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夏之交，北方战局就僵持不下，义和团民众在京津保地区发展迅猛，且一度主宰了这个地区的形势。清政府一会儿要严厉镇压义和团，以换取联军止步北上；一会儿因联军根本不买这个账，又要招抚义和团共同对付列强。义和团在清政府这种朝令夕改耍弄下，也非常恼火，联军的咄咄逼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义和团确实有过见到洋人就杀的冲动和激情。不过，此时他们已经很少能够见到洋人了。
以“勤王”的名义
义和团对洋人的仇杀，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拨人的纵容、默许和支持以及以毓贤为代表的一批愚昧、鲁莽的地方督抚的野蛮示范。他们对洋人甚至传教士大开杀戒，实际上误导了义和团民众。
清政府此时的主政者载漪，新立大阿哥本来就遭到列强反对，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外交经验和政治智慧。清政府很多人瞧不起端王父因子贵的狂妄、霸道、无知与蛮干。这实际上又在影响各国公使的态度，他们不愿与载漪沟通，不愿承认大阿哥的法律地位。列强的态度无疑使载漪非常恼火，双方心结越结越深。在这种背景下，长江流域各省督抚于是有了联手互保之举。
除联手互保之外，1900年春天之后还有一股重要力量在活跃，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他们试图借助清政府统治层人心涣散之际，结合康有为，联合李鸿章策动两广独立，推动中国解体，推进革命进程。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经有过称帝单干的机会，只是由于他的愚忠，当然也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乃至稍后由湘军集团衍生出来的淮系势力，都继续为满洲人的政治统治卖力，当然满洲贵族集团也与这些汉族中兴大臣分享权力，李鸿章也就成了清政府内部的大佬，有时候能够享有一言九鼎的权力，有时候却什么也不是，毕竟汉族出身的高官相对于满洲贵族来说，还不是自己人。想起来这些不能不使李鸿章生气。
按照李鸿章几十年与慈禧太后、恭亲王、庆亲王等老一辈所确立的发展方略，义和团这样的内乱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然而，李鸿章在这一年年初，义和团运动还没有形成气候时，就南下广州，出任两广总督，鞭长莫及，他的建议也就不能成为清政府的主导意见了。
李鸿章是1900年1月20日在广州正式接任两广总督的，他的主要任务除了发展经济外，更主要的是要铲除广东的革命势力。说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倡导革命的孙中山是广东人；提倡改良维新，并策动1898年政治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都是广东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广东人或多或少地都与李鸿章有关系。所以，清政府同意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点，就看李鸿章在广东如何动作。
积数十年官场之经验，李鸿章太知道怎样动作了。他接任后，立即在广东开展“刮地皮”运动，惩治地痞流氓和匪盗，重建两广社会秩序。这个工作最容易获得老百姓的认同，而且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事实上，李鸿章此行的重要使命是肃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广东的政治影响。所以，在李鸿章被任命的第二天，清政府又向各省督抚发布一份严密查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的御旨。这显然与康有为、梁启超此时肆无忌惮批评、指控慈禧太后等人废黜光绪帝有关。
清廷对康梁恐惧，是因为康梁的宣传虽然有不少空穴来风，但毕竟也能击中清廷的政治要害，引起听众的共鸣。
清政府前一段时间忙于为光绪帝选择继承人。这本是一个事实，问题是对这个事实所做的解释。康梁说这是废黜阴谋，而清廷的解释是光绪帝确实有病，不堪担负如此重任。
正如许多研究者看到的那样，这份严查康梁的谕令，虽然是对着各省督抚发的，但首当其冲的无疑还是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与康有为、梁启超早就交过手。他曾在1898年承认自己就是康党，说明他对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认同。
康、梁的政治理念确实是接着李鸿章的往下走，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以及对世界大势的把握，当然不可能使李鸿章成为极端守旧者，他看到了康、梁思想中的合理价值，也曾象征性地向伊藤博文询问过引渡康梁回国的可能性。即便康梁流亡海外，李鸿章通过伊藤博文、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及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向梁启超面述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但凡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没有永远的政敌，更没有永远的思想犯。今日的思想犯，或许就是他日的主政者。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李鸿章在与各方面保持适度联系的同时，谨慎执行朝廷的政令。他适度对康梁政治势力予以镇压，适度阻止保皇党成员在他的地盘里猖獗活动，将保皇党成员罗伯堂、唐琼昌两人的家属逮捕归案，这既是对朝廷命令的回应，实际上也是拒绝保皇党人过于亲近。他要与各方面保持适度联系和适度紧张。
李鸿章对罗伯堂、唐琼昌家属的处理，确实引起康梁的极度不满。梁启超不断给各处同志写信，鼓励他们从速设法刺杀李鸿章和其幕僚刘学询。但这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对李鸿章进行保护，尽管梁启超并不一定这样认为。
清廷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之后，又将康梁与李鸿章的距离拉近，使原本逐步走向消解的康、梁势力突然间获得了动力，并促使他们逐步与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走向联合，并利用李鸿章分裂清廷，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
梁启超在清廷宣布立大阿哥之后曾上李鸿章书，以为李会接受他的建议据两广而独立。梁启超在信中对李鸿章先前几次托人带话表示由衷感谢。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当然并不是私爱他梁启超个人，也不是爱才之盛心，而是国运如此，不忍心将这样的人才弃置于域外以没世。梁启超时刻想着怎样报答，现在时机来了，清廷倒行逆施，天怨人怒，他们想请李鸿章登高一呼，反对清廷废帝立储，恢复光绪帝的权力。
章太炎的期待
李鸿章是何等智慧的人，他怎么可能被梁启超一番慷慨陈词就给忽悠呢。他在等待，在观望。
李鸿章非常清楚光绪帝身体的真实状况，更清楚满洲贵族集团执意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他作为封疆大臣能够做的就是沉默，最多如刘坤一那样通过内部渠道上份密折，表达一点不同看法。要想指望他跟随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去胡闹，那确实太小看他的政治智慧了。他就是对端王有一万条意见，也没有必要公开反对。
对李鸿章寄予厚望的不止康梁，当时国内外关心国事者的对他都有期待。只是，其他人的期待，都是希望李鸿章登高一呼，别立政府，以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南北分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章太炎。
根据许多人的研究，章太炎此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依然期望在大清王朝的政治架构中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迅猛发展起来后，生活在上海的章太炎深感忧虑。那时的中国已经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在长江流域、在上海，都有非常重要的外国利益，列强绝不可能坐视其在华利益因义和团运动而受损。
东南互保对章太炎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他觉得如果能再往前走一步，或许能够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题。衡宇宇内，章太炎看上了李鸿章。
这中间有着并不复杂的背景。章太炎与李鸿章的侄婿孙宝瑄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孙的影响下，章太炎认定李鸿章虽为清廷大员，但在骨子里依然是维新同志，具有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根据孙宝瑄的讲述，当李鸿章南下广州途经上海时，他们曾经闲聊。李鸿章说他此次广东之行，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奉慈禧太后旨意捕拿康梁，并笑说如果真的能够捕拿康梁，意义重大，其功劳甚至超过当年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必当加官晋爵。说完这句话，李鸿章哈哈大笑。
接着，李鸿章问孙：你是否康党？孙答曰：是康党。李鸿章说：那你不怕被逮？孙曰：不畏，中堂如果一定要查拿康党，那就先将我抓起来吧。李曰：我怎么能将你抓起来呢，我自己也是康党。我个人为朝廷做事几十年，许多想办的事几十年都做不成，而康有为竟然能够在那样短的时间里办成，我对此深感愧疚。正因如此，使北京许多人都认为李鸿章在骨子里就是维新党。这种传闻甚至到了老佛爷那里。有一次，慈禧太后问李鸿章：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答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是康党。太后默然。
章太炎听了孙宝瑄的讲述后大笑不止，表示这真是一件奇事，康有为以六品小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
章太炎认为，李鸿章的政治智慧足堪大任，特别是他在这次义和团动乱中，勇于担当，劝说东南各省督抚拒绝接受中央政府发布宣战上谕之后的一切指示，这实际上为东南各省督抚指明了方向，留下回旋空间和余地。章太炎对此非常欣赏，当然也认为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再向前迈出一大步，那就是“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
章太炎指出，李鸿章现在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为当朝重臣第一人，肩负重振河山的重任，也曾经为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于位则宜，于望则宜”，所以被人们寄予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够登高一呼，更建政府，以全南中国半壁江山，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
章太炎还建议，当这个政府成立后，应尽快开释禁网，宣布赦免那些维新志士以及逃亡海外的敏锐异才，将他们部署在湘、鄂、江、皖、闽、浙诸幕府，使各省督抚同心协力，共赴时艰，共建辉煌。
至于内部设施，章太炎希望李鸿章在已建议院的基础上，广招人才，延擢才俊，毁家纾难，重建大业，将广州建设成南方的政治中心，使各省督抚莫不延颈归德，以纾近祸，以为后图，必定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必定能够成功[1]。
很显然，章太炎的这个方案是其先前“分镇”思想的延续，也是其少年时代就具有的反清思想的明朗化。这是章太炎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不过并不能就此说服李鸿章，在南方建立一个与清政府隔江而治的政府，这个政治风险显然要大得多，李鸿章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甚至可以说，这个建议可能从来就没有被讨论过。
孙中山的愿景
李鸿章是否像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有一种汉族人朦胧的民族意识觉醒，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康梁、章太炎都觉得只有李鸿章能够拯救人民于水火，重建汉民族的国家。在这方面表现最积极，留下了比较直接资料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与李鸿章几年前就有过接触，结果导致孙中山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走上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那就是1894年甲午战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拜访。
根据比较可信的研究，孙中山很早就有拯救天下的伟大抱负，只是机缘巧合，不得已过着悬壶济世的平庸生活。1894年年初，因受陆皓东的启发与帮助，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路线图，希望通过向当朝一品大员李鸿章上书的方式，获得青睐，由此捷径进入官场。是年2月，在陆皓东陪同下，孙中山来到上海，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能够帮助他踏进李鸿章门槛的重量级人物，如王韬、郑观应。
王韬对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深为赞许，仅代修订数语，并写了几封推荐信，让他到天津直接找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郑观应介绍孙中山结识水师将弁陈廷威，又认识了后来对其生活与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宋耀如。
离开广州前，孙中山还托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转托盛宙怀，请盛宙怀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写了一封推荐信。到了上海，郑观应也为孙中山写了一封给盛宣怀的推荐信。
有了充分准备，孙中山于6月下旬由沪抵津，手持港沪诸友介绍信往访罗丰禄、徐秋畦等。罗丰禄、徐秋畦均允诺相机协助，旋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转交。
而此时正是甲午战争爆发前最为紧张的时刻，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仅由罗丰禄代领得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纸。
李鸿章军务繁忙也不能说是托词，孙中山上书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甲午战争就爆发了。这是无法更改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有王韬、郑观应等人的介绍信，但大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虚话。另外，这份上书今天看来也真的是了无新意，除了复述李鸿章已经进行或准备进行的改良主义主张外，似乎看不到什么新思想。如果这样的小青年，李鸿章都会接待，他恐怕也就不是日理万机的当朝一品大员了。
这对孙中山造成极大伤害，他托了那么多的人，甚至已经将经营的事业结束，结果却是这样。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早先所具有的反清思想突然清晰和明朗，意识到通过和平办法不可能改造中国，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廷，重建汉族人的统治。孙中山对李鸿章也彻底失望，此后五年分道扬镳。
五年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了很大进展，逐步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甚至比康梁等人还使清政府害怕。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虽然没有伤及大清王朝的根本，但也确实使慈禧太后等高层统治者很闹心。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逐步兴起后，孙中山当然不会放弃这个绝佳机会。1900年春，孙中山准备在惠州地区进行武装暴动，而恰当此时，梁启超却找孙中山进行合作，劝诱孙中山以“勤王”名号起义，举皇上为总统，握手共入中原，将收事半功倍之效。
梁启超的劝诱说明孙中山和他创办的兴中会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1900年6月初，当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越演越烈的时候，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建议孙中山不妨与李鸿章合作，帮助李组织广东独立政府。
何启是近代中国著名外交家伍廷芳的内弟，广东南海人，早年留学英国，习法律，1882年回香港当律师，稍后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1890年出任香港立法局议员。1895年参与筹划兴中会广州起义，负责起草对外宣言。
清廷己亥建储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起来后，何启以为时局紧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为应对广东可能面临的政治危机，何启找到《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主张帮助李鸿章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宣告两广独立，以免受到北方战火的侵害。
何启还将这个方案提交给香港总督卜力。按照何启的计划，将由中国的维新党人联名致书卜力，求其协助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然后再由卜力转商李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由卜力郑重介绍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如果李鸿章赞成此项方案，将电邀孙中山回国共同组织新政府。
陈少白是孙中山的拜把兄弟，也是兴中会早期重要成员。当他从何启那里获悉这一信息后，迅即致电正在日本横滨筹划惠州起义的孙中山，孙中山闻讯大喜过望，立即复电表示赞同。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有一位非常独特的幕僚，即被梁启超称为“刘豚”的刘学询。刘学询是孙中山的同乡，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二人都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尽管他们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推翻清朝。
由于刘学询的目标是要自己当皇帝，所以他对康梁的保皇主张极为反感，不惜借慈禧太后之手铲除康梁，亲赴海外行刺，只是没有如愿。在慈禧太后再三督促下，刘学询毫不客气地将康家祖坟挖得七零八落，与康梁结下永远无法解开的梁子，并终于被康梁门徒行凶得逞，幸未致死。
刘学询担任李鸿章的幕僚实际上是将其视为其反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棋子，所以当他获悉卜力向李鸿章洽商广东自主的消息后，遂主动请命与孙中山联络。
听了刘学询的介绍，李鸿章表示同意，他觉得中国也确实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地步，这当然需要各方面力量的配合和支持。
不言而喻，李鸿章早就知道刘学询与孙中山的关系，正像刘学询想利用李鸿章一样，李鸿章同意接纳他为幕中人物，未尝没有同样的考虑。三教九流、四面八方，这是构建幕府的重要原则。
随后，刘学询迅即致信孙中山，表示李鸿章邀请他速来广东，共商匡救天下之策。
李鸿章这样做还有另外一层考虑，那就是在时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怀柔手段对付孙中山和康梁，他们势必会联手。与其被动等待，不如分化瓦解。
陈少白、刘学询转述的意见当然引起孙中山的重视，不过基于1894年的惨痛经历，他对李鸿章还有若干保留，认为他并不一定真的具有此等魄力和胆识。不过，孙中山认为，如果真的能够策动李鸿章宣布广东独立，对于远东大局和中国未来，肯定都是一件好事。所以他答应前往香港。
孙中山除了与李鸿章会谈外，还计划利用多年来在广西奠定的基础，借助法国的武器弹药援助，尽快在广西建立一个革命政府，然后向广东推进。这个新政权将威胁湖南、福建等省边界，迫使这些省份的督抚参加，至少是承认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孙中山表示，到那时他将代表这个新生的政权与外国政府谈判，寻求国际承认。
孙中山曾将这个想法向法国驻日本公使朱尔斯·哈马德谈过，时间在1900年6月6日，也就是他从陈少白、刘学询那里分别获悉李鸿章的动向后。很显然，他愿意回国帮助李鸿章也只是一个幌子，真实目的还是自己干。
6月8日，孙中山乘坐法国轮船离开日本。6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与在港同志议商惠州起义计划。随行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三人换乘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沿珠江驶抵广州，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官邸，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代表李鸿章与他们会谈。
刘学询首先要求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宫崎提出两点：一是对孙中山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证其生命安全；二是希望提供十万两贷款。
对此，刘学询当场表示：第一点立即禀报李鸿章，第二点明天就可以办理，先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
在稍后举行的宴会上，那位海军军官就带回李鸿章的回答。李鸿章表示：关于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向三位日本朋友保证，而且要奏请慈禧太后予以特赦。
李鸿章的承诺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心，只是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列强各国宣战；26日，刘坤一、张之洞允准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列强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7月8日，清政府调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
此时的李鸿章态度有了显著变化。他要了解列强的态度后，再决定怎么行动。他逐渐确信，列强并无瓜分中国之意。清政府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受到重创，然而并不会就此消失。所以他不愿再与孙中山等人合作，进行什么两广独立建国。
7月17日，李鸿章离开广州。启程前，他与南海知县裴景福的对话，大体描述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将要采取的行动。
裴氏问大局安危，李鸿章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有袁世凯主政山东，张之洞、刘坤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决不致使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裴氏问京师形势会如何发展，李鸿章答：论各国兵力，京师的真正危机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中国在军事方面对列强的牵制必不得力。而日本由于距离中国太近，调兵最快，再加上有英国的支持，恐怕京师沦陷必不可免。言及至此，李鸿章老泪纵横，以杖触地，痛惜内乱无法制止。
默然良久，裴景福问：依照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即便联军进入北京，亦不能无礼于中国，侮辱朝廷。
李鸿章闻言而叹：然。但恐无人主持朝政，不待联军入京已先自动摇。
裴氏问：万一京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李鸿章闻此胸有成竹答道：必有三大问题，即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愤，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
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会有多少？李鸿章答：我不能预料具体的数目，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李鸿章边说边流泪，裴景福闻言也不禁悲伤不已。
裴氏又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李鸿章皱着眉头答道：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坚信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此次北行将面临的困难有着清醒认识。不过，对于解决方法似乎也有相当把握。
在李鸿章离开广州的同一天，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准备与北上过港的李鸿章见面商谈合作的可能性。香港总督卜力认为，如果孙中山与李鸿章缔结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是最好不过的。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卜力的判断，但坚持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之时，英国殖民当局才准备撤销先前对孙中山五年不许入境的禁令。
为了争取卜力的支持，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七人联名致信卜力，历数清政府积弊及目前险恶形势，鉴于北方乱局，大局动摇的现状，孙中山等在这封信中提出“平治章程六则”：迁都、设中央及各省自治政府、公权利于天下、增添文武官俸、平其政刑、变科举为专门之学。他们要求英国殖民当局提供帮助，并请其转商友邦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昭新治。
卜力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大致同意信中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分析，他在回信中支持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共和国，建议将两广合并，举李鸿章为大统领，任命孙中山为李鸿章的顾问。
这个建议获得李鸿章的认可。但此时清政府一再电催李鸿章北上，所以待到要洽谈一些实质问题时，反而被李鸿章所拒，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为大清王朝效忠。
李鸿章的动摇使孙中山等人深感失望，港英当局也非常恼火，特别是刘学询眼看着精心策划的两广独立建国大业付之东流，便通过何启转告卜力，暗示他乘李鸿章途经香港时，强行扣留，逼他宣布两广独立。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时，英国殖民部大臣张伯伦于7月17日致电卜力，禁止他强行扣留李鸿章。
卜力无法采取强硬手段对待李鸿章，但他在与李鸿章的会面中依然提出，认为此时正是成立独立国的大好时机，建议由李鸿章出任大统领。
李鸿章认为，此事并非没有成功的希望，只是在形势尚不明朗前，他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北上。倘若光绪帝不幸驾崩，那么他赞成两广合并实行宪政，届时再实行卜力提出的独立建国计划也不算迟。
因此，对于港英当局任何方式的挽留，李鸿章都表示无法接受。卜力还建议李鸿章与正在香港海面的孙中山谈谈，李不仅婉言拒绝，还力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反对中国政府的基地。
李鸿章现在的兴奋点已转移到中央政府层面。他在考虑这场大乱之后清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也在猜测列强在动乱平息之后是否会改变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最直接的问题是：列强究竟希望由谁当皇帝。
对此，卜力表示：如果光绪帝对于在整个义和团骚乱期间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并不负有责任，那么英国政府对于光绪帝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并不会反对。
卜力的分析并不合乎李鸿章此时的需要，他的问题是：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害，列强或许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就可以进行合法干预，并立一个新皇帝。李鸿章直白地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个人推测或许会选择一个汉族人。他甚至明白暗示：如果列强希望他李鸿章承担这个责任，尽管已经年迈，但依然乐意接受。从这里，我们或许感受到李鸿章之所以放弃与孙中山合作的根本原因了。
其实，孙中山对与李鸿章合作始终都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李鸿章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官场阅历，但他毕竟没有主义没有信念，又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最重要的是，李鸿章年已老迈，看透功名事业。很显然，孙中山的分析有对有错，他高看了李鸿章的功名心，轻看了李鸿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被撩拨的帝王情结。
7月18日傍晚，孙中山得知李鸿章已决定先行进京，合作尝试落空。孙中山只好继续组织武装暴动，准备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
唐才常：从自立到他立
具有帝王思想的封疆大吏不止李鸿章一个，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帝王情结在1900年也曾被一再撩拨。
张之洞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臣，他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边。
然而，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己亥建储之后，特别是载漪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后，出台一系列愚蠢政策，弄得天怨人怒，危机四伏，不知道会将大清王朝引向何方。张之洞的责任心、道德感，迫使他在忠君和忠于国家之间做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相同的政治立场，竭尽全力维护长江流域的政治稳定，并时刻准备着北上“勤王”。
“勤王”是由己亥建储引发的，真正付诸实践并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号召天下的，还是流亡在海外的康、梁等所谓保皇党。
此时积极追随康有为的弟子有唐才常。唐才常为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1894年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所以又算是张之洞的门生弟子。他们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
1897年，唐才常积极介入湖南维新运动，与谭嗣同在浏阳创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参与创办时务学堂，负责编辑《湘学报》，创办《湘报》、南学会、群萌学会等，是湖南维新运动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谭嗣同因出任军机章京北上后，湖南维新运动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日趋萎缩。心灰意冷之余，唐才常也于1898年夏准备前往北京参与新政。康梁和谭嗣同在策划以武力解决冲突时，也曾经毕永年提醒准备召唤唐才常前来协助。
唐才常收到谭嗣同的电招后立即动身，不料行至武汉，康梁的行动计划不慎泄露，慈禧太后抢先动手，六君子血染北京街头，唐才常也被迫流亡海外。
在东京，唐才常拜会正在那里流亡的康有为，与康梁等共谋救国之策。1899年初，唐才常返回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抨击政治守旧分子，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同年夏，唐才常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秋，专程赴日本拜会孙中山，共商在湘鄂及长江流域起义计划以及孙中山与康梁系合作问题。
唐才常在会党中拥有重要地位，这是他敢于在湘鄂及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资本。通过与孙中山、康有为两派主要人物梁启超、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人沟通，唐才常决定以会党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夺取武汉为基地；委派林圭回国负责联络会党，组织起义军，康梁在海外筹款接济，唐才常负总责。
1899年冬，唐才常潜回上海，广泛联络各方人士，设立东文译社作为秘密机关。不久又发起成立正气会，以“忠君爱国、反清灭洋”为宗旨，并筹划武装勤王。1900年初，正气会更名为自立会，其武装定名为自立军，仿照会党建立山堂。数月间，仅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党、农民，乃至清军官兵加入自立会的，就有十余万人。
在这十余万人的基础上，林圭选择大约两万人组建自立军七军，奉唐才常为总统兼总粮台，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指挥机关，显然是以两湖为活动中心。
当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唐才常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在上海邀集各方名流和志士，集会在英租界张园，召开国会，宣布三项宗旨：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决定不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之权；光绪帝复辟。会议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定名为中国议会，设总会于上海，分会于武汉。企图在起义成功后，以中国议会作为新政权的基础，由此筹建新国家。唐才常还以中国议会的名义发布《对外宣言》《安民告示》等。
作为张之洞的学生，唐才常在武汉的活动并没有刻意瞒着张之洞。他还时常在张之洞面前以勤王大义侃侃而谈，并不断献殷勤，以便在关键时借重张的力量。
张之洞对唐才常等人在两湖地区的活动严密监视，并专门招募两千人，设置特殊的江河巡逻。所以，张之洞对唐才常的活动不说了如指掌，也大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对于驻扎在湖北的清军甚至他的弟子兵大量加入自立军的情况，张之洞也非常清楚。
更何况，唐才常等人所策划的自立军活动乃至起义，并不以损害张之洞的利益为前提，相反，即便起义成功，他们也是计划拥戴张之洞出面宣布独立。
张之洞本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准备。他此时派遣心腹幕僚钱恂与日本参谋本部官员宇都宫太郎进行联系，派其长子张权赴日本考察军事。他在形势并不明朗时，采取超然的中立态度，对自立军运动不闻不问，静观时局变化，然而再权衡利弊，选择方向。他甚至在想，如果不得已要与南方督抚们联合宣布成立一个独立国家时，唐才常的自立军未尝不是一支可以收编、利用的武装力量。
当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之际，唐才常等人认为时机成熟，准备于8月9日在汉口、汉阳以及皖、赣、湘等省同时起义。然而，康有为的海外筹款迟迟未到，起义一再延期，自立军内部亦出现分裂，形势日趋紧张。吴禄贞等未得延期的通知，如期于8月9日在安徽大通发动起义，势孤力单，很快被刘坤一镇压。
大通起义失败后，唐才常等人感到事情可能已经泄露。8月15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两宫西幸。清廷的政治危机无疑使唐才常认为又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在与林圭等人商议后，决定于21日发动起义，首先占领武汉，然后由河南出兵西指，劫持慈禧太后，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图。
然而就在唐才常等人决定起事的这一天，张之洞一反先前不干预的态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在英国领事签字同意后，于8月21日凌晨派兵包围设于汉口英租界和华界相接地段的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机关，以及另一秘密据点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首领三十多人逮捕，仓促审讯后，于次日处决。
两宫西逃，对唐才常等人来说，固然是发难的良机，只是他们不明白，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并不以摧毁中国政府为前提。相反，为了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他们更需要慈禧太后这样的政治强人出面领导政府。所以，两宫西幸，从表面上看是清政府的奇耻大辱，但在实质上却敲定了中国政治的未来基本走向，李鸿章从这里读出中国政治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意蕴，张之洞也敏感意识到未来中国的统治，还是非慈禧太后莫属。
中国政治前景的明朗化使先前的东南互保失去了意义，所以英国政府也就不会再容忍唐才常等人在租界内进行反政府活动。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唐才常等人策动的起义获得成功，武汉三镇所有目无法纪的暴民也会乘乱而起。更重要的是，不论是武汉三镇，还是两湖地区、长江流域，都是张之洞在勉力维持着秩序，这比起一个自命的，有着堂皇目标的，但其经验与能力令人怀疑的新政府来说，当然更可取。
张之洞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在水到渠成时将唐才常人逮捕归案，以他们的鲜血获取慈禧太后的重新信任，自立军的鲜活生命终于成为大清王朝重建统治的祭品。
张之洞：帝王意识一闪念
张之洞在庚子年间对唐才常的自立会等活动，先是纵容默许，静观其变，待形势明朗之际转手镇压，这只是他在这一年内心世界变化的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是与刘坤一、李鸿章、袁世凯等督抚共谋东南互保；第三条线索就是利用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准备借外力以独立，在长江流域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要说张之洞与日本人的关系，起源也是比较早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具有日本参谋本部背景的宇都宫太郎。
宇都宫太郎生于1861年，日本佐贺县人，毕业于陆军大学，后为日本参谋本部情报人员。1897年被派往中国长江流域，他鼓励张之洞发挥个人影响，反对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赢得了张之洞的好感，使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开始主张联合日本与英国，以抗衡德国和俄国。从此，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一个亲日派，大量中国学生开始前往日本留学，学习军事的尤其多。
1900年，宇都宫太郎已经回到日本参谋本部工作，他的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由于身处要津，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元帅会议，耳目灵通，有机会获悉日本政府许多重要机密信息，所以张之洞对他特别看重，派有心腹幕僚钱恂在日本与宇都宫太郎进行联系，以便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听取日本方面的意见。这当然是中国政治的进步，地方督抚开始有了世界眼光，能够从世界大势中判断自己应取的立场。从消极意义上说，地方督抚与外国政府直接联系，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弱化。
义和团在北方持续发展，清政府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是载漪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后，中国政府与外国公使的联系受到极大影响。6月下旬，载漪出于维持大阿哥政治地位这样的私利，不惜伪造所谓“归政照会”，激怒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中国的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南方督抚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主持下，与列强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尽量维持地方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当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所以东南督抚在维持大局的同时，也在各自为未来盘算。正是在这个时候，张之洞有了借外力以独立的腹案。
6月27日夜半时分，钱恂紧急求见宇都宫太郎，说张之洞最近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新政府。很显然，钱恂这里所说的新政府，肯定不是张之洞与刘坤一正在进行的东南互保，而是带有独立政权性质的新国家，类似于香港总督卜力等人构想的南方政权。钱恂显然是希望能够获得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方的支持。
几天后，钱恂又找到宇都宫太郎，表示当务之急是充实张之洞所属的兵力，希望日本军方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比如五千挺步枪，以及一些军事教官之类。
张之洞的长子张权也于1900年春夏之交率领一个湖北系部队军官考察团来到日本，目的是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加强与日本军方的联系。这个考察团中有张之洞的部将总兵吴元恺与游击张彪、纪堪荣，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只是他此时的名字叫黄轸。
7月2日，宇都宫太郎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举行招待会，招待张权及其在日本留学的长子，也就是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学生监督钱恂，以及尚未回国的十七名考察团成员。
9月4日，大局已定，尘埃落下，清政府还是清政府，慈禧太后还是慈禧太后，张之洞借外力以独立的想法已经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张权和他率领的军事考察团悄然回国，一切都像不曾发生过那样。[2]
注释：
[1]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1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