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混乱的1900年有多少小算盘，但他们更多地还是出于对大局稳定的考虑，不希望北方的战火烧到南方。试想，如果南方督抚真的响应载漪的号召，率师勤王，大开杀戒，那不仅是无数生灵涂炭的问题，而且必然引起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全面冲突。
太原惨案：诱杀在巡抚衙门
山西素为欧美传教士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早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进入山西传教以及做慈善事业；明朝末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太原。至清末，太原地区已有六十多座教堂，这些教会组织还在那里创办不少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等。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传教士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为当地民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专门成立有教案局，负责处理教会有关事务，所以山西地区的民教关系素来比较融洽。即便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山西境内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除了中国地方政府处理得当外，也与传教士的教养、工作态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山西的传教士，与其母国政府有很多的联系，他们热衷于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并恪守替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信仰，对中国教民的约束也比较严格。他们在赈灾、慈善、教育等方面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冲突。
欧美公使反对将毓贤任命到山西，是为了保护传教士的安全；而清政府执意要将毓贤任命到山西，或许就是要让他到那里煽风点火，启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应该承认，毓贤对列强和义和团的认识虽然愚昧，然而，毓贤也算得上表里如一的人物。他是李秉衡的亲信，也是一个坚定的排外主义者。毓贤接替李秉衡出任山西巡抚，其政策也是支持义和团反抗列强，是当时有名的强硬派骨干，是典型的“鹰派人物”。
当义和团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后，毓贤觉得甚合己意，于是赐名“义和团”。说起来，我们今天将“义和团”作为褒义词使用，将“义和团”作为统治者对义和团的诬称，实际上是在延续毓贤的说法。
当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毓贤所代表的强硬派在朝野内外也有相当的市场，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历史主义。被免职的毓贤在京城不仅没有灰溜溜的感觉，反而像英雄凯旋一般受到朝廷的礼遇厚待，慈禧太后公开接见并赐字。
列强对清政府的态度不能说不知道，不过如何安置毓贤实在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不便过于干涉。美国公使康格希望清政府以大局为重，不要将毓贤放到那些有可能触及中外关系的敏感位置上。
因此，毓贤任职本身就带有示威的意思。当他1900年3月前往太原任职时，随扈亲兵十几人差不多都是义和团中的人物，而毓贤也自称为“义和团统领”。
强烈的复仇意识和极端仇外的心理，使毓贤对传教士一再请求保护的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公开声称杀洋灭教，招募大量义和团民众成团，命手下制造钢刀数百把，分发给义和团拳童，勉励他们练习拳脚，多杀洋人。
6月26日，在毓贤的默许和支持下，大批义和团民众进入太原，公开在衙门前设坛练拳。27日，毓贤以山西巡抚身份在衙门接见义和团首领，款若上宾，鼓励他们与列强为敌，将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三晋大地迅猛爆发，蓬勃发展，很快绵延至全省。省府太原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
当省城某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中逃出，哭号于众人面前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银两，救活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条性命吗？”最后还是被杀。有一位英国妇女携带婴儿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请饶了我母子性命吧。”话没说完，就被那些义和团民众推入火中，这个英国女医生奋身逃出，仍被推入，与其子一同被活活烧死。
毓贤面对此情此景，不是组织力量去保护，当部属请示派员前往施救时，竟然严令驳回。这不是一般的失职，而是有悖人类道德的底线。更令人发指的是，毓贤反而孩童似的跑到高处隔岸观火，兴奋处甚至拈着胡须念叨“天意啊天意”，其心理之阴暗简直到了一种变态程度。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后，发布诛杀各地洋人的密令，南方诸省督抚大都以“伪诏”为由拒绝，有的省如陕西甚至刻意派兵护送洋人到安全地方避难。在全国数十省份督抚中，大概只有毓贤坚决执行了这个命令。
这实在是愚昧之至，他自己也很清楚后果。他在决定这样做的时候，身穿朝服郑重拜别自己八十多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家庭。
而且更恶劣的是，如果不是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假意邀请在太原的新教及天主教传教士前往巡抚衙门避难，也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流血惨案。
当这些传教士及其眷属抵达巡抚衙门时，衙门武装人员突然将他们囚禁起来。6月28日，毓贤发布诛杀洋人的告示。第二天又发布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叛教，肆意羞辱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教女。毓贤声称，如果不接受他的命令，那么他们的生命财产便不可能获得保护。随后，毓贤把法国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驱赶到桑棉局，强迫这些人背教。教女不从，毓贤就下令斩杀为首二人，以盆装血，令诸教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喝完。毓贤大怒，下令将这十六人吊死，再次强迫其他人背教，那些教女还是不从，且求死益坚。在此前后，山西因为不肯背教而被杀的有数千人。
山西全省传教士7月5日被集中关押在太原太平仓铁路工局一室之中。几天后，又将这些人悉数驱入巡抚衙门关押，肆意羞辱，迫使他们叛教。
7月9日，毓贤看到这样并不能使传教士屈服，于是将他们集中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围观中，毓贤向这些被围困的传教士发表讲话，强烈谴责欧洲传教士过去若干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对中国儿童犯下的罪行。
毓贤的讲话遭到传教士的反对，恼羞成怒的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顺便说一句，艾士杰和同样遇难的副主教富格辣，都在山西传教数十年，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已丧失人性的毓贤下令大开杀戒，当场将五人斩首，这五个人均为天主教教士，其中有两人为主教。其他的人被带至接见厅的庭院里，在那里被斩首。由于这些传教士都穿着中国衣服，士兵们无法识别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于是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被杀死。所有的人都死得很勇敢，激起了中国士兵们的赞叹。有些士兵为了要看看欧洲人的心脏，暗中把几个被害人的胸膛剖开了。尸体被扔到城外，被野狗吃掉，极其残酷。后来，幸存的教徒偷偷设法掩埋了一些尸体。相传中国方面有大约五百名士兵参与了这次谋杀。
毓贤的残忍在山西开了危险的先例，山西中部灵石县城，义和团奉毓贤之命散发传单、设坛拜神、杀戮教民。7月14日，有两名太原府的基督教徒因为拒绝背教而被杀死。孤儿院的妇女和儿童没有被杀，以便给予他们时间消除所受基督教的毒害。山西南部的欧洲人已经受到迫害。7月31日，在陕西汾州府东面大约五十英里的大口，有六名美国人被杀。8月15日，有三名男子、四名妇女和三名儿童在卫队的护送下离开汾州府，然而在他们走出大约十英里远的地方，便被枪杀。
山西全省弥漫着空前的恐怖气氛，前后共杀死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一万多人，其中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12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34名，包括幼童11名。山西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另外，焚毀教堂、医院225所，民房两万余间。山西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并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
在山西境内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件，当然都是毓贤的责任。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告诉英国政府：“山西巡抚毓贤是一个具有激烈排外情绪的官员。这么多传教士在山西被杀的责任，应由他承担。我们不能够期望得到他的帮助，如果没有外援，便没有机会找回那些失踪的传教士。”[1]后来由于陕西巡抚的合作，才在山西境内成功地营救了一批传教士。
毓贤的暴行激起了列强的强烈抗议，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列强无力前往太原解救那些传教士。不过，当京津地区形势稍微稳定后，特别是当瓦德西来华就任联军统帅后，各国立即开始了对毓贤及其他一些敌视外国传教士的清政府官员的追究。特别是当慈禧太后一行逃离北京后的首选目标恰恰又是毓贤所在的太原府，这样联军方面在稳定了后方基地及援助线的同时有意识地扩大了战争。
保定总督府的恐怖疑云
保定地处京津石三角腹地，市中心北距北京，东距天津等距离，都是一百四十公里，西南距石家庄一百二十公里，是北京的南大门，也是重要的门户或屏障，从来都是京畿重地，元朝设郡，明朝建府，清朝为直隶总督署。至于保定之名，也就是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意思。由此可见保定在拱卫京师中的作用。
在清代，直隶总督的权力很大，一般为正二品高官，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统辖直隶全省一切事务，代表中央政府管理一方，向中央负责。由于直隶地处京畿，天子脚下，稍有动静，便危及京师安全，所以清代的直隶总督一定是朝廷最为信任最为倚重的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
保定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为列国传教士工作的重点地区。据相关文献记载，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61年就来到保定传教，1877年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并逐步在保定、清苑、定州等建教堂，办学校。1863年，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来到保定传教。经过长期努力，1885年开始在保定北关建教堂，1893年开始在保定设立长老会分会，并在保定、顺平、易县、徐水、涞源等县建教堂、医院、学校等，还先后成立了五个布道团。
英国圣公会也在直隶地区有很大发展。1890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孟鹤龄来到保定传教，逐步设立五个支堂，并建有中华圣公会医院等。1891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戴德生、贾玉华也来到保定传教，并在北关设堂，后迁至南关。总而言之，各国传教士在保定传教都比较积极。
保定的传教士与山西的不同，他们多有一定的政治企图。有的传教士总是以母国利益作为考量一切事务的依据，导致这个地区的民教冲突素来比较严重。根据《清苑县志》的记载，“入教莠民，依恃凌人，民教积不相能，乃至拳教相哄”，教案不断。1898年保定教案发生后，在保定城里出现一副对联：
驱清民，入洋教，乔迁入谷，亿万百姓共伤心；
夺我地，修彼堂，不吊反贺，七十二官皆叩首。
这反映出保定民众对清政府不思保民而一味媚外相当不满。保定民教冲突在1899年达到高峰。那一年，保定地区极其干旱，而各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农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民众情绪犹如一堆干柴，而有些教民凭借教会背景危害乡里，民众自然将怒火指向教民及其背后的教会。1899年底及稍后在保定一带流行的一首民谣：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杀掉洋鬼头，猛雨往下流。
这表明保定的民教冲突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又加上原先在山东一带活动的义和团民众被袁世凯驱赶至直隶地区，无疑加剧了保定地区的混乱，原先就在民间社会活跃的秘密结社如义和团、大刀会逐步开始在保定地区扩展势力。
1900年上半年，保定地区一些传染病流行，造成空前的社会恐慌。凡此，都对民间秘密结社的扩展起到了促动作用。义和团、大刀会由铁路东扩至铁路以西地区，并逐步进入保定城，在城内文昌宫设置总拳场，又于五仙祠建立分场。
清政府数次派兵前往弹压。3月，义和团在涞水起义。4月14日，义和团同清军进行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武装冲突。5月22日，义和团民众在石亭村与清军交战时将清军统领杨福同杀死。6月4日、6日，清廷命协办大学士刚毅、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分别前往涿州察看义和团虚实。赵舒翘通过考察认为义和团并不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可靠，然而由于刚毅力主借力义和团对付外人，再加上赵舒翘通过对慈禧太后心思的琢磨，为恃禄保位，便迎合了刚毅的意思，回京复命昌言义和团忠勇，值得信赖。
清廷摇摆不定的立场对保定地方官影响甚大。先前在保定对义和团保持镇压态势的清军副将邢长春手段残忍，多少遏制了义和团的发展。稍后他奉调赴津作战，保定义和团迅即传牌至津保间各县团场，谓有“二毛子”两千由保至津，鼓动沿途义和团袭击邢部。
邢部赴津作战后，力主镇压义和团的直隶布政使廷杰孤立无援，旋被解职，以按察使廷雍代之。
廷雍生于1853年，此时47岁，为满洲正红旗宗室出身，擅画山水，书工北魏，为晚清有名书画家。以文人从政，官至直隶布政使，护理总督。当义和团初起，廷雍就主张利用、招抚义和团，与力主镇压的廷杰大相径庭。而此时清廷的态度也是一再改变，廷杰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指责，而直隶总督裕禄的态度模棱两可，令人无所适从，于是廷杰成为替罪羊，遭到解职处分，而力主招抚的廷雍火线蹿升，任直隶布政使，成为省级大员。8月5日，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杨村战败自杀，廷雍又被委任为“护理直隶总督”。
廷雍的本意是希望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去反对外国人，甚至以钱米助团攻打教堂，导致原本一度消沉的保定义和团运动再度活跃，保定义和团民众纷纷立厂，不数日增至十余团。
6月2日，义和团民众开始在保定城内抓捕洋人、教民，将南大街基督教堂之孟继贤捕获。6月4、5日，义和团纵火焚毁保定南关基督教公理会、内地会和北关长老会教堂。北关长老会美人死亡八人，南关公理会和内地会英、美籍传教士及家属死亡九人，中国教徒死亡百余人。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没有一个逃脱。保定城里出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以地痞流氓无赖为主体的所谓义和团民众肆意滥杀无辜，偌大的保定成了一个巨大的屠杀场。直隶全省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几乎被焚烧干净，许多传教士被残忍杀死。在保定的新教传教士全部被杀，包括北关教堂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南关教堂的毕得经牧师等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以及在保定的英国内地会传教士，特别是传教士那些年幼的子女，有二十多人被杀死，中国教徒被杀一百多人。
保定的大屠杀主要集中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地点在保定南城外凤凰台。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下令的有组织的屠杀，直隶布政使廷雍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张协戎督兵镇压教民。后来，联军执意远征保定府，就是为了报凤凰台疯狂杀戮之仇。
有廷雍这样的地方大员支持纵容，直隶的排外思潮日甚。铁路员工曾与外国人共事，被称为“二毛子”，列为被杀对象。为自保，铁路员工在保定西关永宁寺设立拳铺，在他们的保护下，定兴至定县段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正常运行。保定城内天主教堂亦由巡防营务处改为团练公所，四所城门改由义和团把守，保定城关的不少庙宇和公产为团铺使用，各寺庙多为拳厂，保定成为义和团闹事最凶的地方。
阴霾笼罩牛庄
受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东北地区也很早就有了动荡的感觉，最先是从牛庄一带开始的。
牛庄位于辽宁省南部，隶属海城，始建于明初，是东北地区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因而素有辽南重镇之誉。
根据1858年6月签订的《天津条约》，牛庄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通商口岸。1861年4月3日正式开埠，英国最先在这里设立领事馆，牛庄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义和团运动最初并没有影响到牛庄。只是在山东巡抚袁世凯采取强力镇压措施，特别是大沽炮台和天津相继失陷后，联军在津京一带逐步控制了局势，义和团活动受到很大局限，许多义和团民众便自发或有组织地向牛庄一带转移，牛庄渐渐成为义和团与外国人最易发生冲突的地方。
1900年2月，在营口附近出现了义和团，随之也在牛庄出现了。最初由牛庄人齐凤仙为首练习拳法，自称“武穆岳元帅”，爱热闹的中国民众不明所以，纷纷参加，先后组织有“神拳营”、“红灯照”等，一时间发展至三四百人，男练神拳，青年女性练红灯，中年女性练蓝灯，老年女性练黑灯，寡妇练青灯，当然红灯最多，足见还是以青年人为主。他们头扎红布，腰系黄带，设坛练功，除自卫身家外，也以灭洋人，灭洋教作为目标。只是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除此之外，也有推翻清朝的意思，当地一首民谣就说：
红灯照，红灯照，杀了毛子灭清朝。
牛庄的义和团民众经常在小老爷庙和东关戏楼设坛练功，有时也举行示威，激励人心。牛庄的十几家铁匠铺为他们打制了一些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叮当之声，终日不绝。牛庄地方政府几次诱骗义和团民众，甚至派兵镇压，义和团英勇抵抗，大获全胜，迫使地方政府准许其制造武器，设坛练功。
6月30日，设在盛京沈阳的新教教会被义和团毁坏。7月2日，设在沈阳的法国教会也受到攻击并被焚毁，主教及其下属人员均被杀死。沈阳许多传教士及其属员先后来到牛庄寻求庇护。
与此同时，俄国铁路雇员和铁路卫队在牛庄附近的铁路沿线有好几处地方受到了义和团的攻击，他们只好逐步撤退到在牛庄以东大约15英里，位于自旅顺口往北的铁路干线上一个名叫大石桥的地方。自大石桥有一条支线通往牛庄，终点在牛庄城以北三英里的河岸。俄国人通过铁路和海上自旅顺口调集部队增援大石桥，当时并不担心义和团对牛庄的进攻。
这些外国人的到来，使牛庄一时间民教冲突急速加剧，特别是沈阳教堂被焚毁等消息不断刺激，使牛庄的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7月6日，牛庄义和团民众两百余人在“武穆岳元帅”齐凤仙带领下，将法国传教士大司铎拉至城南郊当众活活砍死，并将法国教堂付之一炬。同时，还焚烧了北关教民的一些房屋。义和团民众手持器械四处扑杀教徒，吓得他们纷纷逃走，有的赶紧在家里贴上灶王爷或黄纸符咒，以表示或证明自己并不是洋教信徒，以免无端被杀。
稍后，牛庄义和团民众还将那些被誉为“鬼子坟”的传教士坟墓挖开，肆意凌辱，吓得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也赶快出来拜见武穆岳元帅，希冀义和团能够手下留情。当时，牛庄还有一句民谣说：
天主堂，修得高，六月初十被火烧，洋鬼子被打跑，二鬼子气焰消。
恐怖的阴霾终日笼罩在牛庄上空。
此后不久，一号称杨宗保杨元帅的张某率领百余人前往牛庄，与齐凤仙的队伍会合，两支队伍最盛时有两千多人，共推齐凤仙为帅，在娘娘庙设坛，威震四方。他们将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海城一带，拆铁路，毁桥梁，火烧海城火车站等。
中东铁路和海城火车站属于俄国人的财产，自6月16日以来，俄军的“奥特娃尼”号军舰便停泊在牛庄海滨大道旁，密切关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随着形势的恶化，俄国海军“格里米亚斯基”号军舰于7月13日前来牛庄，停泊在火车站附近。至此，在牛庄的外国人中的妇女、儿童已基本上被送走，剩下的外国男子同俄国水手以及两艘日本小炮艇水手共同防守着牛庄的外国人居留地。
15日，俄国军队以攻为守，出兵海城。然而义和团民众在清军掩护下，与俄国军队对峙，俄军不敌，义和团民众乘胜追击至大石桥。稍后，俄国军队增兵反扑，义和团民众伤亡惨重。
就总体而言，牛庄是开放比较早的口岸，民众对外国人还算友好，力主排外在牛庄还是比较少的一部分人，只是他们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能量太大。
牛庄的中国道台对外国人的态度是真诚友好的，他忠于职责，努力维护秩序，甚至不顾上司要他采取排外措施的训令。道台能够指挥的军队名义上有一千人，这是牛庄秩序稳定的主要力量。
道台的好意并不被外国人所理解。7月26日晨，驻扎在牛庄火车站的俄军指挥官米申柯夫派遣四五百名士兵乘火车出发，准备进攻中国道台的防卫部队以及他们在牛庄土城墙上的防御工事。
俄国人的挑衅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愤怒，双方在土城墙上迅速交火。这在中国人中间造成了惊慌，并使道台对继续维持秩序感到绝望。俄国驻牛庄领事否认他对这个军事行动事前有任何了解，并且向各国驻牛庄领事建议，应该要求俄国军事指挥官留在牛庄帮助防守外国居留地，以免遭到义和团的攻击。各国领事同意这项动议，于是在牛庄又增加了一支俄国人的武装部队。
7月28日，俄国驻牛庄领事听到传言说，有一名俄国俘虏被关在牛庄城里。俄国领事致信牛庄道台，要求立即释放，否则牛庄将受到俄国军队的报复。这个俄国俘虏根本不存在，牛庄中国当局当然无从释放。这个传言稍后被证明是假的，但俄国领事的威胁在牛庄引起了极大恐慌。
恐慌气氛下自然容易滋生一些误解。8月4日晨，一大群中国人企图越过河岸上的工事，对牛庄外国人居留地发动攻击，俄国军队奋起反击，双方断断续续开火，随后大批俄军纷纷赶来增援，中国军队被轻易击退。道台及其僚属被迫逃走，大批中国人则躲藏在很远的土城墙后面，其中有些是义和团民众，有些则是中国士兵。
下午三时许，停泊在牛庄港口的军舰开始炮轰牛庄城，持续至晚上七时许。中国士兵和义和团民众在俄军炮火的压迫下毫无反抗之力，不得不弃城逃走。当晚，俄国军方向中国守城部队发布通牒，表示只要交出牛庄城并放下武器，便停止进一步攻击。中国守军立即委派城内几个行会的头面人物出城与俄军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俄国国旗在牛庄海关上空冉冉升起，标志着俄国人占领了牛庄。牛庄已不再是多国使用的通商口岸，而成为俄国独占区域之一。
俄国人的小动作当天晚上即被英国方面获悉，代理海关税务司包罗立即提出抗议，强调牛庄海关财产是用英国臣民赫德爵士的姓名登记的。各缔约国领事也纷纷致函俄国领事，要求说明在牛庄海关升起俄国国旗的理由。
俄国驻远东海陆军总司令阿列克塞耶夫第二天自旅顺口专程来到牛庄，立即任命俄国领事敖康福为牛庄的民政长官，以便尽早恢复牛庄社会秩序和中外贸易。阿列克塞耶夫还专门致信各国领事进行解释。各缔约国领事也向他提交了一份同文照会，表示他们正在向政府报告。
俄国对牛庄的独占影响了列强的利益，英国对此更为关切。英国在华最高军事指挥官西摩将军立即派遣“矮人”号炮舰前往，以维护英国人在牛庄的利益。另外，还联合其他缔约国促使俄国尽快将政权移交给中国政府任命的道台，因为这位道台在过去很好地维护了牛庄的秩序，对欧洲侨民提供了适当保护。
俄国人可以保护其他各国在牛庄的利益不受损害，但他们无意将牛庄的管理权立即交还给中国地方当局。当英国驻俄大使奉命向俄国政府查询俄军何时撤出牛庄时，俄国政府说他们的行动只是临时的，并保证一定会注意到各缔约国的条约权利和特权。
天津失陷
太原、保定、牛庄等地的情况确实严重，但在当时背景下，真正使列强感到忧心的还是北京和天津。
天津的局势自6月中旬以后已经严重恶化。义和团充斥天津的所有街巷，他们大都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持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商铺，得知义和团经过，皆执香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称师傅。亦有执香者，途遇中国地方政府道府县官员，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等官府中人，皆不敢像过去那样穿戴官服，耀武扬威。甚至有的义和团民众招摇过市，大胆列队从总督府门前经过，竟然也无人过问。在清政府招抚政策鼓励下，义和团在天津受到特别关照。
6月14日晚间，天津西门内、镇署前及仓门口三所教堂被“三义庙”义和团总团率众付之一炬；15日晚，城外及三岔河各教堂也是如此。天津租界一带连日来枪炮之声通宵达旦，不绝于耳。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们惊恐万状。同一天晚间一点多钟，义和团强行进入官电报局，捣毁一空，马家口一带的电线杆被全部砍断。南线不通，天津电报局一时间积压电报三百余份发不出去。当此时，租界由外国士兵把守，不许出入，所有店铺均已罢市，乱哄哄的义和团民众满街满巷。16日晨，天津海关道署被义和团砸毀，分府署、县署亦被不同程度地破坏，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凭义和团民众甚至那些地痞流氓无赖乞丐等随意抢取，洋枪弹药，搬运一空。尤有甚者，天津县关押的所有刑事犯罪分子，也被义和团民众一哄而上，当场释放。整个天津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被完全破坏。
鉴于此，各国驻天津军事当局觉得有必要自己动手平息骚乱。17日清晨，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消息传到天津，驻天津各国领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形势将会急剧恶化。领事们决定立即调动军队控制通往租界的主要道路，俄国军队抢先占领了老龙头火车站，无数教民被驱赶到沿河一带抢修工事，巡逻的联军在租界内加紧清查所谓的“奸细”，并迅速准备进攻紧对着紫竹林租界的武备学堂。他们担心，当大沽炮台被占领的消息被武备学堂学员获知后，势必会对紫竹林租界形成极大的威胁。而且他们早已获知，中国军队在武备学堂存放有很多有用的弹药。
17日下午二时许，各国驻天津领事派出由英、德、意、奥等国组成的175人的队伍攻击天津武备学堂。守卫学堂的学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双方甚至展开了肉搏战。联军难以攻占学堂，便放火焚毀了校舍，毁坏了大炮，杀死了几乎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放火引起库存军火的爆炸，尚留在学堂的九十多名学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武备学堂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引起了驻天津清军的注意，他们立即赶到武备学堂援助。但只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和熊熊燃烧的大火，已看不到联军的影子。
愤怒的清军官兵难以自制，他们于下午三时将复仇的炮弹射向紫竹林各国租界。这虽然不合乎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但实在是诸国领事罪有应得。他们自5月底以来不断挑衅，西摩联军以及攻打武备学堂的军队都是从紫竹林租界出发，因此清军炮击租界便有了合乎情理的理由。
清军的炮声引起租界内各国领事的极大震动。他们意识到，这些大炮声一定来自清军。虽说各国领事对清军越来越同情义和团已有所觉察，也对天津驻军有所防备，但没想到中国天津驻军会这样迅速、决绝地与各国领事决裂。
俄国军队迅速架起四门野战炮向清军猛轰。双方的炮击声立即招来无数被激怒的义和团民众，他们义不容辞地加入战斗。清军与义和团第一次冠冕堂皇地并肩作战，这是义和团运动史上一个重大转折。
在义和团民众激励下，直隶总督裕禄按照朝廷嘱咐，以政府名义公开招抚义和团，配合清军共同行动。
不久，裕禄下令驻天津清军分路堵截租界内联军的出击，进而一鼓作气拿下紫竹林租界，然后分兵东下一举收复大沽，报仇雪耻。裕禄的态度对义和团和清军都是极大的激励。清军和义和团民众越战越勇，他们彻底封锁住租界内各国联军，也彻底切断了他们与西摩联军、各国驻北京公使、各国驻大沽、塘沽等地联军的一切联系。
裕禄本来准备速战速决，一举攻下紫竹林租界。然而经过连续几天不计牺牲的奋战，也只不过焚毁了法国租界的一些洋房。这点“胜利”被裕禄严重夸大，他不断向朝廷渲染，对朝廷中的主战派起到了极大刺激作用，促使已准备向列强宣战的慈禧太后更加亢奋。当慈禧太后于6月20日看到裕禄的“胜利”报告后，第二天就发布宣战上谕，并传旨嘉奖在紫竹林助战的义和团。慈禧太后还根据裕禄招抚义和团的经验通报各省督抚，命令各省督抚尽快将分散的义和团民众组织起来。
紫竹林租界久攻不下，外国军队凭借优势火力相持着，他们期待援军的到来。6月20日傍晚，租界内的外国军队委派一名英国军官将租界被围困的消息送到大沽，只是驻守大沽的联军人数太少，一时间也派不出援军。
天津危机引起联军各国将领严重不安。6月22日，美国人和俄国人等均企图派兵救援天津租界，但遭到义和团民众和清军的联合阻击。联军不仅无法有效突破防线，反而损失惨重，一日夜死伤总数达224人。坐阻终夜，于次日晨始抵达紫竹林租界。面对这种困境，各国军队开始有意识向大沽口一带集结，以便寻找合适机会向紫竹林租界增援。
6月23日黎明，从大沽口赶来的各路援军数千人向天津东郊军事重镇军粮城一带集结，然后冲破清军和义和团把守的重重防线，沿着海河和铁道间的一条大路直扑天津。在东局子一带，援军受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援军在俄国军队掩护下，绕过清军和义和团在东局子一带部署的防御阵地，于当晚八时许抵达紫竹林租界。
援军的到来使租界内的联军人数高达万人，其中俄国军队六千人。各国军队重新部署，派一部分人员救援正在进京途中苦斗的西摩联军，其余的军队则坚守租界，并不断乘机组织反击。
为了尽快遏制住租界内的联军，裕禄对天津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韩以礼、王德成等待之以礼，共商战事，为他们提供军械，鼓励他们冲锋在前，为国效力。
天津的战事得到朝廷的支持，清政府在宣战后确曾将攻占紫竹林租界并聚歼联军，视为收复大沽和保住天津、北京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天津战事开始后，清政府一方面命令裕禄招集义和团共同御敌，另一方面命令董福祥、袁世凯派兵前往天津助战。
然而天津战事久拖不下，引起清廷权力中枢和地方大员的严重不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袁世凯、盛宣怀等人都担心这样拖下去，极易生变，对中国不利。6月24日，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东南督抚联名致电各国外交部，把北方和天津的战事说成是“乱兵团民”违旨滋事，声称清政府绝无失和于各国之意，各省督抚并没有执行与各国开战的谕旨，因此他们请求各国政府迅速致电各该国驻天津领事和指挥官，力劝他们“按兵停战”。李鸿章等人还强调，如果北方战争不能停止，南方地区必将受到牵制，势必影响各国在华商业利益，因此请各国政府劝说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军事指挥官息兵停战，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各国政府收到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电文已是6月26日，这时紫竹林租界的危险期已基本过去。各国政府虽对李鸿章等人的提议极为重视，但并不愿意立即停战，而是继续调兵遣将，并命令驻天津联军坚守紫竹林租界，寻找机会反守为攻，力争一举攻占天津城。
6月26日下午，西摩联军被营救回紫竹林租界，租界内的联军达一万二千余人。各国司令官连夜组织兵力准备反攻，并决定设法拿下对紫竹林租界威胁最大的东局子。
27日清晨，二千余名俄国军队首先冲出紫竹林租界，从西面向东局子发起进攻。清军守军武卫前军营潘金山部奋起反抗，俄国军队的猛攻并没有得逞。稍后，英、美、德、日军近千人前往增援，对东局子疯狂轰炸，守军英勇抵抗。十一时，东局子一弹药库为炮火击中爆炸，联军乘势猛攻。天津城内义和团民众数千人闻讯前往声援，为左翼联军所阻，右翼之俄军乃于下午一时许攻入东局子，防守之清军三百余人和东局子两千多名职工均壮烈牺牲，东局子遂被联军占领。
愤怒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当即给龟缩在租界中的联军下了一道战书，宣称义和团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无奈天津人烟稠密，义和团不忍心百姓受此涂炭，故行动受到相当大的约束。他向联军挑战称：你们自恃兵强马壮，如果真的能够打败中国人，就请接受我的战书，咱们约定时间到东郊旷野单挑。你们何必这样缩头引颈躲在租界里为苟全之计。
联军指挥官当然不会愚蠢到东郊旷野与义和团拳师单挑，他们考虑的是怎样有效控制住天津局面，稳定后方，进而出兵北京，解救公使。6月29日，天津领事团举行会议，鉴于形势继续恶化，决定将天津局势移交军方负责。换言之，未来天津局势的任何改变，列强已不寄希望于外交途径，更不寄希望于中国政府，而打算以列强的军事力量自行解决。同一天，西摩将军主持召开各国指挥官会议，分析目前形势以及联军占领天津和进军北京的各种可能。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俄国军队大约4000人占领着天津河道的左岸，右岸的租界由其他国家的大约2500名官兵占领，其中包括海军分遣部队在内。他们盼望着大约3500名军队到达，这支军队不包括英军和俄军，主要是由日军组成的。由于缺乏运输工具，联军目前不可能将所有军队开往北京。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对租界发动进攻，英军杜瓦德旅长指出，如果允许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入城，法国租界将难以守住，而且英、美、意、日等国部队的处境极为不利。他建议，应该完全占领天津城外一切可以用来防守的阵地。
除俄国、德国的军官持反对意见外，其他国家的将领均同意杜瓦德的建议。俄国、德国的军官认为，联军部队的力量不足以占领天津城外的一切有用阵地，他们宁愿在目前的阵地上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由于俄国、德国的反对，杜瓦德的建议无法执行，因为当时在天津的各国部队可用于战斗的总数不足一万人，没有俄国军队的帮助是不行的。鉴于这种僵局，西摩宣布休会，等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兼舰队司令阿列克塞耶夫和日本的福岛将军到达后再考虑怎样改善法国和英国租界的防御阵地。
联军占领东局子后，一方面全力支援俄国军队所控制的老龙头车站，另一方面密谋占领整个天津。
老龙头火车站与紫竹林租界隔河相望，是天津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东局子战役一结束，联军就与清军、义和团争夺铁路控制权，老龙头火车站落入联军之手。7月1日，浙江提督马玉昆率武卫左军七个营进驻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翌日，清军从陈家沟、十字街、贾家大桥等分路进攻，试图夺回老龙头火车站。义和团首领曹福田闻讯率众赶来配合，固守在车站的联军数千人轮番出击迎战，战斗极端惨烈。7月3日傍晚，清军和义和团联合发起攻击，一度夺回车站，迫使俄国军队退回租界。
清军和义和团夺回老龙头车站后，战局对清军极为有利，驻天津联军基本上困守在紫竹林租界内。然而恰当此时，清政府受李鸿章等东南督抚的影响，已不思再战，而是利用时机向列强乞和。6月29日，清廷令各驻外使臣向驻在国政府详细“切实声明”清政府“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之苦衷，请求各国“所深谅”，并发誓对义和团“此种乱民”，将“相机自行惩办”，对于各国驻华使馆，清政府表示将“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2]。
稍后，清政府正式向俄、日、英三国发出求和国书，不惜承认中国政府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请求各国与清政府排难解纷，共谋良策，恢复华北地区的秩序。又过了几天，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向列强求和。因此，天津形势急转直下。
在清政府求和的过程中，清军与义和团依然团团包围着紫竹林租界，使联军在租界内犹如困兽，只有不断被动挨打，而无法有效主动出击。面对如此困境，租界内的联军指挥官于7月8日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向租界四面发起进攻。
7月9日凌晨四时半，一队日军骑兵千余人首先冲出租界，直扑位于天津城西南郊15公里左右的纪家庄，企图从背后袭击驻守在八里台的清军聂士成部，以期打开从南路通往天津城的通道。日军的行动很快被守卫在那里的义和团韩以礼部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后因俄军500人、英军千余人赶来增援，义和团不敌，只得撤退。联军迅速占领纪家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上千名义和团民众就这样惨死在联军手中，整个纪家庄也迅即变成一片焦土。
与此同时，六千余英国官兵也冲出紫竹林租界，与俄军联手向跑马场、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士成部发起进攻。聂军不敌，遂退至八里台附近。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看着实在不忍心，就劝聂士成退后稍息，聂士成根本不停劝说，已经杀红了眼，奋不可遏，仍复恃刀督战，又被联军的子弹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联军随即攻占西局子（天津制造局），放火焚烧，将西局子变成一片火海。联军于午后撤回紫竹林租界。是役，清军阵亡350人，义和团民众大约有500人牺牲。
这次出击给清军和义和团带来极大的伤亡，租界西面的炮兵阵地及小营门、跑马台、八里台等重要战略据点亦失守。
7月10日，租界内的英军用炮火猛轰天津城东南角、东北角等处的中国炮台及战略要地，为联军攻占天津城扫清道路。是日晚，联军指挥官会议讨论向天津城发动总攻击的时间和作战方案。
11日凌晨三时许，清军在义和团民众的配合下乘黑夜前进，迅速攻入被联军占领的老龙头火车站，并在车厢里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印度兵从车厢两侧向车内猛烈扫射，义和团民众不惧炮火，在车厢内、车厢顶与联军士兵拼刺刀，有效消耗了联军有生力量。此次战斗坚持了数小时，给联军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7月12晚，各国司令官会议决定翌日兵分东、南两路攻打天津城，彻底解决天津城问题。
7月13日凌晨四时半，联军兵分东、南两路开始总攻天津城：东路以2600名俄军为主，加上两个德国海军陆战连和一个法国山炮连，共约3000人在俄国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指挥下，乘中国守军马玉昆部熟睡之际，偷渡芦台运河，然后从两岸前去抢夺铁路前的中国阵地，进攻天津城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同天津城内的联系，用大炮猛轰清军阵地和天津城东北角的火药库，引起爆炸，联军乘乱夺取清军速射炮和攻城巨炮，向水师营炮台发起猛攻。至正午，清军不支，纷纷向北郊败退，联军乘势直逼天津东北城下。14日，联军复与城东清军交战甚烈，后在援军炮火支援下，夺取黑炮台。
南路联军由日本福岛将军率2400名日军为中路，美国利斯坎上校率1100名美军为左路，法国贝勒高上校率800名法军为右路，另有英国多沃德将军率800名英军及130名奥军配合行动，南路联军总数大约5000人。他们于7月13日凌晨三时许出租界直扑天津城南门。他们先是集中使用数十门大炮连续猛轰天津城一些战略要地和弹药库，以便为联军步兵出击扫清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