。中国这艘漏船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这种可能突然加快。
对于奕和李鸿章等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政治家来说，胶州湾危机或许并不像国内激进分子宣扬的那样严重。在他们看来，将胶州湾租让给德国，将旅顺、大连湾租让给俄国，将威海卫从日本手里收回后转交给英国，将西南大部分地区向法国开放，或许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落后的中国要想后来居上，尽快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利用现代手段去开发资源，而要开发资源，修建自己的铁路网，在在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对利润的追求，中国不做出某种牺牲，就指望列强向中国提供贷款、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德国人制造的胶州湾事件在大清王朝政治高层虽然觉得很不愉快，但也不是根本无法接受，更没有由此引发中国将亡的预感。
然而，胶州湾事件激起了国内民众极其强烈的反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奕所领导的这个腐朽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与批评，强调年迈的奕知识偏狭老化，精力不济，并不真正了解国内外的情况，致使中国一误再误，错过了一系列获得发展的良机。他们呼吁清廷尽早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重建新的行政体制和政府。
康有为的改革呼吁逐步赢得了清政府政治高层的关注，光绪帝也曾下令奕应该认真研究康的建议。但年老体衰、精力明显不济的奕不仅无力推动和领导中国的政治改革，甚至他也不认为这种极端激进主义的主张能够拯救中国。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的例会讨论光绪帝要求他们重视康有为及其建议的命令，并建议考虑是否可以派遣康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经济，既是光绪帝的主张，当然应该可行。而礼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的人品极为低下，是“不逞之徒”，是中国传统的叛徒，坚决反对派遣康氏出洋考察。双方的争论相当激烈，奕在后来的裁决中采取折中调和的看法，建议由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先集体向康有为进行一次问话，看看实际效果如何，然后再做出决定[2]。
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的举措还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练新军以固国本，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凡此都是基于对甲午战败的反省，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即便对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的呼声很高，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维新志士。
青年一代维新志士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他再年轻些，按照过去的思想倾向，一定会全力支持他们。不过，奕毕竟已经进入最后的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的方案进行改革，很可能就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所以他在弥留之际也不忘谆谆告诫光绪帝，称自己通过对康的观察，总觉得他的人品不太可靠，改革方案不太可行。清政府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历史关头，但任何改革都应该慎之又慎，尤其“不可轻信小人言”[3]，不能因改革而葬送大清王朝，因改革而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
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尤其是主持朝政的非凡经历，使奕在晚清政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多年来与慈禧太后有许多分歧，而他在甲午战争前重新出山据说也是年轻的光绪帝为了制衡慈禧太后过于强大的权力而采取的一个策略。不过，奕毕竟是道光皇帝的亲生子，他不会为了权力斗争而牺牲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重新出山之后他并没有完全听从光绪帝的安排，相反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诸如甲午战前的主和、战后的议和等等，他却本着自己的信念，倾向于支持慈禧太后，反对光绪帝。他甚至觉得光绪帝身边的几个心腹尤其是翁同龢居心叵测，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肯定将这些见解都告诉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这也就为后来的政局演变埋下了伏笔。
奕的一生中与慈禧太后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慈禧太后也在许多时候存心打击、折磨奕。这在先前的研究中都有很好的揭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先前的研究过多地注意到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冲突，相对忽略了二人之间的一致。事实上，慈禧太后与奕的矛盾是慈禧太后不太喜欢奕对她的一些重要决策的否定与反对，但慈禧太后清楚地知道奕对大清王朝乃至对她个人的忠诚是无须怀疑的，更不会听信任何人的挑拨。
基于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奕在晚清政局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他的存在就是政局稳定的象征和保障，一旦他发生什么意外，就很难保证政局的稳定。所以，当奕患病的消息在京城和晚清官场中不胫而走的时候，有人高兴，有人失意，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必将因此而发生一次大的变化，有人则意识到奕的去世可能会对政局造成极大的冲击，甚至将危及大清王朝的安危。
进入1898年之后，奕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国内的政治局面却因胶州湾事件而闹得沸沸扬扬。奕在勉力处理好日常政务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怎样借助于胶州湾事件带来的震动去激起人们的政治热情，重振大清王朝的辉煌。他希望清政府能够借助这个机会把某些制度进一步调整，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赞成康有为那种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念念不忘的改革与康有为的主张有本质的不同，他当然也希望这种改革能够在他去世之后继续执行。当他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连续三次前往探望，奕对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政治交代与政治告诫，肯定是自己对当时政局的看法。他特别叮嘱年轻的光绪帝一定要尊重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相信大清王朝终有重振雄风的时候，不要急功近利地相信那些政治小人的蛊惑。
1898年5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晚戌刻（下午七点至九点），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的恭亲王奕撒手人寰，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也就是所谓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终于谢幕，中国从器物的近代化迈向体制的近代化。急剧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因奕的去世而突然提速。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令人遐想的十三天
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显然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尽其所能给了他至高的荣誉。只是历史并没有按着奕的期待发展，一场政治风暴在他去世之后短短的十三天就正式开始。
奕的去世本在意料之中，他在久病了几个月之后去世按理说已经给慈禧太后、光绪帝乃至清廷中的重要决策者们留下了足够的应变时间。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没有急于安排他的继任者，清政府的日常运作实际上因奕的逝世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
恭亲王奕作为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慈禧太后有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对年轻的光绪帝有着仁慈的保护功能，对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更有着一种难得的亲和力。说他守旧，他有新思想，是他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说他趋新，他又不相信康有为等人类似于“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方案，更加怀疑乃至讨厌康这班年轻政治人物的个人操守；他甚至非常讨厌貌似趋新的翁同龢，以为翁对年轻的光绪帝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根据与李鸿章、张荫桓的交谈得出印象，慈禧太后原来就喜欢革新派的人，而光绪帝常常受左右守旧派掣肘，反而比较守旧。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光绪帝幡然醒悟，倾心于革新，于是帝后之间的感情亦由此而加深。特别是恭亲王奕的逝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帝后之间的权力平衡，权力中心亦由此发生些许偏移，太后的权力明显增大，改革也就在太后的推动下加速进行。所以，如果往深处追溯后来新政的渊源，则不能不考虑恭亲王之死这个偶然因素。
恭亲王之死在朝野内外激起巨大的反响，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朝中比较活跃且与恭亲王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有接触的大臣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恭邸已矣，全受全归，福命不薄，其如时事何哉？”[4]对未来政局走向稍感困惑。四川尊经书院院长宋育仁在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顿足叹息，以为大局从此危矣[5]；与翁同龢有师生之谊的张謇在5月30日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就预测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怎样变，似乎还难预测[6]。几乎所有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人都预感到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先前几十年只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发展经济的所谓洋务运动必将随着奕的去世而寿终正寝，中国的政治体制必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政治局面也必将根本改观。特别是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如康有为等人，他们觉得奕的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利用政治关系，通过翁同龢促使光绪帝利用这个机会从速变法，“勿失时”[7]，尽快控制住权力。奕去世之后的第三天即6月1日，康有为就以杨深秀名义上奏光绪帝，建议“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8]。稍后，康有为又于6月8日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6月17日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拟折上奏，以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守旧开新，两无所据”[9]，请求光绪帝“速奋乾断，以救艰危”[10]。6月6日，康有为又以个人名义上书清政府，促请清政府和光绪帝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以变法维新为行政方针，天下更始[11]。
康有为的政治敏锐以及密集的行动在当时无人可比，而且这些活动不仅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也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情。在许多略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心目中，也都认为中国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反省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得失，调整既往的政策，以便为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性的保证。而先前几十年洋务政策的主要问题经过康有为等人自甲午战败之后几年来的不断张扬，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也都承认是只注重了发展经济、创建近代化的实业，以及为经济体制的近代化提供法律保障等方面，而相对忽略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这种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主要是在奕、李鸿章等人主导下进行的，现在奕死了，李鸿章也因为甲午战败的原因而被冷落了，清政府还不应该乘此良机调整政策吗？
可以相信，所有这些议论、上书都曾引起光绪帝乃至慈禧太后的高度关注，他们肯定也曾设想过利用这一事件调整大清王朝的内外政策，因为他们太清楚中国千年帝制下的政治运转规律了，哪一次重要政策的调整不是随着帝王或重要执政者的去世而发生呢？所以，在奕去世之后的那些天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也在进行紧张的谋划，期待政策的调整能够有助于大清王朝的稳定与发展。
奕去世的第二天，即1898年5月30日，光绪帝奉慈禧太后驾临恭王府看视、祭奠恭亲王。慈禧太后在恭王府召见了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太后“大感恸”，随谕恭亲王奕勋德最隆，唯配享太庙始足以昭崇报，并对恭亲王的后事做了一些原则性的指示。下午，光绪帝奉太后返回颐和园，再返回自己的居所养心殿[12]。
这一天，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至少这一天由翁同龢拟就且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名义分别发布的褒扬恭亲王的两道谕旨，以及次日再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布的一道同意恭亲王配享太庙的懿旨，都应该经他们二人商量，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共同看法。因为对恭亲王的评价，不只是对他的个人评价，实际上牵涉对他过去几十年中主持政府事务的看法。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该讨论过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因为尽管先前已经安排了庆亲王奕劻代替病中的恭亲王主持政府事务，但恭亲王的去世，不能不在政府人事安排方面引起连锁反应，因为恭亲王毕竟是清廷中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5月31日，发恭忠亲王配享太庙的懿旨，翁同龢又拟就申谕廷臣以贤王为法的谕旨，第二天发布，再次表彰恭亲王对大清王朝的贡献与忠诚，意欲借此契机推动变革的想法实际上已经明显露出端倪。
6月1日，晴热无风。根据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这一天在城内宫中早朝的时候，政务似乎“内外极多”，共十八件，其中与内政有关的有杨深秀的两件封奏，“一定国是，守旧图新二说交持恐误事，暂留；一厘正文体，明发；片，王公游历，又译洋书，又令学生赴日本游学，均交总议”[13]。
杨深秀在这一天所上的全部奏折，现在已基本清楚都出自康有为之手。按照康在自编年谱中的说法，因为保国会的事情，弄得他稍有狼狈，灰头灰脸，“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其三月风光时“成两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康有为的心情自然非常郁闷，所以又生离开京师返回故里的想法。恭亲王的突然逝世，使康有为在突然间又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立马上书翁同龢，促其亟变法，勿失时。翁也是一个只知自我保护的人，他清楚政治高层确有人对康有为的作为举止不太感冒，当然也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因此，他对康的建议并没有表态，但对康心生退意，则顺水推舟，干脆坡下驴，以谤言鼎沸，亦欲他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
翁同龢期待康有为离开京师的另外一个背景，似乎是他自己的日子现在也不太好过。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向政治高层表示了自己对翁的怀疑，这在后面还会专门讲到。而现在他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由于他一手处理的胶州湾事件后患多多，反对党一点也不客气，频频弹劾。他一方面希望康离开京师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担心康等一干政治新人都走了，自己更加势单力薄。因此，在康离开京师已不可改变的前提下，翁同龢希望他能够在临行前做几件大事。这就是杨深秀连续上书的背景[14]。
康有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不论翁同龢此时的心态如何，康念着翁过去对自己的抬举、举荐、保护，自然有责任在离开京师之前再为他做几件漂亮事。于是在弟子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乃代杨深秀等言官草拟了几份奏折，“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15]，在以杨深秀名义于当天所上的《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中，建议光绪帝仿赵武灵王之胡服、秦孝公之变法，师法俄国彼得大帝及日本维新之变法，明赏罚、定国是，能行新政[16]。这些奏折直接导致了光绪帝后来《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推动了1898年政治变革向纵深发展。
按照翁同龢日记中的说法，可能由于这份奏折涉及的问题太过敏感，当天早朝中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也没有批转下发，而是“暂留”，待有合适机会时再处理[17]。
6月1日以杨深秀的名义上的《请厘定文体折》，也是康和他的弟子们所拟定的。这份奏折对1898年后改科举、废八股等一系列争论影响甚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1898年后的政治变动，都可以在这份奏折中找到蛛丝马迹。
科举考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积久成弊，各级考官有些人为了炫耀己的本事，故意刁难考生，出些难题怪题，截上截下，无情巧搭，割裂经文，渎侮圣言。此种文体，惟讲手法，不顾经义，遂使天下千百万之生童，日消磨精力于此等手法之中，结果真正的人才也被这种考试形式给扼杀掉。这份奏折从国家选拔有用人才的立场上建议清廷特下明诏，斟酌宋元明旧制，厘定《四书》文体，凡各试官命题，不能再出偏题、怪题、难题，如此则观听一新，人务实学，有经义取士之效而无其弊矣[18]。这个建议合乎当时大多数人的期待，因此当天“明发”，并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当天早朝时杨深秀提交的第三个建议是《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这个文件为《请厘定文体折》的附片一，也是由康有为主持代拟的。片中建议清政府速议游学日本章程，选举贡生监生之聪敏有才、年未三十者，在京师听人报名，由译署给照；在外听学政给照，庶于成人才以济时艰，纳邻好而泯猜嫌，必非小补[19]。
这个建议的提出，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早前与日本使臣矢野文雄的洽商。该年闰三月间，日本使臣矢野文雄函称：日本政府拟与中国政府倍敦友谊，藉悉中国需才孔亟，倘若中国政府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日本政府答应支付其学费。稍后，矢野文雄前往总理衙门面称：中国政府如欲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肄业，人数可控制在二百人以内。总理衙门对矢野文雄的好意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东文学堂甫经成立，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矢野文雄也表示，此事须预筹章程。于是有康有为代杨深秀拟就的这个奏片。
以杨深秀名义上的这个建议无疑是建设性的，所以当天的廷议是交给总理衙门议处。总理衙门在第二天就对这个建议复奏。
《请厘定文体折》的附片二为《请派近支王公游历片》，这也是康有为代为起草的。如文题所示，这个建议的主旨就是希望清政府能够在目前的条件下，多选派近支王公之妙年明敏有才志者，如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来华游历一样，分赴东西洋游历，以广见闻。其有美志良才，自愿游学，习政习兵者，尤有裨益，乞准其所请。凡此，于培宗干而练人才，似非小补[20]。这个建议虽有新意，但实在说来在当时有这种认识的也非少数。5月23日（四月四日），兵部左侍郎荣惠就上有《请特设商务大臣及选派宗支游历各国折》，其大意与康拟定的这个文件基本相同。所以在当天的廷议中，光绪帝最后的决定也是将此片并入荣惠的建议中一并处理，由总理衙门通盘考虑。
《请筹款译书片》为《请厘定文体折》的附片三，其主旨如标题所示为多筹款，多译书。以为若一铁舰一克虏伯炮之费，动需百数十万矣，若能省一炮之费，以举译书之事，而尽智我民，其费至简，其事至微，其效至速，其功至大，未有过于此者。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此片所刻意强调的不是从西文中直接翻译，而是将日本作为效法的对象，致力于日文图书的汉译，大有一种速成的味道和焦灼的情绪在内[21]。由于此片牵涉财政拨款问题，所以当天的面谕是交给总理衙门议奏。
康有为在临离开北京时所成数事或许真的如翁同龢所期待的那样，有助于改变其被动的局面。不过这些建议除了第一个牵涉“守旧图新二说交持”外，其他大体上并不太出格，尚在各方面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所以除了《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被暂时扣留外，其他各折均于当天“随事递上，次日下发，随旨交”总署，并均“恭呈慈览”[22]。当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波折。
6月1日退朝后，光绪帝按照计划前往颐和园。由于这一天晴热无风，翁同龢为了避热，比较早地赶往颐和园。
光绪帝抵达颐和园后，先是在倚虹堂稍坐片刻，大概是为了等待慈禧太后，随后即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然后奉慈禧太后来到景福阁，侍太后早餐和晚餐。这一天，光绪帝都在颐和园，全天的大部分时间也都与慈禧太后在一起。当天晚上，光绪帝也没有返回城里，而是住在颐和园的玉澜堂。
当天，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几道人事变动的命令：宗人府宗令著奕劻兼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著魁斌署理，镶红旗满洲都统著熙敬署理。这都是例行公事，应该没有什么值得关注之点。
恭亲王去世之后的第四天即6月2日，早霞旋阴，晚，风云往来。薄暮闻雷，小雨洒洒，入夜稍密，微闻澹滴，夜半时分（子正）止[23]。这一天，光绪帝依然与慈禧太后一起住在颐和园。除了谕内阁命礼部议奏杨深秀所上的并由康有为代拟的《请厘定文体折》外，也就是循例向慈禧太后请安。
6月3日，恭亲王去世之后的第五天，经过昨夜微雨，凉爽怡人。光绪帝继续与慈禧太后一起住在颐和园，这一天风平浪静，内外折均无，重要的政务活动见诸记载的还是向太后请安，惟谕内阁著瞿廷韶补授湖北按察使。
6月4日，晴，无风。光绪帝先是到乐寿堂循例向慈禧太后请安，之后奉太后到景福阁。稍后，返回宫中处理政务。这一天的政治活动主要有，陕西布政使著李有棻补授，袁昶著补授陕西按察使。
6月5日，晴，午前微阴，午后炎曦灼人。这一天是恭亲王去世之后的“一七”，慈禧太后在光绪帝的陪同下，来到恭王府参与祭奠。礼毕，光绪帝奉太后返回颐和园，之后返回养心殿。光绪帝闵雨甚殷，遂谕内阁安排后天的祈雨活动。又谕内阁著徐寿朋补授安徽徽宁太广道，谕令各省督抚通行晓谕停收铺税药牙捐。
6月6日，阴，无风，早霞，晚郁热。光绪帝继续居住在养心殿，这一天发布的谕旨有著郭宝昌补授安徽寿春镇总兵。
6月7日，晴，极热，无风。光绪帝继续居住在养心殿，这一天的政务活动有祈雨，谕旨有著新进士将在保和殿朝考。
6月8日，阴，晚又风。这一天朝中无大事，惟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书言外患已深，国是未定，略如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6月1日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中说[24]。按照康有为自编年谱及梁启超致夏曾佑信中的说法，徐致靖的这份上书也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所拟。由于这份奏折涉及“守旧开新”等重大问题，因此早朝时决定宜定从违，随事递上，并由军机大臣将此折封奏恭呈慈览。
6月9日，阴。午正黑云垂垂，雨只数点，地未湿，而城中下午雨大。这一天，光绪帝先在宫中保和殿仿历代故事策问新进士三百四十二人，从这篇策问中可以感到光绪帝目前所思所想几乎都是怎样才能有效地发现人才，怎样才能有效地改革兵制，建立强大的近代化军队，怎样处理日趋复杂的外交事务，怎样办理税收与理财，使国家财政能够有一个根本的好转，“凡此皆宰世之宏纲，经邦之要务也。朕以藐躬膺祖宗付托之重，宵旰忧勤，辟门吁俊，尔多士各殚见闻，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25]。策问了这些新进士之后，光绪帝于午前匆忙从城里赶往颐和园，先在倚虹堂稍坐，遂至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之后奉太后至景福阁，侍太后中餐及晚餐。晚，光绪帝住在颐和园玉澜堂。这一天，光绪帝处理的政务还有，谕内阁著前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仍在南书房行走。
6月10日，晴，早凉晚热。这一天，光绪帝继续住在颐和园，曾到乐寿堂向太后请安。所处理的政务有：著荣禄补授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著刚毅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著崇礼补授刑部尚书。这三项人事调整虽然与后来的变法与政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光绪帝既然是在颐和园所发布，想必他不可能不与太后商量。实际上，这几项人事调整可能正是慈禧太后的意思。强硬的荣禄与刚毅实际上都是慈禧太后的心腹，由他们来掌管内阁，协助光绪帝进行后来的变法，应该说能够获得慈禧太后的同意。
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晴朗，热。光绪帝先是到乐寿堂向慈禧太后例行请安，之后奉太后到景福阁，侍太后早餐毕，光绪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皇宫的养心殿召集群臣，宣布奉慈谕，以前日监察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接着连续发布两道命令，宣布从即日起实行变法，震动中外的百日维新就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的。
对于光绪帝的这一番宣布，翁同龢似乎有所保留，于是他对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26]
翁同龢的“纠偏”似乎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同，于是翁在退朝之后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
从上述短短的十三天时间安排看，光绪帝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除了有四天时间是独自居住在皇宫，其余时间差不多都与慈禧太后在一起。这些天他们究竟讨论了什么问题，由于档案史料的匮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的是，6月11日光绪帝发布的变法维新命令，绝不可能是光绪帝的自我主张，更不可能是避开慈禧太后的监控而发动的政治运动。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天他们二人甚至还应该有皇族中其他一些人在一起讨论的问题，都是怎样利用恭亲王的去世这一事件，弃旧图新，刷新政治，应对民间的呼声，救国图存，富国强兵。光绪帝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作为宣布新政的引子，在某种程度说就是对朝廷内外变革呼声的善意回应。
总之，我们不必夸大所谓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更不必完全相信康、梁在戊戌维新失败后强调的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以为后党是绝对的保守派，正是他们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扼杀了可以拯救中国的维新运动。康、梁在政变之后的政治处境使他们可以那样认为，但事实上，在面对大清王朝的空前危机方面，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乃至整个满洲贵族中的清醒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以适应新的条件与环境。他们绝不愿意看到大清王朝这样颓废下去，更不愿意看到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王朝断送在他们手里，因为大清王朝说到底是他们这些满洲贵族的天下。事实上，在荣禄、刚毅、崇礼获得新的任命，并重新组成新的内阁的消息传出来之后，那些新派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欢迎，以为清政府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主导下组成的新内阁气象一新[27]，似乎真的准备如他们期待的那样开始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了，中国这艘东方巨大的漏船终于要靠岸修复了。
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彻底否认在戊戌年间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着帝党和后党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只要在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左中右之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总会对同一件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在甲午战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两宫之间应该说是比较协调的。那时的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照顾下，登基亲政，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之后，经济实力大为增长，在经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之后，十余年间既无外患，更无内乱，朝中大臣、各省督抚各司其职，也算是一片太平景象。清政府如果那时居安思危，利用天下太平的良机有意识地向西方近代国家学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扩大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受西方近代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参与权力，相信清政府的内部即便有清流派这些人不断地弹劾，但至少不会使政府内部的人事发生大的分裂，更不会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产生裂痕，形成后来所谓两宫对立的政治格局。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内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十几年的太平生活使军队已经不太习惯于艰苦的作战，而朝廷内部也因长期的和平环境而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摇摆。这种摇摆终于使清廷内部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更不幸的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分别成了这两派的领袖或者说是靠山。太后主和，皇帝主战。
如果甲午战争以胜利而结束，可以相信这两派便不会像后来那样势同水火。而甲午战败的后果毕竟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于是原先的主战派便只能承担责任。而主战派的首领毕竟是当今的皇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皇上承担责任，于是找到受命于危难之中担当指挥责任的李鸿章。而李鸿章在历次的政治事件和外交冲突中从来都是唯慈禧太后马首是瞻，在甲午战前、战中乃至战后他实际上都是一个主和派的代表，由他这样一个主和代表承担主战失败的责任，虽然有点冤枉，但如果再从派系分野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是实至名归。
不错，在战前、战中与战后，光绪帝都是一个主战派的领袖，他的内心或许也想像他的祖先康熙大帝、乾隆大帝那样御驾亲征，打退强敌，建功立业，不仅要亲政，而且要有自己的权威，有自己的一套人马，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之下的宫廷斗争，在这一事件中应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的是，李鸿章虽然是清廷的命官，但他并不完全听命于光绪帝。作为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他除了要听从光绪帝的命令外，更要听从慈禧太后的意见，而慈禧太后的意见往往是最后的不可更改的决定性意见。
这样一来，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便不能由曾经主战的光绪帝一派来承担，时人对李鸿章的指责也是贻误战机与卖国、误国，而贻误战机暗含的就是不能有效地执行光绪帝的命令，而卖国、误国则是指《马关条约》的签字与执行。
贻误战机有慈禧太后的牵制，而《马关条约》的议和条款虽经光绪帝过目与用宝，实际上也是慈禧太后意志的体现。条约签订后，御史安维峻在《请诛李鸿章疏》中公开声称甲午战败以及《马关条约》的和议条款均出自慈禧太后，正是久已归政、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太后不甘寂寞，遇事牵制才使得战争失败、和议得逞：“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就将战争失败及议和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慈禧太后身上。
根据这种分析，年轻的光绪帝实在是觉得没有面子。他既然已经亲政，但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他每日辛勤地处理政务，实际上也不过是替慈禧太后代劳，体现太后的意志而已。所以，光绪帝在甲午战败之后开始对太后有所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
就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二人的关系来说，应该承认，光绪帝在甲午战前确实是以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很少在重大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由于他得以继承皇位还是慈禧太后的恩典，因此他长时期对太后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甚至见到太后就会发抖。遇到事情总是不厌其烦地往返于皇宫与颐和园之间向太后请教，每天的奏折及重要文件处理完毕之后，也都封存送往颐和园供太后参考，并接受太后的指教。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一系列事件的刺激，光绪帝逐步产生了一种意识上的自觉。他觉得自己既然已经亲政甚久，就应该能够自主地处理一些问题，就应该拥有一定的权力；更觉得太后既然归政甚久，就应该在专门为她建的颐和园里颐养天年，不要过多地干预朝政，从而维系皇权中心的一元体制，以免被那些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所利用。他曾通过慈禧太后比较信任的庆亲王奕劻表达过这个意思，并声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但当庆亲王将这个意思向慈禧太后转述时，太后勃然大怒，以为光绪帝是在向她进行要挟，宣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28]。
慈禧太后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试想她几十年如一日视如己出地照顾光绪帝，并郑重承诺且履行了让光绪帝继承大位，她作为一个对大清王朝、对满洲贵族负责任的老政治家，自愿在退休之后考虑国家大事，并为皇上出主意、想办法，分担责任，这有什么不好？这或许应该是慈禧太后的真实想法[29]。不过冷静思考之后，慈禧太后似乎也觉得应该让光绪帝经受些锻炼，她也在一定程度上担心，如果自己一味不放手让光绪帝独立地处理政务，那么自己百年之后势必造成新的混乱，自己对大清王朝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所以，她在冷静之后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同意光绪帝独立自主地处理朝廷的政务，当然也希望大清王朝在光绪帝的执掌下走向富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到时再说。
奕劻转述的慈禧太后的意见彻底缓和了两宫之间的矛盾，光绪帝在得知慈禧太后的这些想法之后不是疏远了太后，真的独立自主地处理所有朝政。恰恰相反，由于两宫关系的缓和，使光绪帝更加敬重慈禧太后。所以我们看到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发布变法维新命令之前的那些天，他除了与身边的心腹商量怎样推动变法维新外，更多的时间是在陪同慈禧太后的过程中征询她的意见。慈禧太后在这一过程中对光绪帝的姿态自然也比较满意，据说她在听了光绪帝一系列的新政构想后，曾当面向光绪帝明确表示：“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30]。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和同意，相信光绪帝无论有多大的胆量，也不敢贸然发动旨在改变大清王朝政治体制的变法运动。
扑朔迷离的决策内幕
有了慈禧太后的首肯和支持，光绪帝在奕去世之后短短的十三天就对如何改革朝政，怎样才能振兴中国，重建大清王朝的雄威，以及对民间日趋高涨的改革压力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向中外宣布清政府将进行变法维新。这份文件是后来百日维新运动的总纲领，但实在说来也不过是一份一般宣示变法的必要性和预示成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
在6月11日第二道诏书中，光绪帝指出，方今各国交流越来越多，外交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兹命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情保荐一批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政府选用。
从内容上看，6月11日发布的两道诏书，虽然标志着百日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但这两份诏书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除了决定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一具体事项外，不外乎是朝廷有意刷新政治，渴求人才，希望中外大小臣工能够体察朝廷的深意，各司其职，发愤为雄。在怎样对待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这两道诏书立论平实，不偏不倚，既强调要博采西学之长为我所用，也反对徒袭西学之皮毛的食洋不化；既强调要以代代相传的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也反对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空谈性命义理，无补于时艰。这样两份诏书实在很难引起一般社会公众和外国政治观察家的注意[31]，只是到了随后几天翩然而至的另外一批诏书的颁布，方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以及外国观察家的密切关注，或以为这些诏书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或以为中国将从此进入一个体制创新的艰难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