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变革是全面的，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政治领域的改革争论大，成效小；军事领域的改革起步早，成效显著；经济领域也制定、颁布了许多新政策，只是由于时间短，并没有看出多少实质性成效，但其重构近代经济体制的企图对后来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而文化领域的变革，主要是指变科举废八股，其所遇到的阻力最大，争论最激烈，甚至可以说由此而导致1898年中国故事的终结。
变科举为新政第一要义
科举制度的弊端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谭嗣同就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变科举[1]。陕甘总督陶模于1895年6月3日上书言事，坚信中国之未来主要在于新人才的培养，如果不能改变旧有的教育体制，“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2]。同一年，梁启超在他的那篇著名的《变法通义》中专列“论科举”一节，格外强调“欲兴学校养人才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3]。1897年，梁启超的同门徐勤发表《中国除害议》，以为科举旧制为亡中国之大害，宣称“不除科举搭截枯窘之题，不开后世书后世事之禁，不去大卷白折之楷、八股之体、试帖之诗、定额之限、场期之促、试官之少、累试之繁，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也”[4]。唐才常也在同年发表《时文流毒中国论》，揭露科举时文带给中国的无穷之害。一时间，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遍于国中。
科举制度实际上是那个年代选拔人才的“全国联考”，由于这一制度实行有年，更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改革起来实在太难，因此多年来议论归议论，执行归执行。人人都说科举考试摧残人才，不利于选拔人才，可是人人也都参加科举。像张謇，从青年考到壮年，待到一登天子堂，心情的欢娱可想而知。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几乎那个时代的所有精英，除了章太炎这样极个别的另类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错过科举考试这条正途外，没有谁不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跋涉。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严复，他对西学的理解在当时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相当独特，甲午战败之后他最早意识到中国的失败不是败在北洋，不是败在军事，而是败在中国文化上，败在扼杀中国人灵性的科举考试制度上。所以他大声疾呼，中国要改革，要强盛，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莫要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5]。严复的态度是相当坚定和决绝的。然而，为了获得进士出身，已进入中年且饱学中西、盛名学界、誉满海军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也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那扼杀人灵性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的问题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能否一下子废除，清廷最高层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1897年9月，随着维新变法思潮由京师向全国的推展，身处边远地区的贵州学政严修也深感变革的压力，他毅然奏请朝廷仿康乾招试博学鸿词旧制创设经济特科。严修期待以推荐、考察为主要方式来缓解以八股为取士唯一标准的科举制度弊病，扩大人才选拔的范围并增加选拔方式的多样性，“以广登进而励人才”[6]，得天下英才共佐朝政。
严修的建议引起强烈反响，光绪帝令军机处传旨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以为严修的奏折“筹划亦颇周密”，于1898年1月27日奏请同意，大致可以仿照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意在访求遗贤，故不限布衣及朝官外职。光绪帝称赞这个方案“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令照所议准行，并责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详细章程。在章程尚未出台之前，光绪帝要求各主管大臣如有平素所深知者，出具切实考语，陆续咨送，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7]。
严修的经济特科建议以及清廷的批准，是近代中国教育史、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终于迈出从体制上进行变革的重要一步，人才的选拔不再以八股、楷书为唯一的标准，故而梁启超称严修此折为中国一千余年科举制度史上的一次大突破，既为戊戌变法之原点，又开废科举制度之先声[8]。
不过，也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严修的恩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对这个建议非常反感，宣布将严修革出门墙，表示以后再也不愿看到这个弟子，即便他登门拜谒，也不得通报，可见痛恨之深。
由于这一方案以及总理衙门的议奏尚缺少可操作性，所以虽然获得了光绪帝和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在此后的数月中，并没有大臣依照这个新办法保荐人才。于是相激相荡，终于衍生出戊戌年间围绕着科举制度存废的大争论，并由此衍生出新旧党争，为戊戌年间的政治发展留下许多的变数。
1898年4月6日，浙江巡抚廖寿丰上奏清廷，就总理衙门拟就的方案提出修正意见。他认为，总理衙门以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事为特科，并以为先特科而后岁举。这个方法固然简明允当，然而仔细推敲，惟此六事中，平日留心掌故，讨论时务，如内政、外交二者，当不乏人，若理财以下诸学，殆非设专门学堂培养数年之久，难期成就。且内政、外交及理财之农桑、格致之算学，或可命题以试，此外各学，非经过一定的试验程序，很难看到其价值与意义。为此，廖寿丰建议加大改造学堂的力度，无论何项学堂，必以修身、明理、绘图、知算为根本，庶风气转移，学者知所趋向。久而久之，符合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才才能够逐渐培养出来[9]。
很显然，廖寿丰的意思是既要重视特科这样的非常之举，更要在常规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工夫，特别是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中国新知识分子需要掌握的东西已远远超过旧时代，而且这些知识也非仅仅凭借书本就能够掌握，它可能需要相当的试验条件或其他辅助手段。
经济特科的设立与大清王朝先前的博学鸿词具有同等的性质，其价值在于因时审变，在得通才，以备百执之任，并不是为了求工匠之材。是特科，而不是常科。这是经济特科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在廖寿丰看来，特科的设立不仅不应该影响常科的进程，而且应该由此推动常科的改革。由梁启超代掌宋伯鲁于6月17日上的奏折就对廖的这一看法表示赞赏，以为决不应以特科冲击、取代正常的学堂教育[10]。
廖寿丰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关注，光绪帝4月20日将此奏折批转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将之与严修等前奏一并妥议具奏。
7月13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向清廷提交一折一片，报告了会同礼部的讨论结果，并随折附上特科章程六条[11]。应该承认，他们是尽心尽力地希望此次特科考试能够顺利进行。从这种心情出发，他们的这些规定也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如一些人所推测的那样处处为难，故意刁难[12]。总理衙门甚至一再宣布降低特科的参与门坎和录取资格，大要不外乎为国家寻找到哪怕只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理衙门大臣们并不是科举体制改革的反对者，更不是经济特科的反对者，所以当后来康有为一味指责他们蓄意阻挠科举制度改革的时候，这些大臣如许应骙自然感到很恼火，他们一再辩解的也只是从未反对过科举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特科的创设。
关于报考人员的保举问题，自严修后的所有建议几乎都涉及这一点，争论也比较激烈。内阁中书王景沂上书建议放宽保举条件，无论已仕未仕，只要于经济特科六目确有专门，准其自赴总署报名，恭候御试。王景沂的建议确实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依靠京内外大员保荐，当然难免遗漏草野之贤。光绪帝于9月5日面谕军机大臣，命总理衙门王大臣就王景沂的建议妥议具奏。
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总理衙门遵照光绪帝的指示提交了报告，强调特科规定由京内外大员出面具保，也只是参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博学鸿词特科的成例，如若采取王景沂的建议，改由自行报名，恭候御试，就怕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愿意毛遂自荐，而那些华而不实的人则往往借机招摇，朝廷欲广悬纳贤之旌，结果却得到滥竽之讥。不过，总理衙门也认为王景沂的建议有可取之处，至少对于特科六目中的考工、格致二事，似乎可以采取自行报名、恭候御试的办法，因为考工、格致两事非有图说无法说得明白[13]。妥议具奏得到了光绪帝的首肯，当天的朱批同意此后参照这个方案执行。
新旧党争拉开了序幕
廖寿丰加大学堂改造力度的建议深刻启发了政治高层，光绪帝在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指出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但对是否废除以及怎样改革，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
清政府在涉及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带。
然而，这却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帝的机会，直接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按照康的想法，他期望以皇上的一纸上谕废除沿袭数百年的八股考试制度，以雷厉风行的改革重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彻底解决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为中国的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随后，他连续写了几份要求坚决废除八股考试制度的奏折，以便为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科举考试提供舆论支持。
面见光绪帝的第二天，康有为请梁启超以宋伯鲁的名义呈递一份奏折，强调八股考试是大清王朝不断衰落的根本原因，现在采取的八股取士方式，一律不许用后世书、后世事，美其名曰清高雅正，实以文其空疏谫陋，其弊端已为天下人所共知。梁启超竭力发挥6月11日上谕中所蕴含的精神，强调应该令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成通经济变之真才；建议政府痛下决心，果断宣布三年后永远停止八股考试[14]。
同一天，康有为又呈递一份奏折，以自己追求科举功名的痛苦经历痛斥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荒谬，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其后之所以被割去大片土地，之所以承担大量的战争赔款，并不是朝廷无能，而根本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性灵，强烈要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15]。
18日，康有为再上《请停止弓刀石武科考试制度改设兵校折》，建议政府配合新教育体制的建立改用新式军事学堂训练将校。
19日，康有为又上《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以为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建议清政府尽快厘正科举文体，立变科举八股之制。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联络各省举人联署上书，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宣布天下，停废八股取士，改用经制六科，培养新式人才[16]。以参加科举考试者的身份呼应康有为等人废八股的建议。
康、梁等人为呼吁清政府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可谓费尽心机，然而自6月16日起快一个星期过去了，光绪帝并没有像他当面答应的那样自下明诏，毋交部议。在康、梁看来，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没有获得积极的响应，光绪帝似乎也忘记了这项新政之最要事情。
经过一番详细的了解，康、梁等人自以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们按照新旧思维的固定范式将光绪帝不能“自下明诏”的责任完全推到他们所认为的那些“守旧礼臣”的身上。6月17日早朝时，光绪帝收到以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要求废八股的奏折后，即命枢臣拟旨，而协办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刚毅则建议将此事交给礼部去讨论并提出方案，光绪帝突然想起康的忠告，于是明确告诉刚毅：“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而刚毅则认为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刚毅的固执无疑激怒了光绪帝，光绪帝闻言厉声斥责：“汝欲阻挠我耶？”刚毅乃言不敢。及退朝，刚毅仍提醒光绪帝此事重大，最好由皇上请示慈禧太后之后再作决定。但光绪帝命枢臣拟旨的消息不知何故传了出来，京师哗然，人人争传废八股，喜色动人[17]。这实际上都为重大决策的进行留下了隐患，只是康、梁等人当时不自觉而已。
刚毅的反对只是程序上的，作为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他劝光绪帝持审慎态度，似乎也没有大错。但是，当时以康有为焦躁的心情当然无法理解刚毅等人的言行，他们认为对废科举的阻挠就是对新政的阻挠。当然，他们也不敢直接攻击刚毅，于是找到了与刚毅关系比较密切，且对废八股这一重大举措也持异议的礼部尚书许应骙做为攻击的目标，以期达到攻击刚毅的目的。
6月20日，康有为代宋伯鲁、杨深秀草拟一封弹劾“守旧礼臣”的告状信，指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称许品行平常，见识庸谬，妄自尊大，刚愎自用，贻笑邻使。身为教育主管，却对科举制度改革心怀不满，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公开宣称经济特科之无益，甚至扬言务欲裁减其额，使之推广困难。该折揭露许应骙凡见诏书有关乎开新弃旧下礼部讨论执行者，便多方阻挠；其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该折建议清廷将许应骙革职，庶几可以去新政之壅蔽[18]。
光绪帝收到康有为代拟的弹劾奏折后极为愤怒，因为事实确乎验证了康的判断：不要将废八股的决定交给“部议”，否则他们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提出驳议。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批道：“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着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即要求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涉及的问题说说清楚。
涉及的问题为两类，一是许在礼部办公会议上曾经反对废八股，二是许在外交活动中曾“贻笑邻使”。后者带有捕风捉影的性质，军机处在上报时也不太相信，在副录本中对许在外交活动中失误的指控做了删节，盖不相信奏折中的指控是事实[19]。而前者似乎确为事实，许应骙曾在礼部的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废八股体制的不满。如果从言论的责任上说，许应骙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而不是决定之后当然有权表示对一项重大决策的看法。但是当光绪帝真的动怒，要求他对这些事情说说清楚的时候，许应骙也就毫无办法。于是他想到了刚毅，因为他也曾对废八股表示过不同意见，他希望刚毅能够利用自己的皇族特权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以保护他过关，至少也希望能够给他出出主意，怎样渡过这一难关。
刚毅确曾当面建议光绪帝慎重考虑废八股，所以对许应骙的请求并不感到意外，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也曾向光绪帝为许应骙“乞恩”。在得知弹劾奏折出于康有为之手后，他也曾劝许应该反攻为守，不要只急于辩白自己，更要敢于揭露、攻击康有为，刚毅对康始终没有好的印象。这便在事实上回应了康有为的指控，似乎清廷内部真的始终存在一个守旧派，他们专以新政为敌。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终于由此拉开序幕。
新旧党争当然不是光绪帝所期待的，作为清廷最高当权者，背后有慈禧太后的支持，他期望所有臣僚都能够同舟共济，推动新政的顺利进行。因此当他收到弹劾许应骙的奏折后，心中自然很反感。他一方面要求许明白回奏，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了刚毅的合理建议，在当天就废八股的问题专程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征求意见[20]。
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的舆论已经有若干年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积久成弊，也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乾隆时就有人提出应该改变八股取士的体制，曾国藩也曾表示过对八股取士体制的不满，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反对，也因为当时中国尚未面临后来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也就不了了之。最近的若干年，特别是甲午战败之后的几年，国内舆论界在反思时，也总是归结于八股考试制度扼杀了人才。李鸿章、张之洞也曾议论过废八股，以为改革科举体制已经成为变法维新的第一等要事。作为清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对这些议论当然知道，她之所以在先前同意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同意各地试办新式学堂等，也是有意在适当的时候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只要是有利于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建议，她都不会反对。从当时的法律观念说，大清王朝也只是她的私家产物，她理所当然地比任何人都更爱护它。所以，当她听了光绪帝的建议之后并没有表示反对。
康有为等人知道光绪帝将赴颐和园请懿旨，但太后的态度并不为他们所知，他们认为，太后总是站在守旧的一边，设法束缚光绪帝的手脚。所以，他们为了给慈禧太后继续施加压力，促成光绪帝尽快发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的上谕，6月22日，康有为又借徐致靖的名义上了一折，将矛头直指那些“守旧礼官”，以为正是他们的阻挠致使中国的许多制度当变而不能变。奏折建议皇上不要再听信这些守旧礼官的驳议而贻误天下大计，特旨明谕天下，罢废八股[21]，反复强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开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
康有为对那些“守旧礼官”肆无忌惮的攻击实际上开启了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将那些原本并不坚决反对新政的官僚用力推向了对立面，无形中增加了新政的难度。事实上，自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将要实行新政改革以来，改革已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流意识，即便有些官僚对某些改革措施可能存在一些看法，但在必须通过改革获得新的活力这一点上其实都已建立了共识。而康有为等人竭力渲染清廷内部的守旧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光绪帝不断灌输“新旧不两立”的意识，实际上是给自己树立对立面。也就是康有为代徐致靖拟折攻击那些“守旧礼官”的同一天（6月22日），许应骙遵照光绪帝的指示“明白回奏”，对弹劾奏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驳斥，并接受刚毅的建议反攻为守攻击康有为。
在这份回奏中，许应骙对弹劾奏折所指责的几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辩解，他认为，没有一件可以成立。比如指责他“腹诽朝旨，在礼部倡言经济科无益，务使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许的辩解是：查严修奏请创设经济科一折，系下总署核议，正是我许应骙与李鸿章等以其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并提出建议案。如果我不同意设立经济特科，完全可不随同画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再者说，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造，已可概见。按照这个解释，许应骙不仅不是经济特科的反对者，而且是最早、最有力的支持者。
至于指责许应骙在接见门生后辈时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嫉之如仇一节，许也做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他强调他来自风气开化最早的广东沿海，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来讲究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的华廷春、精练枪队的方耀、善制火器的赖长等，均由他先后保奏朝廷，委以重任。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急，凡有一技之长堪资实用者，他作为礼部尚书从来不愿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谘访，以便发现人才，冀有所益；并不时训导诸生务求实际，无尚虚华，从来没有痛诋过西学、仇视过通达时务之士。
紧接着，许应骙谈锋一转，称原奏指责他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也不能说毫无依据，他回想后认为这可能是指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他解释道，他和康是同乡，稔知其少年时代即无行乡里，名声极坏。待到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与乡里人士发生冲突，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倖达，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听观。即我许应骙的寓所，康有为也干谒再三，只是我鄙视其为人，概予谢绝。这大概就是“仇视通达时务之士”的例证。许应骙说，此后，康有为在广东会馆私自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我许应骙作为礼部大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这就是我许应骙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
至于康有为的问题，许应骙说的更多，他指责康是政治小人，狂妄至极：当朝廷下令康有为准备入对时，康即以大用自负，甚至向乡人扬言，他即将奉旨充任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现在康逞其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不将康有为罢黜回籍，任其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常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22]。
许应骙反攻为守，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康或许并不像他所指责的那样，清廷也没有立即听取许的建议对康采取什么措施；但在那些老政治家眼里，“政治边缘人”出身的康有为所从事的一切除了他的爱国真诚外，应该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个人野心。凡此，都为康后来的政治处境埋下了伏笔。
乘胜而进，立废八股
原本只是程序性的争议引起了无谓的党争，其直接后果是将废八股的决策尽可能地做了调和，以便各方都能接受。
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中过去一直使用的四书文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三年之后施行，至于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仍将由康有为等人最厌恶的“守旧礼官”们尽快制定予以公布。上谕还特别说明，此次之所以特降谕旨宣布废八股改策论，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士子为学，自当以四书六经为根底，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均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人勉为通儒[23]。这一调和的上谕顾及了存废两方的面子，争议似乎至此可以结束。
可是，争论并没有结束，因为该上谕虽然明确宣布废八股，可时间定在三年后的下科；而且详细章程仍将由礼部负责制定。仅仅从操作层面说，该上谕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将所有改革都推到三年后，届时乡会试并不能获得足够数量接受过新教育的生源[24]。康广仁主张，“罢制艺不必待下科，小试尤宜速改策论”[25]。
乡会试的准备确实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下一次乡会试毕竟在三年后，这是没有办法的。问题在于，三年后的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而那些将在三年后参加乡会试的童生秀才们如果不从现在开始改策论，怎么保证三年后的乡会试必能废八股改策论呢？
基于这些分析，康、梁等人在短暂的欢娱之后感到光绪帝“不彻底”的上谕是因为受制于守旧势力的包围。他们觉得有必要立即开展一次“立废八股”的运动，以期突破守旧势力的包围和影响。6月30日，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人将讨论的结果起草成一折一片，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
在这份题为《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他们沿用中体西用的思路，提出培养通才的方式只能是立废八股改策论[26]。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决定废八股改策论自下科始，那么现在的生童就应该立废八股改策论，如果仍用旧办法，则明明为已废之制，灼然知其无益，且两年后即将废弃，那么又何必让天下无数生童白白浪费这两年时光呢？所以，他们建议尽管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自三年后下科始，但生童岁科试无论如何应该立废八股改策论，经史时务，两者并重，这样生童就不必为旧的考试制度分心而专心致志于讲求实学，为三年后的乡会试储备足够的人才。
应该承认，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因此获得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奏折呈递的当天，光绪帝发布谕旨，修正6月23日三年后废八股改策论的谕旨，宣布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此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分歧。至于生童岁科，命各省学政即行改试策论，毋庸候至下届[27]。这一修改，意味着全面采纳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
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不过八股制艺毕竟流行了近千年，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饭碗，骤然将这一维系着无数人生计的考试制度废除，自然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对。刚毅、许应骙等人如果真的有什么意见的话，估计也只是担心这样容易引起各阶层的反弹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而已。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传开之后，已有社会动荡的征兆，因此而突然失业的大批士人对康有为等人恨之入骨，据说直隶的一些士人甚至考虑采用极端的手段对康行刺。康身边的一些人也劝他多请几个保镖，深居简出，以免意外[28]。由此可见废八股在当时确实不是小事，不应该将所有的反对都一律视为守旧的势力。
根据光绪帝谕旨的精神，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进行了一番慎密的研究。7月10日，礼部以怀塔布等人的名义向清廷呈交了一折一片，就光绪帝6月23日、30日两次上谕以及宋伯鲁原折中所涉及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并就分场、命题等一切事宜拟定详细章程十条[29]。另外，他们还就宗室参与乡会试做出相应规定[30]。从这十条简明章程看，他们是按照光绪帝的指示就新的考试制度进行规范，看不出他们有意刁难维新势力的意思。
今天看来，对废八股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在康有为等人看来却并不如此，他们认为是守旧势力的挑拨以及他们对改革、对新政的敌视。所以，康等人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请求清政府在生童岁科试中立即实行的奏折时，又附在此折之后上了一片，题为《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
在这份建议书中，康有为的描述与分析或许都有道理，但他对守旧势力的渲染，以及诱导光绪帝坚决与守旧势力作斗争，则未免将原本并不复杂的阵营复杂化，使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更趋于明朗。康认为那些强调八股不可废的人，非自为衣食之谋，即为子孙之计。假使有真才实学，不论考试方法怎样改革，他们依然是最优秀的人才，依然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康有为郑重建议光绪帝持以毅力，勿为所摇，申下谕旨，严令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焰消沮，人心大定，而真才可以日出[31]。
康有为这种置改革措施于不容讨论之余地的武断态度，开启了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先河。它不是化解矛盾，不是使那些一时间尚不明白改革意义的人逐步明白改革的意图与价值，而是用政治高压迫使人们接受一种尚不熟悉的新举措。
更有甚者，康有为等人在清政府已将生童岁科试改为策论后，还不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制造声势，期望以此湮没所有反对意见，但结果却激起更加强烈的反弹。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上书，请光绪帝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32]。
就其内容而言，康、梁策动的这次公车上书并没有多少新意，且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层造成分化，促使一部分原本并不激烈反对的人极端痛恨康、梁，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遍于天下[33]，无形中增加了新政推行的阻力。
原本为新政中应有之义的废八股、改科举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天下不得安宁。这一方面说明旧的习惯势力很难轻易改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康的激进措施除了制造舆论影响外，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改革后的妥善保障。所以，八股取士的体制应当废除是一回事，如何废除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是康有为等人所能承担的了。
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造成无谓的争论。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潮流，又照顾了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34]。
张之洞、陈宝箴的新科举方案得到清廷批准，7月19日上谕称赞这个方案“剀切周详，颇中肯綮”。由康、梁等人鼓吹的“立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人的“稳健方案”暂时得到落实。
“政治边缘人”的权利诉求
废八股、改科举的活动在张之洞、陈宝箴等人的调和下终于不了了之，科举制度的改革还要留待未来若干年之后。这是康有为等人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不过，康有为乃至光绪帝等一切关怀着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能够想到的是，废八股、改科举，乃至最终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倡导这项旧制度改革时，既期待能够获得成效，又有另外一种准备，即以先立后破的方式，以倡导建立新式学堂的方式为中国培养所需的有用人才。6月11日，光绪帝在宣布明定国是诏时，就将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只是没有引起朝廷诸位重臣的重视而已。
6月26日，光绪帝再下谕旨，对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因循延迟提出严厉批评，命他们就创设京师大学堂的事情督饬相关部门克期议复。倘继续玩忽职守，不能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35]。
光绪帝的盛怒并没有推动创设京师大学堂的步伐。6月3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参照日、英等大学体制拟定了五条办学大纲，就京师大学堂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的关系、选址原则、功课设定、款项筹措以及委派大臣出洋考察等提出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立意深远，构思宏大，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因而在后来的实践中被广泛吸收[36]。
有了李盛铎的规划，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又参照先前的各种方案进行研究，就京师大学堂的体制、规模以及所需的人才、物质支持等方面于7月3日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和详细章程，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真正启动[37]。
总理衙门这份章程是委托康有为起草的，而康又转托梁启超执笔。该章程参照东西各国特别是梁启超个人在万木草堂、湖南时务学堂的经验，就大学堂的性质、地位、功能、宗旨、课程及专业设置、考试方法与方式等问题做了规定，也确实具有一些独特色彩[38]，是一份比较好的规划图，若按照这个规划认真办理，不出数年，中国高等教育必将雏形初现，新式教育体制也必将逐步出现与完善。
京师大学堂章程出来后，筹建工作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总理衙门尤其是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忙着为大学堂寻找合适地点建筑全新校舍，并委托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建筑蓝图寄回，以便参考。总理衙门指定将马神庙一处房产作为大学堂临时校舍后，由于修葺整理还需一段时间，因此孙家鼐于8月30日建议派遣大学堂办事人员中的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翰林院编修李家驹、庶吉士宗室寿富、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士燮等利用这个时间空档，前往日本考察高等教育[39]。
总理衙门在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同时，也对其内部设置提出一些建议，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将6月22日由御史杨深秀、李盛铎提议设立在上海的官译局与光绪帝建议在京师大学堂内设立的译书局合二为一。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京师大学堂的创建与他本人关系极深，这一方案既是他的建议，也是总理衙门委托他制定章程，后来因事务实在过于繁忙，他才转请梁启超代为执笔。这个章程当然代表了康的一些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大学堂的权力归之于总教习，而管学大臣则形同虚设。
当时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与康有为相知甚久，他曾真诚地对翰林院编修蒯光典说：“今朝士忠肝热胆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耳。我皇上责我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则安能？”于是在孙已受命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但尚未看到梁起草的这份大学堂章程时，曾当面真诚地邀请康有为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这种真诚还表现在他甚至委托已内定出任大学堂总办的陈炽前去劝驾。而康此时或许尚对可能获得其他更高的职务抱有幻想，于是对孙的邀请不予考虑，以“自度年德才位恐不足以率之，度教无成，徒增谤议”为由婉言谢绝，此事似乎至此可以结束[40]。
不料孙看到梁启超拟定的大学堂章程后勃然大怒，他以为将大学堂日常事务的权力归诸于总教习是别有用心，而康有为对总教习的婉拒也是惺惺作态。因为此时前后，李鸿章、陈炽、廖寿恒等迭向孙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由此肯定康曾向这些要员们提出过此要求。孙于是与康反目成仇。
如果仅就政治观点而言，孙家鼐不仅是当时比较有学识的开明官僚，也是当时最具维新思想的大员之一。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光绪帝遂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孙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全权负责，并将所有原设官书局以及新设立的译书局等一并归入大学堂，颇负盛名的梁启超也只是在大学堂中具体负责译书局的事务。但是孙与康反目成仇后，孙的政治见解开始发生变化，对康、梁等人的看法也与先前不同。
孙家鼐实际上早就知道康的政治见解尤其是学术观点，但在先前双方比较友好时，这些差异都可忽略不计。但是现在，这些却成了大问题。而且，从孙的身份、地位说，他虽然恼怒梁的大学堂制度设计，但这个话题实在无法提上台面，事情的发展迫使孙家鼐从学术上攻击康有为。
7月17日，即梁启超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上奏后半个月光景，孙家鼐向清廷呈递了一份举报康有为的奏折。他说，最近仔细阅读了康的全部著述，其《中西学门径七种》一书稍有价值，其第六种《幼学通议》一条言小学教育方法，深合古人《学记》中立教之意。但其第四种《春秋界说》、第五种《孟子界说》言《公羊》之学，及《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制法称王》一篇，杂引谶纬之书，牵强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这个观点非常荒唐，不要说孔子是历代中国人景仰的至圣先师，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便是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孙家鼐担心康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做，是导天下于大乱。因此，孙家鼐建议清廷明降谕旨，将康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的内容一律删除[41]。
就当时政治格局看，康确实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但光绪帝对其真实态度如何，孙家鼐心中并没有底。所以他在这封实际上是弹劾奏折中并没有完全抹煞康，并称其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文帝之待贾谊，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
《孔子改制考》确曾引起过学界的争论，但康进呈后并没有在光绪帝那里引起孙所担心的歧义。所以，光绪帝在得到奏折后，也就没有下令康删除内容，而是命军机大臣传旨孙家鼐，再令孙传旨康有为而已，似乎有意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康有为在孙家鼐无端攻击的第一个回合中稍占上风，孙对康的反感当然也没有因光绪帝的调解而缓解，而是相反。
孙家鼐的奏折没有发生效力，但他作为管学大臣实际上能够牢牢控制住康、梁这些文化人。在孙呈递弹劾奏折的同一天，康也通过宋伯鲁呈递了一份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而这又引发他们之间更加剧烈的冲突。
康首先罗列了报馆的四大好处，建议清政府应该出资主持一份属于政府的官报，并明确建议将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先前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并建议委派梁去主持。他认为，该报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人鼎力支持，在全国已有广泛影响。在过去两年中，民间风气大开，通达时务之才渐渐间出，公论比较一致地认为《时务报》具有很大的功劳。因此，应该将该报改为官报，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于梁启超已在不到半个月前（7月3日）奉诏筹办译书局的事务，康有为认为这不仅不影响他继续主办《时务报》，而且有助于将《时务报》办得更好。
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还荒唐地建议清政府将民间其他报纸收归国有，由政府主办，统一舆论。不论康有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一建议实际上必然导致新的文化专制主义。
光绪帝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当即接受，而是批给孙家鼐酌情处理。康有为不得不再次与孙交手。
孙家鼐没有很快回奏处理结果，在他等待和调查研究的那些日子里，可以想象得到会有不同方面的影响向他施加。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孙于7月26日向光绪帝提交了处理意见：
一、不同意调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若调梁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
二、建议调康有为去上海督办官报。
三、对于康原奏中提出的将各地民间报纸一律送官报局审查的建议，孙家鼐提出反驳，建议谕令各省督抚令各处报馆凡有出版，均应呈送督察院、大学堂，然后由督察院、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无甚悖谬者，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则明，无偏听之弊[42]。
应该说，孙家鼐的回奏不仅封杀了康有为企图垄断舆论的计划，而且具有更多的近代意识。
至于改成官报后的《时务报》经费，孙家鼐建议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政府不必强行要求各省公费订阅和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
孙家鼐的处理意见通情达理，公事公办，在表面上无可挑剔，于是光绪帝当天批准了孙的建议[43]。
康有为原本准备为梁启超谋得一个丰厚的实职，却不料被更精明的孙家鼐算计，孙期待以调虎离山的办法顺手将康有为赶出京师。
从康有为的本意说，他或许一直感觉梁启超仅获得一个六品的译书局主管职务实在有点冤枉，也曾多次想方设法改善梁的地位，无奈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所有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懊丧之余，梁启超多次想过离开京城南下继续办报，通过对自己能力的重新评估，觉得自己在舆论宣传方面可能更擅长一些。另一方面，梁启超执意要拿回《时务报》还与他和汪康年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有关。他们在先前创办《时务报》时确曾分工合作，对《时务报》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但随着梁启超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尤其是追随康有为来京师从事政治活动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结束，梁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说起。为了挽回他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也为了弥补那个六品卿衔的不足，他试图借助于政府的压力迫使汪康年屈服。梁启超的这些想法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过，康也曾为此托友人致信汪康年，劝说汪将《时务报》总经理一职让给梁启超，并称梁刚获皇上召见，新蒙宠眷，如果由他接任总经理，可令《时务报》声价跃起，改善该报的经济状况，重现辉煌。
由梁启超取代汪康年掌控《时务报》的可能性不再时，康有为随即将皇上委派他办报的消息电告汪，希望他不要节外生枝。第二天，又有长信向汪解释自己不得不接手《时务报》的苦衷，希望他在移交过渡期能够很好配合，并要求汪将报馆账目开列一份清单，甚至暗示将来可能由梁启超继续主持此报[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