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的到来，使政府改组基本告一段落，剩下的事情就是怎样具体推动改革。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自光绪帝宣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后，除了有创办京师大学堂这一具体措施外，其他方面究竟能够进行怎样的改革，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包括光绪帝本人在内，都并非心中有数。所以新组建的政府如欲真正推动维新变法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尽快理清思路，确定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以及应该守住怎样的政策底线。
感觉错位的一次召见
或许也出于这样一种需要，接替王文韶直隶总督职务的荣禄并未很快离开北京，他一方面继续留在这里进行必要的交接，一方面协助新组建的政府进行调查研究，梳理思路。
6月16日，也就是翁同龢被宣布开缺回籍的第二天，光绪帝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帝，也是唯一一次。可是这次会见似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后来的岁月里不论是炫耀自己的辉煌，还是鼓励那些追随者，他都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这是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资本。
康有为一直在等待着被召见。自1888年第一次上书以来，他就等待着这一时刻。他觉得自己是真心地在为大清王朝的振兴出谋划策，所以清政府最高层应该抽时间找他当面谈谈，当然更应该授予他相当的官职。康有为的这种心情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但实在说来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步入政界，尤其是步入政治高层的“另类”和捷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有一样，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个人的事情，而治国平天下则是外在追求和外在表现。两者结合，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不过，自有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是遵循科举正途的道路进入官场，以此作为他们的进身之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使中国传统社会保持着新鲜活力，不断为政治层面输入新鲜的血液。
不过，个别具有特异才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某种另类程序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向最高统治者不断献策，不厌其烦地反复上书，相信终有一封上书会被看中。康有为是这中间的成功者，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上帝，他终于要见到他日思暮想的皇上了。而孙中山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康的执着和耐心。
自从确立要为大清王朝竭尽忠诚的信念之后，康有为遇到过无数的尴尬与困难，遭到过无数的羞辱与拒绝，不过正是在这无数次的磨难中使他学会了“自售”的本领，知道怎样利用政治层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去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1888年他第一次向清政府上书的时候就已明白这些道理。从那时起，他就不断联络京城各个层级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掌握实权拥有重要地位的高官，并利用自己的那支秃笔和那用之不竭的思考为那些官吏起草他们自己不愿起草、不能起草或不屑起草的奏折等文件，以此获得这些官吏的好感，由他们保荐，从而达到步入官场、进入政治高层的目的。
经过几年的磨难与潜心思考，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终于给康有为带来了机会，除了自己上书清廷呼吁变法外，他还为许多官员起草过不同的奏折。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曾期待这些官员能够保荐自己，可是奋斗了几个月、等待了几个月，却始终没有消息。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郑重宣布变法维新，明定国是。这是康有为的期待，也是他的机会，也曾是他的建议，可是清政府使用了他的主意，却依然不愿使用他这个人，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困惑与着急。
困惑中的康有为从来不会消极等待，他急于自售，实在不能满足于那个小小的工部主事的低级职位，他需要更高的职务。他想到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和他的儿子徐仁铸，于是他通过徐仁铸联络到徐致靖，然后与弟子梁启超等人一起草拟了一封保荐自己和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等五人的奏折，请求徐致靖以徐的名义上奏。
徐致靖看在自己儿子的份儿上乐于在这封保荐书上签名，更何况光绪帝和清政府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呼吁各级官员勇于推荐年轻有为的人才，共度时艰。
由康、梁代笔的这封保荐书写得文情并茂，十分感人，它的标题是《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背景、目的、意义，均一目了然。文中在谈到保荐人才的意义时强调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政府既然已经宣布要实行新政，就必须广求具有湛深实学、博通时务的非常之士方可成功，并强调清政府此次新政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破格提拔低级官员乃至草茅之士进入政府高层，以备顾问，甚至可以用其中一些优异之士去替代那些旧有的官员。这些说法实在是感动了光绪帝，使他看到这份奏折时不能不稍加留意。
保荐书在谈到康有为的能力和品格时，更是竭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称其才略足以肩艰钜，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其推荐康有为所要担任的职务则是光绪帝的顾问、师傅，俨然有替代翁同龢地位的企图，文中称“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1]。这样的人才怎能不使光绪帝看了动心？更何况胶州湾危机以来，翁同龢曾数番在光绪帝的面前提到过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决定在新政的背景下破格召见，当面听听他究竟有哪些建议。
或许是保荐书上对康有为的评估及职务建议刺激了翁同龢，或许是翁已经知道恭亲王奕在临终时向慈禧太后、光绪帝做了不利于自己的评价。总之，当光绪帝决定即日召见时，翁同龢却建议光绪帝“宜稍缓”。光绪帝对此稍有困惑，但也只好推迟了几天，当日谕令康有为6月16日预备召见。
6月15日，光绪帝宣布将翁同龢开缺，改组政府。也正是这一天，康有为为了召见从城里赶到颐和园，住在户部公所等候次日晨的召见。在这一过程中，康肯定已经知道朝廷中所发生的变化，所以对皇上的召见更多了一些期待，甚至有可能以为皇上此时罢了翁同龢的官，是不是在给自己腾位置？
在美梦连连的窃喜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是日晨，康有为入东宫门内的朝房，等候光绪帝的召见。在那里，他遇见新任直隶总督荣禄。
几个月前的西花厅对话可能在荣禄心里依然留有很深的印象，他在稍事寒暄之后问道：“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答曰：“非变法不可。”
荣禄接着问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2]
康有为此时肯定已知翁同龢的处分只不过是开缺回籍，他认为仅仅这样轻的处分实在难以清除反对变法的势力，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荣禄：“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3]
这段对话细节不见于康后来编著的自定年谱，但自定年谱也承认他在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的时候确曾与荣禄“谈变法事”[4]。只是由于后来政变的原因，特别是因为荣禄后来成为政变的实际主导者，因此包括康在内的所有后来解读者都将这段对话的情景进行了恶意的解读，以为康、荣二人由此真正结仇，并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变故。这种解释虽然可以自备一说，但实在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荣禄后来确实是一个坚定的康有为的反对者，特别是在政变之后，他更感到非杀康不可。但此时的荣禄似乎还不是一个坚定的守旧派，他之所以在政府改组的过程中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秀，应该说是他此时清醒地意识到了大清王朝的未来不在于坚守旧的祖制，而是怎样与时俱进、弃旧图新。恭亲王奕在临终前郑重推荐荣禄，以为荣禄是他死后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代替他的位置的满洲人，是未来不容置疑的满洲人的领袖。恭亲王的推荐显然不是信口开河，由此可证此时的荣禄实际上代表着满洲贵族的进步势力。
事实上，荣禄是满洲政治家中继奕之后最具新思想的人物，是他提议清政府批准袁世凯以新法训练新军，是他请求清政府设立武备特科，也是他不仅默许而且支持其部下袁世凯等人参与强学会。总之，对于一切有利于大清王朝的改革举措，荣禄都不反对。由此，他获得了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双重信任，光绪帝称他“办事向来尚属认真”，于是在改组政府的过程中先是用他替换掉翁同龢，接着又委派他出任最具全局意义的要职——直隶总督，显然对他寄予很大的期待；慈禧太后更是对他言听计从，信任有加，“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5]。此其一。
第二，担负政府重任的荣禄，绝不可能是康有为这样的极端激进派。他盼望大清王朝的中兴，期待中国的富强，但他也知道一二百年的成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废除，更不可能凭借滥杀大员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守旧势力。他只是一个稳健的变法运动领导人，而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
朝房内的短暂谈话给荣禄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由此不仅注定了康无法获得被光绪帝重用的机会，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留下了重要的伏笔。荣禄与康有为对话结束后迅即入见光绪帝，他在谈完自己的事情之后，有意无意地试探光绪帝觉得康有为这个人怎么样。光绪帝尚未见到康本人，他只能从已经看过的康的文章、著作，以及翁同龢的谈话、汇报及徐致靖推荐书中进行判断，表示康有为“以为能也”[6]。荣禄明显感到皇上有重用康的意思。
按照昨天刚刚颁布的新规，新任高级官吏在向皇上谢恩的同时也必须向慈禧太后谢恩。于是荣禄迅即来到慈禧太后处。其时，李鸿章“放居”贤良寺，为谢慈禧太后赏食物，也正在皇太后处。此时的荣禄与慈禧太后无话不说，他遂将刚刚在光绪帝那里所说的话告诉了慈禧太后，明确告诉太后康的激进办法并不可取，皇上如果过于听信康的主张，必将危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他甚至恭维在场的李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老资格的政治家李鸿章既看不惯接替自己多年前曾经担任过的直隶总督职务的“新科”官僚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姿态，再加上他正在韬光养晦，也不愿在自己尚未弄清真相的时候陷入被动，于是当他听到荣禄让他向太后详谈的建议后，吓得面色大变，赶紧叩头，称“皇太后圣明”，一切由皇太后作主。
荣禄的本意是“暗请太后留神”[7]，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阻止光绪帝一意孤行，过于听信和重用康有为。而慈禧太后则叹息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8]显然，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在荣禄、李鸿章等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有意干预正在积极推动变法新政的光绪帝。
一切不利于大清王朝的事情慈禧太后都有权力干预和过问，她自有办法及时提醒光绪帝在哪些问题上应该注意，而光绪帝自然能够及时获知太后的看法，再加上荣禄刚才莫名其妙的言辞，光绪帝对于怎样与康有为谈话似乎有了预案。所以这一被康有为后来不断渲染的一般性会面，其形式远远大于实质。康的谈话无论从范围还是深度看，都没有超过他已经上奏的那些文章和著述。
根据康后来在自定年谱中的追忆，这次会面从光绪帝询问康的年岁及出身开始，之后切入正题。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帝说：“皆守旧者致之耳。”光绪帝昨日刚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而翁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可以体会到在光绪帝的心目中，翁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其真实面目可能正是对光绪帝试图增加“民众对政治参与”的主要反对者。
听了光绪帝的叹息，康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这种说法，光绪帝当然表示赞同，他明确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当然希望康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的改良，他期待彻底的变革。他称少变而不全变，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基本材料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而更筑，乃可庇护。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角之多寡，窗门槛棂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将设计方案交给施工者，新的建筑就可成功了。在设计上如果存在缺陷，那么新的建筑即便建起来了，也很难经得起风雨考验。对于这些并不难懂的道理，光绪帝表示赞同。
接着，康有为就其开制度局以统揽全局，先改定制度、法律而不仅仅是枝节的改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此，光绪帝也表示赞同。对于变法前景的描绘，康有为并不要求很快就能收到实效。他说，他曾经研究过中西各国的变法经验，大体上说，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三百年的时间才形成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了西方各国的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就达到目前的程度。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认真、踏实地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的程度。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恢复大清王朝在世界格局中应有的地位。康有为就此鼓励光绪帝说，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他的“三年初见成效”说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延续，只是一种静态的比较，而忽略了动态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不过，困境中的中国人总是期待美好的前景，“三年初见成效”说从来都是激励中国人奋发精神的有效工具。
对于康有为的美好描述，光绪帝自然感到高兴，他夸奖这些见解甚有条理。康接着却反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至割弱？”据康在自编年谱中描述，光绪帝听到之后，“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康有为称他当时就知道光绪帝有碍于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变法革新，于是他建议光绪帝：“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这种说法正对光绪帝的心病，光绪帝称，这些老臣皆不留心办事。康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的时候，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康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不吝爵赏，破格使用。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光绪帝的赏识。
康似乎相信，用新而不特别弃旧虽然要消耗掉政府许多的精力，减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至少可以减轻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而公开性的策略有助于光绪帝增强权威，树立威信，在满朝文武中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至上威严。于是康问道，既然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么昨日为李鸿章、张荫桓等大臣颁发宝星，何不明下诏书，通知内外呢？
光绪帝一笑置之，不愿回答。康接着重申自己几年来的一贯主张，建议光绪帝如前朝故事，下诏罪己，总结几年来的内政、外交得失，振奋民志以收拾人心。他说，自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民志已离，非由皇上下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人心，重建民志。光绪帝颇赞同，但对于如何进行并没有表示意见。
康有为话题一转谈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尽管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这严重妨碍了有经世致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却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为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制度一直犹豫不决。不过，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的缺陷，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的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只是从总体上说，不进行根本改革，便无法为人才成长提供一个优良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再次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光绪帝赞成这些分析，他接着说：“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帝明确回答：“可。”
康有为再对曰：“皇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
皇上曰：“可。”
于是乎，这一事关无数青年学子前途的重大政策就在这瞬间决定了。如果说光绪帝真有什么魄力的话，如果说光绪帝真的像康等人后来所宣扬那样“圣明”的话，恐怕决定废止延续数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一过程最足以表现。尽管这一政策后来还有不少曲折，但光绪帝的表态确乎相当重要。
接着，光绪帝问道：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战争赔款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筹到大笔的款项吗？
针对光绪帝的问题，康有为详细解释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及银行体制和印度的田税制度等情况，也谈到昭信股票发行的利弊得失，康认为这未必不是一种筹款办法，但是将筹款作为建设行宫的费用，则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而且发行中的弊端太多，故未能变法而先害民。
在康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似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所以他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愿意多做思考，因此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只能谈谈翻译东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状况，以广见闻，减少变法的阻力等。而这些问题，或者已经是既定政策，如大量翻译东西方各种书籍，自林则徐以来似乎清政府就没有做过任何限制；或者是一直在执行的政策，如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这是慈禧太后当年与曾国藩、李鸿章两代重臣一起开始的一项政策，中间虽有反复，但并没有因为某些反对势力的反对而完全中断；或者是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且已宣布要进行的，如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以广见闻等。所以，康此次谈话的兴奋点并不是光绪帝的兴奋点，他的关怀不仅与光绪帝相差甚远，有一些甚至已经落后于形势。而光绪帝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诸如怎样开发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怎样筹集经费，而这些恰恰被康有为认为是形而下，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他的关注有些错位，所以即便没有荣禄的提醒，没有那么多人的反对，光绪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权力和地位。这一点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当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康有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光绪帝也不忍打断他的兴致。康感到有点无聊，只好在那里反复重提用人行政以及开民智而激励民气，甚至还谈到怎样招抚会匪，更甚至提及光绪帝保全保国会的事情等，光绪帝终于不耐烦了，说：“汝下去歇歇”，并嘱咐：“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似乎已无意再与这位“康圣人”面谈了。而康有为也如释重负，匆匆告退。这次谈话前后大约一个小时[9]。
“政治新锐”的失望
这次谈话目前尚未见到官方记载，所有内容与情形都是康后来的追忆。这里显然有后来的感觉与变异，但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天的大概情况。基于这种判断，很容易看到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的对奏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所谈论的范围没有超出他先前的奏折和其他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也没有获得发挥，甚至不太标准的官话可能都影响了他的表达。至于那些见解，如同前面略已分析的那样，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长，更多方面似乎并不特别优秀，只是与时贤的见解大体相似略有不同而已。
当天，光绪帝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目前所知参加这次讨论的至少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廖提出可以赏给康五品卿衔，而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当予微差以折之”。光绪帝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10]。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恰当此时，与满军机大臣们有着重大矛盾的李鸿章向康等人透露了这一人事任命案的内幕，这就更使得他们失望。按照他们的期望，康圣人“既以大用自负”[11]，获得此次召见后，无论如何也应该获得一个军机大臣类的重用，甚至他们还期待着能够补上翁同龢的位置。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慈禧太后和那些保守的满洲旧臣，以为正是他们这些人阻止了康圣人的政治道路。梁启超在第二天（6月17日）写给夏曾佑的信中说：“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一个星期后，梁启超又致信夏曾佑，称康在做了许多弥补活动后依然无效，于是决定和弟子们一起离京南下[12]。他们无法接受这几近侮辱的任命，决定离开北京，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至少不再与清政府合作。这与当年孙中山在李鸿章那里没有得到适当礼遇之后的反应何其相似！果如此，中国近代的历史或许真要改写。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的期待也不能说毫无理由，因为当时也确有一些人对康的才能有过很高的评价。不过，他们并没有真的意气用事一走了之。失望之余，他们也在反思，真的离开京城之后又该怎么办？康有为没有获得期待的官职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而且，这个官位虽然小，但清廷毕竟表达了使用康有为的愿望，由此台阶总会还有再度晋升的机会，何必在乎一时之得失呢？
康有为后来回忆时对这个章京上行走的职务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按照清朝体制，向例总署章京由各部司员考取又复试之，其最高列者，尚须一二年，然后能传到，传到仅当译电等差，有年乃转司务厅，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又数年乃可升提调，然后升帮办、总办，而康有为此次被特旨派差，为向来所无，入署即可派总办、提调。所以，康的一些知交多劝他不必对这个任命过于失望，应该欣然就之[13]。更何况，以小小的工部主事的身份获得皇上的亲切召见，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情本身就意义非凡，这实际上是大清王朝自咸丰以来四十余年历史中所不曾有的创举[14]。事情的本身还是有可以值得自豪的地方。
让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似乎只是一种临时安排。五天后，即6月21日，康在通过总理衙门大臣递交谢恩折的时候，光绪帝的态度又略有变化，他对总理大臣说：“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又令枢臣廖寿恒面见康有为，令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瓜分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等立即抄写进呈。有了皇帝的特别指示，康遂向总理衙门告假，并当面向李鸿章、廖寿恒、张荫桓诸大臣表示不能像其他章京那样赴总署当差的原因，请求辞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务[15]。
此后数日，康有为一方面精力充沛地参与以宋伯鲁、杨深秀等人名义上书的起草，一面昼夜编书。6月24日，进《波兰瓜分记》《列国比较表》；25日，进《法国变政考》；其德、英两国变政考，至八月上。
光绪帝催促康有为加紧编著各国变政书，既是时局发展的需要，也对康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康昼夜将《日本变政考》加按语于其上，借机发抒明治维新的意义、过程及其曲折条理。一卷甫成，即进呈；光绪帝复催，又进一卷。光绪帝阅之甚喜，皆深然之。康后来也很自负地表示：新政之旨，有自皇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康有为所议拟[16]。
按照清廷给予康有为的委任，他的职务仅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同时具有专折奏事的特权。所以，康也就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不去总理衙门上班，而是潜心于撰写那些专折及专著。据不完全统计，康在百日维新期间以自己的名义上书十三次，数量并不算太多，但是大量由他撰写或主笔的奏折都以别人的名义呈递，还有一些奏折虽然不是康撰写，但大概意思是他的，或者是由他授意而撰写的。所有这些奏折，都可以看作康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思想贡献。这些奏折的总量达到三十六件，加上康以自己的名义呈递的十三件，共计四十九件[17]。
从清政府的立场看，自光绪帝6月11日发表《明定国是诏》，就意味着新政的正式开始。之后罢黜翁同龢，调整荣禄、王文韶等人职务，也都是为新政的顺利推展而进行的必要改组。至于召见康等年轻的政治新锐人物，也是新政的组成部分和当然之义。负责推行新政的新政府有必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年轻一代新锐政治家的意见。他们大都关心国际时局的发展，具有西方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嗅觉，这些人都为新政思路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所以，新政宣布之初，清政府就于6月13日明确宣示将不断召见这批年轻的新锐政治家，最初的一份召见名单中有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
设译局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广泛听取年轻一代新锐政治家的意见是光绪帝和改组后的新政府的既定方针。随着新政的推展，这种召见也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清政府也按照既定计划从中选派人才，委派他们担任适当的职务。梁启超的被召见以及译书局的设立，就是最好的例子。
设立译书局专司译书事务是康有为的意思，也是他戊戌年间整体布局尤其是人事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定了一份奏折，建议清政府设立译书局，专译日本典籍[18]。五天后，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于6月6日奏请清廷仿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成例，开馆译书，并建议多从日本转译。该折还就译书馆的机构设置、组织领导提出了一些建议[19]。杨深秀、李盛铎的建议甚得光绪帝的赏识，光绪帝先后将这些建议批转给总理衙门议复。
这个建议提出后，康有为急于人事方面的安排。6月13日，康与梁合拟了一份题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的奏折，并以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该折除了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等人之外，还保荐了梁启超，并明确建议委派梁或到大学堂任职，或到译书局主事。奏折提到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若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20]。这就将拟议中的译书局或译书馆与梁启超的工作安排联系起来了。
然而不知事出巧合还是事在必然，就在同一天，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一份奏折，指责陈宝箴近年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其讳者。而最重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支持时务学堂，纵容梁启超大放厥辞：查湖南巡抚陈宝箴设立时务学堂，自应择师授徒，将器械操防及有用之举，切实讲求。乃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为总教习。梁启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时务报》，力倡民主、议院之说。陈宝箴称梁启超品端识卓，学通中西，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以致有好事之徒鼓吹改正朔、易服色，刊报传播，骇人听闻。在梁启超等人的蛊惑下，陈宝箴设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这些做法皆无裨实用，徒资人以口实[21]。黄均隆的奏折涉及陈宝箴、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乎将徐致靖奏折中保荐的人物全部否定了。
黄均隆的弹劾确实给光绪帝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但很显然，以徐致靖名义上的保荐人才折更合乎光绪帝此时的心情，于是光绪帝当天即向军机大臣明发谕旨：主事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道员黄遵宪、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举人梁启超由总理衙门查看具奏。至于御史黄均隆的举报奏折，光绪帝指示：存。谨将原折恭呈慈览[22]。似乎有意保护梁启超。
康有为以杨深秀的名义上的开局译书折及李盛铎开馆译书的建议均合乎当时的维新精神，所以总理衙门于6月28日议复表示同意，并根据皇上的要求主持制定了相关规划。总理衙门对广东举人梁启超进行了考察，以为由他管理译书局事务比较合适，而且期望以梁先前在上海创办的译书局为基础进行“官督商办”的改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总理衙门同意每月拨给译书局经费银二千两，倘经费仍有不敷，准由该局召集股份，以竟其成。至于所译之书，除进呈御览及分送各省新设学堂、学会、藏书楼外，也准该局出售，俟开办数年之后，翻译之书渐多，出售之值可敷局中推广之用，即当停拨官款，以节经费[23]。这个方案当天就获得了光绪帝的批准[24]。
两天后（7月1日），总理衙门传梁启超到署，大臣们一致认为他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前在上海筹设译书局已具规模，业经总理衙门奏请拨给经费，将该局改为译书官局，责成梁启超经理译书事务，奉旨允准在案。梁启超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至于他的级别与权力，总理衙门建议光绪帝酌予京秩，以资观感。至于可否特赐召对之处，出自圣裁，总理衙门不便擅自作主[25]。
正致力于发现新政人才的光绪帝自然乐意接受总理衙门“特赐召对”梁启超的建议方案。7月3日，光绪帝如约召见仅仅是举人出身的梁启超，听取他对新政的建议。根据梁的说法，按照清朝的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获得皇上的召见，皇上召见官品低下的小臣自咸丰以后四十余年间从未有过先例，至于仅以举人的身份蒙获皇上的召见，梁启超深感自豪，称其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
梁启超很看重这次召见，但是关于谈话内容与谈话时的情形，他并没有像他的老师一样留下详细的记录。此次召见的结果是光绪帝让梁退朝之后将所著《变法通义》一书呈递上来。关于谈话细节，梁启超只在第二天写给夏曾佑的信中略微提及：“昨日召见，上实明。稍惜诸老不足为助耳。”[26]
至于总理衙门提请考虑的级别与权限，清政府在光绪帝召见之后宣布赏给梁启超六品官衔，负责筹办并主持译书局的事务。这显然低于梁启超和他那些朋友的共同期待，于是梁此次极端重要的政治活动成为人们竞相猜谜的对象。
曾与梁启超有过密切交往的王照以为梁之所以在后来再不愿提及和渲染这次召见，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光绪帝的赏识与器重，更没有如愿获得所期待的官职。按照清朝的惯例，皇上召见举人虽然不多，但只要蒙获召见，一般是赐予翰林，最下也应该赏给一个内阁中书的官位。按照梁当时在京城官场特别是全国舆论界的名声，他自信应该突破成例，谁料到不仅没有突破，甚至连成例都不如，仅仅赐给一个六品顶戴。甚至由此所获得的译书局职务，还是孙家鼐感到梁氏实在有点委屈，请托各方而获得的，其地位也与梁先前的报馆主笔差不多，根本没有进入正式的官场。这是梁和他的老师一样深感失望的地方。至于没有获得重用的原因，王照根据当时的传闻，称是因为梁氏的官话太差：“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帝不快而罢。”[27]
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都不是根本原因。康没有因召见而获得更高的职务，是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声太大，反而引起他人的警觉；而梁没有获得进入官场的入门券，是因为他的文人气质与文人的名声太大，清廷即便有意于重用他，也只能用其所长，而不能用其所短。让他去办译书局，后来又让他去办报，实际上都是用其所长。而梁启超误会了光绪帝对他的期待，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康梁等人的功名心太盛。更何况，让梁出任译书局的负责人，也是先前保荐书中所动议的呢。
在光绪帝召见梁启超的同一天（7月3日），光绪帝又面谕军机大臣，称京师大学堂指日开办，亦应设立译书局以开风气，至于应如何筹款兴办，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一并妥议具奏。这一指示深深启发了总理衙门王大臣，他们在随后的议复中索性将梁将要筹组的译书局与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合二为一，以免同时并译，不相闻问，易致复出，徒费无益。且书中一切名号、称谓等均须各局一律，以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并提议由梁负责主持，始能措置得宜。但考虑到上海地处华洋要冲，购买外国书籍，延聘翻译人才等都较北京方便，故将两局合一之后并不撤销梁启超设在上海的翻译机构，而是将其归并到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翻译局之中，成为下属机构。梁本人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往来京沪两地。至于编译局的功能，总理衙门建议除了着力于翻译西学著作外，还可以考虑整理中国经史等书，编成各种教材，以供各省新式学堂使用[28]。
总理衙门的建议可行性非常强，因此很容易获得光绪帝的批准并及时告知梁启超，梁获知这一消息后必然更加乐观，因为他的职权范围及活动空间都比先前的授权更大。一个足以证明的事实是，大约半个月之后，梁启超就译书局的开办情形向总理衙门做了详细汇报，就组织机构、经费预算、章程条例以及翻译、编译规划等提出详尽的计划，并同时进呈了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定于7月19日（六月初一日）开局。梁在这份报告中还就经费、关防等问题有所请示，以为开局之初，惟购书籍、置机器、建房屋等项决不可少，约需开办银四万两乃可集事；至于关防，梁启超认为，此局既由官设，可否援各局之例，颁发木质关防一颗？[29]
对于梁启超的请求及所呈递的章程，总理衙门进行了研究，8月10日向光绪帝呈报研究结果。总理衙门以为梁所拟译书局章程尚属妥洽；至于梁请求的开办费银四万两，总理衙门也认为自应准如所请，俾得克期开办，并咨行南洋大臣及江海关道就近在出使经费项下划拨；至于关防，总理衙门也认为应该颁发，以昭信用。光绪帝当即批准了这个方案，译书局的开办指日可待[30]。
光绪帝关于京师大学堂也要设立译书局的指示，总理衙门规划将上海译书局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合二为一，也同意在京师设立分局，于是梁启超在向总理衙门请求上海译书局开办费等事宜稍后，可能又向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提交了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报告及章程，孙据此向光绪帝做了报告，光绪帝8月16日发布上谕批准了这个方案。光绪帝不仅全部满足了梁启超的请求，而且同意划拨的开办费、经常费均远远超过请求，这在戊戌年间各项新政请费中是极为罕见的。
光绪帝的上谕极大地鼓舞了梁启超，稍后，他再上一书，建议设立编译学堂，培养翻译人才，推动中国大规模地引进西学，并请予毕业生徒准予学生出身。为了推广译书局的出版物，梁还于8月26日上书清廷，建议政府援各国通例，通饬各海关、各厘局，将一切书籍报章概准免纳厘税。梁启超说，“计国帑每年所省，不过数百金，而沾溉士林，获益匪鲜”[31]。这些建议大都获得了清政府的同意。这个结果使梁感到非常兴奋，他在后来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中依然兴奋地表示，谨按我国科举向皆有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而他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中国四千年历史之创举。
梁启超的兴奋可能为时尚早。总理衙门于8月21日又向光绪帝上了一个折子，以为现在上海设局编译东西各书，实为讲求新政之要，不过，如果能够在外国就近购译，可能更有利于见闻弥广。且外国议院每议一事，辄刻成卷帙，分送使馆，而中国驻外使臣若罗丰禄、伍廷芳、庆常等于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素所谙练，宜令就西政、西艺各种西书由使馆组织翻译成中文，再由这些谙练外国语的出使大臣详核润色，每半年汇寄一次，这样可能比单纯依靠新设的译书局更有效。总理衙门的建议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当天的朱批是“另有旨”[32]。
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是一个痛苦的漫长过程。因为语言文字的原因，至戊戌年，真正从西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著作确实不多。而且在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的崛起，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相当一批人以为向西方学习的捷径是从日本转手，因为日本的文字来自中国，虽经改造，但中国人只要稍下功夫，学起来并不难。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谈论怎样翻译西书时持这种观点，梁启超受命主持译书局前后，大概也是这个看法。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从日本转手的东西并不可靠，中国人只可学习日本人“实力讲求”的精神，而不应该从日文转译西书。户部员外郎恩裕9月20日上书表达了这一看法，以为日本翻译的西文各书，并不能尽西人之长。因此对于世界近代学术，还是应该以步趋泰西为要，要不惜重金聘请西人中通中文且精于西学的人直接从西书翻译[33]。由于恩裕的建议提出后即发生了政变，于是关于怎样翻译介绍西方书籍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梁启超受命筹组的译书局仅仅是戊戌年间新政中的一个举措，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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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2]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54页。
[3]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4），322页。
[4]《康南海自编年谱》，41页。
[5]《清史稿》（4），3173页。
[6]曹孟其：《说林》，《戊戌变法》（4），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