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上电话后，卡利普在市内电话簿的地图上找出锡南帕夏区。他很惊讶，艳阳丘新开发区涵盖了一整片原本荒凉的丘陵地，十二年前如梦和前夫刚结婚时，因为丈夫想要对劳工进行“田野调查”，他们便搬进了那里的一栋违章建筑。卡利普仔细检视地图，看出那片他曾经去过一次的丘陵地，如今已划分为多条街道，每一条都依照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命名。角落里有一块广场，上头标示着绿色的公园、清真寺的宣礼塔和一块小小长方形的阿塔图克雕像。这是卡利普一辈子也无法想像的一片区域。
他打电话到报社，对方说耶拉还没有来，接着他打电话给易斯肯德。他告诉易斯肯德他已经联系上了耶拉，也传达英国电视台想采访他，耶拉好像也不反对这个提议，只不过他最近实在太忙。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听见另一头传来小女孩的哭声，就在电话附近。易斯肯德告诉他，英国人至少还会在伊斯坦布尔多待六天。他们听说了许多关于耶拉的佳评，他相信他们会愿意等，如果卡利普有兴趣的话，可以主动去佩拉宫饭店[1]佩拉宫饭店（Pera palas Hotel）：建于1892年，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推理小说大师阿嘉莎·克莉丝蒂便多次投宿此旅馆的411号房，在此写下《东方快车谋杀案》。[1]拜访他们。
他把午餐托盘拿到门外，离开大楼。走下通往海边的坡道，他注意到天空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暗淡苍白，仿佛天就要降下飞灰。但即便如此，周六的人群大概也会装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低头望着脚下泥泞的街道行走，因为他们希望能习惯这种想法，不要让自己大惊小怪。夹在腋下的侦探小说令他心安不少。或许该庆幸这些故事是出自于遥远、魔幻的国度，由一群抑郁不乐的家庭主妇翻译成“我们的话”——她们曾经在某些外语高中就读，但后来却放弃学业，为此她们后悔终生——多亏这个原因，如今我们大家才能不受影响地为自己的生活奔忙，而办公大楼入口前一身退色西装替人填充打火机的小贩、看起来像一团破烂抹布的驼背男人，以及共乘小巴车站前安静的乘客们，才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庸碌过活。
他在埃米诺努上了公车，到离公寓不远的哈比耶下车。他看见皇宫戏院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等待两点四十五分的星期六午后场电影。二十年前，卡利普和如梦以及她其他同学也会来看这个午后场，挤在一群身穿同样军用上衣、满脸青春痘的学生中间。他会走下和现在一样撒满锯木屑以防雪滑的台阶，研究小灯泡点亮的框格里即将上映新片的角色剧照。然后，默默地充满耐心地，望着如梦的方向，看她正在和谁说话。前一场电影似乎始终演不完，门好像怎么也不会开，他和如梦肩并肩坐在熄灯暗影里的那一刻仿佛永远都不会到来。这一天，当卡利普发现两点四十五分这一场还有票时，一股自由的感觉陡然涌入心头。电影院里，前一场观众留下来的空气又闷又热。卡利普知道，等会儿只要一熄灯上广告自己将会马上睡着。
醒来之后，他坐直身体打起精神。银幕上有一名美丽的女子，一位真正的美女，美丽而迷惘。接下来看到一条宽广平静的河流、一间农舍、一座美式农庄坐落于浓密的绿阴中。接着，迷惘的美丽女孩开始和一名卡利普从没在别部片中见过的中年男子说话。他们的对话缓慢而平和，从他们平缓的脸孔和手势中，他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陷入深沉的磨难。不只是理解而已——他“懂”。生命充满了磨难、痛苦、悲伤忧愁，把我们的脸揉捏成相仿的面貌。总当我们好不容易习惯了悲苦时，新的悲苦又压顶而至，而且更为沉重难挨。甚至当悲苦倏然降临时，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一直都在酝酿。然而，就算我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磨难像场噩梦般席卷而来时，我们依然会被孤独所吞噬，一种绝望、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幻想着，若能找人分担寂寞，将能使我们快乐起来。有一刹那，卡利普觉得自己的悲苦和银幕中女人的悲苦是相同的——或许他们共享的并不是悲苦，而是这个世界，一个井然有序、不会让你期待太多、也不会弃你不顾的世界，一个要求你必须谦卑的世界。卡利普觉得自己和眼前的女子心灵相系，看着她的一举一动仿佛是看着自己：从井里汲水、驾驶一辆旧福特小汽车出城、抱着孩子哄他上床睡觉。他好想拥抱她，不是由于她的美丽、她的质朴天真或是她坦率的态度，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活在她的世界里。倘若他能拥抱她，那么这名淡褐色头发的苗条女子必然能够分享他的想法，能够懂他。卡利普觉得他好像是独自一人在看电影，眼前的画面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到。尽管如此，很快地，中间铺着一条柏油大马路的酷热小镇，爆发了一场战斗，一个“领导型的强壮男人”解决了冲突，这时卡利普明白，他即将失去与那位女人之间的同伙关系。他逐字逐句阅读字幕，同时感受到戏院里躁动不安的人群。他起身回家。天色近黑，他走在缓缓从天而落的雪花里。
一直到很晚，躺在蓝格子棉被下游离于半梦半醒之际，他才蓦然想起，他将买给如梦的侦探小说忘在电影院里了。
在他生命中那段创造力最丰盛的时期，每天写作的文字从不少于五页。——阿布杜拉曼·谢瑞夫 20世纪初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历史。
我现在要说一件某年冬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时正值我生命中一段阴郁的时期：尽管我好不容易度过了记者生涯最艰辛的头几年，但同时，在这一行想要出人头地所必须忍受的种种事情，却也已经把我最初的热情消耗殆尽。寒冷的冬夜里，当我告诉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的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已经被掏空了。那一年冬天，失眠找上了我，从此以后一辈子不再离开。于是，许多平常工作日的夜里，我和值班的同仁会在报社里留到很晚，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在白天的喧哗忙乱下写不出来的文章。“信不信由你”专栏——当时这个题材在欧洲的报章杂志里也颇盛行——便是特别为我的大夜班设计的。我会先翻阅一份已经被剪成碎碎条条的欧洲报纸，找出其中“信不信由你”的单元，详细研究上面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给我的灵感（我坚信学习外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绝对有害我的想像力），我带着某种艺术的狂热将脑中的模糊概念铺陈写下。
那一个冬夜，我草草瞥了一眼某本法国杂志（一本过期的《写照杂志》）中一张怪物的图片（一只眼在上，一只眼在下），接着飞快地编出一篇关于独眼巨人的文章。我列举出这种强悍的生物化身转世的过程：它先是出现在鞑鞑·廓库传说中[1]出自《鞑鞑·廓库之书》，是六七世纪时期开始在中亚流传的史诗，故事中也有一个大眼怪物。[1]，把年轻女孩吓得魂飞魄散，接着变形成为荷马史诗中背信忘义的赛克洛普斯，在布哈里的《先知史》中它是鞑迦尔本人，到了《一千零一夜》后它则闯入了大臣们的女眷闺房，在《神曲》中当但丁即将找到心爱的贝阿特丽采时（我对她是如此熟悉），它以一身紫色装束昙花一现，它埋伏打劫鲁米的商旅，而在我所钟爱的威廉·贝克福德的小说《瓦席克》[2]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60—1844），英国富商、小说家，其作品《瓦席克》情节古怪，是典型的哥特式小说。[2]中，它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女黑人的形貌。接着我开始默想，究竟额头正中央长着一只深井般的眼睛是什么模样，为什么它令我们惊惧，为什么我们非得害怕而避之惟恐不及？兴奋中我文思泉涌，挥笔在这篇短短的“专论”里加入几则小故事：其中一则是关于一个传闻住在金角湾周围贫民窟里的独眼巨人一号，有一天夜里，它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穿过了油腻、污浊、泥泞的河水，去会见独眼巨人二号。这位独眼巨人二号要不就是和前一个一模一样，要不就是个贵族独眼巨人（人们称呼它“阁下”）。那天半夜，二号来到佩拉区一家豪华的妓院，当它摘下毛皮头饰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莺莺燕燕全都吓昏了过去。
我草草附上一行字，提醒那位特别钟爱此类题材的插画家（“拜托，不要胡子！”），然后在半夜十二点多左右离开了报社。由于我并不想回我那寂寞寒冷的公寓，因此我决定在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大街小巷里走一走。一如往常，我心情低落，但对于我的专栏和故事却感到自得意满。我心里想着，也许待会儿散步的途中，我可以来幻想那篇故事得到广大的赞美认同，这么一来，说不定能延迟那如不治之症般纠缠我不放的莫名忧伤。
我穿过后街暗巷，越往里面走，巷子就越窄越黑，每一条都以任意的斜角互相交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侧身挤过相倚相叠的幽暗房舍，只见每个封闭的阳台早已扭曲变形，窗户漆黑一片。我走入那些被遗忘的街道，那儿，就连群集的野狗、睡眼惺忪的守夜人、吸毒者和鬼魂们都不敢涉足。
陡然间，我感觉有一只眼睛从某处注视着我，一开始我并不惊惶。我推测这是由于我刚才写了那篇文章，所以生出此种虚妄的知觉。因为不管是歪扭的阳台窗口——我感觉它在那里——还是空地的深邃黑暗中，事实上都没有眼睛在看我。我所意识到的存在物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幻象，我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四周阒然无声，除了守夜人的口哨和远方狗群打架的呜嗥之外，听不见半点声响。静寂之中，被人注视的感觉慢慢地愈发清晰，逐渐强烈到让我无法再忽略。
一只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眼睛此时大剌剌地盯着我瞧。不，它和我今晚编造出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亳无关联。不像他们，这一个并不可怕，不丑陋，不滑稽，不怪异，也没有不怀好意。它甚至像是个熟人，没错，这只眼睛认识我，而我也认识它。从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彼此的存在，然而一直到今天深夜，行走在这条巷子里，强烈的街景激起这股独特的感知向我袭来，我和它才终于公开相认。
我不打算透露在金角湾后方山丘上的这一条路的名称，因为对于不清楚伊斯坦布尔那块区域的读者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只要想像，那是一条暗淡无光的石板路，两旁是深色的木头房子（奇异事件发生后三十年的今天，大部分的房子仍旧屹立着）以及二楼阳台投下的阴影，一盏孤零零的路灯散出光晕，被扭曲的枝丫遮掩而显得朦胧。人行道又脏又窄，一座小清真寺的墙壁向无止境的黑暗处延伸。街道——或者视线——的阴暗尽头处，这只荒谬的眼睛（我还能怎么称呼它？）等待着我。我想像一切已逐渐明朗：这只“眼”正等着要帮助我体会“灵魂出窍经验”（我事后想，那更像是梦境），而不是要伤害我——比如说，吓我、勒我、砍我或杀死我。
一片寂静。霎时间我明白了，整段经验源自于我内心深处的空虚、从事新闻业所失去的自我。当一个人极度疲累时，最真实的噩梦会乘虚而入。可它并不是噩梦，它是一种更鲜明、更清晰——甚至计算精密——的感知。“我知道我里面彻底空了，”我是这么想的，接着，我朝清真寺的墙壁一靠，心想，“它知道我里面彻底空了。”它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曾经做过的种种，但是就连这一切也不重要，这只“眼”暗示着别的某样一目了然的事情。我创造了它，而它造就了我！这个念头闪进我脑海，我以为它会一闪即逝，像是偶尔窜出笔端又消失的愚蠢字句，但它却停留不去。这个念头开启了一扇门，领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像那位追着兔子跑的英国女孩，掉进了树篱下的兔子洞里。
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创造出了这只“眼”，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它看着我、观察我。我不想脱离它的凝视。在眼睛的凝视下，在随时随地意识到它的情况下，我创造出我自己：我欣然接受它的监视。我的存在取决于我深知自己始终被注视着，仿佛说，倘若这只眼睛不看我的话我便不会存在。事实上，显然我已忘记了最初创造眼睛的人是我，如今反倒对它心生感激，认为多亏它促成了我的存在。我想要依循它的命令！惟有如此我才能置身于更美好的“存在处境”！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困难重重，所幸我们不会因为如此的困难而痛苦失意（人生本是如此），毕竟我们时常遭遇这种挫折，并逐渐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而予以接受。靠在清真寺的墙壁上，我坠入这冥想的世界，它不像噩梦，倒像由熟悉的记忆和影像编织而成的喜悦之境，就如同我在“信不信由你”专栏中曾经描述过的想像绘画，那些我虚构出来、不存在的画家所“制造”的图画。
倚着清真寺的墙壁，审视着自己的洞见，我看到自己置身于喜悦花园的中心。
很快地我明白了，在我的洞见，或想像，或者说幻觉——随便你怎么称呼——中央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酷似我的人，他就是我，我自己。这时我才了解，之前感觉到的凝视目光，其实是我自己的凝视。我已经变成了那只“眼”，当下正观察着自己。那是一股自然而然的感知，不诡异，不陌生，甚至一点也不可怕。我仿佛脱离了躯壳，从外面观看自己，刹那间我才领悟，原来自己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自省的习惯。多年来，我便是靠着从外头省视自己，来端正我的言行举止。“很好，一切都没问题了。”我会这么说。或者，我会把自己检视一遍，然后说：“唉，今天没做好。”“我表现得不够像我应有的样子。”或者我说：“看起来有点接近了，要再努力一点。”多年以后，再次端详自己。“太好了！我终于表现出我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了！”我会欢欣地说，“是的，我办到了，我成为了他。”
这个“他”到底又是谁？首先我明白了一点，为什么这个我渴望与之相像的“他”，会在我奇境之旅的这一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今天夜里徘徊在街头的我，完全没有要模仿“他”或任何其他人。别会错意，我一直深信人们只要活着就会去模仿别人，就会渴望当另一个人。只不过那天夜里我实在太累太空虚，以致我内心的这股渴望跌到谷底。如此一来，反而使得我和“他”（我必须服从的人），终于处在某种“平等”的关系。我不再惧怕他，也不再抗拒被他召唤进入这个异想世界：这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相对”平等。尽管我仍活在他的注视之下，但那一个美丽的冬夜里，我是自由之身。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源于意志力和胜利，而是源于疲惫和挫败，但此种平等与自由的感觉，仍旧在我和他之间建立起一道轻松的亲昵关系。（诚挚的态度显然是我的风格。）这些年来，他头一次向我透露他的秘密，而我也懂。一点也没错，我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如此的对话，不正是像亲密知己，与深埋在我们心底的第二个人甚至第三个人，悄悄说话吗？
专心的读者想必早已弄懂我交相指涉的解说，不过还请容我再述说一遍：“他”，无疑地，便是“眼”。眼睛就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然而我最先创造出来的不是“眼”，而是“他”，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而这个我想要成为的“他”，隔着遥远的距离，大剌剌地向我投下犀利而沉重的凝视。在“眼睛”的范围内我的一举一动无所遁形，任性的凝视不仅监视着我、评判着我，更拘束我的自由。它像一轮可厌的烈阳，高挂在我的头顶丝毫不放过我。但别以为我是在抱怨，看见这只“眼”在我面前展现的灿烂景象，我万分喜悦。
我周围的景观宛如几何图案，而且精准到丝丝入扣的地步，我望着自己置身其中（毕竟，“我望着自己”正是这整件事的乐趣所在），当下意识到原来“他”是被我创造出来的，但是对于自己究竟是怎么办到的，我却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从某些线索中我可以看出，“他”淬取自我个人的生活材料和经验。“他”（我想要成为的人），取材自我童年时看的漫画中的英雄，或是我在国外刊物上见到的文坛巨擘的照片，甚至照片中这些摆着姿势的文人，他们的图画室、书桌，或他们时常出没的神圣场所——他们在这些地方咀嚼他们“深沉而有意义”的思想，并在门口摆姿势给摄影师拍照。我当然也想像他们一样！可是，又要多像呢？在这块形而上的版图里，我也遭遇了一些令人气馁的线索，反映出我着实是以自己的过去点滴来塑造“他”：一个勤奋富裕的邻居，我母亲总是大力吹捧他的优点；一位崇尚西化的帕夏，他誓言拯救自己的祖国；一本书中的一位英雄，这本书我从头到尾读完了五遍；一位以沉默来处罚我们的老师；一个过分优雅的同学，他不仅有每天换穿新袜子的财力，甚至还以“您们”来尊称自己的父母；贝尤鲁和色扎德巴斯电影院里放映的外国片中那些聪明、机智、风趣的男主角——他们拿酒杯的姿势，他们那种幽默的样子，那种明确的果决，能够那么轻松自在地与女人相处，甚至是美丽的女人；著名的作家、哲学家、科学家、探险家和发明家，我从他们书本的前言中得知他们的生平历史；几位军事要人；还有那位拯救城市逃离毁灭性洪水的失眠英雄……早已过了午夜，我倚着清真寺的墙壁，看见这些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地现身，仿佛站在地图上各个熟悉的区块，从四面八方向我挥手。一开始我也涌起一股孩子气的兴奋，就好像一个人惊讶万分地发现自己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街区，竟然出现在地图上。然而接下来，我品尝到一股酸涩的残味，就好像第一次检阅地图的那个人，最后终究逃不过失望，因为他将发现，那些大楼、街道、公园、房舍，载满了他终生的回忆，然而当展现在偌大繁复的地图上时，却只不过是用小小的几个点几条线敷衍带过，相比其他的线条和标示，它们看起来无足轻重，毫无意义。
从往日的记忆和景仰的人物之中，我造就出“他”来。我一个一个地捡拾过去的事事物物，拼贴成这一个庞然畸物，他释放出这只紧盯我的“眼”，“他”是这只“眼”的灵魂。此刻，这个巨大的混合体却反过来成为被我凝视的对象。在它之中，我瞥见我自己和我的一生。我很高兴能够受到它的严密注视，在它的羽翼下努力向上。我花费毕生精力只为了模仿“他”，努力扮演想要成为他，并深信有朝一日我会真的变成他，或者至少能够接近他。我活着并非充满自信热情，而是不断希望有机会能够变成另一个人——他。我的读者们，请不要误以为这“灵魂出窍的经验”意味着某种觉醒，或是那种“大彻大悟”小品故事的一个例子。来到这片梦游奇境，我发现了自己，倚着清真寺的墙壁，周遭的一切在几何形放射的光芒下莹莹闪烁，涤除了罪与恶、欢乐与惩罚。曾经有一次我做梦看见，就在这同一条街上，从同一个角度望去，一轮满月高挂在同样这片夜半靛蓝的天空上，缓缓幻化成为时钟上的一个明亮刻度。此时我体会到的景色正如同在那场梦里，有着同样的清晰、剔透、对称。我很想悠闲自在地继续欣赏它，反复吟味那看似理所当然的细节，一个一个挑出其中有趣的变异。
我确实也这么做了。仿佛面对一场西洋棋局，预测着深蓝色大理石板上的小石子的走向，我对自己说：“斜倚清真寺墙壁而立的‘我’，渴望成为‘他’。”“这个人想要与自己羡慕的对象结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假装不知道他其实是被扮演他的‘我’塑造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眼’会如此自信。”“他似乎不知道，‘眼’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倚在清真寺墙上的人有机会接近他，反过来，倚在清真寺墙上的这个人倒是非常清楚这个暧昧的概念。”“如果这个人展开行动去接近他，并设法成为他，那时‘眼’将会走进死巷或者掉入深渊。”“此外，还有……”诸如此类。
就这样，我从外头审视着自己，同时心中想着这些事情。接着，我所审视的“我”开始往家的方向走，返回他的床铺。他沿着清真寺的墙壁行走，到了墙的尽头后，继续沿着附有一模一样二楼阳台的木房子，穿过荒凉的空地、公共饮水泉、门窗紧闭的商店，还有墓地。看着自己，我不时感到惊愕。这感觉就好像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我们望着身旁行色匆匆的人群，却突然在一片厚玻璃橱窗或一排假人身后的大镜子中，瞥见自己的身影。不过，同时我很清楚在这如梦的场景中我所观察到的“我”，正是我自己，没什么好奇怪的。令我惊讶的是，我对此人竟感到如此舒服、甜蜜、亲切的情愫，叫人难以置信。我知道他其实是个脆弱而可怜的人，无助而忧伤，全天下只有我知道眼前这个人并不像他外表所见。我想要像一个父亲一样保护这敏感的孩子，或像一个神祇照料这柔弱的生物，把他纳入我的羽翼。可是他继续走了很久（他在想些什么？为何如此忧伤，如此疲倦，如此挫败？），最后终于返回大街上。偶尔，他抬眼望去，小吃店和杂货店熄了灯的窗户。他把双手用力插入口袋，下巴垂到胸口，就这样继续从色扎德巴斯走向温卡帕讷，偶尔有辆汽车或空出租车从身旁呼啸而过，他也视而不见。或许他身上没有半毛钱。
走上温卡帕讷桥，他朝金角湾凝视了一会儿。黑暗中，依稀可见一群船员齐力拉着一条绳子，绳子绑着一艘拖船，正准备入水驶过桥下。爬上西哈尼山丘，他和一个迎面下坡而来的醉汉交谈了几句。他完全没有注意独立大道上辉煌明亮的橱窗，除了一家银器店，他仔细地端详了橱窗内展示的银饰。他有什么心事？满怀着不安的挂念与关心，我注视着他，替他感到焦虑。
来到塔克西姆后，他在一个书报摊买了香烟和火柴。他撕开包装，迟缓的动作正如同街上猥琐的土耳其人。他点起一支烟：噢，一缕哀伤的青烟从他口中袅袅升起！尽管我世故老练、无所不知，但此时我却仿佛头一次面对面遇见人类这种生物，为他担心受怕。我想说：“小心点，小子！”每一次看见他平安穿越马路，我都不禁松口气，暗自庆幸。我始终保持警觉，留意着街道暗处、公寓大楼的死角以及漆黑无灯的窗户，生怕有任何灾祸埋伏。
谢天谢地，好不容易他安全到家，返回位于尼尚塔石的公寓楼房（“城市之心”公寓）。一上到他的阁楼公寓后，你们以为他会就这样上床睡觉，满心愁闷——同样的愁闷折磨着我，沉重而难以言喻；然而，不，他往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抽烟，花了一点时间翻阅报纸。接着他起身，在老旧的家具、摇摇欲坠的桌子、退色的窗帘、堆积如山的报纸和书本间来回踱步。突然间，他往桌前一坐，在吱呀作响的椅子上调整好姿势，抓起一支笔，然后倾身伏向一张干净的白纸，挥笔疾书。
我站在他身旁，紧贴着他，感觉好像我就倚在他凌乱的桌面上。我贴近地端详他：他带着孩子般的专注神情写字，陶醉的模样像是在欣赏一部喜爱的电影，对着自己内心播放。我看着他，骄傲极了，如同一个父亲注视着儿子写下生平第一个字母。每当他写完一个句子，他会抿起嘴；他的眼珠子随着文字骨碌碌地转动。一整页写完后，我阅读他写了些什么，我打了个寒战，内心涌起一股深沉的痛楚。
他所写的，并不是挖掘自灵魂深处、我所渴望知悉的秘密，他只是潦草写下了你们刚才读到的那些句子。不是他自己的世界，而是我的；不是他自己的话语，而是此刻你们正飞快扫视的每一个字（拜托，慢下来！），属于我的话语。我想与他对质，要求他写出自己的话，但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呆望着他，如同在梦里。一字连着一字，一句接着一句，越往下走我的痛越深越浓。
来到另一个段落的起头时他略为停顿。他看着我——仿佛他看见了我，仿佛我们四目相交！记不记得，在旧书和杂志中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作家和他的缪斯有一段愉快的交谈？调皮的插画家会在页面空白处，画出钢笔大小的缪斯和若有所思的作家，彼此相视而笑。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相视而笑。既然我们已经彼此交换了心有灵犀的微笑，我乐观地猜想，那么接下来一切都会清楚了。他将会醒悟什么才是对的，因而写出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故事，让好奇的我得以一窥究竟，而我将会满怀喜悦地阅读他评论身为自己的种种。
试得好！可什么也没有。零。他再次冲着我亲切地一笑，好像所有需要解释的事情全都一清二楚了。他顿了顿，酝酿情绪，如同刚破解了一场棋赛的僵局，蓄势待发准备继续进攻。接着他写下了最后的字眼，把我的世界推入一团无底的黑暗。
电影不但毁坏孩童的视力，更毁坏他的心灵。——乌鲁奈
卡利普一醒来，就知道又下雪了。或许他在睡梦中早已知晓，感觉到一片寂静吞没了城市的喧嚣。乍醒时他还记得前面的那场梦，但才刚转头望窗外，便忘得一干二净。黑夜已深，卡利普用煤气炉始终烧得不够热的水洗了个澡，换上衣服。他拿起纸和笔来到桌前，坐下来，花了一点时间检查线索。他刮了胡子，穿上如梦很喜欢的那件人字呢夹克——耶拉也有一件完全相同的——然后在外面披上他的粗厚大外套。
雪已经停了。路旁停放的车辆和人行道上覆盖着几英寸深的积雪。星期六夜晚的购物人潮手里提着大包小包，颤颤巍巍地走路回家，仿佛他们正踩在外层空间某座星球软绵绵的地表，一时还无法适应步伐。
到了尼尚塔石广场，他很高兴看见主要大道已经空无一人。一家杂货店的门口照每天夜里的惯例架起一个摊子，摆上一叠叠裸女杂志和八卦报刊，卡利普从中间抽出一份隔天早晨的《民族日报》。他横越马路，走向街对面的餐馆，找了一个路上行人看不到的角落坐下，点了一份番茄汤和烤肉饼。趁食物上桌的空当，他把报纸拿到桌上，开始仔细读耶拉的周日专栏。
这篇也是多年前刊载过的文章之一。如今第二次读，卡利普仍记得其中几句耶拉的至理名言，有关于记忆。他一边啜饮咖啡，一边在文中做记号。步出餐馆后，他挥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巴克尔廓伊市郊的锡南帕夏区。
出租车行驶了很久，漫长的车程中，卡利普望着周围的景象，感觉自己并非身处伊斯坦布尔，而是在另一座城市里。古穆苏佑坡往下通往多尔马巴赫切的斜坡处，三辆市公交车互相穿插停靠，人群蜂拥而上。公车站和共乘小巴车站里没有半个人影。雪花落入城市，专横地压境而至，街灯渐暗，城市里独有的夜间活动沉寂了下来，四周顿失声息，仿佛退回到中世纪的单调夜晚，房舍的门窗紧闭，人行道上空荡荒凉。覆在清真寺圆顶、仓库、违章建筑上的积雪不是白色的，而是蓝色。卡利普看见紫唇蓝颊的流莺在阿克萨瑞街头徘徊、年轻人拿木梯子当雪橇从城墙上一路往下滑、停泊在公交车总站前的警察巡逻车不停地转动着蓝光、从总站发车的公交车里，乘客畏惧地向外张望。年老的出租车司机说了一个疑点重重的故事，关于很久以前某个不可思议的冬天，金角湾的水面冻结成冰。借助出租车内的顶灯，卡利普在耶拉的专栏上标满了各种数字、符号和字母，但依然什么都找不到。最后，司机抱怨说他没办法再往前开了，卡利普只好在锡南帕夏区下车，开始步行。
艳阳丘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靠近大马路。街道沿着窗帘掩蔽的两层楼水泥砖房（由原来的违章建筑改建而成），沿着阴暗无光的商店橱窗，平缓上坡，来到一个小广场处戛然而止。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阿塔图克的半身像（并不是一整座雕像），正是早晨他在市内电话簿地图上看到的那块长方形标示。一座不大不小的清真寺墙上写满了政治标语，他凭着记忆，选了旁边的一条路。
他甚至不愿意去想像如梦在眼前某一间破烂房子里，那些房子的排油烟管从窗户中伸出，阳台被压得向下倾斜。然而十年前，他曾经蹑手蹑脚来到敞开的窗口，看见了此刻他不愿意去想像的情景，仓皇之下，落荒而逃。那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傍晚，如梦穿着无袖印花棉洋装，坐在堆满纸张的餐桌前忙碌，一只手指卷着一缕卷发转呀转。她的丈夫背对窗户而坐，正在搅拌杯里的茶。一只即将啪地跌落的飞蛾，围着悬吊在顶头的光秃灯泡飞，一圈比一圈更摇晃。丈夫与妻子之间的桌子上，摆了一盘无花果和一瓶杀虫剂。卡利普清清楚楚地记得汤匙敲撞杯子的叮当作响，以及邻近树丛中夏蝉的唧唧鸣叫。不过他怎么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转角，旁边竖立着一根半埋在积雪中的路标，上头写着：瑞夫贝街。
他走完整条街后又折返。巷道的一头有几个小孩在掷雪球，另一头贴着一幅电影海报，一盏灯映亮了上面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眼睛被涂黑，戳瞎。由于所有的屋子都是两层楼房，门上也都没有门牌号码，因此当卡利普第一次经过的时候，他漫不经心没有多注意。等到走第二趟时，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认出了那扇窗户、十年前他不屑碰触的那只门把以及那片晦暗、没有粉刷的墙壁。房子加盖了二楼，旁边增建了一座园圃，泥巴空地换成了水泥地。一楼室内漆黑一片。附有独立出入口的二楼，微蓝的电视屏幕光芒从紧闭的窗帘渗透出来。如同枪管般穿破墙壁指向马路的排油烟管，喷出一股硫磺色的烟雾，宣布着好消息：来访的不速之客打开门后，将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热食可吃，有温暖的炉火，还有一群傻盯着电视的热心好人。
卡利普小心翼翼地踩上积雪的台阶，每一步都伴着隔壁空地上一条狗儿的吠叫。“我只要跟如梦讲一下话就好！”卡利普自言自语，但其实也搞不清楚心里究竟是在对自己说还是对她前夫说。等见到她后，他会要求她解释在道别信中没有讲明的理由，接着他会叫她马上回家收拾所有她的东西，她的书、香烟、凑不成对的丝袜、空药瓶、她的发饰、她那些眼镜的盒子、吃了一半的巧克力、她的细长发夹、她孩提时代的木鸭子玩具，然后，离开，别再回来。“每一件关于你的物品，都带给我难以承受的痛楚。”由于他没办法当着那家伙的面说出这些，所以他最好能说服如梦到另一个地方去坐下来说话，“像成年人一样”。等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开始以“成年人”的样子对谈，这时，或许也有可能说服如梦别的事情。只不过，这附近除了全是男人的咖啡馆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该上哪儿找这么一个谈话的地点？卡利普先是听见小孩的声音（妈，开门！），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显然绝不是他的妻子、他二十多年来爱恋的对象、他从小到大的挚友。顿时他才明白，到这里来找如梦是件多么愚蠢的行为。他本想临阵脱逃，但门已经开了。卡利普一眼便认出妻子的前夫，但对方却不认得卡利普。他是个中等年纪、中等身高的男人，正如卡利普所想像的那样。从今以后，卡利普也永远不会再想起这么样的一个人。
前夫花了一点时间，让眼睛习惯外头危险世界的黑暗，卡利普也静待着对方慢慢认出他来。与此同时，好奇的脑袋一颗颗冒出来，先是妻子，然后是小孩，接着是另一个小孩，询问着：“爸，是谁呀？”爸爸被问倒了，在原地呆愣了好一会儿。卡利普决定抓住机会溜掉而不要进屋，连忙一口气把自己来访的理由交代清楚。
他很抱歉三更半夜打扰他们，可是他实在是不得已。今天他之所以来到他们家——改天会再来正式拜访（甚至带如梦一起）——是为了调查关于某个人、某个名字的一些资料，事关重大，极为迫切。他正在替一个被诬告谋杀的大学生辩护，噢不，事实上的确有人死了，只不过真正的杀人凶手行踪飘忽，像个鬼魅似的在城市游走，曾经有一度……
故事一讲完，卡利普立刻被簇拥进屋。他才脱下鞋子，马上面前就呈上一双太小的拖鞋，手里就被塞进一杯咖啡，并且被告知说热茶马上泡好。卡利普又复述一遍那位可疑人士的姓名（捏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以防万一），如梦的前夫便接下话头。聆听着男人滔滔不绝的铺陈，卡利普可以想见这些故事含有强烈的麻醉效果，很快地自己将失去知觉，走不出大门。事后，他记得自己当时曾想过，说不定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就能够发现一些关于如梦的线索，至少有一点蛛丝马迹，然而这种想法更像是晚期病人接受手术治疗前的自我欺骗。他好不容易终于走出了那扇他以为永远不会再开启的大门，这时他已经聆听了如梦前夫如水库泄洪般奔流泉涌地讲了两个小时的故事，并从中得知以下事实：
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多数东欧和美国的犹太人，都是犹太哈扎尔王国的后裔，一千年前定居于伏尔加河与高加索山之间。我们也知道，哈扎尔人事实上是一个接受犹太教的土耳其部族。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之间血脉相连，关系极其密切。多么有意思啊！过去二十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形同手足的民族四处迁徙，势力此消彼长，仿佛同时在一首神秘乐曲的伴奏下跳舞，但始终碰不在一起，总是错身而过，像一对绝望的孪生兄弟，注定一辈子纠缠不清。
地图拿来后，卡利普马上从故事的麻醉剂中苏醒，他站起身，动了动被暖气烘得懒洋洋的肌肉，然后望着摊开在桌子上的故事书，他惊异地看着充满了故事的地图上用绿色钢珠笔标满的箭号。
主人开始说，他认为历史的对称性是件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现在经历了多少幸福快乐，到头来便将经历多少悲惨痛苦，诸如此类。
首先，一个新国家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兴起。这一回，他们不会像一千年前那样，引进新移民来组织这个新国家。相反的，他们会把旧居民改造成为符合他们理想的“新人类”。甚至不需要读过伊本·赫勒敦，谁都猜得出，为了改造我们，他们必须切断我们的记忆，把我们变成一群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时代背景的游魂。众所周知，博斯普鲁斯区山坡上和贝尤鲁小巷里有几所阴郁的传教士学校，那里的人给学生喝下熏衣草色的液体，以摧毁我们的国家意识。（“记住这个颜色的名称。”妈妈一边专心听她丈夫讲话一边说。）后来引发了一些化学后遗症，西方团体基于“人道立场”，认为这种方法过于鲁莽而危险。从此以后，他们便采取一种“较为温和”、有效也更为长久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他们的“音乐—电影”。
显而易见，此种电影方法是利用美丽女人的脸蛋图像、教堂管风琴整齐而辉煌的音乐、令人联想到赞美诗的视觉重复技法，以及各式各样抓住观众视线的画面——酒、枪、飞机、衣服——而比起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所使用的教学法，此种手段被证实更为彻底有效。（卡利普很好奇还有谁听过这一串显然事先写好的冗长句子：附近邻居？同事？共乘小巴上的陌生乘客？岳母大人？）色扎德巴斯和贝尤鲁的电影院开张没多久，就造成几百名观众失明。有些人意识到加诸在身上的恐怖阴谋后，决定抗拒，然而他们的怒吼却在警方和脑科医生的压制下噤声。如今，他们只能通过卫生署给那些被新影像弄瞎眼的孩子们发放免费眼镜，以减轻他们内心的反抗情绪。然而终究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抹平的，零星的冲突还是会爆发。当他看见几条街之外，一个十六岁少年朝一张电影海报发射空包弹时，他很快理解那是为什么。还有一个人，携带了好几罐汽油到一家电影院里，当他在大厅被保镖围捕时，他大声要求对方把他的眼睛还回来。没错，他希望要回他的眼睛，那曾经看见旧日景象的眼睛。还有报纸上以前报道过，有一个马拉蒂亚的牧羊少年，不由自主看电影看上了瘾，结果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丧失了所有记忆，连回家的路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卡利普先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类似的故事多到一个星期也讲不完，都是关于一些人在看了电影后，因为太过向往银幕里的街道、服饰和女人，以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从此变成废人。无以数计的人们把银幕上的角色当作自己，荒谬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被众人视为“有病”或“变态”，甚至我们的新统治者还邀请这些人进入其合伙体系。我们都被弄瞎了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男主人，也就是如梦的前夫，现在想要知道，难道没有任何政府单位察觉到电影院的兴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吗？他想要知道，难道妓院和电影院开在同一条路上只是纯粹巧合吗？他进一步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面都要那么暗，那么彻底而残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梦小姐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个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里。（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随着他的手指甲。）他们把政治宣言从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时设法保留原文的风味；他们搜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物的谈话，以此种新文体撰写政治预言，经过打字和影印之后，发给那些他们永远不会遇见的人群。事实上，他们只不过，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真有人相信了他们的化名，误以为他们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时，他们多开心呀。有时候，其中一人会忘掉了在电池厂里长时间工作的疲累，或是写文章和寄发传单的费神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辗转弄到手的新身份证。在青春的热情与乐观之中，他们常会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是个全新的人了！”他们会抓住机会怂恿对方说出这样的话。多亏他们的新身份，他们看见了一个过去未能察觉的新世界，并读出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本崭新的百科全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你读得越多，百科全书就改变得越多，你也随之蜕变；于是，一旦你读完了它，回过头去再从第一册 开始重读这个百科全书，这时你会陷入错乱，被书页中新发现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晕头转向。（接下来主人的演讲就这样迷失在百科全书比喻的书页丛林里，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注意到餐具橱的一层架子上，摆放着订报纸时一小册一小册随刊附赠的《知识宝库》全书。）然而，如今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他们”为了模糊焦点而设下的阴谋：我们乐观地以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夫妻俩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大堆标志、文字、宣言、照片、脸孔和枪械之中，再也归纳不出任何意义。那个时候，这栋房子还兀自矗立在荒凉的山丘上。一天夜里，如梦把几件衣物塞进她的小袋子里，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回到她认为安全的旧日家庭与生活中。
讲到慷慨激昂处，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让卡利普不时联想起兔巴哥）站起身来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头昏脑涨。他继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破解“他们的”把戏，那么我们必须返回源头，回到万物的起点。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来：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一个“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或“传统市民”的住家。室内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旧沙发椅、合成纤维的窗帘、边缘画有蝴蝶的瓷釉餐盘、一个难看的“餐具橱”，里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来访时会拿出来的糖果盘和从来没用过的利口酒杯组，以及被打得烂烂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梦——一个受过教育的美丽女人；她比较像他自己的母亲，平庸，单纯，无害（这时太太冲着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读不出来）。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假使他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是老样子的话，父亲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现在过的想必没有两样。这样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选择。他清醒地过着此种生活，坚持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此阻挠一场千年阴谋。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以铺着那块针织垫布，是因为这种家庭的电视机上一定得铺块类似的垫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餐桌上的凌乱，剪下折价券的报纸被扔在一旁，被拿来当作针线盒用的巧克力礼盒边上沾到的果酱，甚至包括不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事情，比如被孩子们折断的形状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炉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观察，仿佛在看一部电影，倾听自己和妻儿谈论的事情、审视全家人围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样。当他发现，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正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样子时，他满心欢喜。如果说，幸福就是能够有意识地过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么，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仅达成了幸福的条件，还粉碎了一场千年阴谋，这使得他的快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