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光绪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就此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回答道：“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
谭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过光绪帝颁给杨锐的密诏之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极富政治经验的袁看到了他及其背后那些人做伪的痕迹，这使袁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此事的发展，他已经没有刚才的恐惧感了。他告诉谭：“青天在上，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这实际上是拒绝与谭等人合谋。
对于袁的态度，谭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和盘托出，他也只好继续使用挟制的办法。他再三催促袁立即召开会议，拟定详细计划，以待他向光绪帝汇报。几至声色俱厉，愤怒异常。袁看到谭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道他不得到准确的回答决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说：皇上很快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对曰：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道：既有皇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曰：如皇上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曰：“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请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云：“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对于袁的这一表态，谭似乎比较满意，遂起立向袁氏作揖致敬，并称赞袁为奇男子。
有了谭的初步信任，袁又说：“你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身所带来的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这种安全交代，谭甚以为然。谈话气氛也开始转变。
接下来，袁询问两宫之间不和，其原因究竟何在？谭对曰：“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慈圣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
袁说：“何不请上将必须变法时势，详陈于慈圣之前，并事事请示；又不妨将六卿开复，以释意见；且变法易顺舆情，未可操切，缓办亦可，亦何必如此亟亟，至激他变？”
谭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的话语给袁极大的心灵震动，他实在无法认同谭等人的想法与做法，觉得他们“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明天要用的奏折，请谭离去[40]。
谭离开之后，可想而知，袁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第二天（9月19日），郁闷的袁世凯没有离开寓所，也没有资料表明这一天他与其他人有过联系。但这一天，他肯定想了很多，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所有的利害关系也许都进行过类似沙盘式的演绎。作为朝廷命官，袁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谭的看法，更不愿意假己之手去杀害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至高无上的慈禧太后。从大局考虑，他觉得如果容忍谭等人胡作非为，必将酿生大变，危及宗社。考虑的结果是，他决定在原定请训时向光绪帝稍稍透露一些信息，希望光绪帝出面预防可能发生的事故，以期补救。
9月20日晨，袁按计划赴宫中请训，他在奏折中隐约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希望光绪帝能够从这份奏折中读出他的忧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出现大的意外。这份奏折包含三层隐意：
一是告诫光绪帝改革从来都是很难的事情，万不可操之过急，以致欲速则不达；
二是建议光绪帝应该选拔、调任老成持重如张之洞那样的大员来主持朝政；
三是劝诫光绪帝对那些新进诸臣不可过于依赖和信任。
袁建议光绪帝请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并不是因谭的来访而突然提出的。至少在9月17日上午前袁已将此意告诉了张之洞的驻京代表钱恂，钱立即电告张，张在第二天的回电中要求钱恂劝阻袁的提议[41]。所以这一条建议虽与第一、第三条有关联，但并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征调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到中央主持朝政似乎是当时舆论的一般看法，在袁提出这一建议的同一天（9月17日），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也提出同样的建议，以为变法自强首在择相，张之洞才堪济变，才干识量，种种过人，而精力又强，资望亦深，不可谓非其选[42]。第二天（9月18日），江苏松江府知府濮子潼也建议清廷重用张之洞，以为张智虑忠纯，规模宏远，识足以洞达中外，学足以贯通古今，凡所建白，实出近日建言诸臣上，建议朝廷于饬令廷臣会议之件，拟请一并发交张之洞议奏，以收兼听并观之效；则张之洞虽不在朝夕论思之地，亦可尽献可替否之诚，实于新政大有裨益[43]。
至于劝诫光绪帝对那些新进诸臣不可过于依赖和信任，袁的意思是这些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经验太少，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他劝皇上一定要格外注意。
这些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光绪帝为之动容，但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光绪帝并没有就这一敏感话题表示自己的看法，此后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光绪帝的真实态度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并没有更多的反映，不过袁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期待光绪帝能够依靠那些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进行稳健而有序的改革。应该说，他比较出色地做到了他那个位置可能做到的工作，剩下的就是怎样与他的顶头上司荣禄进行交涉。
请训之后，袁世凯直接赶赴火车站。抵达天津时，太阳已经落山。他没有急于赶回自己的小站，而是赴荣禄的总督府汇报此次北京之行的惊与险。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来详谈。
袁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的夜访及其所谈到的情况虽然重要，但他们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了。所以，他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他相信光绪帝在他的暗示下应该有所警觉，康、谭等人的阴谋不可能实现。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处详谈。出于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事件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在描述的过程中他也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康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利用了光绪帝的信任，打着皇帝的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颐和园等并不代表光绪帝的意思，甚至可以说，光绪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按照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围谋颐和园，是因为荣禄参与并主导了废立阴谋，而慈禧太后则是一切守旧势力的保护者，是中国政治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巨大绊脚石。
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
说荣禄在此之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应该属实，但是当他听了这么多的内幕，尤其是康、谭等政治新锐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的罪魁祸首及守旧势力的干将时，袁世凯相信，此时的荣禄除了对他们充满仇恨外，也不能不开始怨恨当今皇上。为了宽慰荣禄，也是为了保护皇上，袁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44]。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却使荣禄、袁世凯颇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只好返回总督衙门，与其幕僚们继续筹思良策。经过一整天的商量，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换言之，如果上述描述都能够成立，那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他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的责任曾向光绪帝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如实汇报，但是这些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似乎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恐怕就很难成立。袁世凯在从变政向政变的转折过程中可能起到过某种作用，只是并不如康、梁等在戊戌政变之后所指控的那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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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朝东华录》（4），4182页。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页。
[3]《光绪朝东华录》（4），4186页。
[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2—48页。
[5]《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81—182页。
[6]《康南海自编年谱》，55页。
[7]《内阁候补中书王景沂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83—184页。
[8]《兵部候补郎中李钟豫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84页。
[9]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1），485页。
[10]《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2—463页。
[11]王栻：《维新运动》，3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镶白旗蒙古生员诚勤呈》，《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86—188页。
[13]《候选郎中陈时政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6页。
[1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3—44页。
[15]《裁缺左中允黄思永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77—178页。
[16]《张之洞书牍》附《钱守来电》。《戊戌变法》（2），614页。
[17]《康南海自编年谱》，56页。
[18]参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135页。
[19]《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7页。
[20]《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4），332页。
[21]参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538页。
[22]《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1019页。
[23]上谕第228，《戊戌变法》（2），91—92页。
[24]参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141页。
[25]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光绪朝东华录》（4），4195页。
[27]《康南海自编年谱》，58页。
[28]《康南海自编年谱》，58—59页。
[29]《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56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30]《康南海自编年谱》，57页。
[31]毕永年：《诡谋直纪》；参见汤志钧《乘桴新获》，26—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32]《康南海自编年谱》，57—58页。
[33]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稗海》（1），4—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4]《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64—165页。
[35]上谕第211，《戊戌变法》（2），84页。
[36]《康南海自编年谱》，58页。
[37]上谕第238，《戊戌变法》（2），95页。
[38]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1），549页。
[39]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1），377页。
[40]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1），550—553页。
[41]张之洞与钱恂的往来电报见《戊戌变法》（2），614页。
[42]《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32页。
[43]《江苏松江府知府濮子潼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67—168页。
[44]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1），5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