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设法挤出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卡利普站起身，嘴里一边说外头又开始下雪了，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尽管喝了那么多茶和咖啡，他仍觉得自己随时要昏厥过去。主人挡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听他继续说：
他很遗憾卡利普先生必须回到伊斯坦布尔，那儿是一切堕落的起点。伊斯坦布尔是善恶的指标——别说是住在那里了，就算只是一只脚踏进伊斯坦布尔，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认失败。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画面。无可救药的人群，破烂的车辆，逐渐沉入水中的桥梁，堆积如山的锡铁罐，遍布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标志，难以辨识的海报，毫无意义的残破广告牌，颜料斑驳退色的涂鸦，啤酒和香烟的图片，不再呼唤群众祷告的宣礼塔，一堆堆的瓦砾、泥巴和尘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废墟残骸根本没有希望。如果说会有什么复兴运动的话——主人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在奋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从这片被贬为“水泥贫民窟”的小区里萌芽，原因在于，惟有这块地区保存了我们最珍贵的本质。身为此小区的创建者、开拓者，他深感骄傲，并且邀请卡利普也加入他们，甚至就是现在。他可以留下来过夜，说不定两人可以来场小小的辩论。
卡利普已经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静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们道了再见，打开门，跨出门外。主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外头的雪，然后清晰地吐出“雪”这个字，专注的神态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经认识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长，与他见了面之后，他做了一场全白的梦。纯白的梦境里，他与穆罕默德并肩坐在一辆纯白色凯迪拉克的后座。前座坐着一个他看不见脸的司机，以及穆罕默德的孙子，哈珊与胡赛因，穿着一身雪白。当白色凯迪拉克驶过充满海报、广告、电影和妓院的贝尤鲁时，两个孙子转过头来摆出憎恶的表情，寻求祖父的赞许。
卡利普试着走下积雪覆盖的台阶，但这个家的主人依旧说个不停：并不是说他有多相信梦谕，他只是学会解读神圣的暗示罢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梦能够运用他的所学，而且显然其他人已经这么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了同样的内容，但这个人是在白费力气：他根本走错了方向，徒然为一个空无的理想，寻找一个错误的解答，他的专栏不过是自我欺骗。
这的确耐人寻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构想，不知怎的竟被总理和名专栏作家注意到了，并且拿来运用，然而别人却以为这位创始者早已销声匿迹，更没半个人想到要登门拜访。有好一阵子，他考虑向报社揭发真相，告诉他们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颜无耻的抄袭行为，他打算证明，他们剽窃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动地抄下好几句话，而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没人看过的一份政治小报上。然而揭发内幕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相当清楚自己必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这些人会来按他的门铃。卡利普先生的造访——以一个亳无说服力的借口说要找某人的化名线索，雪夜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郊区——显然是个征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读征兆，并且（这时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声问最后几个问题：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给他的修正主义历史一次机会？为了怕他自己一个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许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这样的话，卡利普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呢？好吧，那么，能否代他向如梦问一声好呢？
有些人会细读各种定期刊出的文章，这种阅读的习惯，可以归入阿威罗伊的反记忆法类别，或者说是引起失忆的祸源。——柯勒律治《文学传记》
他请我代为向你问一声好，刚刚好两个星期前。“我一定会。”我回答，但才一上车我已经把它抛之脑后，不是忘记他的问候，而是忘了送上问候的那个人。但我并没有为此失眠。依我看，任何一个明智的丈夫都应该把向他们妻子问好的男人们抛之九霄云外。毕竟，你永远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吗？尤其如果你的妻子碰巧是一名家庭主妇，除了自己无趣的丈夫之外，一辈子根本没机会认识其他男人。倘若有人向她问好，那么她很可能会对这位彬彬有礼的家伙左思右想起来——反正她有的是时间。虽然凭良心讲，这种男人确实是礼数周到，可天晓得我们从哪时候开始流行这门子的风俗了？想当年，一位绅士顶多笼统地问候一下对方家中的女眷罢了。从前的电车也比现在的好得多。
想必有许多读者知道我没有结婚、从未结过婚，而且由于职业的缘故也永远不会结婚。这些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不免疑心，这篇专栏从破题第一句话开始，是不是我在设计什么谜题耍弄他们？我称呼得如此亲昵的女人，到底是谁？别胡言乱语了！你们垂垂老矣的专栏作家就要打开话匣子，跟你们絮叨他逐渐失忆的过程，邀请你们来品尝花园里残存的最后一朵玫瑰花香——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别急躁，这样我们才能不露痕迹地玩一出老套的简单戏法。
三十多年前，我才当上菜鸟记者没多久，专跑贝尤鲁这条线，那时我必须挨家挨户地察访以搜寻独家新闻。我时常前往贝尤鲁黑帮和毒枭出没的赌场，寻找以死亡或自杀作结的新鲜爱情故事。我跑遍各家旅馆，翻阅旅馆职员特准我看的访客登记簿——我每个月得投下两块半里拉才买到这项特权——嗅出是否有任何外国名人投宿，或是任何有意思的西方人物，可以让我诓骗说是某个西方名人来到我们城市拜访。那年头，不仅世界上还没有淹满这么多名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会来伊斯坦布尔。那些实际上默默无闻、却被我当成他们国内知名人士而登上报纸的人，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刊出来，一开始他们满头雾水，到最后总是演变成愤愤不满。其中一位我预期将大红大紫的人，最后果然得到真正的声望。当时我在文章中报道说“名服装设计师某某人昨日拜访我们的城市”，见报二十年后，他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国——以及存在主义——时装设计师。连半句谢我的话也没有。西方人就是这般忘恩负义。
那段日子里，我除了忙着挖掘业余的名人和本土黑帮（如今称之为黑手党）的新闻外，曾经有一次我巧遇一名年长的药剂师，从他身上嗅到一则新故事的可能性。这位老先生饱受失眠与失忆之苦，就如现在我自己遭受的折磨一样。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你会误以为其中一项（失眠）有可能抵消另外一项（失忆），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失眠的夜里，时间与黑暗停滞不前，全部冻结在一片无名无姓无色无味的世界里，老人的记忆消失得如此彻底（如同我一样），以至于他以为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亮的另一面”，就像从外国杂志翻译过来的文章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人陷入疯狂的那种状态。
老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了一种药，希望能够治愈他的病痛（就好像我为了同样目的发明了抒情文）。记者会的现场上，只有我和某晚报一位有大麻瘾的记者出席（加上药剂师总共三个人），当场老先生卖力地表演，倒出他的粉红色液体一饮而尽。为了给他的新药更多曝光的机会，他再三畅饮，直到最后他企盼了多年的睡眠终于降临。只不过，这位年老的药剂师不仅重获睡眠，更回归到他的天堂梦土去了，再也醒不过来。因此，大众也永远听不到他们殷切渴望的好消息：土耳其人终于也发明出了什么东西。
他的葬礼在几天后一个阴天里举行，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不断思索着，到底他一直想要记住的是什么事情。我至今依旧想不通。随着我们逐渐老去，哪一部分将被我们的记忆甩脱，仿佛一头暴躁的驮马拒绝背负超载的包袱？是最不愉快的部分？最重的？还是最容易丢弃的负担？
遗忘：我已经遗忘了，置身于全伊斯坦布尔所有美丽景点旁的那些小房间里，阳光如何渗入纱窗流泻在我们的身体上。我已经遗忘了，那位卖黄牛票的小伙子在哪一家电影院门口做生意，他爱上售票亭里一位苍白的希腊姑娘，迷恋得发狂。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忘了我亲爱读者的姓名，以及我在私人回信里替他们解答的神秘，当我为报纸写解梦的专栏那一阵子，这群读者和我一起梦见无数相同的梦境。
于是，多年以后某个深夜里，你们的专栏作家回首过去的时光，试图攀附住一根记忆的枝丫，陡然间他想起一段过往，自己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度过骇人的一天：我的整个身体，整个人，欲火焚身地想要亲吻某个人的唇。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窝在一家老戏院里，看了一部说不定比戏院本身还老的美国侦探片《血红街道》。片中有一幕缩水的吻戏，没什么特别的，就好像其他黑白电影中的一般吻戏，早已被我们的检察官剪掉剩下不到四秒钟。我也搞不大清楚怎么回事，但突然间一股强烈的欲望袭来，我也渴望用同样的方式吻一个女人，是的，用尽全力把我的嘴唇压上她的唇。想到可悲的自己，我差点难过得喘不过气来。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却还不曾跟人亲过嘴。并不是说我没和妓院的女人睡过，但是一方面那些女人不怎么愿意亲嘴，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把我的嘴和她们的凑在一起。
电影还没演完我就离开了，走在街上，我浑身烦躁，仿佛城市的某个角落正有一个女人等待着我去吻她。我记得自己飞奔进地铁，然后匆忙赶回贝尤鲁，一路上绝望地翻捡着记忆，仿佛在黑暗中摸索着什么，企图寻找那一张脸、一抹笑、一个女人的身影。我怎么也想不出有哪个亲戚或熟人可以让我亲她的嘴；我根本无望找到一个心上人；我不认识半个女人可以做我的……情人！这挤满了人的城市看起来一片空荡。
尽管如此，到了塔克西姆广场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坐上了公交车。我母亲的某个远房亲戚在我父亲离开后的那些年，对我们照顾有加，他们有个小我几岁的女儿，我们曾一起玩过几次扑克牌。一个小时后我抵达芬丁查德，按下门铃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这个我梦想亲吻的女孩前阵子已经嫁人了。如今早已不在人世的年迈双亲邀我进屋。事隔这么多年后看见我的来访，他们既诧异又迷惘。我们东聊西扯了一会（他们对于我的记者身份毫不感兴趣，认为这种职业只不过比贩卖小道消息好一点点），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足球转播，一边喝茶配芝麻面包圈。他们热忱地邀我留下来吃晚餐，但我马上咕哝了几句，向他们告辞，连忙冲回大街。
户外的冷空气窜上我的皮肤，仍然冷却不掉我渴望接吻的欲火。我的皮肤寒冷如冰，但我的血肉却灼烫如火，我浑身难受得不得了。
我在埃米诺努搭上渡船，过河来到卡迪科伊。以前有个同学时常跟我们讲，说他家附近有个女孩是接吻出了名的（意思是说，她还没结婚前大家就都知道她很会接吻）。我朝我同学在费讷巴赫切的家走去，心里想着，尽管如今她已经名花有主，没机会了，但我朋友一定还知道其他类似的女孩。我在一幢幢木造的房舍和柏树花园之间绕来绕去，寻找我朋友过去居住的地方，但怎么都找不到。沿着如今早已拆除的木头建筑，我一边走一边望灯火通明的窗户，想像那位结婚前是个接吻好手的女孩住在其中一栋房子里。每每仰望一扇窗，我都会告诉自己：“她在这儿，会和我亲嘴的女孩就在这儿。”我们近在咫尺，只隔着一片花园围墙、一扇门、几道木头阶梯。
可我就是到不了她身边，吻她。此刻，这吻是如此接近又如此遥远！迷人又吓人！这个吻，如大家熟悉的神秘、诡谲、超乎想像，又如梦境一般陌生而魔幻！
搭乘渡船回到伊斯坦布尔位于欧陆的那一边，我独自思忖着，假使我强吻某个女人会发生什么事？或者如果我只是假装自己的嘴不小心碰了一下她的唇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脑子没法仔细思考，更何况附近也没看到任何一张适合的脸。过去在生命中曾经有几段时期，我陷入痛苦而绝望的情绪，就算与城市里纷扰的人群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我仍觉得这座城市一片空虚。那一天，这种感受特别强烈。
踏着潮湿的人行道，我走了好一会儿，心里不停想着哪一天等我功成名就之后，重返这个空无一物的城市，到时候我必能得到我想要的。尽管如此，你们的专栏作家别无选择，只得乖乖回到他和母亲同住的房子里，回去读翻译成土耳其文的巴尔扎克，关于可怜的拉斯蒂涅的故事。年轻的时候，我像个真正的土耳其文艺青年那样认真读书，换句话说，不是基于我个人的喜好，而是出于一股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的责任感。但未来又救不了今天！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后，我烦躁地走出来。我记得自己凝视着浴室的镜子，在脑中勾勒出电影中那些演员的画面，心想一个人至少可以亲吻镜子里的自己。无论如何，我满脑子都是演员的嘴唇（琼·班内特和丹·杜瑞亚的），甩也甩不掉。但再怎么样我吻到的终究只是玻璃而不是我自己，于是我离开浴室。母亲坐在餐桌前，身旁堆满了做衣服的版型和天晓得从哪个有钱远亲那儿弄来的雪纺纱，正赶着为某个人的婚礼缝制晚礼服。
心中想着未来的计划，我开始向她解释自己的想法，大都是些有关自己哪天会功成名就的故事和白日梦。然而我母亲却没有全心全意在听。我发现对她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说的话，管它内容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是我能够星期六晚上坐在家里，和她闲聊。这让我怒从中来。不知为何那天晚上她的头发梳得特别漂亮，嘴唇上也涂了薄薄一层口红。我瞪着我母亲的嘴唇，望着那张大家都说和我的很像的嘴。我愣住了。
“你的眼神好奇怪，”她担忧地说，“怎么了？”
母亲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我跨步走向她，但半路上陡然住脚。我的双腿在颤抖。我没有再走近她，只是站在原地开始用尽全力破口大骂。我现在已经忘了当时吼叫的内容，只记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我们再度爆发了一次剧烈争吵。突然间，我们不再害怕声音被邻居听到。那是在气头上，一个人失去了控制而任由愤怒发泄。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难免会茶杯被摔破或是炉子差一点被撞倒。
到最后，我好不容易从争吵中脱身，甩门离开。留下我母亲坐在成堆的雪纺纱、线轴和进口的缝衣针之中（第一批土耳其制的缝衣针到了1976年才由霍士门公司生产），低声啜泣。我沿着人行道在城市里乱晃到深夜。我穿越伟人苏里曼苏丹清真寺的庭院，跨过阿塔图克桥，走到贝尤鲁。我好像不是我自己。感觉有一个愤怒而恶毒的怪物正追逐着我。我理想中的那个自我似乎尾随在身后。
下一刻，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家布丁店里，只为了混进人群。但我刻意避开视线，害怕和别人四目相交，然后发现对方也在设法填满星期六夜晚的无尽空虚。我们这种人往往一眼便能认出彼此，认出之后却打从心底互相鄙视。没过多久，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来到我桌前，男人开口对我说话。这个白发的幽魂跑进我的回忆里来是想做什么呢？
真相大白，他就是我在费讷巴赫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的老同学。他不仅结了婚，在铁路局工作，满头少年白，而且还把当年的种种记得一清二楚。你们想必也见过这种情况，一个老朋友出乎意料向你一股脑儿倾吐，装得一副他和你拥有数不清的共同回忆和秘密，其实只是为了让他身旁的太太或同伴以为自己的过去有多么了不起。我可不上这个当，也不打算配合演出，附和他夸大其词的过去。我绝对不会承认自己仍深陷于悲哀惨淡亳无改变的旧生活里，这种生活，他自己早已抛弃。
我挖起一勺没加糖的布丁，边吃边告诉他们独家新闻。我透露自己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你正在家里等我，我把我的雪佛兰停在塔克西姆，走路到这儿来买你忽然嘴馋想吃的鸡肉咸布丁，我们住在尼尚塔石，待会儿可以顺道载他们一程。他谢谢我，但是不用了，因为他还住在费讷巴赫切区，不顺路。一开始他出于好奇，试探性地询问我，但当他听说你出身于“上流家庭”后，他也想暗示他的妻子其实他对上流家庭很熟。眼见机不可失，我赶紧声称他一定记得你。他果然记得，他很高兴，并且还要我代他向你问好。我手里拎着装有鸡肉咸布丁的盒子，起身准备离开，我与他亲吻道别，接着，仿效西方电影里那种潇洒的风度，我吻了他的妻子。你们真是一群莫名其妙的读者！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
我们早该认识了。——朵儿肯·瑟芮，土耳其超级电影明星
离开了如梦前夫的住所后，卡利普来到大路上，却发现没有任何换乘的车辆。不时会有几辆市公交车呼啸而过，但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更别说停下来载客了。他决定步行到巴克尔廓伊的火车站。他拖着脚步穿过雪地，走向看似街角杂货店里那种小冰柜的火车站，心里幻想着，或许他会巧遇如梦，然后一切都将回复到往常，等到那些让如梦离开的理由都澄清了之后，他将几乎可以忘掉她曾经离开。尽管如此，就算只是在这场破镜重圆的白日梦里，他也想不出该如何开口告诉如梦，他去拜访了她的前夫。
在误点了半个小时的火车上，一个老人告诉卡利普一个故事，四十多年前一个和今天同样寒冷的冬夜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老人的军旅在色雷斯的一个村子里驻扎过冬，那年冬天严寒，又遇上因为世界大战即将蔓延至国内而造成的连年饥荒。一天早晨，他们收到一道暗语指令，于是众人骑上马，离开村落，骑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来到伊斯坦布尔市郊。然而他们并没有进城，相反，他们来到俯瞰金角湾的山上，静待黑夜降临。等城里的活动逐渐停歇后，他们便骑下黝黑的街道，走入鬼魅般的街灯幽光里。他们领着马匹，安静地踩过冰冻的铺石路，然后把它们送进肃卢切区的屠宰场。在火车噪声的干扰下，卡利普无法一字一句听清楚老人如何形容屠杀的场面：马匹接二连三倒地，满脸茫然困惑，它们的肠子流淌在鲜血淋漓的石头地面上，内脏悬在体外，像是一把被开肠破肚的扶手椅中蹦出的弹簧。屠夫杀红了眼。剩下的马儿在后头等待轮到自己，它们露出忧伤的神情，恰似那些像罪犯一样偷溜出城的骑兵脸上的表情。
斯克西车站前面也没有任何换乘车。卡利普一时之间本打算走回办公大楼，上他的办公室过夜，但他看见一辆出租车来了个大回转，心想应该会愿意载他。不过当出租车在人行道前面一点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仿佛刚从某部黑白电影里走出来的男人，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猛力拉开车门，自顾自坐进后座。司机在这位客人上车之后，又在卡利普面前停了下来，说他可以在送这位“绅士”的途中顺路放他在加拉塔广场下车。
卡利普在加拉塔广场下了车，步出出租车后他才感到后悔，刚才没有和那位长得像黑白电影里角色的男人说话。凝视着停泊在卡拉廓伊桥边、灯火通明但没有开航的渡船，他想像着与这个男人之间可能会有的对话。“先生，”他会这么说，“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雪夜里……”只要他开口说出这个故事，他必然能够一气呵成讲完，而对方也将会如卡利普所期待的，兴味盎然地倾听。
从擎天神戏院往下走一段路有一家女鞋店，正当卡利普望着橱窗时（如梦穿七号鞋），一个瘦小的男人朝他走来。他拿着一个手提箱，像是煤气公司收账员挨家挨户收费时拿的那种人造皮箱。“有没有兴趣看明星？”他说。他把身上的短外套当成风衣穿，一路扣到脖子。卡利普本以为自己碰到了塔克西姆广场上一个摊贩的同行，那个小贩会趁晴朗的夜里在广场上架起一副望远镜，给好奇的民众看星星，一次一百里拉。但眼前的男人却从手提箱里抽出一本相册，翻开内页，让卡利普瞧瞧他妙不可言的照片，精美的相纸上是一些国内当红的电影明星。
只不过，这些照片并不是当红的电影明星本人，而是外表酷似她们的人，学着明星穿衣服戴珠宝，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她们的姿势动作，比如说，她们吸烟的模样，或是撅起嘴唇诱人亲吻的神情。每张电影明星写真页中，都贴着她斗大的姓名和一张彩色照片，分别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的周围，排了一圈由演员竭力模仿真人所摆出的各式各样“撩人”姿态。
提着箱子的瘦小男人察觉到卡利普不感兴趣，于是把他拉进“新天使戏院”后面一条无人的窄巷，并把相本递给他，让他自己动手翻阅。旁边一家孤单小店的橱窗里，假人的断肢残骸自天花板悬垂而下，展示着各种手套、雨伞、皮包和丝袜。借助橱窗的光线，卡利普仔细端详：“朵儿肯·瑟芮”身穿吉普赛服饰跳舞，转着圈绕呀绕进了无穷远处，或者懒洋洋地点起一支香烟；“穆洁艾”一面剥香蕉，一面淫荡地盯着镜头，或是放声浪笑；“胡丽亚·寇丝姬”戴起眼镜，缝补她脱下来的胸罩，俯身朝水槽洗涤碗盘，或是满脸忧凄地嘤嘤哭泣。相册的主人从刚才开始便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卡利普，他猛然抽回卡利普手中的相册，一把塞回他的手提箱里，蛮横的态度像是一位高中老师抓到学生在偷看禁书。
“想不想让我带你去找她们？”
“哪儿可以找到她们？”
“你看起来像个正经人，跟我来。”
他们沿着暗巷东拐西绕，一路上卡利普耐不住男人的啰嗦纠缠，不得不做出决定，并且被迫坦白承认自己其实最喜欢朵儿肯·瑟芮。
“亲眼见了这妞儿，”拎着皮箱的男人故作神秘地说，“她可会乐极了，包准让你爽翻天。”他们走进一栋位于贝尤鲁警局旁的旧石屋一楼，屋子的门椽上刻着“好同伴”三个字。室内的空气弥漫着灰尘和布料的气味，灯光微暗。虽然周围看不见任何裁缝车或材料，但卡利普却有股冲动想给这个地方命名为“好同伴的男饰店”。他们穿过一扇高大的白门，进入另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卡利普才想起自己该付皮条客一点小费。
“朵儿肯！”男人一边把钱塞进口袋，一边喊道，“朵儿肯，看啊，艾锡到这里来找你啦。”两个正在玩牌的女人吃笑着转头看卡利普。简陋的房间让人联想到一个老旧、荒废的舞台布景，通风不良令人昏昏欲睡，窒闷的空气中充塞着炭炉的烟雾、浓稠的香水味和嘈杂腻人的国内流行音乐。一个女人斜倚在沙发上，手里翻阅一本休闲杂志，模样很像如梦看侦探小说时的典型姿势（一条腿搁在沙发椅背上），只不过她长得既不像电影明星也不像如梦。要不是她Ｔ恤上面写着“穆洁艾”，谁也看不出她是穆洁艾。一个像服务生的老男人在电视机前睡着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谈话节目，讨论君士坦丁堡胜战[1]君士坦丁堡胜战：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宣告灭亡。[1]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
卡利普觉得那位烫着卷发、身穿蓝色牛仔裤的女人，依稀像一个美国电影明星，可名字他忘了。然而他不确定这份相似是真的还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男人从另一扇门走进房里，他朝“穆洁艾”走去，尽管醉醺醺又口齿不清，他还是努力盯着她Ｔ恤上面的名字瞧，认真的神情好像某些非得看到报纸有报道才会相信确有其事的人。
卡利普猜想那位身穿豹纹洋装的女人一定就是“朵儿肯·瑟芮”：她正朝他靠近，走路的姿态甚至还带着一丝优雅。或许她是里面长得最接近原版的一个。她一头金色的长发从右肩垂落。
“我可以抽烟吗？”她愉快地微笑着，她拿了一支没有滤嘴的香烟叼在唇间，“能帮我点烟吗？”
卡利普拿出自己的打火机替她点烟，香烟才一点燃，立刻涌起一团惊人的浓烟，笼罩住女人的脑袋。慢慢地，她的脸和睫毛很长的眼睛从云雾中浮现，仿佛圣人的脑袋在云端显灵，刹那间，一股奇异的寂静似乎压过了嘈杂的音乐（就好像浪漫爱情片里那样），让卡利普禁不住想——这辈子头一次有这种念头——他可以和如梦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上床。上了楼，在一间精心布置的房间里，女人把香烟往一个印有Ak银行标志的烟灰缸里捻熄，然后又从烟盒里拿出另一根。
“我可以抽烟吗？”她用和刚才相同的声音和语调说。她把烟叼在嘴角，扬起头愉快地微笑。“能帮我点烟吗？”
卡利普注意到她仿照先前的姿势，把头微微倾向一个想像的打火机，刻意露出乳沟。于是他猜想，她的台词和点烟的动作必定来自某部朵儿肯·瑟芮的电影，因此他也应该模仿演员艾锡·古奈，扮演片中男主角的角色。他替她点了烟，一团惊人的浓烟再度涌起，笼罩住女人的头，她那双长睫毛的黑眼睛再次从云雾中慢慢浮现。她怎么有办法弄出那么多烟？他以为这种效果只有在摄影棚里才做得出来。
“干吗不说话？”女人微笑说。
“我没有不说话。”卡利普说。
“你是个中老手，是吧？”女人装出又娇又嗔的样子说，“还是你太嫩了不会说话？”她又把这两句话重复一遍。长长的耳环在她赤裸的肩膀上晃晃荡荡。
夹在她圆型梳妆镜上的沙龙照让卡利普想起，朵儿肯·瑟芮在20年前与艾锡·古奈合作的电影《我的狂野宝贝》里饰演夜总会名妓时，身上就穿着一件豹纹洋装，背后的开口一路露到臀部。接着他又听见女人说了几句台词，也是从朵儿肯·瑟芮的电影里来的：（她垂着头，像个郁郁不乐的骄纵小孩，本来双手交握撑着下巴，但猛然抽出双手向前一摊）“可是我不能现在就去睡觉！我喝了酒，我要好好玩乐！”（神色忧虑，像个温柔阿姨担心邻居小孩那样）“留下来陪我，艾锡，留下来等到桥通了！”（陡然转为热情洋溢）“在今天，碰到你，这都是命中注定！”（一副小女人的模样）“我真高兴遇见你，我真高兴遇见你，我真高兴遇见你……”
卡利普在门边的椅子上坐下，女人则坐在梳妆镜前梳她染成金色的长发，圆形的梳妆镜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原版道具。夹在镜框周围的照片中，有一张正是这一幕的场景。女人的背甚至比电影里朵儿肯·瑟芮的背还要美。有那么一刹那，她直视着镜子里的卡利普。“我们早该认识了……”
“我们的确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卡利普说，凝视着镜中女人的脸，“虽然在学校里我们没有坐在一起，但某个温暖的春日，冗长的课堂讨论结束后，有人打开了窗户，后方黝黑的黑板衬着窗户玻璃，让它变成了一面镜子，而我就像现在这样，望着反映在镜中的你的脸。”
“嗯……我们早该认识了。”
“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卡利普说，“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腿看起来如此纤细，我好担心它们会折断。小时候你的皮肤很粗糙，但随着你逐渐长大，当我们中学毕业之后，你的肌肤却变得无比娇嫩而红润。炎热的夏天里，有时候因为我们在屋子里玩疯了，所以大人把我们带到海边，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边拿着从塔拉布亚买来的冰淇淋甜筒，一边用指甲刻画彼此手臂上残留的盐粒，在上面写字。我好爱你细瘦手臂上的汗毛，我好爱你的双腿晒了太阳后的红晕，我好爱当你伸手拿取我头顶架子上的东西时头发披散的模样。”
“我们早该认识了。”
“我爱你以前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你母亲借你的泳衣在你肩膀上留下的肩带痕迹；当你紧张时，你会心不在焉地拉扯头发；抽完没有滤嘴的香烟后，你用中指和拇指捻起舌尖留下的烟丝；看电影时，你会微张着嘴；看书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用手盖住装在盘子里的烤鸡豆和坚果；你老是弄丢钥匙；因为你拒绝承认自己近视，所以总是眯起眼睛看东西。当你眯着眼睛望着遥远的某处时，我很清楚你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噢我的天！我带着恐惧与战栗爱着你内心我无法触及的部分，就如同我深爱着我所熟悉的你。”
看见镜中的朵儿肯·瑟芮脸上闪过一丝不安，卡利普闭上嘴。女人往梳妆台旁边的床上躺下。
“现在，到我这儿来，”她说，“一切都不值得，不值得，你懂吗？”但卡利普只是坐在那儿，迟疑不决。“难道你不喜欢你的朵儿肯·瑟芮？”她酸溜溜地加了一句，卡利普分不出那是真的还是装的。
“我喜欢。”
“你也喜欢我眨眼睛的样子，对不对？”
“我喜欢。”
“你很喜欢以前我在《马色拉海滩》里，风情万种地走下楼梯的姿态，在《我的狂野宝贝》里，我点烟的动作，还有在《麻辣俏妞》里，我拿着烟管抽烟的模样，对不对？”
“对。”
“那么，到我这儿来，我亲爱的。”
“我们再多聊一会儿。”
“嗯？”
卡利普沉思不语。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是一个律师。”
“我从前也有个律师，”女人说，“他拿光我所有的钱，却没办法替我要回登记在我丈夫名下的车子。车是我的，你懂吗？结果现在被某个贱货拿走了。56年的雪佛兰，消防车一样的火红色。律师有啥屁用，我问你，如果他连我的车都要不回来？你能去向我的丈夫要回我的车来吗？”
“我能。”卡利普说。
“你能？”女人满怀希望地说，“你能。你办到了，我就嫁给你。你将拯救我脱离我现在的人生，也就是，活在电影里的人生。我实在受够了当电影明星，这个弱智的国家以为电影明星不过是个妓女，称不上艺术家。我不是电影明星，我是艺术家，你懂吗？”
“当然。”
“你愿意娶我吗？”女人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可以开我的车去兜风。你愿意娶我吗？不过，你得先爱上我才行。”
“我愿意娶你。”
“不，不，你要问我……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
“朵儿肯，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是那样！要真诚地问，带着感情，像电影里面那样！可是你要先站起来。没有人会坐在椅子上向人求婚的。”
卡利普起身立正，好像准备唱国歌一样。“朵儿肯，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呢？”
“可是我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女人说，“发生了一场意外。”
“是什么，骑马吗？还是滑下栏杆跌倒了？”
“不，是熨衣服的时候。亏你还笑得出来，昨天我才听说苏丹要杀你呢。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我老是碰上已婚男人。”女人说，神情学自《我的狂野宝贝》。“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铁路局的营运状况。你认为今年哪一队会赢得世界杯？你想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觉得军方何时才会出面控制现在的无政府状态？你知道吗，你把头发剪一剪会比较好看。”
“不要搞人身攻击，”卡利普说，“很不礼貌。”
“我说了什么吗？”女人学朵儿肯·瑟芮那样张大眼睛，假装惊讶地眨呀眨。“我只是问，如果你娶了我，能不能替我把车子要回来？不，不对，我是说，如果你能替我把车子要回来，那么愿不愿意娶我？车牌号码是34JG，1919年5月19日，跟阿塔图克从萨姆松出兵解放安纳托利亚刚好是同一天。我亲爱的56年雪佛兰。”
“我相信是这样没错。”卡利普说。
“对呀。不过他们很快就要来敲门了，你的‘客人时间’就要到了。”
“土耳其文的说法是‘访客时间’。”
“什么？”
“钱不是问题。”卡利普说。
“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女人说。“那56年的雪佛兰就跟我的指甲一样红，颜色一模一样。我一根指甲断了，是吗？也许我的雪佛兰也撞到了什么东西。从前我每天都开着车到这里来，直到我那杂碎丈夫把它送给了那个贱货。所以这阵子以来，我都只有在街上才会看得到，我是指，车子。有时候我看到某个司机开着它在塔克西姆跑，有时候则在卡拉廓伊渡船头看到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坐在里面，等待客人招呼。那婊子对这台车有癖好，每隔两天就把车子漆成另一个颜色。有时候，瞧！它被漆成了栗子棕色，第二天又变成加了奶精的咖啡那种颜色，泛着金属光泽，还加装了灯泡。隔天，车上挂满了花圈，仪表板上头坐着一个洋娃娃，车子竟变成了一台粉红色的婚礼车！接着一星期之后，它被漆成了黑色，里面塞进六个黑胡子警察，信不信由你，现在它摇身一变成了警车！上面甚至写了‘警察’什么的，绝对没错。不过，当然它的车牌每次都会换，好故意叫我认不出来。”
“当然啦。”
“当然啦，”女人说，“什么警察或司机的，都是那婊子的伎俩，可我那瘪三丈夫根本毫不知情。有一天他就这样丢下我不告而别。曾经有人像这样丢下你不告而别吗？今天是几号？”
“十二号。”
“时间过得真快！你居然就让我劈里啪啦地讲个不停！你说不定想要来点什么特别的？尽管说，告诉我，我都依你。毕竟你是个有教养的男人，能够怪到什么地步？你身上带很多钱吗？你真的是有钱人吗？还是说像艾锡一样只是个卖菜的？不对，你是律师。来吧，说个谜语给我猜，律师先生。好吧，不然我来说一个：苏丹和博斯普鲁斯桥之间有什么差别？”
“问倒我了。”
“阿塔图克和穆罕默德之间呢？”
“我放弃。”
“你太容易放弃了！”女人说。她从梳妆台前起身，刚才她便一直对着梳妆镜看自己。她格格笑着，凑上卡利普的耳朵悄声说出答案，接着她用手臂环绕卡利普的脖子。“我们结婚吧，”她喃喃说道，“让我们登上卡夫山，让我们拥有彼此，让我们变成别人。娶我，娶我，娶我。”他们玩游戏似的接吻。这女人身上有什么地方让人联想起如梦吗？丝毫没有，但卡利普仍旧心满意足。他们跌进床里，然后女人做了某件事让他想起如梦，不过她做得跟如梦不完全相同。每次当如梦把舌头滑进卡利普嘴里时，他总会有点不悦地想，他的妻子在刹那间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此刻，假扮的朵儿肯·瑟芮把她那比如梦厚实的舌头伸进卡利普嘴里，有点霸道又有点温柔嬉闹，这时他却觉得，不同的并非他抱在怀里的女人，而是他自己，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别人。他感到异常亢奋。在女人游戏般的情绪刺激下，他们在床上缠斗扭打起来，从床的这一头滚到那一头，一会儿他压在她上面，一会儿又互换过来，仿佛置身于国产片中极度不写实的接吻场景。“你让我头晕！”女人说，仿效一个不在场的角色装出一副她真的晕了的样子。当卡利普发现他们可以在床尾的镜子里看见他们自己时，他才搞懂为什么这场微妙的翻滚过程总是不可缺少。女人愉悦地望着镜中的影像退去她的衣服，接着又脱掉卡利普的。他们两人像旁观者，一起望着镜中女人的各种把戏，一样接着一样，看得过瘾，就好像体操比赛的评审，仔细评量参赛者的各项指定动作，不过当然，他们的目光要和善得多。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在无声的弹簧床上跳上跳下，以致卡利普再也看不到镜子，这时女人说：“我们两个都变成了别人。”她问：“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但卡利普没有办法说出她想听的答案——他已经彻底投入其中。他听见女人说：“二乘二等于四，”又喃喃自语，“听呀，听呀，听呀！”接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什么有个苏丹和他可怜的王储，好像她在讲述某个传说故事，或是一场梦，用说故事特有的过去式文法。
“如果我是你，那么你就是我。”稍后，当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女人说。“那又怎样？如果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你，那又怎样？”她抛给他一个狐媚的微笑。“你还满意你的朵儿肯·瑟芮吗？”
“我喜欢她。”
“那么，拯救我脱离苦海，拯救我，带我离开这里，娶我，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私奔吧，我们结婚，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这副情景是从哪部片子，还是从哪个游戏里来的？卡利普也不确定。或许这真是女人想要的。她告诉卡利普，她不相信他结了婚，因为结过婚的男人她看多了。如果他俩真的去结婚，如果卡利普真有办法把她的56年雪佛兰弄到手，那么他们可以去博斯普鲁斯郊游，他们可以到埃米甘买哈发糕来吃，到塔拉布亚看海，去布约克迪尔找个地方吃饭。
“我不太喜欢布约克迪尔。”卡利普说。
“那样的话，你是白等他了，”女人说，“他永远不会来。”
“我并不急。”
“但我急，”女人固执地说，“我担心当他来临的时候我认不得他，我担心我会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我害怕当最后一个人。”
“‘他’是谁？”
女人神秘地一笑。“你难道没看过电影吗？你难道不晓得游戏的规则吗？你难道以为多嘴泄露这种事情的人，在这个国家里还能活下去吗？我可不想死。”
有人开始敲门，打断了她正在讲的故事——关于她有个朋友有一天神秘失踪，毫无疑问她是被谋杀了，尸体被丢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女人安静下来。当他要走出房门的时候，女人在后面朝他低语。
“我们全都在等他，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全都在等他。”
v14我们全都在等他
我对神秘的事物疯狂着迷。——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全都在等他。我们等他已经等了好几个世纪。我们有些人，受不了加拉塔桥上拥挤的人群，一边哀凄地凝视着金角湾铅灰色的流水，一边等待着他；有些人在苏底比两个房间的公寓里，一边朝怎么也烧不热的炉子里再扔进几根木头，一边等着；有些人一边踩着看似无止境的阶梯，爬上奇哈格区后巷里的一栋希腊式建筑，一边等待；有些人在安纳托利亚一个祥和小镇的酒馆里等待，面前摊开一份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做填字游戏打发时间，直到遇见朋友；有些人，一边幻想着自己即将登上报纸所展示的飞机，或是正要跨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或是拥美人入怀，一边等待。我们一边等待着他，一边忧伤地走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手里拿着用被读过不下百遍的报纸做成的纸袋，或是里头塞满苹果、散发出化学合成气味的塑料袋，或是会在我们指掌间留下紫红色压痕的菜市场网袋。坐在电影院里，我们一边观看某个周末夜里，一群壮硕的家伙打破瓶子和窗户，或是世界知名的甜美女郎展开一场愉快的冒险，一边在等待他。我们从妓院回来，那儿妓女的怀抱只让我们更觉寂寞；我们从酒馆出来，那儿的朋友总是讥嘲我们小小的执著；我们离开邻居的家，那儿吵闹的小孩始终不肯上床睡觉，吵得我们没法子好好听收音机。我们在大街上等待他。我们有些人说，他会首先出现在贫民窟最黑暗的角落，那儿的路灯已被街头贫童的弹弓打烂。也有人说，他将会现身于商店门口，在那里，罪恶的店家售卖全国赌马和运动乐透的彩券、色情杂志、玩具、烟草和保险套之类的东西。每个人都说，无论他最先出现在哪里，不管是在孩子们一天十二小时不停揉捏面团的肉饼店，还是千百只眼睛热切渴望融为同一只眼的电影院，或是天使般纯真的牧羊人被墓园柏树催眠睡去的绿野山坡，无论在哪里，第一个见到他的幸运儿将会立刻认出他来，并且倏然醒悟，那长如永恒又短如一瞬的等待，已经结束，救赎已近在眼前。
