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清军的介入，西摩联军的行动更加困难。14日晨，已被围困两天两夜的联军乘义和团不备，继续乘火车北上，但在离廊坊车站三英里半的地方便寸步难行。前面的铁路已遭到彻底破坏，视线可及处，铁路路基已变成了一条马路。
接着，义和团又将攻击重点放在北京防卫以及截断联军的退路，试图将西摩联军困于京津铁路之间。
6月13日下午，义和团大量涌入京城，并同已在城里的同伴会合。
大批义和团的涌入引起了各国公使高度恐惧，使馆卫队在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直接指挥下，竟然动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乃至枪杀、炮击义和团，这不仅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京城更加混乱，更激起义和团乃至一般中国百姓对外国人的仇视。
是日夜，愤怒的义和团在京城内起事，开始有计划攻击基督教徒，到处公开宣称“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2]。义和团一意以毁坏洋人产业为务：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施医院、椿树胡同堂子、沟栏胡同两教堂、米市路西天主教堂所开的商铺，以及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同时八处皆烈煌飞腾，满天通红，付之丙丁矣”[3]。大约300名基督徒及外国人的仆役在骚乱中被残酷杀害。不过，这次行动并没有伤害那些真正的欧洲人。
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多少得力措施，事后也没有做任何防止类似骚乱在京城重演的事情。这一方面鼓励了义和团的士气，另一方面必然加剧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对自身安全的忧虑。使馆卫队迟迟不能赶到北京，各国公使馆不得不开始为防止义和团进攻而准备。
14日下午，义和团对留守落垡车站的联军发起攻击。联军招架不住，便开动一辆轨道车到廊坊求援，迫使西摩派兵回来援助。待援军来到，义和团主动撤退，一哄而散。西摩又匆忙率领援军赶回廊坊，仍然幻想修复铁路继续向北京进发。他始终没有想到放弃铁路步行进京。
14日晚间，英国公使窦纳乐又从其“相当可靠的中国方面”获得消息，说清政府已决定进攻正在京津铁路受到围困的西摩联军。窦纳乐认为，如果这样，那么清军几乎不可能不攻击各国使馆。因此，各使馆的前景极为黯淡。
6月14日晚，在紧靠划分使馆区和外城的那部分城墙的外面，发生了群众性的示威事件。几千名义和团民众在那里举行集会，共同发出杀死洋鬼子的叫嚷，使原本宁静的使馆区变得十分狰狞可怕。夜间，这些义和团民众曾进行几次试探性攻击，但都被使馆卫队轻而易举地击退。
15日，留守落垡的联军又一次受到义和团的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西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命令部分联军立即返回落垡，以确保廊坊——落垡——杨村之间的铁路畅通。这样，当陆路进京实在无法通行的时候，才能确保联军从杨村沿水路进京。否则，一旦落垡失守，联军就有可能被义和团团团围住。到那时，炎热、饥饿、伤病、义和团的攻击一起出现，困守廊坊——落垡——杨村的联军只能全军覆没。出于对最坏情况的顾忌，西摩于16日决定全军撤回杨村，试图在必要时从北运河乘船北上进京。联军在西摩的指挥下开始两线迎战，部分联军留守廊坊，西摩率领联军退到落垡。
西摩联军进军北京是为了保卫各国公使馆，挽救各国公使及外国人，他们向北京进军也是经过清政府的同意，然而由于义和团的阻挠使他们无法顺利达到目的。当此时，清政府与联军尚不处在对立的两极，双方只要进行良好的沟通，在有效保护各国公使这一大目标下应该能够达成共识。然而不幸的是，双方的沟通越来越难。6月14日，一名曾在英国汇丰银行服务多年的中国职员神秘地告诉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据该行驻北京的中国总办通过军机处的一位官员获悉，慈禧太后已决定于6月16日消灭各国使馆。该总办立即逃出北京，在杨村拜访了聂士成提督，并发现聂已经获得了同样的消息。于是这位总办与聂士成一同来到天津。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贾礼士的重视，他觉得无论清政府怎样丧失理智也不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举动，否则中国何以在国际社会立足？然而不幸的是，另外一个与此毫无关系的渠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无论他是否相信，都不能继续对这个消息置之不理。他强烈地感觉到，如果这一暴行正在策划中，那就必须立刻去阻止。于是，贾礼士马上给直隶总督裕禄写了一封信，竭力劝告裕禄奏报朝廷，说明所有国家对于那些被派来的公使，都负有保护的责任。
收到贾礼士的信后，14日的整个下午，裕禄都在同聂士成及在天津的其他中国官员进行会商。贾礼士相信，与会者中也许会有人提议护送各国公使及其僚属前往天津暂避，这样西摩联军便可以不再向北京挺进，京津地区的外国人可以住在天津的租界里静观时局变化，由中国政府自己动手解决义和团问题。然而，裕禄在第二天回复贾礼士的信件中表示，向朝廷奏报这些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而且没有理由担心各国使馆的安全。不过，裕禄同一天写给天津领事团首席领事杜士兰的信中却表示，希望杜士兰通知领事团，他已经奏报朝廷，请求派出一支装备优良的卫队护送那些想离开北京的各国使馆成员前往天津。各国公使移驾天津计划于此正式提出。
各国公使暂避天津的方案虽说是由中国方面提出，但在15日下午的各国领事会议上也充分讨论了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各国领事回信裕禄表示感谢，但表示是否暂避天津最终应该由各国公使决定，在天津的领事无法代他们判断。于是此计划不了了之。
西摩联军继续在进京途中挣扎。与此同时，北京的情況自6月15日起继续恶化，原来用于保护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在这一天和随后几天中从南堂附近等地区救出了大约两千名教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招安是否可行？
清政府怎样看待目前的局面呢？实际上，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并没有多少人感到庆幸。6月15日，清政府发布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勒限将首要各犯迅速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对于那些仅止附和胁从之徒，该上谕要求应饬令即可解散，递解出城。对于京城内外设立的那些义和团坛棚，上谕要求立即拆除。
窦纳乐却认为，这份上谕虽然表明慈禧太后对于伴随义和团入城而发生的某些事件确实感到不快，只是因为他们的掠夺行径已经扩大到了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那里了。总之，窦纳乐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清政府鼓励的一个以排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这一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决不会因这道上谕而停止。
制止骚乱需要一个过程，由政府出面将义和团递解出城需要一段时间。然而事实却被窦纳乐不幸而言中，就在上谕发布的第二天（6月16日）上午九时许，前门外主要商业区大栅栏内的老德记西洋药店被愤怒的义和团民众放火焚烧，火势失控，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其受灾范围南至小齐家胡同，西至观音寺街，东至前门大街，北至西河沿西月墙，烈焰飞腾，金龙万顷，可怜数千家生意顷刻间化为灰烬。
大栅栏一带为当时京师商业之精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富商云集，凡珠宝、玉器、金店、书店、古玩店以及西洋器物尤其是几家颇具规模的大药房均在这一带。经过这场大火，所剩无几，其损失之惨重实在是无法估计。根据时人记载及后人研究，大栅栏大火为聚集此处的义和团有意所为，他们的目标是焚烧具有外国背景的德记洋货店及屈臣氏大药房，而之所以导致如此大面积着火，主要是因为义和团民众不许救火，并宣称此火具有神力，只烧洋店，断不连烧民屋。结果造成巨大损失，并殃及正阳门楼洞及城门上的建筑物。
大栅栏大火及正阳门部分被焚是庚子年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不论对清政府，还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清政府的态度是认真的，特别是前一天刚刚发布过将义和团驱逐出城的命令，何以又在前门一带发生这样的大火呢？许多外国人认为是清政府同情义和团所致，其实清政府至少此时将其驱逐出城的态度并没有改变。15日上谕曾责成步军统领崇礼等负责将义和团驱逐出城，并要求加强巡逻。然而从当时的兵力看，驻守在京城并可供驱使的步军等实在太少，而各处大火此伏彼起，根本无力扑灭。崇礼6月15日奏折曾指出，当大火刚起时，刻即调兵弹压。不意各处教堂陆续起火，延烧多处，情形甚迫，实非人力所能扑救。据此可以推测，清政府并非窦纳乐所想象的那样听凭义和团所为，而是兵力不足所致。
6月17日，巡视中城御史文瑮等曾就大栅栏大火及义和团的发展、京师的兵力状况有一个详细的报告，从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义和团骚乱之所以控制不住的真实原因。该奏折说：最近一段时间义和团发展迅猛，人数越来越多，杀人放火，横行无忌。始而近畿滋事，今则城内；始而三五成群，今则什百；始而托辞仇教，今则害良。前三门连日均有杀害教民，焚烧洋书馆、教民房屋多处，并延烧城楼，串入内城东棋盘街等情事。义和团红巾金刃，气焰甚凶，加以游勇匪徒，混迹滋事，人心张皇，大局不堪设想。
在文瑮看来，义和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一些游勇匪徒也混迹其间闹事，许多杀人放火事件，也许是那些游勇匪徒假借义和团的名义进行破坏。
至于京城的兵力，文瑮认为是严重不足：查每城练勇仅二百名，但就前三门分段巡逻，已属不敷分布。至九门以外，东西南北四城，每城所管地面，纵横合计，远则三百里内外，近亦约有一百余里。巡视各城的御史们当然负有责任，自应遵旨查办。然而从实际情况考虑，确实是地方辽阔，稽查难以周密。目下情形，前三门以外，较之九门以外尤为吃紧。
正是鉴于京城兵力严重不足，清政府在6月17日著派工部侍郎李端遇、翰林院教席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按时启闭，以靖闾阎。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过军机处寄发各省督抚另一上谕，要求他们设法选派部分有战斗力的部队迅速来京，协助平息骚乱。凡此，都应该看作是清政府对待义和团骚乱认真严肃的一面。
大栅栏大火之后，清政府更感到问题的严重，特别是义和团中可能混杂的土匪流氓、地痞无赖，更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无法忽视的。然而由于兵力不足，将义和团驱逐出城实在无法实现。而从外省调兵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尽快平息京师骚乱，便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6月16日，奉命与奕劻、载漪、荣禄等人一起督率各该员弁严拿义和团的贝勒载濂上了一个奏折，提出招抚的思路。他说，对于民教双方，政府实际上应该一碗水端平，不能过于偏袒任何一方。如果过于惩处义和团，很可能激起更严重的骚乱；反之，如果乘机打击外来宗教，将来赔偿巨款，恐怕也是很大的社会问题。
载濂认为，既然义和团号称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外国人所惮。只是义和团良莠不齐，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如果又政府授权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加以训练，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
慈禧太后、光绪帝也在这一天紧急召见世铎、奕劻、载漪、那彦图、载濂、荣禄、刚毅、王文韶、立山、崇绮、启秀、敬信、崇礼、铁良、袁昶、联元、许景澄、恽毓鼎等数十名王公大臣及满汉要员举行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决定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义和团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义和团既以义勇为名，如经过一定训练具备折冲御侮的能力，朝廷也就不再追究他们过去的过失乃至罪责。至于义和团临敌接仗有无把握，慈禧太后、光绪帝也不能肯定，他们责成世铎等人“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4]显然，清政府期待用中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招安办法来化解义和团带来的骚乱。
从参加御前会议的名单看，真正有见解且具有一定世界眼光的大臣实在少得可怜，像奕劻、荣禄、王文韶虽然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但他们要么一言不发，要么不着边际，甚者引起京外重臣的严重不满。也就在此次御前会议召开的同一天，盛宣怀致函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劝说王无论如何也要帮助清廷坚定剿平义和团的信心。同时，盛宣怀还致函荣禄，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尽早平息内乱，杜绝外患。并提出四点建议：
一、请政府发布一道上谕，表示对畿辅各处义和团所焚教堂，所杀教民教士，以及伤毙比、法、意、瑞等国铁路工程洋员、洋匠加意惋惜。
二、请政府发布一道上谕，限十日内即行肃清畿辅及津京地区的义和团，并饬将电杆、铁路赶紧修复，以通消息，而便馈运。
三、请政府发布第三道上谕，以赈为抚，安抚直隶、京津地区的流民，促使他们尽快返回乡里。
四、请政府尽快调整人事，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因李鸿章督直隶二十五年，深得民心，虽屡经奇荒，地方帖服，且剿平发捻，直隶、山东、河南等数省至今震其威名，又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内乱不难荡平；至各国兵船集于津沽，水师登岸，由津赴京，数已不少。李鸿章若至北洋，当可劝阻洋兵不再进京，此外衅亦较易消弭。
这四条建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而很容易获得王文韶、荣禄乃至清政府的认同。然而由于时间关系，除了调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一条很快实践外，其他三条不了了之。
扩大使馆卫队是因为使馆可能面临的危险，如果能够有效化解这种危险，就有可能说服天津的外交团不再派出第二批联军。根据这一思路，直隶总督裕禄委派帮办铁路大臣张翼、津海关道黄建笎、秦皇岛税务司洋员德璀琳与天津外交团领袖、法国驻津总领事杜士兰会谈。
杜士兰表示，天津外交团确有再次向北京派兵的意向。其二次出兵虽仍以保护使馆为言，但其中更多地流露出保护眷属出京之意。杜士兰承诺，如果清政府能够切实履行保护使馆及外国人眷属的责任，则续进之兵，可从缓议。杜士兰甚至暗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他甚至可以与各国公使会商，将滞留在京津途中的西摩联军召回天津。
会谈情况由裕禄于6月15日专折“五百里驰奏”，裕禄在奏折中明确建议清廷明降谕旨，在京各国使馆及洋人住居处所，多派得力将弁兵丁加意保护。若各国驻京公使及各国洋人眷属有愿出京者，一经各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即妥派大员，多带弁兵，沿途妥为送至廊坊，由火车来津。
裕禄的报告引起了御前会议的重视，只是鉴于目前的危险状态，御前会议建议使馆眷属暂时还是不要离开北京。至于裕禄关于加强使馆保护并由清廷明降谕旨等建议，均被御前会议完全接受。应该承认，清政府招抚义和团以及对使馆区加强保护的措施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偏见在各国公使中已经形成，或许是因为杜士兰还没有来得及与各国公使进行沟通，总之，各国公使在得知这一上谕之后普遍认为是“奇怪的”上谕，尤其是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解释归咎于“民教寻仇”，更使他们难以理解。总理衙门将这道上谕通知各国使节，并且征求他们关于由荣禄率领武卫中军得力部队保护使馆的意见。各使馆卫队的指挥官在答复中建议：清军派驻岗哨时，应同使馆本身的卫兵相隔若干距离，以防止暴徒的逼近。这显然是对清军的不信任，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所谓荣禄的军队其实只是董福祥甘军时，这种不信任就更加严重。
清廷在同一天通过军机处寄发给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提督聂士成以及罗荣光等人的一道上谕，称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中军认真保护，明降谕旨。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从6月16日御前会议的几个重要决定看，清政府对于义和团引起的骚乱并没有丝毫的纵容之意，其对义和团由先前的坚决镇压走向有条件的招抚，既是其自身条件如兵力不济的制约，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招安策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至于对外关系，就其政策基本走向看，此次御前会议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决断，其政策的变化也只是随着形势以及中外之间的沟通情況而变化。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张翼与杜士兰的会谈及裕禄的报告，清政府此时估计不可能出台加强使馆保卫及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的政策。问题仅仅在于，清政府没有与各国公使进行良好的沟通，各国公使的敌视态度使其对清政府任何新的决策都持怀疑立场。
注释：
[1] 《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4），348页。
[2] 《庚子记事》，1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3] 《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4] 《军机处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45—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