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et moribus Iulii Agricolae》
作者:[古罗马]塔西佗【完结】
译者: 马雍/傅正元
内容简介
全书共分为四十六节，内容广博，包括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和早年仕宦生涯、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及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简史、阿古利可拉任不列颠总督时的功绩及后来皇帝多米先对他的迫害等等。
此书除为阿古利可拉歌功颂德外，还大量描述了不列颠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
《阿古利可拉传》是古罗马史家塔西佗大约于公元98年左右写成的传记。
《阿吉利可拉传》是作者为自己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以教育罗马人。该书共有46节，不仅记述了阿古利可拉（罗马驻不列颠总督）一生的人品、经历和功绩，而且对于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生活，对古代不列颠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都有记载。此书虽多褒谀之词，但对人们了解古代罗马和不列颠的历史仍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简介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出身显贵，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就以博学多才而闻名，之后他相继在三位皇帝手下担任财务官、行政长官、执政官等职。作为历史学家，他著作颇丰，保存下来的有：《关于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历史》、《编年史》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译者前言
塔西佗及其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一
阿古利可拉传二
阿古利可拉传三
阿古利可拉传四
阿古利可拉传五
罗马经略不列颠大事年表
日耳曼尼亚志一
日耳曼尼亚志二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译者前言
塔西佗的作品，流传下来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译本也有许多种。我们的译文，主要是根据两种英译本译出的：一种是哈吞（M.Hutton）的译本，刊于“楼布古典丛书”（The
LoebClassical
Library）中，这是一个拉丁文与英文对照的版本；另一种是车迟（A.J.Church）和布洛屠礼布（W.J.Brodribb）两人合译本，刊于“现代丛书”（The
Modem
Library）中。这两个版本各有优劣，它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对于他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作了一番考订工作，他的译文，主要是帮助读者阅读拉丁文用的，谈不上什么文学风格，但是比较忠实。车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据原本之可靠，但他们的译文流畅、优美，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饰。我们在翻译本书时，从“楼布古典丛书”中哈吞所据的拉丁原本为蓝本：因此，凡是在这两种英译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们几乎完全依从哈吞译本；而在两个译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们则多采取车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的译法。
译完初稿以后，我们根据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阅了一遍。不过，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艰深著称，而我们对拉丁文的修养有限，所以在校阅工作中，理解错误之处，当亦在所难免。为了审慎起见，我们另外又参照了两种译本；一种是“人人丛书”中穆菲（A.Murphy）的英译本，这个译本比较陈旧，与拉丁原文出入处颇多，错误较大。但译文很美，也有参考的价值；另一种是比尔努（J.L.Buruouf）的法译本，这是一个法文拉丁对照本，其所根据的拉丁原本与哈吞所权据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于车迟和布洛居礼布二氏所据的拉丁原本。这个法译本是很著名的一种译本，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专门名词除了部分已经通用的译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读音译出，与大家过去习惯的英文读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对本书译文提过意见和给予过帮助的人，译者都在这里向他们致以最衷诚的感谢。此外，译者希望读者给它提出宝贵的批评并指出它的纰谬。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塔西佗及其作品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吉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阿古利可拉传一
1
将名人的事迹和品德播传于后世，这是前代流行的风气：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对于当世人物漠不关心，但是，一旦遇到有些人的德业弘伟，使得愚陋和嫉妒的浇风薄俗不能不为之屈服的时候，这种写傅的风气毕竟也还不致完全泯灭，至于那种愚陋和嫉妒的习气，实在是大小国家的通病。在前代，正因为那些值得纪述的事迹，其行事多出乎自然，而且也比较光明磊落，所以才能使一些大手笔流传下许多德音的纪录。那些作家没有偏祖附和或别有用心的动机，他们只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甚至有些人认为记述自己的生平也算不得是僭妄自大，而是出于自重自敬。茹提里乌[1]和斯考茹斯[2]都曾写过自傅，但是并没有损害他们的信誉，也没有引起旁人的轻蔑。在最容易产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为人们所尊重，信非虚语。然而，在今天，纵使我要写的这位人物的生平已成过去，我也得要请求世人的宽恕；如果我怀有詈辱攻讦的目的，那反而倒不必请求宽恕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风气之浊如此，对美德之存冷诮如此[3]。
[1] 茹提里乌（Rutilius Rufus，p.）：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公元前111年任大法官，105年任执政官，95年任亚细亚总督。因严惩包税人的贪污行为而遭人谄害，于公元前92年被放逐出罗马。他曾用希腊文写过罗马史和自传。
[2] 斯考茹斯（MarcusAeniliusScaurus）（公元前163—88年）：罗马政治家。有演说辞流传于后世，但找不到他写自传的事实。他的儿子与他同名，但也没有写自传的事，而且政绩颇劣。塔西佗所指的应当是前者。
[3] 根据楼布古典丛书哈吞氏英译本（以下均简称哈氏英译本），该句拉丁原文为（quam non
petissem incusaturus， tam saeva et infesta virtutibus tempora”，..
但比尔努的法文译本（以下简称比氏法译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将逗点放在petissem之后而在incusaturus之前，其意又当为“如果我的目的在于詈骂这个如此仇视和伤害美德的时代，那倒不必请求宽恕了”。车迟和布洛居札布二氏的英译本（以下均简称车布二氏英译本）的译法正是这样，也许他们所根据的拉丁原本和比氏法译本相同。但是，哈氏英译本的原文比较可靠；而且从文又上说，哈氏的译法较好，所以我们现在仍根据哈氏英译本。
2
据说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Rusticus Arnlenus）[4]就因为称颂特拉萨·拜图斯(Paetils)[5]、赫伦尼乌·塞内契阿（Herennius
Thraseera Seneclo）[6]就因为称颂赫尔维底乌·普果斯古斯（He1- vediusPriscus）[7]而被处死，不仅这两位作者身罹极刑，而且他们所写的书也同时遭祸：我们大手笔的传世之作，竟委诸刑吏之手，而在公所的庭院里付之一炬。毫无疑问，他们设想：人民之声、元老院的自由和人类的良心都会被这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为了使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美德的纪录呈现于人们眼前，所以才连那些专心研究哲学的人们都得被放逐于外，一切自由的文明都得摒弃。的确，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柔顺屈服：如果说我们的先人亲眼见过极度放纵的自由，那么，我们真是处在极度奴役之下。我们的“告密人”已经连我们说话和听话的权利都给剥夺掉了：如果健忘能够像沉默一般的容易，那么，我们会把记忆和语言都同样地抛掉。
[4]
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罗马政治家，共和派人。公元66年任保民官。他是拜图斯的弟子，因为给拜图斯作传而于94年被多米先害死，他所写的传记也被焚毁，参看本传第45节。
[5]
特拉萨·拜图斯：著名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和斯多噶派哲学家。他因得罪暴君尼罗而于公元66年被处死。他的女儿嫁给普累斯古斯。
[6]
赫伦尼乌·塞内契阿：出生于西班牙，在多米先朝任税务使之职，共和派人。他曾接受普累斯古斯寡妻樊尼雅（Fannia）的请求而替普累斯古斯作诔辞，因此被多米先处死。
[7]
赫尔稚底房·普累斯古斯：罗马政治家，共和派人。因受其岳父拜图斯的影响而信仰斯多噶派哲学。公元66年，尼罗将拜图斯处死，将普累斯古斯放逐出意大利。公元68年始被加尔巴召回，但后来为魏斯巴兴所杀。
3
到了今天，我们的元气终于又开始恢复了。不过，虽然在这个幸福时代的开端，纳尔瓦（Nerva）就着手把威权和自由这两个长期不能并容的观念结合起来；虽然图拉真（TraJan）现在又在继续不断地增进着时代的幸福；虽然大家现在不仅企望着、呈请着公共安全，而且公共安全也有了实现的保障：然而，由于人类天性怯懦，所以，尽丧元气很容易，而恢复元气的效验却很迟缓。正像人的身体发育缓慢而衰朽迅速一样，使人的精神和热心沮丧，要比使它们复元振作容易得多：何况，无精打彩这种现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们虽然起初憎恶死气沉沉，久而久之，我们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唉！十五年之久，在人的一生中不为短矣，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就在这十五年之中因事故和变化而折杀了：还有那些最有才能的人都死于皇帝的暴力之下；而少数至今犹健在者不仅比起他们的朋友们算是寿命较长，就是对他们自己而言，也该算是命数应尽而侥幸延年了，他们葬送了十五年的青春，在十五年之中，成年者已老，老年者已衰朽不堪，而他们却都不曾张过嘴唇。我打算纪载我们早先那种受奴役的状况，并证实我们目前的幸福，纵然我的辞令纯拙，亦无所悔。同时，这本书是写来替我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作辩护的：这种勉尽孝恩的借口即使不能使本书获得嘉誉，也庶几可以便它幸免于咎责吧！
阿古利可拉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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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奈乌斯·尤利乌斯·阿古利可拉出生在古老而有名的罗马殖民城佛伦—尤里邑（FOrum Julii）[8]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任“皇室财务使”（Procurator
caesaris）之职，凡居这种官职的人都属于骑士阶层最高的一级。他的父亲尤利乌斯·格雷契努斯（Jlius Graecinus）位至元老院议员，以篇嗜修辞学和哲学知名于世，他正因为这种才能而遭到凯乌斯·凯撒（Calus
Caecesar）[9]的嫉妒。凯乌斯·凯撒命令他去弹劾马古斯·西拉努斯（MarcusSilanus）[10]，他不肯从命，终于因此被害身死。阿古利可拉的母亲尤丽雅·普罗契拉（Julia
Procilla）是一个贤德罕见的妇人。阿古利可拉幼承慈母之教。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追求高尚优美的才艺中度过的。他之免于腐化堕落，不仅因为他的天性忠诚端直，而且也因为他自幼从来就住在马西利亚（Massilia）[11]，并且开始是在那儿就学的，那个地方适当地杂揉着希腊的优雅和外省的淳朴。我记得他经常说到他早年之沉醉于哲学，要不是他母亲谨慎地对他炽热的精神予以遏止的话，他之浸溺于哲学的程度将会使他不适合作一个罗马人和元老院议员了。他当时的志气正不可一世，他不知顾忌而一味热衷地希望立登清要之路；但不久以后，理智和阅历就冲淡了他的热肠，他从学问中掌握了人生最难的一课，那就是中庸之道。
[8] 佛渝一尤里邑：在高卢南部，系凯撒所建。其位置约相当于今日法国马赛北面之弗勒羽（Freju）。
[9] 凯房所·凯撒：即有名的暴君俯利古拉（caligula）。
[10]
马古斯·西拉努斯：罗马政治家。公元19年任执政官。他的女儿嫁给皇帝凯后斯·凯撒。他曾任阿非利加总督，因屡次向凯后斯·凯撒进忠言而遭恨，最后被迫自杀。
[11] 马西利亚：罗马时代高卢南部的城市，即现代法国马赛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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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初次军事见习是在不列颠开始的[12]，在该处，他为随多尼乌·鲍里努斯（SetOnins Paulinus）所赏识[13]。随多尼乌·鲍里努斯是一位谨慎而稳健的将军，他后来选中了阿古利可拉，和他同营共住以试察他的才能.阿古利可拉既不像年青人那样把军务视同儿戏、漫无主意地胡行，也不无所事事地荒于游嬉。他并不因为身任将军而肆意享乐，或因为自己阅历浅薄而推卸责任。他立意要使自己了解这个行省，并使自己为兵士们所熟悉。他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向最勇敢的人看齐；他从不贪于自炫而轻尝妄举，但也不畏避任何事务：他成了一个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诚然，不列愿没有比这个时候更骚动危急的了：退伍的兵员[14]都遭到了屠杀，罗马的殖民城遭到了焚毁，各地驻军的联系被割断了[15]；当时的作战还只是为了生命的安全，以后方才是为了胜利。虽说处俚这些军事布署和调兵遣将之权都另有人主持，虽说成功和恢复该省的最高光荣属于督帅，但是，所有那些情形都使这位下级军官增长了见识、阅历并引起了他的上进心，引起了他立功建誉的欲望。然而，在那样一个仇视雄才大略的时代里，这种欲望是不受欢迎的；在那个时代，美誉和恶名有着同样的危险。
[12] 阿古利可拉初到不列颠军中服务在公元五八年。
[13] 随多尼房·鲍利努斯于公元五九年被皇帝尼罗任命为不列颠总督。
[14] 罗马在边境上所建之殖民城，专用以屯驻退伍的兵员。
[15] 塔西佗此处所述，即指鲍蒂赤雅所领导之不列颠人起义而言，参看本傅第15、16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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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不列颠以后，来到罗马，做了一任邑宰：在邑宰任上，他和一位名门的女儿多米契雅·德齐迪雅娜（Domitla Deciilialla）结了姻[16]。这场婚姻顿使他在仕进途上受到优遇和得到有利的支助，由于他们夫妇之间两情融洽，并且能互相自我牺牲，因此家庭生活异常谐睦。不过，一个贤淑的妇人应享有更多的荣誉，正如一个不贤的妇人应遭受更多的指责。阿古利可拉后来任亚细亚行省的税务使之职[17]，他的总督是萨尔威乌·狄提雅努斯（SalviusTithnus）。这个行省是一个富足的地方和贪官酷吏渔利的渊数，而这位总督又打算用尽一切方法来进行掠夺，打算对一切都抱纵容态度、以此来贿买上下，彼此对非法罪行都缄默不言；然而，这个地方和这位上司都没有使阿古利可拉堕落腐化。他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孩，这对他是一个安慰，因为他已经生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不久又死去了。在此从后，他在任平民保民官以前的一年和居职的一年中都是在安静无为中度过的[18]。他对尼罗（Nero）的统治深有见地，在尼罗统治的时候，恬静默忍乃是聪明之道。他做了一任大法官[19]，在大法官任上，同样也以不闻不问为治，也没有什么司法事务落到他身上来。至于仕途的竞逐和官场中的其他排场，他都以一种介乎冷静、理智和铺张浪费之间的态度对待之：一方面，他绝不至于挥霍放荡，另一方面，他也很注意光彩体面。后来，加尔巴（Galba）擢扰他去调查那些神庙贡物的耗费情况，他辛勤调查的结果，使全国的人都免除了亵渎神明的良心谴责，而证明了犯罪者只有尼罗一人。
[16] 阿古利可拉结婚在公元六一年。
[17] 任税务使在公元六三年。
[18] 任保民官在公元六六年。
[19] 任大法官在公元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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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他的家庭和他宁静的心情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有一群到处流浪的鄂托（Otho）手下的水手们劫掠印梯米里乌姆（In-tlmim）（地在里古利亚〈（Lguria〉郡）；他母亲所住的庄子就在此处，那些水手将庄子洗劫一空，抢走了她的大部分家产，并因此杀死了她。阿古利可拉在准备居丧尽礼的时候，突然听到魏斯巴兴（Vespasiam）起兵夺取帝位的消息，他立刻就投到魏斯巴兴的手下。魏斯巴兴初即帝位之时，朝政和京都都由穆契雅努斯（Mucia-
nus）主持；那时，多米先（Domitian）还很年青，他还只会仗着他父亲的权势去寻欢取乐。穆契雅努斯派遣阿古利可拉去征集军队；阿古利可拉表现得忠实可靠而且能力很强，不久以后，他就受命去统率第二十军团[20]。经历了很久的时间和很多的周折，这个军团才肯向阿古利可拉宣誓服从。据说他的前任统帅曾有叛变之举，这种事件，即使是执政官也会感到很棘手：而这个军团兵士之难于控驭，可能是由于前任统帅的纵容，也可能是由于兵士们骄悍成性。阿古利可拉是派来接替并处分前任统帅的：但由于他特别宽厚而机警，他使人相信他所遇到的这些人都是忠诚的，而事变之平定也并非出于他的强制。
[20]
当时第二十军团驻在不列颠，其统帅受不列颠总督指挥。阿古利可拉受命统帅第二十军团在公元六九年。
8
这时候，魏提乌·波拉努斯（Vettius Bolanus）正统辖不列颠：他的统治过于柔和，对于这个容易骚动的行省来说是不相宜的。阿古利可拉自然也约束自己的才干和遏抑自己的热心，以免使自己锋芒太露。他现在已经习惯于服从，并且知道怎样才能随机应变而仍不失其正派作风了。不久以后，白提里乌·车累亚利斯（Petilius
Chrialis）调任不列颠总督[21]，阿古利可拉的才具现在大有施展之余地了。起初，车累亚利斯分配给他的任务只是操劳和危险的事情。但不久以后，他便享受到战争中所得到的荣誉，并经常被派去帅领一部分军队以考验他；有时因他的成绩良好而增加他的兵力。但阿古利可拉从来不骄矜自夸以提高自己的名声。他把功绩归立于他所代行职务的负责的将军身上：就这样，由于谨慎的服从和谦虚，他才保持嘉誉而又不致遭忌。
[21]
白提里后·草累亚利斯最初曾在随多尼房·鲍利努斯手下服务。后来又曾在别的战场上立过功。公元70年，被瑰斯巴兴任命为不列颠总督。关于他征服不列甘特斯人的事迹，参看本傅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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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从军团统帅职调回时，先帝魏斯巴兴把他录入贵族之列[22]，并命他总督阿奎达尼亚行省（Aquitania）。这个职位，从它所行使的职权而言，从它能有升任执政官的希望而言，都是一个特殊的宠异。一般人认为。军事人才多缺乏机智，因为带兵是一件粗糙生硬的工作，从这种工作中训练不出担任公职时所需要的精密细致的能力。但阿古利可拉由于天性精敏，所从他现在虽然兼管军民而能应付裕如，处事也不失于公允。而且，他把办公事的时候和公余之暇划分得非常明显。当他居公的时候，他是谨慎、敏捷、威而不猛的；在公务既毕之后，他就放下办公事时的面孔：他丝毫没有粗暴、骄傲和苛求于人的性格。然而，难得的是：他能温厚而不损其威，能严肃而不伤其和。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如果还在这里细论他的端直和克己功夫，那就未免是一种轻蔑之言了。就是贤德君子，也不免喜欢沽名钓誉，而阿古利可拉却从来不愿以炫已之长或用机巧之术来博取名声。他避免在同僚之间排挤倾轧，避免和皇室财务使争权夺势：他认为在这类活动中得到胜利并不光荣，遭受失败也不是耻辱。他留治阿奎达尼亚行省将近三载，后来因为有立刻升任执政官的希望才被调回[23]。在他调回任执政官的时候，一般舆论都认为不列颠方面将来一定会由他出马[24]：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暗中散布出这种空气，而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他去不列颠最为合适的缘故。舆论并非总是错的，有时甚至能指出适当的人选。当他任执政官的时候，他将一位仪范可观的女儿许配给我，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在他执政官卸任之陈，把女儿
正式嫁给我；随后他就被派到不列颠去，赴总督之任，并兼掌不列颠司祭之职[25]。
[22] 阿古利可拉于公元七三年获得贵族身份。
[23] 阿古利可拉任阿奎达尼亚总督在公元74至76年，任执政官在公元77年。
[24]
罗马执政官在卸任之后，习惯上出住大省的总督；所以当阿古利可拉将要就任执政官的时候，已经有人预先估计他在执政官卸任后会出任哪一省的总督了。
[25] 阿古利可拉出任不列颠总督在公元78年夏季。
阿古利可拉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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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列颠的地理和居民的状况，已经有许多前人记述过了；我现在再来描叙一番，并非敢于自认在研究方面和才气方面可以和前人比美争胜，不过是因为不列颠直到现在才初次彻底被我们征服：所以，早先的作者们用健笔华辞所润饰的种种纪载仍多系揣想之辞，而我现在所叙述的却是信而有征的了。在罗马人所知道的岛屿中，不列颠是最大的一个岛，就其方位而言：东对日耳曼尼亚；西面西班牙；它的南面，高卢遥遥在望，而它的北面是一片汪洋大海，略无涯际，惟有惊涛拍岸而已。古代史学家中之李维（Li-vius）和近代史学家中之法比乌·茹斯替古斯（Fabi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