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议引起了李鸿章的重视，李氏在当天回复窦纳乐的信中表示，他个人极端尊重他宽厚而人道的意见，并保证，中国政府决不会匆忙行事处死张荫桓[45]。
李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窦纳乐，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系数，他请求将于当天晚上与李鸿章见面的林权助能够从正面劝说不要伤害张的性命。
按照中日外交计划日程，正在中国游历的日本前首相将于9月25日晚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举办一个以答谢中国官员为主的招待会，李鸿章以及中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都将出席。窦纳乐期待林权助能够在这次宴会上为张荫桓说情，于是他派英国公使馆的书记官带着他的亲笔信在宴会开始前面见林权助，希望林能够与他一起迫使李鸿章让步，挽救张。窦纳乐在信中说：
甚知君处今晚有餐会，但因有事态严重的事件，所以要书记官把这信带给你。只要你一点点时间就成了，请会见，把答复给书记官带回。此事件即张明日将被处死刑。此乃确实的报道。又，伊藤先生也在那儿，如果可能请教伊藤先生的意见，即请向他请教。希望你特别尽力，看有没有什么救张的办法。
林权助已于张荫桓被捕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获得了准确消息。按照林的说法，步军统领衙门于21日包围了张荫桓的住宅，22日八时许将张正式逮捕。上午九时，林权助致电日本外务省报告这一消息。他也知道张可能会被处死，连日来他与伊藤都在想办法，但他觉得如果按照窦纳乐的提示在这个招待中国官员的会上向中国方面特别是向李鸿章等要员提出，可能并非聪明之举。林决定在招待会结束之后去找李鸿章，他相信除了李之外，恐怕很难有人能够帮上忙。林权助在稍后（9月25日）致日本外相大畏重信的电报中对此做了解释，他以为张荫桓也深受皇帝的信任，而他猜测，恰是此层原委，张的倒台应归因于嫉妒与诡计。至少，李鸿章对他的倒台起了一定作用。
就政治立场特别是外交立场的分野来说，林权助当然知道李鸿章是张荫桓的政敌，张的被捕乃至很快被处决，对李来说肯定是一件最高兴不过的事。但他和窦纳乐一样相信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能够说服张荫桓的政敌出面保护张，挽救张的性命就有希望。
当晚九时许，参加宴会的中国宾客包括李鸿章逐渐散去。林权助将窦纳乐的建议及他的设想向伊藤做了汇报，他希望现在立刻赶到李的官邸，同时为了说话方便，他请求伊藤同意他必要时打着伊藤博文的招牌。
伊藤当然同意，于是林迅速乘坐马车出发，大约当晚十一点半抵达。李鸿章出来迎见，深感惊讶，因为他刚刚从日本公使馆回来，不知何事又劳林公使亲临拜访。
林权助简单说明来意，并解释何以不在公使馆谈。他说：“呀，今天晚上，你还在我们公使馆时就已经知道了的，但是因为在公使馆谈话有点儿不是地方，所以有意等你回来的时候到贵邸来。这事就是张荫桓被处死刑的报道，由英吉利公使馆传达到我这里来。不知有什么救他的方法没有？”
听了林权助的话，李鸿章做出不在乎的样子，他甚至不提已经给窦纳乐的保证，他说：“你是知道的，那小子原是我的部属。他背叛了我，现在变成了我的敌人。明天那么早的事，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李的恨恨之情表露无遗。
林权助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后来的恶化，但是现在救人要紧，他只能软硬兼施告诉李：“那样的事就是没听你说也是很清楚的。不过如果把张杀了，那不仅是一件野蛮行为，而且会立即成为一件不得了的突发事件啊！”
李鸿章听到这里很注意，忙问什么事件。
“列强的干涉。”林权助毫不客气地答道。
林的决断口气引起李的注意，他不无怀疑地问道：“杀一个张荫桓竟能惹出那么麻烦的事件？”
李的动摇被林看得一清二楚，林装着非常知己告诉李：“不能断言不惹出事件。要是不给帮忙，是问题啊！伊藤公也非常关心。”
“明天那么早，你要我怎么办呢？”李终于正面回应了林的请求。
对于怎么办，林早已有了计划，他不忘恭维地说：“您是唯一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也提示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早晨四五点钟朝参，你是应该知道的。如果你给该大臣写信，在破晓前不就可以转达到皇太后的耳朵了吗？”
对于林的建议，李鸿章想了一会儿，觉得也只有这样一个办法，于是他说：“好。就这样吧。”[46]
李鸿章是否如约致信荣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已经答应窦纳乐、林权助的请求，那么一定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建议清政府不要将张匆忙处死，以免引起英、日等国家的干涉。李鸿章是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虽然他痛恨张的背叛，虽然他对张的下狱幸灾乐祸。李鸿章一直怀疑他9月7日被罢免总理衙门的职务是张荫桓从中捣鬼，所以在张被逮捕之后他曾幸灾乐祸地说过：“不料张樵野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但他毕竟要考虑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将个人的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47]。
墙倒众人推
凡主张不要急于处死张荫桓，甚至保留张的性命的中外人士都是出于避免英、日干涉的考虑。然而或许因为张当政时自恃获得两宫尤其是光绪帝的高度信任而过于张扬，屡被人参，名声甚劣，所以当张被捕后，清政府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从速将张处死，他们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张与康有为一起勾结洋人以乱国政。
9月26日，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等向清廷呈递奏折，称昨阅天津《国闻报》有西人定将干预之语，臣等且骇且惧。查康有为至今尚未拿获，其死党梁启超亦改洋装逃遁。若辈党羽众多，难保不捏造谣言，诬谤宫廷，致西人藉口平难，震惊辇毂。高燮曾建议将已拿获的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等五人速行惩办：若稽延时日，万一张荫桓勾串西人，变生意外，悔将无及[48]。
迅速处死张荫桓的理由当然相当充分，只是此判断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然而来自英国、日本公使的压力毕竟是现实的。9月27日，日本外相电示林权助代理公使，称在此关键时刻，如果认为合适的话，应向总理衙门就下列方面提出朋友式的劝告：对于目前的危机，清国政府不仅应抑制那些你所报告的过分举动，而且应当全面地实行温和政策。你若提出上述劝告，可以是单独地，也可以参加其他外交代表希望你加入的共同行动。
根据大畏重信的指示，林权助向清政府提出交涉，并很快获得肯定的正式答复：张荫桓将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理。
林权助“朋友式的劝告”，特别是窦纳乐“宽厚人道”的意见，显然是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这对清政府最高决策层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清政府内部说，即便李鸿章与张荫桓是政治上的死对头，那么也不是所有的高级官员都站在李鸿章一边，都是张荫桓的政治对手。事实上，在地方大员中，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大的政治立场上与张荫桓比较接近，而对李鸿章的亲俄政策不以为然。直隶总督荣禄与张荫桓似乎也没有根本冲突，他们都不会落井下石。
而且，还有两个细节值得重视，即：
一、当张荫桓被正式逮捕的第二天，对清廷政治甚有影响的盛宣怀致电张之洞，建议由他出面建议清廷最高当局不可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因为康有为既然已被英国政府出面保护下来，那么中英外交肯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出现困难。如果中国政府此时处死张荫桓这样的亲英派，那么在英国看来，肯定会影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以为中国政府完全倒向了俄国，这样英国政府总要寻找借口干预中国的内政[49]。
二、盛宣怀在致电张之洞时，又致电荣禄表达类似意思，希望他劝阻朝廷不要借机扩大清查、打击的范围，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谕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主望[50]。
这就不仅是建议清廷对张荫桓等人要从宽发落，而且建议最高当局尽快郑重向中外宣示，即便将康有为等人缉拿归案，也不会影响中国的改革与新政。清政府办理新政，从事改革的决心并不会因为康有为、张荫桓等人的出局而改变，中国政府决心在新政的道路上持续地走下去。
盛宣怀是当时中国少数通晓国际事务的重要实业界人士，与清廷政治高层的关系也是其他人没有办法相比的。他曾是李鸿章的直接部属，按照林权助的说法，即使认为李鸿章的意见曾经全是盛宣怀的意见也可以[51]。至于与张之洞、刘坤一、荣禄乃至当时中央政府政治高层如庆亲王奕劻、王文韶等，此时前后都有相当密切的来往。所以，盛宣怀的意见一定引起了清廷政治高层的高度注意。9月26日，尽管有高燮曾等速斩张荫桓的建议，但清廷并没有予以采纳，而是宣布“张荫桓屡经被人参奏，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著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这当然是为了回应英日公使的外交压力，也是清政府内部所能够达成的共识，终于将张荫桓从康有为谋反的案件中摘了出来，张的性命暂时总算可以保留下来了，看管条件随之改善。据他回忆，这一天，狱卒叩喜，谓奉旨出狱看管，须臾司官至，随带赴看管所。所在狱门西屋三间，住二日，并未提讯[52]。
两天没有被提讯当然不能意味着一切定局，事实上这两天围绕着张荫桓的命运依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9月27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向清廷呈递了一道奏折，根据外界传闻称康有为兄弟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固结，党羽遍布。甚至有徐勤等赴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他们的真正用心，就是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谋为不轨，推翻清廷。现在康有为等人尚未被拿获，深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黄桂鋆建议宜早决断，将已获主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果如此，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黄桂鋆表示，他素知康有为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甚至对清廷已宣布不属于康党的张荫桓，黄桂鋆依然要求清廷将其迅速处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桂鋆继续当年早些时候对康梁乃至湖南新政的指控，将参与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等人一一牵涉进来。他试图借助于清洗康有为党羽的机会，将湖南新政中的参加者一律清洗出去。他揭露道：臣闻康有为之党羽以广西、湖南为最多。去年，康有为在广西立圣学会，以孔子降生纪年，不用大清国号，识者已知其有异志。湖南巡抚陈宝箴惑于黄遵宪、熊希龄之言，聘请康有为门人梁启超等充时务学堂总教习。其所著学约及批答之件，语多悖逆。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指摘其谬；湘人复具公呈，请斥邪说。陈宝箴依违其间，实有袒护之意。在籍绅士叶德辉，因素与熊希龄有隙，腾书相诋。而熊希龄却狂妄表示：将约日本之维新党，剿灭湖南之守旧党。新旧相攻，不止杀人流血不止。似此肆无忌惮，与反叛何异？因此建议速将陈宝箴、徐仁铸等罢斥，将黄遵宪、熊希龄、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一律拿问[53]。不知黄桂鋆转述的这段话有多少真实性，但这一指控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至于请求从重惩处张荫桓，按照现在形势的变化，清廷即便接受这一建议，也不可能在如此敏感的时候将张处死了。
第二天（9月28日），国子监司业贻谷又专折指控张荫桓与康有为往来最密，通国皆知：康有为时宿其家，无异家人父子。数月来种种悖逆，张荫桓实与康有为同恶相济，况张荫桓与各国勾结为日最久，动辄假借外国势力挟制朝廷。今因逆案被逮，必将与徐致靖等共求外国使臣为之缓颊。倘外国使臣出而居间排解，从之则无益彰国法，不从又无以顾邦交，依违迁就，转使怨归于我，而恩归于人。若于已获各犯再为延缓推敲，虽属欲得其真情以当其罪，转恐少宽时日，反中其谋，西人一出，将听其要挟，从此纪纲废坠，无以为国[54]。从大局及大清王朝安危考虑，建议迅速定案，早正其罪。
10月1日，工科给事中张仲忻奏请将康、梁等党人的家属连坐，将康、梁等人著作集中销毀；揭露黄遵宪贪劣荒谬，湘人疾之如仇，此次来京，沿途需索州县各数百金；举报熊希龄素性狂悖，其与同乡叶德辉书，有“必率日本人来攻中国旧党，不至于流血成河不止”等语。声称黄、熊二人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不可不防；还检举总署章京李岳瑞、候补京堂王照、刑部主事洪汝冲及革员宋伯鲁，均先后逃匿，建议对这几个人严加查拿，予以惩处[55]。
这一系列要求将张荫桓正法的建议对清廷政治高层构成了一定压力，但出于对全局的考量，政治高层终于在9月28日做出最终处理，称已革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处分决定为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56]。至此，张荫桓案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此案至此原本可以结束，然而他在流放途中太过招摇，据说被递解途经山西时，该省竟为之预备公馆，张灯结彩，省中谒客，出境入境，皆乘坐大轿，馈送络绎，一若供应钦差大臣者。特别是外国人先后出都随行保护等行为，又使一些言官甚为不满。这些外国人或许是担心清政府在张荫桓流亡途中予以杀害，然而这种根本不顾及中国司法主权的行为不能不使人生厌。中国政府无法对这些行为表示强硬的立场和手段，但是对付一个张荫桓还足足有余。江西道监察御史熙鳞在获知这些情况后向清政府做了报告，以为朝廷原以为张尚非康党而免其一死，实乃明慎用刑罪疑惟轻之至意。天下辄纷然传播，传为外洋胁我以免其死之讹言，是诛之庶可释天下之疑，未诛已大滋天下之惑。建议在张荫桓被递解到新疆奏入之日，再降严旨暴厥罪恶，立正典刑[57]。不过，清政府并没有听从这一建议。
* * *
[1]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戊戌变法》（1），554页。
[2]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42页。
[3]《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73页。
[4]《候选郎中陈时政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7页。
[5]《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1页。
[6]《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5页。
[7]《汪康年师友书札》，35页。
[8]《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里循书信集》，111—112页。
[9]《江苏松江府知府濮子潼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3页。
[10]参见郑匡民、茅海建：《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近代史资料》（111），39页。
[11]《伊侯抵津详述》，《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12]《中堂款待伊侯》，《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13]《伊侯赴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1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42页。
[15]《嘉宾设宴》，《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16]《伊侯赴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17]［日］森太二郎：《晤谈节略》；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14—16页。
[18]《伊藤侯与总理衙门堂官会晤述略》，《昌言报》（影印本），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19]《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20]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3），569—570页。
[21]《伊侯谠论》，《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22]《郑孝胥日记》（2），6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23]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1），344页。
[24]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45页。
[25]程淯：《康南海先生墨迹跋》，《戊戌变法》（1），421页。
[26]《游清纪语》，《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19—22页。
[27]［日］森泰二郎：《清国皇帝陛下谒见之次序》；见汤志钧《乘桴新获》，17—19页。
[28]《伊藤侯爵清国漫游》，《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1054页。
[29]《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70—171页。
[30]《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
[31]张树年：《张元济年谱》，28页。
[32]《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
[33]《张元济年谱》，28页。
[34]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3），575页。
[35]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46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36]《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1），503页。
[37]林权助：《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转达重要使命之报告》；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69—70页。
[38]《中国海关密档》（6），891页。
[39]《合肥相国出总署述闻》，《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40]《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1），493页。
[41]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3），575页。
[42]《康南海自编年谱》，62页。
[43]《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1），488页。
[44]《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9页。
[45]《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戊戌变法》（3），541页。
[46]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3），576—578页。
[47]苑书义：《李鸿章传》，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48]《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等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6页。
[49]《张文襄公全集》（3），759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50]《戊戌变法史述论稿》，896页。
[51]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3），578页。
[52]《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1），488页。
[53]《福建道监察御吏黄桂鋆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9页。
[54]《国子监司业贻谷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9页。
[55]《工科给事中张仲炘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70页。
[56]《光绪朝东华录》（4），4206页。
[57]《江西道监察御史熙鳞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95—4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