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显然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尽其所能给了恭亲王至高至上的荣誉。只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向着奕的期待走，晚清政治走向却因他的逝世而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场政治风暴在他去世后短短十三天就正式开始。奕最不希望看到的急剧性政治变革却在他刚刚去世后就突然提速。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又一次促成了历史的必然。
奕去世本在意料中，他在久病了几个月后去世按理说已给慈禧太后、光绪帝乃至清廷中的重要决策者们留下了足够的应变时间。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并没有急于安排继任者，清政府的日常运作实际上因奕逝世陷入某种程度的程序性混乱。
恭亲王奕对慈禧太后有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对年轻的光绪帝有着仁慈的保护功能，对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更有着一种难得的亲和力。说他守旧，他有新思想，是他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说他趋新，他又不相信康有为等人类似于“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方案，更加怀疑乃至讨厌康有为这班年轻政治人物的个人操守；他甚至非常讨厌貌似趋新的翁同龢，以为翁同龢对年轻皇帝已产生了不良影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根据与李鸿章、张荫桓的交谈得出印象，慈禧太后原来就是喜欢革新派的人，而光绪帝常常掣肘于左右守旧派，反而比较守旧。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光绪帝幡然醒悟，倾心于革新，于是帝后之间的感情亦由此而加深。特别是恭亲王奕逝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帝后之间的权力平衡，权力中心亦由此发生些微偏移，太后的权力明显增大，改革的启动也就在太后的推动下加速进行。所以，如果往深处追溯后来新政的渊源，则不能不考虑恭亲王之死这个偶然因素。
奕之死在朝野内外激起巨大反响，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走向。朝中比较活跃且与恭亲王奕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有接触的大臣张荫桓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担忧，以为未来政局走向可能因恭亲王逝世而发生改变。四川维新志士宋育仁在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顿足叹息，以为大局从此危矣；与翁同龢有师生之谊的张謇在得知奕去世的消息后就预测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怎样变，张謇似乎还难预测。几乎所有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人都预感到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先前几十年只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发展经济的所谓洋务运动必将随着奕的去世而寿终正寝，中国的政治体制必将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中国的政治局面也必将根本改观。特别是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如康有为等人，他们觉得奕的死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难得一遇的良机，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通过翁同龢促使光绪帝利用奕去世后的政治权力真空从速变法，勿失时，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天下更始。
醇亲王与光绪、慈禧
咸丰帝是道光帝第四子，慈禧太后掌权主要是因为她是咸丰帝的未亡人，且生有小王子同治帝。恭亲王奕为道光帝第六子，精通与洋人打交道，因而被称为“鬼子六”。醇亲王奕为道光帝第七子，他与恭亲王奕，都是慈禧太后的“小叔子”。
咸丰帝生于1831年，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恭亲王奕生于1833年，小咸丰帝两岁，大慈禧太后两岁。醇亲王奕生于1840年，小咸丰帝九岁，小恭亲王七岁，小慈禧太后五岁。属于最高统治层中年龄最小的。而且，醇亲王奕的大福晋为慈禧太后的胞妹，因而奕对于这位嫂子兼姐姐抱有敬意、好感，也显得很听话。而恭亲王奕则不一样，他的年龄比慈禧太后大两岁，时时处处有家长的气派与感觉，况且其确实有能力。他们两人之间有点意见分歧，完全可以理解。
恭亲王奕1884年中法战争进行时退职赋闲，并没有被剥夺王爷的特权。接替他的一是他的弟弟醇亲王奕，一是礼亲王世铎，一是庆亲王奕劻。
礼亲王世铎生于1843年，为礼烈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九世孙，年龄比醇亲王奕还小三岁。他在同治年间只是出任内大臣，在宗人府任职。至恭亲王奕被罢免，奕重组军机处，方才被奕举荐入值，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任领班军机大臣，代表皇室主持政务，遇事与奕商办，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独立见解，属于碌碌无为的贵族，出任高官仅因为其血统纯正。
庆亲王奕劻属于恭亲王奕之后最有能力的皇族成员，但他真正发挥作用在恭亲王奕去世后。他此时介入奕的班底，主要带有见习的性质。
奕因各种原因，与慈禧太后相处不错。他大概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事事，事实上，在1861年辛酉政变中，奕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与其兄奕、其嫂慈禧配合得天衣无缝，甚得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赏识。1875年，其子载湉登基后，奕加封亲王世袭罔替，并受命负责海军建设。北洋海军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国家实力增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奕的督促、规划。当然，他最受世人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主管海军事务时，挪用海军费用整修颐和园。不过，这件事也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据光绪朝《东华录》，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年过半百执政已经二十六个年头的慈禧太后看着年轻的光绪帝出落成了大小伙子，她遂在宫中召见小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还有十五岁的小皇帝光绪。这次会面的主旨，就是慈禧太后不想再垂帘听政，希望将清帝国日常事务处置权交给小皇帝。慈禧懿旨说：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四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那时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小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最近也能自己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这当然是国家之福。慈禧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所以慈禧表示将遵守当年约定择期归政，请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某时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如果我们不带有“恶的历史观”去延续一百年来的“革命话语”，如果我们从日常情理层面去体察慈禧太后此时此地此心情，我们应该相信太后的真诚，相信她的“退位”并不存在着什么“微言大义”或矫情，更非虚情假意，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清鼎盛时代，接近于三十年的洋务新政给大清带来了一番新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得到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是功成身退，就是要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正告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我虽女流，但决不是权力贪婪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要替慈禧太后翻什么案，因为历史事实俱在，因为在那时大清王朝内部并没有谁对太后的权力提出过挑战，担负执政政治责任的满洲贵族集团对太后过去若干年的操劳大致还是满意的，所以也没有人对太后的权威提出异议。
从太后立场进行分析，她之所以提出让小皇帝亲政，主要的还是为大清王朝长治久安考虑，希望小皇帝在实际历练中提高能力，树立威望，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或团队。然而，从小皇帝立场看，不论已经学到了多少知识，十五岁就担负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委实有点太累太恐惧，何况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有“亲爸爸”老佛爷在前面罩着，帝国一切用人行政，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所以当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在醇亲王敦促下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亦以时事多艰，万几繁钜，小皇帝在皇太后指点下，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精进不止，不断进步，是有了相当能力，不过学无止境，如果皇太后能够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送一程，将来皇上躬亲庶务，必能贯彻无疑，益臻上理，有助于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实为大清王朝之福、天下臣民之幸。
醇亲王是小皇帝的亲爹，也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呼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好。何况，醇亲王奕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谨慎。
醇亲王、礼亲王再三吁恳，情词亦出于至诚，皇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小皇帝及醇亲王、礼亲王等人的恳请。慈禧太后向他们解释说：十二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时艰，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皇上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皇太后决定不再改变，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命各相关衙门敬谨查明成案与惯例，奏明办理。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龢日记》等相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揣测太后归政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其实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是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书生之见或臆想。
根据《翁同龢日记》，醇亲王奕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龢等人商量对策及善后，醇亲王介绍了与皇太后面谈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龢说：这个事情至关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求皇太后抽个时间接见并一起讨论。醇亲王对于翁同龢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龢对此似乎还是不死心，他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龢往访同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龢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龢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僚同仁。
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日），一切如常，翁同龢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进行讨论，各位阅读后大致同意翁同龢的建议，遂定议联衔上，并以此请示醇亲王奕，奕以为然。当天各方面的酝酿基本成熟，但能否如愿还要看慈禧太后本人的意思。
7月15日（六月十四日），醇亲王奕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二十岁时；后半段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务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醇亲王的这个折子似乎已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龢对这个折子的评价并不高，以为“意甚远”。
同一天，礼亲王世铎等重臣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呼吁、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在这些呼吁请求后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赜。皇帝亲政之始，容或有未及周知的事情，但只要各位重臣共矢公忠，尽心辅助，内而枢臣，外而疆吏，均是朝廷重要凭借，协助皇上处理政务，责无旁贷。各位只要殚竭血诚，力图振作，于应办事宜任劳任怨，不要因循推诿，致负委任。至于皇帝求学，本无止境，一切经史之功，国际事务，仍由毓庆宫行走诸臣朝夕讲求，不惮烦劳，俾臻至善。总之，帝德王道，互为表里，皇帝亲政后，正可将平日所学付诸实践，以回应天下臣民对皇上的期待。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醇亲王奕等人继续训政数年暂缓归政的建议，不愿就这个事情再作任何讨论。
至于醇亲王奕在奏折中提出的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凡宫中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以便皇帝能够专心于大政。对此，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接到宫中由她自己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决定，不必赋予历史文献本身所没有的涵义。
这一天，钦天监选择的黄道吉日提交上来了，小皇帝的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龢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奋斗特别是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7月16日，他在给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感动。这一天，翁同龢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内外重要臣工封事直达储秀宫，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向皇太后请示汇报。对于翁同和的这个建议，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慢归政步骤，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17日（十六日），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然是大清过去几十年的权宜之计（权），但并没有违背大清规矩（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各种事务及战守机宜等，期望未来还能仰承皇太后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这个奏折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
翁同龢不仅忙着与诸位王公大臣商量着怎样请求皇太后暂缓归政，而且利用他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当面劝说光绪帝一定要在皇太后面前诚恳请求，真诚希望皇太后能为大清王朝继续负责任。翁同龢等人的用意究竟有多少发自内心真诚，有多少是官场规则和礼仪，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在光绪帝、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以及各位王公大臣一再呼吁奏请下，慈禧太后于7月19日（六月十八日）不得已答应勉为其难，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真的是扶上马再送一程。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早些天因为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这是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后，王公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只是最近几天，皇帝及各位王公大臣再四恳请，情真意切，力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提出了不少应对方案，读后令人深省。所以当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慈禧太后原本期待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成功。
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变数，至少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使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
不过，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慈禧太后和清廷最高政治层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预感，皇太后在决定接受群臣呼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参照内阁等衙门提供的相关文献和规则，于1886年11月21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建议方案，规定在皇帝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皇太后在幛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的奏折，均按照现在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需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皇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皇太后届时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皇太后审定，由皇上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皇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复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皇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安排，光绪帝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在这个见习期也就是继续训政期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皇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十五岁的小皇帝在老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醇亲王奕所期待的那样，再过五年时间，待光绪帝二十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三十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从大清王朝政治立场看，这个制度安排可能更合乎逻辑和道理，更合乎大清王朝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筹备着进行着。
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一大早，年仅十六岁的小皇帝一脸肃穆亲往大高殿拈香，寿皇殿行礼，然后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正宫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毕，御太和殿，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朝贺。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慈禧太后辛勤养育，感谢皇太后过去十几年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在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尽管自己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皇太后作最后决定，负最后责任，皇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敦本务实，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从理论上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小皇帝亲政，随着小皇帝成长，帝国政治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移交，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所以，随着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尽管继续为帝国政治负最后责任，但如果不发生意外，她相信一个时代必将终结，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所以，她要主动让位，她要为自己的余下岁月寻找生活兴趣，甚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居所，一来方便自己生活起居，二来逐步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皇儿尽早“断奶”，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
光绪帝亲政后不久，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发布一道谕旨，宣布将清漪园加以整修，更名为颐和园，以备皇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上谕说，过去二十余年，我圣母皇太后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对自己实在考虑太少，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太合适，因念西苑距皇宫也不是很远，往年乾隆爷曾经在这里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园中万寿山前的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帝为庆祝其母六十大寿修建的。现在整理后由皇太后使用，敬踵前规，也是一个吉祥去处，只是将旧名清漪园谨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将酌情加以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更是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的贺礼。
对于光绪帝的孝心，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但她也明确指示现在虽然寰宇粗安，也不敢稍有暇逸之心，还是应该一切从简，只要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她的心也就安了。
慈禧太后是对大清王朝有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按理说重建一个住所也是正当之举，然而我们看到大清王朝的体制在这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在言官以及一般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光绪帝明确宣布此项工程并不动用国库中的经费，“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然而这个工程在后来却备受批评。批评者指责醇亲王奕滥用职权，挪用海军银两整修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在稍后的黄海大战中丧失了取胜的机会，将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奕。
颐和园的整修工程是与光绪帝亲政、大婚，以及慈禧太后完全归政联系起来的，环环相扣。也就是说，之所以要整修颐和园，是因为皇帝真的长大了，成人了，要结婚了，要完全主持帝国政务了，为了帝国权力中心的一元化和唯一性，慈禧太后确实准备迁出皇宫了。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懿旨定于明年二月归政。稍后，懿旨择定具体日期为二月初三日。至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懿旨择定明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说，当光绪帝完成大婚典礼成人仪式后不到一周时间，慈禧太后也就将帝国的所有政务统统交给光绪帝。
慈禧太后这一次是真的下定决心退出政坛，荡漾于山水之间，颐养天年。这个决定究竟有多少诚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怀疑，而我在阅读这些史料时，总觉得过去那些怀疑其实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事实是，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1889年2月20日），御史屠仁守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慈禧太后在这次完全归政后，继续操控或者说实际上掌握政权，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上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皇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皇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远离皇宫，应该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及时干预朝政。
屠仁守的建议出于挚诚，是对清帝国未来的关爱，但是这个建议却惹恼了慈禧太后，太后看了奏折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于前代流弊和教训，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现在如果按照屠仁守的建议，归政伊始，又降懿旨，规定内外奏折仍书“皇太后圣鉴”，仍由皇太后指示，这不是让皇太后自坏规矩，自损名声吗？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戒。根据皇太后的建议，屠仁守为此丢掉了御史职务，并被开除公职，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看来，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并不必怀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有办法继续为帝国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通关渠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即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皇太后和皇上，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惟需要皇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也就是醇亲王奕随时与皇太后单线直接联系，听取皇太后的意见。只是这个联系，并不是帝国体制中的硬性规定，更不会使训政体制继续下去。
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也都很难说。清末掌故《异辞录》在谈到这个事情就说，假如慈禧太后当时接受了屠仁守的建议，继续训政时期的一些做法，那么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肯定都会不一样，慈禧太后也可以避免第三次垂帘听政的尴尬，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都，乃至《辛丑条约》规定的数十年期限，本息加在一起多达九万万两的战争赔款。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礼成。几天后，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就时断时续居住在颐和园，尽量不再过问帝国日常事务的细节。一个属于慈禧太后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光绪皇帝的新时代就此正式揭幕。
从这些讨论回看醇亲王奕，他确实不是一个具有大格局的政治家，没有像他的六哥奕那样开辟一个新时代的魄力。他本来可以在洋务新政十几年成就基础上推动中国的转型，让中国像日本那样加入全球化竞争。毕竟此时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大殖民时代，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国如果在醇亲王奕接手后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内外兼修，参与全球竞争，那么在此后数年，中国绝对不会与日本拉开如此大的距离，一战即溃，打回原形。
不过，这些情形醇亲王奕并不知道。1891年元旦，醇亲王奕就因病去世。
奕病逝后，代表皇室处理清帝国中央日常事务的为庆亲王奕劻。奕劻生于1838年，乾隆皇帝曾孙。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改组政府时，受命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4年受封庆亲王。1898年成为铁帽子王，也是清帝国最后一个铁帽子王，由此也可见庆亲王奕劻在晚清史上的地位。
读晚清史料，庆亲王奕劻是一个被高度妖魔化的满洲贵族，最流行的说法他是最贪腐的王爷。我们当然不能说奕劻清廉，说他不爱财，毕竟晚清言官举报最多的首推庆亲王。但是说他为清末贪官第一人，其实是严重低估了清帝国反贪腐的制度安排，低估了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奕的政治判断力，因为如果仔细复查那些言官的举报为什么最终并没有撼动庆亲王，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就非常多，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言官制度安排存在先天性不足有关。记得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话时，李鸿章曾对这一制度安排予以批评，伊藤也毫不客气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废除这个制度，因为言官们以抓贪腐为其职责，为其考核的标准，抓的越多，功劳越大，因而言官体制下被诬告，主要是被夸大的官员不知凡几。庆亲王、李鸿章、袁世凯，都是晚清时期最能干的满汉能臣，但他们几个被举报的也最多。李鸿章赢得最高层充分信任，但他在处理事务时也不能不考虑言官，读恭亲王在甲午年让张荫桓前往天津面交的一封密信，恭亲王主要是叮嘱李鸿章要从国家大局考虑处理外交，不要顾忌那些言官，那些无稽无根的舆论。恭亲王知道很多言官就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但制度安排又赋予言官这样的特权。庆亲王的情形，应该就是这个样子。读张謇的记录，他1911年进京曾与庆亲王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说到伤心处，庆亲王“一个老男人”竟然号啕大哭，可见其内心的委屈，决非外人所能理解。
庆亲王是晚清能臣，但他真正发挥作用并不是在醇亲王奕去世后。奕去世后，政府并没有进行大改组，一切似乎都在如常进行。
恭亲王奕去世后的清廷政治格局失去了平衡，与慈禧太后、光绪帝血缘关系最紧密的两位王爷恭亲王、醇亲王都不在了。而两位王爷的后辈，光绪帝是当今皇上；恭亲王奕健在的儿子只有载滢，而载滢早就过继给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詥为嗣；奕的几个儿子，即光绪帝的弟弟有载沣、载洵、载涛三人，他们都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深度介入，但此时年龄尚小，不足以应事。载沣生于1883年，1898年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载洵生于1885年，此时只有十三岁；载涛生于1887年，此时只有十一岁。两位王爷的后人都无法此时出头组织政府，如奕、奕那样在朝廷中负责。
历史的机遇如此就落到了庆亲王奕劻的肩上。在恭亲王奕去世后，代表满洲贵族、皇室出面领导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就是庆亲王奕劻。
奕劻生于1838年，小慈禧太后三岁。奕劻年轻时就深得慈禧太后信任，1884年罢斥奕后，因慈禧太后、奕的原因，奕劻开始步入政治高层，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主持外交事务，与汉大臣李鸿章为晚清外交最高负责人，相互配合，对晚清发展、海军建设、交涉等都负有相当权势，属于皇室的重要代表。
许多研究者认为奕劻在戊戌事变发生后，坚定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反对光绪帝，后来又支持慈禧太后操控大阿哥的选择。这个说法并不真实。假如我们仔细阅读那时与庆亲王有许多直接接触的外国人，比如英国公使的外交报告，比如赫德留下来的记录，我们可以发现奕劻始终站在清帝国的立场上处理政务与外交，不论是戊戌时期，还是义和团战争时期。至于在大阿哥问题上，我反而倾向于认为庆亲王第一可能如研究者所说并不反对为光绪帝物色一个接班人，过继一个王子；但第二，庆亲王并不赞成让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第三，在庆亲王心目中，假如一定要为光绪帝过继一个王子的话，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他的儿子？所以我在将戊戌事件与义和团事件进行综合研究时，有一个直觉判断，就是端郡王载漪在这之前并没有主持过外交事务，并没有表达过对政治、外交的看法，那么外国人为什么能够迅速认定载漪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因而不愿意承认端郡王领导的政府，不愿意承认大阿哥，进而导致中国外交停摆，冲突爆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是谁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有意，或者无意编排载漪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由于史料阙如，我们不敢进一步推测，但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我觉得庆亲王奕劻在这件事情上最可疑，因为第一，他是那时外交事务最高负责人，与外国人交往最多；第二，庆亲王奕劻对于清廷没有从他的孩子中选择王位接班人相当不满，因为他的儿子载振远较溥隽优秀，仪表堂堂，能力也不错，再后来的政治变革、政治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这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载振的障碍有两点，一是年龄偏大，他生于1876年，仅比光绪帝小五岁；第二，载振与光绪帝载湉同辈，过继为大阿哥显然不合适。但是从当时要设大阿哥的理由看，主要是因为光绪帝在戊戌事件后身体不佳、情绪不好，有撂挑子的意思。再一个就是光绪帝已经结婚十年，还没有龙子龙女。至于同辈，其实也不是根本障碍，光绪帝与同治帝就是同辈，并不影响光绪帝继位，关键是清廷的解释。
至于为什么庆亲王家没有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反而让一个并不显山露水的端郡王家占了优势，我在阅读相关史料时觉得唯一的原因不应该从端郡王方面分析，而是因为庆王爷在政治高层太久了，自1884年至今十六年了，风头出尽，拉拢了一些人，得罪了更多人，两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而在1899年最后几天清廷履行最原始的军事民主，由慈禧太后向各位王爷、各大家族征询意见时，在以某种方式对大阿哥选拔时，庆王爷不招人待见，太顺理成章了。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测，并没有史料作支撑。不过历史上常见的现象是，越是重大问题，越是关键史料，越是无影无踪，历史总是有意无意考验历史学家的智力。
注释：
[1] 马勇撰“晚清四书”自序之三。
小引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全世界都对这一年充满期待和热望，期待着第十九个一百年能呈现出新的面貌。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一年为庚子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人在结束了1898年的故事后，经过一年的调整，各方面的情形进入正轨，似乎也要与时俱进，开始一个新时代。
然而一百年后回望这一关键年份，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这一年不仅没有开辟一个新时代，反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尴尬记忆：中华帝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跌至六十年来的谷底，清廷几乎成了“洋人的朝廷”；国际制裁、武器禁运特别是远远超出中国人支付能力的巨额赔款，给中国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内矛盾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主要力量。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演变的呢？
传统的研究把这一切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义和团描绘为反抗列强侵略的重要力量。
最近二十年有一个与此相反的观点，说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最极端的言论认为义和团民众是在进行一场“反人类的战争”。
事实到底如何，我们接着“1898年中国故事”往下说，尽可能多地提供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然后由读者自己下判断，做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