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这座教堂中供职和从外面逃来的神职人员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国传教士13人，女传教士20人，以及为逃避义和团杀戮而躲进来的中国男教徒一千多人，加上他们的眷属及外国人眷属等，教堂内的各类人数有2200人之多。
北堂或许因其过于偏袒教民久已受到义和团民众的攻击，但无论如何，义和团民众在教堂卫队到来之前还不曾真的要去攻打这个教堂。然而，教堂卫队的到来使其变成一个武装堡垒，更重要的是不仅保护外国传教士，还庇护那些不法中国教民。北堂遂成为义和团民众的一个重要攻击目标。
联军的到来一方面使教会领袖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安慰，但另一方面加剧了教会与义和团民众的冲突。你说那些教民是虔诚的基督徒，我说他们是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地痞无赖。各说各有理，于是矛盾越积越深，直至不可收拾。
6月14日，义和团民众纵火焚烧了顺承门（今宣武门）内天主教堂及四周民房三百多间，并烧死了一些教民。紧接着，又纵火焚烧西城栓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住房数百间。6月15日午前，纵火烧毀西单牌楼绒线胡同教堂；午后，烧毁西交民巷教民房屋数十间。傍晚，义和团民众“乾字团”四万余人、“坎字团”两万余人、“黑字团”两万余人，在端王载漪的率领下将西什库教堂团团围住，并酝酿怎样攻打，西什库教堂的噩梦开始。这里也成为与使馆区遥相呼应的东西两大战场。
在端王载漪的指挥下，当天晚七时半，一万多义和团民众手持大刀、火把，在清军炮火掩护下，一哄而起，由南向北冲向西什库教堂。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呐喊声一时间有如翻江倒海，群呼“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死日到”之类的口号。
教堂内，由意大利年轻指挥官奥利维利海军中尉领导的武装人员严阵以待。他们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教堂卫队，约有四十余名，皆为海军陆战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具有丰富的战场经验；另一部分为临时武装起来的数十名传教士，多为教堂内年轻的神父，没有战场经验。这两部分武装人员在奥利维利指挥下，密切观察教堂外面的形势，大堂上有数名传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或携望远镜在堂上观望。
乱哄哄的义和团民众在距离教堂大约两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似乎要举行一种什么仪式。眼见一禿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到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义和团民众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挤满整条胡同的义和团民众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缓缓走去。刹那间，西什库教堂内外一片寂静。谁也弄不明白义和团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奥利维利海军中尉向教堂主教请示是否开枪，主教尚未回言，旁边一位惊慌失措的司铎王某大声喊叫：快打吧，不可令其接近，否则就措手不及了。
经过职业训练的教堂卫队一起开枪，噼噼啪啪，一阵点射，弹无虚发，冲锋在前的义和团民众差不多都中了弹。可是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一个也没有倒地。这不免使奥利维利诧异，义和团难道真的刀枪不入？
奥利维利当然不会真的相信，他果断下令继续开枪。又是一阵点射，冲锋在前的义和团民众终于躺下一片。原来皆因前面的人受伤，后面的人拥挤不堪，致使其不能倒。教堂卫队很快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的义和团民众见状立即溃散，全跑出西什库口外奔命去了。
是役，清军的炮火将北堂钟楼的楼顶掀翻，正堂的白十字架被击落。义和团民众用陶罐装火药的土火箭穿堂入室，挖地道埋下的地雷使仁慈堂东部和西部化为灰烬，但并没有将教堂拿下。义和团民众在这次进攻中被教堂卫队枪杀47人，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强攻不成，义和团民众将与教堂毗邻的房屋点燃，以期乘风势引燃教堂，但未成功。随后又采用火攻，先用水龙将煤油喷入教堂，同时点火燃烧，乘势用抬杠（一种捆绑在发射架上的重型火枪）射击，用自制的火箭（俗名“力大穿屋”）、地雷和装入火药的陶罐掷进教堂内。
面对义和团民众不成章法的进攻，西什库教堂大门紧闭，装满土的布袋在门口和窗户下垒起了一道防御墙，武装的教堂卫队昼夜值勤，神情惊慌地注视着教堂周围挤满义和团民众的喧嚣街道。
第二天早上，东方微明，围攻教堂的义和团将一支箭射进教堂，箭上缚有两封信，主要意思是劝说里面的中国教民出来投降。第一封信写道：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第二封信写道：
你们天主、耶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躲藏在教堂内的中国教民当然不会听信这些，依然与传教士一起坚守教堂。他们当然也不相信义和团真的会宽恕教民，因为他们知道，在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教民已经成为义和团民众的刀下鬼。
义和团继续向教堂发动猛烈的火攻，期待将那些中国教民逼出教堂。
一轮大火扑灭了，他们又点燃新的一轮大火。教堂内的人们冒着酷热和火焰，不停顿地奔跑着，想尽一切办法熄灭火焰。
一轮又一轮的火攻并没有产生根本威胁，西什库教堂依然屹立在蓝天白云之中，教堂内也保持了惯常的宁静。只是这种宁静为时太短，很快教堂被一发炮弹击中。很显然，这发炮弹并不是义和团民众所为，而是来自围攻教堂的清军。
义和团冲锋潮水退下后，奥利维利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教堂暴露出的墙洞堵塞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攻击。
片刻之后，双方重复着冲锋、反击、后退，再冲锋，再反击，再后退的动作。义和团没有对教堂构成根本性威胁，而教堂里的人被团团围住，无法自由行动，只能困守孤岛，与外界基本隔绝。
义和团民众无法攻下北堂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军表面上与义和团协同作战，本质上则是帮助教会，阻碍或者说破坏义和团对教堂的攻击。根据比较可信的资料，樊国梁在义和团民众进攻教堂的第一天，就秘密派遣法国教士与掌握武卫军统帅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联系，请求荣禄暗中保护。
其实，不必樊国梁派员请求，荣禄也会为北堂的安全操心。荣禄始终不赞成义和团对外国传教士的无端枪杀，他虽然无法公开违拗慈禧太后的懿旨，但实际上命令下属不必真的向教堂猛攻。而负责围攻北堂的清军战地指挥官二品顶戴纳继成也在教会的收买下转变立场，暗示围攻教堂的清军不仅装药不装铅子，而且待打到热闹时，往往要出其不意回身袭击义和团民众。所以说，此次战斗中，清军并没有帮助义和团，反而找准一切机会向义和团民众下黑手。
纳继成的诡计很快被中国教民透露给了义和团民众，端王载漪此时乃义和团领袖，闻言不禁勃然大怒，拟将纳继成交刑部按律治罪。对此，义和团民众不胜愤慨，云王所遵者皇上，我们义和团兄弟遵者玉帝；纳继成如定须赦宥，我团民等即可散去。端王载漪无可奈何，只能将纳继成交给义和团民众任其杀之。6月26日，可怜的纳继成被义和团民众乱刀砍死于顺王府前。
在北堂被围困的那些日子里，樊国梁利用一切机会不断为行进中的联军出谋划策，派遣多名传教士和教徒参加法国军队，其中有8名传教士在法国军队中充当了连队长的角色，有五十多人充当联军翻译。
樊国梁为教会赢得了荣誉，但在被围困的日子里，教堂里的人们实际上也因樊国梁的固执而忍受着饥饿、孤独和煎熬。教堂被困数日后，据守教堂的军队、神职人员和中国教徒及其眷属，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因粮草无多而开始减少用餐。自6月29日起，教堂不得不每天杀一匹骡马煮于粥中。不数日，骡马杀光，教堂中的所有人开始用院中的树皮、野草充饥。
重建信任
窦纳乐非常敏感，他从总理衙门7月16日的复信中已隐约感觉到了外面可能正在发生某种对中国不利的变化。他们推测，联军或许已经占领了天津并向北京进发。
7月16日，窦纳乐对总理衙门的来信给予回复，强调中国政府既然已宣布休战，那么就不应该在使馆周围继续加筑工事。
也是在这一天，金四喜除了带来以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名义签发的正式信件外，还带来了美国政府给康格公使的一份密码电报。
这给被围困的外国人带来空前的希望，因为这是快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从外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这封电报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所使用的密码只有公使康格和美国国务院掌握。康格用密码做了答复，由总理衙门通过特殊管道发出，并及时到达华盛顿。
7月17日，总理衙门又给窦纳乐送来一封回信。总理衙门将中外冲突的一切责任推到义和团民众身上。回信还要求使馆卫队从城墙上撤走，然后与中国政府订立一项互不开火的协议。
这当然不被各国公使所接受，窦纳乐在第二天的回信中予以拒绝。窦纳乐促请总理衙门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虽建议休战，但军队并没有停止修筑工事。窦纳乐建议，中国政府如确有诚意，应该委派一位负责任的官员前来使馆面商。
尽管停火协议并没有签署，但由于进攻停止，使馆区、教堂及其周围很快变成一片和平景象，各处负责防务的指挥官不断向窦纳乐报告，清军确实已停止进攻，态度也变得友好。清军官兵非常希望与被围困者谈话。在日本人控制的区域里，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中国士兵将鸡蛋藏在宽大的袖子里带过来，卖给被围困的人。鸡蛋虽然不多，但对于改善伤员及妇女儿童的营养状况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7月17日下午，在肃王府内东面工事里，大批中国人从他们的防御工事后面走出来，向着日本人的哨所前进。日本哨所鸣枪警告的同时俘获了六人。经简单审讯后，窦纳乐命令立即释放这些俘虏，并让他们带信给清军指挥官说，如果两人以上一起离开工事，便将遭到射击。
当天下午，窦纳乐还欣然答应中方要求，同意清军将那些躺在使馆工事下面的中国军人尸体予以埋葬。窦纳乐还与前来埋葬尸体的中国军官进行了颇为友好的谈话，获知他们确实属于董福祥的甘军，不过现在已受荣禄指挥，荣禄希望尽快停止战斗。窦纳乐告诉这位中国军官说：战斗决不是使馆方面动手干的，但当使馆受到攻击时，他们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为防止误会，窦纳乐重申，不得两人以上同时离开工事，否则使馆卫队将开火。中国军官建议窦纳乐就此写一封信给荣禄，并保证由他将信件转交给荣禄。
窦纳乐立刻回到使馆起草了信。他说，鉴于已经开始谈判，使馆守军将不会主动开火，除非他们遭到射击。但为了免除误会，清军方面不许有两名以上的士兵离开工事，而且不准携带任何武器。否则，使馆卫队可能会立即射击。窦纳乐还说，如果看见清军修筑新的工事，那么使馆卫队就将对施工队伍开火，即使这些施工队伍可能是非武装人员。这封信遂由那位中国军官带给荣禄。
7月18日，窦纳乐还通过一名中国人带信给荣禄，建议派遣一位官员前来讨论问题，并希望他能够说服清政府同意各国公使尽快与天津方面取得直接联系。
荣禄立即委派一名军官带着信于当天下午冒险前往双方冲突的中间地带即城墙上与窦纳乐会晤，并就休战条款达成一项谅解。
与此同时，荣禄又约请袁昶前往使馆慰问各国公使。袁昶是当时清政府内部少数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物，他一直主张对义和团坚决镇压，在几次御前会议上都坚持中国不要与各国破裂，更不能违背国际惯例围攻使馆、迫害使臣。荣禄认为，由袁昶出面，肯定会受到各国公使的欢迎。但袁昶婉言辞谢了。他告诉荣禄，现在刚刚停战，双方之间的问答关系将为后来的交涉框定大的原则，所以不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谕旨实在不敢独自前往。否则，受到主战诸公的激烈攻击，以为袁昶是受到洋人贿赂前往议和，以私利换取各国公使的生命。果如此，刚刚建立的一点点联系势必再次中断。
袁昶的分析得到了荣禄的首肯，最后决定委派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前往英国公使馆面商一切。
当天下午，文瑞手持荣禄的介绍信来到东交民巷，受到殷勤接待，除英国使臣外，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也有不少赶来参加会晤。
文瑞首先代表总理衙门对各国公使先前几周所遭遇的“不方便”表示极大歉意，对各国使臣及眷属所受到的骚扰表示慰问，对于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员不幸遇难深表痛惜。不过他也明确表示，这些行动并不是清政府所为，而是义和团所致。
对于文瑞转达的清政府对和平的期待，各国公使大致表示欢迎，唯法国公使向文瑞指出，清政府对和平的期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关键要看清军的行动。
各国公使已经数周没有和本国政府及各国驻天津领事、舰队指挥官联系过，他们急于知道外面的消息。俄国公使、美国公使委托文瑞为其代发一份密码电报。英国公使提出，应该允许外面那些摊贩进来或者允许使馆派兵护送采买青菜，以及将北京出版的官报送进来。对于这些要求，文瑞犹豫地答应考虑，他的表现极为急躁不安。对此，各国公使以为文瑞担心各国公使将其扣为人质。
互信再遭破坏
文瑞的来访对于恢复清政府与各国公使之间的联络还是很有帮助的。不过清政府获悉天津沦陷后，这种联络很快又遭到破坏。
7月18日，日本公使派出的一名信差从天津回来，带来日军司令部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对6月30日信件的答复，信息虽然已严重滞后，但还是知道联军已占领了天津城，并且正在组织一支三万多人的联军前往北京。如果一切顺利，这支联军将于7月20日前后开始行动。信中也谈到所遇到的困难如缺乏运输工具以及伤亡惨重等，不过为了稳定被围困人员的情绪，各国公使只传达了好的消息。
这些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各国公使及那些部属和眷属，这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他们坚守使馆的信心。
先前数日，天津战事吃紧的消息也曾向北京传递，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天津的防卫竟然如此不堪一击。7月19日，天津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怒，立即发布一份上谕，调整已经开始与各国和解的政策，各国公使的处境再次陷入困难。
同一天，总理衙门送来了两份在各国公使看来语气极为矛盾的文件。在一份盖有总理衙门关防的公函中，中国政府婉言拒绝了俄国公使、美国公使昨日委托文瑞代发的密码电报，对于英国公使提出的派兵护送采买青菜一事，中国政府也没有同意，改由总理衙门代买后送往各使馆。这封公函还附有中国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于7月17日致英国女王和法、德、美、日等国元首的电报原文，呼吁各国帮助中国摆脱目前困境，重建互信与友谊。
另一封信说北京的局势很有可能会失控，各地义和团可能会攻破使馆，为安全起见，总理衙门决定派遣得力的军事将领护送各位公使及其眷属迁往天津。否则，此后所发生的任何不测，均应由各位公使自己负责。
这封信唯一没有明确表白的是，天津已经沦陷，中国政府正在责成裕禄等设法反攻，夺回天津。受天津战事的影响，大量难民涌入京城，清政府已宣布京师戒严，并谕令董福祥从义和团中挑选精壮，编列成军，所余团众，仍令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等分别真伪，酌量存留。
清政府再次敦请各国公使前往天津避难。特别是这封信中提及近来奉天、山西等省团民四起，发奋勤王，如果这些勤王之师来到北京，他们不仅会发起推翻清王朝的大规模起义，而且势必极残忍地迫害使馆中的外国人及教徒们。
不过，各国公使并不知道天津事变的真相，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又要中断，他们当然不满意，也不会轻易接受移驾建议。第二天（7月20日），英、美、俄、日、德五国公使在回复中说，他们一致相信这些国书将有助于重新建立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于要求他们移驾，窦纳乐请求总理衙门说明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北京保护各国公使，而答应在赴天津途中提供安全。窦纳乐指出，为和平起见，各国使节应继续留住在京城。中国政府不应该放弃应负的责任。
清政府并没有坚持这个建议。事实上一批地方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纷纷致电中枢，建议政府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加意保护各国公使，以便为善后交涉创造条件。可能正是这一原因，总理衙门在7月20日下午照会各国公使，并随照会将四车西瓜及蔬菜送到了使馆街的法国哨所，明确说这是奉慈禧太后的意旨。
这实在出乎公使们的意料，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清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突然改变立场。他们本能想要拒绝这批礼物，但毕竟是久经训练，知道拒绝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并没有食用这批瓜果蔬菜，因为担心有毒。
各国公使搜罗到自7月6日以来的所有《京报》，大致了解到天津发生的事情，也感到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进一步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来消除先前的不利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各国公使对中国政府的敌意。此后几天，公使馆趋于平静，双方相安无事，并就某些技术性细节保持着书信联系。
在停战最初几天里，双方除了官方高层联系外，也有一些中下层的特殊联系。在肃王府东面的清军在停战之初就在一只狗的脖子上系了一封劝降信，然后让这只狗走进日本人的防御工事。这封信劝告日本人，继续防守是毫无益处的，并建议他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用较强硬的词句拒绝了该建议，并将复信系在狗的脖子上，带给清军。这只狗前后为双方传递了不少类似书信。还有的清军将劝降信系在箭上射入日本人的阵地。
可惜的是，这种平静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7月24日，先是清军向使馆供应的鸡蛋等食品明显减少。携带鸡蛋的那些士兵告诉日本人，他们的长官已警告，如发现任何人携带任何东西给被围困的外国人，决不姑息，格杀勿论。据说23日就有两个人因此而被斩首。这一天，使馆受到来自好几个方向的来复枪射击，最后主要是来自北面和西面，虽然为时甚短。
事实上，7月20日前后所建立的互信并不牢靠。仅就使馆方面来说，由于他们没有办法与外界自由联系，所以在这段时期忙着加固工事，并在地下进行所谓反坑道的挖掘，自以为是地以为制伏了清军的坑道挖掘，迫使清军改变自7月初就一直在挖掘的坑道行走方向。
更应该指出的是，使馆方面由于对清政府无法真正信任，于是收买中国人通风报信。他们观察到在出售鸡蛋的中国士兵中有一个属于荣禄的部队，这个人对于价格格外计较。日本人遂以250元的价格委派他于7月22日前往天津，将信件送给联军指挥官或驻天津领事。
这名士兵8月1日从天津带回了日本师参谋长的回信，但拒绝接受那250元钱，无论日本人怎样劝说。考虑到他也许不愿意被人发现这一大笔钱，日本人建议他以期票的形式前往日本驻天津领事处领取，但他依然拒绝。当日本人询问他原因时，他说：他到达天津办完事后回到家中，他母亲竭力阻止他返回北京，但他说，已经答应外国军官，而且他必须回来。他母亲说：既然这样，你一定不要接受金钱，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对国家有好处。为了遵照母亲的愿望，他坚决拒绝接受金钱。他说他还可以帮助日本人带一封信回天津，但是不能再带来回信。因为他将遵从母亲的愿望回家去了。由于不能动摇此人的决心，柴大佐另写了一封信交给他带往天津领事馆。这位士兵的母亲的话，很值得分析。似乎老百姓都感到，如果不能救出各国公使，必将使中国蒙受更大的灾难。
7月25日，窦纳乐致信荣禄，对炮击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在破坏已达成的休战谅解，要求荣禄约束清军，以避免此类事情重演。
中国方面送来三封信。第一封信是回答窦纳乐20日的疑问，即中国政府为什么可以提供前往天津途中的保护，而不能保证各国公使在北京的安全。总理衙门强调，前往天津途中的保护无论多么艰难，那也只是一次性的，而各国公使继续滞留北京，中国政府为此所要花费的精力是持续不断的。这封信重申7月19日照会中提出的观点，即各地勤王之师正在向北京云集，他们一定会毁灭各国使馆，所以还是希望各国公使尽早前往天津。
在第二封信中，总理衙门请求各国公使向各自政府发一份明文电报，以便使各国对公使们的安全放心。由于天津战事牵涉，各国公使与天津领事团与各自政府都已失去联系数日。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清政府怎样解释，显然都不如各国公使自己所说的可信。
各国公使一眼看穿了清政府的窘境，发现显然不能相信清政府所作的保证，而且一致认为这个请求过于傲慢无礼，所以根本不愿意理睬。各国公使认为，如果拍发一份关于公使馆遭受中国正规军队攻击的真实情况的电报，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去；相反，如果发布平安无事的任何声明，那显然是对各自政府的误导，更重要的，可能会使联军将领觉得救援的事情并不那么紧迫。因此，各国公使决定不帮中国政府这个忙。
其实，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的国家与中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的安危既关系形势的发展，更关涉战争善后。清政府最清楚的是，没有永远的战争，有战争总要有善后。正如慈禧太后说过的那样，她之所以不愿意伤害各国公使，与洋人撕破脸皮，处处考虑的都是未来善后的事情。
第三封信主要是转达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就公使安全向清政府提出的询问以及清政府的答复，清政府在答复信中详细谈及对各国公使所提供的保护。显然，总理衙门将这样的来往信件转给各国公使，也是为了缓解他们的敌意。
总理衙门之所以愿意将扣留的电报、信函转给各国公使，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7月25日驻俄公使杨儒致电盛宣怀，称根据他所接触的情报，各国政府都急于知道公使们的状况，现在各国普遍以为天津、大沽的战斗都是因为义和团的猖獗，他们是代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并非与中国开仗。
盛宣怀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通过袁世凯速转军机处，并另电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地方大员。这份电报所传递的信息对于清政府调整与各国交涉的策略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所以总理衙门有意识地与各国公使缓解紧张关系。
各国公使并不急于回复这几封信。在总理衙门不断催促下，窦纳乐7月27日方才做了答复。他明确拒绝拍发电报。虽然各国公使决定不让中国方面以为使馆卫队遭受到任何窘迫，但他们也感到有理由在这封信中提及避难在使馆区的妇女儿童所遭受到的痛苦，并表示为这些妇女儿童的食物获得某些调剂成为公使馆亟待考虑的事情。
至于前往天津，窦纳乐将皮球再一次踢给中方，要求总理衙门提供前往天津的运输工具详尽清单。
随总理衙门的公函送到公使馆的还有庆亲王奕劻与其他总署大臣一起署名的一封信，信中说既然滞留在公使馆的那么多教徒产生了困难，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将他们送出来。因为北京目前的局势日趋稳定，迫害教徒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各国公使根本不予考虑。
总理衙门并没有计较各国公使的傲慢与无理，他们依然“奉旨”不时送来一些西瓜、蔬菜、大米和面粉等。同以前一样，各国公使也只是单纯地提供收据。
善意被误解
其实，使馆区重新发生战斗并不是偶然的。双方都在加紧巩固工事，挪动大炮，调动部队。在如此紧张气氛中，擦枪走火就在所难免。25日，使馆卫队突然发动攻击，占领崇文门西面一片阵地，并以大炮轰击清军，击毙官兵数人，清军与各国公使馆重新处于战争状态。
7月28日，使馆收到天津方面的来信，确信联军正在集中部队，不过没有提及何时启程。各国公使很失望，长达一个月的充裕时间，联军竟然没有组织一支援军北上。他们指责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礼士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消息。窦纳乐的猜测是，贾礼士之所以将这封信写的如此轻松，也是有良苦用心的。如果他写下了当时天津的真实情况，那么对于被围困的使馆卫队和外交官及其眷属将产生毁灭性影响。
同一天，总理衙门也答复了有关运输工具的问题，否认中国政府要求公使离开北京的决策含有恶意。
也是在这一天，素来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的吏部左侍郎徐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获罪被杀于菜市口，而给事中蒋式芬、御史郑炳麟等人则向清廷推举以排外著称的山东前巡抚李秉衡调任京师为统帅，统筹全局，俾全师归其节制调遣，以替代正在来京途中负责议和善后的李鸿章，这些奏折攻击李鸿章联络东南督抚共谋互保是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而李秉衡才堪定乱，若擢之枢要之地，使之统筹全局，进退人才，转危为安，当可立睹。
或许是李鸿章在上海迟迟不愿前来令清廷失望，或许是战局的发展和北京的混乱确实需要李秉衡这样的混人。总之，清廷任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所有武卫四军均归其节制。因此，双方重新进入战争状态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按照清政府内部强硬派的主张，大概是期待重新开火迫使各国公使自动提出离开京师、前往天津，不管怎样说，《春秋》大义“不戮行人”的传统政治思想毕竟有深远的影响，清政府即便真的与各国全面开战乃至中断所有外交往来，但其驻华公使的安全毕竟已成为一个包袱。所以，清政府一再要求各国公使前往天津暂避，目标只有一个，即无论如何也不能持久地背上这个包袱。7月28日，总理衙门在回信中再次解释坚持要求各位公使前往天津的苦衷，希望各位公使能够尽早示以启程时间。
然而与清政府的想法完全相反，双方重新开火为各国公使继续滞留北京提供了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理由。7月29日下午，围攻公使馆的清军或许还有义和团民众向北御河桥东头的一些破屋角上扔出许多砖块和石头，构筑新的工事，并很快进行了猛烈的排枪扫射。使馆守军立即予以回应，双方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冲突。
7月30日早晨，人们发现在北御河桥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工事，于是各国公使又有了新的说词。总理衙门曾经对使馆守军在休战期间构筑新的工事提出过抗议，因此各国公使在这一天给总理衙门7月28日来函复信时，理直气壮地促请他们注意清军在一夜之间所修筑的这个可怕的工事，并继续就前往天津的途中安全问题进行刁难。信中称当中国军队对北堂和使馆区的进攻正在继续进行时，各国公使对于前往天津的途中安全不可能感到放心。
7月31日，总理衙门复信重申前往天津途中的安全保证，但也劝告各位公使不必过于焦急，只是应该迅速做出决定。对于北御河桥上的工事，总理衙门说各国公使不必惊慌，那不过是董福祥的部队修筑的一条道路而已。
与此同时，双方的枪击特别是冷枪也不断从各个方面发射。各国公使表示抗议，总理衙门复函声明已下令约束部队，不致再有攻击使馆之事发生。然而当天晚间，潜藏于使馆中的中国教民向中国军队哨卡开枪并致两名官兵伤亡。
总理衙门致函各国公使表示抗议，建议他们不应该受到那些避难于使馆中的中国教徒的影响，这些中国教徒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当然不希望各国公使离开北京。
可各国公使认为，仅仅从保护中国教民的立场出发，他们也不能离开北京，否则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便可想而知。更何况，他们已得知援救联军很快就会到来。所以他们此时的对策，就是找出更多更新的理由拖延时间。
窦纳乐在回信中否认各国公使在做出留京决定时受到中国教民的影响，同时否认使馆卫队或潜藏在使馆的中国教民向中国军队放冷枪，反而认为那都是中国军队干的。窦纳乐指出，当炮火继续进行时，指望各国公使离开使馆是没有希望的。
北京局势的持久胶着为联军向北京挺进提供了难得口实，也使对中国素有好感的俄国政府深感为难。俄国政府为了自己在东北地区的利益，确实在阻止联军向北京出发等问题上做过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各国公使迟迟不愿离开北京，而西方国家又不了解这一真实情况，总以为是中国政府将这些公使扣为人质。结果，俄国政府在别的国家那里相当没有面子，于是也把责任推给中国政府，表示如果继续扣留各国公使的话，俄国政府只能站到列强的立场上去。7月29日，俄国政府外交部向中国驻俄公使杨儒提出六点书面抗议，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应该准许各国公使特别是俄国公使径与本国政府电报联系。杨儒很快将这一抗议电告负责议和的李鸿章，李鸿章迅即请求清政府务必准许，以此化解压力，为善后议和谈判创造条件。
8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与各国公使关系比较密切的大学士荣禄负责他们离京事宜的筹办，并要求总理衙门允许他们与本国政府通信或拍发明码电报。显然，清政府对各国公使的态度又在发生些微变化。
使馆守军在8月2日继续调整、改善自己的防务，并于中午时分主动出击占领了使馆外围的一些建筑物，扩大防线，构筑新的工事。另外，这一天，对于使馆守军来说重要的是从天津来的一个信差传递了许多不为他们所知的外界情況，并说救援部队已经出发。这些消息极大鼓舞了使馆卫队的士气。
8月3日，清政府将8月2日的上谕告知各国公使，同时还向窦纳乐转交了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通过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转发来的密码电报，这实际上是用事实告诉各国公使，禁止他们使用密码电报与本国政府进行联系的禁令已经解除。
说起这条禁令的解除，不能不提及尚在北京的总税务司赫德的智慧。前面提过，清政府曾于7月25日致函窦纳乐，希望各国公使能够用明码电报向各自政府报告自己在北京受到了比较好的礼遇，安全方面亦有很好的保证。各国公使明确拒绝了这个建议。
对于各国公使的这一要求，清政府当然也不愿意答应，只好另寻途径，于是想到了对中国政府素有好感的英国人、大清王朝总税务司赫德。同一天（7月27日），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馆继续馈送白面、大米、蔬菜、水果的同时，也向赫德致送了一些蔬菜、瓜果和米面，以便联络感情。30日，清政府觉得劝说各国公使用明码电报向各自政府报平安已根本不可能，遂退而求其次，由总理衙门致函赫德，请其将各使馆平安情形发一切实电报转致各国外交大臣。
对于总理衙门的委托，赫德当然不会怠慢，遂于第二天复函总理衙门，说如果让各国公使发明码电报报告平安，按照目前西方国家国内的情绪，估计不会有谁相信。他建议，不妨让各国公使用密码电报与各自政府联系：代发密码电报，如延迟一日，必增一日之难。若能早允代发，则转圜之事，或可略为易结。8月3日，清政府同意各国公使用密码电报与各自政府进行联系。
8月4日，总理衙门突然送来了一封紧急信件，专此催问各国公使的启程日期，以便赶紧做出必要安排。
这封信件虽然没有透露任何外部情况，但聪明的各国公使已推测出救援部队可能已经出发或者已经在途中了。因此，各国公使寻找一切借口拖延时间。各国公使提出，必须由足够数量的外国部队前来领他们出去，以护送各使馆中的800名欧洲人（其中有二百名妇女和儿童）、50名伤员以及3000多名中国基督教徒。各国公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基督教徒遗弃在这里。
日本政府稍后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一是中国政府应命令清军和义和团民众撤至一定距离之外，其距离将由联军指挥官指定；二是一部分联军将自由前往北京，护送各国公使和外国人返回天津。这个建议是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日本希望能够在公使撤离的问题上与英国政府达成一致，不过日本政府也担心，如果正式提出这一建议，那么当联军逼近北京时，在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将被屠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将逃往内地，首都北京将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日本的担忧有些过了头，事实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坚持让各国公使前往天津暂避，主要还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不希望在议和交涉中节外生枝。
8月13日，中国政府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向索尔兹伯理提出一项建议说，由一支中国军队护送各国公使离开北京。而索尔兹伯理在日本政府先前建议的启发下，说他无法对这项建议所提供的安全做出评估，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希望安全转移各国公使，而又不能提供为公使们所能接受的护送部队，那么应要求联军派遣一支国际护送部队举着白旗前往北京，即便不进北京城，也要允许他们在北京城墙外面迎接各国公使和他们部属、眷属，然后护送他们前往天津。索尔兹伯理还威胁说，此时中国政府必须供应粮食，除非使馆立即从目前的状态中被解救出来，否则英国政府将改变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果各国公使和其他欧洲人在北京或前往天津的途中遭受任何伤害，英国政府将使中国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直接承担责任。
至此，清政府已清楚地看到，指望各国公使离开北京没多大希望。未来形势如何发展，清政府也只好听之任之。
注释：
[1] （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1），16页。
[2] ［日］佐原笃介等辑：《拳乱纪闻》，《义和团》（1），137页。
[3] （清）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83页。
[4] 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1），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