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必须坚决拒绝这一蛮横要求。
大致原则确定后，慈禧太后强调，如果列强不能回心转意，就真的要做好准备。这就是慈禧太后在这一天公然“向全世界宣战”的大背景。
至于宣战的具体背景，可能还有两点。一是几天前那个伪造的“归政照会”依然继续发酵，太后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无法释然。慈禧太后最担心的依然是列强军队一旦进京，就会强令她将政权归还给光绪帝。这是慈禧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所谓后党集团利益攸关的大事。因此，太后反复强调，她之所以决定向列强宣战，实在有不得已之苦衷。
第二个背景，应该说与义和团的活动有关。经过清政府早一段时间的打击和招抚，义和团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个砝码，慈禧太后想利用这个砝码进行平衡。慈禧太后不希望出现腹背受敌局面，她要在列强与义和团之间保持适度平衡。
基于这样几点考虑，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发布宣战诏书：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天复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利器，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待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令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徙，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冑，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庭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烈；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份诏书详述了中外冲突的大背景和小原因，对于清政府不得已的苦衷有比较好的表述，但我们关心的是：诏书还是以杜士兰的最后通牒作为讨论的前提。也就是说，最后通牒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讨论的，列强只要放弃这个要求，宣战的前提就不存在。这显然是做个样子，将球踢给了各国公使。
御前会议将要结束时，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给各国使馆送去照会，限各国使臣在24小时之内下旗出京回国，由清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
宣战诏书是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的，但据说光绪帝担心假戏真演，突然恐慌起来，匆忙拉住许景澄等人，语无伦次地连说“更妥商量，更妥商量”。
慈禧太后见状，觉得皇上的做法有失君臣之礼，遂怒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
内阁学士联元见状声泪俱下，以为甲午之役，中国与一日本且不能胜，现在要与八大强国同时开战，其结局不难知。倘战而败，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他苦苦哀求慈禧太后不要意气用事，再冷静考虑。如果一定要宣战，也只应该向挑起此次传教士事端的法国宣战。如果一定与十一国开战，中国真的要灭亡了。
联元的苦苦哀求无法打动慈禧太后，尽管在慈禧太后那里，这可能只是一个外交手段，但谁又有把握说不会像皇上担心的那样弄假成真呢？
当日下午五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及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表示说，由于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的挑衅行为深深激怒了中国人，现在京城义和团纷起，人情浮动，各国使臣、总税务司洋员及其眷属人等在此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请各位公使及其眷属务必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往天津，以免疏虞。我大清政府除派拨队伍沿途护送并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9]
这份照会有保护各国公使及其眷属安全的意思，也含有最后通牒的意蕴。各方对这份照会的不同理解引发一系列冲突，此后，清政府与各国公使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注释：
[1] 《英国驻烟台领事谭德乐致霍必澜电》（1900年6月18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78页。
[2] ［美］马士（Morse，Hosea Ballou）：《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22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3]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1），48—49页。
[4] 《邹嘉来致□□□函》（1900年6月18日，北京），《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69页。
[5] 《庚子国变记》，《义和团》（1），14页。
[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1），50页。
[7] 《清史稿》卷446《联元传》。
[8] 《庚子国变记》，《义和团》（1），14页。
[9] 《照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