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宣布对张荫桓最终处理决定时，公布了康有为等人的“罪状”：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1]
比照案发当日上谕所宣布的“结党营私、诱言乱政”的罪状，可以很容易看出对康的指控明显增加了“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内容。这项新罪名的增加，使张荫桓从康案中解脱出来，也使康案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已远非“结党营私、诱言乱政”的性质。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结党营私是比较普遍的政治现象，诱言乱政也只是政治对手的攻击性语言，这一问题大体可以定性在“错误”、“失误”的范围，充其量罢官撤职，一般不会受到极刑处罚，因为这毕竟还是属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而“纠约乱党”，特别是“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则不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部矛盾”，而是带有明显的敌对性质，是以暴力的、武装的手段推翻现政权。说白了，就是谋反，如果这个罪名能够坐实，那么康有为也就确实是“叛逆之首”了。
“钦差大臣”悄然出走
不过康有为从来不承认这一罪名，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罪名是清廷强加给他的“莫须有”，并称清廷认定这一罪名的唯一根据是袁世凯的捏造。
其实，根据历年来所发现的资料并揆诸情理，就不难发现康、梁之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名，还是认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因为这一罪名实在不太好听，何况光绪帝如此不顾各方面的反对高度信任他们，而他们却“陷害朕躬”，将其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此其一。
第二，康、梁政变之后毕竟都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侥幸逃脱了清廷的追捕，他们的历史并没有如谭嗣同等六君子一样终结，此后还一直在政治领域活跃，为了现实政治的考虑，他们便利用手中的“话语强势”编造有利于自己的新的政治活动的历史故事。诚如梁启超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戊戌政变记》之类的著作，虽然是亲历亲闻，但毕竟感情大于理性，只可作为现实政治的宣传读物，无法成为信史。
事实上，即便从康、梁等人的著作中，也不难看出他们企图依靠武装力量劫制慈禧太后，夺取大清王朝政治权力的计划。只是他们在主观意图上并没有想伤害光绪帝，相反是期望通过废黜慈禧太后，加强光绪帝的权力。或许也正因为此，光绪帝在后来对康、梁等人也不理解，所以才指责康的做法是“陷害朕躬”。
康、梁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劫制慈禧太后，就主观意图而言或许是鉴于所谓保守势力的强大、新政推行的困难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这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候就有足够的说明。不过也正如袁世凯所说，这种手段虽然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也实在太大，甚至是得不偿失。所以尽管在谭嗣同步步紧逼下，袁世凯也没有贸然答应谭氏的要求。
袁世凯模棱两可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康有为后来的决策。从积极的方面说，康等人觉得袁世凯有可能会出兵，帮助光绪帝掌握大清王朝的全部权力，这样的分析合乎他们所认知的袁的性格；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既然已经将计划告知了袁，那么即便袁不同意，甚至向清廷“告密”，已经启动的武力计划也很难戛然停止。他们只能一往无前，继续走下去，而劝说袁“反正投诚”只不过是全部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两种结果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前往袁的住所详谈的时候，康有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旦消息证实，即按照光绪帝谕旨所指示的那样赶赴上海。
得知康有为将离京的一批朋友根本不顾及他“却客”的意思，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纷纷来到南海会馆与之话别，并通报京城的最新情况。杨深秀告诉康，现在京城上下都传言中国政局将有大的政治变动，市场上物价腾贵，并有传言称董福祥的军队已从北边移驻内城，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而李岳瑞则告诉康，听说英国已派出七艘战舰停泊在大沽口，将与俄国在中国本土或领海开展一场恶战。这些消息都不外乎局势越来越危急。
或许是因为康有为担心人多嘴杂，容易泄密，他并没有将两份密诏的事情告诉他们，而是接着他们对局势危急的担心，将李提摩太交给他的“列强瓜分图”供各位传看，进一步强化危机意识，并明确建议他们应该多联络一些人向清廷上书，建议清廷尽快调袁世凯的军队入京勤王。显然，尽管康没有告诉他们密诏的事情，但还是通报了他已经派人与袁世凯联络，准备动员袁“弃暗投明”、出兵勤王的计划[2]。这样一来，先后知道康欲以武力解决时局困境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了他那亲密的小圈子。
康有为与杨等人的谈话大约进行到当天夜里十二时左右，内城门开，他遂与杨深秀等人分手，入城至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金顶庙容闳寓所，与当晚早些时候就已到达这里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会面。
等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深夜三时许（实际上应该说是9月19日凌晨三时许），与袁世凯长谈而并没有获得实际结果的谭嗣同来到向他们通报情況。谭的判断肯定不太乐观，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袁不可能“举兵扶上，清君侧”。虽然这一结果也在预料之中，然而一旦被证实还是不免令人失望，“无如何”。康有为决计按计划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
在容闳寓所谈话的时候，康、梁、谭等人的深深失望似乎也深深感动了容闳，他建议由自己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光绪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于是他们谢绝了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又启发了康有为，使他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日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他在稍事休息了两三个钟头之后，即于9月19日上午九时许拜访李提摩太，希望在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方面能够获得他的支持。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帝的可能处境以及中国黯淡的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虽然与英国公使窦纳乐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他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转而寻求伊藤博文及日本的支持。
9月19日下午三时许，康有为来到伊藤寓所进行拜访，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这在前面有详尽的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关于这次谈话的主旨，正如康后来所说的那样，由于他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了谈话的策略，请求伊藤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他们并没有其他的用心，一切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的未来。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他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可惜的是，伊藤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
几个小时的紧张谈话结束之后，暮色已晚，待他出城回到南海会馆的时候，突然发现“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
是日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席间，他们互相通报了相关情况。黄告诉康，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不过是传言），现在局势非常危险，荣禄对你非常恼火，估计可能会采取非常措施加害于你。为了康的安全，黄建议他改穿西服出京，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或易僧服避入蒙古。黄似乎相信，康只要躲过了荣禄的捕杀，就没有大的危险。黄绍箕的建议当然引起了康的重视，这更促使他必须尽快离开。
辞别了黄绍箕，康有为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南海会馆。不一时，林旭来谈，据他所知，英国与俄国今天已经开仗，今天晚上慈禧太后也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宫中。这一新的变化自然引起康的注意，他侥幸地认为，外交危机的突然到来，或许能够缓解国内的政治冲突。他觉得慈禧太后等那些守旧势力无论怎样痛恨他们这些维新派，也不会在外交危机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于是稍微安心，对于已经确定的离京出走计划又表示了犹豫[3]。
康的犹豫在其门生弟子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们判断，只要康能够顺利逃脱，即便他们留在京城有什么危险，那么凭借康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一定会被救助。于是谭嗣同拔刀以救皇上自任，促康有为快点成行；梁启超、康广仁等甚至下跪恳求他尽快微服出行。然而康此时似乎觉得既然已经发生了外交危机，他个人的危险可能不会很快就发生，所以不想立刻逃走。他说：“死生命也，过去我在广州归德门之华德里行走的时候，有飞砖突然坠地，掠面而下，若移寸许，必死无疑。”[4]以生死有命的姿态面对或许真的将要到来的危机。
康有为的这种坚持无法获得其弟子门生的认同，他们都感觉到计划可能已经暴露，康如果坚持不走，清政府就有可能一网打尽，这样他们就毫无反抗的可能，而且罪名也将是非常难听的谋反、犯上等之类。
在弟子门生的强烈要求下，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丝毫没有奉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的“钦差大臣”感觉。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遵循这一原则，离京之后的康有为并没有接受朋友的建议绕开荣禄的辖地天津，更没有易僧服远走内蒙，而是直奔天津。
在天津，他先是搭乘“新济号”轮船，旋即离去，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而他的行踪也为清政府所获知。上海道台曾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其答应在船上逮捕康。该照会被退回，要求成了泡影。道台不得已遂于24日早晨起督率众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码头严密警戒，等待着天津的来船，搜查一二轮船而未获。
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军舰“Esk”号，预先得知康有为将乘坐“重庆号”抵达，天未明即悄悄从上海港出发，到吴淞口外等候。至当日下午，果然看见“重庆号”向吴淞口开来，“Esk”号立即派出一只小蒸汽船逆流开向“重庆号”，而不顾“重庆号”是否拒绝。两名下士官飞跃而登“重庆号”，先持照片向该船司务询问康有为之所在。两人先在第三号房与康见面，依照英国领事之命将其逮捕。由于语言不通，遂将康有为带至大餐间，通过翻译，康有为才领会其意思。于是匆匆收拾行李，在英国士官的引导下，与其他三名像是康党的广东人乘小蒸汽船转到“Esk”号上。稍后，康有为一行换乘皮奥轮船公司的“Bollarat”号，在英国军舰“Bonaventure”号的护送下离开上海，于9月29日夜里十一时左右抵达香港。当轮船行驶到口啊里湾时，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将康护送到中环警察总署。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实行了严密的戒备。
在康有为逃亡香港的同时，在广东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亲及异母弟等也先后逃至澳门。康氏门人约二十人在康抵达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别来到香港避难。
康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即9月30日，法、德等国家驻香港领事迅即拜访了他，而康最想取得联系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他在这一天迅即秘密委派心腹弟子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转达他的意思。当天下午三时许，上野季三郎以个人的名义访问康有为，然而由于警察署长不在未能如愿。因为未经署长本人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与康见面。上野季三郎与康有为未能见上面，康又委派心腹弟子王觉任、何树龄二人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密请求上野季三郎将康有为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电报代为发出。电报称：“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另有一封电报致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徐勤，云“欲东来告大畏若见容乞电复并赐保护若”。
上野季三郎答应了这个请求，但考虑到将这封电报发给矢野文雄的手续太繁杂，遂直接发往东京日本外务省，请求由外相大畏重信处理。
康有为电报中宣称他在离开北京前曾亲奉皇帝的密诏，对于这一说法，上野季三郎并不表示怀疑。不过对于康的电报以及其弟子所表达的希望到日本避难的请求，上野季三郎感到踌躇。他认为，康逃亡途中一直受到英国方面的保护，如果此时遽然前往日本，肯定会伤害英国政府的感情。这不仅对康本人不利，而且也势必将牵涉日英两国的关系。
日本方面的犹豫导致康有为的想法在改变。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于赴美、英途中访问日本，询问在日本期间能否获得日本政府的保护。对于这一请求，日本方面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二天（10月9日），日本外相大畏重信致电上野季三郎，请他转告康有为，他在日本期间将获得“适当的保护”。康有为遂转赴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吁请太后出园训政
康有为凄凉出逃当天，清廷内部也发生了一连串大事。
这一天，袁世凯第三次觐见光绪帝谢恩请旨，这也是他被迫接受谭嗣同来访并得知他们的阴谋之后第一次离开他在京寓所。经过一番痛苦思索，他没有向光绪帝透露康有为的任何阴谋。但也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出于对皇上的真情，他请求皇上最好调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来京，请求皇上对那些政治新锐的激进政治主张可以听取，不过不要轻易实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贻误富国强兵之大计。
袁世凯的暗示是否使光绪帝有所明白，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暗示肯定对清廷那一天的政治决策起到过某种促进作用。
这一天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光绪帝按照先前的计划接见伊藤博文，他们二人的谈话虽然仅仅局限在外交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这一事件本身至少向世人表明清廷内部的政治运作一如既往。
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的活动在中午一时左右结束，紧接着庆亲王奕劻为伊藤举行了一个午餐会，三时左右结束。大约傍晚时分，光绪帝向昨日回到宫中的慈禧太后例行请安，或者是回到宫中的慈禧太后本来就有话要找光绪帝说说。总之，这一天傍晚至夜间他们肯定见过面，而且二人就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交谈。因为大约一周前（9月14日），光绪帝为了在内廷开设懋勤殿的事情曾经专门到颐和园咨询过慈禧太后的意见，那时可能是由于刚刚将礼部六堂官罢黜，而其中的领军人物怀塔布不仅有荣禄在背后支持，而且其妻子又很受太后的宠爱，故而太后可能就此事说过光绪帝，二人为此很不愉快。然而事情过后，光绪帝也有所反省，他在稍后发给杨锐的密诏实际上是要杨等人考虑，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既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又不使太后及那些所谓的守旧势力或既得利益者反对的策略。然而不管怎么说，9月14日帝后二人的不欢而散是事实。至于太后9月19日突然提前回宫，也肯定是有些新的情況要与光绪帝沟通。所以，9月20日傍晚及夜间，帝后二人或许还有庆亲王奕劻肯定在一起商量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康有为当天不正常地逃离北京。
应该说，康有为既然作为清廷任命的钦差去上海督办官报，就应该正大光明地离开北京，然而他的出走实在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康有为的出走在当天就被最高当局所获知，慈禧太后也肯定就此询问过光绪帝。光绪帝当然可以给予比较圆满的答复，那就是他曾经通过内阁向康“明降谕旨”，希望他离开京城前往上海督办官报。不过光绪帝无法解释的是，他既然是奉旨前往上海，何以偷偷摸摸？这或许是帝后二人之间要谈的第一件事。
慈禧太后要向光绪帝通报的另一件事应该是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专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呈递的一份请求太后出园训政的奏折。杨崇伊鉴于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京城秩序持续恶化，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正人心，天下可以转危为安[5]。
杨崇伊虽然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但并没有就此建议剥夺光绪帝的权力。他只是建议如同先前一样，请慈禧太后从幕后走上台前，用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帮助光绪帝，使中国能够尽快走上正轨。至于为什么目前没有走上正轨，他在奏折中说得也很明白，那就是皇上自甲午战前开始听信革员文廷式的建议力主开战，此后又听信文廷式、康有为等人的煽惑，力主进行什么政治革新，结果却是斥逐老成，扰乱天下，使大清王朝的政治脱离正常发展轨道。
至于奏折中所说康有为、文廷式勾结“叛民”孙文，以及康有为建议清政府聘请伊藤博文为客卿等，杨崇伊也表示这是听自“传闻”，只是他强调最近的一些所谓“政治谣言”每每“其应如响”，总是有所根据。所以在这种情況下，唯一的可行办法是请慈禧太后出面纠正过去三个月所谓新政中的问题。因为道理很简单，指望光绪帝自己去纠正先前的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在1898年中国故事中，杨崇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如果说他的这份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那是因为他反复提及孙文，孙文的暴力活动确实已成为清政府的一块心病。杨崇伊在事件发生之后还有一份密折专送慈禧太后，并嘱慈禧太后连军机大臣都不要告诉。在这份密折中，杨崇伊分析了戊戌变法及其全部过程，并将之归为孙文的阴谋，称康有为谋逆只是其三策中的第二策，只是孙文全部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在杨崇伊呈递奏折的第二天，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黄曾源也向清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对于传闻中的聘请伊藤博文为客卿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的理由有四点，较杨崇伊的分析更理智、更系统：
第一，黄曾源认为，伊藤的个人人格决定其不能为我所用：伊藤贤也，必不为我尽力；伊藤而不贤也，我又何所取而用之？伊藤非他，即据辽左、割台湾、索我二万万兵费之日相伊藤博文也。
第二，从国际特别是远东政治格局看，日本为中国未来大患，今再借用伊藤，不仅为日本留下“簧鼓之端”，而且将迫使俄国加深对中国的怀疑，所以中日同盟不可取，有百害而无一利；伊藤不可用，是伊藤之益于新政者不可知，而其为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
第三，中国事务其不为人所干预者，只剩下内政一端。船厂不遵循法国的方案，法国有意见；新军训练变更德国教习，德国有怨言。今以新政而用日人，日人可用，他国之人独不可用乎？倘援以为请，何以拒之？在黄曾源看来，保持中国内政的独立与行政主权，可能远远大于伊藤博文的个人智慧，更不至于因此而引起其他国家的纷争。
第四，黄曾源通过对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对中国的种种可疑迹象的分析，觉得聘请伊藤为客卿，无异于引狼入室。
黄曾源的上书应该很容易地送达光绪帝的面前，而杨崇伊上给慈禧太后的奏折，对光绪帝来说也没有什么值得保密的。至于光绪帝是否会请伊藤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或客卿，在慈禧太后看来根本不构成问题。因为她知道即便请伊藤为客卿也会经过她的同意，而这一点她绝对相信光绪帝在重大问题上不会背着她搞什么阴谋诡计。基于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相信慈禧太后在9月20日晚间与光绪帝谈话时或许出示了杨崇伊的奏折，或许当面讲了杨的意思。
杨崇伊的奏折即便不是慈禧太后出园训政的直接原因，但确实由此引起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特别是杨作为言官不断检举揭发他人的言行，致使政局因此而不断改变，愈趋复杂。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杨崇伊的奏折、慈禧太后的谈话，特别是康有为鬼鬼祟祟的出走、袁世凯在召对时的暗示等一连串的反常事情，应该使光绪帝有所警醒。经过一番讨论，光绪帝在这一天晚上大概接受了慈禧太后的建议，同意调整已进行多日的新政政策，并捉拿康有为归案，以便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6]。
与此相关联的是，光绪帝同意或者说是主动提出那些新提升的军机章京此后所签诸件一律呈慈禧太后阅知后再发出[7]。这一方面表明正在进行的新政并不会就此中止，另一方面也表明清廷最高政治层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认为康已经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圈子，否则就不是仅仅限制这些政治新锐的政治权力，而是应该将他们与康同时抓捕。
有了这一谕旨，不仅光绪帝以为大事已了，危机化解，即便是慈禧太后也觉得事情可能就在将康有为捉拿归案后而告结束，大清王朝已经度过了一个小小的危机，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下去，当然肯定会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这一点光绪帝也已经答应[8]。所以，捉拿康有为兄弟的谕旨拟就并发布出去后，慈禧太后心情轻松地“驾幸”颐和园，似乎又要安心地在那里颐养天年了，而光绪帝也一如既往地“诣瀛秀园门恭送”[9]。这已是第二天即9月21日的早晨了。
当天一大早，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派缇骑数百人分别包围了南海会馆及张荫桓的官邸严拿康有为兄弟，然而他们只是抓到了康广仁及康的门人程式谷（子良）、钱维骥（君白），并仆人王升、王贵、田叔等，并查获康有为收到的书函百余封、门簿一本等文件[10]。康有为已早一天悄然离京出走。
康广仁等人的被捕使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当数百名武装缇骑将康广仁押往步军统领衙门后，他们立即提审康广仁，追查康有为的行踪和下落。康广仁从容对答，称康有为已出天津前往上海。而在此后这一天的审讯中，有传言称他竟“诬攀百数十人”[11]。言下之意，康广仁有变节求荣或出卖同志的嫌疑。
由于这一说法牵涉对康广仁等一大批维新志士的历史评价，所以多少年来从没有人怀疑他这一天究竟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及其对后来的政治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我们不必设想康广仁会出卖同志，更不必猜测他会变节求荣。但可以相信的是，在一系列审讯中，康广仁作为维新志士一定是侃侃而谈，甚至以毫不畏死的精神滔滔不绝，带有几分炫耀也带有几分遗憾地谈到了他们的计划，他也许会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该死的动手早了一步，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成功，可能已经劫制了那个守旧的、保守的老太后，并将政权移交到了光绪帝这样圣明的君主手里。可惜的是，你们这些家伙早了一步，所以他们的计划就没有实现。
康广仁被审讯的情形虽然出于大胆的假设，但有传言说他“诬攀百数十人”，那么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并不是康的真实意思，更不是他的主观企图，但在这一系列的审讯中他肯定讲了全部计划或者是计划中的一部分，至少更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交待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使清廷最高政治层感到吃惊，因为这些事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清廷原本并不知道或并不掌握的。于是我们看到，康广仁被捕后形势急剧变化，清廷的打击范围开始有目的地扩大。
康广仁的交代引起了清政府政治高层的高度恐慌，如果康所言都是事实，那么毫无疑问光绪帝必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责任。当光绪帝获知康广仁交待的内容时，特别是当他得知康有为等人竟然背开他而又以他的名义搞什么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阴谋后，光绪帝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因为他也确实与康有为这些人有过单独接触，确实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而格外青睐这些政治新锐。现在，他出于最本能的自我保护，也只能像杨崇伊奏折提醒的那样，恭请慈禧太后再次出而训政，既能由此稳定大局，也可由此减少自己的失察责任。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慈禧太后在这一天已轻松愉快地“驾幸颐和园”，然而光绪帝却在此时因念宗社为重，公开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并表示自己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12]。
光绪帝这个谕旨或许是他主动提出的，或许是与诸如庆亲王奕劻等诸王大臣一起商量决定的。从谕旨的口气看，这是一个已经决定了的谕旨，之所以公布是要告知天下臣民。而且从稳定社会的角度看，由于当时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场都已对康有为促动的所谓新政有所厌倦，人们从这一系列改革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那时要求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声音应该说正像杨崇伊所说的那样已有不少，许多人似乎都觉得如果像慈禧太后这样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政治家不出来收拾局面，大清王朝极有可能很快玩完，更何况光绪帝恭请慈禧太后出而训政也是一种勇于负责任的表现呢[13]。
不论光绪帝是否出于主动，但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从那一天开始，光绪帝已接受那些老臣们的建议与康有为这些所谓维新志士疏远。这一天，尚不知情的御史宋伯鲁继续向清廷上了一个保荐奏折，建议利用伊藤博文访问时机，速简重臣，结联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并推荐李鸿章负责与李提摩太及伊藤博文进行联络，并推荐康有为为参赞[14]。这个建议如果在一天前呈递，肯定会获得光绪帝首肯，至少会批转总理衙门大臣或军机处研究可行性。但是今天，光绪帝的心情实在不同了。他在奏折上愤怒地批道：“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名声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5]光绪帝的立场正在发生急剧性转变。
但是这并没有立即平息慈禧太后的愤怒，在审讯康广仁及当天被捕的那几个门人的时候，他们的那些阴谋尤其是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不仅使慈禧太后极端震怒，而且很可能将光绪帝也牵连了进去。他虽然不知道这些阴谋，但康有为等人的用意不还是为了保护光绪帝的地位而除去慈禧太后吗？符合情理的推理应该是，当一切真相都没有弄明白的时候，光绪帝只能是设法摆脱康有为这一系列政治阴谋的干系。所以，不管光绪帝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恭请慈禧太后出而训政，慈禧太后的最初反应只能是痛恨他不争气，竟然与别人一起谋害她。只有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先前那些比较矛盾的资料才能获得比较圆满的解释。
事情正在起变化
心情原本轻松愉快的慈禧太后于9月21日返回颐和园，但当她得知审讯康广仁等人的结果后火速赶回宫中，据说抵达宫中的时候已在21日深夜或22日凌晨时分[16]。
慈禧太后立即在便殿召集紧急会议，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以及其他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慈禧太后设朱杖于座前，疾声厉色问皇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慈禧太后也没有忘记训斥诸王大臣：“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必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
或许是慈禧太后的指责太过明显，刚毅马上出来辩解称：“屡次苦谏，每加谴斥，其余众臣，亦有言谏过者，亦有不语者。”
慈禧太后的愤怒使她无心于刚毅的辩解，她继续指责光绪帝说：“变乱祖宗，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光绪帝颤栗对曰：“固是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闻言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帝早已吓得魂飞齿震，面对太后的愤怒，根本不知如何应对。太后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
光绪帝颤栗对曰：“知道。”
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上即云：“拿杀。”[17]
这段记载虽有不少“小说家言”，时间似乎也比实际上提前了一天，但这段记载大体反映了慈禧太后获知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情报后的心态，由此也就容易理解此后清廷的一系列部署及善后。
大约在慈禧太后审讯光绪帝的同时，清廷最高政治层就事态的发展做出几项重要决定：一是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及上海道蔡钧等，称据步军统领衙门审讯康广仁等人所获知，康有为已经离京出走，难免不由天津航海逃脱，命荣禄于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若康从天津逃走，命李希杰、蔡钧等在康抵达上海时立即抓捕，务必不要让其避匿租界；二是责成步军统领衙门加强对紫禁城、西苑及颐和园三处的警卫力量，严防康党门徒狗急跳墙，借机生事。此均为9月21日夜里决策22日执行的几件事情。
与此同时，步军统领衙门及刑部对康广仁等人的审讯也继续进行，随着审讯的深入，暴露出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多。
9月23日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重新出山训政的正式典礼，接受光绪帝及百官的恭贺。典礼毕，慈禧太后复于便殿召集群臣继续质询光绪帝，并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有为迅速出京之函，慈禧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托为杨锐的意思。其实，慈禧太后此时已从荣禄那里获知袁世凯的报告，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谋已有大概了解，但她似乎还不确定光绪帝与此事是否真的有牵连，所以她问皇上康的这一计划究竟是什么意思。康的计划其实根本就没有明白告诉过光绪帝，因此光绪帝也就很难说出康的真实企图，只得将责任推到康一人头上。
这个计划确实震惊了慈禧太后，而且此一事件很显然不可能是康有为和几个身边的人物所能完成，而综合荣禄的报告及步军统领衙门、刑部的审讯结果，清廷最高政治层决定立即逮捕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张荫桓及杨深秀。这天上午八时左右，步军统领崇礼派遣翼尉率缇骑数人至张宅，“邀请”张荫桓到提督衙门接旨，实际上已将张软禁起来[18]。
至于杨深秀的被捕，可能因其与康有为关系过于密切，康在百日维新期间的重要奏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杨深秀呈递，而且在康离京出走的前夕，杨深秀曾向康有为话别，通报过相关情况。至于平时，杨深秀从不隐瞒对慈禧太后不放权的不满，他甚至当着文悌的面声称“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19]。待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后，杨深秀不仅诘问光绪帝被废之故，请求太后迅速撤帘归政，而且计划亲自前往董福祥处，劝以忠义，俾救主上[20]。
杨深秀是一个坦诚的人，他对这些计划并不隐瞒，究竟是哪一个渠道将他的计划泄露给清廷最高层，我们并不清楚，只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是一个坚定的光绪帝的支持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慈禧太后的反对者，甚至不惜煽动军队进行所谓勤王，甚至自诩为骆宾王第二，期待满洲八旗中有徐敬业者出来推翻慈禧太后[21]。凡此，都导致他于9月23日与张荫桓一起成为第二批被逮捕的人物。
张荫桓被软禁后并没有很快接受审讯，杨深秀被逮捕后的情况目前尚不太清楚。不过在他们被逮捕的第二天（9月24日），清廷收到了改归知县庶吉士、前户部主事缪润绂的一封举报信，重申他在9月22日一份奏折中揭露康、梁与张荫桓相互勾结的阴谋，进而指控康有为、张荫桓、杨深秀及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等人的罪行，建议清廷悬赏缉拿康有为，并宣谕中外，暴其“欺君祸国，惑世诬民，盗权谋逆”诸罪状。在稍后的另一份奏折中，缪润绂更指责翁同龢在引荐康有为的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予以揭露并清查。这就将清查范围扩大到了翁同龢。
关于梁启超，缪润绂在检举信中指控其推衍平等民权之说，嚣然号为“康学”，狂悖略同于乃师，建议清廷下令将梁缉捕归案，治以重典。在稍后的另一份奏折中，缪润绂暗示梁启超在主持译书局的时候可能还有经济问题：“今京师大学堂举办四阅月矣，领译书之梁启超，首以叛逆败，付二万金于东流。此外虚靡，殆难悉数。”
至于康、梁以下，缪润绂指控王照、杨深秀皆“该逆丑类”，与张荫桓结交尤密，常相往来，勾伊藤入华，计由二人密定。其植党营私，招权纳贿，声名恶劣，行路皆知；徐致靖滥保匪人，朋比阿附，并请严谕问罪，以为人臣不忠者戒。
对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缪润绂指控他们实皆逆党，称自己先后两次上封事，由督察院代递，均为四军机凭藉权势，抑格不报；且四军机群小蜂起，致变法之令日下日急，浮言骚动，民不聊生，盖使直言不得闻于皇上，皆四人蒙蔽之罪，并请罢斥[22]。
或许是缪润绂的指控启发了清廷，或许是清廷已通过其他渠道掌握了情报。总之，在缪呈递举报奏折的同一天（9月24日），步军统领衙门续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步军统领衙门当天即将张荫桓等七人拿获，稍经审讯，于第二天（9月25日）一并解送刑部，分别收监[23]。至此，以康有为谋反罪名而受牵连人员已增至十人左右，而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则通过各种渠道逃离京师，开始了流亡生涯。
对于清政府政治高层来说，康有为是一块最大的心病，只要康不被缉拿归案，这一案件就仍然存在很多的变数。然而康毕竟以政治犯的身份受到了外国人的保护，清政府要想从外国人那里将其引渡回来也委实不易。9月24日，尚未恢复总理衙门职务，但似乎又已经成为重要角色的李鸿章，以大学士身份设宴款待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双方就康有为一案尤其是康引渡的可能性比较深入地交换了看法。李鸿章问伊藤：康有为恐怕已经逃亡贵国，倘若果有其事，不知贵侯能否协助抓获并将之遣送或引渡给中国进行惩办。显然，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中国政府在有意试探。
对此，伊藤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表示，如果康所犯无关政治，换言之，如果康仅仅是个刑事犯，日本政府或可答应贵国政府的请求，将其拿获并引渡给中国。但是，康如果被中国政府定罪为政治犯，那么按照万国公法及通行的国际惯例，日本政府必不能如阁下所请。这一点希望贵爵相能够理解。
伊藤的答复显然不合乎李鸿章的期待。李鸿章表示，若是则敝国之不幸也。不久前那个叫孙中山的人犯事后逃亡伦敦，为中国驻英公使拿获，但却无法送回国内，反而被英国外交部出而索回。真不知此次康有为逃亡日本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针对李鸿章的迷惑，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试图予以解释。他问李鸿章：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鸿章说：论其罪状，无非是煽惑人心，致干众怒。请问君在贵国居何职守？李鸿章似乎觉得他在与伊藤博文谈话，像这样的随员没有资格插话，所以在简略回答了大冈育造的提问之后，不太友好地反问。
大冈育造当然很难理解李鸿章此时的心情，他答道：忝为上议院议员。
李鸿章又问道：君与伊藤侯爵为同党乎？
大冈育造此时似乎已觉察出李的不友好态度，于是强硬地回答：不必其为同党，如伊藤侯爵所为未妥，仆亦当力争。
对于大冈育造的态度，李鸿章肯定已经明了，但他仍然给予一次反击，尽量贬低大冈育造的地位：然则君不过偕伊侯同游耳。
大冈育造对于李的这种态度不愿太过计较，他还是将谈话拉回到有关康有为的主题上。他说：仆与伊侯忝为同乡，此次随同游历，系属交情，与国事毫无干涉。据仆之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最近一些年，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但历久不见成效，何以故？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左右襄理之人。
对大冈育造通情达理的分析及适度的吹捧，李鸿章当然高兴；对于他的说法，李当然也表示认同。
有了李鸿章的认同，大冈育造接着说：近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是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是在继续贵爵相的事业，所以贵爵相与其执意将其拿获承办，不如让康有为在将来条件许可的时候将这些事情继续下去。
这段话肯定对李鸿章有所触动，但他也不愿意完全赞成，他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24]。
李鸿章并非受权代表清政府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如果真的要交涉，清政府也清楚地知道应该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10月5日，京畿道监察御史胡孚宸上书建议通过外交渠道将康、梁引渡回国。他说，康、梁等人罪状现已公布，但尚未将他们缉拿归案，他们逃亡国外，不过借外洋做护符，以阴行其死灰复燃之计。不过他认为，天下之恶是一致的，乱臣贼子，覆载难容，不独我中华礼教之邦不容这些乱臣贼子，即各民主、君主之国，亦断不容此悖逆之徒。如有外国叛党潜逃内地，一经该国照会，我中华帝国岂肯稍为庇护？以彼例此，事同一律。
胡孚宸的说法在理论上是对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只会导致叛党逃亡国外，一般不会发生外国叛逆潜往中国内地，所以这种交换、引渡在近代中国一般是不存在的。稍后，江南道监察御史徐道焜于10月11日上了一份奏折，建议以“刑事犯”引渡康、梁。徐道焜指出，康、梁为中国所不容，必以外国为逋薮。据披露，康有为在香港已被英国警察收监，或拟以为英国方面欲查康有为所犯是否有刑事罪，便于将来引渡回国；或拟以为恐中国人在香港将康谋杀，故收监予以保护。徐道焜强调，根据外国通例，此国之犯逃于他国者，刑事犯交出，政治犯例得保护。所以要想将康、梁引渡回国，就不要再说他们犯有政治罪，而是要刻意搜集、整理他们的刑事犯罪，以刑事犯的罪名要求引渡。这一建议相当恶毒，此后清政府在对付那些逃亡国外的政治犯时几乎从来不放弃这一手段。
徐道焜等人的建议还是后话，而李鸿章对伊藤的试探也并非毫无意义，这实际上反映了清政府内部一部分相对开明的官僚对康有为一案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康可能有政治激进、干犯众怒的问题。然就其本质而言，也无非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未来，为了中国的强盛。所以，康有为等人既然已经逃脱，那就让他们逃吧。不过对已被抓获的那些康有为同党如何处理却也是清廷政治高层最为头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