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汪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从纯粹商业立场上回敬康，称我汪康年为《时务报》创办人，梁启超原为我所聘用的主笔，梁今天的名声都是藉《时务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45]
不料，孙家鼐的智慧打破了康、梁的梦想，而这实在是出于康、梁尤其是康有为在当时官场上不太遵守游戏规则、人际关系急剧恶化的考虑。在大学堂的人事布局问题上，康、梁主导的大学堂章程明显侵犯了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利益。无论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使下怎样表白，孙似乎都很难原谅康的猖狂。孙家鼐在大学堂章程事件后弹劾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而此次的反建议更说明孙从内心已对康彻底失望，他不愿意再见到康，至少不愿意以目前双方的身份见到他。
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孙家鼐找准机会就打压康也不是个人恩怨的孤立事件，事实上孙的做法在中央政府层面也有许多支持者和叫好者。他们出于对康的厌恶，借孙之手去铲除这个政治场上的“另类”，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背景。
康有为在光绪帝宣布明定国是后格外张扬，他以为清政府在光绪帝的主导下一切都会按照他的设计去做。正如康广仁所说的那样，康有为不知收敛，树敌太多而又不自知，积怨甚深而又自以为是，四面出击，大包大揽，以小小工部主事的身份不断与朝中重臣、权臣发生冲突。所以，不迟于7月初，康的处境实际上已相当困难，只是他个人尚不自觉而已。
康的处境日趋恶化已严重动摇了维新阵营的信心，先前曾比较积极支持康的廖寿恒曾多次为其传递条陈，是维新阵营中比较重要的成员。但在同僚及舆论的压力下，廖的态度发生变化。据康后来回忆，“时吾递书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京师谣言皆谓廖为吾笔帖式，甚至有谓为康狗者”[46]。这势必对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出于自我保护，廖只能选择与康等人逐步疏远。他建议光绪帝关于《时务报》改官报的事情，应该由康有为找孙家鼐协商，似乎有意于将康归之为孙的部属。并建议今后凡有关报馆事务均由管学大臣孙家鼐递折，先由军机大臣传旨与康，令康告知于孙。这种种推托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而已。
孙家鼐的做法以及廖寿恒的疏离其实都不是孤立事件，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对于康这样的人，必然会获得如此结果，即便那些具有维新倾向甚至一度同情支持他的人也会在这种“集体一致”的反对声中却步、退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宝箴对康有为态度的急剧变化。
陈宝箴并没有与康有为见过面，但他与梁启超等人应该说是很好的朋友，对于康的许多看法也持赞赏或同情的立场。当清政府宣布经济特科开考后，陈宝箴很快向总理衙门保荐了康有为。然而到了7月15日，陈宝箴提交了另一份报告，请求撤销对康的保荐。理由是：康现在已奉旨特派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改章伊始，一切资产经理都将牵扯他许多的精力。这个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康即便参加特科考试，也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他尽心职事。陈宝箴的真实用意只是他在这个报告最后的暗示：臣于该员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47]。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康有为心术不正，操履不够廉洁。
陈宝箴的疏离特别是廖寿恒的建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同僚的共同看法，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促使孙家鼐敢于提出反建议将康有为逐出京城。康如果由此借坡下驴南下上海，或许真能开出一片新天地，后来的历史必将改写。康有为阵营中的清醒之士如康广仁已看到了这一点，他竭力劝说康不要争一时之意气，以为当此排者、忌者、谤者盈衢塞巷，而光绪帝又无权，安能有成？[48]
康门弟子反复讨论此事，并企图以此影响康有为，日夜劝说康，自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光绪帝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继续万木草堂的事业，挑选为中西文学者，教以大道，三年必当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未晚也。总之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也曾一度犹豫，考虑向孙家鼐提出辞去官报局的委任，而梁启超担心康若不接管《时务报》，那么孙家鼐必将《时务报》乃至官报局归之于汪康年。权衡利弊，康同意接受督办官报局的职务，同时设想一旦朝中政局持续恶化，他们将藉此以观进退，留有适当的回旋余地。
孙家鼐的反建议确实促成了康有为“陷人自陷”的尴尬处境[49]。但孙的建议根本不提官报局的经费问题也委实欺人太甚，为康的反击留有足够的余地。8月3日，康按照新的议事程序将《时务报》的内幕及筹办时务官报的情形向孙家鼐略有汇报，但主题却是办报经费格外困难，希望孙从经费或公款订阅上予以方便。这实际上是在向孙出难题。康称《时务报》创办之初，经费皆由士大夫捐助。今改官报，则无人捐款。既为官报，自应拨以官款。拟照官书局例按月拨交一千两，以资经费；另拨六千两，以资开办。并请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衙门一律阅看[50]。如果孙家鼐按照这个办法去办，实际上是一桩极具商业价值的生意。
康的请求并没有获得孙的当面同意，于是康于8月9日利用呈递《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的机会，直接向光绪帝重申了这些要求：
一、参照官书局成例，由政府每月划拨官报局经费一千两，以资办理；
二、请明降谕旨，令各省督抚，通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一律订阅；
三、既为官报，除了在上海设官报总局外，另在京师设分局。
康有为自以为聪明地将球踢到了孙家鼐一边。
在提出这些建议后，康还随折附上一片，对孙家鼐议定的官书局章程中慎选主笔、制定报律等问题提出驳议[51]。
康或许不过是以此难为孙家鼐，不料孙的政治精明远胜于康，他不仅没有回绝康的请求，而且于同一天也向皇上递交了奏折，如实地将康所要求的数字与办法上报给了光绪帝。建议朝廷同意康的请求，请旨饬下直省督抚，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衙门，一律阅看。
至于康提出制定报律的事情，孙更不愿反对，建议朝廷批准康的建议[52]。孙家鼐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康赶出京城，至于经济上的区区数千两银元，似乎并不构成障碍。
孙家鼐的建议很快获得了光绪帝的批准，对于孙代奏的康所提条件，光绪帝没有丝毫折扣[53]。按理说，康应该离开北京到上海积极筹办了。
所谓维新志士
尽管有了光绪帝如此明白的谕旨，但康有为并没有很快离开北京。他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被赶出北京。
8月14日，康通过徐致靖上《请开编书局折》，以徐的口吻在折中推荐由康主持编写有关万国强盛弱亡，以及介绍各国制度风俗之类的书。
光绪帝收到徐的保荐奏折后批转孙家鼐酌核具奏，并将原折恭呈慈览。8月19日，孙家鼐向光绪帝呈递了处理方案，拒绝了徐致靖的建议。孙家鼐的酌核具奏有理有节，光绪帝随即接受，康拖延离京的计划再次受到挫折。康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在后来撰写自编年谱时，照旧以为是他心目中的守旧大臣刚毅的反对，所以愤愤不平地表示：“刚毅沮之，谓大学堂已有编译局，可无庸另开，遂不行。”[54]可见，想象中的新旧冲突一直制约着他对局势的判断。
康有为想方设法不离开北京，而对于接收《时务报》并没有失去兴趣。只是由于汪康年的不配合，他的交接并不顺利。事实上，当康、梁挟政府之力欲强行接收《时务报》时，尤其是康提出将各地创办的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消息传出后，南北舆论界对康、梁的做法都不以为然，觉得实在太过分。即便相当同情康、梁的维新阵营中人物如张元济、叶瀚等人，也都深不以为然，对于《时务报》的未来深表忧虑[55]，希望维新阵营不要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同气之残，令人发指”[56]，被动的汪康年首先在道义上赢得了舆论同情。
其实，从汪康年方面说，他不仅对康、梁的活动与用心了如指掌，而且认为《时务报》实际上也是一个烫手山芋，正欲放弃而不得机会，康、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正迎合了汪的内在心情。不过出于调侃以及对康、梁的戏弄，他不愿将《时务报》和平拱手相让，而是想尽办法羞辱收拾康、梁。
光绪帝将宋伯鲁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批给孙家鼐处理的第二天（7月18日），汪大燮即从京城致函汪康年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称张謇等人对康、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建议汪大燮去找孙家鼐申诉商报改官报的条件与委屈。但汪大燮自认为孙没有担当，如果将这一切都向孙家鼐说明，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汪大燮建议汪康年要抓紧将《时务报》一切往来账目及档案尽快清理出来，因为此时即不归官办，不让康、梁接手，他们势必不会轻易放弃，迟早仍会设法为难。鉴于这种判断，汪大燮建议汪康年应该乘此机会将《时务报》推出，不要再守着这个烂摊子：“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57]由此不难想见汪康年等人面对这一契机的微妙心情。
汪康年已对日趋没落的《时务报》不感兴趣，但由于有各方面的道义支持，使他觉得有必要与康、梁斗争一番。他在得知康有意接收《时务报》的消息后，利用各方面的管道从容布置。他先是建议此时对康、梁已甚为反感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出面奏请清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原则上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对改名为《时务杂志》则不太满意，建议改“时务”二字为“昌言”，以符合光绪帝改《时务报》为官报上谕中“从实昌言”的涵义，并同意委派其幕中重要人物梁鼎芬到上海出任《昌言报》总理，协助汪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的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的空名留待康有为来接收。
有了张的支持与授意，汪康年从容不迫地应对康、梁的紧逼，他不慌不忙将《时务报》馆的门额及《时务报》的报头均改为“昌言”二字。8月7日起，汪康年在上海《申报》及天津《国闻报》连续刊登“告白”，声明“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58]，现在尊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8月17日，《昌言报》在上海出版，由汪康年任总经理，聘请梁鼎芬为总董，章太炎主笔政。
汪康年的“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他的背后既有张之洞等大员的支持与同情，更得同业之多助，所以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仍旧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的分发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本身已对康、梁进行了极大的羞辱，而汪的声明更将改官报事件公开化，南北各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康有为的体面[59]。
康有为得知这些消息后极为震怒，他气急败坏地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军政要员，指责汪这些做法是在违抗朝廷旨意，要求他们施加压力迫使汪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的要求，张之洞等人根本不予理睬。张之洞为此致电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创办的，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的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办官报并不冲突，何得诬为抗旨？对于《昌言报》，岂有禁止之理？[60]
孙家鼐原本就对康有为甚为反感，而排挤康出京的主意也正是他出的，所以在得到张之洞的电报后一点都不感到吃惊，甚至颇感高兴地复电张之洞，称“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孙家鼐显然有意让康有为难堪。
在南京，刘坤一接到康有为要求封禁《昌言报》及勒令汪康年交出《时务报》的电文后，立即批转上海道蔡钧，蔡很快找到汪康年，将康原电抄交，而汪早已做好布置和准备，他向蔡钧详细介绍了《时务报》创办原委及其与康、梁之间冲突始末。蔡钧对汪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将其“所有为难情形”电复刘坤一，刘据此上奏清廷。光绪帝于8月22日发布上谕，命黄遵宪查明汪康年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的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
在康有为请求官方协助向汪康年施压的同时，梁启超也利用自己手中的笔与汪在南北各报进行了一场“同气之残”的“告白战”。梁抓住汪《告白》中“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一语中的漏洞给予猛烈攻击，他在8月11日发表的《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中强调他不仅是《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为其辉煌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强调《时务报》得以创办和顺利出版，正是利用了上海强学会余款，所以要谈到创办，就不能湮没康有为之“旧迹”[61]。至于后来的巨大亏空，汪康年难辞其咎。
梁启超的表白挽回了不少面子，汪康年在稍后发表的《书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后》一文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先前发表的告白有表述上的漏洞，因为自己既不愿意纠缠于细节徒滋笔舌之繁，尤不敢力争胜负以酿朋党之祸。
在梁与汪进行口水战的同时，康有为继续在政治层面对汪康年施加压力，试图从经济层面争取清政府更多支持。他准备将官报局作为一桩商业买卖进行运作，他利用徐致靖要求清政府在北京另组官报局，除了不愿离开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外，似乎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孙家鼐秉承相当一部分同僚的意思，一定要借此机会将其排挤出京师，甚至不惜通过其他一些手段调动光绪帝再次施压。9月17日，光绪帝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要求康迅速离京，毋得迁延观望[62]。
康有为接到这份谕旨后，确曾准备前往上海，可惜政变将发，康前往上海不再是接办官报局，而是流亡途中的一站而已。
至于黄遵宪，他于8月22日奉谕旨道经上海查明《时务报》之争的原委并负责向光绪帝报告，但他因故直到9月15日方才抵达上海。早已做好一切准备的汪康年立即向他呈递了一份关于《时务报》创办原委及发展过程的说明书，强调该报为众人集资合办，为典型的商办性质。至于皇帝谕旨命令康有为督办，并划拨开办费六千两，但谕旨中并未提及将《时务报》移交给康，故而他作为合办众人中的一员无权也不可能将《时务报》移交给康。再者说，皇上的谕旨鼓励民间广开报馆以开风气，《时务报》的报名既改为官办，我汪康年只好代表原《时务报》的创办者用《时务报》余款续办《昌言报》，以此上副圣明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诸人集资委托之重任[63]。
其实，汪康年不必向黄遵宪详细汇报，作为《时务报》重要创办人之一，黄对于《时务报》内幕及他们之间的冲突比谁都要清楚，只是没有等到他拿出一个“秉公核议”的处理方案，政变就发生了，康、梁逃亡国外，黄遵宪也在上海被软禁。稍后，清廷下令停止《时务官报》的创办，关于《时务报》的争夺战也就不了了之。
将《时务报》改官报事件是戊戌年间维新阵营中的一次内讧，对正在进行的维新事业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康、梁由此损失极大，他们的信用度不仅在政治高层急剧下降，即便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也开始出现许多不好的议论，这在《汪康年师友书札》《忘山庐日记》以及严复等人的记录中都可以看到。同情康、梁及支持维新改革的知识分子对这场“同气之残”的利益争夺战深表惋惜，以为康有为利用获得的政治权力去攫取《时务报》充分暴露了他的残忍一面和中山狼的性格。而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口水战并没有胜利者，他们同室操戈只是在消解那些有限的维新力量。通过这场笔战，康、梁等人在一般社会舆论中不再如过去那样受到人们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恶劣影响使维新阵营急剧分化，许多新一代知识分子和原先积极拥护新政改革的人与康、梁系逐步疏远，新政改革逐步走到了尽头[64]。
* * *
[1]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403页。
[2]陶模：《培养人才疏》，《戊戌变法》（2），269页。
[3]梁启超：《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27页。
[4]徐勤：《中国除害议》，《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二十。
[5]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1），40—54页。
[6]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戊戌变法》（2），329—332页。
[7]《光绪朝东华录》（4），40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8]《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31页。
[9]《浙江巡抚廖寿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12—214页。
[10]《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16页。
[11]《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28—231页。
[12]《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31页。
[13]《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40页。
[14]《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15—216页。
[15]《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71页。
[16]《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湘报》（影印本），949—951页。
[17]《康南海自编年谱》，45页。
[18]《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5—6页。
[19]《戊戌变法档案史料》，6页。
[2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10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1]《代徐致靖拟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86页。
[22]《光绪朝东华录》（4），4100页。
[23]上谕第60，《戊戌变法》（2），24页。
[24]《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96页。
[25]文悌：《严参康有为折》，《戊戌变法》（2），487页。
[26]《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94页。
[27]《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25页。
[28]《康南海自编年谱》，45页。
[29]《礼部尚书怀塔布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24—227页。
[30]《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27—228页。
[31]《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康有为政论集》上，296页。
[32]《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湘报》（影印本），949—951页。
[3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26页。
[34]张之洞：《妥议科举新章折》，《戊戌变法》（2），466—471页。
[35]《光绪朝东华录》（4），4104页。
[36]《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54—257页。
[37]《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戊戌变法》（2），410—412页。
[38]《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09页。
[39]《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76页。
[40]《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
[41]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皇朝蓄艾文编》卷七十二。
[42]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戊戌变法》（2），432—433页。
[43]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戊戌变法》（2），432—433页。
[44]康有为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1664—16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5]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戊戌变法》（2），573页。
[46]《康南海自编年谱》，50页。
[47]《湖南巡抚陈宝箴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31页。
[48]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132页。
[49]参见蔡乐苏等：《戊戌变法史述论稿》，44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50]《协办大学士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53—454页。
[51]《督办官报事工部主事康有为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53页。
[52]《协办大学士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53—454页。
[53]上谕第124，《戊戌变法》（2），51页。
[54]《康南海自编年谱》，53页。
[55]张元济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1737页。
[56]叶瀚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2599页。
[57]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787—788页。
[58]《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9]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戊戌变法》（2），573页。
[60]《致管理大学堂孙中堂电》，《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五十六。
[61]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知新报》（影印本），898页。
[62]《光绪朝东华录》（4），4195页。
[63]汪康年：《上黄钦使呈稿》，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12页。
[64]《时务报各告白书后》，《严复集》（2），492—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