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生活看似南辕北辙的人们，突然间全都想要音乐香烟盒，好像生怕自己赶不上流行，或者他们同时迷上比小指头还短的日本原子笔。然而过一个月后他们全都失去兴趣，转而狂热追求手枪形状的打火机，它们抢手的程度使得阿拉丁必须加班补货，以免供不应求。之后，刮起了一阵塑料香烟滤嘴的旋风，接下来的六个月，所有的人都带着疯狂科学家的痴迷，观察焦油在滤嘴上囤积。很快地放弃这项兴趣后，接着，所有的人，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虔诚信徒或不信神的人，全部一窝蜂涌进阿拉丁的店购买形形色色的念珠，走到哪里都是人手一串数着念珠。念珠风暴尚未止息，阿拉丁还来不及退回剩下的珠串，一股解析梦境的风潮开始蠢动，人们在店门口排队等着买解梦的小册子。某部美国片大红大紫，于是所有的时髦人士全都非得要有一副墨镜不可；报纸上介绍某样物品，于是每个女人都必须拥有亮光唇膏；或者每个男人头上都必须戴一顶彩色无边帽，好像他们是阿訇。总而言之，各种风潮就好像黑死病，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要不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何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在同一个时刻全部一时兴起，把相同的木雕帆船摆在他们的收音机、暖器上，放进他们的后车窗、房间里，摆放在他们的书桌和工作台上？你还能说出什么原因，使得全体老少妇孺受到无法理解的欲望驱使，渴望在墙壁和门上悬挂这张海报：一个欧洲人模样的流浪儿，眼眶滑下一滴豆大的泪珠？这个国家，这些人民……实在……实在……“很奇怪”，我接口，替他把话说完。此时，寻找像是“不可思议”或甚至“骇人听闻”等字眼的工作，是我的而不是阿拉丁的任务了。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明白，阿拉丁与他的顾客之间存在着默契，借此，他才能够了解光靠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意思。比如说，会点头的赛璐珞小鹅，或者，里面包着酸樱桃酒和一枚酸樱桃的老式酒瓶状巧克力，或者其他像是，伊斯坦布尔某处可以买到最便宜的做风筝的细棍子。他对顾客一视同仁，同样亲切，不管是跟着奶奶来买响铃的小女孩，还是满脸痘痘的少年（他们趁没有人注意随手抓起一本法国杂志，偷溜到店里的阴暗角落，迫不及待想与书里的裸女激情欢爱）。他喜爱那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银行出纳员，她晚上买了一本揭露好莱坞名流生活的小说，熬夜啃完整本书，隔天早上拿来退货，说：“结果原来我家里已经有了。”他也喜爱那位提出特别订货的老人，他想买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位女孩正在阅读用白报纸包成书皮的古兰经。尽管如此，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多多少少可以体谅那对母女，她们把流行杂志里的衣服版型图样全部摊开，铺满整间店，为了可以当场剪裁她们自己的布料。他甚至也能同情那群男孩，他们连店门都还没跨出去，就已经拿着玩具坦克互战起来，最后扭打成一团，把玩具也弄坏了。但另一方面，有时候，当人们询问他铅笔手电筒或塑料骷髅头钥匙圈时，他不禁觉得，有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正向他传递某种启示。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因素，促使一个男人在大雪纷飞的冬日走进店里，为了学生的家庭作业，坚持要买一本《避暑胜地》而非《避寒胜地》？一天夜里，当他正要打烊时，两个形迹可疑的客人走进店里，赏玩可以转动手臂的洋娃娃（它们有各种大小，还有自己的替换衣服），他们小心、温柔、轻巧地拿起它们，仿佛医生抱着活生生的婴孩。他们凝视着粉红色的娃娃张眼闭眼，陶醉入迷。他们请阿拉丁替他们把一个洋娃娃和一瓶茴香酒包起来，然后转身消失在黑夜里，吓得阿拉丁毛骨悚然。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后，阿拉丁晚上会梦见这些他装在盒子和塑料袋里卖掉的洋娃娃，眼前浮现幻象：夜晚关店之后，洋娃娃开始缓缓眨眼，它们的头发一直长一直长。或许他打算问我究竟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但突然间他陷入黯然而深思的沉默，正如同我们的同胞，每当他们觉得自己说太多话、谈太多个人苦难占去了别人的时间时，他们便会默然。深知彼此都不想立刻说话，我们一起沉入这片寂静。
半晌后，阿拉丁带着一抹歉意的神情离去，临走前他说，现在全看我了，他确信我会尽力而为。总有一天，我也许真能尽力而为，写出一些好东西，述说那些洋娃娃与我们的梦境。
人们为了某个理由而离开。他们告诉你他们的理由。他们给你一个响应的机会。他们不会就那样子离开。不，这么做是绝对的幼稚。——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梦用绿色钢珠笔写下了十九个字的道别信，那支笔卡利普平常始终放在电话旁边，如今却不见踪影。他翻遍了整间公寓仍找不到，所以卡利普猜测，如梦在临走前最后一分钟写下这封信后，顺手把它放进皮包里，心想也许以后还用得着。过去她偶尔心血来潮提笔写信时（她总是写不完；就算真的写完了，她也从来不把信放进信封里；就算真的放进信封里，她也从来不会寄出去）所偏爱的粗原子笔，摆在老地方：卧房的抽屉里。
卡利普花了好一段时间翻箱倒柜，想知道她的信纸是从哪一本笔记本里撕下来的。他翻出旧写字台抽屉里所有的笔记本，与信纸逐一比对。卡利普听从如梦和耶拉的建议，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笔记本收藏于此，建立起一座个人的历史博物馆：小学的数学作业簿，里面以每打六块钱的价格计算鸡蛋的售价；宗教课上强迫抄写的祈祷文笔记本，最后几页画着纳粹党徽和斗鸡眼宗教老师的肖像；土耳其文学笔记本，边缘画满了女人的衣裙，写满了国际偶像、英俊的本国运动员，以及流行歌星的名字（“考试可能会考关于《美与爱》的问题”）。
他花了许多时间重复翻检抽屉，徒劳无功；搜遍每一个箱子的底部，勾起悲伤的回忆；再一次伸手探进如梦的口袋，一如往昔的幽香似乎与卡利普作对，说服他一切都不曾改变。直到晨祷的呼唤已过，终于，当他再度瞥向旧写字台时，他才凑巧发现被如梦撕去一页的学校作业本。虽然他之前已经检查过了，但没有仔细注意里面的图画和批注（“行政内阁搜刮国有林地的行为，促成五月二十七日的军事政变”；“水螅的横切面看起来很像奶奶餐具橱里的蓝色花瓶”），此时他才发现作业本中间被匆忙草率地撕掉了一页。它所提供的线索，只是再度透露出如梦的鲁莽仓促，只是印证了他一整夜努力堆积的线索，小小的发现，一段段如同坍塌的骨牌般相互堆砌的回忆。
一段回忆：许多年前，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同坐一桌，有一位讲课枯燥乏味、讨人厌的历史老师，时常突如其来举行随堂小考：“把纸和笔拿出来！”整间教室顿时陷入毫无准备的恐慌，一片死寂，这时如果她听见学生从笔记本里撕纸的声音，便当场火冒三丈：“不准从你们的笔记本里面撕空白纸！”她尖锐的声音刺入耳膜，“我要单张白纸！那些撕笔记本的人是摧毁国家财产，不配做土耳其人，是败类！我会给他们零分！”她还真的说到做到！
一个小发现：夜半时分，一片寂静，只有冰箱无缘无故断断续续地发出恼人的声响，经过不知道第几次的翻检后，卡利普在如梦衣柜的底部，发现一本翻译的侦探小说，塞在她留下来的墨绿色便鞋之间。公寓里有几百本这种小说，他随手翻了翻手中的黑皮书，封面印着一只小小的、神情阴险的大眼猫头鹰，正当他打算把它丢到一旁时，他那只在一夜之间学会如何翻遍衣柜底部和抽屉角落的手，仿佛是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张从彩色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一个俊美的裸男。卡利普直觉地比了比这个男人和自己的大小，他望着照片中颓软的家伙，心想：她的这本杂志一定是在阿拉丁店里买的。
回忆：如梦相信卡利普绝不会碰她的书。她知道他受不了侦探小说，而她也只有这些书。卡利普丝毫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在侦探小说的虚构世界里，这些故事里的英国人都是神探，而蠢蛋们都是超级蠢蛋，主角和配角包括凶手和被害人的行为像是机器设定，不符合人之常情，他们只是依照作者的逼迫，照本演戏。（打发时间嘛！如梦总是这么说，接着一边啃书，一边猛嚼从阿拉丁店里买来的坚果零嘴。）卡利普有一次告诉如梦：“惟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这样，书中的人物和角色才不会变成混淆视听的假线索，操控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手中。由于反映出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他们在书中的形象才会真实鲜活，而不单是小说家想像力的虚构之物。看小说看得比卡利普多的如梦则反问，如果一本小说真的如他所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最后必然会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很明显地，目的是为最后的破案作伏笔。
细节：如梦离开前，曾经拿杀虫剂——罐子上画着一只大黑甲虫和三只蟑螂来吓唬顾客——在浴室、厨房和走廊里狂喷了一通（那些地方还臭得很）。她没有多想，扭开了所谓的“巧妇炉”（多此一举，因为星期四是大楼的中央热水日），略翻了一下《民族日报》（有点皱），并且用随手抓到的铅笔在上面做了几题填字游戏：陵寝、峡谷、月亮、力量、即兴表演、虔诚、神秘、倾听。她吃了早餐（茶、羊奶酪、面包）但没有洗碗。她在卧房里抽了两支烟，在客厅里抽了四支。她带走了几件冬衣，一些她说会伤害皮肤的化妆品，她的拖鞋，好几本没读完的小说，平时挂在抽屉把手上但没有钥匙的幸运钥匙圈，她惟一的首饰珍珠项链，以及她的附镜发梳。她穿走了与她头发颜色相同的厚外套。她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塞进她之前向她爸爸借的中型旧皮箱里（梅里伯伯从巴巴里海岸带回来的），当初他们借用的原因是想旅游时备不时之需，只不过他们从未成行。她关上了大部分的橱柜（用脚踢），把抽屉也都关好，把随身用品归回原位。她一口气写完道别信，没有停顿。垃圾筒或烟灰缸里找不到揉成一团的草稿。
或许它根本不是一封道别信。虽然如梦没有提到她会回来，但也没有说她不会回来。似乎她抛下的是这间公寓，而不是卡利普。她甚至提出七个字的请求，邀他成为共犯：“应付妈和其他人。”他也立刻接受了这个角色。他很高兴她没有明白地说她的离开是卡利普的错，他更欣慰自己可以当如梦的共犯，在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至少还能成为她的犯罪同伙。为了答谢他的帮忙，如梦给予卡利普一个五字承诺：“会保持联系。”然而，一整夜，她都未与他联系。
反倒是暖气炉，一整夜，不断发出各种呻吟、叹息和咕哝。间歇的寂静中，雪花飘落。一位卖奶酒的小贩一度叫卖起发酵奶，但没有再出现。如梦的绿色签名和卡利普互相对视，目光久久无法移开。屋子里的物品和阴影完全变了样，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卡利普想说：“蜘蛛！原来这些年来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品看起来像蜘蛛。”他想睡个觉，说不定可以做场好梦，但是他睡不着。一整夜，他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把整间公寓再翻箱倒柜一遍，不顾先前是不是已经搜过了。（他刚才已经查过衣橱里的箱子了，是不是；他查过了，应该是；可能还没；不对，他还没查过；现在他得全部从头再翻一遍。）手里拿着满载记忆的如梦，皮带扣环，或是她遗失很久的太阳眼镜的空盒，他会猛然明白自己的搜寻毫无目标，于是再把手里的物品一丝不苟地放回原位，像是一个博物馆研究员，小心翼翼地拿取收藏品。（那些故事书里的侦探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根本是作者偷偷把答案透露给这些侦探——太天真了，以为读者会笨到去相信。）他像个梦游者，双脚踩着恍惚的步伐，走进厨房，他翻了翻冰箱，却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接着他发现自己回到客厅，才刚坐回他最喜欢的椅子里，却马上又重头展开相同的搜索仪式。
被抛弃的这一夜，卡利普独自坐在这张椅子里，结婚三年来，他总习惯看着如梦坐在对面，紧张而焦躁地看她的侦探小说。卡利普眼前不断浮现相同的影像：她摇晃着双腿，手指缠绕头发，兴致盎然地翻动书页，不时发出深深叹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并不是自卑，挫败和寂寞（我的脸长得不对称，我笨手笨脚，我太软弱无能，我的声音太有气无力了！），那些感觉出现在他高中的时候，有几次，在那些蟑螂四处横行的糕饼铺和布丁店[1]土耳其的布丁店类似咖啡馆，卖传统的各式甜咸米布丁、牛奶布丁、咖啡、糕饼及餐点等。[1]里，他目睹如梦和几个满脸痘痘的少年约会，不像卡利普，他们不仅上唇冒出了胡子，而且已经学会了抽烟。不，不是那样。他脑中想的也不是高中毕业三年后的某个星期六下午，他上楼去他们的公寓（“我上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蓝色标签纸”），看到苏珊伯母坐在破旧的梳妆台前化妆，一旁的如梦瞥了一眼手表，不耐烦地摇晃双腿。在他脑海徘徊的甚至不是如梦的苍白倦容，他从没见过她这种神情，那时，他才得知她结婚了，嫁给一位年轻的政治运动家，而且不单单是基于政治因素。这个人，不仅周围的人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已经在《劳工的黎明》上以真名刊登了第一篇政治分析。一整夜，卡利普眼前浮现的画面，是他曾经错失的生活片段，一个机会，一小段欢乐：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流泻而出，映得白色的人行道莹莹闪烁，雪花落入灯光里。一个星期五晚上，那时他们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如梦一家人搬进顶楼公寓一年半之后。天色已黑，汽车和电车的轰隆声响在冬夜的尼尚塔石广场回荡，他们正要开始玩一个自创的新游戏：“我消失了”，游戏的规则结合了“秘密通道”和“看不见”，其中一个人“消失”到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或爸爸妈妈的公寓一角，接着另一个人必须把消失的人找出来。游戏很简单，不过不可以开灯，也没有时间限制，因此全赖搜寻者的想像力与耐性。当轮到卡利普“消失”时，他跑进奶奶的卧房，躲到衣橱上面（先是踩着椅子的扶手，然后，小心地，踏上椅背），他一面心想如梦一定不会发现他在上面，一面幻想她在黑暗中走动的模样。他想像自己在如梦的处境，设法体会她此刻的情绪，她一定正到处找他，焦急难耐！如梦一定快哭出来了；如梦一定无聊死了；如梦一定泪眼涟涟地哀求他出来，出来，不管在哪里！等了好久好久，对孩子而言仿佛是一辈子，他突然失去耐性，从衣橱顶溜下来，忘记自己这么一失掉耐心就已经结束了游戏。等卡利普的眼睛适应了幽暗的光线后，反而是他开始在整栋公寓大楼寻找如梦。找遍了所有的房间后，一股恍惚而恐惧的感觉涌上心来，一种失败的暗示，最后他不得不求助于奶奶。“老天爷，你满身是灰！”奶奶说，坐在他的对面，“你跑到哪里去了？大家一直在找你！”接着她补充，“耶拉回来了。他和如梦去了阿拉丁的店里。”卡利普连忙奔向窗户，来到冰冷、阴暗、墨蓝色的窗边。外头下着雪，一场缓慢而悲凄的雪，召唤你出去；一道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泻出，穿过玩具、图画书、足球、溜溜球、彩色瓶子。白雪覆盖的人行道闪烁着，泛着一片好似如梦脸颊的微晕光芒。
漫漫长夜里，每当卡利普回想起这幕二十四年前的影像，心底就涌起一股不快的焦躁，像是一锅突然滚沸的牛奶。这段生活片段究竟遗落在何方？他听见走廊里传来老爷钟无休无止的嘲弄滴答，这口钟曾经陪伴爷爷奶奶数过岁月，卡利普和如梦婚后不久，他把它从荷蕾姑姑家搬回来，带着满心的热情与坚持，把它挂在自己的幸福小窝的墙上，渴望借此留住童年的神秘与回忆。结婚三年来，不是卡利普，反倒是如梦，总觉得错失了某个未知生活的乐趣与游戏，郁郁不乐。
卡利普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傍晚乘坐公车或共乘小巴回家，与车子里一脸木然的陌生人群推挤缠斗，摩肩接踵。一整天，他不断寻找各种琐碎到连如梦都不得不皱眉的借口，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她。等他一回到温暖的家，他会通过检查烟灰缸囤积的烟灰、烟蒂的数目和品牌，来推算如梦今天做了些什么——通常不会差太远。在这段幸福的刹那（很罕有）或怀疑的时刻，如果他像昨晚脑中想的那样，仿照西方电影中的丈夫，询问妻子这一天做了些什么，那么他们两人会陡然陷入尴尬，好像闯入了一个朦胧暧昧的模糊地带，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电影中从来不曾清楚解释的地带。直到卡利普结婚后，他才偶然发现这块神秘、隐晦、暧昧的区域，暗藏在某些无名人物的生命里——也就是统计上和政府机关称之为“家庭主妇”的这些人（卡利普从来不曾把如梦跟买洗衣粉带小孩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卡利普很清楚，在这个隐晦世界中，有一座长满奇花异草的花园，完全将他隔绝于外，就好像如梦深不可探的回忆。所有洗衣粉广告、图文小说、最新的外国翻译刊物、大部分广播节目和星期天报纸里的彩色夹页，都以这块禁地为共通的主题和目标。尽管如此，它依然远超过所有人的理解范围，比任何人所知的都还要神秘。有时候，卡利普会摸不着头绪，搞不懂为什么，比如说剪刀，会放在走廊里的暖气炉上面的铜碗旁边，或者当星期天他们出游时，巧遇某个他好几年没见但如梦一直在联络的女人，然后卡利普会一阵错愕，顿时愣住，仿佛撞见一条线索、一个从禁地浮现的暗号，仿佛过去暗地里广为流传的秘密教派如今无须再隐藏，大剌剌地呈现在他面前。令人恐惧的，是这个谜的传染力，它像某种神秘的邪教崇拜，蔓延在一群通称为“家庭主妇”的普通人之间。除此之外，更令人害怕的，是众人假装这个谜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奥秘的仪式，没有共同的犯罪恶行，没有狂热也没有历史，似乎她们的行为并非出自秘密的共识，而是发自内在的欲望。像是后宫太监谨守的秘密，牢牢上锁，并把钥匙丢弃，谜底既诱人又叫人反胃：既然它的存在众所周知，或许它并非可怕得像一场梦魇；可是既然它隐而不宣地代代相传，从不曾被人明言提起，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卑微的秘密，丝毫谈不上什么骄傲、肯定或光荣。卡利普有时候会觉得这块地带如同某种诅咒，像是纠缠着一个家族世代成员挥之不去的诅咒。然而，目睹过太多女人基于婚姻、养儿育女或其他含糊的理由而突然辞去工作，自愿返回那块诅咒之地，他逐渐明白其中蕴含着某种密教的磁力吸引。尽管如此，他看到有许多女人，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摆脱了诅咒，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但仍然难掩内心的向往，渴望返回熟悉的神秘，重拾被她们抛在脑后的魅惑时光，回到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幽暗禁地。
有时候，当如梦为了他愚蠢的笑话或双关语而捧腹大笑时，他会惊异不已；或者当她附和他的欢愉，任凭他笨拙的双手滑入她栗貂色的黑暗密林，撇开所有从杂志照片上学来的仪式，忘却所有的过去与未来，沉溺于夫妻间水乳交融的刹那，突然间，卡利普会忍不住想问他妻子一个涉及神秘禁地的问题，想问她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在某一个小时，除了洗衣服、洗碗、读侦探小说、出门之外，做了什么（医生说他们可能没办法生小孩，如梦对此也没表示特别感兴趣），但是，问题说出口后，很可能会在他们之间割裂一道鸿沟，得到的回答更可能是他们日常对话中完全陌生的语言，想到这里他无限恐惧，以致他问不出口，只能紧紧抱着如梦，任由自己刹那间脸色转白，彻底呆滞。“你的脸又呆掉了！”她会说。他想起小时候如梦母亲说的话，她会重复：“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
晨祷的呼唤过后，卡利普坐在客厅的椅子里打了个盹儿。梦中，水族箱盛满了绿色的液体，如同钢珠笔的绿色墨水，日本金鱼昏沉地游动，如梦、卡利普和瓦西夫谈论一个从前的错误，后来才发现又聋又哑的并不是瓦西夫，而是卡利普。然而，他们并没有太沮丧：毕竟，很快地一切都将会没事。
等他一醒来，卡利普来到餐桌前坐下，脑中想像着如梦十九或二十小时之前做过的事，一面在桌上寻找白纸。他没有找到——就如同如梦没找到一样——于是他翻过如梦的信纸，开始在纸背上写字，列出昨天夜里所有闪过他脑海的人和地。令人不舒服的名单越写越长，逼着他继续往下写，卡利普不禁觉得自己似乎在模仿某本侦探小说里的主角：如梦的旧情人、她“奇怪”的女性朋友、她偶尔提起的密友、她某段时间的“政治”同志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后者，卡利普决定，除非找到如梦，不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草草写下他们的名字，用不确定的元音和子音拼出姓名，随着笔迹上下起伏，他们的脸孔和形体逐渐累积意义和双关喻意。他们开心地向卡利普挥手招呼，向这位新手侦探眨眼，传递假信息，引他误入歧途。很快地，等听见清道夫来收垃圾、把大垃圾筒摔在垃圾车栅门上的声音后，卡利普才逼迫自己停下笔，把名单塞进他身上的外套内袋里。
卡利普关掉公寓里所有的灯，屋里只剩清晨积雪反射的蓝光。为了不让好管闲事的门房起疑，他把垃圾筒拿出去，不过事先又检查了一遍里面的东西。他泡了茶，给刮胡刀换了新刀片，刮好胡子，换上干净但未熨过的内衣和衬衫，然后收拾整理被他翻了一整夜的房间。当他换衣服的时候，门房已经把《民族日报》塞进门缝。他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耶拉的专栏提到“眼睛”的主题，关于他多年前某个深夜在贫民窟里闲荡时遇见的眼睛。卡利普记得读过这篇文章，以前已经刊载过了，尽管如此，他仍感觉到同一只“眼睛”瞄准着他，让他不寒而栗。这时，电话响了。
一定是如梦！卡利普心想。他拿起话筒时，甚至已经挑好了今天晚上两人要去哪一家电影院：皇宫戏院。但话筒那头传来令人失望的声音，他马上毫不迟疑地编出一个故事来打发苏珊伯母：对，对，如梦退烧了。她不但睡得很好，还做了一个梦；当然，她想跟妈妈说话——稍等一下。“如梦！”卡利普朝走廊里喊，“如梦，你妈的电话！”他想像如梦起身下床，一边找拖鞋一边懒洋洋地打呵欠，伸懒腰。接着，他在内心的放映机上换了另一卷带子：体贴的丈夫卡利普走进房去叫妻子接电话，却发现她像婴儿般熟睡在床。他甚至还故意走进走廊再走回来，做出假的“环境音效”，为第二卷 带子增添真实感，让苏珊伯母信以为真。他回到电话旁：“她又回床上睡觉了，苏珊伯母。她因为发烧眼睛肿得张不开。她大概洗了把脸后又躺回床上睡着了。”“叫她多喝点橙汁。”苏珊伯母巨细无遗地指示他尼尚塔石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红橙。“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去皇宫戏院。”卡利普信心满满地说。“注意别让她又着凉了。”苏珊伯母说，或许担心自己干涉太多，她换了个毫不相关的话题：“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像耶拉？还是你也感冒了？小心别感染到如梦的病菌。”他们同时挂上话筒，轻轻地，不是怕吵醒如梦，反倒像是怕弄伤了话筒，深深感觉到同样的恭敬、温柔和宁静。
挂上电话，卡利普回到耶拉的旧文章，再次沉入他不久前读到的角色、刚才提到的“眼睛”的注视以及他自己的混沌思绪中。一会儿他猛然顿悟：“一定是这样，如梦回去找她前夫了！”他很惊讶自己居然没看出这么明显的事实，整个晚上蒙蔽在自己的逃亡假想里。带着同样的坚决，他决定打电话给耶拉，告诉他自己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以及他做出的决定：“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等我在如梦第一任丈夫那里找到她时——不用花太多时间——我怕自己可能劝不动她回家。只有你才知道怎么样哄她回家（“回到我身边”，他想这么说但开不了口），“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才能叫她回来？”“首先，稳住你自己，”耶拉会认真说，“如梦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镇定下来。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来我这儿，到报社来。”可是耶拉既不在他家里也不在报社，还没到。走出门前，卡利普原本设想要把话筒拿下来，但他没有。假使他真的这么做了，到时候要是苏珊伯母说：“我打了好几次，老是通话中。”他便可以回答：“如梦没有把话筒挂好，你也知道她老是心不在焉，老是丢三落四。”
……叹息声响起，颤抖地穿透这没有时间的空间[1]指但丁《神曲》中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四节 诗
自从我们鲁莽地邀请一般民众无论其来源、背景或信仰，通过我们的专栏表达意见，便立刻涌进了大量读者来信，其中不乏妙文佳作。有些读者得知他们的题材终于也有发声的一天，甚至懒得把它们完整写出来，干脆跑到报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口沫横飞直到脸色发青。还有一些人，当发现我们对他们陈述的骇人细节和可疑闹剧持怀疑态度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故事的真实性，他们索性把我们拖下书桌，引领我们进入文化中神秘的角落——某些从未有人探究或书写过的幽微之处。我们便是从这里获知了土耳其假人制造的隐晦历史，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行被迫转入地下进行。
几百年来，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制造假人也是一门艺术，只把它视为某种“民间工艺”，充满乡土气息，就好像那是稻草人之类的玩意儿。班迪师傅是第一位致力于此的工匠，也是假人制造业的开山祖师。他曾为海军博物馆制作过展场所需的假人，这座博物馆是我们的第一座，由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下令兴建，当时的一位王储奥斯曼·亚拉列丁殿下出资赞助。这项技艺后来之所以走向秘传，也是因为班迪师傅的缘故。因为，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参加博物馆开幕的来宾对眼前的景象震惊不已，他们看见三百多年前在地中海击溃意大利和西班牙船舰的土耳其强壮海盗和魁梧战士，威武地屹立在皇家游艇和军舰之间，八字胡又挺又翘。班迪师傅用木头、灰泥、蜡、羊皮、骆驼皮和母鹿皮，加上人发和胡须，制造出他独一无二的惊人塑像。然而当时的伊斯兰教长是一个老古板，当他亲眼看见这些由精湛技艺制做出的奇迹造物后，勃然大怒：因为完美仿制阿拉的造物意味着与它竞争，所以这些假人便被移出博物馆，军舰与军舰之间则改放栏杆。
禁令——在我们从没停止过的西化历程中是家常便饭——并没有浇熄班迪师傅对工艺爱好的熊熊烈火。他不但忙着在自己家里制作新的假人，更企图游说政府当局允许把他称之为自己的“孩子”的杰作，再一次放进博物馆里，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只要能够展示就好。当他被拒绝之后，他把一肚子气怪到政府当局的不支持，而没有迁怒于自己的艺术品。他把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改建成工作室，在那里继续生产假人。后来，他从伊斯坦布尔旧城搬到加拉塔的基督徒区，主要是为了防范邻居们指责他“邪魔歪道、变态、异端邪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孩子”数量持续增加，原来那栋中等大小的穆斯林住所再也容纳不下。
搬进这栋位于库勒迪毕的怪屋子后（我便是来这里参观），班迪师傅本着热情和信念，继续他严谨的工作，并把他专精的手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他注意到许多贝尤鲁的流行服饰店开始在橱窗里摆设假人，那时正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当班迪师傅第一次看见那些进口的假人时，他以为自己等待多年的胜利时刻终于来临，于是他冲出他的地下工作室，奔上大街。然而，在贝尤鲁五光十色的繁华街道上，他遭遇到另一个新的打击，使得他从此以后将自己放逐到地下的幽暗岁月，直到老死。
无论是豪华百货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售西装、裙子、服饰、丝袜、大衣、帽子等的成衣供货商，还是亲自前来地窖工作室参观的橱窗设计师，在看过班迪师傅所展示的作品后，全都一一回绝了他。很明显，他所制造的假人长得不像教导我们什么是风格的西方模特儿，而像我们自己人。“顾客，”其中一位商店老板说，“不想看到风衣穿在一个大胡子、O型腿、又黑又瘦、满街都是的同胞身上。顾客想要的是穿在一位来自遥远陌生国度的漂亮新面孔身上的外套，因为当他披上这件外套时，他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位头脑清楚的橱窗设计师，尽管对班迪师傅的杰作甚感惊艳，但他说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很遗憾无法在橱窗里摆设“这些正宗土耳其人，这些真实的同胞”，原因是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像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
班迪师傅根本不考虑这样制造假人。他很清楚自己绝对比不过那些姿势怪异、始终面带牙膏广告式微笑的欧洲进口模特儿。于是，他返回阴暗的工作室，放弃了梦想。接下来的十五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又制造出一百五十多尊假人，每一尊都是艺术的结晶，把他个人的怪诞梦想转化为真实的血肉证明。他的儿子，大老远前往我们报社，带我们去他父亲的地下工作室，向我们逐一展示这些假人，他解释道，这些布满尘埃的奇异作品中，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一路从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泞的斜坡，踩过肮脏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阶梯，来到这栋阴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里，我们被一群扭动挣扎的假人所围绕，他们似乎焦躁地想做点什么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里，千百张脸隐藏在阴影中，灵动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或彼此相望。有些坐着，有些在说话，有些忙着吃，有些大笑，有些在祷告，有些则好像透过自己的“存在”来反抗外在世界，而他们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显得叫人难以承受。显而易见，这些假人身上蕴含着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桥上的群众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说在贝尤鲁或马赫姆帕夏市场的橱窗里。生命力像光线一般，从这群挣扎扭动、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肤下渗透出来。心醉神迷之中，我记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满怀敬畏与向往。我记得自己伸手触碰这个生物（一个长辈式的人物，沉浸于自身的忧愁），想感受他，想试图感觉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实的秘诀，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肤却和这个房间一样冰冷、可怕。
“我父亲以前常说，”假人师傅的儿子语带骄傲地说，“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姿势。”经过一段漫长而劳累的工作后，他和父亲会从库勒迪毕的暗室重回人间，到塔克西姆的“风尚”咖啡馆找一张视野好的桌子，坐下来点杯茶，然后开始观察广场人群的“姿势”。这么多年来，他的父亲始终相信，就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历史、科技、文化、艺术和文学会有改变，但是人的姿势绝不可能变了样。接着，儿子跟我们形容一位出租车司机点烟时的站姿，解释一个贝尤鲁流氓侧身走下街道时，为什么他的手臂会弓在身体外侧像螃蟹一样。他指出一位卖烤豆子的小贩的学徒，他的下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咧嘴大笑。他继续透露，一位手拿购物网袋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土耳其人在城市里总是低头走路，但到了乡下就抬头挺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这些人偶就这么永恒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赋予生命。更不用说，你也很清楚这些惊人的造物绝对适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来展示。
然而，望着这些假人，这些悲伤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觉到有个东西催促着你回到外头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该怎么说？是某种恐惧——惊骇、凄恻、阴暗！当儿子脱口而出：“到最后，我父亲停止观察，甚至连最平凡的动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
检视着班迪师傅在人生最后十五年中创造的杰作，我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我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我、朝我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处这片遭到飞蛾蛀蚀的凄凉黑暗中。厚重的铅灰尘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贝尤鲁的流氓、女裁缝、富可敌国的谢福得先生、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勒哈汀先生、消防队员、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妇）让我联想到受苦的神祇，他们失去了纯真，也失去了他们在微光中被夸大的威严神态；让我联想到忧郁憔悴的忏悔者，他们渴望成为别人但无法如愿；让我联想到不幸的边缘人，他们无法倒上床铺纵情欢爱，因而互相残杀。他们，如同我，如同我们，或许在过去某个遥远得仿若天堂遗迹的一天，也曾经凑巧发现了谜底，恍然明白自己朦胧存在的隐秘意义，只不过他们忘记了。我们受失忆所苦，我们卑躬屈膝，但我们仍坚持做我们自己。我们擤鼻涕、抓头、走楼梯的模样，我们悲伤与挫败的表情，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班迪师傅的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他说话的同时，我脑中却想像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
此种欲望，我后来得知，并非全然不切实际！一位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吸引顾客的商店老板，有一天来工作室买了几件“产品”，或许是他知道它们很便宜。然而，他买来展示的假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商店橱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它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于是，商店老板把它们锯成一截截，打破了它们的整体性，使得赋予在整体姿势上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往后的好多年，这些被肢解的手、腿和脚就待在小小商店的小小橱窗里，被用来展示雨伞、手套、长靴和鞋子，呈现在贝尤鲁人眼前。
“名字一定要有意义吗？”——刘易斯·卡洛尔《艾丽斯镜中奇遇》
跨入这一片覆盖了永远灰蒙蒙的尼尚塔石的不寻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这才明白，他无眠的一夜里，雪下得比想像中的还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尖锐、半透明的冰柱从大楼的屋檐上垂下来。来到尼尚塔石广场，卡利普走进都会银行——鲁雅称之为“多灰银行”，意指漫天的尘埃、烟灰、汽车废气，以及从附近烟囱喷出的肮脏蓝烟——他发现过去几天里，如梦并没有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提领任何大笔金钱。银行大楼的暖气没有开，而众人正开心地祝贺一位浓妆艳抹的银行出纳员赢得了一小笔全国乐透彩。他步行经过花店雾蒙蒙的橱窗，经过骑楼，热茶小贩的托盘上放着一壶壶晨茶，经过他和如梦以前就读的西西里进步高中，经过挂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树，走进阿拉丁的店里。阿拉丁头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过的一顶蓝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么啦，阿拉丁？你生病了还是怎的？”
“着凉了。”
卡利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出他想买的期刊名，如梦的前夫曾经在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几篇卡利普觉得还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惧怕神情，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称不上敌意的怀疑，他说只有大学生才会读这种杂志。“你要它们干吗？”
“玩填字游戏。”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两声，表示他听懂了笑话。“可是老兄，这些玩意儿里头没有填字游戏！”他语带遗憾，像是一个真正的填字游戏迷。“这两本是新发行的，你也要吗？”
“当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个买色情杂志的老头，悄声说，“麻烦你包起来。”
在埃米诺努公车上，他注意到包裹异常沉重。接着，在同样的古怪感觉下，他察觉似乎有只眼睛正盯着他看。这只眼睛并不属于周围的群众，那些仿佛坐在小汽船上随着海浪左摇右摆的公车乘客们，他们正眼神涣散地望着外头积雪的街道和熙来攘往的行人。这时他才发现，阿拉丁用一份旧的《民族日报》来包他的政治杂志。某个折角处，耶拉正从他的专栏上方的照片里往外瞪着他看。尽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个位置的照片没有丝毫改变，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照片中的耶拉却投给卡利普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我会紧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只能读心的“眼”，只不过，一整段公车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觉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打电话给耶拉，但却找不到他。他拆开旧报纸，小心放到一边，拿出左派政治杂志开始阅读。才翻开杂志没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遗忘的兴奋、紧张和期待感涌上心头。这些刊物让他回想起过去对解放、胜利和正义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弃了这些信念，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翻完杂志后，他花了一段时间，根据草草写在如梦信纸背后的号码，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然后，他慢慢忆起自己的左派岁月，就如同小时候在户外电影院里，观赏着投射在清真寺和露天咖啡店外墙上的影片，诱人而难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叶西坎〔1〕叶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莱坞”，1970年代每年出产300多部电影。[1]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那辆迪索托的车牌，如梦记得，和前一部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每当他开始嘲笑周围感动落泪的观众时，对，对，就在那一刹那——注意了！——仿佛被耍了什么戏法一般，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泪流满面。于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个黑白的童话世界，更深究这个小小的、如梦与前夫曾经所属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电话给一位保存所有过期政治刊物的旧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