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势的逐步稳定并没有缓解北方的压力，相反，这使列强有足够的精力与兵力对付北方。特别是当西方外交官依然如人质一样继续被围困在东交民巷时，列强当然不会放弃对北京的进攻。
联军增兵
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后，北京的形势继续恶化，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以及外国技术人员均被困在各国使馆中或教堂内，他们失去了行动自由，中断了所有的外部联系。在北京的欧洲人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救援部队的到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一次偶然的冲突中不幸被杀，这给他们带来了更大恐慌。直到6月29日，由德国公使馆二等秘书柏尔根派遣的一名中国信差经历了异常艰难，用三天时间方才抵达天津，将各国使馆的大概情况向各国驻天津的领事们做了通报，并带来了总税务司赫德6月24日致各国部队指挥官的信件。赫德请求联军尽快出发。
这个信差还说，北京的情况确实非常危险，除英、法、德等国使馆及俄国使馆的一部分，所有使馆均被毁坏，德国公使在总理衙门外面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死，几乎所有欧洲人都集中在英国使馆里，现在使馆里有粮食，但缺乏弹药。使馆附近的一座城门由欧洲人据守，配备有从中国人手中缴获的大炮。有五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阵亡，并有一名军官负伤；目前病员还不是很多。
其实，当来自北京的消息基本中断后，在天津的联军指挥官就曾设想过多种解救方案。6月26日，各国领事会议一致同意向各自政府提出一项动议，即由各自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政府，声明如果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受到人身侵犯，那么埋葬着大清王朝历代君主的东陵必然会遭到破坏，以此要挟清政府。只是这个建议并没有获得各国政府的批准，他们认为，这种具有污辱性的破坏不仅无助于平定义和团骚乱，而且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俄国政府建议，与其这样，不如警告这些当权者，如有意外，必将由加害者承担全部责任。
其实，联军指挥官最关心的还是怎样尽快向北京挺进。然而，苦于更多援军一时无法抵达，仅仅依靠现存军事力量，显然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投入兵力的多少是夺取在华军事优势并获取主导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也必然决定着其在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列强虽然一致认为应该增兵，但对怎样增兵，谁先增兵等一系列问题也一直犹豫不决。
而且，由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和距离远近的不同，特别是未来战争规模、时间的不确定，也使他们在增兵问题上难下决心。各国最担心日本利用其与中国的地缘优势，持续向中国增兵，从而导致联军指挥系统的紊乱及权力分配上的不公。
日本则希望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依靠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实力增长，跻身于强国之列，并试图通过参与联军在远东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建立其在东亚及远东地区不可摇撼的霸主地位。
不过，由于三国干涉还辽的阴影依然存在，日本的野心也不敢过分暴露，它虽然在增兵问题上非常积极，但也担心贸然行动会招致外交麻烦。日本政府内定方针是，既要积极利用此次机会向中国扩大用兵，也要慎之又慎，充分征求各国同意。日本政府判断，鉴于中国危机不断加深，西方国家鞭长莫及，必然会依赖日本。
从外交战略上说，日本的判断是对的，西方诸国一旦无法支撑，一定会想到远东的这个“小兄弟”。无奈，沙皇俄国虽然也介入了在中国的军事冲突，但它并不会遵守西方强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沙俄政府6月10日开始不断向大沽口调派重兵的举动打乱了日本的既定步骤。日本政府判断，俄国不仅仅把中国作为对象，还可能关涉韩国和满洲问题，因此日本必须给予正面回应，用实力抵制俄国的威胁。
其实，在西摩联军刚出发时，日本政府就建议各国向中国增兵，并表示可以立即派遣三万士兵前往中国营救。
日本政府的建议并没有阻止俄国向中国单独用兵的决心。俄国政府表示，任何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的合作，肯定会受到所有国家最衷心的欢迎。日本既然能够派遣一支相当数量的部队，俄国政府没有什么理由干涉。只是这并不能给予日本在北京独立解决问题的特权，也许以后提出赔款要求时，日本可以得到一笔比较大的赔款。显然，俄国不希望日本单独用兵，更不希望日本在联军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日本增兵理由冠冕堂皇，也不便公开反对。
其实，日本所顾忌的不是俄国的态度，而是英、美、德等国的立场。日本外相青木在向外界透露增兵计划时，就专门向英国驻日大使怀特赫德询问过英国政府的打算，并暗示如果现在登陆的各国海军被包围或遭遇其他危险，日本准备立即派遣一支规模相当大的特遣部队去救援。
日本的试探引起英国政府的极大兴趣。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不希望俄国乘此扩大在华势力。而英国由于陷入南非作战的泥潭，不仅无法有效营救在北京的外交使节和侨民，而且势必丧失在联军中的主导权。有了日本的自告奋勇，英国政府感到完全可以利用日本去制衡俄国。7月2日，索尔兹伯理指示驻日大使怀特赫德进行交涉，希望日本政府尽快向中国增兵。
第二天上午，怀特赫德拜访日本外相青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希望日本尽快向中国派兵。青木答应将尽快研究英国的请求，并向怀特赫德转述了关于北京局势险恶的几份电报，他认为仅仅依靠目前在华各国军事力量不可能成功实施援救，因为任何一支外国军队向北京逼近，都将成为清政府屠杀在北京所有外国人的信号。青木还告诉怀特赫德，现在这个季节，远征北京的困难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整个平原上玉米长得很高，没有可供炮兵和骑兵前进的道路。清军已打开白河水闸放水，水位下降到如此低的程度，吃水三四英尺的船只便不能航行。青木认为，进攻北京至少需要一支七万人的部队。他甚至怀疑，已经登陆的各国部队是否能够有效固守天津和大沽口，都是值得忧虑的。
7月3日下午，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向中国增兵。当天晚上，青木在与怀特赫德谈话时，继续夸大日本政府的疑虑，以换取英国的更多支持。日本政府认为，大规模进行联合军事远征和占领北京是刻不容缓的。为了避免摩擦，有必要在列强之间事先就所有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例如联军部队最高指挥权以及各国部队作战区域问题。日本终于开出了自己的价码。
英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日本的心思，更知道日本急于向中国增兵与其和俄国的利益冲突有关。日俄之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一直面和心不和，要想使日本顺利增兵，必须做好俄国以及德、法等国的工作。英国政府于6月25日、26日分别征询过俄、德、法三国意见，希望各国能够同意日本的建议，并希望能够给予日本一项关于派遣大量部队前往中国的某种正式授权。
日本在向英国表明自己立场的同时，也很讨好地向德国政府表示，如果不能获得德国同意，日本不会贸然向中国增兵。
德国既担心日本出兵过多影响自己在联军中的地位，又担心因此得罪俄国。所以，并不急于表态。日本向中国增兵的事情一度搁浅，日本政府也只好强压住急于增兵的想法。当西摩联军败退天津后，英国政府请求日本立即向中国增兵。
7月4日晚，日本外相青木拜访英国驻日大使怀特赫德，说日本政府已决定立即向中国派遣2500人。但他反复说明，登陆十分困难，所以不可能一次派遣更多部队。鉴于俄、德、法三国的迟疑态度，日本设法通过英国向三国施压。日本既需要向中国扩大用兵展示实力，也希望各国能够正式授权，以免将来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至于报酬方面，日本当然也很关心，希望将来能够予以合理赔偿。
第二天，日本驻英代办松井拜访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通知增兵的决定，并询问英国政府除了下令从印度调派部队外，是否还打算派遣更多的部队前往中国。索尔兹伯理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南非局势的发展，不过英国已有1.2万人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在华英国军事指挥官估计，要想有把握解救使馆人员，大约需要4万至5万人。索尔兹伯理还说，法国正在派遣8000人前往中国，德国约有9000人，美国约3000人，俄国已有1万人在大沽和天津。他认为，这些援军大概可以应付最近的紧急事变，但直到8月下旬之前，这些援军在许多场合还不能发挥作用，那时救援各国使馆的行动就太迟了，而且雨季势必会造成行动上的困难。索尔兹伯理询问日本能否立即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去救援各国使馆？
松井答道：日本政府愿意做，不过担心如果做的事情较多，就会遇到麻烦，而且日本认为救援北京需要一支较5万人更多的部队。如果日本现在就同其他国家一样派遣1.5万人去救援使馆，那么必将被中国军队所击退。
应该承认，松井的说法确实合乎当时的情况，日本虽然有心单独提前行动，但仅仅凭借日本的力量很难实现。对于松井的解释，索尔兹伯理并不反对，但他依然期待日本能够尽早进行干预。他告诉松井，由于距离太远，英国政府不能投入大量部队，但是已经提供了34艘军舰，而且不久将在中国另外配置11艘，英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因此也希望日本能够从大局出发尽量多做贡献。
日本有意扩大在中国的军队规模，但知道俄国政府反对，也想就此与已经深陷困境的英国讨价还价。英国政府首先劝说俄国政府不要反对，如果给予日本大量增兵的权力，那么日本不仅可以帮助各国援救使馆和侨民，甚至可以成为镇压义和团骚乱的重要力量。
俄国政府却认为这个建议可能会侵犯那些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基本原则，即维护列强之间的团结，维持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排除任何可能瓜分中国的事情。最后，通过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合法的中央政权，它本身能够保证国家的秩序和安全。俄国政府认为，坚决树立和严格遵守这些基本原则，是达到维护远东持久和平这一主要目的绝对不可缺少的。当任何其他考虑都必须服从营救外国人这一共同和急迫目标时，对于授权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单独行动一事，都将有重大的反对意见；同时，导入对立和嫉妒的任何因素，均将严重危害它的成功。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指示驻英国代办，设法阻止英国政府鼓励日本增兵的任何企图。
俄国政府也知道，目前一意孤行反对也不合时宜。所以俄国政府表示，任何国家派遣部队促进援救工作，都将是受欢迎的。
英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增兵实属燃眉之急。英国政府希望三国能够同意日本率先增兵，同时保证，日军在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权。如果届时日本赖着不走，英国将与各国一道动用武力。
7月13日，怀特赫德受权通知日本政府，除了派遣先前所答应的1.5万人外，如果能够迅速派出另一支2万人的部队，那么英国政府提供的支援可达100万英镑。
英国的游说使德国的态度发生了动摇，德国也劝告俄国接受。于是俄国顺水推舟表示同意。这也为俄国稍后大规模增兵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有了西方诸国的保证，日本放手向中国增兵，至7月底，日军在华人数已达1.3万人，跃居联军之首，成为进犯北京的主力。山口素臣中将任司令官。英国也从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和附属国紧急增派部队，至7月底，已有2700名英军登陆天津，盖斯里少将为司令官。美国从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紧急调集第十四步兵团和第五炮团的瑞利连及骑兵第六团和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于7月底相继抵达天津，由沙飞任司令官。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快速就近调兵，力保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优势，至7月底，集结在北直隶的俄军已有六千六百多人。俄军在南满还有近5000人。利涅维奇中将为俄国直隶部队司令官，他是德国元帅瓦德西来华前联军中军衔最高的人。法军即刻从殖民地安南调集部队前往北直隶，至7月底已有1500人，由福里少将任总指挥。德国由于要为克林德公使“复仇”，也不惜代价向中国增兵，7000名海外远征军于7月27日从不来梅港出发。意大利只有先前已抵达大沽的两艘军舰，司令官是“爱尔巴”号舰长卡泽拉海军上校。奥匈帝国只有先前抵达大沽的一艘军舰，司令官为该舰舰长托曼海军中校。至此，八国联军在天津一带集结完毕，总兵力在3万人左右，进攻北京只是时间问题。
联军统帅之争
各国政府在为增兵问题紧急磋商时，北京的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7月16日，也就是联军攻占天津后的第二天，英国驻天津部队指挥官收到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7月4日的信。
窦纳乐在信中介绍了使馆的防卫情况，并对可能发生的情形做了预测。窦纳乐认为，如果中国人不加强对使馆的进攻，他们还可以坚持十天左右；如果中国人下定决心要拿下使馆，不出四五天，他们就将成为俘虏。窦纳乐呼吁联军尽快进发，还提供了一条北京内城南墙下通往英国使馆的秘密通道。
7月18日，日本驻华使馆的一名密使也历尽艰辛来到天津，他告诉联军指挥官，北京政府已将驻扎在京城的董福祥甘军调往北仓，并已受命负责阻击由天津向北京进发的一切外国军队；清政府还将组织兵力，准备夺回大沽炮台。因此，联军对于坚守天津和大沽炮台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组建联军救援北京使馆的任务已摆在了联军将领面前，但如何组建，由谁来担任最高指挥官等实际问题也随即出现。
从当时列强在华军事看，最有实力竞争的不外乎俄、英、日。俄国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初就制定了一套完整方案，虽然赞成列强向中国用兵，但不愿出头公开领导。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于6月17日向沙皇强调，鉴于俄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俄国不能去谋求联军统帅的职务，联军的任务要比最初所预定的将更广泛，即镇压各地的义和团、大刀会叛乱等，并肯定要与清军作战，这就等于用武力对抗清政府。俄国与中国有漫长的边境线，在满洲有俄国的铁路，大量中国人和俄国人在那里工作。这都决定着俄国只能尾随各国之后，这样才能在混乱结束后迅速与中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俄国利益不受损害。
不过，由于地缘关系，英、法等国不能像俄国那样及时调军队到中国，因此在几次关键战斗中，充当主力的实际上都是俄国军队。所以俄国军事将领力主应该由俄国人出任联军最高统帅。6月19日，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俄国驻华北陆军高级司令官，为他取得联军最高统帅做准备。6月28日，接替穆拉维夫出任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的拉姆斯多夫致电阿列克塞耶夫，反对由俄国将领出任联军统帅。俄国一方面应和一切国家保持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必须随时注意恢复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俄国政府两面讨好的立场并不被军方将领完全理解。7月12日，库罗巴特金在向沙皇提供的报告中，建议应把联军统帅权授予阿列克塞耶夫。他认为，俄国政府不能把领导俄国军队行动的权力交给他人，更不能交给那些同俄国利益可能有冲突的国家。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拉姆斯多夫的坚决反对，他建议俄国政府在对联军统帅问题做出决定前，最好迫使列强无论愿意与否都要表示意见，以便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平衡各方面关系，获取最大利益。
拉姆斯多夫的看法无疑更合乎俄国的长远利益。7月20日，俄国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所有各国特遣部队的统一行动，即总的统帅和指挥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的问题。俄国政府认为，无论哪一种方法，由于建立在偶然情况的基础上，容易发生变动，所以有可能造成实际上的严重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同意为采取统一行动而确立一些更稳妥的原则，看来很有用处，而采取统一行动对于顺利镇压义和团运动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不应该把特别重要的作用归于这个或那个国家特遣部队的行动。任何国家的部队无论是集中于后卫，还是担任一个纵队的前锋；无论是防守已占领的阵地，担任搜索，还是警卫交通线，甚至不管特遣部队人数多少，从所做贡献看来，都具有同样的价值。
俄国政府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表达得并不是太清楚，因而引起英国政府的困惑。因为英国人太想担当联军统帅这一职务了。西摩原本最有希望出任联军最高统帅，无奈他在出征北京的过程中威信受到极大损害，出任联军最高统帅已根本不可能。
英军总司令吴尔斯来也想担任联军统帅，并且获得英国军方大力支持。不过，英国政府内部有人对吴尔斯来抱有成见，而俄、法、德等国更是抓住西摩的失败及英国在南非的挫折大做文章，讥讽英国缺少帅才。法国驻德大使说，自从英国人在南非这样丢脸后，没有人会信任英国将军的领导。潜台词是，法国可以支持一位德国将军出任联军统帅。
针对英国政府的忧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向英国驻俄大使史科特做了解释。他说，俄国建议的目的是要使有关各国政府之间关于被各国特遣部队总的指挥权和统帅集中于一人之手中的必要性问题交换意见。法国、德国也都有类似的想法。至于俄国政府的建议，仅适用于目前在中国华北地区进行的联合军事行动，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摩擦，但确定总指挥负责人的时机已经到来。拉姆斯多夫认为，各国政府应该切实了解前线军方人士关于产生总指挥的最令人满意和切实可行的办法，以及能够采取军事措施的性质和范围等问题。
至于俄国政府所说的秘而不宣的军事措施，拉姆斯多夫指出应该理解为完全局限于目前各国特遣部队的活动范围，可以确定为京津地区。至于中国其他地区，对任何必须采取的军事措施的指挥显然应由各国独自承担，如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不得不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而英国很可能会在长江流域采取行动。
俄国政府的解释似乎得到了英国人的谅解，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背景下的联军统帅只是指挥联军解救公使馆的被困人员而已。所以英国政府就此放弃争取联军统帅的努力，转而支持日本将军出任这一职务。
日本军队是第一次与西方强国一起参战，对于出任联军统帅有浓厚的兴致，但俄国政府强力反对，所以很难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这种情况下，可能出任联军统帅的只有法国和德国。德皇认为，目前君主制国家在国际社会仍占多数，把领导权让给一个共和国家，是不合适的。因此，最有资格出任联军统帅职务的只有德国。
德国人清楚，要获得联军统帅权，至关重要的是要获得俄国和英国的支持，尽管它们在这一问题上是对立的。8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询问他是否认为联军总司令一职应该由俄国将军担任，或者同意由德国将军担任，如果同意，威廉二世第一次明确提议由陆军元帅瓦德西伯爵出任这一职务。
尼古拉二世爽快答应，当天复电表示完全赞成，强调俄国将以绝对信任把军队置于瓦德西的统帅之下。
俄国政府的明朗态度终于化解了在联军统帅问题的重重困难，而日本早已明确向德国政府秘密表示过，将全力支持由德国将军出任这一职务。所以当威廉二世就瓦德西出任联军统帅致电各国元首征询意见时，日本和意大利首先表态支持。
8月7日下午，德国外交部官员德伦塔尔拜会英国驻德国大使拉色尔斯爵士，提交了一份未署名的外交照会，就瓦德西出任联军统帅征询英国的意见。
俄国、日本之所以推举德国人担任联军统帅，显然是要排斥对东亚事务具有更大利害关系的英国人，而德国外交部的这份照会实际上是迫使英国政府就范。
既然俄、德以及日本都已同意，面对这种状況，英国政府只好同意。
又过了几天，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等也明确表示将派军事代表到瓦德西领导的联军司令部工作，美国政府也于8月10日表示非常愿意获得像瓦德西这样“一个杰出的和有经验的将领来担任任何联合军事行动上的指挥”，但是希望将有关方法的问题在发生时随时解决[1]。
法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做明确答复，是由其内部体制所决定的，即除非得到部长会议的同意，总统无权将法国部队置于一位外国司令官的指挥下，而法国内阁却因某种原因近期无法开会。
8月16日，法国政府终于勉强同意了对瓦德西的任命，表示当瓦德西元帅一旦到达中国，由于他的军衔最高而在联军各国司令官会议中占有显著地位，那么法国远征军司令官不会不将他同瓦德西元帅的关系“置于适当的基础上”，或译作“不会不保证他与元帅的关系”[2]。至此，瓦德西出任联军总司令的任命终于获得各国政府的认可。
挺进北京
在各国对联军统帅任命问题进行紧张交涉的同时，在天津一带集结的各国军队也在为向北京挺进做准备。7月25日，驻天津联军通过特殊渠道收到美国公使康格7月21日发自北京的告急信件，希望联军从速向北京进发。
8月1日，军衔最高的俄军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召集各国司令官会议，确定8月4日下午向北京出发。
8月3日，利涅维奇又主持召集了一次由所有司令官及参谋长参加的联席会议，对时间、路线和各国参加的人数等问题做了最后安排。确定第二天下午三时，除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等地外，大约二万名联军将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
其中，以日、俄两国人数最多。日、英、美军担任右翼，沿运河西岸行进；俄、法、意、奥军任左翼，沿运河东岸前进。
对于列强的武力进犯，清政府早在天津失陷后已有所准备。一是命令各地振奋精神，筹办战守事宜，尽最大可能将联军阻止在北京城外；二是请求各国公使暂避天津，乞求各国政府排难解纷，重修旧好；三是加紧调集各地勤王之兵以卫京师，加紧催办军火银粮，以做持久抗敌准备。
经过调集，清军在京津地区集结的总兵力已超过10万人，其京津间的防御工事主要由从天津撤回的清军临时构筑，分成北仓、杨村两道防线。
至于京津地区的义和团，经过清政府的消灭、改编和瓦解，力量已大为削弱，此时约有五万人留在北京城内，二万人分布在京津间的交通沿线。
清军的北仓防线横跨运河分筑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刘家房、唐家湾、穆庄等据点组成，构筑了火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淮军等约9000人防守，其最高军事指挥为马玉昆。
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心，认定清军无法有效阻止联军，只是期望将战后议和的损失降至最低。所以对清政府来说最头痛的不是怎样布防，而是如何保障那些难缠的公使们的安全。
对清政府来说，用中国军队护送各位公使及他们的眷属、传教士等出京没有多大问题，不外多派些部队而已。然而联军要求非要外国部队护送，在北京的使馆卫队是不够的，如果像索尔兹伯理说的那样从天津调外国部队来京，不知又要发生什么事情。由驻天津的外国军队来北京接公使出京的方案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方案暗含的意思就是各位公使并不想离开北京。
总理衙门坚持要求各国公使离开北京为列强提供了新的论据，因为总理衙门8月4日的来信说，根据中国驻外公使的消息，各国政府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发给各国公使离开北京的护照。在各国公使看来，如果那是各国政府的愿望，那么他们便有权得到有关此项事务的直接通知。因此他们决定由外交团首席公使于8月5日按照这个意思做了答复，并附有各国公使致各自政府的电报。
然而在当天夜里，使馆区又发生了一次为时甚短的激烈炮击，总理衙门在第二天立即致函各国公使表示抗议，而各国公使也觉得这次炮击事件太过蹊跷，双方各执一词。窦纳乐认为，总理衙门的抗议函对这次炮击事件说了许多离奇的话，他在稍后的答复函中指出中方的申诉毫无根据。不过，窦纳乐和各国公使都清楚，总理衙门之所以急于抢先抗议实际上是说明中国军队向使馆区开火是没有经过政府允许的。
8月5日晨，以日军为主的联军开始向北仓发起进攻，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毙伤联军400余人，但依然无法阻止联军炮火的猛烈攻击。7时许，清军全面溃退，北仓失陷。
北仓防线失陷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些中国人的背叛。据担任联军情报官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事后承认，由于他事先早就网罗了一批中国人充当密探，潜入清军内部替联军搜集到清军在北仓防线的布局，包括人数、炮位、壕堑、埋雷地点等情报，这就极大便利了联军攻占北仓。
由于清军事前故意放水淹没了运河东岸的乡村，东路联军特别是俄军、法军、奥军的进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不过运河西岸的部队在占领北仓后迅速向前推进，他们希望尽快占领杨村，这是京津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据点。
8月6日，英、俄、美军联合进攻杨村，经过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清军失利，联军顺利占领了杨村。此役清军损失惨重，士气沮丧，全面溃败，直隶总督裕禄自杀，提督马玉昆失踪，人们以为他已阵亡或负伤。由于天气炎热和长途行军，联军方面虽说没有多大损失，但兵困马乏，筋疲力尽，他们决定在杨村休整两三天，再向北京挺进。
另一支约1.2万人的联军队伍于8月6日清晨开始进攻距天津约两英里的西沽。西沽是清军的一个重要阵地，防守严密，然而竟不堪一击，清军败退，向北撤离，加上联军已占领了北仓，这样从天津通往北京的陆路与水路交通基本恢复，联军大规模向北京进军已成为可能。
被围困的各国公使为了向救援部队提供帮助，窦纳乐的参谋长司快尔于8月6日绘制了一份北京简图，标明穿过内城城墙的水门以及使馆守军在城墙上的阵地进入使馆的最佳通路。这封用英美两国密码写成的信8月8日送到正在进军途中的联军将领手里，对于后来的军事行动起到了一定作用。
8月7日，清军对着使馆尤其是英国公使馆展开了更加猛烈的炮火袭击，使馆后来通过间谍查明，一支新的部队在一名总兵的率领下已自山西赶来，他们发誓要在五天内占领使馆。这支新来的部队就驻扎在使馆对面的蒙古市场，而这些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也是这支部队所为。
同时，总理衙门于8月7日再次致函窦纳乐，向他转达英国国内的一些情况。这封信无意中向窦氏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驻英国公使罗丰禄仍然在他的岗位上履行职责。根据这一信息，窦纳乐于8月8日致函总理衙门，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对和平仍抱有希望，像罗丰禄继续留任所表明的那样，那么中国政府便不应当同时对驻北京各国使节表现出公开敌意，允许中国军队向各国使节开火，并阻止各国使节获得应有的供应。
不久窦纳乐就收到总理衙门的回信，说中国政府已于本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通过电报同各国政府进行谈判，先行停战。这个消息给各国公使带来了希望，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北京被占领，希望尽快达成某种和平协议。
但是，窦纳乐并不同意停止进军，进行谈判。他认为，为了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所蒙蔽。他通过特殊管道致电英国政府并转告联军当局，希望援军的前进不要因为任何谈判而拖延。他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声称各国公使每天仍遭受到炮火的袭击，而且供应现已被完全切断，他们除非马上得到援救，否则便必须投降。
关于投降的说法，窦纳乐从来没有对总理衙门暗示过，显然他期待用这种危言耸听的话语打动联军指挥官。当然，窦纳乐等各国公使也预料到，清政府同样不愿意对各国使馆重新采取敌对行动，这会危害中国在未来善后谈判中的地位。
窦纳乐既不愿意和谈，更不愿意停止进军，那么中国军队也就无法完全停止对使馆区的攻击。8月9日，已经平静好长一段时间的肃王府重新受到猛烈攻击，而且清军在工事后面树立起新的旗帜，这意味着力度更大的攻击又要开始。窦纳乐和使馆卫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加紧巩固工事，以防不测。
8月10日，总理衙门将上海发来的电报送给各国公使。同一天，各国公使也收到英、日将军在进军途中写来的信件，告诉他们联军可望两三天内抵达北京。这毫无疑问振奋了使馆守军和所有被围困的人们。
各国公使早已料到，围困结束前的攻击不可避免。8月10日下午三时许，清军对肃王府以及使馆守军在翰林院、上驷院、蒙古市场内所有防御工事进行了惊人的排枪射击，给使馆工事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联军的攻势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总理衙门积极进行亲善活动，以便在未来的谈判中获得主动。至于窦纳乐提出的向各国使馆供应粮食等问题，俄国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中国政府予以同意。
伴随着这些友好交往的是猛烈的炮火，各国公使充分意识到最后的危机已经到来。他们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全力守卫。冲突时断时续，但真正有力量的攻击始终不曾发生。
正在途中的联军以日军为前导，长驱直入，沿途几乎没有遇到多少有力的抵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清军统帅李秉衡所率各军全面溃败，李秉衡愤而吞金身亡。
12日晨，联军顺利占领通州。联军连日作战，过于疲劳，遂决定就地休整，另行计划总攻北京的时间。
在北京沦陷不可避免的重要关头，总理衙门想到各国公使特别是窦纳乐不愿前往天津是为了和平更易转圜，遂于8月12日致信各国公使，表示庆亲王奕劻和一些大臣有意前往公使馆访问，面商停战、议和等一切事宜。他们当即复信同意。
8月13日早晨，总理衙门却出人意料地送来了一封不太友好的信函。指出，使馆卫队在12日的冲突中打死了中国的一名军官并打死打伤26名士兵，鉴于此，中国大臣们显然无法如约前来。
各国公使机智地判断这不过是托词，是中国方面所做的最后努力。窦纳乐毫不客气地致信总理衙门，重申联军进京后一定会对那些残酷迫害外国人的凶手，以及那些非理性排外的大臣们进行人身报复。同时，窦纳乐谨慎地透露出各国公使与天津领事团和各国舰队指挥官已经恢复了联系，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再欺骗各国政府。
8月13日下午，这封信函送到总理衙门。不久，总理衙门也送来了三封信函。第一封信附有中国政府给各国的六封电报；第二封信感谢各国公使对那些居住在使馆区防线内的中国人所给予的款待，并且答应很快为这些中国人的迁移做出安排。这显然是对窦纳乐8月8日来信的善意回应；第三封信表明中国政府对使馆区继续发生的战斗深感关切，并希望能够尽快停战，强调中国政府已发出了不得开衅的最严格命令，违者将按军法处理；总理衙门希望各国公使能够发出同样的命令。
总理衙门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善意回应，各国公使判断，随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中国军队会对使馆进行一次猛烈轰击。果然，持续一整天的猛烈轰击并未中断，到了傍晚，甚至有一发炮弹击中了窦纳乐的更衣室。当天夜间，中国军队的攻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频繁。从日落到日出，使馆区四次敲响“总攻击”的钟声，全体预备兵都已出动，准备应付紧急事变。不过各国公使和所有避难于使馆的外国人及中国教民都不再恐惧，因为他们已能辨别出那些毛瑟枪声和重炮声是行进中的联军发射的。
其实，就在13日，联军司令官们在通州召开会议，决定14日向北京发起总攻。然而为了争夺破城“首功”，俄军不顾协议，竟然于13日晚间首先向北京发起攻击。
联军最初以猛烈的大炮进行了持续大约八九个小时的狂轰滥炸。清军顽强抵抗，固守城墙。日军和俄军沿着通惠河北面的道路前进，而英军和美军沿通惠河南面行走。夜间，日军轰开内城东面的东直门。
按照联军将领们的约定，俄军负责进攻东便门，日军负责进攻朝阳门和东直门。这几个地方是清军防守最为严密的，所以战斗也最为激烈。清军在东便门击毙和击伤俄军一百二十余人，俄军参谋长华西里也夫斯基中将就在此处负伤。在朝阳门和东直门，清军击毙和击伤日军二百余人。
上午九时许，守卫北京和围困使馆的中国军队开始溃退，一部分涌出前门向城外逃跑，一部分穿过前门进入皇城。
至当天中午时分，美军首先突破东便门；接着英军乘虚而入，突破广渠门防线，通过崇文门西边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闸进入内城，沿途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大约下午二时半，联军各部会师使馆区，英国将军嘎仕礼和他的参谋人员站在水门对面的城墙下面，然后通过水门站在御河桥旁的道路上。窦纳乐在那里引导这些部队穿过俄国使馆抵达英国使馆，他们受到了使馆卫队和所有被围困外交人员的欢迎。
第一批进入使馆区的部队是卧杭少校率领的英军第七团，主要是拉其普特的印度士兵。和他们一齐前来的还有第三锡克团的史科特少校，正是他带领的几名印度锡克团士兵从南御河桥沿河边的那条道路，跑到英国使馆一等秘书住宅对面的门口，他们是第一批进入英国使馆的救援人员。
救援联军进入使馆后，还有一些针对使馆的猛烈轰击，救援部队随即展开反击，并很快控制住使馆区的局势。各国公使和那些避难于此的所有外国人、中国教民终于结束了被围困八个星期的痛苦日子。各国公使以及他们的职员都很健康，丝毫没有外界所想象的憔悴。
在此次攻击北京的战斗中，中国人有四百多人死亡，而日军的伤亡为一百人，其中包括三名军官。在6月20日至8月14日整个被围困期间，使馆方面阵亡的外国人为66人。
16日，联军专门组织一支部队，负责营救被围困的西什库教堂。其中法国分队由一个步兵营和步兵混合营组成；俄国分队由一个步兵营和30个哥萨克骑兵组成；英国分队由海军陆战队和步兵混合营组成；奥意分队由意大利海军小分队组成，总计有1200支枪、八门山炮、四门野战炮和三挺机关枪。八时许，联军以炮火攻占顺承门（今宣武门）。一个小时后，联军逼近西安门时，又有大约300名日本兵从北面赶到西安门增援联军，向北堂行进。
至北堂，部分联军搭软梯翻城墙进入北堂，从传教士手中得到义和团及清军部署的有关情报。九时许，联军打开西安门。义和团和清军在皇城内筑起两道街垒坚持抗击。经一小时激战，联军两面夹击，先后攻下两道街垒。十时半，由福里、毕盛率领的联军部队从正门进入北堂。
时近中午，联军击退从紫禁城方向前来争夺北堂的义和团和清军，占领西华门。参与攻打教堂的武卫中军、武卫后军以及庄亲王载勋统辖的虎神营、神机营马步队、火器营炮队等，见大势已去，四散奔逃，将阵地拱手让给联军。至此，义和团孤军作战，腹背受敌，被困于西安门内，只好在夜色掩护下，将西安门附近的皇城宫墙挖开一个缺口，仓促撤退。是役，义和团和清军死六百人以上，联军死伤各十余人。
在这两个多月中，教堂内损失惨重。教堂卫队死伤过半，躲藏的教民也被义和团发射的箭头，或埋设的地雷炸死或烧死四百多人。最可怜的是躲藏的三百多名儿童，在后来的饥饿中不断死去，据说每天都要埋掉十几个。
联军解放了西什库教堂后开始了残忍的报复行为，并以西什库教堂四周为重点，从各个方向合围，将数千名中国人逼到城墙下，然后开枪扫射。
至于樊国梁，在此后的掠夺中更是毫不客气。他指挥传教士和那些中国教徒，将距教堂不远的礼王府中有价值的财宝运往教堂，据说使用数辆大车竟然连续运送了整整七天，基本上将礼王府中的宝物掠夺一空。
因为常年居住在中国，樊国梁深知中国文化的价值。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委派专人从联军官兵和教徒手中收购那些抢来的赃物，西什库教堂在联军入主北京后一度成为北京最闻名的文物储藏地。
注释：
[1] ［美］马士（Morse，Hosea Ballou）：《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33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2] 《孟生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8月17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